三亚市图书馆

藤桥镇（过去习惯称为藤桥市）。早在唐朝时曾设过吉阳县（崖州所辖），自古以来是藤桥、林旺、英州、三道政治、经济贸易中心。
  1927年12月1日，我党领导藤桥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二战”期间在中国最南端爆发的一次农民暴动，它在我琼崖革命斗争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藤桥起义有什么重要意义，它在“二战”时期著名的琼崖农民暴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如何，后来对琼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从起义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课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的某一二个方面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
  一、起义的经过
  藤桥是原崖县（现三亚市）三区的一个墟，东距陵城约40公里，西距三亚约45公里，是崖县东路的咽喉。20年代的崖三区约有人口1万人，黎汉二族杂居，国民党政府设置在这里的治所是崖三区的警察署，另组织商团武装配合守卫。
  1927年6月，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做出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农村工作，建立革命武装镇压反革命武装。此时，在加积仲恺农工学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张开泰、占行诚、陈保甲、王植三等四人奉命回崖三区（藤桥、林旺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同时，准备建立农民武装。11月中旬，李茂文以特委党代表身份回崖县，传达上级党委关于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指示，正式决定在藤桥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由张良栋、张开泰、占行诚、陈保甲、王植三组成崖三区委作为起义的领导核心，张良栋任书记。12月1日凌晨，区委调集农民武装300多人围攻藤桥，很快就占领国民党三区警察署，其警兵30多人全部被我俘获缴械，署长邢诒炳乘乱遁逃。几天以后，起义队伍又攻破商团，缴枪50余支。起义的第二天，区委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李茂文当主席。同时，成立区农会、区妇会、区共青团和区少锋童子团等群众团体。此时，起义武装正式编建红军补充连，一个连约90人，农军四个连约400人，工人赤卫队50多人。区苏维埃诞生后就布告安民，惩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发动土地革命，掀起一场新的红色风暴。
  1928年1月上旬，琼崖特委再次下达暴动令，决定夺取东路各县，并部署徐成章率领东路红军攻打三亚、崖城。为实行特委这一重大决策，很有必要加强对全崖县党、政、军的统一指挥（其时，崖城、藤桥两地区的党组织尚未建立隶属关系）。故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当时已经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在驻陵城的特委委员陈垂斌的指导下，建立起中共崖县委员会，由李茂文任书记，张良栋任副书记，委员：陈保甲、张开泰、王植三。陈可源为军事指挥。①县委成立后，李茂文亲自到崖城向当地的四个党支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配合攻崖的准备工作，并抽调保平、崖中支部的一些党员骨干回藤桥担任领导职务。②1月中旬，在崖县军民的大力配合下，我东路红军一举攻克琼南军事重镇三亚。驻三亚的国民党县长王鸣亚所部向海上溃逃。
  三亚大捷后，本可乘胜直捣崖城，但因东路军奉命东调，而当时王鸣亚部也只是被我击溃，主力没有被消灭，故得以卷土重来，于2月下旬向我反扑。我军在竹络岭及林旺坡顽强阻击来犯之敌，兵力不支，退守藤桥。3月初敌人从海陆两路并进，完成对藤桥的合围。我军民奋力与敌激战十多天，后因弹尽援绝，谢育才率留守连向新村突围；我县、区党、政、群机关及红军（补充连）、农军300多人于3月19日撤退到保亭营，与原任我农军攻陵城指挥的王昭夷部会合（王系保亭人，曾投机革命）。因王昭夷暗中同王鸣亚勾结，于3月6日发动武装叛变，我主要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以下200余人遇害，部队完全散失，各领导机关解体。
  1929年3月，在保亭营事变中脱险的领导人张开泰奉命回藤桥附近的仲田岭创立革命根据地，重建崖三区委、区苏维埃以及农会、妇女、共青团等组织。
  1931年秋，中共陵崖县委及陵水苏维埃等领导机关也迁入仲田岭。1933年春，由于敌人纠集数倍于我的兵力反复围剿，形势恶化，我机关、部队被迫撤出，并在向西转移途中再度解体。其后，革命处于低潮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仲田岭根据地是我党在崖、陵、保、乐四县毗邻地区领导抗日斗争的主要游击基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它的范围更进一步扩大，最终与五指山中心根据地连成一体，迎来了全琼解放的伟大胜利。
  二、起义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藤桥起义是紧接陵水起义之后，琼南地区又一声春雷。其政治、军事影响远远超越自身的时空界限，对当时琼崖东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起推动作用。
  一是广泛地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沉重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藤桥位于崖、陵、保三县交界处，藤桥起义实际上是包括三县人民参加的一次边区武装革命大暴动。其基本队伍的组成，既有汉族也有黎族（黎族相当部分来自保亭县）；既以农民为主体，也有工人、城镇居民和渔民参加（渔民主要来自陵水县）；既有地方农民武装，也有远征驰援的红军部队（其中包括在藤桥扩编的连队）①。起义胜利后，参加攻夺三亚之战的武装队伍达到2500多人，长驱百里，所向披靡。论群众发动面的广泛，论军事成果之丰硕，论政治声势的浩大，论革命影响范围之广，这在当时琼岛爆发的一系列暴动中也是屈指可数的。藤桥起义与全琼各县“九月暴动”的革命烈火汇合，与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遥相呼应，起连锁反响的作用，形成不可阻挡的红色暴力的洪流，威慑、遏制和清算了蒋介石、汪精卫政权及其在琼崖的代理人无耻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藤桥的胜利如同“二战”时期党在全国范围内所领导的一百多次武装暴动所获得的胜利一样，对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当年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一个有力的拨正。在藤桥建立的崖县委、崖三区委、崖三区苏维埃，以及一批乡级苏维埃，使广大农民亲眼看到革命政权的实体，亲自尝到初次胜利的果实。藤桥的斗争使崖县地区的党组织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人民受到教育和鼓舞，受到锻炼和考验。同时，由于藤桥和三亚地处祖国宝岛的最南瑞，号称“天涯海角”，又有黎、汉、回、苗多民族杂居，在这里的武装起义具有政治地理方面的特征，对全局，对党心、军心、民心，有特殊的宣传鼓动作用。1928年6月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周恩来同志作组织报告，其组织资料中也列举了藤桥起义后建立的、存在时间很短的中共崖县委①。这至少可说明，上级党的领导，当年对藤桥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很重视的、有评价的。
  二是扩大了全琼农民暴动的成果，扩大了东路红区。藤桥起义使东路红军得以顺利地从陵城向西挺进一百多公里，使我东线地区建党、建政、建军的有效控制区域从三个县增加到四个县。如果说，当时东路红区是以乐会第四区至万宁县六连岭为中心的话，那藤桥就是这红区西部的一个前哨阵地。这个阵地的建立和巩固，把敌人的反革命部署全打乱了。回顾当年琼崖农民暴动风起云涌之时，琼南几个县国民党实力较强者，首推王鸣亚部。王以崖县县长兼南路“剿共”司令官的身份在三亚、崖城等地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联合乐、万、陵地区的反动势力，实行内外夹击，扼杀东路几个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发生藤桥暴动，使得王鸣亚自顾无暇，进退失据；再加上红军攻克三亚又使他损兵折将，丢了老窝，因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反革命部署，向西溃退。而我方则因此赢得时间，从容作好应变准备，减少了以后在敌人全面反扑时所遭受的损失。
  三是为红军提供一个良好的作战支点。东路红军最初西征三亚，以藤桥为大本营，集结兵力，寻找战机就近出击，因此能够稳操胜券，继而东进陵水、万宁，又以藤桥为殿后，由参谋长谢育才率精干部队留守，确保无后顾之忧。在几个月中我军东西回旋作战数百里，均以藤桥作为兵员饷械的补给基地。例如：1927年12月，由藤桥农军骨干组成的红军补充连，曾多次配合东路红军正面作战，成为主力连队之一；又如，1928年1月中旬，东路红军攻打三亚时，藤桥一带有一千多名农民武装投入正面作战；再如，同年1月下旬，红军东上陵、万地区之前，其红一连因在战斗中减员而在藤桥休整和扩编，扩编后，全连100多人中有72人是从藤桥输送入伍的。此外，藤桥的地方党、政、群机关还先后为红军筹集大批弹药、粮食、被服、药品等军用物资。①
  第二，藤桥起义全面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琼崖特委关于大暴动的一系列指示，是“二战”时期我党领导一个民族杂居地区一次成功的革命实践。1927年10月，南方局和省委制定《经营琼崖计划》，决计割据琼崖。11月上旬，琼崖特委传达南方局及省委指示，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把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四项任务结合起来，把琼崖的革命斗争推到一个新阶段。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当时，一些地区只偏重于武装暴动，存在单纯军事行动观点，斗争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规模很大，但持续时间太短，有的军事胜利了，但政治跟不上，有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但组织工作不扎实等等。当然，有不少地方是搞得比较好的，能够同时把四项任务结合起来，经受挫折而又能坚持下来的，藤桥起义就是其中之一。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从始至终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的建设紧紧抓住不放，并且在起义期间，连续掀起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积极开展土地革命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当起义遭到内外敌人的破坏，发生“保亭营事件”后，又能及时吸取教训，于1929年春，把红旗插上仲田岭，建设革命根据地。这时，距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的时间才四个月左右。这说明崖县党组织较早、较明确地接受了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指导思想。从1928年春至1933年底，藤桥起义坚持长达六年的带有开创性的斗争实践，对于积累和丰富党的斗争经验，对于我党从边区武装割据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革命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第三，藤桥起义后建立仲田岭根据地是海南岛支撑“23年红旗不倒”的一块重要阵地。仲田岭在崖、陵、保、乐四县毗邻处，南面是滨海平原，东向六连岭，西达尖峰岭，北入五指山，方圆绵延一百多平方公里，山高林密，地形险峻，机动回旋余地很大，能同时三线出击，钳制军事重镇榆林，外沿又有40多公里的海岸线，可以打开海上通道。藤桥起义受挫后，我党决定在仲田岭创立武装割据根据地，一方面在险要隘口围起栅寨，挖沟筑垒，凭险据守；一方面在中心地带设立起医院、学校、兵营、粮仓、练兵场及其他后勤营地，就全琼而言是为数不多的。它与万宁县的六连岭并立在琼崖南部，起到支撑危局的作用。我方凭借着这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从1929年春至1933年底，与敌方对峙五年左右，取得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期间，1931年10月，由于东路形势逆转，我陵崖县委、陵水苏维埃及其所属各部、委局、厂、群众团体等领导机关相继迁入根据地。并在此发出了县委的第1至第5号通告①；召开了全陵苏维埃代表大会；领导了本地区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斗争；后期还向西开辟新红区，建立了崖西区委和红五连②；全盛时期的仲田岭根据地已成为崖、陵、保三县的“小小井冈山”。1933年春，虽因局势不利，我机关部队被迫西撤，但也得以保存一批革命骨干，把火种播向琼西地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阶段，仲田岭是我陵崖保乐边区党委、边区办事处、崖乐县府、榆三县府、榆亚特区委、特区署等党政领导机关的驻地；也是我琼纵第三支队运动作战的重要营地和补给基地之一。1941年“三支”举行“小长征”，曾依托仲田岭根据地与敌周旋，最后胜利到达六连岭。1943年秋季，我“三支”从仲田岭出击，二次战胜日军。1945年夏季，“三支”和边区办事处在根据地救援了当时驾机与日军作战被击落空降的盟军飞行员（美籍），在战后交给美方，成为海南岛地区救援盟军抗日志愿军的成功战例，宣传和提高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赢得了国际影响。抗日胜利后，我“三支”曾从仲田岭挺进榆林附近的红沙驻扎，准备受降。前来交接被我援救的飞行员的美方联络上校也表示愿意劝说榆林日军向我缴械。后来虽因国民党的阻挠破坏而不能实现，但这一行动，张扬了我军的军威，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使日、伪和国民党陷于一片恐慌。从1948年起，我“三支”在仲田岭一带集结兵力，连续作战，取得了三个歼灭战的胜利，并长期牵制着榆亚要塞的大量兵力，在策应人民解放军最后解放榆林的战斗中起重要作用。
  英雄的仲田岭不愧为琼崖地区建立较早、坚持斗争时间较长的红色游击根据地之一，二十多年来，它巍然屹立南疆，为琼崖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藤桥起义者及后继的革命先辈们所建树的一座历史丰碑。
  三、关于经验教训
  藤桥起义之所以获得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由于有了党的正确的、坚强的领导。1927年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琼崖特委关于全琼农民大暴动的总体部署，是藤桥起义决策的依据和动力的源泉；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方四省秋收起义、广州公社起义以及海南岛的一系列农民暴动是促使藤桥起义时机成熟的政治因素；崖县党组织从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是保证藤桥起义成功的基本条件。1927年6月，共产党员张开泰等四人是直接受特委派遣回崖开辟农村阵地的，他们一回来就成立中共崖三区支部，接着，又发展党员扩建军田、风塘支部。不到三个月时间，藤桥、林旺地区陆续建立的支部（支校）已达19个，党员增加到100多人。从1927年底至1928年初，崖三区委、崖县委建立后，县、区、村三级党组织已健全，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当年，特委派来的党代表李茂文是起义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特委还调来二批干部（包括原乐会县委书记张良栋以及陈可源、王文源等）以加强对藤桥起义的领导。特委指令东路红军攻打三亚策应藤桥；在军事上起着决定性的支援作用。在准备阶段，党组织曾指派党员20多人加入当地农民的自发组织“维持公正会”，掌握了领导权：把该组织的成员扩充到800多人，并进而改造成为红色农会。党组织还安排党员在20多个自然村办平民夜校，筹建农民协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至1927年11月中旬，崖三区各乡村有组织的农会会员已达1500多人，参加起义的武装队伍正是以党员为骨干，以农会成员为主体组成的。显而易见，如果不是上级党的领导和支持，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革命先驱者起着先锋模范作用，那是绝不可能成功地组织和实行武装起义的。
  其二，明确指导思想，坚决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早在起义之前半年，我地下党就派人打入红土坎盐警署做内应，从而在起义前夕反掌之间就缴获盐警步枪12支，又没收土豪私藏长短枪十多支，收缴民间粉枪100余支，并利用大刀、长矛装备起800多人的农民武装，设置了四个连的农军建制。在攻陷敌崖三区警署后又借助东路红军的兵威，再破商团缴获各类步枪50余支，从而组建起一支武器较精、战斗力较强的红军补充连。到了起义高潮阶段，藤桥地方武装队伍已有常备兵员600多人，后备兵员1000多人。这支队伍参加了攻打三亚、陵城的攻坚战；参加了青田、竹络岭、龙江山墩坡的阻击战；参加了藤桥外围保卫战。从1927年12月至1928年3月近四个月中，连续作战十余次，经受严峻的考验，最后撤到保亭营时，尚保存实力200余人。
  “保亭营事变”之后，张开泰等同志返回仲田岭的时候，首先也是收集散失的武装，重建红军连，靠枪杆子打开局面。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仲田根据地又另外组成一支30多人的黎族民兵，担负起运输、巡逻、护卫等任务，直到解放。总之，始终抓住红军不放，抓住武装割据不放，这是藤桥起义获胜的主要经验，也是它留给革命后继者的好传统。
  其三，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把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调动千军万马投入战斗。
  一是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大搞农民运动。早在1926年秋，崖县党组织就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联合国民党左派建立崖县农民协会，在崖城、保港一带领导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其中最著名的为崖城地区，有农民、学生、商人等数千人参加反暴政浪潮。曾围困国民党县政府，使其断水断粮，最后，把反动县长陈宗舜撵下台，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7年秋，张开泰等人把农运引向县东部地区，并使其形成有领导核心、有严密组织、有明确斗争纲领的政治运动。这时藤桥、林旺一带，村级基地农会共有18个，会员约2000人。在党的领导下，农会做了9件大事：①办平民夜校，制造革命舆论；②破神权（打公）解脱思想束缚；③收藏枪支，秘密组织地下农军；④吃大户，开仓放粮；⑤杀豪霸，为民伸冤；⑥提倡男女平等，吸收妇女参加农会和红军；⑦焚契约，减租抗押；⑧改造会党，扩大队伍；⑨串联酝酿大暴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革命积蓄力量、锻炼队伍、酝酿时机，直接成为藤桥起义的政治先导和坚强后盾。
  二是强调工农团结。在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产业工人和城镇居民的组织发动工作。例如，在夺取盐警枪支和攻打三亚港时，我党曾争取盐田工人的秘密配合和直接参战，在建立区苏维埃之后，又以城镇手工业者和贫民为主，组成工人赤卫队，又由渔民建立一支拥有20多条船的海上巡逻队，共同保卫红色政权。这说明，实行工农联盟、建立主力军和同盟军革命战线的方针，在当年藤桥起义的斗争实践中已经初步得到贯彻。
  三是加强民族团结。通过争取黎族中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亚豪，发动半岭一带包括崖县、保亭两县的黎族武装农民500余人参加攻打三亚的战斗，成为“二战”时期我党开展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例子。
  四是讲究斗争策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随着形势的变化，提出不同的斗争目标，采用不同的斗争手段。例如，乡村农运工作，就经历三个小阶段的波浪式推进。其一，在改造农会组织时，利用了“维持公正”的农民口号，凡讲公道、讲正义的人都可入会。这样，既争取了民心，也迷惑了敌人，使农会组织迅速扩大。其二，在农民发动起来后，进一步把“维持公正”的口号付诸实践，举行抗租抗税斗争，要求合理解决农民负担。这既使农民获得实惠，也使农村的阶级矛盾表面化。这时，地主阶级在各村组织民团，妄图镇压农运，而农民也建立秘密武装，准备反抗。其三，在政治条件已经成熟的时机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行暴动。在一夜之间，农军分头攻破灶子欧九兴民团、龙江王守儒民团、椰子园、龙家坡村的龙鸿标、朱仕拔。处决了这些作恶多端的民团头目，扫除了乡村的拦路虎。同时，调集兵力，星夜向藤桥进击，一鼓作气占领了国民党的警察署，使敌没有喘息之机。
  又如，在斗争策略方面，注意利用敌人矛盾，掌握时机，各个击破。我农军围攻警署时，考虑到驻藤桥的商团人多枪多，但政治比较动摇，且与警署有摩擦，即暂用缓兵之计，主动提出农民不打商人，争取商团中立。等到攻克警署局势已定，我占有绝对军事优势时，才转而围困商团，逼令其5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
  再如，区苏维埃在宣布进行土地革命、惩罚奸商的政纲时，也宣布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使藤桥墟的经济秩序和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在当时，所有以上这些做法都是切合实际、深得民心的，达到了化阻力为助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封建反动势力的目的。
  藤桥起义当时曾被敌人一度镇压下去，其原因除了跟全国全岛的局势变化对我不利、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以及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必然的联系外，从主观上看，似应从以下几方面吸取教训。
  第一，未能及早实施土地革命，农民没有既得果实，在敌人反扑时，缺乏誓死保卫革命成果的决心。
  第二，红军攻打三亚，没有打好歼灭战，敌人主力未被消灭，给王鸣亚留下了伺机反扑的资本。
  第三，受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及早建立后方根据地，敌人反攻过来，反退无路，只能打阵地战孤军困守藤桥，军事上陷于被动。
  第四，缺乏斗争经验，警惕性不高。对于王昭夷勾结王鸣亚叛变革命的阴谋，虽然一时难于识破，但我部撤到保亭营时，农军尚有200余人，足以对王起威慑作用。问题在于我领导人思想麻痹，产生了两点失误：一是轻易泄露军机，犯了兵家大忌，把我军弹药告急的实际告诉王昭夷，使得他一面伪装帮我煮硝制药，一面敢于贸然发动兵变。二是我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均同时应王昭夷的邀请赴宴，被其中途伏击身亡，使我部陷于失去指挥的混乱状态，既无法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进行抵抗，也不能有效地组织人员疏散和撤走，从而招致200多人被捕被杀的惨重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