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仲田岭感怀
  朱兴琦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英豪。
  红米粉枪声远去，盘旋山道铭足迹。
  傲骨铮铮坚如铁，血肉筑起根据地。
  枪林弹雨当洗礼，威慑倭寇匪胆战。
  仲田山地英雄志，留取丹心照青史！
  崖县人民早期革命斗争片段与感想
  林庆墀
  红军东调进攻万宁，王鸣亚（原国民党崖县县长）趁机纠集地方反动民团反扑藤桥苏维埃，我军经过狠狠反击敌人之后，因枪弹缺乏，由李茂文等党政军领导，带领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以及部分革命群众撤出藤桥转入保亭营，目的是想靠王昭夷援助，不料王鸣亚早已利用大土豪黄鼎芬（当王昭夷秘书）前往策反王昭夷。正恰王昭夷想当陵水县苏维埃主席不达目的而对党不满，便和王鸣亚勾结，当我军进驻保亭营不久，王昭夷叛变，李茂文等几位领导人被害。李茂松（崖中学生）和藤桥的青年学生、农民赤卫队数十人被捕，押回崖城集中枪决。但是敌人的屠刀吓不倒真正的革命者，李茂忠等数人被押赴刑场沿途经过崖城东关市崖县中学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就义前高唱《国际歌》、《少先队歌》，慷慨激昂，气贯乾坤，使群众于悲痛之中深受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增强了革命斗志。当天晚上，崖城党组织贴出悼念诗句：“为党献躯赴刑场，怒目冷对敌刀枪，杀身成仁何足惜，丹心留与日争光。”①
  论藤桥武装起义
  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
  藤桥镇（过去习惯称为藤桥市）。早在唐朝时曾设过吉阳县（崖州所辖），自古以来是藤桥、林旺、英州、三道政治、经济贸易中心。
  1927年12月1日，我党领导藤桥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二战”期间在中国最南端爆发的一次农民暴动，它在我琼崖革命斗争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藤桥起义有什么重要意义，它在“二战”时期著名的琼崖农民暴动中的地位及作用如何，后来对琼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应从起义所经历的曲折道路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等，这些都是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的课题。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的某一二个方面提出一些探讨性的看法。
  一、起义的经过
  藤桥是原崖县（现三亚市）三区的一个墟，东距陵城约40公里，西距三亚约45公里，是崖县东路的咽喉。20年代的崖三区约有人口1万人，黎汉二族杂居，国民党政府设置在这里的治所是崖三区的警察署，另组织商团武装配合守卫。
  1927年6月，中共琼崖特委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精神做出决定，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农村工作，建立革命武装镇压反革命武装。此时，在加积仲恺农工学校学习的共产党员张开泰、占行诚、陈保甲、王植三等四人奉命回崖三区（藤桥、林旺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秘密发展党员，组织农会，同时，准备建立农民武装。11月中旬，李茂文以特委党代表身份回崖县，传达上级党委关于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指示，正式决定在藤桥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并由张良栋、张开泰、占行诚、陈保甲、王植三组成崖三区委作为起义的领导核心，张良栋任书记。12月1日凌晨，区委调集农民武装300多人围攻藤桥，很快就占领国民党三区警察署，其警兵30多人全部被我俘获缴械，署长邢诒炳乘乱遁逃。几天以后，起义队伍又攻破商团，缴枪50余支。起义的第二天，区委主持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告成立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李茂文当主席。同时，成立区农会、区妇会、区共青团和区少锋童子团等群众团体。此时，起义武装正式编建红军补充连，一个连约90人，农军四个连约400人，工人赤卫队50多人。区苏维埃诞生后就布告安民，惩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发动土地革命，掀起一场新的红色风暴。
  1928年1月上旬，琼崖特委再次下达暴动令，决定夺取东路各县，并部署徐成章率领东路红军攻打三亚、崖城。为实行特委这一重大决策，很有必要加强对全崖县党、政、军的统一指挥（其时，崖城、藤桥两地区的党组织尚未建立隶属关系）。故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当时已经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在驻陵城的特委委员陈垂斌的指导下，建立起中共崖县委员会，由李茂文任书记，张良栋任副书记，委员：陈保甲、张开泰、王植三。陈可源为军事指挥。①县委成立后，李茂文亲自到崖城向当地的四个党支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部署配合攻崖的准备工作，并抽调保平、崖中支部的一些党员骨干回藤桥担任领导职务。②1月中旬，在崖县军民的大力配合下，我东路红军一举攻克琼南军事重镇三亚。驻三亚的国民党县长王鸣亚所部向海上溃逃。
  三亚大捷后，本可乘胜直捣崖城，但因东路军奉命东调，而当时王鸣亚部也只是被我击溃，主力没有被消灭，故得以卷土重来，于2月下旬向我反扑。我军在竹络岭及林旺坡顽强阻击来犯之敌，兵力不支，退守藤桥。3月初敌人从海陆两路并进，完成对藤桥的合围。我军民奋力与敌激战十多天，后因弹尽援绝，谢育才率留守连向新村突围；我县、区党、政、群机关及红军（补充连）、农军300多人于3月19日撤退到保亭营，与原任我农军攻陵城指挥的王昭夷部会合（王系保亭人，曾投机革命）。因王昭夷暗中同王鸣亚勾结，于3月6日发动武装叛变，我主要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以下200余人遇害，部队完全散失，各领导机关解体。
  1929年3月，在保亭营事变中脱险的领导人张开泰奉命回藤桥附近的仲田岭创立革命根据地，重建崖三区委、区苏维埃以及农会、妇女、共青团等组织。
  1931年秋，中共陵崖县委及陵水苏维埃等领导机关也迁入仲田岭。1933年春，由于敌人纠集数倍于我的兵力反复围剿，形势恶化，我机关、部队被迫撤出，并在向西转移途中再度解体。其后，革命处于低潮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仲田岭根据地是我党在崖、陵、保、乐四县毗邻地区领导抗日斗争的主要游击基地。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它的范围更进一步扩大，最终与五指山中心根据地连成一体，迎来了全琼解放的伟大胜利。
  二、起义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藤桥起义是紧接陵水起义之后，琼南地区又一声春雷。其政治、军事影响远远超越自身的时空界限，对当时琼崖东线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起推动作用。
  一是广泛地唤起人民群众的觉醒，沉重打击敌人的反革命气焰。藤桥位于崖、陵、保三县交界处，藤桥起义实际上是包括三县人民参加的一次边区武装革命大暴动。其基本队伍的组成，既有汉族也有黎族（黎族相当部分来自保亭县）；既以农民为主体，也有工人、城镇居民和渔民参加（渔民主要来自陵水县）；既有地方农民武装，也有远征驰援的红军部队（其中包括在藤桥扩编的连队）①。起义胜利后，参加攻夺三亚之战的武装队伍达到2500多人，长驱百里，所向披靡。论群众发动面的广泛，论军事成果之丰硕，论政治声势的浩大，论革命影响范围之广，这在当时琼岛爆发的一系列暴动中也是屈指可数的。藤桥起义与全琼各县“九月暴动”的革命烈火汇合，与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遥相呼应，起连锁反响的作用，形成不可阻挡的红色暴力的洪流，威慑、遏制和清算了蒋介石、汪精卫政权及其在琼崖的代理人无耻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滔天罪行。藤桥的胜利如同“二战”时期党在全国范围内所领导的一百多次武装暴动所获得的胜利一样，对敌人是一次迎头痛击，对当年曾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是一个有力的拨正。在藤桥建立的崖县委、崖三区委、崖三区苏维埃，以及一批乡级苏维埃，使广大农民亲眼看到革命政权的实体，亲自尝到初次胜利的果实。藤桥的斗争使崖县地区的党组织和党所领导的革命人民受到教育和鼓舞，受到锻炼和考验。同时，由于藤桥和三亚地处祖国宝岛的最南瑞，号称“天涯海角”，又有黎、汉、回、苗多民族杂居，在这里的武装起义具有政治地理方面的特征，对全局，对党心、军心、民心，有特殊的宣传鼓动作用。1928年6月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周恩来同志作组织报告，其组织资料中也列举了藤桥起义后建立的、存在时间很短的中共崖县委①。这至少可说明，上级党的领导，当年对藤桥革命形势的发展是很重视的、有评价的。
  二是扩大了全琼农民暴动的成果，扩大了东路红区。藤桥起义使东路红军得以顺利地从陵城向西挺进一百多公里，使我东线地区建党、建政、建军的有效控制区域从三个县增加到四个县。如果说，当时东路红区是以乐会第四区至万宁县六连岭为中心的话，那藤桥就是这红区西部的一个前哨阵地。这个阵地的建立和巩固，把敌人的反革命部署全打乱了。回顾当年琼崖农民暴动风起云涌之时，琼南几个县国民党实力较强者，首推王鸣亚部。王以崖县县长兼南路“剿共”司令官的身份在三亚、崖城等地大肆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妄图联合乐、万、陵地区的反动势力，实行内外夹击，扼杀东路几个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但是，由于发生藤桥暴动，使得王鸣亚自顾无暇，进退失据；再加上红军攻克三亚又使他损兵折将，丢了老窝，因而，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反革命部署，向西溃退。而我方则因此赢得时间，从容作好应变准备，减少了以后在敌人全面反扑时所遭受的损失。
  三是为红军提供一个良好的作战支点。东路红军最初西征三亚，以藤桥为大本营，集结兵力，寻找战机就近出击，因此能够稳操胜券，继而东进陵水、万宁，又以藤桥为殿后，由参谋长谢育才率精干部队留守，确保无后顾之忧。在几个月中我军东西回旋作战数百里，均以藤桥作为兵员饷械的补给基地。例如：1927年12月，由藤桥农军骨干组成的红军补充连，曾多次配合东路红军正面作战，成为主力连队之一；又如，1928年1月中旬，东路红军攻打三亚时，藤桥一带有一千多名农民武装投入正面作战；再如，同年1月下旬，红军东上陵、万地区之前，其红一连因在战斗中减员而在藤桥休整和扩编，扩编后，全连100多人中有72人是从藤桥输送入伍的。此外，藤桥的地方党、政、群机关还先后为红军筹集大批弹药、粮食、被服、药品等军用物资。①
  第二，藤桥起义全面地执行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琼崖特委关于大暴动的一系列指示，是“二战”时期我党领导一个民族杂居地区一次成功的革命实践。1927年10月，南方局和省委制定《经营琼崖计划》，决计割据琼崖。11月上旬，琼崖特委传达南方局及省委指示，进一步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决定把武装割据、政权建设、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四项任务结合起来，把琼崖的革命斗争推到一个新阶段。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当时，一些地区只偏重于武装暴动，存在单纯军事行动观点，斗争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规模很大，但持续时间太短，有的军事胜利了，但政治跟不上，有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但组织工作不扎实等等。当然，有不少地方是搞得比较好的，能够同时把四项任务结合起来，经受挫折而又能坚持下来的，藤桥起义就是其中之一。起义的组织领导者从始至终对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地方武装的建设紧紧抓住不放，并且在起义期间，连续掀起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积极开展土地革命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当起义遭到内外敌人的破坏，发生“保亭营事件”后，又能及时吸取教训，于1929年春，把红旗插上仲田岭，建设革命根据地。这时，距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的时间才四个月左右。这说明崖县党组织较早、较明确地接受了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指导思想。从1928年春至1933年底，藤桥起义坚持长达六年的带有开创性的斗争实践，对于积累和丰富党的斗争经验，对于我党从边区武装割据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中国革命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贡献的。
  第三，藤桥起义后建立仲田岭根据地是海南岛支撑“23年红旗不倒”的一块重要阵地。仲田岭在崖、陵、保、乐四县毗邻处，南面是滨海平原，东向六连岭，西达尖峰岭，北入五指山，方圆绵延一百多平方公里，山高林密，地形险峻，机动回旋余地很大，能同时三线出击，钳制军事重镇榆林，外沿又有40多公里的海岸线，可以打开海上通道。藤桥起义受挫后，我党决定在仲田岭创立武装割据根据地，一方面在险要隘口围起栅寨，挖沟筑垒，凭险据守；一方面在中心地带设立起医院、学校、兵营、粮仓、练兵场及其他后勤营地，就全琼而言是为数不多的。它与万宁县的六连岭并立在琼崖南部，起到支撑危局的作用。我方凭借着这块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从1929年春至1933年底，与敌方对峙五年左右，取得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期间，1931年10月，由于东路形势逆转，我陵崖县委、陵水苏维埃及其所属各部、委局、厂、群众团体等领导机关相继迁入根据地。并在此发出了县委的第1至第5号通告①；召开了全陵苏维埃代表大会；领导了本地区的第二次土地革命斗争；后期还向西开辟新红区，建立了崖西区委和红五连②；全盛时期的仲田岭根据地已成为崖、陵、保三县的“小小井冈山”。1933年春，虽因局势不利，我机关部队被迫西撤，但也得以保存一批革命骨干，把火种播向琼西地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阶段，仲田岭是我陵崖保乐边区党委、边区办事处、崖乐县府、榆三县府、榆亚特区委、特区署等党政领导机关的驻地；也是我琼纵第三支队运动作战的重要营地和补给基地之一。1941年“三支”举行“小长征”，曾依托仲田岭根据地与敌周旋，最后胜利到达六连岭。1943年秋季，我“三支”从仲田岭出击，二次战胜日军。1945年夏季，“三支”和边区办事处在根据地救援了当时驾机与日军作战被击落空降的盟军飞行员（美籍），在战后交给美方，成为海南岛地区救援盟军抗日志愿军的成功战例，宣传和提高了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赢得了国际影响。抗日胜利后，我“三支”曾从仲田岭挺进榆林附近的红沙驻扎，准备受降。前来交接被我援救的飞行员的美方联络上校也表示愿意劝说榆林日军向我缴械。后来虽因国民党的阻挠破坏而不能实现，但这一行动，张扬了我军的军威，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使日、伪和国民党陷于一片恐慌。从1948年起，我“三支”在仲田岭一带集结兵力，连续作战，取得了三个歼灭战的胜利，并长期牵制着榆亚要塞的大量兵力，在策应人民解放军最后解放榆林的战斗中起重要作用。
  英雄的仲田岭不愧为琼崖地区建立较早、坚持斗争时间较长的红色游击根据地之一，二十多年来，它巍然屹立南疆，为琼崖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藤桥起义者及后继的革命先辈们所建树的一座历史丰碑。
  三、关于经验教训
  藤桥起义之所以获得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由于有了党的正确的、坚强的领导。1927年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贯彻，南方局和广东省委的指示，琼崖特委关于全琼农民大暴动的总体部署，是藤桥起义决策的依据和动力的源泉；党所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南方四省秋收起义、广州公社起义以及海南岛的一系列农民暴动是促使藤桥起义时机成熟的政治因素；崖县党组织从政治、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是保证藤桥起义成功的基本条件。1927年6月，共产党员张开泰等四人是直接受特委派遣回崖开辟农村阵地的，他们一回来就成立中共崖三区支部，接着，又发展党员扩建军田、风塘支部。不到三个月时间，藤桥、林旺地区陆续建立的支部（支校）已达19个，党员增加到100多人。从1927年底至1928年初，崖三区委、崖县委建立后，县、区、村三级党组织已健全，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当年，特委派来的党代表李茂文是起义的具体组织者和指挥者。特委还调来二批干部（包括原乐会县委书记张良栋以及陈可源、王文源等）以加强对藤桥起义的领导。特委指令东路红军攻打三亚策应藤桥；在军事上起着决定性的支援作用。在准备阶段，党组织曾指派党员20多人加入当地农民的自发组织“维持公正会”，掌握了领导权：把该组织的成员扩充到800多人，并进而改造成为红色农会。党组织还安排党员在20多个自然村办平民夜校，筹建农民协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至1927年11月中旬，崖三区各乡村有组织的农会会员已达1500多人，参加起义的武装队伍正是以党员为骨干，以农会成员为主体组成的。显而易见，如果不是上级党的领导和支持，如果没有一批优秀的革命先驱者起着先锋模范作用，那是绝不可能成功地组织和实行武装起义的。
  其二，明确指导思想，坚决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早在起义之前半年，我地下党就派人打入红土坎盐警署做内应，从而在起义前夕反掌之间就缴获盐警步枪12支，又没收土豪私藏长短枪十多支，收缴民间粉枪100余支，并利用大刀、长矛装备起800多人的农民武装，设置了四个连的农军建制。在攻陷敌崖三区警署后又借助东路红军的兵威，再破商团缴获各类步枪50余支，从而组建起一支武器较精、战斗力较强的红军补充连。到了起义高潮阶段，藤桥地方武装队伍已有常备兵员600多人，后备兵员1000多人。这支队伍参加了攻打三亚、陵城的攻坚战；参加了青田、竹络岭、龙江山墩坡的阻击战；参加了藤桥外围保卫战。从1927年12月至1928年3月近四个月中，连续作战十余次，经受严峻的考验，最后撤到保亭营时，尚保存实力200余人。
  “保亭营事变”之后，张开泰等同志返回仲田岭的时候，首先也是收集散失的武装，重建红军连，靠枪杆子打开局面。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仲田根据地又另外组成一支30多人的黎族民兵，担负起运输、巡逻、护卫等任务，直到解放。总之，始终抓住红军不放，抓住武装割据不放，这是藤桥起义获胜的主要经验，也是它留给革命后继者的好传统。
  其三，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把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起来，调动千军万马投入战斗。
  一是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大搞农民运动。早在1926年秋，崖县党组织就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联合国民党左派建立崖县农民协会，在崖城、保港一带领导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其中最著名的为崖城地区，有农民、学生、商人等数千人参加反暴政浪潮。曾围困国民党县政府，使其断水断粮，最后，把反动县长陈宗舜撵下台，取得了重大胜利。
  1927年秋，张开泰等人把农运引向县东部地区，并使其形成有领导核心、有严密组织、有明确斗争纲领的政治运动。这时藤桥、林旺一带，村级基地农会共有18个，会员约2000人。在党的领导下，农会做了9件大事：①办平民夜校，制造革命舆论；②破神权（打公）解脱思想束缚；③收藏枪支，秘密组织地下农军；④吃大户，开仓放粮；⑤杀豪霸，为民伸冤；⑥提倡男女平等，吸收妇女参加农会和红军；⑦焚契约，减租抗押；⑧改造会党，扩大队伍；⑨串联酝酿大暴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为革命积蓄力量、锻炼队伍、酝酿时机，直接成为藤桥起义的政治先导和坚强后盾。
  二是强调工农团结。在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对产业工人和城镇居民的组织发动工作。例如，在夺取盐警枪支和攻打三亚港时，我党曾争取盐田工人的秘密配合和直接参战，在建立区苏维埃之后，又以城镇手工业者和贫民为主，组成工人赤卫队，又由渔民建立一支拥有20多条船的海上巡逻队，共同保卫红色政权。这说明，实行工农联盟、建立主力军和同盟军革命战线的方针，在当年藤桥起义的斗争实践中已经初步得到贯彻。
  三是加强民族团结。通过争取黎族中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亚豪，发动半岭一带包括崖县、保亭两县的黎族武装农民500余人参加攻打三亚的战斗，成为“二战”时期我党开展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和统战工作的一个成功例子。
  四是讲究斗争策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随着形势的变化，提出不同的斗争目标，采用不同的斗争手段。例如，乡村农运工作，就经历三个小阶段的波浪式推进。其一，在改造农会组织时，利用了“维持公正”的农民口号，凡讲公道、讲正义的人都可入会。这样，既争取了民心，也迷惑了敌人，使农会组织迅速扩大。其二，在农民发动起来后，进一步把“维持公正”的口号付诸实践，举行抗租抗税斗争，要求合理解决农民负担。这既使农民获得实惠，也使农村的阶级矛盾表面化。这时，地主阶级在各村组织民团，妄图镇压农运，而农民也建立秘密武装，准备反抗。其三，在政治条件已经成熟的时机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进行暴动。在一夜之间，农军分头攻破灶子欧九兴民团、龙江王守儒民团、椰子园、龙家坡村的龙鸿标、朱仕拔。处决了这些作恶多端的民团头目，扫除了乡村的拦路虎。同时，调集兵力，星夜向藤桥进击，一鼓作气占领了国民党的警察署，使敌没有喘息之机。
  又如，在斗争策略方面，注意利用敌人矛盾，掌握时机，各个击破。我农军围攻警署时，考虑到驻藤桥的商团人多枪多，但政治比较动摇，且与警署有摩擦，即暂用缓兵之计，主动提出农民不打商人，争取商团中立。等到攻克警署局势已定，我占有绝对军事优势时，才转而围困商团，逼令其50余人，全部缴械投降。
  再如，区苏维埃在宣布进行土地革命、惩罚奸商的政纲时，也宣布了保护中小商人的政策，使藤桥墟的经济秩序和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在当时，所有以上这些做法都是切合实际、深得民心的，达到了化阻力为助力，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最顽固的封建反动势力的目的。
  藤桥起义当时曾被敌人一度镇压下去，其原因除了跟全国全岛的局势变化对我不利、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以及革命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必然的联系外，从主观上看，似应从以下几方面吸取教训。
  第一，未能及早实施土地革命，农民没有既得果实，在敌人反扑时，缺乏誓死保卫革命成果的决心。
  第二，红军攻打三亚，没有打好歼灭战，敌人主力未被消灭，给王鸣亚留下了伺机反扑的资本。
  第三，受当时党内“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有及早建立后方根据地，敌人反攻过来，反退无路，只能打阵地战孤军困守藤桥，军事上陷于被动。
  第四，缺乏斗争经验，警惕性不高。对于王昭夷勾结王鸣亚叛变革命的阴谋，虽然一时难于识破，但我部撤到保亭营时，农军尚有200余人，足以对王起威慑作用。问题在于我领导人思想麻痹，产生了两点失误：一是轻易泄露军机，犯了兵家大忌，把我军弹药告急的实际告诉王昭夷，使得他一面伪装帮我煮硝制药，一面敢于贸然发动兵变。二是我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李茂文、张良栋、陈可源均同时应王昭夷的邀请赴宴，被其中途伏击身亡，使我部陷于失去指挥的混乱状态，既无法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进行抵抗，也不能有效地组织人员疏散和撤走，从而招致200多人被捕被杀的惨重损失。
  找党
  林诗耀
  1932年8月，敌人向琼崖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在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独立师主力遭受严重损失，琼崖革命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困境。
  我们仲田苏区的30名红军战士、地方党政同志，历尽艰难险阻，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跋涉100多公里，到达莺歌海地区，按照陵崖县委的决定，于1933年初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崖西红五连，由陈文光任连长，陈世德任副连长，林鸿蛟（林豪）任指导员，在莺歌海一带坚持斗争。
  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鲜血的崖县反动县长王鸣亚得知我们在莺歌海地区活动后，又率敌兵气势汹汹地扑来，我们从红军反围剿失败中吸取了血的教训，在敌人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不能把部队拼光拼完。为了保存这支弱小的队伍，我们决定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待机再重整旗鼓。于是，大约有一个排回到六弓、仲田一带，有一些同志暂时回家去当农民或渔民。张开泰、林鸿蛟和我则带领十多人由林克泽同志带路，到感恩新村坳潜伏下来。
  我们到达新村坳后，通过林克泽的亲戚打听到有一家准备出卖荒芜了的盐田，我便设法借了25块光洋，买来水车和晒盐的工具，租下盐田，一起做晒盐的营生。在盐田不远处有一座破庙，我们便以破庙为家，把带来的枪支弹药涂上牛油，用布片、麻袋等包好，埋在盐田附近的高坡上，只留下我和张开泰随身带的两支驳壳枪，以防不测。
  我们虽然有了落脚谋生的地方，但晒盐的生活是很苦的。那时经济萧条，盐价很低，晒盐所得的钱实在难于糊口，一个月难得吃上一顿米饭，顿顿是盐巴送番薯稀饭。好在我们还能靠海吃海，隔三五天去赶海，抓些狗母鱼、小螃蟹来改善生活。当时，尽管革命处于低潮，到处是白色恐怖，但同志们心中时刻惦记着党，坚信黑暗过去就会出现曙光，共产党和红军是消灭不了的。同志们自己动手制笛子、二胡，空闲时就吹拉起来，唱琼剧小调，给艰苦的生活带来了不少乐趣。
  为了找到党组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派人到各地去。感恩、昌江一带盛产瓜子，我和张开泰曾先后以做瓜子生意为掩护，到新街、四更一带去打听，但始终没有得到党组织的消息。
  烈火炼真金。在艰难的考验中，有的人意志更加坚强，也有个别人动摇了。有一天，我和张开泰到新街去找党组织，二排长陈天贵和两个班长串通，偷走我们藏在破庙顶上的两支驳壳枪出逃了。我和张开泰回来后，立刻和林豪、林克泽等人一起研究防范措施，认为不能再待在新村坳搞盐田了，必须立即分散隐蔽。决定由林诗润带领部分同志重回六弓；另一部分同志则到感恩各地去自寻职业，我和张开泰北上琼山、海口找党组织。
  我们北上是沿着海岸线走的。为了避开敌人的封锁线，我们尽量选择那些最难走、最隐蔽的小路，而且经常是利用夜晚或雨天行人少的机会赶路。一路上，我们东躲西藏，随机应变，混过了警察、暗探的多次盘问，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海口市，然后，又秘密地潜回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大革命时期是红色区域，有不少人参加了革命，我和张开泰觉得在这里找党兴许有希望。但是，在白色恐怖下，这里的危险性更大。为了防止被敌人认出，我俩不敢露面，只能让家人亲友四处代为打听。那时候，党的活动早已转入地下，我们找了近一个月，还是没有音讯。没有办法，张开泰只好返回感恩去向大家报告情况，我则以南洋客的身份去公开露面寻找。找了一段时间，还是找不到。我不死心，又经亲戚介绍，到海口二庙小学去当教师，以教书作掩护继续寻找。后来，我打听到，雷州半岛的徐闻一带有在1927年大屠杀时逃亡到那里的吴必兴、陈瑞敏等党员，便又怀着一线希望渡海去寻访。谁知，经历了无数艰险之后，还是失望而归。一次又一次地寻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但我们始终没有心灰意冷，始终坚信：琼崖党组织一定还在坚持着斗争，我们一定会回到党的怀抱。
  后来，和党组织接上关系的林克泽同志带给我一封特委的信件，我捧着特委的信，热泪盈眶，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我们什么都不怕了，我们满怀信心地又去迎接新的战斗。
  军田交通联络站
  王传录
  藤桥起义失利后，革命遭受到严重摧残，革命处于低潮。1929年初，根据琼崖特委的指示，张开泰同志返回仲田岭恢复党的组织，恢复革命工作。当时存在三个困难：第一是粮食、日用品等物资困难；第二是联系接头、传递情报困难；第三是经过敌人摧残后，群众心有余悸，发动群众工作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开展工作，建立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张开泰同志亲自下到仲田岭相距有5公里远的军田村，布置我在这里建立一个交通联络站。
  这个联络站的任务，一是联系、接头、带送革命同志上仲田岭革命根据地，使革命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不断扩大革命队伍。首先是接头联系工作，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藤桥革命失败后，组织解体，人员死的死，散的散，革命斗争处于潜伏状态。重新恢复的组织进行秘密活动，不了解同志的下落情况，同志也找不到组织，因此把队伍组织起来，这是非常迫切的任务。为了搞好这一工作，第一个方法是假装做货郎担下村叫卖，进行广泛接触使同志们找到组织。例如，开始张开泰同志派谢文山同志来到我家里接头，我安排谢文山同志做糖果挑下村去叫卖，并对谢文山同志讲：你卖糖果时若见到你认识的革命同志就介绍来我家。1929年某月，谢文山同志介绍林鸿蛟同志来到我家，我将林鸿蛟同志的情况向张开泰同志报告，张开泰同志问我：这人叫什么名？为什么到这里来？我讲：他叫林鸿蛟，接不上革命队伍需要找到队伍，因此到这里。张开泰同志听后就叫我带林鸿蛟同志上仲田岭。第二个方法是：有陌生人来找组织，要设法让张开泰同志偷偷看过批准了才带上仲田岭。那时候张开泰同志布置建站时就对我讲过：凡是你认识的革命同志找组织你就带上仲田岭，你一时不认识的人，就要设法带到别的地方让我看过才准带上仲田岭。一次，有一名叫高球的同志，假装拿一个金钱铜锣来卖，查问张开泰同志是否还活？我不认识他便假意说：“已死了。”他又说：“听说还活呢。”我讲：“你查张开泰同志做乜？”①他说：“我与张开泰同志过去是同志，一起做过革命”等等。我去问张开泰同志是有这回事，我才敢带高球同志上仲田岭。第三个方法是：经有联系的交通联络站介绍来的革命同志我就带上仲田岭。如，1929年9月，琼海符致雄同志经土福湾交通联络站负责人李仕刚同志介绍来我家过一夜，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带符致雄同志上仲田岭。
  二是发动群众组织运送粮食、物资上仲田岭支持岭上的革命同志。革命低潮，敌人封锁控制非常严密，张开泰同志回来恢复工作，开始生活特别困难，粮盐醋酱、日用品缺乏，只能靠地下组织发动群众一点一滴地支持，后来情况才慢慢好转过来。抗战时期，很多米、咸鱼都放在我家。有一次，我组织田岸村、喃头岭村的群众把几千公斤鱼和米，送交黎亚吉同志（民兵中队长）转上仲田岭支持革命同志。
  三是做传递情报工作。主要是了解敌人的动态，打击敌人。开始恢复工作，我们几乎没有武器，只有设法从敌人手中把武器夺过来武装自己，才能够更好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因此通过情报消灭敌人是有效办法。1929年5月某日，国民党龙江反动民团副团长黄仕贤带十多名兵去藤桥市，我发现后马上传递这一情报，张开泰同志就布置武装人员在白头田的公路边埋伏袭击，缴获十几支枪，黄仕贤被当场击毙。我是这个站的负责人，联系点在我家里。我全家革命，我的父亲王启录支持革命被藤桥保甲团抓去，后求人担保才释放出来。我的妻子李金莲也支持革命，革命需要她去买纸她就去买纸，需要她去买布她就去买布，需要她送粮上仲田岭她就去送粮上仲田岭，她经常为这个交通联络站操心奔忙。
  敌人经常来摧残我的家。有一次，我发动群众挑粮去仲田村，日本汉奸周行昌通风报信，挑粮的群众返村时，日军跟下村来，我预料可能要出事，果然不出所料，那天夜里日军就来包围我的家，抄家烧屋，第二天又来抢走我家一头牛。那时我冒着生命危险走上仲田岭避难，后来才回田岸村找周亚丰等同志，采取更加隐蔽的方法坚持斗争，坚持做交通联络站的工作，一直到1946年“北撤”时为止。
  仲田岭民兵中队
  黎亚吉
  仲田岭是革命的老根据地，早在民国十八年（1929）张开泰、林诗润、占行诚等人就住在仲田岭上，先后建立党组织，成立苏维埃政府，驻有党政工作人员和红军、赤卫队共二三百人。设立操场、开挖战壕、建立排寨以及养牛、种植农作物，革命和生产热气腾腾。仲田村当时也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有谭亚桂、蓝德安、符忠法、周亚永，谭亚桂任支部书记。这里的革命贯穿着陵水、保亭和乐东一带。
  民国二十二年（1933），王鸣亚、陈汉光多次围剿仲田岭并实行移民并村，封锁群众与共产党的联系，迫得仲田岭上的共产党领导机关和军队采取战略转移，暂时撤离仲田岭。仲田村的群众也被王鸣亚烧毁房屋、抢劫耕牛物资，没法生活，党支部书记谭亚桂便领十多户人家迁居岭脚塘，这时仲田蛉地区的革命工作暂处于低潮。
  日本鬼子侵琼以后，1942年底，张开泰同志带领驳壳枪班返回仲田岭，重新开展工作。张开泰同志一回到就通知我去会见他，我们看见共产党回来了很高兴。开泰同志首先给我交代了任务：一是找水源，二是盖房子。我接受任务后，找到了水源再发动仲田村、北山村五六十户人砍木料、割茅草，在仲田岭上盖起了一批房子，从这时起就在这里建立陵崖保乐办事处，领导崖县、陵水、保亭、乐东四县建党建政，发展基层工作，进行抗日斗争。在仲田岭麓周围（包括仲田村、喃头岭、甘什等村）建立赤峰乡政府领导这一地区开展工作。随着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开泰同志给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民兵队伍。我把仲田村的32名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支民兵中队，每人配备一支粉药枪，上级委任我当中队长。这支民兵中队的主要任务：一是运输粮食、鱼、盐等生活日用物资；二是建设仓库藏粮保粮。当时仲田岭根据地收藏粮设四个点：仲田点、喃头点、岭脚塘点、湾应点。仲田点由我直接负责。这里设有17个仓库分布在山沟里、岭顶上。负责收藏仲田北山、林旺、江前、下丈、打狗坡、大堆、灶子、新村、庄头、大灶、龙江、港尾、田尾、洪村、风塘、军田、番园、石姆龙等村的粮食。喃头点由苏运祥、高亚九负责，收藏南山、海罗、藤桥、那脚、赤田、东翠村、上园、走马园、扁担丘、田岸新村、内蛹、高土、福祥园、甘什等村的粮食。岭脚塘和湾应点，分别由谭亚桂、符忠法负责，收藏湾坡、草厂、岭脚塘、湾应、青田、石龟等村的粮食。当时筹粮的方法是指派民间富户，同时发动群众自报献粮，有多献多有少献少。先由各村保甲长挨家挨户收齐，然后转交我们民兵护送到点。我们的民兵就是经常回旋在各个村庄送粮护粮，保证粮食的安全。有一次，20多人送粮到岭脚塘，日本鬼子发现追来夺粮，被我们民兵竖起红旗组织阻击，把敌人打跑了，保住了粮食。我们所筹的粮都是供应党政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琼崖纵队五总四团、五团经常来往驻仲田岭，所需的粮、盐、菜都是我们负责组织供应的。到解放前夕，我们筹藏的粮食还剩十多万斤，后已全部上缴给部队。
  回忆仲田岭根据地的妇女工作
  韩岐姬
  1942年底，琼崖特委派张开泰同志到陵崖保乐地区，成立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主要立脚点是在仲田岭根据地。同时成立妇女工作组，组长由我担任，组员有吴洪美等同志。
  当时正在进行抗日斗争，我们的任务是：做好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思想认识和组织发动抗日工作。首先向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的滔天罪行，并指出，日本侵略我们的国家，屠杀我们的同胞，强奸我们的姐妹，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汉奸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败类。因此，只有全体同胞不分男女老幼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消灭汉奸，才能保卫国家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其次是做好组织工作，动员男女青年上前线参军参战。
  在宣传教育活动中，我们用口头宣传并根据当地群众的特点编唱了一些抗日土歌、民歌。例如，较流行的一首土歌内容是：“咯咯机关枪哟，隆隆大炮响，日本鬼子占我家乡，杀死爹爹，又抓走亲爱的娘娘，叫爹爹不应，叫娘娘不知，剩下我们一群孤儿，哭啼有啥用，去参加独立队，打倒日本鬼，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的宣传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纷纷要求我们到他们的村庄去宣传。群众关心我们、支持我们、保护我们到他们乡村进行宣传教育活动，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忍及汉奸卖国贼的罪恶。在人民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我们就深入到仲田岭根据地周围的村庄，如石姆龙、白土田、风塘、庄头、大灶等村成立妇女小组、姐妹会、识字班、青抗会、民兵等组织，经常和她们一起开会，教她们识字。由于当时环境条件困难，只能用手指或树枝在地上写字，教会她们：“我们是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地主汉奸”等比较简单的字句，使她们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一贯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和统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领土，所到之处我们妇女受欺侮和凌辱。地主、资本家娶三妻四妾，妇女只不过是充当他们的商品和玩物，封建势力利用族权、夫权、神权，三从四德，男女遭受封建思想愚昧统治。不准妇女出头露面，大丈夫决定一切，妇女没有言行的权利，遭受买卖婚姻的迫害，夫权家规的束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木头抱着走”的不合理制度的迫害。神权利用封建迷信毒害妇女，说什么妇女命坏，八字生现成等等。这些使我们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等方面遭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有些妇女受不住这些委屈而跳水、上吊，或遭受人身摧残致死。我们用生动的事实来教育广大妇女群众，使她们懂得这些都是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几千年的封建伦理压在人民群众身上的苦果，使她们认识到现在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社会，我们才会得到翻身解放。从此，很多妇女积极行动起来，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各种活动，组织成立起妇女抗日救国会、妇女小组、识字班等等。她们发动自己的丈夫、孩子、亲属、好友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在广泛的宣传和当时的大好形势的影响下，有一百多名男女青年上前线参军。办事处、妇女组织等都培养了许多女积极分子。如风塘村的黄金、黄琼同志，红岗村的吕玉娥同志，特别是黄金，她是一个农村青年，工作非常积极，不分昼夜，经常参加各种会议，发动男女青年上前线，为我们工作人员和驳壳班的同志带路，为医务人员上山采药、买药等。由于当时她的丈夫符明华参加革命进行抗日工作，她活动较突出而被汉奸所察觉，敌人就对她的家属进行威胁，妄图阻止她参加革命活动，叫她领取“良民证”，否则就对她的家属下毒手。在敌人的恫吓下，黄金没有胆怯，仍继续坚持工作。但是她的亲属思想则有些动摇和害怕，错误地认为拿枪扛炮是男人的事情，妇女只要管好家务就行了，不必抛头露面。我们针对她的亲属这种思想情绪，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说明妇女是“半边天”，抗日救国男女有责。并列举文昌、琼山等地方的妇女积极参军参战的情况，又列举本地风塘村陈妚妹的遭遇。陈妚妹是一个少女，她本人并没有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可是她在山坡上放牛的时候却遭日本鬼子的奸污。可见妇女不参加抗日，在侵略者面前，也并不能逃脱不幸的遭遇。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王金同志的亲属，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认识，使他们从害怕、反对到支持协助黄金进行革命工作。有一次，王金到陵水县英州、赤岭一带地区发动群众配合部队行动，不幸被日军发现包围而被捕。敌人在黄金亲属面前对黄金进行严刑拷打，妄图从黄金的口中得到我党组织的秘密和迫使黄金的丈夫放弃革命，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良民”，但是，这一切均遭到黄金拒绝。面对这种情况，我党组织决定以牙还牙，以毒攻毒，抓了一部分敌人汉奸及亲属，最后迫使敌人释放了黄金出狱。由于狱中受到敌人的摧残，黄金出狱时身体极为虚弱，对此情况，组织决定让她休息一段时间疗养身体，但黄金不顾自己的这一切，仍继续坚持工作。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内战，她的丈夫符明华同志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捕捉杀害。此时的黄金是万分悲痛的，但她能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坚持工作，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强的好同志。
  陈亚姑是办事处行政科长黎国献同志的爱人，原住在马岭老家，马岭位于仲田岭南面的海岸线上，是东西交通必经之要道，日本侵略军在那里建营房、设据点、挖战壕、筑碉堡、修铁路、设岗卡，天天拉夫抓丁，打人杀人，强迫老百姓服苦役。陈亚姑不愿当亡国奴，拒绝为侵略者效劳，毅然从马岭带着一个年仅12岁的女儿妚容爬山越岭，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来到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寻找她的丈夫，一起参加革命工作，可惜她的丈夫在不久前，已不幸牺牲了。当陵崖保乐边区的领导人张开泰将黎国献光荣牺牲的经过告诉她时，她悲痛万分，可她的立场是坚定的，意志是坚强的，抹干眼泪又随大家做起工作。她的女孩经常帮助我们做一些轻微工作和参加识字班学习。陈亚姑主要是做后勤服务工作，她有时帮伙房，有时给同志们缝补被褥，她也懂得一些单方草药，帮助护士上山采药冲洗伤员伤口。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国民党又打起内战，集中兵力向革命根据地进攻。当时组织上为了做好战备工作，为减轻机关的负担，安排一些公务员到农村进行工作，陈亚姑也被分配到大灶村做宣传工作。在1946年我们准备北撤时，组织上又派她到陵水县的十八村地区北风坡村工作。当时环境相当恶劣，国民党所到之处都抓人，屠杀我们革命同志和共产党员，但她勇敢机智地工作，后来组织才调她母子及杨秀山回根据地工作，一直到解放后才回老家。
  在我们仲田岭根据地周围的一带村庄居住许多黎族同胞，如：仲田村、文占村、湾应村、北山村、岭脚塘村、青田村、青旧村、甘什村、喃头村等一带都是黎村。黎族同胞由于长期受地主、国民党反动派压迫、剥削、奴役和欺骗，内心甚为不满及愤恨，但由于他们受敌人的欺骗宣传（其中部分群众），对汉人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为了解除他们对我们的误解，争取团结他们，我们首先了解汉族同胞中亲戚朋友谁是黎族的，我们就设法多和这些人接触，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交朋友认姐妹，然后再通过他们的关系结识新的朋友，这样一来，我们的黎族朋友就越来越多。我们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每到一个黎村，就帮助他们扫地、挑水、拾柴火，不侵犯他们的利益，买卖公平，讲话和气。这样黎族同胞渐渐消除了对我们的误会，并产生了好感，和我们一起开会，要我们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识字等，这样黎族同胞同我们就融洽一起，共同做了很多革命工作。例如仲田村的亚女和亚汝姐妹俩，带头组织妇女救国小组，姐妹俩不分昼夜，到各黎村和山兰园进行宣传发动，动员全村男女老少起来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在她们的动员下，有30多名黎族青年出来参加民兵，配合我们部队行动、打仗。她们还组织运输队，许多黎族群众纷纷积极要求上前线参加战斗，涌现出许多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夫妻双双上前线的典型事例。黎族女青年吉亚园，鼓励自己的未婚夫报名参军，她对未婚夫说：“你报名参军打日本侵略者，安心在部队打仗，家里的事情我保证做好，让你放心。”自从她的未婚夫参军后，她在后方的工作更加积极了，她白天积极搞好生产，晚上到各个黎村进行宣传工作，当交通员，为部队收集粮食购买东西。她知道我们部队缺少药物，就带我们医务人员上山采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一有紧急情况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送信、送情报。她的山兰园是我们的办事处，草棚是我们的交通站和医疗站，她又是我们一位可敬的战友。在战争时期，不管环境如何恶劣，黎族人民群众都是积极支持和帮助我们工作。在我们区政府驻地，从来没有出卖过我们的同志，黎族群众是我们坚强的革命后盾。
  我们所在的仲田根据地一面靠海，广大的渔民长期以来受日本侵略军残害和剥削，渔民对我们的抗日工作是同情支持的，他们除自己投身革命工作外，还支持妇女参加我们的妇救会，协助我们工作，利用渔船为我们运送部队、枪支弹药，一听到什么消息就及时通知我们，使我们事先做好各种准备。每当我们出发到他们的渔村时，一有紧急情况，他们立即用船送我们脱离危险到安全地方，待险情过后才用船送我们回来继续工作。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仲田岭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纷纷走出家庭，投身到革命行列中，为革命做了不少的贡献。
  二战时期仲田岭根据地的青年工作
  陈保标
  “保亭营惨案”（也称“七弓惨案”）之后，浴血奋战脱险的陈儒充（红军排长）以及占行诚、陈保卿、陈保辉等十多位同志先后潜返仲田岭，摘野果、采野菜、打猎充饥，然后开荒种山稻维持生活。张开泰同志从保亭营负伤脱险到陵水红军指挥部治疗，1928年底返回仲田岭，同岭上的同志会合重新恢复党的工作，从此革命高潮逐渐兴起。从1929年初至1933年春，以仲田岭为根据地的崖县东部至陵水、保亭、乐东毗邻地区的革命搞得有声有色，一派热潮。先后恢复和发展各级党组织，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同时建立武装部队，发展青年、妇女、少锋童子团组织等。中共陵崖县委正值这时诞生。在这期间崖三区的军田、风塘、洪李、番园、庄头、新村、大灶、灶子三牛六、下丈、田尾、仲田、喃头岭、田岸、岭夹等村庄都恢复和建立了党组织。县、区、乡都建立青年、妇女、少锋童子团等组织机构。青年工作崖三区是有基础的，早在1927年藤桥起义建立区苏维埃时，就建立了团组织，各村都有团组织，区乡都有团机构，最早负责团工作是李茂文之弟李茂松同志，1927年就负责崖三区的团工作。藤桥起义失败后，团组织机构才同党政机构一样解体。1929年革命重新开展后，同时恢复崖三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委。区团委设有书记和委员，陈保标任团委书记，委员有：罗中邦、罗中华、王卷颜、黄乐民（大茂）。
  各村都建立团支部，风塘团支书陈维元、番园团支书符文利（符开昌后叛变）、灶子三牛六团支书黄教敬、庄头团支书高章茂、大灶团支书×××、下丈团支书陈育才、仲田团支书黎亚庆、岭夹团支书符志茂、田岸团支书周亚生，全区团员发展到八九十人。
  团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学习文化知识，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宣传革命道理，讲男女平等，并负责散发革命宣传品，经常夜里把传单散发到敌人据点门口，榆林、三亚。二、做好组织发展工作。团支部要求每个团员都要交一两个知心青年朋友，向他们讲革命道理，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为革命工作，发展他们参加团组织，壮大团队伍，同时还要团结少年儿童发展少锋童子团队伍。三、侦察敌情，沟通情报。要求每个团员平时要深入探听敌人的消息，及时向领导报告，在我们党的工作人员下村活动工作时，团员要负责站岗放哨，平时要在敌人附近据点的高树上盯梢，观察敌人的动静。四、挑选思想好、身体好的男女青年参军或当赤卫队。仅是崖县东部地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一百多人参加军队。五、负责挑粮、运送生活物资。在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青年妇女往往采取箩筐底装粮食、表层盖牛粪的方法骗过敌检查站，把粮妥善送到仲田岭根据地。六、平时进行操练。组织青年、少锋童子团列队操练、军训，这一活动搞得比较活跃。1932年1月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根据地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决定会期检阅崖三区少锋童子团队伍，以充实代表大会精神。当天有200多名少锋童子团员队列整齐进行操练，接受检阅，同时组织青年和党政干部进行排球比赛，演白话剧。还组织群众1000多人从仲田岭游行示威到军田、风塘、洪李等村庄，大长了革命威风，震慑了敌人的气焰。
  在青年工作中，我们通过一些女青年做工作获得不少敌情。我们了解一些女青年与敌人队伍中当兵的有恋爱关系，就进一步加强做这些女青年的工作，教育她们提高思想觉悟，靠拢革命组织。有的表现很积极，被吸收入团，有的当积极分子。她们提高了觉悟，就积极去做对方的思想工作，有的从对方获得敌情，有的提高了对方的思想觉悟，弃暗投明，携带武器弹药投奔革命组织。1929年风塘村女青年陈亚梅，被土豪恶霸蒙庆贵的儿子蒙燕安看中想娶为老婆。蒙燕安是龙江保甲团中的一个小头目，我们就加紧做陈亚梅的工作，要她和蒙燕安以谈恋爱为名拉关系。有一次（11月份）陈亚梅从蒙燕安的口中得知某天龙江保甲团兵要上藤桥市，亚梅立即将情报报告我方组织，我们派武装伏击，消灭了敌人，缴获了一些武器。
  另一件是藤桥市的女青年王玉莲，原来和保甲兵黄荣益谈恋爱，后来经过教育启发，王玉莲思想进步、工作积极被吸收当团员。然后我们通过王玉莲去做黄荣益的思想工作，慑于恋爱的吸引力，黄荣益思想扭转，愿意弃暗投明。同时黄荣益又打通了另一位保甲兵黄道华的思想，二人各带一支七九步枪二百发子弹投靠我方，不久黄荣益在椰子园的战斗中不幸阵亡。
  回忆解放战争时期桥北乡的财税工作
  孙其雄
  桥北乡位于崖县的东部，东与陵水县接壤，北与保亭县毗邻，它以仲田岭为中心，包括现今的林旺镇和藤桥镇，共有20多个村庄，聚居着汉、黎人民三万多人。它的东、西、北三边有绵延起伏的山林为其天然屏障，南边有浩瀚的南海和优美的后海港，地理形势十分险要。这片地方四季皆春，土地肥沃，宜种水稻、甘蔗、番薯等农作物，山区盛产珍贵木材、红白藤、竹类。沿海鱼虾、食盐等海产品很丰富，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由于位置偏僻，距三亚较远，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这些，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1927年，中共崖三区委领导东部地区各族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全县第一个红色政权崖三区苏维埃。国民党反动派摧残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根据琼崖特委的紧急指示，一部分幸存的革命者撤退到山高林密的仲田岭一带，继续从事艰苦的革命活动。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仲田岭就是革命的游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琼崖纵队五总四团、六团都以仲田岭根据地为立脚点，协助地方党政组织建党建政打击敌人。各乡民主政府积极配合县府和部队，广泛开展自卫战争，英勇抗击国民党四十六军，多次粉碎了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桥北乡民主政府建立后，宣布废除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苛捐杂税，建立财税制度，组织一支财税队伍，积极开展财税工作，从而保障了革命战争的供给，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
  我1947年至1948年担任桥北乡民主政府财粮助理，1949年被调到榆亚特区驳壳班后，直至1950年初仍积极配合该乡党政人员做财税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桥北乡的财税工作，主要是征收公军粮、工商税以及打没等。现在，我谈一谈当时各种税收的征收及有关情况。
  一、公军粮。公军粮是桥北乡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它的主要征收对象是敌占区和游击村庄的财主富户。上级政府分配公军粮任务到乡后，我们就先逐村秘密召开伪保甲长会，调查各村的人口、土地面积和粮食收入等情况，议定各村负担任务。后由伪保甲长根据各财主富户占有田地多少和雇工人数等情况对他们做硬性摊派。上等者一户一年征谷八九十石，一年两征，都是晚上秘密进村催交。对敌占区，我们是强令伪保甲长征集，并强令他们催促财主富户派工，把粮挑到指定的地点放好，后由我们连夜带领民兵把粮食挑回解放区。如有抗交公军粮者，我们就依法惩治。惩处徐××后，对当地财主富户震动很大，原来态度恶劣的纷纷补交了摊派的公军粮。当年晚造征收公军粮八九百石。对游击区，我们是先对伪保甲长进行革命宣传，揭露敌人的谣言，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由他们把粮收齐，并选派可靠的群众于天亮前把粮挑到根据地。
  根据地的仲田等七八个村庄，由于多次遭受敌人的摧残，人民群众生活相当困难，因此，乡府没有对农民摊派公军粮的具体任务，交多交少由农民决定。对烈属、寡妇、残废者免征公军粮。但广大农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洗礼，思想觉悟很高，为了巩固和发展解放区，都踊跃缴公粮。许多农民收获粮食后，选出最壮实最饱满的谷子送给民主政府，多者一造交五六十斤，少者一造交谷一斗几升。此外，每当部队进村里时，广大农民都按照保甲长临时摊派的任务，交缴公军粮，由乡府统一做饭给部队吃，胜利完成了任务。
  二、工商税。工商税也是桥北乡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征收如下几种税目：
  1．营业税。只对藤桥墟开布铺和日杂、成药店的坐商征收。我们先通过地下人员摸清商家的资本和经营情况，后秘密与商家议定年交税额征税和征实物相结合。大商家一年缴税七百元光洋，布六尺，还有价值一百几十元的白纸、笔墨、药品等；中、小商家每户交税额分别为大商家税额的百分之六十和百分之四十，一次或数次交齐均可。由我们写信通知商家于晚上到指定地点交税，有时也委托地下人员代征，对抗交税款者，进行批评教育，不罚款，亦不打没。有一次，我们通知大商家黄××（开布店和酿酒等）到指定点交税，但他不理睬，我们便和市墟地下人员一起耐心教育他遵章纳税支持革命。他接受了批评教育，没几天就补交了应纳税金七百多光洋和一批布匹、纸张等实物。
  2．糖税。只对东溪村开糖寮的富户李××征收。一个榨季可征税七八十光洋。我们晚上到他家里征税时，如钱足，就征钱，钱不够，就征十担糖和一部分钱，并和他约定交货时间和地点（均在距藤桥三四公里的北岭仔），届时我们带领民兵等候，并连夜把糖挑回根据地。
  3．鱼税。主要是对庄头、龙海、灶仔、大灶等四个村做大网的渔民征收。一年征一次，定死任务，不管他们全年捕鱼多少和捕鱼种类优劣，都一样按数征税。以征实物为主，征代金为辅。一大户（三十人合做一船网算大户）一年征三四十担鱼，或征代金六百至八百光洋。
  4．盐税。只对几个合股在林旺和石龟村开办盐田的盐商和农村盐户征收。对前者只是征税，一年收税二三百光洋；对后者只是征实物，一户一年征收二三筐细盐（均有四五十斤）。
  我们征收公军粮、借谷、捐献和征收工商税时，都给对方打收据。收据是由县和榆亚特区政府统一印发的，一式两份，一份交给对方，一份随粮税上送作为提解的凭证。粮税是分成的，部队得六七成，地方留三四成。糖、鱼、盐等实物，则全部交给部队用。
  三、打没。由于桥北乡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经济封锁，经济损失很大，光依靠根据地的税收，是不能保证革命战争需要的。为了解决根据地的财政困难，我们就积极配合部队进行打没活动，打没的对象是地主、豪绅、官僚、奸商等。1948年初的一天，洪李村伪保长×××（我们的地下联系员）向榆亚特区领导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官兵四人，从三亚护送一汽车布匹到藤桥贩卖。特区领导立即选派区、乡武装人员、征收员和民兵共十四五人，赶到洪李村后岭子公路两旁埋伏袭击。经过短时枪战，我们取得了胜利，击毙了国民党连长一名，吓跑了其他士兵，并缴获了黑、白色布料共四十多匹。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配合部队多次进行打没，除击毙击伤和活抓国民党人员十多名外，还缴获了一批粮食、布匹、日杂、药品和许多光洋。
  四、其他情况。
  1．财税纪律。桥北乡解放区的财税纪律十分严格，对财税工作人员中的贪污腐化，一经查出，就给予严厉的纪律惩处。有一次，我们催促征收员高××把税金上交给榆亚特区政府，但他骗说收不到税。我们便进行调查和清查，查出他家里私藏一些盖上他印章的收税条据，扣压税金三百元左右光洋。特区区长吉鲁汉听取我们的汇报后，即派我和二三个人把高抓起来，关押在甘什岭麓的一间茅草房里，但一个月后的一天深夜，高趁看护民兵疏忽之机逃跑了。由于根据地严格财税纪律，反对贪污行为，纯洁了革命队伍，教育了干部群众，保证了财税工作任务的完成。
  2．生活待遇。桥北乡的财税工作，是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民主政府每月只发给每人二元生活津贴费，用来解决生活上的最低需要。但很多同志和我都未领过生活津贴费，都是从家里拿钱拿衣服去工作，有时还捐钱买枪弹支持革命和资助生活很困难的同志。由于根据地实行生活津贴费制度，不仅节省了财政支出，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培养了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团结战斗的优良作风，使我们在物质很缺乏的条件下战胜了敌人。
  今天，回顾桥北乡财税工作的这段历程，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桥北乡根据地的财税工作人员，为革命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希望做财税工作的青年同志继承和发扬先辈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革命传统，竭尽全力做好工作，为祖国的四化建设做出贡献。①
  附：三亚海棠湾革命老区村庄分布图
  据《三亚市志》载，三亚海棠湾地区革命老区村庄分为：
  林旺片区26个村庄：
  风塘村、洪李村、东村（青田）、西村（青田）、顶未村、沙尾村、打狗坡村、庄头村、大灶村、新村、港尾村、北山村、岭脚塘村、湾应村、湾坡上村、湾坡下村、灶子村、旧村、三合村、大堆村、田尾村、深田东村、深田中村、岭门村、长山村、石龟村。
  藤桥片（含南田农场）16个村庄：
  军田村、仲田村、石姆龙村、番园村、椰子园村、龙楼村、岭头坡村、竹根园村、藤桥墟、田岸村、新村一、新村二、喃头岭、扁担丘、福祥村、赤田西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