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第一节 黎族封建社会形态
  三亚市海棠湾镇藤桥东河湾口两岸出土的夹砂粗陶文化遗迹见证，从新石器时代起，已有人类生活繁衍在海棠湾这块土地上。据史书所说，生活在海棠湾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和分布在海南岛各地的居民一样，是黎族先祖，先称为“越”后称“俚”，是海棠湾的土著居民。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海南岛的原始社会实质就是黎族社会。黎族居民当时普遍都居住在靠近河流、港湾的山冈台地和沙丘上，使用装了柄的石斧和石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处于采集经济时期。为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常常把农业和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各种生产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氏族公社是当时分配和消费的基本单位。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逐渐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再分裂小型的父系氏族家庭，那时已经是原始社会的末期了。此后，黎族社会和汉族一样，开始进入主奴、君臣社会。黎族由母系氏族公社（合亩制）时期，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合亩制）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到西汉开郡以来，封建中央政权就开始了对海南岛的控制，但对于黎族地区实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据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生黎之巢深邃，外人不复有迹”，“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压，不服王化，也不出为人患”。黎族各峒同姓占据，共耕分收，不归附入政府户籍，同汉化的黎族比生黎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因此，封建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统治，一开始便遭到强烈的反抗（《正德琼台志》卷10《户口》）。据记载：元代对海南岛“奋师大伐”，分兵四路“深入千万年人迹未到之处。刻石黎婺五指山而还”。这对于黎族居民来说，不仅表现为异族的统治，而且是不堪忍受的痛苦，所以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三亚海棠湾地区，当时黎族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氏族部落，他们居住在海边、河边一定范围的地域内，有一定的疆界，当地称为“峒”。他们和其他地区的黎族一样，在他们不满汉族封建王朝统治的时候，很容易联合起来反抗，或整个部落迁移，因此给封建统治者统治造成了极大困难（这也就是造成三亚海棠湾黎族同胞居住靠近山区的原因）。可是，到了明代，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开发、经营，黎族社会情况和前对比大不相同了。在16世纪40年代，大多数黎峒已经编入黎都黎图，与当地汉族百姓一样纳赋服役，即使是个别远离汉族地区的黎族村庄，封建统治者也在那里设有“土舍”进行统治。他们虽然不当差，也不报户口土地产籍，但一样耕田纳赋。历史告诉我们，从汉开郡至清末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论熟黎还是生黎，同汉族广大人民一样都逃脱不了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第二节 统治政权深入村峒，加剧黎族社会阶级分化
  唐宋元明清历经1400多年，历代王朝都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武力镇压或招抚是他们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元代封建统治者对黎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至元三十年（1293），阔吉里恩为了镇压黎民巩固政权，建立“黎兵万户府”（又称黎蛮屯田万户府），其机构设置万户三员，下辖十三翼千户所，每千户领百户所（百户正七品）八处。每千户所领黎兵千人。据《正德琼州志》记载，万户、千户、百户官职都由黎族的上层首领担任，并且世袭。黎兵万户权力很大，兼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事，那些峒首全仗黎兵贪剥，肥润身家。明朝用武力开道，把统治势力深入到了黎族的所有村峒。在洪武年间，统治者将村峒编入都图，直接统治，黎族和汉族的百姓一样纳粮当差。统治者利用黎人治理黎人的办法，在各生黎峒配置“土官”——峒长，使黎峒变成封建统治的基层组织，征徭纳粮均由黎峒长催办。当时，海棠湾黎族归编陵水县二图：脚一图、石岭图，设总管治理。清代改都图为里。赤田、高土、南土岭、扁担丘、仲田、北山、文针、湾坡、黎场、铁炉峒和田湾、保境、明生、南旦等村峒，实行“粮长”制。《正德琼台志》记载：“粮长旧例，当里长正役之后，入冬就为粮长，催征本里中粮米上纳，其起运京库司。”
  地方官吏贪欲膨胀，横征暴敛，每年都向黎族村峒征收地方土特产品，名为“土贡”，上缴朝廷，但实际上半途截取，中饱私囊。黎族人民不仅遭受大小官吏和豪强盘剥掠夺，还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歧视。
  清代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明代设两个图，清代扩大到九个图。清政府在岭脚峒、黎亭峒等地区设立白茅、白坡两营防守，加强对反抗者的镇压。清乾隆五年（1740），官府在藤桥市（镇）设永宁巡检司，派千总一员驻扎防守。在建制上，清政府对黎族实行土官土舍管辖体制，培养扶植了黎族上层官吏。大批土官由于招抚归顺有功，被京都“朝见”，受到赏赐。例如明正统十年（1445）崖州藤桥巡检司黄旗同黎族头人罗幕等人进京朝拜，贡方物及马，朝廷赐缎、绢纱。黎官黎舍名义上专职抚黎，统治黎兵，实际上掌握和包揽某一地区的征收赋税和诉讼等军政大权。他们随时可以夺占百姓的任何财产，就连人们在山林里狩猎获得的兽皮，也要下令上缴。土官土舍制度，加剧了黎族社会的阶级分化，激化了黎族人民与封建王朝的矛盾。当时，土地买卖和典当已很普通，租田、租牛、放高利贷已成为黎汉族地主压迫剥削人民的主要方式。土地大量集中于黎族地主手里，他们拥有大量的财产，有牛数百头，收藏大批铜锣，锣多者称为“大家”。黎汉地主还借包揽代纳钱粮为名，“从中盘剥，尽入私囊。他们额粮一石，私收数石，毒加骨髓，祸及鸡豚”①。此外，地方官兵还任意摊派，肆意苛索，进一步加重了黎民的负担。如保亭营每月摊派：各村责办貂皮4～5张，酒100斤，肉干100斤，还有木料、稻草、大竹、小竹等送入营内，谓之“公务”。黎汉族地主一起奴役勒索，使黎族人民“财产尽于诛求，筋力困于差役”。黎族山峒，愁云密布，怨声载道。在黎酋的带领下，黎族人民组织起义，打击官府，反抗剥削，显示出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气概。
  第三节 历代黎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
  明清两代，黎汉族人民的起义不断爆发。据不完全统计，明洪武二年至二十九年间，黎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大的有八次之多。如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陵水县廖二峒（今陵水县田仔乡廖二村）人陈那任，在黎亭峒、郎孟峒、椰根峒（海棠湾黎族山区一带）百姓的积极响应下，在得到汉族百姓的支持下，发起了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起义，起义军四处打击官兵，历时五年。嘉靖二十年（1541），明王朝派御使蔡经、总兵柳荀、参将程鉴等率官军12万人，兵分三路进剿起义军，遭到黎族起义军的层层伏击，死伤累累，后因官军分防围剿，1544年黎族起义军被打散，5000多名黎族、汉族农民起义军被杀害，反抗斗争转为暂时的平息。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统治者在崖州设乐安营、陵水县设保亭营等五处军事据点，派绿营兵把守，加强对黎族人民的武装镇压。同时又将各黎峒的大批黎族上层人员委任为“峒长”、“总管”、“土官”、“黎甲”等，把统治势力伸到偏僻的山区。封建王朝对黎族上层分子的扶植又加深了黎族社会的阶级矛盾，不甘忍受剥削压迫的黎族劳苦大众不断举行起义。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元年（1662）至清末年间（1911），黎汉族人民联合起义不下18次。光绪十一年（1885），陵水县廖二村人胡那肥率领廖二峒的黎族人民，在保亭峒、椰根峒、岭脚峒黎族人民的响应下举行起义。起义军数千人，围攻陵水县城，攻击藤桥营，围攻藤桥市。是年11月，清王朝冯子材率官军来琼崖镇压黎族人民起义军。11月27日，冯部抵达陵水，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官军向各峒发起攻击，用火箭炮飞射各村寨，起义军被迫潜入深山。胡那肥在撤退中不幸中弹身亡，起义军潜入深山坚持斗争。黎族人民的起义斗争，直接动摇了封建王朝对海南岛的统治，统治者被迫另找新的治黎政策。是年，冯子材在镇压黎族起义后，在黎汉族人民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向人民妥协，订立了《抚黎章程十二条》，给黎族人民安下“定心丸”。这使官府加强了对黎族人民的统治，但也给黎族封建社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四节 “抚黎”政策对黎族封建社会的影响
  黎族人民起义，猛烈攻击官府，动摇了封建王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因此，封建王朝不得不寻找新的治黎方略——抚黎。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从广西经略转运使，诏诸郡来海南慰抚黎人，以示朝廷恩信。六年（1170），黎人王用休为乱，令万安军事、同主管本路巡检孙滋等招降①。在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朝廷视其因设置“黎兵万户府”，助长了黎族上层人物，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武装，勾结汉族地主、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压榨剥削人民，迫使黎族人民不断爆发起义，造成黎人动乱。于是，在当年的五月，罢掉海南“黎兵万户府”，以其军归属琼州路军民安抚司。
  “招抚为主，武装镇压为辅”的政策，虽然出于历代封建王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但也起到稳定黎族封建社会，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宋真宗曾诏说：“朕常戒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杀伤，但用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此尔。”史称“羁縻政策”，尊重黎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对黎族的上层首领实施“羁縻笼络”，用官爵利禄进行收买，通过他们来统治黎族人民。所谓“服者请于朝，假以一命，而岁与其禄”②。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黎族上层人物符元享率领30余峒黎族人民归附，被封为“承信郎”官职，并令子孙世袭。此外，授封各种官职的尚有30余人。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诏封五十六峒都统领王二娘为“宜人”，表现了封建统治者对黎族人民暴动尽量采取招降的方法。招降有功者给予奖赏，“激黎生变者”给予问罪。据宋周去非著《岭外代答》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年间，经略安抚使王祖道抚定黎人达907峒，丁口6万4千人，通道路120余里，汉唐以来不臣之地，皆入版图。
  兴学治教，开化黎民。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起，北宋统治者在海南各州县建立学校，儒者讲学之风大盛。由地方政府划拨一定的田地和经费给学校，以供学校师生的吃粮、灯油及其他费用。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淳熙九年（1182）间琼管帅韩壁，南宋琼州通判刘汉，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蒋科，他们向朝廷进言献策：“抚缉黎峒”、“修崇儒学”，并建社学，对黎族教以诗书，“南蛮多遣子弟受学”。宋王朝的抚黎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崇宁大观年间，就有十万多黎人归顺。据宋都监庄芳记：“虽黎獠犷悍，亦知遗子就学，衣裳其鳞，踵至者十余人。叹曰：‘前未有也。’”又“瞻士招黎人子弟入学，教之以诗书，率之以孝悌，而民俗于变，可与中州比”（宋·庄方《琼州通守刘公创办小学记》）。兴社学治教于黎民的政策，为发展黎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历史进入1368年，明朝统治者鉴于元朝滥用豪酋峒长，任命黎首为知县，并且授给他们实权，结果造成“政令难行之弊”。因此，实行由州县统一治理，“革去抚黎知府等官”。各州县根据所归附黎人汉化程度，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第一类，将其黎村峒统一编入行政区划（乡、都、图），和汉人一样纳粮当差。海棠湾是汉化较早的黎族地区，均被编入脚一图或石岭图；第二类，凡自祖躬耕有地为良民，但因住近生黎州县统治困难者，“则纳粮当差”，俱由峒长催办不编入都图；第三类，深居黎村，耕作省地，与黎田交杂，半在羁縻，急难呼唤者，“纳粮不当差”①。洪武二年（1369），琼州知府宋希颜，办事廉平，政声甚好，在建造公署的同时，修建学教，“规模宏远，士民称之”。王伯贞于建文初（1399），连任15年琼州知府，“辟田野，兴学校，政教大行”。余鉴字子明，宣德五年（1430）由户部郎中奉敕守琼，教民树艺，兴学课士。徐棐，江西丰城进士，为广东按察副使，成化六年（1470）任兵备道，七年（1471）来海南巡视，曾下令全岛府州县官员井顿和扩大学教，又命各州县择地建立社学。到明成化十年（1474），全岛社学达179所。《明史稿》本传说：“自棐始修学舍，崇儒术，举隆兴废，民黎怀其德，至今黎峒称徐公。”
  清代仿照前明以来海瑞诸人开通黎峒十字路之议，推行《抚黎章程十二条》，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长达267年。抚黎政策的实施，推动了黎族封建社会文明开化和生产力的发展。
  黎族人民使用农具和生产耕作，与汉族的一样。他们还懂得用竹筒引水或用竹筒制作风车日夜引水灌溉农田，择山地采取“削枝留杆”式方法种山兰、玉米等作物。他们种的山兰稻米粒大，色白味香，甚得汉人的青睐。一年所产稻谷，除一年之食有余。手工艺也具有极高的水平，黎族妇女的织绣品，如“黎幕”、“黎锦”被誉为“东粤棉布最美者”。商人评价为“机杼精工，百卉升华”。黎族人民制作的银器木器具等，也得到商人的高度赞美。
  第五节 汉黎杂居扩大，民族团结增强
  随着汉、苗、回人的陆续迁入，海南岛逐渐成为汉、黎、苗、回人民的共同家园。据《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南宋进入海南岛的汉人仅10万多人，元朝则达到17万多人，明、清时期随官迁入或其他形式移民人数成倍增长。三亚海棠湾地区迁入人数约达1万多人。由于中原人士迁居海南岛，使大陆中原礼乐文化在海南岛得到传播，黎族社会的开明程度大大增强，民族之间的隔阂得到逐渐缓解。他们的经济社会形态同当地汉族一样。不少的黎族人民已经与汉族自然同化，被视为“黎裔汉人”。到清代，汉黎族杂居的地域不断扩大，汉黎通婚现象不断增多。随着商旅贸易的兴盛，汉族地区走村串寨的生意人（客商）增多了。据调查，永宁乡的上、中、下堡34个汉族村庄，几乎每个村都有5至7人做客商。他们肩挑鱼、盐、酱等日杂商品，二三人结队而行，一村过一村叫卖，从本境的黎族村寨铺开，向境外的陵水、保亭、三亚的广大乡村进发。他们以物易物，换回山兰米、玉米、山货等，拿到市场贩卖。客商们懂得尊重峒寨的风俗习惯，善于同当地黎族人民打成一片，日久“相与如至亲”。他们同经常落脚寄宿的黎族户主互认“同年”，结为兄弟，有的还让他们的儿辈们结为兄弟。每年的农历十至十一月，黎族“同年”便会挑山兰、玉米或其他山货，甚至还带儿女及峒里的几个“黎姑”到汉乡来，日间到海边参与拉地引网，晚上在村里同汉族男青年对歌，有的对唱通宵，投缘者订婚，结为夫妻，双方父母都认可。年复一年，你来我往，亲如一家。有的以姓氏认兄拜弟，到汉区来定居。汉族村庄的男青年也经常成群结队到黎族村寨同黎姑“放寮”（谈恋爱）。汉黎之间的民族风俗人情大多走向同化。清初，沿海一带清一色的汉族村庄，到清末则出现了汉黎杂居，且不断增多。如海棠湾镇的升昌园村、公昌园、城脚村，海丰狗仔村等就是汉黎杂居的村庄。汉族村庄普遍出现汉黎通婚的家庭，甚至连外地来藤桥市做生意的商人也娶黎族姑娘为妻，落户海棠湾地区。
  三亚海棠湾汉黎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团结友爱，同舟共济，为推动海棠湾地区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