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第一章 黎族人民反对封建王朝压榨的斗争
  第一节 黎族封建社会形态
  三亚市海棠湾镇藤桥东河湾口两岸出土的夹砂粗陶文化遗迹见证，从新石器时代起，已有人类生活繁衍在海棠湾这块土地上。据史书所说，生活在海棠湾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和分布在海南岛各地的居民一样，是黎族先祖，先称为“越”后称“俚”，是海棠湾的土著居民。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海南岛的原始社会实质就是黎族社会。黎族居民当时普遍都居住在靠近河流、港湾的山冈台地和沙丘上，使用装了柄的石斧和石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处于采集经济时期。为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常常把农业和狩猎、捕鱼和采集等各种生产活动结合起来进行。氏族公社是当时分配和消费的基本单位。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逐渐由母系氏族公社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再分裂小型的父系氏族家庭，那时已经是原始社会的末期了。此后，黎族社会和汉族一样，开始进入主奴、君臣社会。黎族由母系氏族公社（合亩制）时期，过渡到父系氏族公社（合亩制）时期，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到西汉开郡以来，封建中央政权就开始了对海南岛的控制，但对于黎族地区实际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据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记载：“生黎之巢深邃，外人不复有迹”，“生黎质直犷悍，不受欺压，不服王化，也不出为人患”。黎族各峒同姓占据，共耕分收，不归附入政府户籍，同汉化的黎族比生黎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因此，封建中央政权对海南岛的统治，一开始便遭到强烈的反抗（《正德琼台志》卷10《户口》）。据记载：元代对海南岛“奋师大伐”，分兵四路“深入千万年人迹未到之处。刻石黎婺五指山而还”。这对于黎族居民来说，不仅表现为异族的统治，而且是不堪忍受的痛苦，所以引起他们的强烈反抗。三亚海棠湾地区，当时黎族的社会组织是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氏族部落，他们居住在海边、河边一定范围的地域内，有一定的疆界，当地称为“峒”。他们和其他地区的黎族一样，在他们不满汉族封建王朝统治的时候，很容易联合起来反抗，或整个部落迁移，因此给封建统治者统治造成了极大困难（这也就是造成三亚海棠湾黎族同胞居住靠近山区的原因）。可是，到了明代，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开发、经营，黎族社会情况和前对比大不相同了。在16世纪40年代，大多数黎峒已经编入黎都黎图，与当地汉族百姓一样纳赋服役，即使是个别远离汉族地区的黎族村庄，封建统治者也在那里设有“土舍”进行统治。他们虽然不当差，也不报户口土地产籍，但一样耕田纳赋。历史告诉我们，从汉开郡至清末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不论熟黎还是生黎，同汉族广大人民一样都逃脱不了封建统治者的压榨，过着奴隶般的生活。
  第二节 统治政权深入村峒，加剧黎族社会阶级分化
  唐宋元明清历经1400多年，历代王朝都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武力镇压或招抚是他们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元代封建统治者对黎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压榨。至元三十年（1293），阔吉里恩为了镇压黎民巩固政权，建立“黎兵万户府”（又称黎蛮屯田万户府），其机构设置万户三员，下辖十三翼千户所，每千户领百户所（百户正七品）八处。每千户所领黎兵千人。据《正德琼州志》记载，万户、千户、百户官职都由黎族的上层首领担任，并且世袭。黎兵万户权力很大，兼管地方上的军事和民事，那些峒首全仗黎兵贪剥，肥润身家。明朝用武力开道，把统治势力深入到了黎族的所有村峒。在洪武年间，统治者将村峒编入都图，直接统治，黎族和汉族的百姓一样纳粮当差。统治者利用黎人治理黎人的办法，在各生黎峒配置“土官”——峒长，使黎峒变成封建统治的基层组织，征徭纳粮均由黎峒长催办。当时，海棠湾黎族归编陵水县二图：脚一图、石岭图，设总管治理。清代改都图为里。赤田、高土、南土岭、扁担丘、仲田、北山、文针、湾坡、黎场、铁炉峒和田湾、保境、明生、南旦等村峒，实行“粮长”制。《正德琼台志》记载：“粮长旧例，当里长正役之后，入冬就为粮长，催征本里中粮米上纳，其起运京库司。”
  地方官吏贪欲膨胀，横征暴敛，每年都向黎族村峒征收地方土特产品，名为“土贡”，上缴朝廷，但实际上半途截取，中饱私囊。黎族人民不仅遭受大小官吏和豪强盘剥掠夺，还受到大汉族主义的歧视。
  清代封建统治者进一步加强了对黎族地区的统治，明代设两个图，清代扩大到九个图。清政府在岭脚峒、黎亭峒等地区设立白茅、白坡两营防守，加强对反抗者的镇压。清乾隆五年（1740），官府在藤桥市（镇）设永宁巡检司，派千总一员驻扎防守。在建制上，清政府对黎族实行土官土舍管辖体制，培养扶植了黎族上层官吏。大批土官由于招抚归顺有功，被京都“朝见”，受到赏赐。例如明正统十年（1445）崖州藤桥巡检司黄旗同黎族头人罗幕等人进京朝拜，贡方物及马，朝廷赐缎、绢纱。黎官黎舍名义上专职抚黎，统治黎兵，实际上掌握和包揽某一地区的征收赋税和诉讼等军政大权。他们随时可以夺占百姓的任何财产，就连人们在山林里狩猎获得的兽皮，也要下令上缴。土官土舍制度，加剧了黎族社会的阶级分化，激化了黎族人民与封建王朝的矛盾。当时，土地买卖和典当已很普通，租田、租牛、放高利贷已成为黎汉族地主压迫剥削人民的主要方式。土地大量集中于黎族地主手里，他们拥有大量的财产，有牛数百头，收藏大批铜锣，锣多者称为“大家”。黎汉地主还借包揽代纳钱粮为名，“从中盘剥，尽入私囊。他们额粮一石，私收数石，毒加骨髓，祸及鸡豚”①。此外，地方官兵还任意摊派，肆意苛索，进一步加重了黎民的负担。如保亭营每月摊派：各村责办貂皮4～5张，酒100斤，肉干100斤，还有木料、稻草、大竹、小竹等送入营内，谓之“公务”。黎汉族地主一起奴役勒索，使黎族人民“财产尽于诛求，筋力困于差役”。黎族山峒，愁云密布，怨声载道。在黎酋的带领下，黎族人民组织起义，打击官府，反抗剥削，显示出不屈不挠的民族英雄气概。
  第三节 历代黎汉族人民反抗封建王朝的斗争
  明清两代，黎汉族人民的起义不断爆发。据不完全统计，明洪武二年至二十九年间，黎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大的有八次之多。如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陵水县廖二峒（今陵水县田仔乡廖二村）人陈那任，在黎亭峒、郎孟峒、椰根峒（海棠湾黎族山区一带）百姓的积极响应下，在得到汉族百姓的支持下，发起了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起义，起义军四处打击官兵，历时五年。嘉靖二十年（1541），明王朝派御使蔡经、总兵柳荀、参将程鉴等率官军12万人，兵分三路进剿起义军，遭到黎族起义军的层层伏击，死伤累累，后因官军分防围剿，1544年黎族起义军被打散，5000多名黎族、汉族农民起义军被杀害，反抗斗争转为暂时的平息。
  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统治者在崖州设乐安营、陵水县设保亭营等五处军事据点，派绿营兵把守，加强对黎族人民的武装镇压。同时又将各黎峒的大批黎族上层人员委任为“峒长”、“总管”、“土官”、“黎甲”等，把统治势力伸到偏僻的山区。封建王朝对黎族上层分子的扶植又加深了黎族社会的阶级矛盾，不甘忍受剥削压迫的黎族劳苦大众不断举行起义。据史料记载：清康熙元年（1662）至清末年间（1911），黎汉族人民联合起义不下18次。光绪十一年（1885），陵水县廖二村人胡那肥率领廖二峒的黎族人民，在保亭峒、椰根峒、岭脚峒黎族人民的响应下举行起义。起义军数千人，围攻陵水县城，攻击藤桥营，围攻藤桥市。是年11月，清王朝冯子材率官军来琼崖镇压黎族人民起义军。11月27日，冯部抵达陵水，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官军向各峒发起攻击，用火箭炮飞射各村寨，起义军被迫潜入深山。胡那肥在撤退中不幸中弹身亡，起义军潜入深山坚持斗争。黎族人民的起义斗争，直接动摇了封建王朝对海南岛的统治，统治者被迫另找新的治黎政策。是年，冯子材在镇压黎族起义后，在黎汉族人民强大的压力下，不得不向人民妥协，订立了《抚黎章程十二条》，给黎族人民安下“定心丸”。这使官府加强了对黎族人民的统治，但也给黎族封建社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
  第四节 “抚黎”政策对黎族封建社会的影响
  黎族人民起义，猛烈攻击官府，动摇了封建王朝在海南岛的统治，因此，封建王朝不得不寻找新的治黎方略——抚黎。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从广西经略转运使，诏诸郡来海南慰抚黎人，以示朝廷恩信。六年（1170），黎人王用休为乱，令万安军事、同主管本路巡检孙滋等招降①。在元成宗大德二年（1298），朝廷视其因设置“黎兵万户府”，助长了黎族上层人物，利用手中的权力和武装，勾结汉族地主、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压榨剥削人民，迫使黎族人民不断爆发起义，造成黎人动乱。于是，在当年的五月，罢掉海南“黎兵万户府”，以其军归属琼州路军民安抚司。
  “招抚为主，武装镇压为辅”的政策，虽然出于历代封建王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但也起到稳定黎族封建社会，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宋真宗曾诏说：“朕常戒边臣无得侵扰外夷，若自杀伤，但用本土之法，苟以国法绳之则致生事，羁縻之道正在此尔。”史称“羁縻政策”，尊重黎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对黎族的上层首领实施“羁縻笼络”，用官爵利禄进行收买，通过他们来统治黎族人民。所谓“服者请于朝，假以一命，而岁与其禄”②。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黎族上层人物符元享率领30余峒黎族人民归附，被封为“承信郎”官职，并令子孙世袭。此外，授封各种官职的尚有30余人。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诏封五十六峒都统领王二娘为“宜人”，表现了封建统治者对黎族人民暴动尽量采取招降的方法。招降有功者给予奖赏，“激黎生变者”给予问罪。据宋周去非著《岭外代答》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年间，经略安抚使王祖道抚定黎人达907峒，丁口6万4千人，通道路120余里，汉唐以来不臣之地，皆入版图。
  兴学治教，开化黎民。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起，北宋统治者在海南各州县建立学校，儒者讲学之风大盛。由地方政府划拨一定的田地和经费给学校，以供学校师生的吃粮、灯油及其他费用。值得一提的是，南宋淳熙九年（1182）间琼管帅韩壁，南宋琼州通判刘汉，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进士蒋科，他们向朝廷进言献策：“抚缉黎峒”、“修崇儒学”，并建社学，对黎族教以诗书，“南蛮多遣子弟受学”。宋王朝的抚黎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崇宁大观年间，就有十万多黎人归顺。据宋都监庄芳记：“虽黎獠犷悍，亦知遗子就学，衣裳其鳞，踵至者十余人。叹曰：‘前未有也。’”又“瞻士招黎人子弟入学，教之以诗书，率之以孝悌，而民俗于变，可与中州比”（宋·庄方《琼州通守刘公创办小学记》）。兴社学治教于黎民的政策，为发展黎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历史进入1368年，明朝统治者鉴于元朝滥用豪酋峒长，任命黎首为知县，并且授给他们实权，结果造成“政令难行之弊”。因此，实行由州县统一治理，“革去抚黎知府等官”。各州县根据所归附黎人汉化程度，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第一类，将其黎村峒统一编入行政区划（乡、都、图），和汉人一样纳粮当差。海棠湾是汉化较早的黎族地区，均被编入脚一图或石岭图；第二类，凡自祖躬耕有地为良民，但因住近生黎州县统治困难者，“则纳粮当差”，俱由峒长催办不编入都图；第三类，深居黎村，耕作省地，与黎田交杂，半在羁縻，急难呼唤者，“纳粮不当差”①。洪武二年（1369），琼州知府宋希颜，办事廉平，政声甚好，在建造公署的同时，修建学教，“规模宏远，士民称之”。王伯贞于建文初（1399），连任15年琼州知府，“辟田野，兴学校，政教大行”。余鉴字子明，宣德五年（1430）由户部郎中奉敕守琼，教民树艺，兴学课士。徐棐，江西丰城进士，为广东按察副使，成化六年（1470）任兵备道，七年（1471）来海南巡视，曾下令全岛府州县官员井顿和扩大学教，又命各州县择地建立社学。到明成化十年（1474），全岛社学达179所。《明史稿》本传说：“自棐始修学舍，崇儒术，举隆兴废，民黎怀其德，至今黎峒称徐公。”
  清代仿照前明以来海瑞诸人开通黎峒十字路之议，推行《抚黎章程十二条》，以此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长达267年。抚黎政策的实施，推动了黎族封建社会文明开化和生产力的发展。
  黎族人民使用农具和生产耕作，与汉族的一样。他们还懂得用竹筒引水或用竹筒制作风车日夜引水灌溉农田，择山地采取“削枝留杆”式方法种山兰、玉米等作物。他们种的山兰稻米粒大，色白味香，甚得汉人的青睐。一年所产稻谷，除一年之食有余。手工艺也具有极高的水平，黎族妇女的织绣品，如“黎幕”、“黎锦”被誉为“东粤棉布最美者”。商人评价为“机杼精工，百卉升华”。黎族人民制作的银器木器具等，也得到商人的高度赞美。
  第五节 汉黎杂居扩大，民族团结增强
  随着汉、苗、回人的陆续迁入，海南岛逐渐成为汉、黎、苗、回人民的共同家园。据《五代史·南汉世家》记载：南宋进入海南岛的汉人仅10万多人，元朝则达到17万多人，明、清时期随官迁入或其他形式移民人数成倍增长。三亚海棠湾地区迁入人数约达1万多人。由于中原人士迁居海南岛，使大陆中原礼乐文化在海南岛得到传播，黎族社会的开明程度大大增强，民族之间的隔阂得到逐渐缓解。他们的经济社会形态同当地汉族一样。不少的黎族人民已经与汉族自然同化，被视为“黎裔汉人”。到清代，汉黎族杂居的地域不断扩大，汉黎通婚现象不断增多。随着商旅贸易的兴盛，汉族地区走村串寨的生意人（客商）增多了。据调查，永宁乡的上、中、下堡34个汉族村庄，几乎每个村都有5至7人做客商。他们肩挑鱼、盐、酱等日杂商品，二三人结队而行，一村过一村叫卖，从本境的黎族村寨铺开，向境外的陵水、保亭、三亚的广大乡村进发。他们以物易物，换回山兰米、玉米、山货等，拿到市场贩卖。客商们懂得尊重峒寨的风俗习惯，善于同当地黎族人民打成一片，日久“相与如至亲”。他们同经常落脚寄宿的黎族户主互认“同年”，结为兄弟，有的还让他们的儿辈们结为兄弟。每年的农历十至十一月，黎族“同年”便会挑山兰、玉米或其他山货，甚至还带儿女及峒里的几个“黎姑”到汉乡来，日间到海边参与拉地引网，晚上在村里同汉族男青年对歌，有的对唱通宵，投缘者订婚，结为夫妻，双方父母都认可。年复一年，你来我往，亲如一家。有的以姓氏认兄拜弟，到汉区来定居。汉族村庄的男青年也经常成群结队到黎族村寨同黎姑“放寮”（谈恋爱）。汉黎之间的民族风俗人情大多走向同化。清初，沿海一带清一色的汉族村庄，到清末则出现了汉黎杂居，且不断增多。如海棠湾镇的升昌园村、公昌园、城脚村，海丰狗仔村等就是汉黎杂居的村庄。汉族村庄普遍出现汉黎通婚的家庭，甚至连外地来藤桥市做生意的商人也娶黎族姑娘为妻，落户海棠湾地区。
  三亚海棠湾汉黎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团结友爱，同舟共济，为推动海棠湾地区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二章 藤桥武装暴动
  192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像一声春雷，震撼了中华大地，唤醒了海棠湾人民。在中共崖三区委领导下，广大的汉、黎族人民，以空前高涨的革命热忱，掀起声势浩大、威力猛烈的土地革命斗争的热潮，取得了崖县（三亚市的前身）藤桥暴动的胜利，播下了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
  第一节 中共崖三区委成立，高举武装暴动旗帜
  1927年继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琼崖当局也在海南岛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琼崖各地党组织，被迫从城镇转移到乡村，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掀起农民革命运动高潮。
  琼岛南部的崖陵保乐地区，国民党反动势力比较薄弱，是我党开辟新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有利地带。为加强同崖乐地区各级党组织的联系，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斗争，1927年5月上旬，在加积仲恺农校学习的中共党员张开泰、陈保甲、占行诚、王植三（文昌人）四位同志，受党组织的委派，回崖县三区开展革命活动。他们选择了民风淳朴，没有地主豪强的藤桥军田村作为落脚点。张开泰以访友为名，带领陈保甲、占行诚、王植三拜访了军田村小学校长曹必敬和在该校任教的李懋忠（李懋文胞弟）。在交谈中，陈保甲讲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领导了反帝反封的“二七”、“五卅”等伟大的工人运动和1926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形势。张开泰接着说：“我们藤桥地区虽然是鱼米之乡，但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我们的同胞们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把他们组织起来，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地主阶级宣战，才是穷人的出路。”大家一起分析了崖县的社会形势，交换了在海棠湾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看法。在曹必敬、李懋忠的支持下，他们以该校为据点，成立党小组，选年长的陈保甲为小组长。立稳脚跟后，曹必敬召集村中有信誉的曹必文、郑庭丁、朱运源、王传录，传达张开泰等四人关于创办平民夜校的意图，要求他们解囊相助，并秘密动员群众前来学习。在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下，平民夜校很快筹集到资金、粮食和办学物资，解决了实际困难，安定了张开泰、陈保甲、占行诚、王植三同志的生活。张开泰参照仲恺农工学校的办学经验，和大家一起制定了平民夜校的工作方案。他们根据当地人爱好琼剧的特点，从创编和教唱琼剧入手，挑选男女青年组成演唱队，并组织群众听唱，听众越来越多。乘此机会，曹必敬出面发动村民用椰子叶盖起一间可容纳60多人的教室，组织男女青壮年农民进夜校学习文化，灌输革命思想。夜校提倡剪短发、松脚、男女平等的新理念。人民群众的学习兴趣很浓，使得宣传发动工作顺心应手，未雨绸缪。为不断加强党的领导，经张开泰提议，党小组吸收曹必敬、李懋忠为中共党员，成立中共崖三区党支部，书记张开泰，委员陈保甲、占行诚、王植三。为防止暴露目标引起敌人的怀疑，党支部对外公开称为支校。党支部作了分工：张开泰、陈保甲回风塘村小学任教，王植三、占行诚回洪李村小学任教。时值洪李村小学韩校长辞职，王植三当起了校长。他们白天教书，夜晚组织男女青年学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一面进行识字扫盲教学，一面向农民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号召农民积极行动起来，反帝反封，打倒土豪劣绅，反对剥削压迫，实行男女平等。风塘村地主蒙庆贵、蒙燕章跳出来同平民夜校对着干，请来一位70多岁的老先生，办起私塾学校教四书五经，强迫青少年入私塾读书。中共党员蒙传良协助张开泰、王植三组织30多名青少年在村里游行抗议，吓跑了老先生，促使宣传发动工作顺利开展。军田村、风塘村、洪李村所创办的夜校都从唱琼剧入手，深受群众喜爱，三个村庄入学人数发展到200多人，革命声势影响到八行各村庄（原林旺公社一带）和青田、仲田、赤田、田湾一带黎族山村。仲田村的谭亚贵、赤田的陈文会、喃头岭的苏运祥都以探亲为名到军田村来探听革命工作情况，受到启发后，主动向军田村小学校长曹必敬提出派员到黎村办夜校。1927年7月中旬，为切实加强对崖县各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共琼崖特委委派李懋文（藤桥镇岭头坡村人）以党代表的身份和张良栋（原住藤桥乐会人）回崖县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回到藤桥市同张开泰等同志联系上，便在军田村祖庙召开党员和先进分子会议，传达中共琼崖特委关于建立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立农民协会、组织武装的指示精神，提议把崖三区党支部改建为中国共产党崖县第三区委员会，公开称为“部委”，李懋文是上级党代表，张良栋当选为区委书记，委员张开泰、陈保甲、占行诚、王植三，秘书曹必敬，李懋忠为少年先锋团负责人。李懋文还传达了他在加积中学时，以工运代表身份，出席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共产国际赤色职工代表会议精神。他说：“1917年10月，苏联在列宁的领导下，推翻了反动的沙皇统治，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一个工农坐天下的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正在黑暗中彷徨的中国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现在，中国的警钟鸣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我们一定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惩治反动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建立人民坐天下的新社会。”接着，张良栋介绍了全岛的革命形势，最后强调说：“今后为了保密，委员会对外称‘部委’，同妇委同音。”
  党代表李懋文还根据大家汇报分析说：“群众觉醒了，说明了我们前段工作有成效，显示了广大的汉黎族劳动大众愿意跟党走，打天下的决心。但是，能不能在全区域创办平民夜校，国民党当局对此有什么态度，我们还摸不清，吃不准。贸然全面铺开，遭到不测，就会前功尽弃，招来难于估量的后果。因此，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才能把宣传发动工作稳步向前推进。眼前试探崖县伪政府的态度，是我党委刻不容缓、至关重要的工作。”经过研究，大家同意中共崖三区委派陈保甲、占行诚同志以请愿办平民夜校的名义，到崖城（当年的县城）去试探伪县长陈善（文昌县人，后任为王鸣亚）的态度。保甲、行诚到了县城，递交了“办平民夜校文化学习班”的请愿书后，伪县长陈善接见了他俩，说：“你们的请愿书我看了，很好。倡导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质，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我以县政府的名义支持你们。”
  获悉伪县长陈善对办平民学校表示支持的态度后，党代表李懋文同区委全体领导成员进行了认真研究，他说：“我们已借到东风，就要绿化草原”，同时提出“举红旗，办夜校，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组建农会，建立武装，举行起义”的政治主张，大家一致通过。区委做了分工：陈保甲留在风塘村；占行诚、王植三留在洪李村；曹必敬、李懋忠留在军田村；张良栋到龙楼村；张开泰带王文贵到大灶；李懋文带曾在黎族山村做生意的曹必文和郑庭丁到仲田、赤田等山村，公开身份为平民夜校校长。一面办学，一面搞组建工作。于是，宣传发动工作做得有声有色，组建工作也取得显著成效。在风塘村吸收蒙传良、黎伯盖、陈保卿、陈成铁等人入党，成立风塘村党支部，由蒙传良任支书。在洪李村吸收符大忠等三人入党，成立党支部，由符大忠任支部书记。在军田村吸收王传录、郑行春、郑庭丁、朱运秘、朱运源入党，成立党支部，由曹必敬任支部书记。在仲田、北山吸收谭亚贵、黎亚吉等4人入党，成立党支部，由谭亚贵当支部书记。在赤田、田岸、扁担丘等村，吸收陈文会、苏运祥等5人入党，成立党支部，由陈文会当支部书记。在藤桥市、龙楼村发展梅帝魁、林书明、王文贵等4人入党，成立党支部，由梅帝魁任支部书记。由军田、风塘二个村率先建立农会、妇会、少年先锋团等群众组织，由党支部直接领导。蒙传良当选为洪岸乡农会主席和农军排长。在风塘村主持公审处决反动地主陈某和高某，扩大了革命的影响。1927年10月，宣传发动工作全面铺开，群众的革命情绪高昂，党、群基层组织建设如雨后春笋，形势喜人。至1927年11月中旬，中共崖三区委领导下的党的基层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全区建立起17个党支部，20多个村农会，成立崖三区农民协会，主席张开泰、蒙传良。农会几乎遍及每个汉村黎寨，红色区域连成一片，为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二节 改造封建行会，建立革命武装
  在动乱年代，社会往往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各成体系或互相利用，割据一方，鱼肉百姓，祸害人民。
  中共崖三区委成立不久，对三亚海棠湾地区各阶层的形态做了全面的摸底，发现藤桥镇有几个封建行会组织，如“姐妹会”、“红花会”、“父老会”等，其宗旨都是“敬老送终”，思想是积极的，都是亲戚朋友组成，人数不多。较有代表性的是以蔡镇强为首的“藤桥镇维持公正会”。规模较大、涉及面广，有市民、商人、小贩、教师、农民，会员有200多人，其宗旨是：“维持公正，不分民族，不分男女，不做坏事，一人有难大家帮。公正不阿，誓死不悔。承认宗旨，均可入会。”会员配备大刀、长矛、粉枪等武器。经调查了解，蔡镇强是文昌县人，在藤桥市做小生意，思想正派，对有困难的居民常给予热心帮助。以他为首组织的“维持公正会”处于发起阶段，会员还没有正式宣誓入会，就有一个会员被国民党崖东三区警察署抓去坐牢，他想发动会员们捐款接济，准备以“公正会”的名义把他赎救出狱，但又怕引起警察署怀疑为“匪”，引火烧身，左右为难，不敢行动。
  针对封建行会出现的问题，区委及时召开委员会议，讨论制定对策。会议一致认为，“维持公正会”有进步的思想，只要帮助他们把坐牢的会员营救出来，取得他们的信任，他们自然会站到我们的阵营中来，成为我们的朋友。于是决定派张开泰、占行诚、王植三同志去争取。在同蔡镇强的接触中，王植三以同乡的身份与他拉关系，看到蔡思想开明，对国民党乱抓他们的会员有不满情绪。张开泰见机行事，因势利导，动之以情说：“你们的事也是我们的事，我们共同想办法，一定能把被抓的人员营救出来，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蔡见我方人员表示热情帮助，很受感动，便提出请张开泰、王植三任“维持公正会”筹委会常委。张开泰见他盛情邀约，又符合区委所做的决定，便答应了他。乘此机会，张开泰提醒蔡镇强提高警惕，防止被坏人利用和破坏。张开泰向区委汇报，经区委同意后，张开泰、王植三以“筹委常委”的名义经常同蔡镇强接触，开展工作。
  为取得蔡镇强的信任，接受我党的主张，中共崖三区委和蔡联手，组织民众和会员向崖东三区警察署提出强烈的抗议，要求释放无辜被抓的人员，并争取得到时任崖县党部参议的藤桥人林天琛的帮助。林天琛是本地人，对地方有好感。在他的敦促下，加上用50块光洋收买警察署长邢儒炳，崖三区伪政府慑于人民群众的强大压力，终于释放被抓的会员。蔡感激万分，主动向我党靠拢。在我中共崖三区委的指导和帮助下，“维持公正会”于丁卯年农历九月十五日（1927年10月10日）夜，在三亚海棠湾风塘村和白土田村中间的割枝坡举行会员入会仪式，有200多人宣誓入会。入会者杀雄鸡祭天地，人人刺指取血，饮酒盟誓。誓词是：“天地为证，我等200多人志同道合，维持公正，愿同生共死，决不反悔，违者天诛地灭！”宣誓会影响很大，会后会员发展到300多人。
  尽快把这个颇有影响的封建行会改建过来，使之成为我党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党代表李懋文和区委领导张良栋、张开泰、王植三主动同“维持公正会”会长蔡镇强接触，给他灌输革命的思想。李懋文主张说：“‘公正会’已竖起旗号，照此发展下去，必将成为警察署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必然会给‘公正会’扣上土匪的罪名加害于你们。开弓没有回头箭，为使‘公正会’不陷入敌人的魔爪，我们的意见是，挂着‘公正会’的牌子，把300多名会员收编为崖三区农军自卫队，任命你为队长，警察署要想取缔你们也不敢轻易下手。”蔡感到自己的威望不大，又是外乡人，难于对付国民党警察署，于是态度友好地表示愿意接受我党对“公正会”的整编意见，但提出不当队长的请求。中共崖三区委同意蔡的请求，指派陈保甲担当自卫队指挥，张开泰为副指挥，王植三、陈泽福、林诗润、杨铁邦分别担当班排连长。蔡镇强亲手组建起来的“维持公正会”，经改建整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指挥的革命武装队伍。任务完成后，蔡主动离开藤桥，回文昌老家去了。封建行会组成的农军自卫队，在我党的领导下，在藤桥暴动和配合东路红军攻打三亚港以及保卫藤桥苏维埃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第三节 智取枪支，武装起义
  1927年，盘踞在崖县藤桥镇的国民党警察署和商团，拥有一个连和一个团350多人的实力，四出为非作歹，是我党开展农民革命运动的大障碍。
  时值深冬，寒风夹着毛毛细雨，整个海棠湾显得潮湿寒冷。在军田村祖庙里，中共崖三区委扩大会议正在讨论制造刀枪弹药、举行武装暴动事宜。党代表李懋文明确指出：“纵观古今中外，特别是现代战争史，任何一次战役都表明，武器和谋略同等重要。我们已建立起有500多人的农军自卫队，仅有100多支粉枪，很难战胜全副武装的警察署和反动商团。因此，大家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取得枪支、弹药，才能实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伟大理想。”散会后，各村党支部和农会会员都积极行动起来了，煮硝制土炸弹，搞得热火朝天。为了防患于未然，杜绝“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李懋文决心深入虎穴摸清敌军动态。他和张良栋以学友同乡名义，横刀直入，到藤桥商团找该团枪械管理员（后晋升为副队长）张昌厚。张在住所热情接待了李懋文和张良栋。在交谈中，李懋文听出他同情贫苦大众、厌恶当局的情绪，就进一步启发说：“老同学啊，你是穷苦人家的孩子，现在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遗志，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国民党军队到处掠夺，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革命暴动风起云涌。我们是老朋友啊，我劝你认清形势，站到革命队伍中来，我们一起拉杆子。”张昌厚听后很受感动，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党安置在敌人营垒内的特工人员，曾秘密送出步枪3支和弹药，成为我党组织暴动的领导者之一。
  1927年9月，李懋文同志接到通知，出席琼崖特委在乐会县白水泉村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听取杨殷同志代表广东省委传达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议刚结束，李懋文兼程赶回藤桥，召开区委扩大会议，传达了这次会议精神，决心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武装全体党员和农会干部。接着，他去崖城向陈英才、林庆墀等党小组负责同志传达、讲述了全国和琼崖各地农民革命运动的形势，布置崖城党组织要用“八七”会议精神去宣传发动群众，搜集武器，武装队伍，做好准备，在琼崖东路红军南下攻打三亚港、崖城时组织暴动，解放县城。当时，崖城党小组派崖县中学党员学生李福崇、郑绍南等人随同李懋文回藤桥参加策划暴动，学习经验，为崖城的革命暴动做好组织准备，但因情况变化，崖城暴动未能实施。
  李懋文从崖城返回藤桥后，面对海棠湾地区广大农村及社会各阶层民众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立即召开区委领导会议，根据大家反映的情况，他决定利用张开泰爱人同红土坎国民党盐田实业团团长陈大裕爱人姐妹同庚的关系，提出“深入虎穴，智取枪支，武装自己，组织暴动，夺取政权”的英明决策，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红土坎盐田实业团里的排长陈宗昌是藤桥番园村人，是黎伯盖的朋友。区委就通过番园村共产党员陈泽福、郑廷丁和黎伯盖出面请陈宗昌回藤桥市，由张开泰、曹必敬以老乡朋友名义同他交谈。陈宗昌出身贫苦，为了混口饭吃才到盐田实业团当差，他和部下常遭上司的欺凌，心里十分不满，暗地里早就有反戈的思想。经过交谈，他深明大义，同意做内应。于是，区委派优秀共产党员黎伯盖、陈成铁二位同志通过“同庚”关系潜入该团当差，配合陈宗昌做夺取枪支的内应。1927年11月19日下午，张开泰、陈保甲、蒙传良等8位党员到达目的地，由张开泰出面，以到崖州（当时崖县驻地崖城）县城告状为由，向实业团借宿。当晚该团长陈大裕已回红沙小老婆家，交由排长陈宗昌负责。陈宗昌就请陈大裕的侄儿亲自回红沙向陈大裕报告，说姨丈张开泰等8人路过借宿，得到陈大裕批准。当夜12点钟，我方10位同志内应外合，乘敌熟睡不备之机，撂倒站岗哨兵，一齐动手，夺取了6支步枪、1支手枪和一批弹药。有个别士兵企图反抗，陈保甲举枪对准他们，命令道：“不许动，谁动打死谁。”敌人如驯服的家猫乖乖躺着不敢动。排长陈宗昌动员敌兵说：“谁愿意跟共产党打天下的就跟我走，不愿意的就留下。”有6个人愿意跟队伍走，不愿起义的敌军被张开泰锁在屋子里。同志们扛着缴获的枪支，胜利夜归。当途经林旺灶子村时，在陈保甲、张开泰的提议下，我方伪装成盐田实业团，奇袭林旺盐务所民团。被群众指骂为“山猫”的民团团长欧九兴和团丁20多人，是一群乌合之众，枪声一响，四处逃跑，溃不成军。欧九兴见势不妙，乘机逃脱。我方乘胜打扫战场，缴获6支步枪和一批子弹。深入虎穴，智取枪支的胜利，大大地鼓舞和激发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
  中共崖三区委张良栋、张开泰、上级党代表李懋文等领导决定趁热打铁，分头下到林旺的新村、灶子、下丈和赤田、保境、南旦等村寨，利用夜校这块阵地，培养骨干，把在各村建立起来的农民协会组织基础打牢。紧接着，他们又在军田村祖庙召开各村农会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崖县第三区农民协会，主席蒙传良，委员张开泰、王植三、王文贵、陈逸芬（张良栋爱人）。区委把藤桥、风塘、军田、仲田、赤田一带农民的100多支粉枪编号，重新调整充实成立一支300多人的农军自卫队，任命陈保甲为总指挥兼总队长，张开泰为副总指挥、副总队长，张良栋为教导员，李懋文为党代表。
  崖县第三区农民协会和崖三区农民自卫军成立时，为进一步统一思想、统一步骤、统一行动，确保暴动的胜利，中共崖三区委和区农会，又在军田村祖庙召开领导会议，精心研究制订暴动的组织领导和行动方案。暴动时间定于1927年11月21日深夜。由17个党支部书记率领暴动队伍，集中在4个指定地点，由指定的区委领导为指挥，4支队伍挥戈直指藤桥。第一路：风塘、白土田、番园、军田、椰子园村农会组成的60多名农军队伍汇集于军田村，由李懋文、陈保甲、曹必敬指挥，他们手拿锄头、砍刀和粉枪，高举火把，分兵两路，围攻椰子园和龙家坡村，惩罚枪毙了平素为非作歹、不可一世的豪强劣绅朱仕拨和反动民团团长龙鸿标。打响了暴动的第一枪。次日凌晨，又汇为一路直指藤桥。第二路：新村、大灶、灶子、庄头、下丈等村组成的农军队伍汇集于洪李村，由张开泰、符大忠、蒙传良、王万东为指挥。在张开泰的总指挥下，300多名农军、农会干部首先围攻龙江黄守儒民团。黄守儒获悉农民起义，吓破了胆，早已带兵逃入深山。我军烧毁敌军营房后，挺进藤桥。第三路：北山、仲田、湾应、南土岭、田湾、保境等黎族村庄的党员和农会成员汇集于赤田村，由张良栋、王植三、谭亚贵、陈文会指挥，进攻藤桥，防守西线。第四路：东溪、竹角园、岭头坡等村农会组成的队伍汇集于龙楼村，由张昌厚、李懋忠、林诗润、林书明指挥，封锁藤桥东面，防止敌人从水路逃跑。会后，各指挥人员迅速奔赴自己的阵地。正值深夜，暴动从军田村打响，以火为号，四路红军、农军从四个方向冲向藤桥，火光四处纷飞，红军、农军围攻了藤桥市，喊杀声震天动地。次日清晨，许多村民主动加入到暴动队伍中来，起义的队伍增加到3000多人，把国民党崖县三区警察署和反动商团包围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区警察署长邢儒炳、商团团长王访秋，闻风丧胆，为保狗命，当夜乘黑提前翻墙乘船仓惶从海上逃掉，有60多名官兵投降，我方缴敌步枪16支和一批弹药。可是，拥有一定实力的反动商团，还在负隅顽抗。为了迅速攻克商团，解放藤桥，中共崖三区委采取了缓兵之计，一方面向官兵喊话：“商团官兵弟兄们，农军是人民的队伍，是反对国民党警察署，同情商团维持商家利益的，望你们放下武器，不要乱动，以免造成误伤。”另一方面，派交通员兼程赶到陵水县城向红军报告情况，请求增援。次日晌午，由琼崖特委东路红军前敌总指挥徐成章、参谋长陈翼辅、第一营长郭天亭、连长陈可源等几位红军指战员，带领红军一个营的兵力，攻克陵水县新村港后，赶到藤桥增援。当日下午发起总攻，战斗了十多分钟，商团全线崩溃，乖乖投降，我方缴获步枪50余支，两挺机枪和一批弹药，彻底摧毁了盘踞在藤桥镇的反动武装势力。藤桥市民、学生、商人及各阶层人士，纷纷上街燃放鞭炮，张灯结彩，欢庆胜利。各村群众组织，纷纷举行集会，拉队伍上藤桥市游行，庆祝翻身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胜利万岁！”“惩办土豪劣绅，反对剥削压迫”、“实行男女平等”等口号，响彻云霄。
  第四节 崖三区苏维埃政府成立暨中共第一届崖县委诞生
  藤桥武装暴动胜利，像熊熊燃烧的燎原烈火，照亮了崖州大地。
  为了保卫革命暴动的胜利果实，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1927年12月28日，中共崖三区委在藤桥镇召开各村党支部书记和农会代表会议，宣布成立崖县第三区苏维埃政府，会议选举李懋文为主席、陈保甲为武装委员、张开泰为农运委员、占行诚为宣教委员、王植三为工运委员、陈逸芬为妇幼委员、李懋忠为青年委员、曹必敬为秘书长。苏维埃政府设在原国民党区警察署，红旗在楼顶上空飘扬，城墙上挂着“崖县第三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子，门口两侧张贴“忍不住双重压迫，穷苦大众要平等”的对联。苏维埃政府设立崖三区农民自卫军指挥部，由50位市民组成巡逻放哨，保卫治安，队长张昌厚，副队长邢福如、王文贵。
  “春风浩荡，星火燎原”。1928年1月，在琼崖特委常委陈垂斌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崖县委员会，在海棠湾藤桥镇成立，书记李懋文、副书记张良栋、委员张开泰、陈保甲、占行诚、王植三、陈逸芬，秘书曹必敬。接着，成立崖县妇女联合会，主任陈逸芬，成立共青团崖县委员会，书记李懋忠。
  在县委和苏区政府的率领下，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反霸斗争：没收反动资本家“公昌号”、“联华生号”、“顺隆号”的财产，成立消费社，开仓放粮，救济安抚劳苦大众。在藤桥市“民昌洋行”搭台召开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公开宣叛枪决大恶霸陈鸿存。宣判会后，各村庄掀起宣传男女平等、破除迷信、改变陋俗、拆花轿、烧地主恶霸田契、账簿的热潮。军田、白土田等一些村庄，按照既没收地主的多余土地，又给地主有生活出路的原则，把多余的土地没收，插竹签分配宝福田洋部分土地给无地的穷苦农户。
  为不断提高农军的战斗力，在琼崖东路红军总指挥徐成章的指导下，崖县三区农军改编为东路红军的一个补充连，连长陈保甲，副连长张开泰兼第一排长，占行诚为第二排长，陈儒充为第三排长。补充连随东路红军作战。把全区乡村农军统一编为崖三区农民赤卫军，编成3个连、12个排，共300多人，陈保卿为总指挥，王植三、陈泽福、林诗润、王文贵、杨铁邦等同志分别担任各连连长。红军补充连随同东路红军前敌指挥部，挥戈南下，攻打榆林、三亚港。红军攻克三亚港，深受民众的欢迎，各界进步人士、商人、市民、学生纷纷派代表募捐物资慰劳红军。驻三亚港不久，红军奉特委之命，回师北上。在攻打分界市战斗中，总指挥徐成章同志在突围战斗中，不幸负伤，于1928年2月4日，抢救无效，光荣牺牲。红军全体指战员怀着沉痛的心情撤到六连岭一带山区，补充连在陈保甲、张开泰率领下，撤回藤桥苏区坚持斗争。
  第五节坚决抗击敌军，保卫区苏维埃政权
  三亚藤桥古镇，面积0.6平方公里，面临藤桥合口港、文昌洋，背后是3公里开阔的龙楼田洋。跨过田野便是群山，从北至南，山岭连绵相扣，自然构成“绿色长城”。藤桥东河西河把镇夹在其中，有人形象地把藤桥镇比喻为绿盘中的“一粒红珠”。
  1927年12月，藤桥起义胜利后，建立起崖县第一个区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第一届崖县委员会。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三亚海棠湾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出了彻底决裂的斗争誓言。国民党反动当局既憎恨又害怕。崖县伪县长王鸣亚不甘心失败，乘我开展打土豪分土地之机，悄悄派县团丁100余人潜入海棠湾地区，企图侵犯我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驻地——藤桥市。消息被我军获悉，县委、区政府派陈保卿带领区赤卫队和农军200多人，事先开到竹络岭伏击，打死打伤伪军30余人，敌军残败溃逃回老巢——三亚港。
  王鸣亚吃了败仗，但贼心不死。第二次他亲自率领兵丁百余人来犯，我农军分两路包抄，打乱了王鸣亚步步深入的部署，击毙敌兵30余人，王部残败溃逃。不久，王鸣亚又集民团乡丁来扰田尾、龙江，企图再进犯藤桥。我方从万宁县龙滚市撤回的红军补充连一排和农军一个连出击敌军，敌军慑于我军威力，抵抗片刻，逃之夭夭。在龙江坡阻击战中，补充连连长陈保甲不幸腿部负伤，转移到保亭营一破庙里治疗，3月26日因叛徒出卖，遭敌兵包围住所，拒捕英雄就义。
  敌人的不断扰乱、侵犯，使中共崖县委和区苏维埃政府领导意识到，起义胜利仅仅是迈出革命的第一步，要彻底把敌人打垮，推翻旧世界，斗争会更激烈、更残酷。于是，在李懋文的提议下，县委召开委员扩大会议，统一大家的思想，向全党和农会发出“团结一致，提高警惕，加强防御，做好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通告。广大军民，在中共崖县委的领导下，加强藤桥市内构建防御工事，在市四周安木桩扣上竹刺刀篱笆，在篱笆后挖1.6米深的掩体战壕沟。在东河两岸、西河两岸挖战壕，垒土堡，设岗哨，驻扎防守。派员同陵水县苏维埃政府联系，共同建立起海上防御，得到陵水方面的大力支持。陵水县海员工会，把渔船编为海上巡逻队，同万宁县北营港、芒港和陵水县新村港、赤岭组成海上联防，主动承担保卫海棠湾海面防御任务，使之成为保卫万宁、陵水、藤桥红色政权的“海上长城”。
  1928年2月，国民党崖县伪县长王鸣亚，在盘踞海南岛的军阀势力扶植下，以广东省南路“剿共”司令的身份，派员用重金和美女收买了原陵水县农军总指挥王昭夷。王昭夷因当不成陵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闹情绪脱离了革命。此时在王鸣亚的煽动下，彻底叛变投敌，成了敌人的御用工具。王鸣亚还四出招降纳叛，招兵买马，扶植民团，网罗了汉黎民团兵丁3000多人，分兵两路，从沿海平原和山区向我猛攻。在沿海平原一带，派反动民团团长蒙燕章大搞迁村封锁，烧毁民房，抢劫民财，强奸妇女，对被怀疑为“赤色分子”的群众严刑拷打，诱骗逼供，强迫当壮丁，充当炮灰。在山区，王鸣亚利用王昭夷的黎兵，分别从保亭的南林、罗葵、北弓等布下封锁线，派兵从仲田岭、走马园从西面来犯。在海上，乘陵水县战事吃紧，海上联防失控之机，伪装10艘渔船封锁海上，割断广大群众同我党联系，形成了包围我县委、苏区政府驻地藤桥镇的战势，企图玩弄“瓮中捉鳖”的阴谋。
  王鸣亚指挥属部多次进犯，屡遭我军的阻击而溃退。他气急败坏，暴跳如雷，大骂手下为饭桶。于是就指派反动分子李尊洲（藤桥东溪人），利用同姓兄弟的关系，劝说李懋文。李尊洲呼号：“懋文啊，你的哥哥懋生已被杀死了，你的弟弟懋忠也已被捕，你应该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李懋文一听，怒不可遏，大声驳斥：“李尊洲，你这只跳蚤，民族的败类，看你还能跳几下，等着我们来结束你这条狗命吧！”李懋文大义凛然的形象，鼓舞了军民的斗志，决心为保卫县委和区苏维埃政权而血战到底。
  面对这一严峻的势态，县委派员到陵水县报告情况，请求派兵增援，时值陵水县也发生战事，兵力不足，只派参谋长谢育才同志带领红军一个排20多人前来增援。在情况刚刚好转的时候，混进红军和赤卫队里的投机分子朱仁高动摇叛变，赤卫队班长陈继充、陈继元两兄弟投敌，给敌人通风报信，泄露我军内部机密，致使王鸣亚命令所部不停地炮击我军。我工农革命军坚守在战壕里抵抗敌军的进攻，每个战士表现出宁死不屈的英勇气概。经过12个昼夜的奋战，因弹药奇缺，我军无法再发挥强大威力。第一连、第四连和补充连都是经过战火锻炼的老兵，他们怀着革命必胜的雄心壮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坚决执行军事指挥陈可源的命令，有效地阻击敌人的进攻。王尧领导的第一连和谢育才领导的第四连，出击外围的敌军，敌人不敢应战，往后撤退。我军因缺乏弹药，火力不足，不敢贸然追击，无法攻破敌人防线，只好收兵回守。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困难日增。幸好市内粮食、物资还算充足，除早晚两餐，中午还有玉米粥吃。眼看弹尽粮绝，后无援兵，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敌人又不停炮击，我军屡有伤亡，战况对我十分不利。我军总指挥陈可源登上屋顶观察敌情，发现敌军在外围加紧筑建工事，设据点。敌人以市东的关公庙作为据点，封锁水路，在市西面利用河边的村庄为防御，设立指挥据点，在东河北岸也修建工事，形成了四面围攻的战局。王鸣亚还从海上增兵，用重金雇佣临高船民运来十多门荷兰炮，炮击我方的房屋，军民伤亡不少。为了蒙蔽敌人，我军采取“以假乱真”的战术，让号兵登上屋顶，吹起冲锋号，军民喊杀声冲天。敌军以为我军要突围，乱成一团。匪兵头目恐慌叫嚷：“快装炮弹，开炮。”敌兵惊慌发抖，装弹失误，引起炮筒爆炸，炸死炸伤敌兵七八人，被迫停止炮击。中共崖县委书记李懋文等县委和军政领导，及时召开战地会议，对战事进行讨论研究，一致认为：“我们后方没有援兵，乡村已被封锁，弹药已尽，粮食缺少，难于坚守下去。”于是决定于3月16日晚上8时开始突围。由谢育才参谋长率领一连打先锋，冲破敌军北面防线，向陵水县新村港方向突围成功，胜利到达新村港。第二队由总指挥陈可源带队阻击敌军，掩护县委、区委、区政府领导和家属撤退。突围时，由于人数较多，刚冲出门口就被敌人截击，全部退回市内。第三队，由第四连负责掩护市民撤退，但也因人多拥挤，没法施展火力掩护，伤亡不少。部分市民被敌军抓捕，一部分散撤上龙楼岭山区。第四队，由补充连负责销毁工事和一切物资，不让落入敌人手里，但由于撤退时指挥失误，时间未到就开始行动，被敌人发现而不停地炮击，引起混乱。后面部队原计划向陵水方向撤退，却被敌军发现集中火力封锁，不得不退回市内。为突出重围，李懋文命令林诗润、朱运隆、郑庭丁、蒙传良4人，带一班人举着火把，佯装向西突围，把敌人火力引开；派农军“虎将”，双枪射击手王文贵带领祝兴礼、陈保辉、曹必有、王为录、梅帝魁、黎学江等10人袭击敌人“关公庙”据点，全歼守敌十多人，开通了西撤通道，发出讯号，李懋文指挥部队、群众迅速转向东南面，强渡西河，从海丰狗子坡撤退，越过番墓田，进入龙海坡山界，次日早晨到了洪李村。在洪李村疏散部分群众，重新组建起一支80人的红军连，由陈可源为指挥，张开泰任连长，黎德炳任党代表。中共崖县委和区党政军领导人李懋文、张良栋、陈可源、张开泰等带领200多名红军战士和党政干部及家属、群众共300多人，迅速沿着山界撤入深山，向保亭山区进发，1928年3月19日下午抵达保亭营，余下200多人。
  第六节 “保亭营惨案”的悲烈壮举，唤起人民的新觉醒
  中共崖县委和红军进入保亭营后，驻在深山密林里，人地生疏，粮草不济，水土不适，有个别人乘采野菜之机逃离了。为了挽救和保存革命力量，部队进行休整，把工农革命军重新编为一个连，张开泰任连长，黎德炳为党代表，陈可源为部队指挥，王文源为副指挥。部队一边想方设法筹集给养，一边加紧煮硝造火药，积极筹措，加强战备，等待时机夺回藤桥。李懋文同志组织召开县委扩大会议，商讨扭转危机的办法。为稳定军心，鼓起同志们的斗志，李懋文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我们胜利突围，顺利转移到此，是一次转折中的胜利。困难是暂时的，大家齐心协力，挺起腰杆，战胜困难，下定决心夺回藤桥，是大有希望的。”由于人生地疏，粮弹不接，革命军向保亭方面的王昭夷求援。王昭夷于1928年初，在王鸣亚的策动下叛变了革命。当时，中共崖县委还没有察觉，在危急之下，派交通员带信给他。王接信后，暗暗自语“鱼终于上网”。便假惺惺对我交通员说：“真对不起，不知道你们的队伍已经到了我这里，你们吃苦了，快回去请李主席拉队伍下山来，我马上叫人运粮食、煮硝制炸药，一起反攻回藤桥。”县委领导听了交通员的汇报后，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对王还不够了解，不能贸然带队下山。但是，由于面临重重困境，又不得不依靠当地群众的援助，早日走出困境。于是，接受了王昭夷的“盛情邀请”。县委决定由张开泰等留守营地，三位主要领导由二名警员陪同亲自下山同王昭夷会晤。
  3月26日，李懋文、张良栋、陈可源三位领导，在交通员赖亚焕、赖亚石的带路下，到什聘村受到王昭夷的盛情款待。当时，王已布下伏兵，企图利用“鸿门宴”，不费吹灰之力扣下我县委和军事领导人员，胁迫我军就范。但由于气氛紧张，被我方识破“鸿门宴”的阴谋，提前结束会谈。王昭夷见无法下手，假装送行，到七弓河畔，忽闻峒鼓隆隆，枪声四起，王昭夷乘机溜掉。当我方发觉上当时，已经晚了。当时五人中只有交通员赖亚石带一支手枪，五位同志同敌人拼搏，壮烈牺牲。红军营地也遭敌人包围炮击，山谷里回荡着枪炮声和黎兵的喊杀声。由于我军弹药缺乏，无法反击，除张开泰和排长陈儒充等少数同志冲出重围，王植三同志被捕后逃脱外，一部分同志牺牲，一部分同志被捕，全被拉回藤桥游街后杀害。李懋文胞兄懋秀被匪兵追赶到长枕岭开枪打死，用汽油烧尸，穷凶极恶，惨无人道，这是叛徒王昭夷恶意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保亭营惨案”。
  “保亭营惨案”的第二天，王昭夷为博得主子王鸣亚的欢心，竟然将我中共崖县委书记李懋文、副书记张良栋和红军指挥员陈可源三位烈士的头颅悬挂在藤桥镇的岔路街中心，将被捕的近百名农军反缚双手，强迫游街示众。县妇女委员陈逸芬（张良栋妻子），怀着满腔的仇恨，怒斥敌人，坚贞不屈。在游街示众时，她昂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叛徒王昭夷！”并高唱着《国际歌》。她怀着身孕，被敌人用竹签活活刺死。其他红军、农军战士被拉到椰子园和军田村交界的第一层海梁坡杀害。国民党的残暴罪行，让藤桥市广大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晚上，许多群众在自己的家里，为死难的烈士烧香哀悼！
  在王鸣亚的再次指使下，叛徒王昭夷派兵搜查我革命村庄，烧毁风塘、军田等8个革命老区村，掠夺财产，抓我红军、农军、农会干部和家属200多人，有的被勒死，有的被竹签刺死，有20多人遭残酷的毒打后，被投入崖城监狱。被扣上“共村”帽子的军田、风塘等革命村庄被强迫迁村。李懋文的胞弟李懋忠和十多名红军、农军在崖城监禁遭受严刑拷打，他们忠贞不屈，视死如归。当李懋忠的母亲和大嫂探望他时，李懋忠对亲人坚定地说：“母亲、大嫂，不要哭，不要流泪，不要悲伤，听党的话，跟党走，抗战一定会胜利！”当他们被押赴刑场路过崖城东关市和崖县中学时，李懋忠和战士们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一切反动派！”“正义永远属于人民！”的口号。他们慷慨就义，气贯长虹，极大地震撼了崖城的广大人民群众。当天晚上，崖城地区党组织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崖城中学召开哀悼会，贴出悼念诗：“为党捐躯赴刑场，怒目冷对敌刀枪。杀身成仁何足惜，丹心留与日争光！”
  “保亭营惨案”，被杀害的烈士达289人。
  藤桥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革命的火种燃遍了琼南大地，不断唤醒穷苦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斗争觉悟。
  第七节 暴动前后党政军群基层组织建制
  中共第一届崖县委员会
  书记：李懋文（1928.1—1928.3）
  副书记：张良栋（1928.1—1928.3）
  委员：张开泰（1928.1—1928.3）
  陈保甲（1928.1—1928.3）
  占行诚（1928.1—1928.3）
  王植三（1928.1—1928.3）
  陈逸芬（1928.1—1928.3）
  秘书：曹必敬（1928.1—1928.3）
  崖县第三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李茂文（1927.12—1928.3）
  委员：张开泰（1927.12—1928.3）
  陈保甲（1927.12—1928.3）
  占行诚（1927.12—1928.3）
  王植三（1927.12—1928.3）
  陈逸芬（1927.12—1928.3）
  秘书长：曹必敬（1927.12—1928.3）
  中共崖三区党小组
  组长：陈保甲（1927.5—）
  党员：张开泰、占行诚、王值三
  中共崖三区党支部
  书记：张开泰（1927.5—1927.8）
  委员：陈保甲、占行诚、王值三
  中共崖三区党委
  党代表：李懋文（1927.7—）
  书记：张良栋（1927.7—1928.3）
  委员：张开泰（1927.8—1928.3）
  陈保甲（1927.8—1928.3）
  陈保卿（1927.8—1928.3）
  占行诚（1927.8—1928.3）
  王植三（1927.8—1928.3）
  （以下按时间顺序排列）
  红军补充连
  连长：陈保甲（1927．冬—1928.3）
  副连长：张开泰（1927．冬—1928.3）
  崖县三区农民自卫军
  指挥：陈保甲（1927．冬—1928.3）
  副指挥：张开泰（1927．冬—1928.3）
  连长：陈泽福（1927．冬—1928.3）
  王泽三（1927．冬—1928.3)
  林诗润（1927．冬—1928.3）
  杨铁邦（1927．冬—1928.3）
  中共崖三区党支部于1927年秋发展的党支部
  军田支部
  书记：曹必敬（1927．秋—1928.3）
  风塘支部
  书记：蒙传良（1927．秋—1928.3）
  洪李支部
  书记：符大忠（1927．秋—1928.3）
  崖县三区农会组织
  1927年6月以后，藤桥、林旺地区20多个村庄先后建立村农会组织，农会会员达800多人。在党组织的领导和县农会的指导下，各村基层农会在反对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和进行减租退押的斗争中都起到了主要作用和重大影响。
  中共崖三区委下属17个基层党支部（党员179人）
  风塘第一支部
  书记：蒙传良（1927．秋—1928．春）
  风塘第二支部
  书记：陈保辉（1927．秋—1928．春）
  洪李支部
  书记：符大忠（1927．秋—1928．春）
  新村支部
  书记：黎学江（1927．秋—1928．春）
  番园支部
  书记：陈泽福（1927．秋—1928．春）
  军田支部
  书记：曹必敬（1927．秋—1928．春）
  大灶支部
  书记：王万东（1927．秋—1928．春）
  喃头岭支部
  书记：苏运祥（1927．秋—1928．春）
  藤桥支部
  书记：梅帝魁（1927.12—1928．春）
  田尾支部
  书记：李世春（1927．秋—1928．春）
  灶子支部
  书记：黄教伍（1927．秋—1928．春）
  龙楼支部
  书记：林书明（1927.12—1928．春）
  庄头支部
  书记：高章良（1927．秋—1928．春）
  下丈支部
  书记：凌公安（1927．秋—1928．春）
  椰子园支部
  书记：麦富尊（1927．秋—1928．春）
  仲田支部
  书记：谭亚贵（1927．秋—1928．春）
  赤田支部
  书记：陈文会（1927．秋—1928．春）
  第三章 创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
  仲田岭是我陵崖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坚持23年红旗不倒。山岭不算高，却被誉为“小小井冈山”、“小延安”。
  第一节 仲田岭状貌
  仲田岭，位于三亚市海棠湾镇西部，崖县（三亚市）、陵水、保亭三县边界甘什岭山脉分界的正中，古称峡岭。两岭对峙如门，巍峨雄壮，中间仄径深约60多米，海拔约800米，方圆约100多公里。向东眺望，便见汹涌澎湃的大海。北、西、南三面山深林密，相互环扣，逶迤连绵，直连吊罗山、扎南岭山脉，绿波万顷，辽阔苍茫。岭门有一个方圆约4000米，宽为800米，积雨面积为60多亩的自然山塘，古来为军事关隘，易守难攻，有优越的回旋余地。东南沿海有30多个汉族村庄，群山脚下散居着30多个黎族山寨，汉黎居民共有两万多人。1927年11月，藤桥武装暴动前，岭脚下的仲田村、北山村、岭脚塘村已建立仲田党支部和农会、妇会等组织，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二节 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
  三亚（崖县）藤桥暴动胜利后，因受“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及时组织红军、农军去发展、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而是让武装力量跟随东路红军进攻城市，造成藤桥武装力量大大削减，从而导致了暴动胜利后，遭敌人反扑，几经受挫，革命走向了低潮。200多名红军和500多名农军，从藤桥苏维埃保卫战中脱围转上仲田岭时，仅存区委委员占行诚和红军排长陈儒充带领陈保卿、陈贤德、黎学林等16人。1928年夏，原中共崖县委委员张开泰，从保亭营事件中突围后，带着枪伤，艰苦跋涉十多天到了陵水，几经周折后潜回仲田岭，终于同岭上坚持斗争的同志们会合，使大家在绝境中增强了信心，充满了希望。
  由于暴动队伍受挫，力量薄弱，致使海棠湾苏区人民群众遭受敌人的大肆摧残，军田村、风塘村、仲田村，被扣上“共村”帽子，敌人纵火烧村，强迫军田村搬入椰子园村，由叛徒朱仁高监控。风塘村迁入新村，由反动民团团长蒙燕章管制。仲田村迁入岭脚塘村，村民的一切行动，都受到敌人的严密监管。敌军四出搜捕，严密封锁，红色老区乌云密布，红军与群众联系不上。一部分人心情沉重，情绪低落，对革命信心不足。突围上山的同志生活极为艰苦，十多人一个月也吃不上一口稀粥，只好摸鱼虾，捉小鸟，掏蚁卵，挖山茨，采野菜，摘野果充饥。
  秋天，台风多，风雨大。在狂风暴雨之下，居住的茅屋片草不留，大家只好挨挤在大树底下。衣服破了，采野葵叶，扒樟树皮，抽麻丝一针一线织成雨衣，暂且防雨御寒。原始的热带雨林，树高林密，遮人耳目，难辨四季，只能从雨量的大小和湿度来判断时节。有时听到风摇树响，雨珠像瓢泼一样冲下来，叫人睁不开眼睛，好像匪兵追来，使人神经过敏，一阵紧张。
  冬天，虽然无冰雪，但细雨濛濛，寒气凛冽，到处都是湿漉漉的，难以找到一块干燥的地方。由于夜间寒冷，难以抵挡，战士们采取钻木取火，围着篝火一边取暖一边打瞌睡。有一天中午，同志们分头去采山果时，忽然发现敌军从两路上山搜查。张开泰决定分两组向西、向北山腰疏散隐蔽。占行诚因小腿长疮行走困难，爬上一峰跌倒了，眼看敌兵快要追上来，同志们只好拼命地轮流背他翻过西峰，终于转危为安。在敌人围困的日子里，同志们忍受着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他们一方面要同敌人作斗争，一方面要同自然困境搏斗，一方面要战胜饥饿、病伤。有人身上长满疮，有人因营养不良水肿，有人因病重倒下了。张开泰同志十分爱护战士们，他身先士卒，亲自采野稻、挖山薯、掏鸟蛋、捉鱼虾、筛蚁卵，并将它们混在一起捣成一团，然后用枇杷叶包扎好，涂上泥巴，再用火烙熟分发给同志们吃。他还采来山艾叶拧成绳条，用于燃烟驱蚊，采来珍珠草挤成汁用于治痢疾，采来“牛大力”煮水当茶饮，帮助大家恢复体力。张开泰带头吃苦，关心部下，使大家十分感动，大家互助鼓励，打起精神，顽强地坚持斗争。
  仲田岭山前水塘西面的一块大石上（后称为第一岗），一株万年青树从石缝中挺立而起，远瞧像在水泊梁山上飘扬的“替天行道”的紫黄色旗帜。张开泰把队伍从深山转移到此处，面水背山地坚持革命斗争。
  仲田岭的处境虽然艰难，但因有张开泰同志的带头作用，英明果敢，同志们又能团结友爱，顽强不屈，使得这场革命斗争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占行诚时常哼起“武松打虎上山冈”的琼剧小调。张开泰带领大家唱革命歌曲，激活斗志。张开泰经常组织文化学习，讲梁山水泊故事，讲革命道理，鼓励大家说：“琼崖特委一定在找我们，群众不会忘记我们。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他还说：“共产党人从入党那刻起，就把生命交给党，交给人民了，为了伟大的理想，为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我们一定要与仲田岭共存亡，仲田岭就是我们胜利的希望……”
  王鸣亚联合王昭夷的匪兵几次搜山都没有发现红军的踪迹，认为张开泰及他的红军都完蛋了，便逐渐解除戒严。风塘、军田、仲田村民重新搬回老村建房居住，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机。由于长时间没有联系上乡村群众，大家都心感不安。张开泰、占行诚和陈儒充等商议，认为照此下去，是自己把自己孤立起来，只能被动挨打。有人说不如冲出去同敌人决一死战，为死去的同志报仇，死也光荣。张开泰很冷静，他认为仇是要报的，但不能轻易去送死，能活下来就是要保存力量，就是要继续高高举起暴动的革命红旗，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现在革命尚有力量，那些被打散的红军、农军必然隐潜在各地，红色村庄虽然被摧毁了，但是各地的党组织决不会被敌人完全打垮，找到他们就会有希望。张开泰将大家分成四个小组，从四个方向观察敌情。占行诚带领的小组在通往甘什村的西边，发现甘什岭至南林峒一带有敌兵巡逻。陈儒充等三人摸到东侧岭门处观察，发现仲田老村已被敌人烧毁，群众在山塘前坡建起新村庄。约有十多个团丁驻扎在仲田新村，他们来回于山塘北面巡逻防守，不准群众上山收挖山兰、番薯。陈儒充等三人乘机潜入山兰园，拾到一个陶罐，摘一些山兰稻穗，挖点番薯，带回驻地。大家一起分析观察到的敌情，认为敌人还没有摸清我们的情况，如果莽撞行动，就会暴露自己，正好上敌人的当，陷入敌人的圈套，决定暂时不派员下山。夜间，他们趁黑摸到山兰园，摘些山兰稻穗，挖些地瓜，还找到了一些盐巴。他们用火把山兰稻谷烘干，在石片上磨出米粒，用土罐当锅煮粥充饥。十多人在仲田岭上度过了6个多月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在海棠湾人民的支持下，终于走出了低谷。
  第三节 仲田岭燃起熊熊之火
  农历还是己巳年（民国十八年）十二月下旬，新历已跨进公元1929年2月。临近春节，王鸣亚决心对仲田岭进行一次大清剿，派100多名团丁，配合王昭夷黎兵100多人，从山前山后两路上山搜剿，强迫仲田村民10人带路。敌兵不清楚山上是否有红军，不敢深入。贪生怕死的团丁，到了山脚就胡乱鸣枪，当官的为了保命，下令草草收兵，报告王鸣亚说岭上全被搜过了，没发现“共匪”。原仲田村年轻的中共党员农军自卫队副队长黎亚吉，他凭经常巡山打猎的经验，从山兰园里挖薯的迹象来断定红军一定在山上。于是，他乘机避开敌人的视线逃入仲田岭，在铁门坎吹口哨为信号，寻找红军。张开泰在一峰石崖深处窥视，发现是黎亚吉，马上跟他接头。张开泰向黎亚吉了解乡村情况。黎亚吉说：“敌人太凶残了，连日来日日闻枪声，夜夜见火光。移村封村，不准村民外出，连犁田、插秧也派兵监视，群众敢怒不敢言。”听了黎亚吉的汇报后，张开泰心情非常沉重，心里思忖，想要打开局面，必须下山，找到上级党组织，并争取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于是，张开泰决定由自己北上找特委，安排占行诚、陈儒充下村打探消息，其余的同志留在山上观察动静，坚持斗争。在黎亚吉的引路下，张开泰翻山越岭，绕道到了后海渔村，找到1927年入党的中共党员林师泽，林师泽用船把张开泰送到北营港。在万宁县城，经过苦苦的探访，张开泰终于遇上琼崖特委派来联络工作的朱运泽同志，得知特委已转移到母瑞山。朱运泽对张开泰说：“特委指示，目前在海南岛的国民党军队正在换防，要求各地的同志，要抓住新军队入琼尚未站稳脚跟之前的有利时机，迅速恢复各级党组织，扩充我军力量，发动群众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占行诚、陈儒充也找到分散隐蔽的王传录、蒙传良、林诗润、罗中兴、王文贵、黎学江、符大尧等同志，带他们到山上与同志们会合。
  张开泰返回仲田岭，见到失散的蒙传良、林诗润、王文贵等50多名同志时，高兴得热泪盈眶。他们互相拥抱，高唱着《国际歌》，洪亮的歌声在山谷里回荡着。张开泰向大家讲述了遇见特委派来联系工作的朱运泽同志的经过，并决定根据特委的指示精神，恢复中共崖三区委，建立根据地，开展持久的敌后斗争。大家一致赞同，选举张开泰为区委书记，委员占行诚、蒙传良、林诗润、王文贵、陈儒充。同时，恢复崖三区苏维埃政府，选举林诗润为主席，委员陈保卿、蒙传良、王文贵、祝兴礼、陈贤德。成立崖三区农会，主席蒙传良。成立区团委，团委书记罗中兴，副书记陈保标，委员罗中邦、罗中华、王卷颜、黄乐民。
  国民党崖县县长王鸣亚的反动民团，因长时间封锁搜山找不到红军踪影，渐渐放松了戒严。中共崖三区委、苏区政府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员分别下到各乡村，重新开展活动，动员潜伏的军政人员上山，壮大武装力量。由于敌人的摧残，部分群众心有余悸，不敢接触我们的同志，开展活动遇到了困难。为了尽快打开局面，中共崖三区委派员秘密潜回风塘村，杀掉了土豪恶霸蒙庆贵及反动分子符文兴，灭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给人民群众壮了胆。这一行动，缴获步枪1支，找回隐藏的步枪2支、粉枪5支。张开泰派老红军王传录回军田村以他家作为交通联络站，其任务：第一是联系、接头，使失散的同志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尽快带送上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第二是组织购买粮食、日用品等物资，支持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第三是收集敌人情报，并及时报送；第四是把村骨干组织起来，秘密进行斗争；第五是对来联系但不认识的人，要搞清来历，才带上山。张开泰安排谢文山同志负责同王传录接头，化装成卖糖果的货郎挑担下到军田等村叫卖，把分散隐蔽各地的革命同志带上山。通过军田交通联络站，我方先后找到特委派来的林鸿蛟、高球、符致雄等7位同志。接着，我方又设立土福湾、扛牛、仕榴、后海4个联络站。负责人分别是林诗润、李仕刚、叶亚山、杨秀山。张开泰和林鸿蛟多次下军田村、白田土村，把风塘、洪李邻近村庄的农会骨干召集到白土田村召开各种会议，帮助原农会和农军干部家属和革命烈属消除恐惧心理，通过努力，军田、风塘、洪李、椰子园等村民众重新树立起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的信任。
  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革命声势不断扩大，使敌人惊恐不安。1929年5月，时值张开泰母亲病重，敌人利用这一时机到处张贴招降布告，诱惑说：“张开泰先生，你母亲在病中常叫你的名字，十分想念你，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希望你回来见上一面。如果你能回来，我们决不伤害你，你要什么都可以解决。”张开泰同志看到了布告，想到病危的母亲，想到父亲过早离开人世，母亲年轻轻就守寡，带着兄妹四人过着贫苦的生活。他很想去见母亲最后一面，却又考虑到，仲田岭革命根据地需要他。他想，同志们需要他，这个母亲是会理解的，为了革命他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在战斗岗位上。
  张开泰、林鸿蛟深入到赤田、南土岭等黎族村庄找到共产党员苏运祥、陈文会，共同宣传发动群众，恢复党组织，建立起高土村联络站。张开泰和林鸿蛟还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潜入国民党龙江民团驻地，在敌人眼皮下，于新村召开党员、骨干会议，恢复党的组织，从而再次渐渐地打开了斗争的局面。
  1929年7月，区委派区团委书记罗中兴和苏区委员王文贵利用过去他们曾在山村当过教师的有利条件，到保亭地区搞黎民运动，组建农会和兵变工作。罗中兴和王文贵组织他们教过的学生，通过他们深入宣传发动，黎族人民群众逐渐有所觉悟，消除了民族隔阂。原在叛徒王昭夷手下当兵的王德录、王德祥兄弟俩深明大义，反戈一击，带领40多名少数民族兄弟携带武器起义，投奔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收编为苏区自卫大队，任命王德录为队长。
  为武装队伍，开展对敌斗争，区委派员从农村中找回藤桥起义挫折撤退时埋藏的步枪3支、粉枪5支，重建起红军连60人，连长林诗润，副连长陈儒充。有了枪杆子，有了武装队伍，群众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革命的曙光，支持革命的信心增强了。后海、风塘、军田、仲田、庄头、大灶、下丈等村，在党支部的发动下，群众自觉收粮，捐物资支持红军。后海交通站长、革命堡垒户杨秀山，活动于各渔船，收集布料、咸鱼、盐巴等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仲田岭。
  仲田岭名声大扬，王鸣亚惶惶不可终日。他虚张声势恐吓说，要踏平仲田岭，消灭“共匪”。他派500多名县民团乡丁，分别驻扎于甘什村、南林村、龙江村，对汉族村庄推行“五家联保”、“出村领证，回村收证”等高压措施，贴出“五杀”公告：“参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窝藏共匪者杀，通共者杀，支持共匪者杀。”他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杀害我革命老区群众30多名。在白色恐怖下，群众不敢随便走动，我党的工作又陷入了艰难境地。根据地人民在敌人的高压下，吸取了起义受挫折的教训，琢磨出用智慧同敌人周旋。如石姆龙村革命堡垒户王达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利用下地干活为名，用牛粪掩盖粮食，用牛车拉上宝福田洋藏于石穴，仲田联络站长黎亚辉接到通知，星夜带领运粮队将粮食运送到我军驻地。白土田村革命母亲黎金銮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毅然挺身而出，担当起运粮队的妇女队长和通讯联络工作。仲田村十多户村民受尽了敌人的百般摧残，对国民党反动派恨之入骨，在黎亚吉的带领下，全村自愿离开家园，搬进仲田岭深山种山兰、玉米和砍竹笋支持革命，并同红军并肩作战。群众的热忱，大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们的革命斗志。
  1930年5月，红军从灶子村甲长黄道全口中了解到，藤桥保甲团龙江分团副团长黄守宇带领团丁到灶子村收月饷的消息。抓住这一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区委派陈贤德、陈保卿带领12名红军战士在灶子和新村交叉路口埋伏，打死3个保甲兵，缴获3支步枪，团丁不敢抵抗溃逃。同年10月，区委获悉风塘村土豪蒙庆贵的儿子蒙燕安是龙江保甲团的一个小头目，看中同村女青年陈亚梅。于是，派区团委副书记陈保标去做陈亚梅的思想工作，要她保持与蒙燕安的恋爱关系，探听反动民团的行动情况。同年12月，陈亚梅从蒙燕安口中得知龙江民团副团长王仕贤于12月24日带队上藤桥市的消息。我军提前埋伏在石姆龙村前龙坡塘公路边，消灭了保甲团丁十多名，缴获了12支步枪，王仕贤当场被击毙，其余团丁仓惶逃命。
  打一仗，长一智。中共崖三区委根据形势的需要，果断地提出“日伏夜击，个别吃掉，消灭小股，开展策反，壮大队伍，震慑敌人，夺取胜利”的战略思想。1931年初春，区委派风塘村团支书占道和潜入藤桥保甲团当兵做内应。同年端午节前一天，根据掌握的情报，乘着藤桥市民开展龙舟比赛活动，乘着敌人麻痹时，张开泰率领56名武装人员化装成市民，通过内应，奇袭保甲团，将其全部歼灭，缴获60多支步枪和10支短枪，以及粮食和物资。这一战役，威震陵崖保边区，对搞黎民运动创造了条件。经过宣传教育，仲田岭附近的赤田、南土岭、田湾等村庄的黎族群众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民团的反动面目，主动向我党我军靠拢。
  为把仲田岭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挖战壕，彻垒石，在交通要道挖暗沟安竹箭，吊竹排箭，挂吊枪，设陷阱，决心把敢于来犯的敌人葬在山底。仲田岭似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吓得敌人胆战心惊。伪县长王鸣亚恼羞成怒，虚张声势，叫嚷“一个月消灭共匪”。他四出搜刮民财，招兵买马，利用叛徒陈贤光（风塘村人，人称精仔），当游击队长，加强防守藤桥地区。
  为惩治叛徒，振我军威，1930年8月的一天傍晚，张开泰组织40多人分三小队攻打藤桥守敌。一队化装成渔民，从藤桥合口港扛着鱼虾，登岸插入区公所；一队扮成龙江民团乡丁，从西桥直插入市内；一队由张开泰带领10人扮成卖山货的苗民，先到市中心，乘着夜幕，点火为号。从三个交叉点集中火力，扑向守敌，敌人晕头转向，胡乱鸣枪，引起敌军打敌军。我军乘机集中火力消灭守敌20多人，缴获步枪十多支和一批子弹，胜利而归。
  为不断扩大战果，动摇敌军军心，扩大红色区域，造就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1931年7月，张开泰派苏区政府委员双枪英雄王文贵带领5名自卫队员到红花、罗逢黎村开展工作。当时，该地区由苏打虎为首的12名“山猫”（土匪类）统治。他们经常打村劫舍。当听到汉人带队入村建立农会时，他担心被吃掉。7月的一天傍晚，“山猫”向王鸣亚告密，王鸣亚派县团丁一小队8名配合“山猫”，乘我不备之机，下村偷袭我工作组，王文贵在激战中不幸负伤被捕，惨遭杀害，砍头示众，尸体被藏在水沟里。王文贵同志的警卫员跑回仲田岭向区委报告，张开泰接到王文贵同志牺牲的噩耗后，怒发冲冠，立即带领20名红军战士赶到罗逢，彻底消灭了这帮为非作歹的“山猫”，在群众的协助下找到王委员的头颅带回安葬。张开泰发动群众，铲除敌人的余党，培养骨干，建立起农会和乡人民政府。张开泰回到仲田岭驻地，派苏区政府主席林诗润至陵水县城，同已打入驻陵水县城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五连当排长的共产党员陈平联系，共同开展策反活动，争取到该连副连长陈国霖的支持，将敌连长打死，率领全连90多名士兵起义，开上仲田岭。区委根据特委的指示，将这支起义军改编为琼崖红军第三营，营长陈平，副营长陈国霖。同年8月8日，陈平带兵配合自卫队进攻藤桥，击毙守敌20多人，缴获步枪13支，子弹1000多发。接着攻打陵水县中区秀峰民团，不经一打，全部投降，缴获步枪40余支，俘虏反动民团团长和大土豪。接着，我军以突如其来的速度包围袭击陵水县政府，敌人惊慌失措，仓促撤离县城。我军占领县城，打开牢狱，救出30多名群众，军威大振。区委为了扩大影响，在仲田岭召开2000多名群众参加的祝捷大会。会后，区委在仲田、北山、南土岭等黎族村庄挑选出思想进步的青壮年，建立起2支共有30人的运输队，配合仲田岭部队作战。还派员到甘什村、南林峒、南旦一带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把曾经一度被王昭夷控制的村庄变成红色根据地，使仲田岭同陵水县、保亭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
  第四节 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成立
  为更加有利于指导崖县、陵水、保亭各地党组织开展工作，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琼崖特委决定崖县、陵水两县合并。在特委委员王伯伦的指导下，于1931年10月，在崖县三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陵崖县委员会，书记王克礼，委员张开泰、王伯伦、廖仕英、王玉花（妇女主任），秘书林鸿蛟。陵崖县委辖管陵水县、崖县、保亭县毛政弓、加答弓和五弓、七弓地区。
  县委成立后，派共产党员李亚光、黄光焘等30余名农军骨干到琼崖特委驻地母瑞山领回50支步枪，特委还派90名青年骨干到仲田岭，组成红军第五连，由张开泰任连长。加强对县自卫队200人，两个运输队30人，各乡村自卫队500多人的培训，不断提高战斗力。在县委领导下，以红军连为主力，自卫队配合，把仲田岭根据地周围残存的龙江、南土岭民团据点彻底拔掉。在军田、番园、风塘、北山、仲田等乡苏维埃政权已巩固的基础上，又新建起8个乡苏维埃政府。此时，陵水县苏维埃政府也迁驻仲田岭。陵崖县委办起苏区学校，设立小卖部（消费部），有咸鱼盐巴等日杂物资出售。干部家属都驻进仲田岭苏区。人多志气旺，县委和崖三区委号召大家动手，开展生产运动，办起军政学校、医院、制衣厂、兵工厂和军政农场，养牛十多只，养猪十多头，养三鸟200多只，垦荒种水稻200多亩，还种山兰、玉米、花生、香蕉等作物。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成为了琼西南的革命摇篮，成为有志青年向往的“小小井冈山”，也称“小延安”。
  为更好地指导陵崖保地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中共陵崖县委向辖区党组织，发出第1号、第2号通告和告团丁书，动员国民党士兵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以进一步打击国民党反动派。①
  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斗争就显得更加激烈。1931年秋，陵崖县委炊事班班长冯德明带领5名同志到藤桥市买菜。当挑菜回到泮水田洋时被国民党民团包围，5名同志全部被捕杀害。同年秋的某一天，张开泰带陈保标到海棠湾石姆龙村召开党员、农会干部会议，传达县委的通告，了解藤桥的敌情，布置收粮筹款工作。刚要进村时，他们遇到国民党伪乡长蒙国才和他的乡丁（张与蒙同是风塘村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中张开泰被子弹擦破了一块头皮，顿时鲜血直流。蒙国才见状大喜，高喊：“谁抓住共匪头子张开泰，赏大洋200块。”匪兵闻讯，蜂拥而上。情况万分危急，开泰急中生智，脱下上衣，用上衣紧紧捆住尖刀，然后用力向敌兵抛去，敌兵以为是手榴弹，连忙伏倒在地，开泰、保标乘此潜入山林，安全脱险，回到仲田岭驻地，经治疗很快恢复。
  迅速把仲田岭革命烽火燃遍陵崖大地，掀起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是中共陵崖县委的中心任务。1932年1月21日，中共陵崖县委在仲田岭召开全陵崖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由张开泰主持，王克礼作报告。大会期间，我方组织上千名干部群众游行示威，在武装的护卫下，队伍从仲田岭游行到军田、番园、洪李、风塘村。人们手举钩镰、斧头、小红旗，吹着军号，一路高呼：“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苏区！”“被压迫的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官僚军阀！”“反对压迫剥削，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各村群众在村路口摆设开水、椰子水热情接待游行队伍。革命的浪潮感召陵、崖、保边区，许多青年纷纷上仲田岭，投身革命。藤桥市女青年王玉连，男朋友黄荣益在藤桥区保甲团当兵，她规劝他认清形势，弃暗投明，不要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黄接受女友的劝导，同好友林道华一起，各带一支七九式步枪和200发子弹，奔上仲田岭参加红军。黄荣益在椰子寨战役中光荣牺牲，留下英名。
  中共陵崖县委在苏区代表会议前后，为鼓舞各级党组织的斗志，继之发出“决议”和“通告”。（见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崖县革命史资料汇编》）
  陵崖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后，县委书记王克礼带领红军连两个排到陵水大里地区开展工作，由张开泰主持县委的全面工作。张开泰指派蒙传良到莺歌海找林克泽，检查县委“通告”和“决议”的实施情况，传达县委的指示，要求他抓紧恢复崖城、保平、港门、水南、红塘等地区党的组织活动，抓紧领导渔民开展对敌斗争和发展党员工作，不断壮大党组织的力量，扩大党的影响。张开泰在林鸿蛟的协助下，组织军民加固防御工事，办好军政学校培训军政干部，建立医院、制衣厂，建立起10个粮食物资仓库。革命影响非常之深广，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父送子、妻送夫、夫妻双双上战场和国民党民团士兵纷纷弃暗投明的动人事迹，从而使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区域扩大到了崖、陵、保周边各个村庄并连成一片，使仲田岭形成了“山已森严壁垒坚”的堡垒。
  第五节 “肃反”左倾路线导致革命走向低潮
  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在福建打败了蔡廷锴的部队，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我们内部有“AB”团组织，这些文件转到了海南。琼崖特委先抓了冯勋等人，开展了全琼的“肃反”清查“AB”分子运动。同年8月，特委从机要室派林诗耀以巡视员身份到陵崖抓“肃反”运动。在红军连长王贻起和一个排长护送下，林诗耀上仲田岭见到王克礼、张开泰、林鸿蛟等同志，传达了特委关于开展“肃反”运动的指示，指出陵崖存在40余名社党，并圈出一批干部名单，把县团委书记廖仕英，县妇联会主任王玉花，红军连指导员林才尤，排长欧朝庆及黎学林、陈保卿、占行诚、占行周、占行亲等当AB分子杀害，许多红军战士也被无故解除武装，勒令离队，干部家属也被遣散，有些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害怕被株连，偷偷逃离。县自卫队和运输队被迫散伙，回村不敢上山。群众也被吓得不敢接近红军。500多人的革命武装，最后仅存30多人，武装力量大大削弱，许多干部战士在心灵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沸腾的仲田岭陷入沉思中。
  1932年7月，广东军阀陈济棠派遣他的警卫旅和一个空军中队，由旅长陈汉光带领来琼配合地方武装，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方针，大举向苏区和红军进行围剿。10月，陈汉光派其飞机配合步兵围剿陵水县太平峒至大里一带革命根据地。时值中共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出差大里指导工作，被叛徒黄大忠（原大里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出卖，带敌围剿，不幸壮烈牺牲。红军30多人阵亡，红军连长王贻超等12人被捕到陵水县城英勇就义。有十多名红军冲出重围，隐蔽深山。陵崖县委书记王克礼牺牲的噩耗传来，在仲田岭的中共陵崖县委负责人张开泰和琼崖特委派来抓“肃反”工作的林诗耀，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赶到大里，四处寻找，从六弓潜入吊罗山大里乡一带，找到脱险的十多名战士，带回仲田岭根据地。
  陈汉光和崖县伪县长王鸣亚闻悉陵崖县委的情况后，下令军队和地方民团分兵驻扎仲田岭周围的村庄，实行移民并村政策，仲田岭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敌人围剿封锁，贴出五杀公告：“当匪者杀，投共者杀，见共不报者杀，济共者杀，藏共者杀。”来自内部“左”倾的伤害以及外部敌对势力的清剿，形势极端严峻，处境十分恶劣，革命又一次走向低潮。
  第六节 实行战略转移，挺进崖西南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封锁，陵崖县委和红军的力量显得十分薄弱。在危急关头，县委委员张开泰同志毅然担起挽救陵崖的沉重担子。他同林诗耀商量在危难中寻找出路的办法。经研究认为，崖西南的莺歌海和昌感地区有几股地方力量互相牵制割据，王鸣亚的势力不敢伸到那里去，敌人力量较薄弱，且有我们的同志在那里活动，如林克泽同志在莺歌海当党支部书记。据此，县委决定，为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实行战略转移，挺进崖西南。为安全转移，先由交通员黄初乙带林诗耀下去联系。诗耀在莺歌海找到林克泽后，三人一起返回仲田岭。经再次商定，除留下部分当地同志坚持斗争外，队伍分两批撤离。第一批20多人，由林克泽、林鸿蛟（又名林豪，县委秘书）、林诗润带领转移；第二批十多人，由张开泰、林诗耀、王国栋带领转移。他们于1933年4月到达莺歌海，与当地的武装会合。县委决定将所有的武装力量，合编为琼崖工农红军第五连，连长陈文光，副连长陈世德，林鸿蛟为指导员。红五连和陵崖县委一起，以尖锋岭为据点，在琼崖西南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在林克泽的配合下，张开泰、林诗耀到崖城、保港、保平等地活动，同当时在保平活动的何赤、吴金琪联系上，一起开展工作。后回莺歌海指挥红五连开展对敌斗争。琼崖工农红军第五连成立不久，获悉王鸣亚的走私船停泊在望楼港海边，就星夜赶到埋伏袭击，缴获敌人七九式步枪14支，左轮手枪2支，6门铜炮，50箱鸦片和200块光洋等物资。王鸣亚气急败坏，叫嚣要彻底消灭张开泰这帮“共匪”。他同陈汉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陈汉光旅和王鸣亚的反动民团共1000多名兵丁，对尖锋岭地区进行围剿，严密封锁出入山区的通道，隔断部队与群众的联系，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山上。党政干部和红军战士，自力更生，克服困难，顽强地坚持斗争。但因形势严峻，环境恶劣，又找不到上级党组织，张开泰领导的陵崖县委果断地作出决定：红五连化整为零，分散到仲田岭、六弓峒、莺歌海、望楼港和感恩县的新村、板桥墟等地，以从事某种职业作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张开泰、林诗耀各出25块光洋买下新村一个荒废了的盐田，和林克泽一起带领20多名战士，一起做盐工。张开泰还以卖瓜子作掩护，在板桥一带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一天，二排长陈天贵和两个班长经不起艰苦斗争的考验，串通一气，偷走两支驳壳手枪出逃。张开泰、林诗耀、林鸿蛟、林克泽、林诗润经研究认为：不能待在新村港盐田了，必须离开这里，分散隐蔽，中共陵崖县委被迫解体。时值1934年初，大家推选张开泰、林诗耀北上找琼崖特委，从仲田岭来的12名战士由林诗润、王国栋带领，携带武器潜回仲田岭或陵水县六峒。盐田工作交林克泽负责。张开泰、林诗耀北上在文昌、琼山、万宁、儋州等地都找不到特委，俩人都不死心，分工张开泰重返感恩盐田，林诗耀在琼山以教师身份继续开展秘密联络活动。张开泰回到盐田后，又以卖瓜子生意做掩护，在感恩北黎一带开展联络活动，所到村庄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为“瓜子老板”。
  1933年初，陵崖县委和红军撤离后，仲田岭革命根据地，无时不遭受敌人的围剿。在岭上坚持斗争的自卫队，在共产党员中共崖三区团委书记罗中兴、陈保标，中队长黎亚吉等的领导下，采取了白天在村中劳动，夜间集中研究，组织群众开展反对“移民并村”的斗争，终于粉碎了敌人企图消灭我苏区和红军的阴谋。1934年7月，林诗润从感恩县带回的12名红军战士，回到陵水县傲盆村时遭敌人打散。林诗润潜回藤桥岭头坡村老家，因国民党崖县东三区反动区长梁英标告密被捕送到崖城监狱。1936年初，张开泰再次北上找特委，3月以教书做掩护，在陵水县山村教书。一天，他正在上课，被到村里来探情报的叛徒李亚来认出，立即赶到英州炮楼向敌军报告，并亲自带领国民党联防队的匪兵将张开泰拘捕投进陵水县陵城监狱。敌人每星期提审两次，严刑拷打，用烧红的铁铲烫，用辣椒水往鼻子里灌，使用“坐飞机”、上“老虎凳”等酷刑，迫他承认是“共匪”头子张开泰。不管敌人用怎么的酷刑，张开泰都坚定地说：“我是教书先生，名叫吴伯雄，琼山县人。我不是共产党，也不认识共产党。”敌人又拉来叛徒李亚来同他对质，指着张开泰大叫：“张开泰，你不是琼山县的吴伯雄，你是崖县藤桥区风塘村的张开泰，中共陵崖地区的党委书记。”张开泰睁大眼睛怒视他，叛徒李亚来低下头，柔声地说：“开泰兄，大势已去了，硬挺着对你有什么好处，还不如痛痛快快承认，还有官做呢。”面对叛徒指控，张开泰毫不心慌，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示意叛徒走近他的身边，狠狠向他脸上唾口水。5月，张开泰又被押到崖县崖城监狱。在狱中和林诗润一起组织狱友开展斗争。1937年10月底，双手沾满了陵崖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鲜血的王昭夷，因敌人内部矛盾引起“狗咬狗”而被捕，也投进崖城监狱。开泰获悉后，就同林诗润等同志商议惩治这个叛徒的方法。一次利用放风的机会，出其不意地将麻袋套住这个作恶多端的叛徒，将其狠狠揍了一顿，被打昏迷，狱役发现抬走。总算为当年“保亭营血案”殉难的同志们出了一口气。后因被告密，林诗润同志在监狱中被敌人杀害。张开泰同志于1940年由党组织营救出狱，回到革命队伍中来，领导人民继续开展对敌斗争。
  第七节 在仲田岭恢复和创建的基层
  党政军群组织建制
  （按时间顺序排列）
  一、恢复中共崖三区委
  书记：张开泰（1929．春—1929．秋）
  委员：陈保辉（1929．秋—1931．秋）
  罗玉山（1931．秋—1933．春）
  蒙传良（兼秘书1929．秋—1933．春）
  陈育奇（1929．秋—1933．春）
  中共崖三区委直属党支部21个
  军田党支部、风塘一党支部、洪李党支部、藤桥党支部、龙楼党支部、风塘二党支部、椰子园党支部、庄头党支部、大灶党支部、新村党支部、番园党支部、灶子沙牛六党支部、下丈党支部、田尾党支部、仲田党支部、田岸党支部、大茅半岭党支部、赤田党支部、土福湾党支部、南头岭党支部、北山党支部。
  二、1929年7月恢复充实的崖三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林诗润（1929.7—1933．春）
  委员：祝兴礼（1929.7—1933．春）
  王文贵（1929.7—1933．春）
  龙道学（1929.7—1933．春）
  陈贤德（1929.7—1933．春）
  罗亚宝（1929.7—1933．春）
  黎光昭（1929.7—1933．春）
  下属乡苏维埃政府
  红埠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李翠刚（1929.12—1933.3）
  三灶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欧振经（1929.12—1933.3）
  赤峰乡苏维埃政府
  乡长：罗南昌（1929.12—1933.3）
  三、共青团崖三区委员会
  书记：罗中兴（1929—1932）
  陈保标（1929．春—1933．春）
  四、崖三区妇女协会
  主任：黄国英（女，1929．春—1933．春）
  （一）中共陵崖县委
  书记：王克礼（1931．秋—1932.12）
  负责人：张开泰（1932.12—1934．春）
  委员：王克礼（1931．秋—1932.12）
  张开泰（1931．秋—1934．春）
  王伯伦（1931．秋—）
  林豪（1931．秋—1934．春）
  廖仕英（1931．秋—1932．夏）
  巡视员：林木光（林诗耀，1932．秋—1934．春）
  秘书：林豪（1931．秋—1933．春）
  共青团陵崖县委员会
  书记：廖仕英（1931．秋—1932．夏）
  陵崖县妇女协会主任：王玉花（1931．秋—1932．夏）
  （二）县委直属下级地方党组织
  崖县地区：中共崖三区委
  中共崖西区委
  陵水地区：中共中东区委
  中共北区委
  中共西区委
  中共南区委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崖县党组织演变情况表
  重建的红军连（80人）
  连长：林诗润（1929．冬—1931．夏）
  副连长：陈儒充（1929．冬—1931年．夏）
  六个交通联系站：
  军田站：负责人：王传录
  土福湾：负责人：林诗润
  扛牛站：负责人：李仕刚
  仕榴站：负责人：叶亚山
  后海站：负责人：杨秀山
  傲牛岭站：负责人：李亚来
  中共陵崖县委组建的红军第五连（90人）
  连长：陈文光（1931—1932．夏）
  副连长：陈世德（1931—1932）
  指导员：林木（林鸿蛟）（1931—1932．夏）
  县政府自卫大队：
  队长：陈保卿（1931—1932．夏）
  副队长：黎亚吉（1931—1932．夏）
  党代表：林诗润（1931—1932．夏）
  第四章 高举抗日旗帜开展救亡斗争
  1939年2月，由日本帝国主义日军第五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中将和陆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安滕利吉少将指挥的“台湾混成旅团”数千人，在海军第五舰队三十余艘舰艇护卫和五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于14日拂晓开进三亚港。实行投降主义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枪不放地把大批人马撤进山区，敌人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三亚，17日崖县全境沦陷。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疯狂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强迫推行“五家联保”，编户籍发“良民证”，处处设卡，检查封锁，肆意烧杀淫掠，广大人民遭受空前的灾难。
  第一节 建立边区抗日游击区，形成全民抗战态势
  抗日战争爆发后，琼崖特委特别关注琼南的抗日形势，派第三支队挺进陵水、保亭、崖县边区，积极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活动地区。
  为更好地配合部队粉碎日军“扫荡”，夺取抗日胜利，1942年5月，张开泰和林诗耀受特委派遣，带领8名驳壳班和党政干部回陵崖保乐边区，在保亭县五弓大简村，成立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党委和边区办事处（称推销处），书记林诗耀，张开泰任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林泉，民政科长黎国献，财经科长李维民。同时成立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韩岐姬。同年12月陵崖保乐边区党委改建工委，工委书记王浩，党委书记林诗耀，副书记张开泰，委员林泉。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辖管崖二、三区（即榆林、羊栏、田独、六盘、罗蓬、红塘、海棠湾地区），保亭县加茂、六弓等，陵水县大里小妹和新村港、英州地区，乐东县高峰、育才、雅亮等地区，同年12月起直属琼崖特委领导。
  一天夜晚，张开泰同志出差，边区党政机关驻地遭日军袭击摧毁，林泉等数名党政军人员牺牲。张开泰出差归回驻地看到残迹后，何去何从？一时拿不定主意。他抬头仰望东方，想起了“小小井冈山”仲田岭，毅然决定把边区办事处迁进崖县三区仲田岭革命根据地。他带三名驳壳班战士捷足先登，随后林诗耀等党政领导干部陆续迁进仲田岭根据地。
  张开泰回到仲田岭，如到了家。他立即派员给1933年红军西撤后，一直坚持地下活动的仲田村优秀共产党员黎亚吉下达任务，说“红军回来了”。黎亚吉接到命令后，亲自上山找水源，择驻地，发动仲田、北山村60多人上山砍木料，刈茅草，在清水涧小岔址上盖起三间茅屋，收粮送粮上山，保障了办事处党政军人员落脚，顺利开展工作。
  三亚海棠湾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但也暴露出了一些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有的反动资本家和地主恶霸乘机兴风作浪，欺压百姓，鱼肉乡里，民愤很大。1939年3月17日，日军占领三亚海棠湾藤桥镇，国民党崖县第三区（藤桥）由区长李裕勇组织的一支抗日游击队，队长黄立仁、柯开源撤入山区开展抗日斗争，因区长李裕勇病死山中，游击队长柯开源卖身投靠日军，当了日军“黑衣队”队长，带领日军疯狂地向我革命苏区进行扫荡。田湾片保长李开忠被强迫带路入村抢粮，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强奸妇女，保长李开忠奋起反抗，保护群众撤离，被活活打死。日军在汉奸的带领下，还向沿海平原地区推行“三光政策”，烧毁老区军田、风塘、大灶、仲田等革命老区村庄，强迫军田村搬迁到椰子园村，强迫风塘村迁入龙江村，强迫仲田村搬到岭脚塘村，还抓走了三亚海棠湾藤桥、林旺地区百余名青壮年男子，送到田独铁矿当“劳工”。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陵崖保乐边区也有极其少数意志薄弱者，他们经不起斗争的考验，背叛革命当叛徒，投靠日军当走狗。如原赤峰乡交通员李亚成叛变革命当了汉奸，公开在保境村恐吓说：“韭菜刈了还会长出来，人头只一个，砍了永远就完了。不要相信共产党的宣传，抗日对你没有什么好处。”由于叛徒、汉奸的造谣破坏，群众心有余悸，开展抗日宣传发动工作受到了影响。
  为尽快打开局面，张开泰、林诗耀等领导及时召开军政会议，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吸取了大筒村办事处驻地被毁，“失了驻地又折兵”的沉痛教训，提出开辟抗日新区，建立乡村政权，组建武装，形成全民抗日的态势，坚决铲除叛徒、汉奸，砍断日伪耳目，帮助群众认清敌人的反动面目，给群众撑腰壮胆，掀起全民抗日救亡斗争高潮。在仲田岭边区办事处驻地附近有一个黎族村峒，首领张亚原是个深明大义的人，在族人中很有威信。日本鬼子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使他恨之入骨。张开泰深入该峒同张亚原聊天，进一步了解民意。张亚原见张开泰同情穷人的痛苦十分敬佩，主动提出和张开泰结拜兄弟。他这一提正中张开泰的下怀，于是张开泰答应他的要求。张亚原召集峒中大小首领，把张开泰介绍给大家，他说：“老张是抗日英雄，和我张亚原结拜兄弟，是我们黎族人的荣幸。我们峒从现在起，张大哥就是我们的领导。大家要听张大哥的话。”张开泰乘着“东风”，把全峒动员起来，组建抗日民兵队伍，每天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下峒抢劫粮食，杀人放火，动员6名青年参加琼总第三大队。在该峒的影响下，其他各村峒的黎族同胞消除了汉黎之间的民族隔阂的思想，形成民族团结抗日的新局面。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得到了黎族兄弟的大力支持，不但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同时粮食困难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黎族村峒报名参加民兵组织的人越来越多，形势喜人。
  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驻地仲田岭，周围布满了日军据点。由于山势森严，驻扎着边区办事处和第三支队第三大队，日军畏惧不敢贸然进犯，仲田岭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日军的军事行动。
  加强对边区各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斗争的领导，进一步巩固与扩大以仲田岭为中心的抗日游击区，对此，琼崖特委特别重视，派抗日纵队第三支队第一营营长符中权同志带领180名武装战士进驻仲田岭革命根据地，配合民兵打击敌人，保卫苏区。还帮助边区办事处组建起一支有32人的陵崖保乐边区仲田岭抗日民兵中队，任命年轻的共产党员黎亚吉（黎族）为队长，由边区财经科支出50块光洋作经费，每人配一支粉枪，负责保卫边区党政机关驻地和运送粮食、物资，支援流动作战的第三支队，保障部队给养，使部队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一次，第一营在民兵中队和黎族民兵的配合下，在六弓岭伏击战中，大胜日军，击毙日军十多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5支。接着在大江阻击战中截击日寇军车1辆，缴获步枪1支，黑蓝布各1匹，汽车被我当场烧毁。日军受到打击，不敢贸然进山村抢粮。当年临近春节期间，第三支队第一营在中共党员李川帮的带路下，在三弓什界岭围歼崖三区李尊州的反动民团，缴获30多支步枪、2支短枪，扫清了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的后方隐患。
  为了不断提高对敌斗争的本领，扩大抗日成果，边区党委和边区办事处，在仲田岭根据地开设短期干部培训班，先后共培训区乡抗日军政人员60多人，有的派到各乡担任领导职务，有的派去第三支队充实武装骨干力量。张开泰和林诗耀言传身教，分别带领由学员组成的工作组，下到边区各乡村开展抗日宣传，建立抗日游击区的工作。他们翻山越岭到了崖乐边区宣传发动，建立起道德乡和罗蓬乡抗日民主政府，任命陈维能、黄日新为乡长。他们越过日军封锁钱，来到六盘，同在那里坚持活动的共产党员曹统联系上，召开各种宣传会议，发动、吸收一批优秀的青年入党，成立六盘乡党支部（1943年初春），书记曹统，委员曾文珍、何明。建立起六盘乡民主政府，任命李文耀为乡长。张开泰还批准曹统带领两名战士，秘密除掉博厚村日伪情报员董亚说。曹统在海边用刺刀行刺汉奸董亚说时因刺不中要害而被其挣扎逃脱，跑到外地去，不敢再露面。除暴安良，得到亚龙湾地区群众的拥护，村村户户纷纷捐粮和各种物资支援部队抗日。有些青年投身革命，参加琼总第三大队。林诗耀和符明华带领工作组下到林旺八行，以大灶村为基点，秘密召开会议进行宣传发动，建立八行党支部，指定万宁仔红军陆当党支部书记、陈延烈任副书记。红军陆在抗日斗争中牺牲后，陈廷烈接任八行党支部书记，主动把自家的存粮2000多斤带头捐献。
  在抗日支前工作中，中共崖三区委承担着筹粮筹集物资的重任，在边区办事处的协助下，中共崖三区委组建起70人的区委基干民兵中队，派王文育同志当队长，指导员包克敏。基干民兵中队主要任务是保卫边区办事处，配合区、乡执行筹粮运粮和打击汉奸、反动地主，防止国民党反动派的扰乱。1941年以来，日军在藤桥镇洪李村建地堡，设据点，严重地威胁着我抗日工作人员在藤桥沿海平原地区活动。为使抗日活动的同志安全能得到一定保证，张开泰争取了洪李村维持会长符儒焕站到抗日阵营中来。在符儒焕的配合下，我第三支队和民兵互相配合，对驻洪李村据点的日军进行了多次袭击，迫使日军撤离洪李村，打通了从军田到八行（林旺）各村的一条红色通道。张开泰、林诗耀还深入赤田、田湾、喃土岭、保境、南山、付巾一带村庄召开群众会议，传达琼崖特委贯彻党中央关于民族大团结的政策，调整充实赤峰乡民主政府，任命李维能、罗南开为乡长，帮助各村建立起抗日救国会，动员一批青年参加琼总第三支队。抗日形势蓬勃发展，到1944年初春，恢复了军田、土福湾、扛牛、仕榴、后海5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交通联络站，并在仲田岭成立崖三区抗日民主政府，下辖7个乡：藤桥乡（1943年成立），镜云乡（1943年11月成立，管辖红沙、田独地区），六盘乡（1943年9月成立），赤峰乡（1944年2月成立），罗蓬乡（1943年9月成立后并入镜云乡），龙楼乡（1944年2月成立），道德乡（1944年2月成立）。在琼总第三大队的协助下，相继成立了保亭县五弓乡、加达乡和陵水县的长兴乡、陵西乡、陵中乡、陵南乡、力善等乡抗日民主政府，布下了埋葬日寇的天罗地网。
  为把仲田岭这块“小小井冈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成为坚不可摧的抗日堡垒，办事处开展坚壁清野，对仲田岭周围十多个黎族村庄进行调查，发现赤峰乡的扁担丘村和福祥园村的中间地段，驻着国民党陈光华的部队百余人，经常进行反动宣传，挑拨民族团结，摧残我老区村庄喃头岭，造成有些黎族同胞对汉人存在一些偏见和误解。张开泰同第三大队一起研究，决定拔掉这个据点。张开泰亲自指挥驳壳班和部队配合，从福祥园和扁担丘两面夹攻，打死打伤伪军十多名，其余的溃不成军，弃枪而逃，此次战役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十余支和一批弹药和粮食、药品等物资。伪连长逃回陵水县城报告，吓得日伪胆战心惊，再也不敢贸然踏进山区。在胜利的欢呼声中，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及时派出工作组下到各村进一步宣传发动，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帮助仲田岭周边20多个村庄建立起来抗日救国会，掀起抗日斗争高潮。
  第二节 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团结一切抗日力量
  陵崖保乐边区党委和边区办事处，针对当前的抗日形势，认为强化政治宣传攻势，把各阶层群众发动起来，组成抗日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边区党委和办事处根据党中央、广东省委和海南区党委（特委改为区党委）关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掀起抗日高潮的指示，组建起一支以妇女抗日救国会为核心的抗日宣传队伍，指定由张开泰爱人韩岐姬为队长，林诗耀爱人李庆花为副队长，派韩昌连、王金、吴洪美等8名女干部和武装人员配合，组成4支宣传队，深入陵崖保乐边区各乡村开展广泛的宣传发动。他（她）们化装成农民和村妇，白天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开会。宣传队采取说唱琼剧的方式，自编自导自唱，用活生生的事例控诉日寇的血腥罪行。例如“咯咯机关枪，隆隆大炮响，日本鬼子占领我家乡，杀死爹爹，又抓走亲爱的娘娘。叫爹爹不应，唤娘娘不晓，剩下我们一群孤儿，哭啼有啥用，去参加独立队，打倒日本鬼，才是我们的出路！”、“日本鬼子是豺狼，杀人放火又强奸，有志青年上前线，拿起杀敌刀和枪。把日军赶回老家去，保家卫国当英雄！”、“携手送郎上战场，家中大小妻担当，有志男儿杀敌去，留下英名照后人！”宣传队说唱宣传，群众爱听易懂，很受欢迎，这村唱完又被请到那村去，沉寂的乡村热腾起来了。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仍有个别不敢抛头露面，又不愿丈夫、儿子参加抗日活动的妇女，宣传队用活生生的事例去启发她们。如办事处民政科长黎国献爱人陈亚姑，不愿受日军奴役，带着12岁的女儿妚容，越过日军的层层封锁线，从马岭敌占区来到仲田岭找丈夫。当她得知丈夫光荣牺牲的噩耗后，化悲痛为力量，抹干眼泪和大家一起投入抗日宣传工作。又如龙江村高永开的爱人，积极支持丈夫上前线参加抗日，遭汉奸出卖，被日军抓到洪李村据点，严刑拷打、电绞，强迫她做反共宣传，她坚贞不屈，誓死不做汉奸，被日军纵狗活活咬死，表现了三亚海棠湾女性为了革命，视死如归的伟大的民族骨气！
  正义的政治思想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宣传队诉说的一桩桩活生生的典型事实，使许多妇女觉醒了，认清了日伪的反动面目，纷纷走出家门参加抗日活动。如红岗村吕玉娘，多次为驳壳班带路，送情报，当交通员。红沙居民黄三妹和黄英冒着生命危险从红沙市偷出一支手枪，藏在箩筐里，骗过日军翻译，把枪送到六盘乡人民政府，提供了敌统区的军事情报。仲田村妇女黎亚姑和亚妮姐妹俩，动员全村男女老幼参加抗日救国会，带头捐粮，捐物，亲自送上山。把自家的山兰园草寮当部队伤员医疗所，采草药为伤员洗伤口。在她俩的影响下，仲田、田岸、赤田几个村有30多名青年男女要求参加民兵中队，配合第三支队运粮、送弹，积极参加抗日支前活动。甘什、福祥园、北山、赤田等十多个黎族村庄和沿海各村，普遍建立起各种抗日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林旺八行沿海各村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如高育富、翟国贵、黎启虚、韩才宏、陈廷安、王石春等14名参加琼总第三支队，上前线抗击日军。付巾、南山、保境、赤田、仲田、青田、北山等村有罗南昌、苏亚祥、蒲亚退等20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短短的时间里，经过宣传发动，仅崖三区就有100多名男女青年参加第三大队，补充了部队的有生力量，为粉碎日军“扫荡”、“蚕食”，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尽快把各阶层的人发动起来，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张开泰带队到后海渔村，找到1927年入党的渔民党员林师泽同志和他的儿子林乾汉，郑森财、杨秀山等一批思想进步的渔民，并通过他们上蜈支洲岛找到烈士林振明的孩子林树芳，组织起海上民兵队等抗日组织。渔民们冒着生命危险，先后在风塘、后海一带海岸千方百计地把日本侵略军布防在海底的水雷捞上岸，林树芳通过试验与揣摩，将鱼雷拆开取出炸药，送到我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给我军兵工厂制造手榴弹和爆破筒，为抗日做出了贡献。
  陵水县赤岭、新村港一带的农村、渔村经过工作队的宣传发动，农民、渔民纷纷行动起来，捐钱捐物，支持抗日。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军田、风塘、洪李、新村、下丈、庄头、新村等30多个老区村庄有50多名热血青年踊跃参军，普遍成为我军骨干。张开泰在家乡活动时，还亲自找军田片保长曹必焕和开明地主汤振光座谈，向他们宣传抗日的形势，对曹必焕说：“你的长兄曹必敬是藤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为革命献身了。你是他的亲人，要继承他的遗志，不要做损害抗日的事，要当好‘白皮红心’保长，配合乡民主政府筹粮，支援抗日，维护民族的共同利益。”他受到启迪，主动积极配合乡政府，筹粮3000多斤大米、500多斤鱼干和500个椰子及药品、纸、笔、墨水等。开明地主汤振光主动向乡政府交上50块光洋，由联络站王传录通知仲田岭民兵中队和运输队护送上山。余下部分粮食，由乡运输队女队长黄金銮组织乡村青年妇女挑上仲田岭。革命青年郑妚三父亲在藤桥起义时光荣牺牲，母亲年轻守寡，她们兄妹四人在母亲的调教下，继承父亲的遗志，全家支持革命，抗日斗争中，她挺身而出，报名当运输队。有一次，队长黄金銮派她送粮上山，她用牛粪盖面内藏大米，途中被日军巡逻队检查发现，抓到藤桥市用电绞、用水灌，要她交代送粮通共的经过，她始终不开口，被烤打成疾，精神失常，成了废人，后愤恨死去。王传录也因汉奸告密，被日军搜家，烧毁房子，抓走父亲，抢走一头水牛和所有家私，他逃到田岸村避难，妻子带儿女逃回娘家。经乡政府发动乡村民众，给藤桥日伪维持会施加压力，才将父亲保释。平静下来后，王传录回家继续为抗日筹粮和做交通联络工作。
  严酷的斗争现实使陵崖保乐边区党委和边区办事处认识到，要保护好革命群众热情，孤立和有效消灭日寇的反动气焰，必须争取国民党伪政人员认识抗日大局，站到抗日统一战线上来，参加和支持抗日。边区党委、边区办事处和中共崖三区委、藤桥乡政府，上下一心，在张开泰、林诗耀的带领下，符明华、朱仁安把个人安危置于度外，深入敌占区宣传抗日统一战线，争取了陵水县新村日伪维持会会长庄毛、英州日军据点台湾籍日兵罗生荣、藤桥日伪维持会长符忠育、国民党崖三区副区长罗日新深明大义，主动站到抗日阵营中来，积极输送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支持我抗日部队。边区办事处还通过他们去组织市民等各阶层人士捐献物资支持抗日，从而开创了全民抗日的大好局面。
  第三节 灵活运用游击战术，沉重打击日顽统治
  陵崖保乐边区党委和边区办事处，坚决贯彻特委“坚持内线，挺出外线”的战略方针，配合第三支队，采用民兵、驳壳班伏击、袭击等游击战术，遍地开花，狠狠打击日顽反动势力，粉碎敌人的“蚕食”、“扫荡”，带领边区抗日军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1944年春，琼崖总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在崖县甘什、藤桥、林旺等地区开展对敌作战，取得节节胜利，大大地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抗日斗志。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日军妄图以更大的军事力量，夷平仲田岭革命根据地这个陵、崖、保、乐四个县边区抗日指挥中心。面对日军的“扫荡”、“蚕蚀”，边区党委和边区办事处提出“以牙还牙，先发制人”的战略方针，紧密配合琼总第三大队，派出党政军人员，深入到边区各乡，组织民兵、骨干，破坏公路、桥梁和电线，阻滞日军交通联系。在交通线上积极开展伏击战，打一枪换一位，灵活机动地消灭敌军的有生力量，动摇日伪统治。1944年春的一天早晨，我边区仲田岭民兵中队，在队长黎亚吉的率领下，20多人把从青田、草厂、湾应、岭脚塘、石龟等村征收的粮食、物资运送上山，被汉奸发现向日军告密，日军派一小队日本鬼子兵追赶夺粮。边区办事处接到这一情报后，派出8名驳壳班战士赶到接应，在北山村两面阻击日军，把日军打得蒙头转向，不敢抵抗，灰溜溜地往回逃，我军乘胜将粮草安全运送上山。
  1944年下半年，抗日战争进入决战阶段，驻六盘地区博后据点的日军，为了保护其狗命，在番村圮挖壕沟，修筑防御工事，每天都强迫村民上工地为他们服苦役，派一个排兵力架机枪监视防守。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及时将这一情报告诉驻扎在仲田岭的第三大队，经过军政会议商量决定，派第三大队长李贤祥带领五名战士化装成民工，混入工地，仔细观察地形，确定行动路线。一天上午，趁日军开饭不备之机，撂倒日军哨兵，夺取一挺机关枪和一支步枪，退入湾艾洞。日军派兵严密包围湾艾洞，企图困死我方人员。我后海交通站杨秀山同志得知后，凭借着他对地形的熟悉，深夜独自划着小船，摸黑从海面悄悄给洞里的同志送食品，通报外面情况。为及时营救被困同志，边区办事处和第三大队以及六盘乡政府，采取虚张声势，以假乱真，蒙蔽敌人的办法，在甘什岭搭台，张灯结彩，挂出“庆祝李贤祥等五名战士在六盘夺取日军机枪胜利归来庆功大会”！发动军民一千多人参加，大造宣传舆论。敌人得知后，信以为真，下令把围洞的日军撤回，李贤祥等五位同志在后海渔民的帮助下，安全脱险，扛着机关枪，胜利返回仲田岭根据地。
  边区领导张开泰、林诗耀和秘书陈生，秘密重返六盘沿海渔村和亚龙湾，据群众举报，博厚村黄文贵，田铺村黎成记两个反动保长，勾结日敌，欺压抗日人民，探听我方情报，甘当汉奸走狗，民愤极大。为弘扬民族正气，边区政府和六盘乡民主政府代表人民的利益，立即将黄文贵、黎成记逮捕枪决。打击了日顽的反动气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渔民、农民纷纷捐献粮食、食盐、鱼干等物资支持抗日，粮食三千多斤、咸鱼十二担、盐一千多斤和布料、毛巾等物资运送上仲田岭抗日指挥中心。
  边区党委和边区办事处号召各区、乡、村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在日军据点周围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加强政治攻势，动摇敌人军心，进行策反，瓦解日伪斗志。六盘乡政府获悉日军台湾籍士兵多数有厌战情绪，派共产党员苏玉香到田独矿区做工，以职业作掩护，接触日兵，发现台湾籍人邱华荣等有厌战想逃思想。乡长曹统请示办事处同意，动员共产党员苏玉香嫁给邱华荣，劝其弃暗投明。在苏玉香的开导下，邱华荣思想豁然开朗，带领台湾老乡兵秘密潜入日军仓库，夺取了十多箱子弹，在乡政府的帮助下，邱华荣等十多名台湾籍日军奔上仲田岭根据地，受到边区政府的热情欢迎，动员他们参加第三支队，投入抗日。
  我边区各乡民主政府，在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中，广泛开展麻雀战，一经发现反动民团或日军散兵进村抢掠，立即组织民兵或通知边区游击队派驳壳班迎头打击，使日本鬼子兵龟缩在据点里，不敢轻举妄动，从而大大地增强了广大军民抗日必胜的信心。
  第四节 大力筹粮筹款，发动参军支前
  陵崖保乐边区党委和边区办事处和崖三区抗日民主政府，在第三支队第三大队的主力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一系列的“蚕食”、“扫荡”，胜利地跨进了1945年。这一年，陵崖保乐边区同全琼各个战场一样，形成了对敌包围反攻的战略态势。美国盟军飞机经常进入海南岛上空侦察，轰炸日军军事设施，岛内日军内外受击，大部分日军龟缩在据点里，修固与加强防御工事，准备做垂死挣扎。
  为更好地配合部队消灭敌人，边区党委和办事处把大力组织粮食、物资支前作为抗日的重要任务，边区各级政府按照琼崖特委关于坚决贯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阶层利益，改善工农生活，镇压汉奸反动派，保障抗日人民的基本利益为基本出发点的指示精神，大力宣传党中央一系列有关统一抗日救国的政策法令，并发出公告：“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内战，反对分裂，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抗战”，并向各阶层申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政府保障各抗日党派团体的政治地位；保障抗日资本家、地主在内的一切抗日阶级、阶层的民主权利；实行减租、减息，征收抗日军公粮，保护和优待抗日军队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稳定金融市场，积极发展农业，增加粮食生产。”办事处还针对目前的时势，及时召开各乡长会议，讨论颁布抗日粮食物资征收办法。针对粮食、物资集中在资本家和地主手里的情形，决定对敌占区和游击区村庄的财主、富户和商家征收军公粮和其他税收。任务落实到各乡，由乡长秘密召开保甲长会议，根据各户地主所占的土地、雇工人数和占有的资产等情况，硬性摊派，由保甲长传达到富户。对于一般农户，不定任务，由他们自觉捐献。保甲长把粮食、物资收齐，由乡长通知区政府派边区仲田岭民兵中队下村护运上山。
  中共崖三区委书记符铭华和藤桥乡长朱仁安，深入到军田、风塘、江前、灶子、庄头等村，建立起江前、军田八个储粮点，对于藤桥、红沙两镇的商业资本家，边区政府直接发函通告，阐明民主政府的抗日态度，接着派驳壳班随同征收人员配合乡政府登门计征。对于抵抗的顽固分子、恶霸地主，驳壳班和乡政府发出警告，给他们敲起警钟，打掉他们的反动气焰，限定他们按时向乡民主政府或保甲长交纳。绝大多数的商人和小地主及富户，慑于抗日的强大威力，主动交纳军用公粮，捐献物资，配合政府，做好捐粮筹款工作。如崖三区番园村开明地主汤振光，在家雇工种地，自己在藤桥市开浆料厂，经教育后，积极支持抗日，自行减租退息，并交3000斤大米和70块光洋纳税。由于得到广大农村、渔村和各阶层的支持，粮食、物资源源不断从各乡村一批又一批运送上山。仲田岭军需物资仓库从7个增加到17个，分6个片区存放各种抗日物资。第一片区四个仓库，存放由谭亚桂、符忠法从青田、岭脚塘、草厂、石龟、仲田、湾应、北山运送上来的粮食；第二片区是收藏从林旺、大墩、江前、新村、港尾、大灶、灶子、下丈等村运送上山的粮食和物资；第三片区是存放风塘、洪李、番园、白土田、石姆龙、军田、椰子园、城脚村运送上来的粮食物资；第四片区收藏由党员苏运祥、高亚九从南旦、南土岭、走马园、扁担丘、田湾、南山、保境、田岸、赤田收送上山的粮食；第五片区收藏龙楼乡政府征收藤桥、分界塘、海丰、龙楼、竹角园、岭头坡、营头等村的粮食、物资；第六片区收存六盘乡和镜云乡运送上来的物资。粮食物资入库出库均派专人验收登记，征收大户粮食物资同样开据为凭。在收藏或暂时存放的物资计有大米、玉米、豆仁、椰子、番薯干、咸鱼、食盐、萝卜干、咸肉、干笋和布料、药品、纸笔墨水等，所收的物资，除供应驻仲田岭根据地党政军人员用外，分批运送到第三支队，保障部队给养。这时的仲田岭已建成陵崖保乐边区抗日指挥中心，琼总运动作战部队的给养基地。
  为有备无患，防患未然，张开泰和林诗耀同志深入到后海渔村，同杨秀山联系，通过他带动渔民支持抗日。杨秀山是海棠湾地区的渔栏主，有商船百吨位，每年往返于北海、西营做生意，胞兄杨秀忠参加抗日光荣牺牲。他是我党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后海交通联络站的负责人，革命低潮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张开泰、林诗耀到了渔村使他激动得流了眼泪。他汇报说：“后海只有十多户人家的小渔村，日军占领后，把所有的渔船赶到藤桥港，不准出海捕鱼，强迫渔民为他们修筑军事工事，强迫杨秀山当日伪保长，才允许渔民出海捕捞，群众吃尽苦头，盼望共产党早日到来，领导渔民抗击日本侵略军。”听了汇报后，张开泰、林诗耀就在杨秀山的船上召开骨干会议，向他们通告了全琼的抗日大好形势，表示支持杨秀山同志当保长，做“白皮红心”工作，团结广大渔民，打击日本侵略者。在杨秀山同志的带动下，渔民行动起来了，在短短的时间里，捐献食盐5000多斤，咸鱼1500多斤，棉布20匹，还有鱼翅、药品、纸张等生活用品，杨秀山同志自己献出500块光洋给政府购药品，积极支援抗日。
  张开泰从后海回到林旺，在大灶村召开抗日青年骨干会议，林树杰等一批热血青年受到教育后，奔走相告，建立起江前青年抗日救国会。他们出海捕鱼，下港摸虾，将卖鱼所得的钱全部购买药品送上山，支持抗日，张开泰要林树杰留在乡村搞地下工作，当好地下交通员。
  六盘沿海地区渔业生产较为丰富，渔民经常在亚龙湾一带海面捕捞，还有商船落港。六盘乡政府领导曹统和周成昆根据边区的指示，发动渔民支持抗日，群众积极响应。从三亚港来亚龙湾落户的渔家叶垂太兄弟，经常将自己捕到的鱼加工成咸鱼，先后有4次，每次约有800斤或1000斤咸鱼交给六盘乡政府运送上仲田岭抗日根据地。
  红沙镇日伪维持会长翁德育（文昌人），经过边区党委和边区政府的教育开导，又受到亲戚中共党员、六盘乡乡长曹统的影响，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经常秘密地为仲田岭抗日根据地输送药品、布匹、纸张、笔墨及武器弹药，还提供日军驻防的军事情报，为我军攻打榆林港提供了可靠的情报资料，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仲田岭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陵崖保乐边区全民抗日的形势一片大好，组成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托起抗日胜利的曙光。
  第五节 阻击日军追捕，营救美国飞行员
  随着抗日的向前发展，日军末日即将降临。1945年夏，美国盟军作战飞机不断飞临琼南上空，对三亚、榆林港日军军事基地设施频繁地进行空袭轰炸，日本侵略军显露出败相，把兵力紧缩回三亚、榆林据点。陵崖保乐边区各级民主政府，加大力度，进一步发动各阶层，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参军参战，抗日支前的热潮一浪比一浪高。1945年8月的一天，美国盟军飞机飞临榆林上空时，有一架盟军飞机被日军击中冒烟，飞行员跳伞飘落在六盘岭山林里，日军派出一小队人马追捕。陵崖保乐边区政府得知后，立即派出县游击中队阻击日军，让六盘乡民兵循着降落的方位搜索，终于将这个棕色的飞行员救回仲田岭驻地。办事处秘书陈生是归国华侨，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同这个飞行员交流后得知，这个飞行员是美国南太平洋战区的空军中尉，在执行空袭命令时被日军的炮火击中飞机，被迫跳伞，庆幸绝境逢生，对中国共产党的营救表示感谢。他在仲田岭根据地生活了20多天，一天上午，一架飞机飞临山岭上空，他立即跑到高地上，大声呼唤：“密司特陈，我们的飞机。”他从口袋里掏出小镜子，向着飞机摇晃地照，与飞机联系不上，可是他兴高采烈地告诉陈生，日军投降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他说刚飞过的是邮机，在战争期间，如果不是日军投降，邮机是不敢单独飞行的。第二天，一架美国战斗机在低空出现，同志们给中尉找来一面姑娘用的镜子，他有规则地来回发送信号，终于和飞机联系上。飞机盘旋了一圈，投下一张降落伞携带着一大箱物资，坠落在山林中，里面有食物、衣服，还有一部无线电步谈机。接连几天，他同飞机通话，报告我们的情况，希望空投一些武器，让共产党部队护送他到指定地点。他还告诉陈生，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了。第二天，飞机就空投了5支卡宾枪、手枪和子弹。办事处派林诗耀、陈生送他到榆林，他激动地说：“共产党的部队不仅救了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思想上使我受了许多启迪。”送走一个美国飞行员，又得知风塘村也从海边营救了一名美军受伤飞行员，住在黄德民家，村民精心帮助治疗，几天后已康复了。办事处立即派员下村，将美国飞行员接上山，送到榆林美军接待站，体现了共产党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送走两名美军飞行员时，张开泰紧握着他们的手说：“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是好朋友，我们对中尉的营救是出于盟友的道义，希望美国在战后真正履行盟邦的义务，监督日本执行投降条件，向我抗日军队交出武器。”中尉到达榆林港后，经他的积极建议，美军联络官宴请边区领导，表示感谢。在接受日军投降时，琼崖特委指派符哥洛和陈生到榆林港，同日军、国民党代表会晤。美国联络官对共产党营救美国飞行员表示感谢，但谈及受降的具体问题时，美日蒋却同一鼻孔出气，受到我方义正词严的驳斥，会谈毫无结果地结束了。
  张开泰和驻仲田岭陵崖保乐边区军政人员，怀着胜利的喜悦，站在山峰上，迎着胜利的曙光，向大革命以来，为革命光荣牺牲的战友们、同志们，深深鞠了三躬！张开泰抬头遥望着各个革命村庄，心潮澎湃地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第六节 抗日战争时期在仲田岭
  建立的各基层组织
  一、中共陵崖保乐边区党（工）委
  工委书记：王浩（1943.5—1943.12）
  党委书记：林木光（林诗耀，1943.12—1945.7）
  副书记：张开泰（1943.12—1945.7）
  委员：张开泰（1943.5—1945.7）
  王浩（1943.5—1944.3）
  林泉（1943.5—1943.12）
  林木光（1943.12—1945.7）
  中共崖三区委
  书记：符铭华（1944.4—）
  下辖3个乡党支部：
  1．镜云乡支部
  书记：陈维元（1943.11—1945．初）
  黄荣（1945．初—1946.2)
  2．六盘乡支部
  1943年春成立，1946年改为岭南乡。
  书记：曹统（1943．春—1946.2)
  3．藤桥乡支部
  书记：符开昌（1943.12—1944.4）
  二、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
  主任：张开泰（1943.5—1945.7）
  副主任：林泉（1943.5—1943．冬）
  下设两个科：
  1．民政科科长：黎国献（1943.5—1944．冬）
  2．财经科科长：王维民（1943.5—1945.8）
  崖三区抗日民主政府
  区长：符开昌（1944.4—1945．春）
  陈维元（1945．春—1946．春）
  下属7个乡民主政府：
  1．藤桥乡民主政府
  1943年底成立。
  乡长：符开昌（1943.12—1944.4）
  陈保安（1944.4—1945.5）
  韩经光（1945.5—1946.2）
  副乡长：朱仁安（1944.8—1946.10)
  2．镜云乡民主政府
  1943年11月成立。
  乡长：陈维元（兼，1943.11—1945.4)
  黄荣（194.5—）
  3．六盘乡民主政府
  1943年9月成立。
  乡长：李文耀（1943.9—1944.6）
  曹统（1945.5—）
  4．赤峰乡民主政府
  1944年初成立。
  乡长：罗亚丰（罗南昌，1944．春—1944．冬）
  周家英（1944．冬—1945．秋）
  张开栋（1945．秋—1946.2)
  5．罗蓬乡民主政府
  1944年初成立，后合并镜云乡。
  乡长：黄日新（1944．春—1946.2)
  6．龙楼乡民主政府
  1944年初成立。
  乡长：李川邦（1944．春—1946.2)
  7．道德乡民主政府
  1944年初成立。
  乡长：陈维能（1944．春—1946.2）
  三、陵崖保乐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
  主任：韩歧姬（女，1942.7—1945.8)
  第五章 配合大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怀着重建家园的美好愿望，被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打破了。蒋介石坚持独裁卖国的方针，疯狂抢夺抗日胜利果实，加紧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刚刚平息了抗日战争的烟火，又燃起了内战的硝烟。
  1946年2月，国民党第四十六军以五个团的兵力，分兵四路，以主力第188师及新编师各一个团，由万宁、崖县分别向保亭和乐东山区进攻，以配合主力清剿我革命根据地，我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琼崖内战全面爆发。
  三亚海棠湾地区人民和全琼人民一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起刀枪，决心以革命战争，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海南岛。
  第一节 灵活避开清剿，北撤待机歼敌
  抗战胜利后，陵崖保乐边区撤销，崖县仍分东西两块。为有力地阻击国民党四十六军的清剿，保卫苏区革命根据地，张开泰根据海南区党委指示，把所属崖县、乐东县政区改划入崖乐县，保亭县政区划为陵保县。
  1945年8月，崖乐县政府成立，县长张开泰、副县长孙已任、秘书陈生驻地铁炉岭。崖乐县辖区为崖县中、西部地区（四五联区政府），下辖：抱赤乡、雅林乡、千善乡、乐官乡、海塘乡、镜云乡、三亚乡、育才乡、浮信乡、回栏乡、榆红乡、藤桥乡、赤峰乡等地区。
  1946年初，国民党四十六军派出一个团进攻崖乐县民主政府驻地铁炉岭，崖乐县政府机关行政人员，在驳壳班和县中队60多名武装战士的掩护下，沿山向南撤退，向六盘山转移，遭敌军伏击，在岭上同敌人周旋。为扰乱敌军的视线，粉碎敌人的清剿阴谋，张开泰派3名战士到回风岭的古道出口处点火，诱敌军上了当，认为崖乐县中队已向北转移，便调兵追击。乘此有利时机，张开泰将军政人员分为5个小队迅速向仲田岭转移。张开泰和爱人韩岐姬抱着刚出生不久的革命女婴，在5名驳壳班战士的护卫下，转移到石龟村岭上，由两名水性好的战士泅水渡到后海渔村，在杨秀山的大力支持下，找来了两条小渔船，张开泰和爱人韩岐姬和战士们从石龟村下船转移到后海渔村，沿着海边转入大灶村。张开泰、韩岐姬为不拖累同志们，将女婴托付给大灶村的陈克会夫妇寄养（两个月后接回陵水县时病故），马不停蹄地转移到了湾应村，正好和前来增援的陵水县二区自卫队相遇，击退敌军追兵，顺利地登上仲田岭和同志们会合。为钳制敌军，保护革命群众，崖乐县中队和桥北、桥南乡游击队在队长符文育和朱仁安、梁福安的带领下，在北山村阻击敌军，打死打伤国民党匪兵8人，因敌军火力集中，我县中队董亚六等3名战士牺牲，吉亚和被捕遭杀害，我方因弹药不足而撤。敌军变本加厉地派兵围搜我革命村庄，在仲田村、北山村和藤桥、林旺沿海一带村庄，杀害我革命同志和群众50多人。中共崖三区委书记符铭华同志，去青田村一带发动群众筹粮，被国民党反动保长苏亚汉逮捕，送给四十六军用船运到亚龙湾港外沉海，英雄牺牲。
  崖乐县民主政府在张开泰的率领下，怀着沉痛的心情，在仲田岭驻地召开追悼会，向殉难的烈士们志哀！张开泰目睹了国民党反动军阀的血腥罪行，愤怒地疾呼：“消灭汉奸，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在他的感召下，同志们心似剑拔弩张，不约而同地愤怒地疾呼：“血债一定要血来还！胜利一定属于人民！”庄严的怒吼声，在山谷中回荡着。
  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清剿阴谋，保卫苏区，崖乐县民主政府组织6个工作组下各乡村，发动群众筹粮，动员青年参军，组织民兵配合“琼总”第三支队消灭国民党四十六军。县中队吴成和杨时仁、吴兰芬三位同志根据县政府的指示，下到八行（林旺）一带，在民兵的配合下逮捕枪决了叛徒符明利和汉奸欧登可。铲除坏人，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拥护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夺取革命胜利的信心大大增强了。工作组还在大灶村召开群众会议，宣传革命形势，动员青年参军。群众积极响应，纷纷拿出自家的口粮和物资支持革命，仅几天就筹集大米2000多斤，咸鱼300多斤，盐600多斤等物资。但由于叛徒出卖，有一次，在大灶村动员青年报名参军时，遭敌军袭击，当场牺牲两名青年，集会群众被打散，宣传发动工作被逼停止。县政府梁福安和高毓安下到老区赤田、田岸村，在共产党员苏运祥、高亚九的配合下，在大旱之年动员群众收集起大米300多斤、玉米1000多斤，派员用麻袋装好，从铁扛岭翻过仙园岭铁门坎，将粮食送到崖乐县仲田岭驻地。
  1946年，三亚海棠湾地区遭大旱灾袭击，粮食歉收，加上敌人封锁，县府机关和琼总运动作战部队供养不足，生活十分艰苦，但同志们斗志昂扬，挖山薯，采野菜充饥，克服重重困难，随时准备反击敌军清剿。六盘乡党支部书记曹统同志找不到上级党组织，派周成崑和6名民兵带着少量粮食，千辛万苦，走了三天三夜来到仲田岭找到了县府，张开泰激动地握着周成崑的手说：“成崑啊，你来得正是时候，雪里送炭，给我们送来了温暖啊！”
  面对敌人的清剿、封锁，缺粮、缺枪、缺药的严峻形势，县府决定派周成崑回镜云乡当乡长，朱仁安回藤桥乡当乡长，张开栋到赤峰乡当乡长，黎启辉到高峰地区协助乡长指导工作。从赤峰乡调翁月圆回县炊事班，充实县驳壳排和县游击中队。这一来，县府行政人员12人，炊事班（负责筹粮、炊事任务）16人，驳壳排12人，中队60人，共100人。每次派炊事班人员下村筹粮都遭白匪伏击，牺牲了几位同志。张开泰心如刀割，脸上愁云密布，在万般无奈之下，同各位军政领导商量，提出动员本地部分人员回家搞地下工作。同志们知道后，纷纷表示说：“我们已把生命交给革命交给党，愿与革命同生共死，同敌人血战到底，决不回头！”张开泰受到同志们坚定的革命意志感动，表示决心与大家在一起，战胜灾害，渡过难关，将革命进行到底！于是，派出县中队班长符亚和带领8名中队战士和炊事班6位女同志下村去筹粮。刚到文针田洋时，遭叛徒陈贤光（精仔）带敌军埋伏，班长符亚和中弹光荣牺牲，事务员亚弟被捕，被敌人用铁丝穿耳拉走了。余下的男同志和女同志退入山林，返回仲田岭驻地。眼看断粮，枪弹奇缺，张开泰领导的崖乐县各位领导意识到，革命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离不开党。为此，张开泰亲自上阵。他和县中队长符文育带领有战斗经验的8名中队战士下山，从白土田村和风塘村中间地带，以树林作掩护，直冲海边，走了一天，到了后海渔村同杨秀山接头。杨秀山知道仲田岭上的情况后，心情万分着急，就以保长这个护身符，接触各渔船主，很快收集起2担红鱼干、300斤大米、食盐，还拿出50块光洋、2匹蓝布、2支步枪、300发子弹，帮助县政府解决燃眉之急。傍晚，张开泰、符文育等人扮成渔民，由杨秀山用船运送他们到军田村前海面，通知军田交通站王传录派员接应，当天将粮物护送上仲田岭崖乐县府驻地。杨秀山筹粮支持革命的行动被汉奸告密，国民党派兵四处追捕。张开泰知道后，立即通知藤桥乡长朱仁安一定要找到杨秀山，护送上仲田岭暂时避难。朱仁安接到命令后，亲自带领驳壳班长梁福安到藤桥港渔村寻访，终于找到杨秀山，当夜护送上仲田岭革命根据地。
  战争是残酷的，战火是激烈的，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张开泰和秘书陈生总结了长期作战的经验，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只能争取在战略思想上战胜敌军，赢得转机。于是提出“声东击西”、“引而不发”的战略战术，终于打破了封锁。一天傍晚，中队长符文育带领5名战士和6名炊事班女同志下山。由驳壳排长罗亚九带10名战士打先锋，到文针田洋时，发现陈贤光带伪军一个连追过来，符等退回山林隐蔽，由驳壳班边打边退把敌军引开。符文育趁敌军混乱之机，带领炊事班人员冲过田洋，到了林旺村征收地主林廷健2头水牛、2担大米和200斤盐，当夜返回仲田岭。经过不懈的努力和灵活的斗争，终于打开了新的局面。风塘、仲田、军田、白土田、田岸、赤田等村庄的地下党组织，组织群众通过三更天下地犁田之机，把粮食、物资送上仲田岭崖乐县府驻地，保持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1946年8月，传来了广东省委“北撤”的指示。张开泰、陈生奉命调回第三支队。张开泰在临走前，根据琼崖区党委北调的指示，为养精蓄锐，待机消灭敌人，指定藤桥乡长朱仁安和陈延昌带领县大队60多人和12名政劝人员，转移到兴隆一带山区休养充实，配合陵保县大队灵活打击敌军，消灭敌人，保存了革命的有生力量。
  第二节 南区行署在仲田岭成立，托起胜利的曙光
  1948年初，张开泰、陈生受命带领60名武装人员返回仲田岭革命根据地，和崖乐人民一起打击敌军。9月，琼崖党委（特委改为党委）和琼崖临时民主政府决定，在仲田岭成立琼崖边海区地委和边海区行政公署，符哥洛任地委书记兼专员，张开泰任副书记兼副专员，撤销崖乐县民主政府。10月，在仲田岭根据地成立榆三县，任命陈生为县长。1949年初，撤销榆三县，成立中共榆三特别区委员会（属南区地委领导），由陈侃、吉鲁汉、叶明代任书记，区委下属地方党组织：桥南乡支部，书记朱仁安；桥北乡支部，书记高毓安；榆红乡支部，书记戴泽运、文江瑶；回栏乡支部，书记刘礼仁、戴运泽；三亚乡支部，书记何多璋；藤桥乡支部（1949年6月桥南、桥北合并），书记朱仁安。
  琼崖边海区地委、边海区行署和榆三区委成立后，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动员青年参军参战，建立民兵武装，开展对敌斗争；组建救护队，配合部队作战；广泛开展征收军公粮，筹粮筹款，保障军需供给，做好迎接解放大军渡海作战，打败国民党反动军阀，解放全琼。
  1949年初，国民党军一个保安旅驻榆林港，分防田独矿区一个营，驻廖练据点一个连。这个据点是南区行署，榆三特别区从仲田岭通往崖西南地区各区乡的障碍，严重影响行署与区、乡的联系。为了消灭这个拦路虎，榆三特别区和在仲田岭根据地活动的五总四团，通过三牛坡小学校长李智民（藤桥人），探敌情，供情报，绘画敌人驻防图，送交四团。根据敌人驻防图，团长冯立才、团政委吴以怀、副团长林侠君带领一个营，由营长苏一坚带领三名战士摸到敌军据点附近侦察，绘出进攻草图。10月12日晚上，团部决定以优势兵力把这个据点拔掉。全团三个营，从四面把敌人包抄，不到20分钟就把敌军打垮。这是一次战果辉煌的战斗，被捕的敌军营长承认国民党大势已去，败局不可收拾。生俘营长以下官兵60多人，八二迫击炮1门，六零炮2门，轻重机枪4挺，长短枪80多支，军用物资一批，我军无一伤亡。
  林旺村，是我驻仲田岭根据地南区行署和榆三特区东面通往西南线的交通要道。国民党131旅两个连220人，分防于林旺村西路口一个连，另一个连驻扎在村中。1949年10月初，我琼崖五总四团，在藤桥乡政府的配合下，乡长朱仁安利用东溪村与该村保长林廷健有亲戚关系，从藤桥派两名武装人员化装成农民以探亲为名，深入该村侦察，掌握了敌人的布防情况，报告给部队。团部决定由副团长林侠君，第一营长苏一坚率领一个连和短枪排突入碉堡消灭敌人，由第三营长郭力波率领两个连埋伏于碉堡和林旺村中间阻击林旺村里的敌军增援。副总队长符中权、团长冯立才、政委吴以怀，率领5个连在青田村的指挥部待命。经战斗动员，全体官兵斗志旺盛，求胜心切。战斗打响后，发现事先准备的竹梯短，战士跳下壕沟爬不上土墙，突击队眼看受阻，紧要关头护士吴丽花心生一计，提出以人代梯，她带领护士龙爱梅、王爱花、胡玉姣4人当人梯，让战士们踏着她们的肩膀爬上去，一个连和短枪班全体指挥员及战士60多人终于越过土墙，突入敌军据点，发起攻击，20多名伪军全部被歼，我四团第一营在营长苏一坚率领下冲进敌军据点时不幸中弹牺牲，还有十多名战士战亡。敌军碉堡被冲破后，预备队在副总队长符中权、团长冯立才指挥下，发起全面总攻，拔掉敌人这个据点，败兵向海边溃逃回三亚港，我军缴获2挺机枪、16支步枪和一批弹药、粮食等物资。拔掉伪军据点，开通了琼崖边海区党委和边海区行署坐镇仲田岭指挥西南战场的通道，托起解放战争胜利的曙光。
  第三节 筹粮筹款参军支前，配合大军渡海作战
  藤桥乡是筹粮大户，位于沿海敌占区。藤桥镇、林旺村驻有国民党伪军，发动群众筹粮，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难度很大。特别是藤桥阿六田炮台，驻扎国民党正规部队一个独立营的兵力，有两门远程射击炮。台长李懋辉藤桥岭头坡人，黄埔学生，是李懋文堂弟。青少年时同张开泰有过交往。内战爆发后，张开泰回到仲田岭，像兄长一样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深明大义，不要听信蒋介石的狂言，欢迎站到人民阵营中来。他目睹过藤桥起义，曾一度受李懋文等人的悲烈壮举所打动。1946年起李懋辉当台长是“身在曹营”，心向着海棠湾人民。抗战以来，从未向我党我军开过一枪一炮，保持着和善态度，使仲田岭和边区根据地赖于巩固和发展，为藤桥乡民主政府筹粮筹款减少了阻力。
  藤桥乡乡长朱仁安，军田村人，人称“铁牛兴”。自幼失去双亲，参加革命后，像一头铁牛一样，不畏艰难险阻冲锋向前。他亲自带队下到八行（今林旺）在大灶村秘密召开骨干会议，同八行党支部书记陈廷烈一起宣传、发动群众，指定国民党保长杨传甲做“白皮红心”保长，不许做损害革命利益和群众利益的坏事。群众革命热情很高，捐粮筹款，积极支前。八行一带先后有翟国卿、杨传寿等7名青年上仲田岭参加第三支队，投入抗敌。朱仁安还带工作组回到他的家乡军田村，活捉国民党走狗周竹唱，勒令他交代绑架藤桥乡女干部黄玉英吊打虐待的罪行（黄玉英是周定婚未过门的未婚妻，黄玉英参加革命后，下村筹粮时被他发现，以“不守妇道”之罪名绑架），经过朱仁安严厉警告后，他表示悔改，拿出50块大洋赔偿。黄玉英得到组织解救后，带领胞妹黄亚五一起参加革命。军田片是富有革命光荣传统的老区，一经发动，群众筹粮筹物，捐献物资，参军支前行动起来了，出现了“三朵红花抗婚投军记”的感人故事。村中三姐妹：龙爱梅、王玉花、胡玉姣，幼年因父母包办婚姻，刚满17岁就被逼结婚过门，三人遭受丈夫殴打、虐待，受革命思想影响，相约一起离家出走，上仲田岭投奔革命，分配到部队当卫生员，参加过廖练和林旺战斗，成为优秀的女战士。
  朱仁安还按照上级组织的指示，吸收军田村占道志等5位同志入党，指定占道志、黄得芳、朱章连为藤桥乡地下“白皮红心”副乡长，配合筹粮筹款，做好支前。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宣传废除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苛捐杂税。藤桥乡根据南区行署的指示，组建起一支财税队伍，积极开展筹粮筹款活动，仅两个月时间，全乡借谷800担。征收营业税时，藤桥市布行老板黄隆兴不理睬，朱仁安亲自带领征收干部孙其雄和地下党员一起登门拜访，进行耐心教育，使他受到启发，承认了错误，主动缴纳税金700块光洋和一批布匹、纸张等物资。藤桥东溪开糖厂富户李行德，对革命有好感，接到通知后，一个榨季主动交税款70个光洋和10担红糖。开征鱼税，主要对象是庄头、龙海、灶子、大灶四个村庄做地引网的户主。一年征收一次，定死任务，共征收40担咸鱼和代金600至800光洋。计征盐税，对几个合股在林旺和渔村开办盐田的盐商和村盐户，一年收税二三百光洋，对小户只收食盐四五十斤。
  在大旱之年，筹集粮食是有限的，常遇到抗交的阻力，因此必须施展强硬的手段，才能确保筹粮等支前工作顺利开展。田尾村富户徐不宗抗交军公粮80多石（一石100斤），乡支前委员会主任、民兵中队长黎亚吉带领征收助理孙其雄等4人晚上潜入该村，把徐不宗扣回乡府（仲田老村），关押在小屋里，徐受不了苦，就写信叫他老婆来保释。他老婆来后哭哭啼啼求饶，乡政府决定对徐罚粮一倍的处分。第二天他老老实实补交了全部军公粮。惩治徐对社会震撼很大，原来态度恶劣的地主和富户纷纷主动补交了摊派的军公粮，当年晚造征收公军粮800至900石（计9万斤）。
  为了迎接大军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藤桥乡政府积极开展借谷活动。在3个月时间，全乡借谷5万多斤，捐谷6万多斤。乡政府还积极开展打没斗争。洪李村伪保长王石福（我地下联络员），向榆三特区委报告，说国民党军队官兵四五天后，从三亚护送一汽车布匹至藤桥贩卖。特区领导要藤桥乡组织武装人员截击。朱仁安接到通知后，带领8名武装人员和征收员共10人，赶到洪李村前公路两旁伏击，将伪连长击毙，吓跑了其余士兵，缴获黑、白色布料40多匹。据不完全统计，藤桥乡在解放战争期间，打没、击毙击伤、活捉国民党人员十多名，缴获了一大批粮食、布匹、日杂、药品和光洋2000多块，为党政机关供养、支援部队抗战做出了贡献。
  六盘乡从抗日以来，一直是仲田岭革命根据地物资供养的主要来源阵地之一。1946年底，周成崑受命从仲田岭根据地回六盘乡后，积极开展活动。他接到区委关于筹粮支持南区行署的指示后，在短短的时间里征收大米60担和咸鱼等一批物资，因粮食物资数量多，陆路运输用大批人员，目标大，加上从田独到竹络岭一带已被四十六军封锁，经请示上级同意，通过海运，把粮食运送到林旺港尾村，由武装人员和运输队接应。一天下午1时左右，周成崑、李雄、李民三位同志组织了五十吨位船只一艘，随船押运。下午4点钟抵达铁炉港口外，因退潮船进不了港，只好在港外抛锚搁浅，幸好在后海渔民的帮助下，船才开进铁炉港。忽然枪声四起，国民党军海上巡逻队追赶一艘渔船，周成崑急中生出一计，交代船主如敌军追查就说是做大米生意的。尔后，他们三人下船游到南岸准备迎击敌军。当敌军船只离运粮船200多米时，发现一条渔船扬帆向深港逃窜，把敌人引开，敌兵用机枪扫射，渔船才在深港离运粮船400米外停下，敌兵蜂拥而上，发现是做海渔民，就强迫船民把敌兵运往石龟村，运粮船才安然脱险（后才知道是后海交通站长杨秀山有意识安排诱敌之计）。晚上，周成崑等人将大米装上三条小船，摇橹把粮食运到港尾村上岸，武装人员和运粮队50多人已在那里等候，胜利完成了这次任务。
  琼崖边海区党委和边海区行署，还派出四个工作组，和区、乡政府一起宣传发动群众筹粮，动员青年参军上前线，充实部队兵源。在海棠湾地区有付巾的杨文贵当地下交通员、长田蓝召宏、北山董亚简、南头岭周亚发、青田村吉亚和、仲田村周亚核、洪李村符亚蛟、林旺新村黎启文、田尾黄守文、番园村符学权、藤桥新街王永红、风塘村黄德祥、军田村龙鸿光、潘井等80多人。青年参军参战几乎遍及海棠湾每个村庄，群众捐粮参军支前热情非常高涨，为打败国民党反动派，解放海南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节 迎接解放大军，阻击南逃残兵
  1949年底，国民党军队遭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各个战场惨败告急。1950年4月16日，历史性的解放大军渡海进琼作战拉开了序幕。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消灭了国民党猬集在海口的军队，解放海口，敌军已全线崩溃，纷纷南逃榆林港登舰逃台。
  为了更好地配合部队阻击南逃残兵败将，藤桥乡、六盘乡在朱仁安、周成崑的带领下，互相配合，组织乡驳壳班和民兵在竹络岭阻击逃敌，打死打伤敌军40多人，缴获冲锋枪、自动步枪、卡宾枪40多支，摧毁军用汽车两部和一批物资。
  1950年5月，南区行署各区、县、乡政府积极配合第三总二团、四团和独立团行动，扫除琼南东线顽军据点，全力以赴，在预定地点迎接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完成了解放海南岛的光荣任务。解放大军从海口追击国民党南逃残兵，藤桥乡民主政府沿途布置各村庄设立6个供应食品摊位，备有大米饭、玉米、椰子、开水等，亲切慰劳渡海作战的解放大军，迎来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
  第五节 解放战争时期驻仲田岭的各级组织建制
  抗日战争胜利后，崖县政区仍然分为东西两大片，原有党、政、军、群两个序列同时存在。县、区、乡各级党组织在反对国民党清剿的斗争中，经受锻炼，战胜重重困难，迅速发展壮大，迎接全琼解放的曙光的到来。
  边区撤销后的东部地区党组织
  1945年7月，陵崖保乐边区撤销，所属崖县、乐东县政区改划为崖乐县，所属陵水、保亭县政区改划为陵保县，崖乐县1946年10月撤销。1948年10月崖二、三区（羊栏、马岭、红塘、藤桥）与乐东县（立才乡一带地区）及保亭（首、二、三弓、志妈、布什）又合并设立榆三县，同年12月撤销。这两个县的建制存在的时间不长，且只设置县政府，没有成立县委。1949年1月，榆三县改称榆三特别区（县级），设区委和区府，隶属于南区地委和行署。上述此段时期的东部政区党政机关均驻在仲田岭。
  中共琼崖边海区地委
  书记：符哥洛（1948.9—1950.5）
  副书记：张开泰（1948.9—1950.5）
  琼崖边海区行政公署
  专员：符哥洛（1948.9—1950.5）
  副专员：张开泰（1948.9—1950.5）
  一、中共榆三特别区委员会
  书记：陈佩（1949.3—1949.5）
  吉鲁汉（1949.6—1950.5）
  叶明华（1950.5—1950.7）
  委员：陈佩（1949.3—1950.7）
  蔡大元（1949.3—1950.4）
  文江瑶（1949.6—1950.2）
  谢玉芳（1949.6—1950.7）
  王若彬（1949.6—1950.7）
  吉鲁汉（1949.6—1950.7）
  二、区委下属地方党组织
  1．桥南乡支部
  书记：朱仁安（1949.1—1949.6）
  桥北乡支部
  书记：高毓安（1949.1—1949.6）
  回栏乡支部
  书记：刘礼仁（1949.1—1950.2）
  戴泽运（1950.2—1950.7)
  2．榆红乡支部
  书记：戴泽运（1949.1—1950.5）
  文江瑶（1950.2—1950.7)
  3．三亚乡支部
  书记：何多璋（1949.1—1950.7)
  4．藤桥乡支部
  1949年6月桥南、桥北合并。
  书记：朱仁安（1949.6—1950.7）
  崖乐县民主政府
  （东部地区）
  1945年8月成立。
  县长：张开泰（1945.8—1946.3）
  副县长：孙已任（1945.8—1946.3）
  秘书：陈生（1945.8—1946.3）
  榆三特区的乡民主政府
  （1949.1—1950.7）
  桥南乡民主政府
  乡长：朱仁安（1949.1—1949.6）
  桥北乡民主政府
  乡长：高毓安（1949.1—1949.6）
  藤桥乡民主政府
  1949年6月由桥南、桥北乡合并成立。
  乡长：朱仁安（1949.6—1950.7）
  副乡长：高毓安（1949.6—1950.7）
  回栏乡民主政府
  乡长：刘城堂（1949.1—1950.2）
  戴泽运（1950.2—1950.7）
  榆红乡民主政府
  乡长：戴泽运（1949.1—1950.2）
  文江瑶（1950.2—1950.7）
  副乡长：周成崑（1949.1—1950.7）
  三亚乡民主政府
  乡长：何多璋（1949.1—1950.7)

①《黎岐纪闻》。 ①《宋史·蛮夷三·黎峒》卷495。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 ①《天下郡图利病书》卷104《广东》8。 ①参阅三亚市委党史研究室：《崖县革命史资料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