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为了使读者了解当年三亚的真实故事，本章特选录了《见证三亚市初期旅游业发展》、《三亚市按城市总体规划加紧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把三亚建成国际 性冬都》等当年文章。
——题记
一、见证三亚市初期旅游业发展
张参
1986年5月，三亚市旅游局组建（中共三亚市委文件市发［1986]30号），三亚市旅游公司隶属市旅游局领导。我受三亚市委和市政府指派，担任市旅游局负责人，后经市人大任命，在1986、1987至1988年初期间担任了三亚市旅游局局长（第一任）。
这之前三亚市还没有旅游局，只有崖县旅游公司，后变更为三亚市旅游公司。1984年5月实现撤县设市，将崖县改为三亚市，县旅游公司则变更为市旅游公司，从行政体制上刚刚完成从一个农业县向一个现代化城市的转变。成立市旅游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新的举措与契机，建设和发展热带滨海旅游，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的有益尝试，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的有效举措，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新路子。
旅游局组建之初，条件相对艰苦。只有四个编制：局长、副局长、会计和出纳。
副局长是原党委干事陈作贵同志，他是部队营级转业，党员，在当时条件下属于具有一定管理经验和政策水平的干部，全任期内我们都是搭档。会计兼外勤干部是林恩瑚同志，内勤兼出纳是陈月仙同志。
1．决定来三亚工作的简单过程
我本人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现已并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后分配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工商行政管理半月刊》担负采访及组稿工作。
1984年，国家确定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我则根据单位的安排，到这些地区采访和报道。这一年12月，我第一次来到天涯海角，度过了难忘的三天，并在海南岛上迎来了1985年元旦。
此后，到1986年7月我正式调入三亚市工作之前的两年里，我又先后6次来访海南，坐着公共汽车（有时是吉普车或卡车）走遍了全岛，包括当时交通条件很落后的琼中、白沙县，以及乐东的莺歌海盐场和尖峰岭林场（乘坐拉木材的卡车）。这使我对海南的整体状况有了较深的了解。
1986年2月，我与天津《开发报》（隶属国家体改委）记者满维钧同志再次赴海南采访、组稿，在三亚市采访了市委书记朱家仁同志。他的热情诚恳，和对当地发展建设的思路和远见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萌生了奔赴天涯海角、投身海南发展建设的意愿。
朱家仁书记对此给予了很大鼓励和支持，使我坚定了决心。
那时年轻头脑也简单。写过两首诗词感怀，后来刊登在《经济日报》（1986年10月某日）可以印证这时期决心到海南这个当时艰苦的环境来工作的决心：《满江红·海南行》平生快事，乙丑年，重洋六渡。匆匆行，三分览胜，七分思悟。北国回望风吹雪，琼岛遍观花繁树。九千里，识版图辽阔，从头读。坡仙祠，海公墓；黎母岭，回头鹿。最流连忘返，西沙风物。诸君休夸京师好，志士自古南海出。令此身，浪迹满天涯，方不负。《水调歌头·亚龙湾》久有南游志，今攀五指山。万里来探天涯，屈指已经年。方惊春红烂漫，又叹林莽延绵，碧浪洗白帆。吾生别无嗜，酷爱大自然。历胜境，觅知音，寻梦圆。人间黄金海岸，谁俦亚龙湾。愿将此身相许，为木为石为砖，笃行不尚言。南溟有激潮，人生如是观！
随后我在海口期间，撰写了一份《关于开发三亚国际旅游城的总体构想》，并在不久后于通什市（当时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召开的一个旅游研讨会上作了发言。回到北京，我又把它整理成一篇带有初步可行性研究的论文。
现在回头看，这东西写得十分粗浅，但仍获得了“1986年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奖”，这对我是个鼓励。
这期间，我写的较重要的东西是一篇7000字文学报告《天涯海角起宏图》。据看过的人们讲，它对后来所谓“十万人才下海南”起到了一定鼓动作用。现将它整理附后，以作参考。
此外还搜集资料，编制若干表格，做出了《海南岛与台湾资源的100项比较》和《海南岛与世界同类资源国家和地区的50项比较》等，送给有关方面参考。这是为将来工作所作的基础准备。
当时放弃北京国家机关工作，奔赴老少边穷地区的海南，并非很容易，首先遇到家庭的阻力。这时朱书记又带着市委办公室唐主任等同志亲自到北京我家里，做我父母的工作，还亲手给我们煮了一顿海南特色的椰子饭，使我们全家都很感动。
为使海南开发能争取到多方重视，那两个月（86年5—7月）我和一些同学朋友在北京跑了多家部委、报社和记协，发送资料，口头宣传，以期待引起他们的了解和关注。
7月底，三亚市委组织部的商调函发到我所在单位，8月初我来到三亚市报到。那时候北京到海南没有航班，来往都是乘火车到广州，再转乘轮船到海口，或者乘坐从广州开往琼州海峡的大巴车。因为途中要经过几个河流轮渡码头以及海峡轮渡，汽车全程要25个小时以上才能到达。
北京到三亚顺利的话，也要三四天时间（现在则是三四个小时）。
来三亚前，我自己的设想是像我前不久考察过的秦皇岛市那样，在政府成立的“开发办”下面工作。报到后，市领导通知我：三亚市准备成立旅游局，分派我担负这一重要工作。
我很感激组织上这份信任，虽然经验十分不足，但决心尽力而为。
2．三亚早期的旅游基础开发
1986年的三亚，作为一个刚刚由农业县转变过来的边疆滨海小城市，各方面条件都还十分欠缺。唯一具有接待外宾条件的宾馆只有“大东海”（90年代改名为“南中国”）一所，充其量相当于2星级（那时国家尚未实行宾馆酒店评级制度）。此外就是“鹿回头招待所”——作为海南行政区政府第二招待所，它是用来接待上级机关派来出差的各级干部使用，一般不用于接待旅游客人，特别是普通外宾。
至于旅游景点的开辟和建设，更是可怜：全市唯一动工在建的景区是鹿回头山顶的雕像。这项工作由市园林局负责，局长杜家琛同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劳动模范。雕像由广东省当时著名的雕塑家林毓豪先生创作，当时刚刚打好基座。现在已成为三亚市区最主要的旅游景观之一。
当时的体制，海南尚未建省，隶属于广东省辖下的一个行政区，而三亚市又是隶属于海南行政区辖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级市，所以体制上十分繁复。亚龙湾作为各级领导已达成共识的一个特级旅游景区，其开发权限直接归属于海南行政区旅游局（局长为陈川民同志）。分配给三亚市旅游局管辖并开发的，只有“天涯海角”一个景区。
该景区当时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除了一道围墙、一个管理室而外，连一座像样的厕所都没有。景点只有“天涯”、“海角”、“南天一柱”三座勒铭的巨石，常年没有几个人前来参观，门票也只有人民币2角钱。
来到三亚市工作期间，1986年9—10月，“天涯海角风景区”土地规划得到市国土局的审批核准，总面积6.6平方公里。不久，我的上级主管领导廖梅秀副市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国家决定拨款营建“天涯海角”景区，总款数为340万人民币，其中由国家旅游局出资200万、广东省50万、海南行政区40万、自治州30万、三亚市20万。
这就是80年代体制下若干项目建设的通常出资模式。手续很繁复，涉及的部门很多，拖延的周期很长，而且最终也决不会全额到账（实际上也没有）。
景区的初期规划，是省里派出的广州园林设计院担任。其中的某位专家，要求在这里坚持体现“岭南派”的设计风格。我不同意那位老人家的意见，认为设计观念过于陈旧，而且所谓“岭南派”虽然是地方特色，但在两广地区的园林中已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并无新意。而天涯海角作为一个独特景观，应该有更高立意，要从长远着眼，作出具有国际水平的规划来。并为之从各地、海内外寻找若干参考资料。
虽然我们从旅游局角度，一再希望并强调“天涯海角”的规划应该立意高远，可惜当时的那批规划人员限于眼界和业务水平，以及当时省区某主管领导的干预，还是匆匆做出了一组简陋的设计：主题是在景区外围两座山头，修建两个毫不醒目的凉亭（怀苏亭、望海亭）以及几条山路。这些无效的工程花去了建设经费的大部分，迄今未对景区建设发挥多少积极作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此外，还在景区修建了餐厅、园区道路体系、管理用房以及两个厕所等配套设施。
总体来说，这笔来之不易的建设资金，由于规划和使用不当，造成巨大浪费。我作为旅游局长，却由于体制问题，无法参与意见，痛心地看着国家资财被无效使用。现在，这些早期工程都已湮没。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僚主义和目光短浅所造成的实例之一。
3．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赛
1986年的三亚，旅游事业还刚刚排上日程。除了进行早期的旅游资源排查和规划等基础工作，更重要的是打开知名度，把这个具有丰富热带旅游资源和潜力的地方，尽快地介绍给世人，引起多方面关注。
但客观上，严重缺少经费，又制约着对这座城市、对这里环境的宣传。当时全市年财政收入才不过2100万元，市里和局里根本拿不出宣传活动的预算。
又要有所作为，打响三亚旅游的品牌；又要找到解决活动经费的途径；同时这个活动还要有创意并符合三亚特点以及地理优势——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冬季水上运动的优良条件……怎样才能满足这多方面的复杂要求？
于是这一年的冬天，我们策划了全国第一届“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运动会”。
这一起源于美国夏威夷的“超人运动”当时在世界上尚不普及。国内多数人对此都还不了解，但在体育专业人士和新闻媒体中已不算陌生。
这个建议是由我的一位北京朋友丁火同志（笔名江海）提出的。经过几天慎重的考证研究，由我们旅游局出面组织，正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报告，并邀请市体委作为共同主办单位，向全国各省市体委以及“火车头体协”、“前卫体协”等发出了邀请，并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刊登了赛事预告。
“铁人三项”当时由2000米长距离游泳、百公里自行车、42.195公里马拉松三项组成，确实是考验运动员体力和耐力的一项超人运动。其本身也十分富于观赏性，并且是首次在中国举办，非常适合文字、特别是电视报道。
由于运动场地都是三亚海滨和市区、景区的街道，比赛过程中就可以很好地、很自然地将这座旅游城市介绍给千千万万关心赛事的广大观众，收到一举两得之效。
此外，这样一项在国内富有开创性的赛事，本身很容易得到广告支持。赛后审核，比赛全程约收到25万元各相关企业的赞助——这在今天看来毫不起眼，但在当时，却已解决了全部比赛经费以及各地来宾的接待费用！而没有花费政府财政的资金。
运动会的冠名权，给了广东省廉江地区的饮料企业，赛事名为“首届少林可乐杯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赛”。
其余主要赞助，例如广州“五羊自行车厂”赞助50辆自行车作为赛具兼奖品，海南本岛若干企业也有额度不等的广告赞助，如一等奖的一台电视机就是本岛生产的某品牌。
顺便提到一笔：首届赛事的徽标，是我邀请冯小刚作的设计。那时他是一位很富于灵感的影视美工设计师，现已是全国知名导演。
这样一个在三亚、海南乃至全国尚未有过的运动会，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比赛筹备过程中，市委朱家仁书记就多次召集会议，确定各种方针和预案。尤其是针对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严格细致要求，确保了赛事全程没有出现任何安全方面的疏漏。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难能可贵。
1987年1月18日，全国首届“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赛”在祖国最南端——三亚市胜利举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羊城晚报、海南日报、《新体育》等各大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了这一盛事。著名体育记者、羊城晚报体育部主任苏少泉先生的纪实报道《三亚万人空巷，争睹铁人风采》，写得生动风趣，人们争相传阅。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赛事实况》由著名体育记者孙正平同志解说，片长25分钟。
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先生，不顾95岁高龄，乘坐运－7小型飞机赶到三亚，亲自观看了比赛。
全国侨联主席、前国家旅游局副局长、66岁的庄炎林同志，亲自参加比赛。作为一名运动员，投身在大东海水中游泳2000米、骑自行车100公里、长跑42.195公里马拉松（从市区跑到亚龙湾码头，再折返大东海），令人惊叹地完成了全部规定赛程。
在当时堪称简陋的条件下，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区及部委体协的45名运动员，都基本顺利地完成了这场高强度比赛，没有出现重大负伤事故，可以说赛事是圆满成功的。
赛事之后，有关部门曾在大东海旅游区铭碑纪念（后来此碑被毁）。
比赛当天，正好是朱家仁同志儿子结婚的日子（在澄迈），但他放弃了参加婚礼，一直坐镇现场，确保赛事顺利安全地进行，也使全体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
闭幕式上，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到会者宣布：我们三亚市要把这一利国利民的体育盛事长期坚持下去，每年一届，让它在祖国的天涯海角落地生根，成为一项传统赛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是啊，算下来，这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创始性活动如果得到传承，坚持到现在，已有25届了吧。那将成为一个悠久的传统，成为三亚市一个健康的品牌和宝贵的遗产，而又不必消耗很大经费。
种种原因，它没有坚持下来，第二届就夭折了。这是我本人、也是三亚人的一个遗憾。
4．城市建设方针被改变
今天三亚已成为各界确信无疑的、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国际旅游城市之一。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在80年代末期，为确立这一建设方针，几经周折，几经反复。
我来三亚市旅游局工作刚满半年，1987年4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某位领导同志就在三亚全市干部大会上讲：“三亚搞什么旅游？有什么条件？天涯海角那几块石头、几片海滩，有什么好看？谁会去？三亚工作的重心还是要放到农业上！”
这位老书记是一位南下干部，受到我们广泛尊重。但这一落伍于时代的保守观念，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三亚早日建成一座现代化城市起了很大的拖后腿作用。人类进步的阻力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内部或是来自于自身的观念不解放，这句话应该没错。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力主早日开发三亚热带旅游资源、加快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朱家仁同志被调离三亚市委书记的岗位，到自治州府所在地——通什，担任了州委宣传部长。一位对本地发展具有正确认识并身体力行的领导干部，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得到发挥，应该说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更是这座城市的损失，付出了走弯路几年的代价。
新市委基本是贯彻以农业发展为主线的城市建设方针。应该说，这在当时严重缺乏建设资金的条件下，这也不失为一个稳健的发展思路。中国几千年来，务农是本分，所有县委书记都不能忽视这一点。
但三亚市已经被确立为祖国最南端的一座新型城市。而城市建设，完全应该有它自身的特点和不同于普通农业县份的、更高的要求。
一个因“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而声名远播、自身资源优势不可多得的新兴城市，为什么不能摆脱传统思路，更快地走上正确发展轨道呢？何况后来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完全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时至今日，中央和国家早已正式批准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战略。
1987年三亚市的财政预算下来，用于农业建设的资金是800万元，用于旅游业的资金，说来难以令人置信：人民币15000元。有人开玩笑说：连搞个正规厕所都不够。
在这样无米之炊的条件下，旅游业还搞不搞、怎样搞？
这点钱我们给天涯海角造了一条木质旅游船，花了大约7000元，基本上是渔船船身加上敞开式的帆棚，取名“旅游一号”，期待对当地水上旅游有所带动。再就是制作了一点宣传品。此外能做的，就是到景区各地种树。局里四个人，旅游公司十几个人，都去参加植树劳动，我们1987年在天涯海角景区大约种了几百棵树，以椰子树为主。
再就是进行旅游资源普查。这期间陪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的来人，跑了三亚不少地方，为实施更有效、合理并具有前瞻性的规划作准备。
另外一项不必花钱，却能为三亚扩大影响、引来各界关注的做法，是积极接待各地来宾，特别是较有影响力的记者和作家团队。期待通过他们的笔，把对三亚的感受和美好印象，以及资源潜力更多更快地传递给外界，从而找到发展的机遇。
我当时还担任着三亚市政协常委和市文联副主席的职务。1987年初，市作协与几位部队作家座谈，其中有乔良、简嘉、朱苏进等后来全国知名作家，给了我启示，便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老朋友联系，促成了他们当年秋冬在三亚举办的一次“《当代》作家笔会”。
到会者除了国内文化部门若干负责同志外，较著名的作家记得有焦祖尧、水运宪、柯云路、王海鸰、张曼玲、张聂尔、王朔、雪柯、张石山等，还有著名编辑朱盛昌、章仲锷、何启治等。后来这些作家对海南和三亚都有诸多记述，一年后张曼玲还再次来三亚体验生活，拍摄了电视剧《天涯梦》等，是对早期三亚开发的宣传。
1987年底，国家体改委开始研究考察海南建省事宜，多次派人前来海南实地调查。我们旅游局都尽可能为之提供资料，配合考察。力图使自己的城市早日列入国家大规模开发计划，早日成为祖国最南端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5．第二届铁人三项赛
到了1988年初，按照去年的商定，我们筹备并举办第二届“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赛事”时，因为种种原因，受到多方阻挠。整个过程既生动又惊心动魄。但由于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等原因，在此只做简单叙述。
第一届的成功举办，使各地运动员信心倍增，回去后纷纷苦练，以期下一届取得更好成绩。年底前便纷纷来信来函，询问比赛事项。这也是上次闭幕式上市委向各界的宣告，我们对此积极筹备。
但时机不巧，正逢海南建省前的干部大调动时期，自治州解散，原州委州府干部大幅度调来三亚，上下都在忙于人事问题，无心关注此事。但我觉得，比赛事关信用，事关这一新事物形成传统；此外也并不影响市内机构改革，甚至应该有积极作用，于是坚持筹备。
还有一个问题：此时的三亚，外来人还很少，大家都还不习惯使用普通话，即使在市一级会议上也还是用海南话交流。这就使我在交流方面感到很困难，一些信息和反馈经常不能及时得到。
结果各地运动员、领队和体委干部前来报到的次日，传来新任市委书记李国荣同志的指示：比赛不能搞。我当晚赶到李书记宿舍，想对他作一个具体汇报，以便赢得同意和支持，但他大手一挥：就是不能搞。其他什么也不说。
我这时骑虎难下，现在检讨起来，应该说是自己组织观念不强，忽略了多方请示汇报，严重缺乏经验，不懂得官场运作程序。同时也有较大抵触情绪：认为就这么粗暴地扼杀一项新兴的活动，完全没道理。而且没有任何善后措施的话，会对各界消极影响很大。
面对各地来宾对三亚的关注和热情，实在难以向他们头上浇一盆冷水。于是我决定，即使缩小规模，减低影响，缺少资金，但利用社会力量，也要把比赛搞完，对各地来宾有所交代。
1月18日（整整一年后），第二届铁人三项赛如期举行。参赛人数达51名，甚至多于上届。但为了缩小影响以及道路安全起见，主赛场放在了天涯镇以西的红塘海岸。那一段道路那时还没有什么车辆，可以避免干扰。
运动员也都顺利地完成了比赛，没有出现人身事故或其他意外。但比赛过程中也就没有多少观众。事后我们也没组织报道。
次日举行了闭幕式和颁奖仪式。由北京赶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特级演员田华同志（副军级）颁发了冠军奖，著名演员姜文颁发亚军奖。
北京各大新闻媒体约有20余名编辑、记者到会，观看了比赛。
由于市委不同意举办，原来联系的赞助单位也告吹，这次比赛的经费共约4万元，都由我和朋友们捐献，其中北师大的贾建民同志捐出大头约3万元，来自福建的两位青年卢顺明、郑智勇也捐出了自带盘缠4000余元；我个人也拿出全部积蓄约2000元（那时我的月工资为180元）。
比赛期间，来宾的旅店（那时三亚还谈不上酒店）遭到晚间停电的待遇。赛事后还不断受到公安机关的盘查。
一个月后，三亚市法院通知我应诉：市体委起诉我（作为市旅游局的法人代表），在第二届铁人赛事通知上使用了他们的名义（因为第一届是两家合办，第二届他们后来接到市里通知，退出了举办），因此造成他们接待10余名运动员及领队，开支了住宿费、餐饮费等接待费用，共人民币147元的损失，要求赔偿。
但后来几年，市体委的老符同志与我握手说，也并非是他们本意想这么搞。
不久后，海南行政区原党委书记姚文绪同志给说了一句公道话：不要整人家。这个干部是我们从外地引进的，有问题的话，多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
此后，关于第二届赛事大体尘埃落定。
但我们希望把它搞成三亚一项传统赛事的构想，也再无从落实。
总之，三亚铁人赛是在那时没有任何有效发展手段时，我们尽力而为，打造的一种自身发展措施。这些举动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也许微不足道，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会理解那种白手起家、无米之炊的困苦和不易，理解那一代人的奋斗和艰辛。
6．海南建省
1988年4月份海南建省，由于机构改革原因，全省政府序列中，取消了各地旅游局，机构也转变为旅游公司。那以后我离开了热爱的三亚市，到海口工作一段时期。
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后，海南、三亚建设走上轨道，发展越来越快。每次见到城市面貌的更新时，我们都有诸多感叹，并从内心深处为这座美好的城市祝福。
这次我应本书编辑之邀，在朱书记这本传记中回忆三亚市早期旅游业开发和建设的情景时，往事历历在目。我感到：
朱家仁同志作为三亚市早期（第一任）市委书记，对三亚和海南建设贡献多多。很多情况并非我作为一个外来干部所能了解并评价的。但就自身体会，这位老书记起码在这么几点上作出了人所未能作出的贡献：
（1）确立了一条清晰而富于远见的发展思路。这就是发挥三亚市独有的热带海滨旅游资源的优势，以此为产业龙头，带动整个地区各行业的发展。这在当时确实具有超前的意义，也是多数干部群众尚未认识到、遑论身体力行了。时至今日，这条思路已经得到从上到下、国际国内各界广泛认可，并被坚定地贯彻执行，证明了思路的正确。
（2）抓住难得机遇，向国家高层领导——总理、副总理、书记处书记，恳切陈述并充分介绍三亚地区特点和资源优势，赢得理解和重视，乃至较早地把地区发展机遇列入国家议程。这类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得住并把握好的。只有一心扑在城市建设上，无私无畏，把人民利益摆在前面，才能有所作为。
（3）大力拓展各种可能性，在各方面条件十分欠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为三亚发展创造契机。他的任内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三亚的资源和潜力有了认识和重新估价，给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想海南岛、天涯海角早期的开发建设历程，不免心潮澎湃，感慨良多。在这本朱家仁老书记的回忆录中，能忆起当年的创业往事，学习前辈们的品德、言行，继承他们忧国忧民、实践理想的精神。以便帮我们清理一下思绪，更清楚地瞩望未来。
最后引用郭小川先生的一首诗句，为本文作结：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
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
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2010年6月4日于北京
二、三亚市按城市总体规划
加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王杰光
三亚市人民政府认真按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加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美化、绿化城市。
三亚市在设市之前，由于财力、物力有限和城镇建设缺乏总体规划的指导，造成城区道路交通不成格局，公共市政服务设施不配套，环境质量较差。1984年5月撤县设市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把三亚市建设成为具有热带风光的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市认真编制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把改造旧城和开发新区结合起来，实行综合开发，并采取地财拨一点、群众集资一点和上级帮助一点等形式，开辟资金渠道。近三年来，市政建设总投资4249万元，其中拓宽和新建道路七条，全长5800米；修建海堤两条，全长2300米；改建解放大道地下排水沟，全长1600米；铺设解放大道人行道地板，全长4600米，面积32200平方米；新建全长408米的新风大桥，疏通了新区和老区的交通；兴建了一批路灯、安全护栏、安全岛等道路安全配套设施；进行了城市道路园林绿化，周围建一批环卫设施；新建了微波电视大楼和微波电视塔；新建了日供水量4万吨的第二期供水工程；开设了市内公共汽车交通。同时，在大东海、天涯海角、鹿回头等旅游风景区兴建了一批旅游服务设施；在南边岭公园建起一座“鹿回头”雕塑；新建商品房17800平方米。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成，不仅方便了群众，整治了市容，美化了城市景观，而且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海南电台通讯员王杰光1986年5月18日报道，该同志曾任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三、把三亚建成国际性冬都
——访三亚市政要朱家仁
可之
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是中国最富热带特色的旅游胜地。笔者在畅游了著名的大东海、鹿回头、天涯海角和新近引起中外人士关注的亚龙湾后，专访了该市市委书记朱家仁。
朱家仁说：“国务院已确定三亚市的发展方向是‘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城’。三亚即使是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也是摄氏20多度，这里没有萧瑟的寒潮，也没有缠绵的阴雨，天时地利具有发展热带作物和海水养殖捕捞的条件。但从长远看，发展旅游业是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吃的、住的、用的、旅游商品等第三产业和农副产品也必然会兴旺起来。”
笔者说：“三亚确实得天独厚。我看了亚龙湾，真是沙白如米，水碧如洗，奇磊玲珑，翠林环抱，像这些绵长宽阔而又平缓的沙滩实属罕见。只是尚属‘毛坯’，不知将如何雕琢？”
朱家仁说：“亚龙湾将建成一个高档的国际性冬泳疗养胜地。胡启立曾对我说：要搞高档的。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也是这个看法，他说：要搞得不比夏威夷逊色。”
笔者问：“需要多少投资？资金如何解决？”
朱家仁说：“约需10亿美元。我们热诚欢迎国内外企业家和朋友们来此合作。霍英东先生今年3月来考察，盛赞‘亚龙湾太美了！’他说：‘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只白天鹅、两只白天鹅在这里起飞。’目前，已有一些外商表示对此投资感兴趣。”
笔者请朱家仁谈谈发展旅游业存在问题和解决的方案。
朱家仁说：“目前三亚市的交通、通讯、水、电和基础设施，都还不能适应旅游业的大发展。国务院已确定建设凤凰机场，投资两亿。1988年建成，可升降大型747客机；海上现与香港通航，半月一个航次，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可以缩短，我们还准备搞汽垫船；陆路交通，海口至三亚准备修二级公路。我们将发展微波通讯直拨广州、香港的红线电话1000台。”
朱书记继续说：“三亚缺水，是个大问题。现正加紧施工扩建福万水库第二期工程。水库原库容7万多立方米，估计明年年底可以竣工，这便可以满足20万人口的供水。从长远看，亚龙湾要利用九曲水库和赤田水库供水。还可以打井，亚龙湾离海50米就有淡水。至于电力，目前靠列车发电，但莺歌海的天然气前景甚好，估计1989年在南山登陆，我们拟在筹建一电站，即使是5万千瓦的规模，也足够用了。”
谈到基础设施，朱书记笑道：“你现在住的鹿回头宾馆是很漂亮的，其他大东海宾馆、三亚宾馆都具有一流水平。总括起来，高中低档现有3500个床位。眼下正在天涯海角左边筹建一幢大型宾馆。”
笔者说：“天涯海角，遐迩闻名，但游人驻足，往往感到荒漠而单调，实为憾事。”
朱书记说：“那是因为缺少辅助设施，特别是没有将历代名流为它所作题咏展示出来。有人建议，设一文献馆，凡到此游览的名人，不分国籍，只要在某一方面对人类文明有杰出贡献者均请题词留念，永为保存。我们将采纳这一建议。这样，若干年之后，我们就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原载1986年农历9月初二《世界日报》16版）
注：白天鹅，指广州的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先生投资兴建。
四、我读《呼龙唤风》的一点感想
《呼龙唤凤》一书，是年近八十高龄的三亚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朱家仁同志在离职17年后写出来的。此书翔实而生动地记述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主要经历和所干之事，都是极富有智慧、求真务实，使人由衷感佩、赞叹的！因为他为打造一座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奠基工作，他确确实实已“造福一方”了啊！作为一位芝麻官，人微言轻，却有办法、有韧劲屡屡与中央高级领导人（总理和部长们）近距离接触、交流、建言献策，领他们在三亚去看那些暂时还很不起眼的景点，激发他们为之写诗、题词表达其全新的发现和感受；并使他们采纳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当即作出决断，改变中央原来的不当决策，停止填海扩建机场的计划；解除了亚龙湾军事禁区之禁，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未受破坏，使一个沉睡几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也有35年）一直被视为“不值钱”的烂石荒滩，变为一个“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的顶级国际旅游胜地。他所造之“福”不仅惠及了三亚一地，还惠及了海南一省、中国一国，以至整个国际社会。他的历史业绩，只举此一例就可见“全貌”了。
他为政清廉洁奉，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这也只须举上一例即可完全证明：他离职休息后还住在郊区，在市内无自家的住房。
三亚现任市委书记江泽林得知后，为他特批了一块地皮，他才在市内借在国外女婿（美国德州大学终身教授）之力盖起了自己的住房。
仅从以上的事例就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位老书记确实是人民的好儿子，领导干部的好榜样，很值得大家学习！他的书很值得领导干部特别是他这一级的领导干部读上一读！我真想说这是一本新的“干部必读”啊！
李德合
写于中共中央党校118楼604室
2010年4月1日
（李德合，男，1929年4月出生，河南叶县，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离休前从事党建课教研工作，离休后研习诗、书、画。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燕京诗社副社长、《燕京诗刊》副主编。著有《李德合诗词选》。其国画《胡耀邦》曾在军博展出，在《党校报》、《民主与科学》双月刊发表。）
——题记
一、见证三亚市初期旅游业发展
张参
1986年5月，三亚市旅游局组建（中共三亚市委文件市发［1986]30号），三亚市旅游公司隶属市旅游局领导。我受三亚市委和市政府指派，担任市旅游局负责人，后经市人大任命，在1986、1987至1988年初期间担任了三亚市旅游局局长（第一任）。
这之前三亚市还没有旅游局，只有崖县旅游公司，后变更为三亚市旅游公司。1984年5月实现撤县设市，将崖县改为三亚市，县旅游公司则变更为市旅游公司，从行政体制上刚刚完成从一个农业县向一个现代化城市的转变。成立市旅游局，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一种新的举措与契机，建设和发展热带滨海旅游，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农业生产结构的有益尝试，是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的有效举措，探索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建设现代化城市的新路子。
旅游局组建之初，条件相对艰苦。只有四个编制：局长、副局长、会计和出纳。
副局长是原党委干事陈作贵同志，他是部队营级转业，党员，在当时条件下属于具有一定管理经验和政策水平的干部，全任期内我们都是搭档。会计兼外勤干部是林恩瑚同志，内勤兼出纳是陈月仙同志。
1．决定来三亚工作的简单过程
我本人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现已并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后分配到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在《工商行政管理半月刊》担负采访及组稿工作。
1984年，国家确定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和地区，我则根据单位的安排，到这些地区采访和报道。这一年12月，我第一次来到天涯海角，度过了难忘的三天，并在海南岛上迎来了1985年元旦。
此后，到1986年7月我正式调入三亚市工作之前的两年里，我又先后6次来访海南，坐着公共汽车（有时是吉普车或卡车）走遍了全岛，包括当时交通条件很落后的琼中、白沙县，以及乐东的莺歌海盐场和尖峰岭林场（乘坐拉木材的卡车）。这使我对海南的整体状况有了较深的了解。
1986年2月，我与天津《开发报》（隶属国家体改委）记者满维钧同志再次赴海南采访、组稿，在三亚市采访了市委书记朱家仁同志。他的热情诚恳，和对当地发展建设的思路和远见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使我萌生了奔赴天涯海角、投身海南发展建设的意愿。
朱家仁书记对此给予了很大鼓励和支持，使我坚定了决心。
那时年轻头脑也简单。写过两首诗词感怀，后来刊登在《经济日报》（1986年10月某日）可以印证这时期决心到海南这个当时艰苦的环境来工作的决心：《满江红·海南行》平生快事，乙丑年，重洋六渡。匆匆行，三分览胜，七分思悟。北国回望风吹雪，琼岛遍观花繁树。九千里，识版图辽阔，从头读。坡仙祠，海公墓；黎母岭，回头鹿。最流连忘返，西沙风物。诸君休夸京师好，志士自古南海出。令此身，浪迹满天涯，方不负。《水调歌头·亚龙湾》久有南游志，今攀五指山。万里来探天涯，屈指已经年。方惊春红烂漫，又叹林莽延绵，碧浪洗白帆。吾生别无嗜，酷爱大自然。历胜境，觅知音，寻梦圆。人间黄金海岸，谁俦亚龙湾。愿将此身相许，为木为石为砖，笃行不尚言。南溟有激潮，人生如是观！
随后我在海口期间，撰写了一份《关于开发三亚国际旅游城的总体构想》，并在不久后于通什市（当时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召开的一个旅游研讨会上作了发言。回到北京，我又把它整理成一篇带有初步可行性研究的论文。
现在回头看，这东西写得十分粗浅，但仍获得了“1986年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奖”，这对我是个鼓励。
这期间，我写的较重要的东西是一篇7000字文学报告《天涯海角起宏图》。据看过的人们讲，它对后来所谓“十万人才下海南”起到了一定鼓动作用。现将它整理附后，以作参考。
此外还搜集资料，编制若干表格，做出了《海南岛与台湾资源的100项比较》和《海南岛与世界同类资源国家和地区的50项比较》等，送给有关方面参考。这是为将来工作所作的基础准备。
当时放弃北京国家机关工作，奔赴老少边穷地区的海南，并非很容易，首先遇到家庭的阻力。这时朱书记又带着市委办公室唐主任等同志亲自到北京我家里，做我父母的工作，还亲手给我们煮了一顿海南特色的椰子饭，使我们全家都很感动。
为使海南开发能争取到多方重视，那两个月（86年5—7月）我和一些同学朋友在北京跑了多家部委、报社和记协，发送资料，口头宣传，以期待引起他们的了解和关注。
7月底，三亚市委组织部的商调函发到我所在单位，8月初我来到三亚市报到。那时候北京到海南没有航班，来往都是乘火车到广州，再转乘轮船到海口，或者乘坐从广州开往琼州海峡的大巴车。因为途中要经过几个河流轮渡码头以及海峡轮渡，汽车全程要25个小时以上才能到达。
北京到三亚顺利的话，也要三四天时间（现在则是三四个小时）。
来三亚前，我自己的设想是像我前不久考察过的秦皇岛市那样，在政府成立的“开发办”下面工作。报到后，市领导通知我：三亚市准备成立旅游局，分派我担负这一重要工作。
我很感激组织上这份信任，虽然经验十分不足，但决心尽力而为。
2．三亚早期的旅游基础开发
1986年的三亚，作为一个刚刚由农业县转变过来的边疆滨海小城市，各方面条件都还十分欠缺。唯一具有接待外宾条件的宾馆只有“大东海”（90年代改名为“南中国”）一所，充其量相当于2星级（那时国家尚未实行宾馆酒店评级制度）。此外就是“鹿回头招待所”——作为海南行政区政府第二招待所，它是用来接待上级机关派来出差的各级干部使用，一般不用于接待旅游客人，特别是普通外宾。
至于旅游景点的开辟和建设，更是可怜：全市唯一动工在建的景区是鹿回头山顶的雕像。这项工作由市园林局负责，局长杜家琛同志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劳动模范。雕像由广东省当时著名的雕塑家林毓豪先生创作，当时刚刚打好基座。现在已成为三亚市区最主要的旅游景观之一。
当时的体制，海南尚未建省，隶属于广东省辖下的一个行政区，而三亚市又是隶属于海南行政区辖下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级市，所以体制上十分繁复。亚龙湾作为各级领导已达成共识的一个特级旅游景区，其开发权限直接归属于海南行政区旅游局（局长为陈川民同志）。分配给三亚市旅游局管辖并开发的，只有“天涯海角”一个景区。
该景区当时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除了一道围墙、一个管理室而外，连一座像样的厕所都没有。景点只有“天涯”、“海角”、“南天一柱”三座勒铭的巨石，常年没有几个人前来参观，门票也只有人民币2角钱。
来到三亚市工作期间，1986年9—10月，“天涯海角风景区”土地规划得到市国土局的审批核准，总面积6.6平方公里。不久，我的上级主管领导廖梅秀副市长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国家决定拨款营建“天涯海角”景区，总款数为340万人民币，其中由国家旅游局出资200万、广东省50万、海南行政区40万、自治州30万、三亚市20万。
这就是80年代体制下若干项目建设的通常出资模式。手续很繁复，涉及的部门很多，拖延的周期很长，而且最终也决不会全额到账（实际上也没有）。
景区的初期规划，是省里派出的广州园林设计院担任。其中的某位专家，要求在这里坚持体现“岭南派”的设计风格。我不同意那位老人家的意见，认为设计观念过于陈旧，而且所谓“岭南派”虽然是地方特色，但在两广地区的园林中已是随处可见，比比皆是，并无新意。而天涯海角作为一个独特景观，应该有更高立意，要从长远着眼，作出具有国际水平的规划来。并为之从各地、海内外寻找若干参考资料。
虽然我们从旅游局角度，一再希望并强调“天涯海角”的规划应该立意高远，可惜当时的那批规划人员限于眼界和业务水平，以及当时省区某主管领导的干预，还是匆匆做出了一组简陋的设计：主题是在景区外围两座山头，修建两个毫不醒目的凉亭（怀苏亭、望海亭）以及几条山路。这些无效的工程花去了建设经费的大部分，迄今未对景区建设发挥多少积极作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此外，还在景区修建了餐厅、园区道路体系、管理用房以及两个厕所等配套设施。
总体来说，这笔来之不易的建设资金，由于规划和使用不当，造成巨大浪费。我作为旅游局长，却由于体制问题，无法参与意见，痛心地看着国家资财被无效使用。现在，这些早期工程都已湮没。
这也是那个时代的官僚主义和目光短浅所造成的实例之一。
3．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赛
1986年的三亚，旅游事业还刚刚排上日程。除了进行早期的旅游资源排查和规划等基础工作，更重要的是打开知名度，把这个具有丰富热带旅游资源和潜力的地方，尽快地介绍给世人，引起多方面关注。
但客观上，严重缺少经费，又制约着对这座城市、对这里环境的宣传。当时全市年财政收入才不过2100万元，市里和局里根本拿不出宣传活动的预算。
又要有所作为，打响三亚旅游的品牌；又要找到解决活动经费的途径；同时这个活动还要有创意并符合三亚特点以及地理优势——具有其他城市不具备的冬季水上运动的优良条件……怎样才能满足这多方面的复杂要求？
于是这一年的冬天，我们策划了全国第一届“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运动会”。
这一起源于美国夏威夷的“超人运动”当时在世界上尚不普及。国内多数人对此都还不了解，但在体育专业人士和新闻媒体中已不算陌生。
这个建议是由我的一位北京朋友丁火同志（笔名江海）提出的。经过几天慎重的考证研究，由我们旅游局出面组织，正式向市委、市政府提出报告，并邀请市体委作为共同主办单位，向全国各省市体委以及“火车头体协”、“前卫体协”等发出了邀请，并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刊登了赛事预告。
“铁人三项”当时由2000米长距离游泳、百公里自行车、42.195公里马拉松三项组成，确实是考验运动员体力和耐力的一项超人运动。其本身也十分富于观赏性，并且是首次在中国举办，非常适合文字、特别是电视报道。
由于运动场地都是三亚海滨和市区、景区的街道，比赛过程中就可以很好地、很自然地将这座旅游城市介绍给千千万万关心赛事的广大观众，收到一举两得之效。
此外，这样一项在国内富有开创性的赛事，本身很容易得到广告支持。赛后审核，比赛全程约收到25万元各相关企业的赞助——这在今天看来毫不起眼，但在当时，却已解决了全部比赛经费以及各地来宾的接待费用！而没有花费政府财政的资金。
运动会的冠名权，给了广东省廉江地区的饮料企业，赛事名为“首届少林可乐杯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赛”。
其余主要赞助，例如广州“五羊自行车厂”赞助50辆自行车作为赛具兼奖品，海南本岛若干企业也有额度不等的广告赞助，如一等奖的一台电视机就是本岛生产的某品牌。
顺便提到一笔：首届赛事的徽标，是我邀请冯小刚作的设计。那时他是一位很富于灵感的影视美工设计师，现已是全国知名导演。
这样一个在三亚、海南乃至全国尚未有过的运动会，如果没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是不可想象的。比赛筹备过程中，市委朱家仁书记就多次召集会议，确定各种方针和预案。尤其是针对安全保卫工作，提出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严格细致要求，确保了赛事全程没有出现任何安全方面的疏漏。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难能可贵。
1987年1月18日，全国首届“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赛”在祖国最南端——三亚市胜利举行。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羊城晚报、海南日报、《新体育》等各大媒体，全程跟踪报道了这一盛事。著名体育记者、羊城晚报体育部主任苏少泉先生的纪实报道《三亚万人空巷，争睹铁人风采》，写得生动风趣，人们争相传阅。
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赛事实况》由著名体育记者孙正平同志解说，片长25分钟。
全国政协副主席屈武先生，不顾95岁高龄，乘坐运－7小型飞机赶到三亚，亲自观看了比赛。
全国侨联主席、前国家旅游局副局长、66岁的庄炎林同志，亲自参加比赛。作为一名运动员，投身在大东海水中游泳2000米、骑自行车100公里、长跑42.195公里马拉松（从市区跑到亚龙湾码头，再折返大东海），令人惊叹地完成了全部规定赛程。
在当时堪称简陋的条件下，来自全国26个省市区及部委体协的45名运动员，都基本顺利地完成了这场高强度比赛，没有出现重大负伤事故，可以说赛事是圆满成功的。
赛事之后，有关部门曾在大东海旅游区铭碑纪念（后来此碑被毁）。
比赛当天，正好是朱家仁同志儿子结婚的日子（在澄迈），但他放弃了参加婚礼，一直坐镇现场，确保赛事顺利安全地进行，也使全体工作人员都深受感动。
闭幕式上，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到会者宣布：我们三亚市要把这一利国利民的体育盛事长期坚持下去，每年一届，让它在祖国的天涯海角落地生根，成为一项传统赛事，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是啊，算下来，这项具有积极意义的创始性活动如果得到传承，坚持到现在，已有25届了吧。那将成为一个悠久的传统，成为三亚市一个健康的品牌和宝贵的遗产，而又不必消耗很大经费。
种种原因，它没有坚持下来，第二届就夭折了。这是我本人、也是三亚人的一个遗憾。
4．城市建设方针被改变
今天三亚已成为各界确信无疑的、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国际旅游城市之一。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在80年代末期，为确立这一建设方针，几经周折，几经反复。
我来三亚市旅游局工作刚满半年，1987年4月，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某位领导同志就在三亚全市干部大会上讲：“三亚搞什么旅游？有什么条件？天涯海角那几块石头、几片海滩，有什么好看？谁会去？三亚工作的重心还是要放到农业上！”
这位老书记是一位南下干部，受到我们广泛尊重。但这一落伍于时代的保守观念，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三亚早日建成一座现代化城市起了很大的拖后腿作用。人类进步的阻力很大程度是来自于内部或是来自于自身的观念不解放，这句话应该没错。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力主早日开发三亚热带旅游资源、加快现代化城市建设的朱家仁同志被调离三亚市委书记的岗位，到自治州府所在地——通什，担任了州委宣传部长。一位对本地发展具有正确认识并身体力行的领导干部，却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得到发挥，应该说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更是这座城市的损失，付出了走弯路几年的代价。
新市委基本是贯彻以农业发展为主线的城市建设方针。应该说，这在当时严重缺乏建设资金的条件下，这也不失为一个稳健的发展思路。中国几千年来，务农是本分，所有县委书记都不能忽视这一点。
但三亚市已经被确立为祖国最南端的一座新型城市。而城市建设，完全应该有它自身的特点和不同于普通农业县份的、更高的要求。
一个因“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而声名远播、自身资源优势不可多得的新兴城市，为什么不能摆脱传统思路，更快地走上正确发展轨道呢？何况后来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完全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时至今日，中央和国家早已正式批准了“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发展战略。
1987年三亚市的财政预算下来，用于农业建设的资金是800万元，用于旅游业的资金，说来难以令人置信：人民币15000元。有人开玩笑说：连搞个正规厕所都不够。
在这样无米之炊的条件下，旅游业还搞不搞、怎样搞？
这点钱我们给天涯海角造了一条木质旅游船，花了大约7000元，基本上是渔船船身加上敞开式的帆棚，取名“旅游一号”，期待对当地水上旅游有所带动。再就是制作了一点宣传品。此外能做的，就是到景区各地种树。局里四个人，旅游公司十几个人，都去参加植树劳动，我们1987年在天涯海角景区大约种了几百棵树，以椰子树为主。
再就是进行旅游资源普查。这期间陪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规划设计院的来人，跑了三亚不少地方，为实施更有效、合理并具有前瞻性的规划作准备。
另外一项不必花钱，却能为三亚扩大影响、引来各界关注的做法，是积极接待各地来宾，特别是较有影响力的记者和作家团队。期待通过他们的笔，把对三亚的感受和美好印象，以及资源潜力更多更快地传递给外界，从而找到发展的机遇。
我当时还担任着三亚市政协常委和市文联副主席的职务。1987年初，市作协与几位部队作家座谈，其中有乔良、简嘉、朱苏进等后来全国知名作家，给了我启示，便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社老朋友联系，促成了他们当年秋冬在三亚举办的一次“《当代》作家笔会”。
到会者除了国内文化部门若干负责同志外，较著名的作家记得有焦祖尧、水运宪、柯云路、王海鸰、张曼玲、张聂尔、王朔、雪柯、张石山等，还有著名编辑朱盛昌、章仲锷、何启治等。后来这些作家对海南和三亚都有诸多记述，一年后张曼玲还再次来三亚体验生活，拍摄了电视剧《天涯梦》等，是对早期三亚开发的宣传。
1987年底，国家体改委开始研究考察海南建省事宜，多次派人前来海南实地调查。我们旅游局都尽可能为之提供资料，配合考察。力图使自己的城市早日列入国家大规模开发计划，早日成为祖国最南端的一颗耀眼的明珠。
5．第二届铁人三项赛
到了1988年初，按照去年的商定，我们筹备并举办第二届“天涯海角铁人三项赛事”时，因为种种原因，受到多方阻挠。整个过程既生动又惊心动魄。但由于安定团结、和谐社会等原因，在此只做简单叙述。
第一届的成功举办，使各地运动员信心倍增，回去后纷纷苦练，以期下一届取得更好成绩。年底前便纷纷来信来函，询问比赛事项。这也是上次闭幕式上市委向各界的宣告，我们对此积极筹备。
但时机不巧，正逢海南建省前的干部大调动时期，自治州解散，原州委州府干部大幅度调来三亚，上下都在忙于人事问题，无心关注此事。但我觉得，比赛事关信用，事关这一新事物形成传统；此外也并不影响市内机构改革，甚至应该有积极作用，于是坚持筹备。
还有一个问题：此时的三亚，外来人还很少，大家都还不习惯使用普通话，即使在市一级会议上也还是用海南话交流。这就使我在交流方面感到很困难，一些信息和反馈经常不能及时得到。
结果各地运动员、领队和体委干部前来报到的次日，传来新任市委书记李国荣同志的指示：比赛不能搞。我当晚赶到李书记宿舍，想对他作一个具体汇报，以便赢得同意和支持，但他大手一挥：就是不能搞。其他什么也不说。
我这时骑虎难下，现在检讨起来，应该说是自己组织观念不强，忽略了多方请示汇报，严重缺乏经验，不懂得官场运作程序。同时也有较大抵触情绪：认为就这么粗暴地扼杀一项新兴的活动，完全没道理。而且没有任何善后措施的话，会对各界消极影响很大。
面对各地来宾对三亚的关注和热情，实在难以向他们头上浇一盆冷水。于是我决定，即使缩小规模，减低影响，缺少资金，但利用社会力量，也要把比赛搞完，对各地来宾有所交代。
1月18日（整整一年后），第二届铁人三项赛如期举行。参赛人数达51名，甚至多于上届。但为了缩小影响以及道路安全起见，主赛场放在了天涯镇以西的红塘海岸。那一段道路那时还没有什么车辆，可以避免干扰。
运动员也都顺利地完成了比赛，没有出现人身事故或其他意外。但比赛过程中也就没有多少观众。事后我们也没组织报道。
次日举行了闭幕式和颁奖仪式。由北京赶来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特级演员田华同志（副军级）颁发了冠军奖，著名演员姜文颁发亚军奖。
北京各大新闻媒体约有20余名编辑、记者到会，观看了比赛。
由于市委不同意举办，原来联系的赞助单位也告吹，这次比赛的经费共约4万元，都由我和朋友们捐献，其中北师大的贾建民同志捐出大头约3万元，来自福建的两位青年卢顺明、郑智勇也捐出了自带盘缠4000余元；我个人也拿出全部积蓄约2000元（那时我的月工资为180元）。
比赛期间，来宾的旅店（那时三亚还谈不上酒店）遭到晚间停电的待遇。赛事后还不断受到公安机关的盘查。
一个月后，三亚市法院通知我应诉：市体委起诉我（作为市旅游局的法人代表），在第二届铁人赛事通知上使用了他们的名义（因为第一届是两家合办，第二届他们后来接到市里通知，退出了举办），因此造成他们接待10余名运动员及领队，开支了住宿费、餐饮费等接待费用，共人民币147元的损失，要求赔偿。
但后来几年，市体委的老符同志与我握手说，也并非是他们本意想这么搞。
不久后，海南行政区原党委书记姚文绪同志给说了一句公道话：不要整人家。这个干部是我们从外地引进的，有问题的话，多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
此后，关于第二届赛事大体尘埃落定。
但我们希望把它搞成三亚一项传统赛事的构想，也再无从落实。
总之，三亚铁人赛是在那时没有任何有效发展手段时，我们尽力而为，打造的一种自身发展措施。这些举动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也许微不足道，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会理解那种白手起家、无米之炊的困苦和不易，理解那一代人的奋斗和艰辛。
6．海南建省
1988年4月份海南建省，由于机构改革原因，全省政府序列中，取消了各地旅游局，机构也转变为旅游公司。那以后我离开了热爱的三亚市，到海口工作一段时期。
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后，海南、三亚建设走上轨道，发展越来越快。每次见到城市面貌的更新时，我们都有诸多感叹，并从内心深处为这座美好的城市祝福。
这次我应本书编辑之邀，在朱书记这本传记中回忆三亚市早期旅游业开发和建设的情景时，往事历历在目。我感到：
朱家仁同志作为三亚市早期（第一任）市委书记，对三亚和海南建设贡献多多。很多情况并非我作为一个外来干部所能了解并评价的。但就自身体会，这位老书记起码在这么几点上作出了人所未能作出的贡献：
（1）确立了一条清晰而富于远见的发展思路。这就是发挥三亚市独有的热带海滨旅游资源的优势，以此为产业龙头，带动整个地区各行业的发展。这在当时确实具有超前的意义，也是多数干部群众尚未认识到、遑论身体力行了。时至今日，这条思路已经得到从上到下、国际国内各界广泛认可，并被坚定地贯彻执行，证明了思路的正确。
（2）抓住难得机遇，向国家高层领导——总理、副总理、书记处书记，恳切陈述并充分介绍三亚地区特点和资源优势，赢得理解和重视，乃至较早地把地区发展机遇列入国家议程。这类机遇不是每个人都能抓得住并把握好的。只有一心扑在城市建设上，无私无畏，把人民利益摆在前面，才能有所作为。
（3）大力拓展各种可能性，在各方面条件十分欠缺的情况下，千方百计地为三亚发展创造契机。他的任内调动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对三亚的资源和潜力有了认识和重新估价，给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回想海南岛、天涯海角早期的开发建设历程，不免心潮澎湃，感慨良多。在这本朱家仁老书记的回忆录中，能忆起当年的创业往事，学习前辈们的品德、言行，继承他们忧国忧民、实践理想的精神。以便帮我们清理一下思绪，更清楚地瞩望未来。
最后引用郭小川先生的一首诗句，为本文作结：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
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
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2010年6月4日于北京
二、三亚市按城市总体规划
加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王杰光
三亚市人民政府认真按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加紧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投资环境，美化、绿化城市。
三亚市在设市之前，由于财力、物力有限和城镇建设缺乏总体规划的指导，造成城区道路交通不成格局，公共市政服务设施不配套，环境质量较差。1984年5月撤县设市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把三亚市建设成为具有热带风光的滨海旅游城市，三亚市认真编制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把改造旧城和开发新区结合起来，实行综合开发，并采取地财拨一点、群众集资一点和上级帮助一点等形式，开辟资金渠道。近三年来，市政建设总投资4249万元，其中拓宽和新建道路七条，全长5800米；修建海堤两条，全长2300米；改建解放大道地下排水沟，全长1600米；铺设解放大道人行道地板，全长4600米，面积32200平方米；新建全长408米的新风大桥，疏通了新区和老区的交通；兴建了一批路灯、安全护栏、安全岛等道路安全配套设施；进行了城市道路园林绿化，周围建一批环卫设施；新建了微波电视大楼和微波电视塔；新建了日供水量4万吨的第二期供水工程；开设了市内公共汽车交通。同时，在大东海、天涯海角、鹿回头等旅游风景区兴建了一批旅游服务设施；在南边岭公园建起一座“鹿回头”雕塑；新建商品房17800平方米。这些公共基础设施的建成，不仅方便了群众，整治了市容，美化了城市景观，而且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海南电台通讯员王杰光1986年5月18日报道，该同志曾任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三、把三亚建成国际性冬都
——访三亚市政要朱家仁
可之
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市，是中国最富热带特色的旅游胜地。笔者在畅游了著名的大东海、鹿回头、天涯海角和新近引起中外人士关注的亚龙湾后，专访了该市市委书记朱家仁。
朱家仁说：“国务院已确定三亚市的发展方向是‘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城’。三亚即使是最冷的1月，平均气温也是摄氏20多度，这里没有萧瑟的寒潮，也没有缠绵的阴雨，天时地利具有发展热带作物和海水养殖捕捞的条件。但从长远看，发展旅游业是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吃的、住的、用的、旅游商品等第三产业和农副产品也必然会兴旺起来。”
笔者说：“三亚确实得天独厚。我看了亚龙湾，真是沙白如米，水碧如洗，奇磊玲珑，翠林环抱，像这些绵长宽阔而又平缓的沙滩实属罕见。只是尚属‘毛坯’，不知将如何雕琢？”
朱家仁说：“亚龙湾将建成一个高档的国际性冬泳疗养胜地。胡启立曾对我说：要搞高档的。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也是这个看法，他说：要搞得不比夏威夷逊色。”
笔者问：“需要多少投资？资金如何解决？”
朱家仁说：“约需10亿美元。我们热诚欢迎国内外企业家和朋友们来此合作。霍英东先生今年3月来考察，盛赞‘亚龙湾太美了！’他说：‘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只白天鹅、两只白天鹅在这里起飞。’目前，已有一些外商表示对此投资感兴趣。”
笔者请朱家仁谈谈发展旅游业存在问题和解决的方案。
朱家仁说：“目前三亚市的交通、通讯、水、电和基础设施，都还不能适应旅游业的大发展。国务院已确定建设凤凰机场，投资两亿。1988年建成，可升降大型747客机；海上现与香港通航，半月一个航次，随着客流量的增加，可以缩短，我们还准备搞汽垫船；陆路交通，海口至三亚准备修二级公路。我们将发展微波通讯直拨广州、香港的红线电话1000台。”
朱书记继续说：“三亚缺水，是个大问题。现正加紧施工扩建福万水库第二期工程。水库原库容7万多立方米，估计明年年底可以竣工，这便可以满足20万人口的供水。从长远看，亚龙湾要利用九曲水库和赤田水库供水。还可以打井，亚龙湾离海50米就有淡水。至于电力，目前靠列车发电，但莺歌海的天然气前景甚好，估计1989年在南山登陆，我们拟在筹建一电站，即使是5万千瓦的规模，也足够用了。”
谈到基础设施，朱书记笑道：“你现在住的鹿回头宾馆是很漂亮的，其他大东海宾馆、三亚宾馆都具有一流水平。总括起来，高中低档现有3500个床位。眼下正在天涯海角左边筹建一幢大型宾馆。”
笔者说：“天涯海角，遐迩闻名，但游人驻足，往往感到荒漠而单调，实为憾事。”
朱书记说：“那是因为缺少辅助设施，特别是没有将历代名流为它所作题咏展示出来。有人建议，设一文献馆，凡到此游览的名人，不分国籍，只要在某一方面对人类文明有杰出贡献者均请题词留念，永为保存。我们将采纳这一建议。这样，若干年之后，我们就会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原载1986年农历9月初二《世界日报》16版）
注：白天鹅，指广州的白天鹅宾馆，由霍英东先生投资兴建。
四、我读《呼龙唤风》的一点感想
《呼龙唤凤》一书，是年近八十高龄的三亚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朱家仁同志在离职17年后写出来的。此书翔实而生动地记述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主要经历和所干之事，都是极富有智慧、求真务实，使人由衷感佩、赞叹的！因为他为打造一座国际热带滨海旅游城市做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奠基工作，他确确实实已“造福一方”了啊！作为一位芝麻官，人微言轻，却有办法、有韧劲屡屡与中央高级领导人（总理和部长们）近距离接触、交流、建言献策，领他们在三亚去看那些暂时还很不起眼的景点，激发他们为之写诗、题词表达其全新的发现和感受；并使他们采纳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当即作出决断，改变中央原来的不当决策，停止填海扩建机场的计划；解除了亚龙湾军事禁区之禁，保护了自然生态环境未受破坏，使一个沉睡几千年（新中国成立后也有35年）一直被视为“不值钱”的烂石荒滩，变为一个“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的顶级国际旅游胜地。他所造之“福”不仅惠及了三亚一地，还惠及了海南一省、中国一国，以至整个国际社会。他的历史业绩，只举此一例就可见“全貌”了。
他为政清廉洁奉，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这也只须举上一例即可完全证明：他离职休息后还住在郊区，在市内无自家的住房。
三亚现任市委书记江泽林得知后，为他特批了一块地皮，他才在市内借在国外女婿（美国德州大学终身教授）之力盖起了自己的住房。
仅从以上的事例就不难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位老书记确实是人民的好儿子，领导干部的好榜样，很值得大家学习！他的书很值得领导干部特别是他这一级的领导干部读上一读！我真想说这是一本新的“干部必读”啊！
李德合
写于中共中央党校118楼604室
2010年4月1日
（李德合，男，1929年4月出生，河南叶县，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离休前从事党建课教研工作，离休后研习诗、书、画。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燕京诗社副社长、《燕京诗刊》副主编。著有《李德合诗词选》。其国画《胡耀邦》曾在军博展出，在《党校报》、《民主与科学》双月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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