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86年，在三亚市人大一届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向与会的全体代表汇报我们一行五人赴北京争取项目的情况。
  当年4月下旬，由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成立的“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筹委会给我发来了电报：
  “海南三亚市委书记朱家仁：‘首都援琼联合会’的构想及可行性报告已呈报中央，拟于5月上旬召开成立大会，敬请届时参加。”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因为，由民间自发如此规模的援琼举动前所未有。我专程前往通什，请示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杨洪书记。杨书记也非常重视和支持此事，叫我一定要去。
  说实话，这次赴京的目的不仅是参加“援琼会”，也想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工作，建立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若有可能从北京“求点财”（拨款）回来，解决三亚市的道路建设及水源池建设等急需解决的资金问题，那就更好了。还有一个是想解决被武汉、西安扣留的1000万元电视机货款问题。我市外经委放了一批电视机到武汉、西安，被他们扣住。我们和他们交涉，他们不放，我们便将他们告到北京。
  这就是我们去北京的缘由之一。但能否达到目的，要靠我们去努力争取了。
  党中央、国务院早有明文规定：地、市、县一级有事只能向省汇报解决，一般不能直接进京。为了办妥进京的合法手续，我先去通什找州人民政府王祖武副州长。王副州长表示：
  “只要你进京能把东西要回来，需要州政府写介绍信，我们就给你写。”
  我把工作安排好后，5月12日，我们五位同志从三亚机场直飞广州，住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招待所。
  当天下午，我给广东省刘田夫省长打电话，说有事要拜会。刘省长说：
  “欢迎你到我家里来。”
  到了刘省长家里之后，我向他讲明来意，除了请他帮忙写一封省政府的介绍信之外，还请他给朱一明副秘书长和省上有关领导、有关单位打招呼，写证明让我赴京找中央有关部门办事。刘省长立即打电话给朱一明副秘书长，并交代朱副秘书长次日上班时间在省政府办公厅接待我，而且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写介绍信给中央有关部门，请他们对我们赴京工作给予支持。
  5月13日9时，我和唐明东同志到省政府办公厅时，朱一明副秘书长已在办公厅等候，他问候之后说：
  “你去北京需要找哪些部门和什么领导，要写清楚。”并拿着政府办公厅的信笺让我自己写，他盖公章。我将给国家民委、农业部、体委、计委、中财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的介绍信都写好之后，交给朱副秘书长盖上省政府办公厅的公章。
  倘若没有刘田夫省长和朱一明副秘书长的帮助，没有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的介绍，我们是无法在北京找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广东省财政厅的陈继兴处长。除省财政厅给我们出具的介绍信之外，他还以个人名义给财政部马司长写信说：“三亚市委书记朱家仁、财政局唐明东到北京参加‘援琼联合会’，并向部领导同志汇报工作，请接洽并给予支持为盼。按照部里通知，地、市、县都不准直接到京要求解决问题，我们已对下属单位贯彻部里的指示。但开发中的海南岛及三亚市属于特殊情况，望予特殊政策处理。”
  由此可见，按常规我们是没有资格进京直接找国家机关办事的。但因三亚“风水”好，加之我们的人缘关系，可按特殊政策处理，我们才有了这个机会。
  我们是乘5月14日12点40分的航班抵达北京的。
  这次进京的收获很大，主要在政治、经济、宣传文化、信息和人才五个方面，令人十分满意，兴奋不已！
  1．建立了“人脉”
  三亚赴京的五位同志参加了“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大会”。大会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北厅。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主持人杜兰弟还请我在会上发言。我很激动地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和三亚市33万各族人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的壮举表示衷心感谢！我还向大会介绍了三亚市的基本情况，使首都人民对三亚有初步的了解。
  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老军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韩先楚同志，因病住院，听说要召开“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非常高兴，表示要参加成立大会并接见我们。后因为他临时发病，不能参加，他深表遗憾。
  18日9时，我们特地去医院看望韩老，对他表示崇高敬意，称颂他在解放海南岛的显赫战功将彪炳史册，并祝愿他早日康复！成立大会召开时，韩老特地派他的三儿子韩战南代他参加大会。据说，韩先楚上将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取名战北，是转战东北时出生的；次子是解放北平时生的，取名战平；三子是解放海南时生的，故取名战南。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不但都打上了解放战争进程的烙印，而且“战”字象征着拼搏与进取，韩先楚将军的戎马生涯在给儿子的名字上体现出来。韩先楚将军派三儿子战南来参加大会，可谓是名正言顺，对号入座。
  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对“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也非常重视，特派王学萍州长作代表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讲话。参加成立大会的有200多人。凑巧的是，5月19日正值三亚市成立两周年。三亚市庆祝成立两周年，我们在北京参加“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事。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作大会发言，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十分荣幸！
  在北京10天，我们先后到国家民委、财政部、国家体委、农牧渔业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海洋石油税务局、国家侨务办、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市建委等11个单位，参观了“六五”规划期间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览馆。另外，还挤出时间到卢沟桥拜访张参同志的双亲，到四位正部长家里做客。
  在京期间，我们先后拜会了13位国家部委首长、11位司局级领导同志。有的部、司长还亲自到我们住的日坛宾馆问候我们，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接见我们的部、司级干部有：原文化部部长黄镇及其夫人朱霖；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副部长陈耀邦、刘江；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陈贻龙；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黄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申祥、顾大椿；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国家海洋石油税务局局长田子玉；原一机部部长杨易木。其中何康、黄镇、韩克华、杨易木、陈贻龙及国家《体育报》主编王英恒还请我们用餐。并派他们的专车给我们用，连汽油钱也不肯收。如黄镇部长派他的专车“奔驰300”送我们去中南海、国务院、中央军委、中顾委的所在地。这样规格的接待，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我们这些都是小干部，能顺利在京直接找国家部委办事并得到接待，这不仅是给我们赴京的五位同志的特殊礼遇和特殊荣誉，也是给三亚市33万各族人民的特殊礼遇和荣誉！所有这些，不仅使我感到在三亚工作的光荣，更让我感受到在三亚工作的责任重大！
  1986年春节，赵紫阳总理来海南10天。不是去海口，而是先来我们三亚，并且在三亚和我们过大年。初一晚上，赵总理在陆军大院先接见我们三亚市局级以上干部100余人，并与大家一起留影，然后才去看电影。试想，若是我们不在三亚工作，我们能有机会见到赵紫阳总理吗？这是我们沾了三亚市这块宝地的光啊！
  这次进京，不但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和国家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关系，而且还广交了一批新朋友。这些关系和友谊是来之不易的，是难能可贵的，是无价之宝。有了这种关系和这么多的朋友，以后我们赴京就不难了，有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了，我们非常珍惜这种关系和友谊。
  2．争取了资金
  赴京之时我就有些担心，进京不易回家也难，如果在争取资金方面没有收获，两手空空，那么回来就不好向三亚人民交代。这次，我们是满载而归：由于我们的努力和国家部委对三亚人民的厚爱与支持，我们先后从国家有关部门争取到170万—175万元资金（财政部100万，广东省财政厅50万，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意给20万—25万；其中文化部拨给我们修孔庙的10万元还不计算在内）。
  1986年5月16日中午，为了在下午上班之前赶到国家财政部，我和唐明东同志连午饭都没有吃。赶到国家财政部时刚好是下午2时的上班时间。国家财政部在家主持工作的是迟海滨副部长，他也是国家财政部的党组副书记。迟副部长很忙，只给了我们半个小时时间。我便向他汇报了20分钟，唐明东同志讲了10分钟。迟副部长说：“好，我答应先借给你们70万—100万元。
  通过唐明东同志再次汇报，做各司的工作。其中，有位女处长，她的爱人是计财司马司长，我们汇报时她也在场。她对爱人说：
  “我的司长啊，你就拨给他们吧，他们三亚那么穷，你借给他们，将来也是没有钱还给你的，干脆拨给他们算了。”
  那位马司长说：
  “好，我听你的，就拨给他们！”
  原来迟海滨副部长准备借给我们70万—100万，借三年。经过唐明东同志做工作，从70万做到100万，而且是拨，不是借，是无偿给我们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沟通与理解是多么重要了。
  我们这次赴京，既要到钱，又要到物，我和唐甸庆同志赴国家计委，说我们水源池第二期工程需要450吨钢材。国家计委给我们开单子，同意给230吨，我们拿计委的条子去国家物资总局，他们在计委开的条子上加盖公章，又叫我们回广东省物资局要，说这样做既省工、省钱，又省了时间。
  3．进行了“高层”宣传
  中午，我和唐明东、唐甸庆一起赶到韩克华局长家，韩局长没空，让我们晚上9点来。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又去了韩局长家，韩局长原打算和我们谈半小时，但由于越谈越兴趣，越谈越投机，结果谈了一个半小时。韩局长原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满腹经纶，既有口才，又有文采，谈到兴奋之处，他诗兴大起，不禁当场赋诗曰：
  南国风光推崖州，
  万里银沙海碧透。
  奇趣天成景物美，
  四季温暖花不收。
  盘古以来荒阪地，
  治世无术民忧忧。
  十载之后显盛世，
  物丰人杰胜千秋。
  韩局长说：“我在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曾经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也有人讲我国山水最美是杭州，谁都想争冠军。我是国家旅游局局长，桂林、阳朔、杭州我都去过，我认为它们都比不上三亚美，冠军应该三亚拿。所以，我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南国风光推崖州’。‘盘古以来荒阪地，治世无术民忧忧。’‘荒阪地’所指的是三亚，即古城崖州。为什么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它都是‘荒阪地’无人开发呢？这是因为从盘古以来的历代王朝，即历代统治者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对头，使全国的老百姓生活痛苦，忧心忡忡。‘十载之后显盛世，物丰人杰胜千秋。’就是说再过十年之后，我们中国更加强盛，达到太平盛世时，三亚是怎么样呢？是‘物丰人杰胜千秋’呀！”
  韩克华同志所写的这首诗，既是对我们三亚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三亚的公正评价。这并不是一般的文人学者对三亚的评价，而是以国家旅游局局长的身份和目光对三亚的评价啊！
  这首诗，不是普普通通的诗，而是宣传三亚旅游业的无价之宝。我们应当把韩局长这首诗作为宣传三亚、推销三亚最好的名片，广为印发，广为传扬。三亚的所有宾馆酒店都要宣传，让所有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都知晓！三亚旅游部门到国内外参加旅游会议，都要加以宣传，在三亚、在海南、在全国乃至在全球，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三亚美，知道“南国风光推崖州”，三亚山水甲天下。倘若我们做到这些，我们就是把宣传三亚的工作做到家了。那时，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将成倍递增，三亚的旅游事业将蒸蒸日上！
  4．旺了“人气”
  在“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很多朋友向我介绍了不少信息，特别是杨易木部长带我们去参观了“六五”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使我们在科技信息方面收获更大。我和唐明东同志去财政部农财司，司里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掌握全国的农财款，只要我们的农业项目和他们资金的投向挂上钩，我们就有钱了。
  我们到农牧渔业部何康部长家，何部长留我们在家里吃晚饭。席间，我对何部长说：“我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能见到您更难。这次来找您，是请您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何部长说：“家仁同志，你那里的情况我了解，你的项目我也知道，但我实在太忙，明天我就要外出。我写张条子给你，你去找我部里有关的人去办。我部里每年掌握十多亿元钱，但是你的项目要跟我们部里钱的投向挂上钩。”
  第二天上午，我拿何部长写的条子去找计划司的陈司长。陈司长对我说：“我们农牧渔业部好似个药店，当归、防风、北芪、甘草等什么都有，你要让有开处方权的医生，拿处方（即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来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药’（即钱）给你。你们海南很穷，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却很好，但从我当司领导至今，尚未有人送个报告给我，也没有人上北京来找过我。朱书记你是海南第一个来找我的，我一定支持。”
  韩克华局长也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你们海南岛是全国七大旅游区之一，三亚又是海南的重中之重。为了投资亚龙湾，我要带个头，我韩克华说话是算数的。现在谁都说亚龙湾好，但都不愿投资。我就给你们亚龙湾700万，再给天涯海角50万。这些钱你们要花得好，花出效果来，以后还可以继续给。”
  5．奠定了基础
  凤凰机场的命运如何？
  这是我们三亚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原来赵紫阳总理决定拨8000万，现在中央要加码，拨到一个亿，缺口由四家即广东省、海南、自治州和三亚解决。三亚虽然没有钱，但该我们出的也要出，没有力就“借力”。因为机场建起来，我们三亚和全国各地的距离就拉近了，和各地来往就方便快捷多了，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就多了，三亚的人气就更旺了。
  我在“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有许多记者拍照。不知有多少闪光灯对准我，使我的眼睛都难以睁开。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我发言尚未结束，就有很多大学生来找我，其中有的是北大的。他们问我，毕业后他们来三亚行不行？我说行！你们来三亚我欢迎，来多少我收多少。原来我愁要不到人才。经过宣传，大家知道了三亚将来发展的前景，知道在旧社会被人们称为“天涯海角”、“鬼门关”的三亚，将要建设成为东方夏威夷，甚至胜似夏威夷。因此，有许多人都愿意来。第一个报名来的是张参同志，他是《中国工商报》的编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又学法律和经济管理，可谓双料大学生。他29岁，已写了许多书，著书立说，是很有才华、有前途的人才。他对我说，他已下决心来三亚，并且要将户口迁来三亚。我说，户口留在北京，你去三亚工作后，若是认为不好，你可以回北京。他来三亚，我带他去看亚龙湾，并和他谈了三亚的发展规划，他便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天涯海角起宏图》，另一篇叫《关于亚龙湾的构想》。这两篇文章我都看过多次，确实写得很好。张参同志来三亚工作作了不少牺牲。他在《中国工商报》工作环境很好，待遇也高，可以到全国各地去采访。这次，他母亲给他2000元买电视机，他为了筹备召开“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全部花光了；他有一个对象，已经谈了六七年，双方感情都很好，已谈婚论嫁了，女方是个大学生，又是个独生女，女方及其双亲对张参去三亚工作的事都不支持。张参对他们说：
  “你们想不通，我们只好南北分飞。我去三亚，你在北京。”
  女方十分伤心地说：
  “我们交往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舍得走？”
  张参回答：
  “三亚，我义无反顾，去定了！”
  22日晚，我到了张参家。一进门，他的家人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他爸爸问我：
  “朱书记，你看过张参写的那两篇文章吗？”
  “写得很好，我看时有三处使我感动得流泪：
  一是看到苏东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使我动情；
  二是张参写‘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天涯心不死’使我感动；
  三是张参这一代青年的爱国热情，使我激动。”
  有一位部队作家看了张参同志写的这两篇文章，特地来找我，说他过去根本不知道三亚是什么地方，现在才知道三亚是个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度假胜地。他请我给他留个地址，他要邀请全国有名作家来三亚，写文章宣传三亚。
  赴京的机会难逢，时不再来。
  “我们这次进京求索时机是极好的。”
  有同志问：
  “好在哪里？”
  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都来过海南和三亚，尤其是胡耀邦、赵紫阳、乔石、万里、李鹏、刘华清、谷牧、张爱萍、阿沛·阿旺晋美、黄镇、刘澜涛、王恩茂、方毅、陈慕华、李一氓、何康、杨成武、杨得志、朱学范、费孝通、韩克华、陈再道等都来过三亚。赵紫阳总理一行视察海南和三亚回京后，为了贯彻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在海南的指示，中央召开了17个部委办局领导会议研究落实。加上媒体舆论，三亚在北京已有了很大的名气。
  以前，在三亚召开全国性会议不多，我来三亚工作后，只有几个全国性会议在三亚召开：一个是全国党校会议，一个是全国珊瑚研究会，一个是全国环境保护会，一个是全国医药会，我都参加了。我参加这些会议，其主要目的是向与会者宣传三亚，使他们了解三亚。
  在参加全国总工会召开的会议上，我了解到全总副主席王申祥每年有5000万—6000万元钱的支配权。开完会，我就邀请王申祥副主席去看三亚的旅游景点。他告诉我，他打算在三亚建个国际海员俱乐部。海口和八所已建了国际海员俱乐部，三亚还没有。三亚每年有50艘外轮靠港，上千位国际海员来到三亚，没有地方给他们玩，影响很不好。为此，我们在全总争取了200万元，在三亚建国际海员俱乐部。
  在袁伟民、黄中来三亚时，我陪他们去看亚龙湾、三亚湾、大东海。他们对三亚的热带滨海风光赞不绝口，我提出请体委在三亚建设冬训中心，叫我们三亚体委给他们写报告后由他们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
  我们五位同志进京后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我们在北京10天，光开会就用去两天。剩下8天时间，我们去了13个部，有的部先后去了几次（农牧渔业部去了3次，财政部去了5次），还参观了“六五”期间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览馆和去张参同志的家拜访他和他的家人。
  我们在京的时间全部用在办事上，没有时间上街买东西，甚至我穿的短袖衬衫也是满江海记者让给我的。我从三亚赴京时只穿一件衬衣，原以为去那边可以上街买件新衣，但想不到抵京后忙开了，一连忙了四五天都没有时间洗衣服，也没有衣服换。正好满记者专程从天津赶来北京参加“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他来看我时，我见他刚买一件短袖衬衣。他身材和我差不多，我便冒昧开口求他转让。他要送给我，我没有答应，给了他100元钱，但他只要8元，说是花8元买的。
  在京期间，我们的住处还要留人值班，因为部、司领导同志会来看望我们。全国总工会的顾大椿、王申祥同志先后来了三次，航天部一位副部长也来了两次，海洋税务局的田局长带他的办公室副主任来看望过我们，中财部农财司司长也带他的爱人来过。另外，还有几批记者来找我们了解三亚的情况。我们回家的那天，《人民日报》三个记者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让我向他们介绍三亚情况。因为我们马上要返回三亚，没有时间，我将张参同志所写的两篇文章送给了他们。
  16号那天，我们跑了六个地方：早上，和上海的投资商谈纺织厂的问题。上午10点钟，又赶到国家民委招待所和“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谈成立大会的有关问题。11点钟，我从民委招待所出来又要赶去中财部，因为迟副部长约我们中午1点向他汇报工作。我和甸庆同志为了准时赶到中财部，连中午饭也没有时间吃。当时，我们又饿又累，在路边的小店买了两个面包和两瓶汽水，一边吃一边赶路。当我们赶到中财部门口时，是12点56分，事先在此等候的唐明东同志见了我们，赶紧说：
  “朱书记，只有4分钟了，赶快跑！”
  进入迟副部长的办公室时，时钟正好指向1点。
  迟副部长说：
  “你们真准时啊，分秒不差！”
  我和唐甸庆同志累得只喘着气，不好作答。
  这次进京体会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国家部、局、委、办领导和首都各界对海南岛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在三亚有了很美好的发展定性——“亚龙湾是国际旅游度假区，三亚是国际旅游城”之后，很多人都想来看看三亚。《光明日报》以“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为题，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海南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记者写的《海南纪行》之一至之五；《开发报》以整个版面介绍三亚；《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有关三亚的文章。总之，中央各个部门、首都各界对我们海南的看法从此有了很大的转变。
  回顾39年前，即1973年夏，那时，我担任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党校校长，去北京办事时，没有人接待我。这次赴京就不同了，凡是我们去的单位，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满腔热情地接待我们。“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的发起人杜兰弟对我说：“朱书记，若是你们住在日坛宾馆不够理想，我可以带你们去住京燕饭店，钱由我支付。”
  本来，王申祥同志是安排我住高档房间的，但为了工作方便，我和同志们住在一起，而且是普通的房间。赵良茂同志住的房间每天7元钱，我住的房间每天才4元钱。良茂同志感到过意不去，要跟我换房，我没有答应。我们住的是普通房子，吃的是普通餐，但我们坐的是高级奔驰车，是黄镇部长派他的专车给我们代步的。
  在北京我才真正感到在三亚工作非常光荣，责任重大。
  我们这次进京之所以顺利，还要来了大量的钱和物，一方面是中央和各级领导重视、关怀三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注意做好汇报和沟通工作的结果，如乔石、李鹏、万里、黄镇、谷牧、王震、王恩茂、阿沛·阿旺晋美、陈慕华、方毅、杨得志、杨成武、迟海滨、顾大椿、王申祥、袁伟民、屈武、杨易木等，他们都来过三亚，我都接待过他们，并详细地汇报过三亚的情况，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三亚、理解三亚和支持三亚。
  如果没有将三亚定为国际旅游城，或没有将亚龙湾定为国际旅游度假区和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亚就不可能这么快地升格为地级市，甚至海南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省，海南也不可能这么快促成国际旅游岛建设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三亚市的旅游业发展，加快和推动了海南行政区的升格，也促进了海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旅游业的规模开发。
  
  
  
  
  
  
  
  
  
  
  
  
  
  
  
  
  
  
  
  
  
  
  
  
  
  
  
  
  
  
  
  “女团长”。
  提起“女团长”，说来话长。那是在全国抗战转入战略大反攻，节节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日军不甘心失败，作最后垂死挣扎。他们勾结伪军和地方保安队向我军疯狂反扑。离三北地委偏远的余上县境内，敌伪据点的敌人经常出来“扫荡"，战斗频繁，斗争异常尖锐。
  谢飞被组织派来这里任县委书记兼独立营政委。她一上任就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在战斗中副营长牺牲了，营长一身病，党、政、军的重任都落在谢飞的身上。她既抓党的地方工作，又抓部队的军事训练，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前等。由于广大抗日军民密切合作，团结战斗，党政军工作都走在前头，夺取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谢飞在斗争中经受了一次又一次严峻的考验，因而，当地军民都说她是一位善于带兵打仗的“女团长”。
  谢飞领导独立营近600名指战员，先后与日伪军作战数十次，仅1945年5月间，就与敌人激战十几次。
  5月中旬的一天，谢飞率领独立营出击，干净地消灭了沥海所伪军一个大队，活捉伪副大队长，又打一个胜仗。正当他们在曹娥江北岸休整时，绍兴县伪县长郑重为部伪军，在日军的煽动下，集结大批人马准备袭击独立营。战前，谢飞召开干部会议，冷静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有的同志认为敌人武器精良，数倍于我，日伪分兵合击，担心失利，主张避战。谢飞引导大家正确看待敌情我情。她说：“虽然敌人装备好，人比我多，但是士气低落，人多而疲，背水作战，进退两难，形势对敌不利。我军武器虽差,但士气高昂，人少而精，有连战连胜的作风，而且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地形利于我。”谢飞决定迎战敌人，她亲自向全体官兵作战斗动员，发动大家出谋献策，带领干部勘察地形，制定作战方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