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忠诚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情感与精神。
—题记
一、守住清贫
“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
这是清朝诗人戴远山给他一位当官的朋友写的一副对联。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为官“能贫”才是最高境界。我以此为题的目的是说明我在主政三亚期间所经历的、曾经轰动全国的“海南岛汽车事件”中，能始终保持清廉。尤其在当时，我批一个条子就可得几百上千上万元的好处费，如此特殊地位，就是检验我是否清廉的试金石。后来，我经过了中纪委工作组对我进行数月的核查之后，结论为“清白”二字，就是我执政期间清正廉洁的最有力说明。
海南岛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和广东省委准许三亚口岸作进出口贸易。我们三亚市在1984年有了批文和美元之后，我就请莫泽初和刘建兴同志去香港同卢业坤先生签订进口小汽车和彩电、冰箱、钢材、布料等合同，大做进出口生意。在此期间，我们三亚市先后要到2000辆进口小汽车以及彩电、冰箱、钢材、布料、彩电配件一大批紧俏商品的批文。这些批文，莫泽初和刘建兴同志都及时地在国家有关部委办理了有关审批手续。之后，开始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大批地进口物资运抵海口、八所和三亚。当时生意的旺盛程度，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在海南做进口小汽车生意达到高潮时，做汽车生意成为全岛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从海南区政府一级机关到区、乡政府的领导，乃至一些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也搞汽车生意。我们三亚市一级机关和区、乡领导也闻风而动，纷纷来找我和黄文忠市长，要求从市外经委要进口小汽车计划指标，给他们做二手小汽车生意。但我们市委决定，进口小汽车及其他物资销售一律由市外经委做，市级机关和区乡一律不准做进口小汽车倒卖生意。若有违背市委决定者，一经查实，坚决从严论处。
由于三亚市外经委进口小汽车数量太大，远近闻名。因此，许多亲戚朋友都来找我批汽车或电视机条子给他们做二手生意赚钱。我的同胞妹妹朱海英曾带澄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领导来找我要小汽车和彩电，我不但没给她，反而批评她：
“我是三亚市委书记，我进口汽车，是为三亚人民进的，不是为别人进的。，你不应该带人来叫我批汽车、彩电。今后，你再也不准带人来找我了。”
我的堂兄朱家贵也来叫我批一两辆小汽车的条子给他。他说：
“家乡的人都说你做汽车生意赚了大钱，有的还催促我赶快来三亚找你要汽车。如要不到，就不要回家了。只赖在三亚，给你扫地拾钱也比在家里做农民强。”
我笑吟吟地对他说：
“家贵兄，我决不会批汽车给你。如果我批汽车给你，我就犯了错误，你就等于害了我。既然人家讲我已赚了大钱，那么你就去我家里看看，如果有钱落在地板上，你可以捡，捡到的就是你的。”
我把堂兄带到我家，让他看看我家里吃的、穿的、用的，有没有什么贵重值钱的东西。他对我说：
“眼见为实，我亲眼看了你的家，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第二天早上，我给他100元作路费回家。
过了几天，我老家一位老干部廖喜承同志的爱人来三亚找我，要我批小汽车给她。她说：
“我家老廖干了一辈子革命，现在还是两手空空，请你批几辆车指标给我赚些钱，过几天好日子。”
我笑着对她说：
“嫂子，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不是只为自己过好日子。喜承兄懂得这个道理，我不必多讲，我绝对不会批汽车给你，你死了这条心吧！”
她见我态度坚决，便无可奈何地离开我家。
那一年，我们三亚市先后要到2000辆进口小汽车，一大批电视机、电冰箱、钢材、布料等物资的批文。由于我们手中有美元，凭这些进口批文，我们及时地和外商签订了合同，并将上述进口货物全部运进海南口岸。当时，海南进口汽车震动了神州大地，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涌来海南做转手进口物资生意。在海南的旅店里、餐馆中、马路上，做转手进口生意的人太多，进入海南口岸的汽车、彩电、冰箱、钢材等非常好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只要进口货物一到岸，买者就抢购一空。就连做二手、三手、四手乃至五手转买汽车批条生意都有钱赚。
世界上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度，如果超过它的极限，物极必反。当时，我们海南做进口小汽车生意，做得太多、太大、太过分、太滥了，大大超过了中央许可的极限。最后，进口汽车生意演变成为闻名国内外的“汽车倒买、倒卖事件”，致使中纪委派工作组进驻海南查处：首先，封住国内的外币不准进入海南岛，海南的进口汽车和物资不准出海南岛。后来，中央决定，凡是进入海南口岸的进口汽车，一律按成本价上交中央统一处理。
由于中央态度坚决，方法灵活，煞住了海南进口汽车的狂潮，挽救了海南的干部。在中纪委查处“汽车事件”中，撤销了海南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同志的职务和区政府负责人陈玉益同志的职务，并逮捕了两个县委书记。那时候，社会上的流言满天飞。我老家有位好心人对我的堂兄朱家堂说：
“朱家仁已被停职审查了，你还不赶快去三亚看看。”
听了这些传闻，堂兄马上来三亚找我。见面后惊奇地对我说：
“家仁，我以为来三亚见不到你了，真想不到你仍照常在工作啊！”堂兄将听到的传闻告诉我，我对他讲：
“我是清白的，一生都直来直去，你不必担心。我在三亚做进口汽车生意全是由市外经委做，汽车全部由他们销售，我没有批一辆车给任何人，更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连市外经委送给我们市委领导过春节的3万元，我都将这笔钱拿来绿化市委大院；老干局送十几条马鲛鱼给市委领导过大年，我也叫他们将这些鱼分给了老干部。”
三亚市做汽车等进口生意，确实赚了一大笔钱，但我们把钱物都用于行政开支。据莫泽初同志回忆，所赚的钱大致用于以下方面：拨200万给各区乡建办公楼（每个区乡拨8万—10万元）；建市政府大楼拨200万元；建市委和市委招待所各拨150万元；拨80万元建新市委办公大楼（注：用进口钢材折价），共计780万元。此外还用近600万元建成了三亚石材厂。
2006年9月，雷宇同志和他的家人来三亚旅游，住在亚龙湾的天域酒店。陪同雷宇同志的陆军同志（原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特意叫我陪雷宇同志及其家人去南山寺和天涯海角。当时，我将《呼龙唤凤》送给雷宇同志阅读。雷宇同志第一时间就看“坦言汽车事件”，并颇有感触地说：
“海南干部真好呀！在汽车事件中赚了那么多钱，都拿去搞了建设，没有人为自己捞钱，没有人犯错误！原来认为犯了错误的三位县级干部后来都平反了。”“官到能贫乃是清”，我们做到了！
二、修建差转台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万事开头难”。
有些事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比如当年建设苟岭电视差转台——如果不求助驻三亚的榆林部队派工程兵修筑一条长达4.6公里的上山马路，当时就很难圆三亚人民的电视之梦。
设立三亚市前，原来也有个电视差转台，它设在部队高炮连的战地上。但这个差转台由于高度低，覆盖面小，离三亚稍远一点就没有信号，收不到电视节目。人民群众缺少文化精神生活，致使一些农村青年不安心搞农业生产，晚饭后就成群结队来三亚看电影、电视。广大市民强烈要求三亚市委、市政府选址兴建电视微波站和差转台。
为了丰富三亚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传播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内外各方面信息，三亚市委、市政府想人民群众之所想，决定筹资请海南电视台派人员来三亚选址兴建微波站、电视差转台。经过实地勘测，在三亚东侧的苟岭海拔最高，是适宜兴建微波站和电视差转台的地址。
由于本项目牵涉多部门和驻军等协调关系，1984年4月，我为此专门成立苟岭微波站领导小组，并以市政府名义写报告给广东省人民政府，争取省计委立项予以支持。
1984年10月31日，广东省计委以［粤计基470号］文批复：“同意三亚市兴建“粤西广播电视微波线路接收站”（即苟岭微波站）。经过三个月的筹措，苟岭微波站于1985年7月10日破土动工。为了抢时间，保证质量，我特地通过榆林陆军部队政委段良久、司令员刘承宝派工程部队修筑从榆林到苟岭的4.6公里的公路。由于部队工程兵修路经验丰富，领导指挥统一，战士的战斗力强，设备齐全，仅用一年零十天时间就将公路全线修通，工程胜利竣工。
水是一切生命生存的重要资源，电是现代化设备的主要动力与基本设施。上山公路竣工之后，紧跟着的事情是筹款兴建苟岭微波站和差转台的供水、供电工程。通过与有关部门协调，决定由三亚供水、供电部门派专业队伍负责施工。1986年6月30日管线安装完毕。1987年5月1日，“粤西广播电视微波线路接收站”的竣工试播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献上了一份厚礼，为三亚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了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
修建苟岭微波站和电视差转台历时3年，总共投资人民币166万元。其中，广东省电视厅拨45万元，自治州拨20万元，其余101万元是我和市财政局局长唐明东去北京“申请而来”（向财政部文教司要了60万元，唐明东同志去广东省财政厅找林登云厅长“讨”来41万元）。
三、建设水源池
1986年7月9日上午11点半，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计划司陈司长到达三亚鹿回头招待所，赵良茂同志叫我去陪陈司长吃午饭。烈日当空，火辣辣的。陈司长来到鹿回头招待所时，我们先送他去房间稍事歇息。
那一年，三亚的降雨量偏少，供水紧缺。陈司长进入住房就拧开水龙头，想洗个澡，驱走身上的热气，但水龙头没有一滴水。当时，陈司长十分恼火，拿起刚放下的行李，准备立即离开三亚。我见状心里难受极了，一股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着我冒昧地拉住他的行李袋，请他先吃午饭再说。
当时陈司长高声批评我：“连水都没有，你们还搞什么旅游城？人生三件宝，水、太阳、空气不可少。你们三亚的太阳很厉害，但太阳越厉害越需要水。没有水，谁来三亚旅游？即使来了，没有水人家也要走。”
我忍气吞声地说：“陈司长，您批评得很对，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特向您道歉，敬请原谅！”
这时，招待所的杨所长已叫服务员挑水到陈司长的住房，并请陈司长抹脸洗身。陈司长冲凉后，身上的热气冲走了，心里的怒气也消了，才和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
宾主坐定，我和赵良茂同志举杯向陈司长敬酒。本来我是不喝酒的，但是为了三亚的发展，我破例地一饮而尽。见陈司长的怒气渐消之后，我才向陈司长说：
“陈司长，刚才您说得很对，‘没有水，谁来三亚旅游？’这句话十分正确，我们也曾多次碰到这种情况。有一次，韩国几位游客来这里，因为没有水就赶去海口；又有一回，一批日本客人来这里，又因没有水也走了。这两件事让我心里难受极了。但外国人走了就走了，我们无法留住人家。我们的上级领导来到这里，见到这里没水也要走，我可是很委屈的。因为上级领导见多识广，度量大，应急群众之所急，不能因三亚缺水连一天也不能待。我们在三亚的同志有的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三亚的人民则要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这岂不是更难受吗？其实，我们所有三亚人对水的渴望更为急切，但我们没有钱建水源池啊！”
陈司长听了我的话后，觉得在理。他问道：“你们有水源吗？”
我说：“有。过去为了战备，叶剑英元帅批准拨款建了福万水库第一期工程，还可建第二、第三期用水工程。但因我们穷建不起来啊。”
陈司长说：“你带我去看一下好吗？”
“好呀。”我回答。
吃罢午饭，陈司长对我说：“朱书记，我们现在就去看水源。”
我说：“陈司长，你午休后再去吧？”
“你刚才不是说要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吗？现在是我急了，你却不急！”陈司长风趣又内疚地说。
“好，现在就走！”我回答。
我请陈司长上车，直奔福万水库。到了福万水库大坝，陈司长看见叶剑英元帅亲笔所题“福万水库”四个大字，他说：
“叶帅能文能武，文武双全，福万水库四个字写得真棒！”
接着我与陈司长就福万水库的工期和工程款问题展开讨论。经过我的努力，陈司长答应帮我解决部分资金问题。
陈司长回到鹿回头招待所休息片刻，就准备去海口。临走时，我和他紧紧握手为他送行，并说：“陈司长，下次您来三亚时‘三件宝’都有了，我们可以请您带您的家人来三亚旅游喽！”
“下次我一定来！”陈司长高兴地回答。
陈司长走后，我们就请专家搞水源池的设计。设计做好后，黄文忠同志以三亚市政府名义向自治州、海南区呈交立项报告。我立即派赵良茂同志带立项报告、设计图纸和申请拨款的报告去北京送交陈司长。陈司长详细看了设计图纸后，便在申请拨款报告书上签字批准拨款900万元人民币。
趁热打铁，陈司长批拨900万元指标刚下达，我就专程赴穗找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和省政府副秘书长朱一明。我向刘省长汇报情况，并请刘省长拨款支持我们三亚建水源池第二期工程。
刘省长听我汇报后，惬意地说：“国家计委都很支持你，我当然也要支持。我也同意给你900万，其余缺口部分，由海南和自治州解决。”
遵照刘省长的指示，我从广州坐火车回海口，立即去找孟主任。我将刘省长的指示精神及筹建水源池第二期工程的筹备情况向他汇报后，孟主任说：“我同意给你300万，其余的由自治州解决。”
向孟主任告辞后，我又马不停蹄地从海口赶回通什（今五指山市），将情况向王越丰州长和王祖武副州长汇报，请求王州长和王祖武副州长大力支持我们早日把第二期水源池工程建好。当时，王越丰同志说：“你真有办法，去国家计委和省政府要到1800万，海南孟主任给你们300万。按刘省长的指示，我也给你们300万，其余的由三亚解决。”
由于国家计委、广东省刘省长、海南区孟主任和自治州王州长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短时间内就顺利地筹到2400万元建三亚水源池第二期工程，使该工程得以顺利开工。当时，我们的耳畔似乎已经响起了甘泉潺潺流的声音，万分兴奋。
四、畅通河桥路
1984年以前的三亚，没有架通临春河、三亚河的跨河大桥和串联河东、河西的双向四条马路——当时的三亚确实是“地分三块、支离零乱”。
三亚河，原是一条很干净的河流，是三亚市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了这条河流经三亚市区，使三亚市既览河景，又览山景和海景，有山有河又有海，是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热带滨海城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落后习俗，有些市民不珍惜与呵护如此美景，在三亚河两岸乱建茅房甚至废弃车厢房，致使三亚河两岸变成乱糟糟的、目不堪睹的棚户居民区。这些居民为了方便，将家里的污水和生活垃圾都倒在三亚河里。天长日久，把清澈见底、鱼游虾跃、白鹭成群、树林成荫的三亚河变成了蓄污纳垢的臭水河。——这与把三亚建成热带滨海旅游城是极不相符的。因此，安置好三亚河两岸的居民搬迁，把沿两条河的两岸河堤和串联市区的主要马路，架通河东、河西三区的跨河桥梁建设起来，是三亚城市建设最首要的基础工程。
1985年2月25日，大年刚过，春暖花开，风和日丽。三亚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全体出动，并请榆林海军基地的部队派铲土机拆掉三亚河两岸的民房。为了更加顺利地开展拆房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廖梅秀同志带头，首先拆掉她在三亚河东岸建造的钢筋水泥结构平顶房，然后再拆其他市民的违章建设房屋。领导带了头，群众跟着走。并同时趁热打铁，请榆林陆军部队派爆破手炸掉了市商业局在三亚河中心的水上餐厅。
我和榆林陆军部队政委段良久、司令员刘承宝商量并达成共识后，决定将修筑三亚河西路、河东路的工程全部交给陆军工程兵团。有个别领导听说三亚河两岸的修路工程由部队施工，他想不通，建议交给包工队做，我耐心对这位领导做解释说服工作。我说工程交给部队做至少有五方面好处：
第一，军民共建，军政关系好，政治影响好；
第二，部队修路价格合理，节省开支，经济效益好；
第三，部队战斗力强，设备齐全，修路速度快，质量好；
第四，他们领国家饷，食国家粮，是正师级单位，信誉好；
第五，部队修路以公对公，公事公办，不送烟，不喝酒，不要回扣，群众反映好。
经过这么解释，这位领导想通了，当场对我说：“朱书记，您确实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清官！”
修路工程于1985年2月下旬动工，先建三亚河西路，接着建三亚河东路。动工后，部队工程兵的全体指战员，顶着烈日，加班加点地干，工程进度很快。两条沿河马路仅用半年多时间就竣工了。经过检查验收，不仅达到了工程设计标准，而且还是优质工程。经过结算，总共花了800万元，比预算节省了120万元。
1985年9月中旬，海南区人民政府负责人陈英豪同志陪交通部黄副部长和广东省交通厅的牛和恩厅长来三亚，我亲自出面接待他们。在鹿回头公园向他们讲三亚的发展前景，然后又带他们看临春河潮见桥（当时这座桥是建在水面上的木板桥，潮水涨时就把桥淹没了。潮水落了，才看见桥，故名潮见桥）。黄副部长和牛厅长向桥下看了看说：“这桥早该修了。”
“是早该修了，但我们三亚穷，没钱修。”我说。
黄副部长慷慨地说：
“我给你100万。”
我缠上牛厅长：
“黄副部长给100万，牛厅长您给多少？”
牛厅长回答：
“我只有30万的权，我就给30万！”
我又转向陈英豪同志：
“黄副部长、牛厅长都慷慨解囊了，您怎么办？”
陈英豪同志说：“我也答应给你100万”。
真想不到，仅花半天时间三亚就得到了230万元。而且我向州委书记杨洪、州长王越丰同志汇报，杨洪同志说：
“既然交通部和省交通厅都给了钱，我们也给你100万表示一下支持！”
有了这330万元，我和黄文忠市长及市委、市政府领导商量，是建新风大桥，还是修潮见桥。大家一致认为，应先建新风桥。
因为建新风桥可以使新、老市区之间的交通衔接，方便群众来往。
后来，我们作计划和设计上报，经过自治州和海南区政府批准，用这330万元建了新风桥。可以说新风桥是“观光之桥”、“友谊之桥”和“幸福之桥”。
至1986年底，三亚市政建设总投资4249万元，其中拓宽和新建道路7条，全长5800米；修建海堤两条2300米；改建解放大道地下排水沟1600米；铺设解放大道地板32200平方米；新建新风大桥、潮见大桥等基础设施，畅通了新区和老区的交通；兴建了一批路灯、安全护栏、安全岛等道路安全设施和城市道路的园林绿化，使三亚通畅并逐渐美丽起来。
五、绿化“鹿城”
先从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谈起。
那是1957年9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来崖县视察。当时中共崖县县委书记是羊德光。州党委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荫轩从通什赶来崖县陪同视察。当时，我是州党委书记处秘书，王荫轩书记让我随他同行。
陶铸书记住在椰庄5幢别墅。椰庄这个名字是陶铸书记亲自起的，因为那里原来是一位华侨的椰子庄园，椰子树多，故陶铸书记称之为“椰庄”。
陶铸书记说：“我这次来崖县，其目的就是和你们商量如何把三亚镇建设好。因为三亚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我想把三亚建成越南西贡式的城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陶铸书记及随行人员从椰庄出发，路经崖县县委、三亚大桥。当车开到食品厂时，陶铸书记发现解放路两旁的木麻王树已被人砍了。陶铸书记当即叫司机停车，指着被砍的木麻王树问羊书记：“路边的木麻王是谁种的？”
羊书记回答：“是日本鬼子种的。”
陶铸书记以责备的口气很严肃地说：“日本人占领三亚都种树，你们却让人砍树，看来你羊德光还不如日本人！”
羊德光同志当时脸红耳赤，无言以对。
王荫轩同志反应快捷，立即解围，说：“砍树的事我们立即清查，坚决严惩不贷。”
陶铸书记说：“今后只准种树，不准砍树，违者要严处。”
一年后，羊德光同志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调往松涛水库工作。
也正因为陶铸批评和调动羊德光之事，使我受到一次生动而十分深刻的教育。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20多年之后，上级委任我为三亚市委书记，接任了当年羊德光同志当时的职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到任后就和黄文忠、周成昆、文生知同志商量植树造林问题，最后一致同意成立园林处，专门培育良种树苗，美化三亚环境。
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好的带头人就会难上加难。成立园林处，首先要物色好领导人。市委副书记文生知同志向我推荐榆林基地海螺农场场长杜家深同志。经过考察，我们认为杜家深同志思想政治品德好，工作责任心强，精通园林业务。据此，我赞同调杜家深同志任三亚园林处处长。在任命领导和配备人员的同时，我又批准拨付2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三亚是沙地，降雨量少，气温高，蒸发量大。要绿化三亚，首先要选好树种。到底什么树才适应三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成活率高而且又生长快速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有的提议种酸豆树，有的说种大叶榕树，有的说要种非洲楝，有的说要种椰子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决定先进行试种，
然后总结评议，择优确定品种予以推广。
1985年5月底，我去海口开会，顺便去看望在海南中医院工作的妹妹。一进中医院的大门，我便看见门口的右侧有一棵树枝叶茂盛，树枝既多又长，叶子既青又密，树冠像一把特大的遮阳伞，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太阳的光射不透它那阔大而茂密的树叶。我驻足对这棵树看了又看，感到非常中意，找到许声宏副院长了解这株树的情况。方知这株树叫紫檀，是从文昌中学引进的扦插育苗培育长成。
会议结束之后，我将在海南中医院看见的那株紫檀的详细情况告诉给杜家深同志。他听了很高兴，让我抽时间带他去中医院看看。
6月5日，我和杜家深同志专程去海南中医院看那株紫檀。杜家深经过仔细观察之后，认为紫檀是四季常绿树，枝叶茂盛，适应性强，用于绿化街道、庭院、宾馆都很理想。
我和杜家深同志前往文昌中学找到校长潘正吉，请求他支援扦插种苗，绿化三亚这片曾经被称为南荒极境的土地。潘校长当即表态：“朱书记，三亚需要紫檀枝条做种苗，你就派人来剪采枝条吧！”
杜家深同志做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通过几天准备，先后从文昌运回树苗十多万株。最后把市委大院、三亚镇后院都变成培育紫檀树苗的基地。并且又在南边海、田独、三亚湾等地建起四个育苗基地。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三亚市委大院，解放路，新民街，胜利街，三亚湾，正南路，三亚河东路、西路两旁和三亚港庭院，三亚一中、二中都种上了紫檀，而且成活率达96％以上。整个三亚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绿油油、郁郁葱葱的紫檀！随着三亚的绿化成功，杜家深也因此成为三亚人人皆知的“三亚美容师”。
三亚率先引种紫檀绿化的成功，使海口市、自治州和各县的领导人刮目相看。海口市派人来三亚向杜家深同志取经，并购买了几千株紫檀树苗用于绿化海口；自治州副州长康省民亲自来三亚园林处请教，并给30万元人民币，请杜家深同志去绿化太平山庄；陵水、东方、昌江、乐东、通什、保亭、琼中等市县都派人来请教杜家深同志，并买树苗绿化街道。现在紫檀已成为海南人民群众喜爱的绿化树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或者是黎村苗寨，到处都能见到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行道树紫檀！
在抓好城市造林绿化的同时，我们同时加强了乡镇的造林绿化工作，并决定市领导干部下乡蹲点，负责抓好造林绿化工作。1986年2月，我发现造林联合体、专业户、重点户需要机耕，便和外地联系，调来拖拉机3部，供应柴油10吨，解决了造林的机耕问题，加快了植树造林的进度。到9月份，全市造林面积达4100多亩，超额完成全年造林任务。就全市而言，1984年完成造林面积12900亩，1985年完成造林面积18500亩，1986年完成造林面积27000亩。并结合造林美化了三亚湾的绿色长廊，后来被一些文化人誉为“美丽的椰梦长廊”。
六、“忘我”在北京
1986年，在三亚市人大一届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向与会的全体代表汇报我们一行五人赴北京争取项目的情况。
当年4月下旬，由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成立的“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筹委会给我发来了电报：
“海南三亚市委书记朱家仁：‘首都援琼联合会’的构想及可行性报告已呈报中央，拟于5月上旬召开成立大会，敬请届时参加。”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因为，由民间自发如此规模的援琼举动前所未有。我专程前往通什，请示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杨洪书记。杨书记也非常重视和支持此事，叫我一定要去。
说实话，这次赴京的目的不仅是参加“援琼会”，也想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工作，建立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若有可能从北京“求点财”（拨款）回来，解决三亚市的道路建设及水源池建设等急需解决的资金问题，那就更好了。还有一个是想解决被武汉、西安扣留的1000万元电视机货款问题。我市外经委放了一批电视机到武汉、西安，被他们扣住。我们和他们交涉，他们不放，我们便将他们告到北京。
这就是我们去北京的缘由之一。但能否达到目的，要靠我们去努力争取了。
党中央、国务院早有明文规定：地、市、县一级有事只能向省汇报解决，一般不能直接进京。为了办妥进京的合法手续，我先去通什找州人民政府王祖武副州长。王副州长表示：
“只要你进京能把东西要回来，需要州政府写介绍信，我们就给你写。”
我把工作安排好后，5月12日，我们五位同志从三亚机场直飞广州，住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招待所。
当天下午，我给广东省刘田夫省长打电话，说有事要拜会。刘省长说：
“欢迎你到我家里来。”
到了刘省长家里之后，我向他讲明来意，除了请他帮忙写一封省政府的介绍信之外，还请他给朱一明副秘书长和省上有关领导、有关单位打招呼，写证明让我赴京找中央有关部门办事。刘省长立即打电话给朱一明副秘书长，并交代朱副秘书长次日上班时间在省政府办公厅接待我，而且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写介绍信给中央有关部门，请他们对我们赴京工作给予支持。
5月13日9时，我和唐明东同志到省政府办公厅时，朱一明副秘书长已在办公厅等候，他问候之后说：
“你去北京需要找哪些部门和什么领导，要写清楚。”并拿着政府办公厅的信笺让我自己写，他盖公章。我将给国家民委、农业部、体委、计委、中财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的介绍信都写好之后，交给朱副秘书长盖上省政府办公厅的公章。
倘若没有刘田夫省长和朱一明副秘书长的帮助，没有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的介绍，我们是无法在北京找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广东省财政厅的陈继兴处长。除省财政厅给我们出具的介绍信之外，他还以个人名义给财政部马司长写信说：“三亚市委书记朱家仁、财政局唐明东到北京参加‘援琼联合会’，并向部领导同志汇报工作，请接洽并给予支持为盼。按照部里通知，地、市、县都不准直接到京要求解决问题，我们已对下属单位贯彻部里的指示。但开发中的海南岛及三亚市属于特殊情况，望予特殊政策处理。”
由此可见，按常规我们是没有资格进京直接找国家机关办事的。但因三亚“风水”好，加之我们的人缘关系，可按特殊政策处理，我们才有了这个机会。
我们是乘5月14日12点40分的航班抵达北京的。
这次进京的收获很大，主要在政治、经济、宣传文化、信息和人才五个方面，令人十分满意，兴奋不已！
1．建立了“人脉”
三亚赴京的五位同志参加了“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大会”。大会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北厅。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主持人杜兰弟还请我在会上发言。我很激动地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和三亚市33万各族人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的壮举表示衷心感谢！我还向大会介绍了三亚市的基本情况，使首都人民对三亚有初步的了解。
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老军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韩先楚同志，因病住院，听说要召开“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非常高兴，表示要参加成立大会并接见我们。后因为他临时发病，不能参加，他深表遗憾。
18日9时，我们特地去医院看望韩老，对他表示崇高敬意，称颂他在解放海南岛的显赫战功将彪炳史册，并祝愿他早日康复！成立大会召开时，韩老特地派他的三儿子韩战南代他参加大会。据说，韩先楚上将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取名战北，是转战东北时出生的；次子是解放北平时生的，取名战平；三子是解放海南时生的，故取名战南。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不但都打上了解放战争进程的烙印，而且“战”字象征着拼搏与进取，韩先楚将军的戎马生涯在给儿子的名字上体现出来。韩先楚将军派三儿子战南来参加大会，可谓是名正言顺，对号入座。
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对“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也非常重视，特派王学萍州长作代表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讲话。参加成立大会的有200多人。凑巧的是，5月19日正值三亚市成立两周年。三亚市庆祝成立两周年，我们在北京参加“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事。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作大会发言，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十分荣幸！
在北京10天，我们先后到国家民委、财政部、国家体委、农牧渔业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海洋石油税务局、国家侨务办、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市建委等11个单位，参观了“六五”规划期间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览馆。另外，还挤出时间到卢沟桥拜访张参同志的双亲，到四位正部长家里做客。
在京期间，我们先后拜会了13位国家部委首长、11位司局级领导同志。有的部、司长还亲自到我们住的日坛宾馆问候我们，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接见我们的部、司级干部有：原文化部部长黄镇及其夫人朱霖；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副部长陈耀邦、刘江；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陈贻龙；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黄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申祥、顾大椿；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国家海洋石油税务局局长田子玉；原一机部部长杨易木。其中何康、黄镇、韩克华、杨易木、陈贻龙及国家《体育报》主编王英恒还请我们用餐。并派他们的专车给我们用，连汽油钱也不肯收。如黄镇部长派他的专车“奔驰300”送我们去中南海、国务院、中央军委、中顾委的所在地。这样规格的接待，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我们这些都是小干部，能顺利在京直接找国家部委办事并得到接待，这不仅是给我们赴京的五位同志的特殊礼遇和特殊荣誉，也是给三亚市33万各族人民的特殊礼遇和荣誉！所有这些，不仅使我感到在三亚工作的光荣，更让我感受到在三亚工作的责任重大！
1986年春节，赵紫阳总理来海南10天。不是去海口，而是先来我们三亚，并且在三亚和我们过大年。初一晚上，赵总理在陆军大院先接见我们三亚市局级以上干部100余人，并与大家一起留影，然后才去看电影。试想，若是我们不在三亚工作，我们能有机会见到赵紫阳总理吗？这是我们沾了三亚市这块宝地的光啊！
这次进京，不但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和国家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关系，而且还广交了一批新朋友。这些关系和友谊是来之不易的，是难能可贵的，是无价之宝。有了这种关系和这么多的朋友，以后我们赴京就不难了，有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了，我们非常珍惜这种关系和友谊。
2．争取了资金
赴京之时我就有些担心，进京不易回家也难，如果在争取资金方面没有收获，两手空空，那么回来就不好向三亚人民交代。这次，我们是满载而归：由于我们的努力和国家部委对三亚人民的厚爱与支持，我们先后从国家有关部门争取到170万—175万元资金（财政部100万，广东省财政厅50万，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意给20万—25万；其中文化部拨给我们修孔庙的10万元还不计算在内）。
1986年5月16日中午，为了在下午上班之前赶到国家财政部，我和唐明东同志连午饭都没有吃。赶到国家财政部时刚好是下午2时的上班时间。国家财政部在家主持工作的是迟海滨副部长，他也是国家财政部的党组副书记。迟副部长很忙，只给了我们半个小时时间。我便向他汇报了20分钟，唐明东同志讲了10分钟。迟副部长说：“好，我答应先借给你们70万—100万元。
通过唐明东同志再次汇报，做各司的工作。其中，有位女处长，她的爱人是计财司马司长，我们汇报时她也在场。她对爱人说：
“我的司长啊，你就拨给他们吧，他们三亚那么穷，你借给他们，将来也是没有钱还给你的，干脆拨给他们算了。”
那位马司长说：
“好，我听你的，就拨给他们！”
原来迟海滨副部长准备借给我们70万—100万，借三年。经过唐明东同志做工作，从70万做到100万，而且是拨，不是借，是无偿给我们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沟通与理解是多么重要了。
我们这次赴京，既要到钱，又要到物，我和唐甸庆同志赴国家计委，说我们水源池第二期工程需要450吨钢材。国家计委给我们开单子，同意给230吨，我们拿计委的条子去国家物资总局，他们在计委开的条子上加盖公章，又叫我们回广东省物资局要，说这样做既省工、省钱，又省了时间。
3．进行了“高层”宣传
中午，我和唐明东、唐甸庆一起赶到韩克华局长家，韩局长没空，让我们晚上9点来。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又去了韩局长家，韩局长原打算和我们谈半小时，但由于越谈越兴趣，越谈越投机，结果谈了一个半小时。韩局长原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满腹经纶，既有口才，又有文采，谈到兴奋之处，他诗兴大起，不禁当场赋诗曰：
南国风光推崖州，
万里银沙海碧透。
奇趣天成景物美，
四季温暖花不收。
盘古以来荒阪地，
治世无术民忧忧。
十载之后显盛世，
物丰人杰胜千秋。
韩局长说：“我在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曾经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也有人讲我国山水最美是杭州，谁都想争冠军。我是国家旅游局局长，桂林、阳朔、杭州我都去过，我认为它们都比不上三亚美，冠军应该三亚拿。所以，我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南国风光推崖州’。‘盘古以来荒阪地，治世无术民忧忧。’‘荒阪地’所指的是三亚，即古城崖州。为什么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它都是‘荒阪地’无人开发呢？这是因为从盘古以来的历代王朝，即历代统治者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对头，使全国的老百姓生活痛苦，忧心忡忡。‘十载之后显盛世，物丰人杰胜千秋。’就是说再过十年之后，我们中国更加强盛，达到太平盛世时，三亚是怎么样呢？是‘物丰人杰胜千秋’呀！”
韩克华同志所写的这首诗，既是对我们三亚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三亚的公正评价。这并不是一般的文人学者对三亚的评价，而是以国家旅游局局长的身份和目光对三亚的评价啊！
这首诗，不是普普通通的诗，而是宣传三亚旅游业的无价之宝。我们应当把韩局长这首诗作为宣传三亚、推销三亚最好的名片，广为印发，广为传扬。三亚的所有宾馆酒店都要宣传，让所有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都知晓！三亚旅游部门到国内外参加旅游会议，都要加以宣传，在三亚、在海南、在全国乃至在全球，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三亚美，知道“南国风光推崖州”，三亚山水甲天下。倘若我们做到这些，我们就是把宣传三亚的工作做到家了。那时，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将成倍递增，三亚的旅游事业将蒸蒸日上！
4．旺了“人气”
在“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很多朋友向我介绍了不少信息，特别是杨易木部长带我们去参观了“六五”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使我们在科技信息方面收获更大。我和唐明东同志去财政部农财司，司里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掌握全国的农财款，只要我们的农业项目和他们资金的投向挂上钩，我们就有钱了。
我们到农牧渔业部何康部长家，何部长留我们在家里吃晚饭。席间，我对何部长说：“我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能见到您更难。这次来找您，是请您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何部长说：“家仁同志，你那里的情况我了解，你的项目我也知道，但我实在太忙，明天我就要外出。我写张条子给你，你去找我部里有关的人去办。我部里每年掌握十多亿元钱，但是你的项目要跟我们部里钱的投向挂上钩。”
第二天上午，我拿何部长写的条子去找计划司的陈司长。陈司长对我说：“我们农牧渔业部好似个药店，当归、防风、北芪、甘草等什么都有，你要让有开处方权的医生，拿处方（即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来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药’（即钱）给你。你们海南很穷，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却很好，但从我当司领导至今，尚未有人送个报告给我，也没有人上北京来找过我。朱书记你是海南第一个来找我的，我一定支持。”
韩克华局长也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你们海南岛是全国七大旅游区之一，三亚又是海南的重中之重。为了投资亚龙湾，我要带个头，我韩克华说话是算数的。现在谁都说亚龙湾好，但都不愿投资。我就给你们亚龙湾700万，再给天涯海角50万。这些钱你们要花得好，花出效果来，以后还可以继续给。”
5．奠定了基础
凤凰机场的命运如何？
这是我们三亚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原来赵紫阳总理决定拨8000万，现在中央要加码，拨到一个亿，缺口由四家即广东省、海南、自治州和三亚解决。三亚虽然没有钱，但该我们出的也要出，没有力就“借力”。因为机场建起来，我们三亚和全国各地的距离就拉近了，和各地来往就方便快捷多了，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就多了，三亚的人气就更旺了。
我在“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有许多记者拍照。不知有多少闪光灯对准我，使我的眼睛都难以睁开。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我发言尚未结束，就有很多大学生来找我，其中有的是北大的。他们问我，毕业后他们来三亚行不行？我说行！你们来三亚我欢迎，来多少我收多少。原来我愁要不到人才。经过宣传，大家知道了三亚将来发展的前景，知道在旧社会被人们称为“天涯海角”、“鬼门关”的三亚，将要建设成为东方夏威夷，甚至胜似夏威夷。因此，有许多人都愿意来。第一个报名来的是张参同志，他是《中国工商报》的编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又学法律和经济管理，可谓双料大学生。他29岁，已写了许多书，著书立说，是很有才华、有前途的人才。他对我说，他已下决心来三亚，并且要将户口迁来三亚。我说，户口留在北京，你去三亚工作后，若是认为不好，你可以回北京。他来三亚，我带他去看亚龙湾，并和他谈了三亚的发展规划，他便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天涯海角起宏图》，另一篇叫《关于亚龙湾的构想》。这两篇文章我都看过多次，确实写得很好。张参同志来三亚工作作了不少牺牲。他在《中国工商报》工作环境很好，待遇也高，可以到全国各地去采访。这次，他母亲给他2000元买电视机，他为了筹备召开“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全部花光了；他有一个对象，已经谈了六七年，双方感情都很好，已谈婚论嫁了，女方是个大学生，又是个独生女，女方及其双亲对张参去三亚工作的事都不支持。张参对他们说：
“你们想不通，我们只好南北分飞。我去三亚，你在北京。”
女方十分伤心地说：
“我们交往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舍得走？”
张参回答：
“三亚，我义无反顾，去定了！”
22日晚，我到了张参家。一进门，他的家人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他爸爸问我：
“朱书记，你看过张参写的那两篇文章吗？”
“写得很好，我看时有三处使我感动得流泪：
一是看到苏东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使我动情；
二是张参写‘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天涯心不死’使我感动；
三是张参这一代青年的爱国热情，使我激动。”
有一位部队作家看了张参同志写的这两篇文章，特地来找我，说他过去根本不知道三亚是什么地方，现在才知道三亚是个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度假胜地。他请我给他留个地址，他要邀请全国有名作家来三亚，写文章宣传三亚。
赴京的机会难逢，时不再来。
“我们这次进京求索时机是极好的。”
有同志问：
“好在哪里？”
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都来过海南和三亚，尤其是胡耀邦、赵紫阳、乔石、万里、李鹏、刘华清、谷牧、张爱萍、阿沛·阿旺晋美、黄镇、刘澜涛、王恩茂、方毅、陈慕华、李一氓、何康、杨成武、杨得志、朱学范、费孝通、韩克华、陈再道等都来过三亚。赵紫阳总理一行视察海南和三亚回京后，为了贯彻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在海南的指示，中央召开了17个部委办局领导会议研究落实。加上媒体舆论，三亚在北京已有了很大的名气。
以前，在三亚召开全国性会议不多，我来三亚工作后，只有几个全国性会议在三亚召开：一个是全国党校会议，一个是全国珊瑚研究会，一个是全国环境保护会，一个是全国医药会，我都参加了。我参加这些会议，其主要目的是向与会者宣传三亚，使他们了解三亚。
在参加全国总工会召开的会议上，我了解到全总副主席王申祥每年有5000万—6000万元钱的支配权。开完会，我就邀请王申祥副主席去看三亚的旅游景点。他告诉我，他打算在三亚建个国际海员俱乐部。海口和八所已建了国际海员俱乐部，三亚还没有。三亚每年有50艘外轮靠港，上千位国际海员来到三亚，没有地方给他们玩，影响很不好。为此，我们在全总争取了200万元，在三亚建国际海员俱乐部。
在袁伟民、黄中来三亚时，我陪他们去看亚龙湾、三亚湾、大东海。他们对三亚的热带滨海风光赞不绝口，我提出请体委在三亚建设冬训中心，叫我们三亚体委给他们写报告后由他们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
我们五位同志进京后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我们在北京10天，光开会就用去两天。剩下8天时间，我们去了13个部，有的部先后去了几次（农牧渔业部去了3次，财政部去了5次），还参观了“六五”期间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览馆和去张参同志的家拜访他和他的家人。
我们在京的时间全部用在办事上，没有时间上街买东西，甚至我穿的短袖衬衫也是满江海记者让给我的。我从三亚赴京时只穿一件衬衣，原以为去那边可以上街买件新衣，但想不到抵京后忙开了，一连忙了四五天都没有时间洗衣服，也没有衣服换。正好满记者专程从天津赶来北京参加“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他来看我时，我见他刚买一件短袖衬衣。他身材和我差不多，我便冒昧开口求他转让。他要送给我，我没有答应，给了他100元钱，但他只要8元，说是花8元买的。
在京期间，我们的住处还要留人值班，因为部、司领导同志会来看望我们。全国总工会的顾大椿、王申祥同志先后来了三次，航天部一位副部长也来了两次，海洋税务局的田局长带他的办公室副主任来看望过我们，中财部农财司司长也带他的爱人来过。另外，还有几批记者来找我们了解三亚的情况。我们回家的那天，《人民日报》三个记者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让我向他们介绍三亚情况。因为我们马上要返回三亚，没有时间，我将张参同志所写的两篇文章送给了他们。
16号那天，我们跑了六个地方：早上，和上海的投资商谈纺织厂的问题。上午10点钟，又赶到国家民委招待所和“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谈成立大会的有关问题。11点钟，我从民委招待所出来又要赶去中财部，因为迟副部长约我们中午1点向他汇报工作。我和甸庆同志为了准时赶到中财部，连中午饭也没有时间吃。当时，我们又饿又累，在路边的小店买了两个面包和两瓶汽水，一边吃一边赶路。当我们赶到中财部门口时，是12点56分，事先在此等候的唐明东同志见了我们，赶紧说：
“朱书记，只有4分钟了，赶快跑！”
进入迟副部长的办公室时，时钟正好指向1点。
迟副部长说：
“你们真准时啊，分秒不差！”
我和唐甸庆同志累得只喘着气，不好作答。
这次进京体会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国家部、局、委、办领导和首都各界对海南岛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在三亚有了很美好的发展定性——“亚龙湾是国际旅游度假区，三亚是国际旅游城”之后，很多人都想来看看三亚。《光明日报》以“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为题，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海南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记者写的《海南纪行》之一至之五；《开发报》以整个版面介绍三亚；《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有关三亚的文章。总之，中央各个部门、首都各界对我们海南的看法从此有了很大的转变。
回顾39年前，即1973年夏，那时，我担任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党校校长，去北京办事时，没有人接待我。这次赴京就不同了，凡是我们去的单位，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满腔热情地接待我们。“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的发起人杜兰弟对我说：“朱书记，若是你们住在日坛宾馆不够理想，我可以带你们去住京燕饭店，钱由我支付。”
本来，王申祥同志是安排我住高档房间的，但为了工作方便，我和同志们住在一起，而且是普通的房间。赵良茂同志住的房间每天7元钱，我住的房间每天才4元钱。良茂同志感到过意不去，要跟我换房，我没有答应。我们住的是普通房子，吃的是普通餐，但我们坐的是高级奔驰车，是黄镇部长派他的专车给我们代步的。
在北京我才真正感到在三亚工作非常光荣，责任重大。
我们这次进京之所以顺利，还要来了大量的钱和物，一方面是中央和各级领导重视、关怀三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注意做好汇报和沟通工作的结果，如乔石、李鹏、万里、黄镇、谷牧、王震、王恩茂、阿沛·阿旺晋美、陈慕华、方毅、杨得志、杨成武、迟海滨、顾大椿、王申祥、袁伟民、屈武、杨易木等，他们都来过三亚，我都接待过他们，并详细地汇报过三亚的情况，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三亚、理解三亚和支持三亚。
如果没有将三亚定为国际旅游城，或没有将亚龙湾定为国际旅游度假区和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亚就不可能这么快地升格为地级市，甚至海南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省，海南也不可能这么快促成国际旅游岛建设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三亚市的旅游业发展，加快和推动了海南行政区的升格，也促进了海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旅游业的规模开发。
—题记
一、守住清贫
“诗堪入画方为妙，官到能贫乃是清。”
这是清朝诗人戴远山给他一位当官的朋友写的一副对联。他开宗明义地指出为官“能贫”才是最高境界。我以此为题的目的是说明我在主政三亚期间所经历的、曾经轰动全国的“海南岛汽车事件”中，能始终保持清廉。尤其在当时，我批一个条子就可得几百上千上万元的好处费，如此特殊地位，就是检验我是否清廉的试金石。后来，我经过了中纪委工作组对我进行数月的核查之后，结论为“清白”二字，就是我执政期间清正廉洁的最有力说明。
海南岛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和广东省委准许三亚口岸作进出口贸易。我们三亚市在1984年有了批文和美元之后，我就请莫泽初和刘建兴同志去香港同卢业坤先生签订进口小汽车和彩电、冰箱、钢材、布料等合同，大做进出口生意。在此期间，我们三亚市先后要到2000辆进口小汽车以及彩电、冰箱、钢材、布料、彩电配件一大批紧俏商品的批文。这些批文，莫泽初和刘建兴同志都及时地在国家有关部委办理了有关审批手续。之后，开始从日本、韩国等国家和香港地区大批地进口物资运抵海口、八所和三亚。当时生意的旺盛程度，可以说是日进斗金！
在海南做进口小汽车生意达到高潮时，做汽车生意成为全岛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从海南区政府一级机关到区、乡政府的领导，乃至一些中小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也搞汽车生意。我们三亚市一级机关和区、乡领导也闻风而动，纷纷来找我和黄文忠市长，要求从市外经委要进口小汽车计划指标，给他们做二手小汽车生意。但我们市委决定，进口小汽车及其他物资销售一律由市外经委做，市级机关和区乡一律不准做进口小汽车倒卖生意。若有违背市委决定者，一经查实，坚决从严论处。
由于三亚市外经委进口小汽车数量太大，远近闻名。因此，许多亲戚朋友都来找我批汽车或电视机条子给他们做二手生意赚钱。我的同胞妹妹朱海英曾带澄迈县人民政府办公室领导来找我要小汽车和彩电，我不但没给她，反而批评她：
“我是三亚市委书记，我进口汽车，是为三亚人民进的，不是为别人进的。，你不应该带人来叫我批汽车、彩电。今后，你再也不准带人来找我了。”
我的堂兄朱家贵也来叫我批一两辆小汽车的条子给他。他说：
“家乡的人都说你做汽车生意赚了大钱，有的还催促我赶快来三亚找你要汽车。如要不到，就不要回家了。只赖在三亚，给你扫地拾钱也比在家里做农民强。”
我笑吟吟地对他说：
“家贵兄，我决不会批汽车给你。如果我批汽车给你，我就犯了错误，你就等于害了我。既然人家讲我已赚了大钱，那么你就去我家里看看，如果有钱落在地板上，你可以捡，捡到的就是你的。”
我把堂兄带到我家，让他看看我家里吃的、穿的、用的，有没有什么贵重值钱的东西。他对我说：
“眼见为实，我亲眼看了你的家，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第二天早上，我给他100元作路费回家。
过了几天，我老家一位老干部廖喜承同志的爱人来三亚找我，要我批小汽车给她。她说：
“我家老廖干了一辈子革命，现在还是两手空空，请你批几辆车指标给我赚些钱，过几天好日子。”
我笑着对她说：
“嫂子，我们干革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不是只为自己过好日子。喜承兄懂得这个道理，我不必多讲，我绝对不会批汽车给你，你死了这条心吧！”
她见我态度坚决，便无可奈何地离开我家。
那一年，我们三亚市先后要到2000辆进口小汽车，一大批电视机、电冰箱、钢材、布料等物资的批文。由于我们手中有美元，凭这些进口批文，我们及时地和外商签订了合同，并将上述进口货物全部运进海南口岸。当时，海南进口汽车震动了神州大地，全国四面八方的人都涌来海南做转手进口物资生意。在海南的旅店里、餐馆中、马路上，做转手进口生意的人太多，进入海南口岸的汽车、彩电、冰箱、钢材等非常好卖，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只要进口货物一到岸，买者就抢购一空。就连做二手、三手、四手乃至五手转买汽车批条生意都有钱赚。
世界上事物的发展都有个度，如果超过它的极限，物极必反。当时，我们海南做进口小汽车生意，做得太多、太大、太过分、太滥了，大大超过了中央许可的极限。最后，进口汽车生意演变成为闻名国内外的“汽车倒买、倒卖事件”，致使中纪委派工作组进驻海南查处：首先，封住国内的外币不准进入海南岛，海南的进口汽车和物资不准出海南岛。后来，中央决定，凡是进入海南口岸的进口汽车，一律按成本价上交中央统一处理。
由于中央态度坚决，方法灵活，煞住了海南进口汽车的狂潮，挽救了海南的干部。在中纪委查处“汽车事件”中，撤销了海南区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雷宇同志的职务和区政府负责人陈玉益同志的职务，并逮捕了两个县委书记。那时候，社会上的流言满天飞。我老家有位好心人对我的堂兄朱家堂说：
“朱家仁已被停职审查了，你还不赶快去三亚看看。”
听了这些传闻，堂兄马上来三亚找我。见面后惊奇地对我说：
“家仁，我以为来三亚见不到你了，真想不到你仍照常在工作啊！”堂兄将听到的传闻告诉我，我对他讲：
“我是清白的，一生都直来直去，你不必担心。我在三亚做进口汽车生意全是由市外经委做，汽车全部由他们销售，我没有批一辆车给任何人，更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连市外经委送给我们市委领导过春节的3万元，我都将这笔钱拿来绿化市委大院；老干局送十几条马鲛鱼给市委领导过大年，我也叫他们将这些鱼分给了老干部。”
三亚市做汽车等进口生意，确实赚了一大笔钱，但我们把钱物都用于行政开支。据莫泽初同志回忆，所赚的钱大致用于以下方面：拨200万给各区乡建办公楼（每个区乡拨8万—10万元）；建市政府大楼拨200万元；建市委和市委招待所各拨150万元；拨80万元建新市委办公大楼（注：用进口钢材折价），共计780万元。此外还用近600万元建成了三亚石材厂。
2006年9月，雷宇同志和他的家人来三亚旅游，住在亚龙湾的天域酒店。陪同雷宇同志的陆军同志（原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特意叫我陪雷宇同志及其家人去南山寺和天涯海角。当时，我将《呼龙唤凤》送给雷宇同志阅读。雷宇同志第一时间就看“坦言汽车事件”，并颇有感触地说：
“海南干部真好呀！在汽车事件中赚了那么多钱，都拿去搞了建设，没有人为自己捞钱，没有人犯错误！原来认为犯了错误的三位县级干部后来都平反了。”“官到能贫乃是清”，我们做到了！
二、修建差转台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万事开头难”。
有些事现在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比如当年建设苟岭电视差转台——如果不求助驻三亚的榆林部队派工程兵修筑一条长达4.6公里的上山马路，当时就很难圆三亚人民的电视之梦。
设立三亚市前，原来也有个电视差转台，它设在部队高炮连的战地上。但这个差转台由于高度低，覆盖面小，离三亚稍远一点就没有信号，收不到电视节目。人民群众缺少文化精神生活，致使一些农村青年不安心搞农业生产，晚饭后就成群结队来三亚看电影、电视。广大市民强烈要求三亚市委、市政府选址兴建电视微波站和差转台。
为了丰富三亚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传播国家大政方针和省内外各方面信息，三亚市委、市政府想人民群众之所想，决定筹资请海南电视台派人员来三亚选址兴建微波站、电视差转台。经过实地勘测，在三亚东侧的苟岭海拔最高，是适宜兴建微波站和电视差转台的地址。
由于本项目牵涉多部门和驻军等协调关系，1984年4月，我为此专门成立苟岭微波站领导小组，并以市政府名义写报告给广东省人民政府，争取省计委立项予以支持。
1984年10月31日，广东省计委以［粤计基470号］文批复：“同意三亚市兴建“粤西广播电视微波线路接收站”（即苟岭微波站）。经过三个月的筹措，苟岭微波站于1985年7月10日破土动工。为了抢时间，保证质量，我特地通过榆林陆军部队政委段良久、司令员刘承宝派工程部队修筑从榆林到苟岭的4.6公里的公路。由于部队工程兵修路经验丰富，领导指挥统一，战士的战斗力强，设备齐全，仅用一年零十天时间就将公路全线修通，工程胜利竣工。
水是一切生命生存的重要资源，电是现代化设备的主要动力与基本设施。上山公路竣工之后，紧跟着的事情是筹款兴建苟岭微波站和差转台的供水、供电工程。通过与有关部门协调，决定由三亚供水、供电部门派专业队伍负责施工。1986年6月30日管线安装完毕。1987年5月1日，“粤西广播电视微波线路接收站”的竣工试播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献上了一份厚礼，为三亚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添了丰富精彩的节目内容。
修建苟岭微波站和电视差转台历时3年，总共投资人民币166万元。其中，广东省电视厅拨45万元，自治州拨20万元，其余101万元是我和市财政局局长唐明东去北京“申请而来”（向财政部文教司要了60万元，唐明东同志去广东省财政厅找林登云厅长“讨”来41万元）。
三、建设水源池
1986年7月9日上午11点半，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计委）计划司陈司长到达三亚鹿回头招待所，赵良茂同志叫我去陪陈司长吃午饭。烈日当空，火辣辣的。陈司长来到鹿回头招待所时，我们先送他去房间稍事歇息。
那一年，三亚的降雨量偏少，供水紧缺。陈司长进入住房就拧开水龙头，想洗个澡，驱走身上的热气，但水龙头没有一滴水。当时，陈司长十分恼火，拿起刚放下的行李，准备立即离开三亚。我见状心里难受极了，一股强烈的责任心驱使着我冒昧地拉住他的行李袋，请他先吃午饭再说。
当时陈司长高声批评我：“连水都没有，你们还搞什么旅游城？人生三件宝，水、太阳、空气不可少。你们三亚的太阳很厉害，但太阳越厉害越需要水。没有水，谁来三亚旅游？即使来了，没有水人家也要走。”
我忍气吞声地说：“陈司长，您批评得很对，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特向您道歉，敬请原谅！”
这时，招待所的杨所长已叫服务员挑水到陈司长的住房，并请陈司长抹脸洗身。陈司长冲凉后，身上的热气冲走了，心里的怒气也消了，才和我们一起去餐厅吃饭。
宾主坐定，我和赵良茂同志举杯向陈司长敬酒。本来我是不喝酒的，但是为了三亚的发展，我破例地一饮而尽。见陈司长的怒气渐消之后，我才向陈司长说：
“陈司长，刚才您说得很对，‘没有水，谁来三亚旅游？’这句话十分正确，我们也曾多次碰到这种情况。有一次，韩国几位游客来这里，因为没有水就赶去海口；又有一回，一批日本客人来这里，又因没有水也走了。这两件事让我心里难受极了。但外国人走了就走了，我们无法留住人家。我们的上级领导来到这里，见到这里没水也要走，我可是很委屈的。因为上级领导见多识广，度量大，应急群众之所急，不能因三亚缺水连一天也不能待。我们在三亚的同志有的要在这里生活一辈子，三亚的人民则要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这岂不是更难受吗？其实，我们所有三亚人对水的渴望更为急切，但我们没有钱建水源池啊！”
陈司长听了我的话后，觉得在理。他问道：“你们有水源吗？”
我说：“有。过去为了战备，叶剑英元帅批准拨款建了福万水库第一期工程，还可建第二、第三期用水工程。但因我们穷建不起来啊。”
陈司长说：“你带我去看一下好吗？”
“好呀。”我回答。
吃罢午饭，陈司长对我说：“朱书记，我们现在就去看水源。”
我说：“陈司长，你午休后再去吧？”
“你刚才不是说要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难吗？现在是我急了，你却不急！”陈司长风趣又内疚地说。
“好，现在就走！”我回答。
我请陈司长上车，直奔福万水库。到了福万水库大坝，陈司长看见叶剑英元帅亲笔所题“福万水库”四个大字，他说：
“叶帅能文能武，文武双全，福万水库四个字写得真棒！”
接着我与陈司长就福万水库的工期和工程款问题展开讨论。经过我的努力，陈司长答应帮我解决部分资金问题。
陈司长回到鹿回头招待所休息片刻，就准备去海口。临走时，我和他紧紧握手为他送行，并说：“陈司长，下次您来三亚时‘三件宝’都有了，我们可以请您带您的家人来三亚旅游喽！”
“下次我一定来！”陈司长高兴地回答。
陈司长走后，我们就请专家搞水源池的设计。设计做好后，黄文忠同志以三亚市政府名义向自治州、海南区呈交立项报告。我立即派赵良茂同志带立项报告、设计图纸和申请拨款的报告去北京送交陈司长。陈司长详细看了设计图纸后，便在申请拨款报告书上签字批准拨款900万元人民币。
趁热打铁，陈司长批拨900万元指标刚下达，我就专程赴穗找广东省省长刘田夫和省政府副秘书长朱一明。我向刘省长汇报情况，并请刘省长拨款支持我们三亚建水源池第二期工程。
刘省长听我汇报后，惬意地说：“国家计委都很支持你，我当然也要支持。我也同意给你900万，其余缺口部分，由海南和自治州解决。”
遵照刘省长的指示，我从广州坐火车回海口，立即去找孟主任。我将刘省长的指示精神及筹建水源池第二期工程的筹备情况向他汇报后，孟主任说：“我同意给你300万，其余的由自治州解决。”
向孟主任告辞后，我又马不停蹄地从海口赶回通什（今五指山市），将情况向王越丰州长和王祖武副州长汇报，请求王州长和王祖武副州长大力支持我们早日把第二期水源池工程建好。当时，王越丰同志说：“你真有办法，去国家计委和省政府要到1800万，海南孟主任给你们300万。按刘省长的指示，我也给你们300万，其余的由三亚解决。”
由于国家计委、广东省刘省长、海南区孟主任和自治州王州长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短时间内就顺利地筹到2400万元建三亚水源池第二期工程，使该工程得以顺利开工。当时，我们的耳畔似乎已经响起了甘泉潺潺流的声音，万分兴奋。
四、畅通河桥路
1984年以前的三亚，没有架通临春河、三亚河的跨河大桥和串联河东、河西的双向四条马路——当时的三亚确实是“地分三块、支离零乱”。
三亚河，原是一条很干净的河流，是三亚市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了这条河流经三亚市区，使三亚市既览河景，又览山景和海景，有山有河又有海，是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的热带滨海城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形成落后习俗，有些市民不珍惜与呵护如此美景，在三亚河两岸乱建茅房甚至废弃车厢房，致使三亚河两岸变成乱糟糟的、目不堪睹的棚户居民区。这些居民为了方便，将家里的污水和生活垃圾都倒在三亚河里。天长日久，把清澈见底、鱼游虾跃、白鹭成群、树林成荫的三亚河变成了蓄污纳垢的臭水河。——这与把三亚建成热带滨海旅游城是极不相符的。因此，安置好三亚河两岸的居民搬迁，把沿两条河的两岸河堤和串联市区的主要马路，架通河东、河西三区的跨河桥梁建设起来，是三亚城市建设最首要的基础工程。
1985年2月25日，大年刚过，春暖花开，风和日丽。三亚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四套班子的领导全体出动，并请榆林海军基地的部队派铲土机拆掉三亚河两岸的民房。为了更加顺利地开展拆房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廖梅秀同志带头，首先拆掉她在三亚河东岸建造的钢筋水泥结构平顶房，然后再拆其他市民的违章建设房屋。领导带了头，群众跟着走。并同时趁热打铁，请榆林陆军部队派爆破手炸掉了市商业局在三亚河中心的水上餐厅。
我和榆林陆军部队政委段良久、司令员刘承宝商量并达成共识后，决定将修筑三亚河西路、河东路的工程全部交给陆军工程兵团。有个别领导听说三亚河两岸的修路工程由部队施工，他想不通，建议交给包工队做，我耐心对这位领导做解释说服工作。我说工程交给部队做至少有五方面好处：
第一，军民共建，军政关系好，政治影响好；
第二，部队修路价格合理，节省开支，经济效益好；
第三，部队战斗力强，设备齐全，修路速度快，质量好；
第四，他们领国家饷，食国家粮，是正师级单位，信誉好；
第五，部队修路以公对公，公事公办，不送烟，不喝酒，不要回扣，群众反映好。
经过这么解释，这位领导想通了，当场对我说：“朱书记，您确实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清官！”
修路工程于1985年2月下旬动工，先建三亚河西路，接着建三亚河东路。动工后，部队工程兵的全体指战员，顶着烈日，加班加点地干，工程进度很快。两条沿河马路仅用半年多时间就竣工了。经过检查验收，不仅达到了工程设计标准，而且还是优质工程。经过结算，总共花了800万元，比预算节省了120万元。
1985年9月中旬，海南区人民政府负责人陈英豪同志陪交通部黄副部长和广东省交通厅的牛和恩厅长来三亚，我亲自出面接待他们。在鹿回头公园向他们讲三亚的发展前景，然后又带他们看临春河潮见桥（当时这座桥是建在水面上的木板桥，潮水涨时就把桥淹没了。潮水落了，才看见桥，故名潮见桥）。黄副部长和牛厅长向桥下看了看说：“这桥早该修了。”
“是早该修了，但我们三亚穷，没钱修。”我说。
黄副部长慷慨地说：
“我给你100万。”
我缠上牛厅长：
“黄副部长给100万，牛厅长您给多少？”
牛厅长回答：
“我只有30万的权，我就给30万！”
我又转向陈英豪同志：
“黄副部长、牛厅长都慷慨解囊了，您怎么办？”
陈英豪同志说：“我也答应给你100万”。
真想不到，仅花半天时间三亚就得到了230万元。而且我向州委书记杨洪、州长王越丰同志汇报，杨洪同志说：
“既然交通部和省交通厅都给了钱，我们也给你100万表示一下支持！”
有了这330万元，我和黄文忠市长及市委、市政府领导商量，是建新风大桥，还是修潮见桥。大家一致认为，应先建新风桥。
因为建新风桥可以使新、老市区之间的交通衔接，方便群众来往。
后来，我们作计划和设计上报，经过自治州和海南区政府批准，用这330万元建了新风桥。可以说新风桥是“观光之桥”、“友谊之桥”和“幸福之桥”。
至1986年底，三亚市政建设总投资4249万元，其中拓宽和新建道路7条，全长5800米；修建海堤两条2300米；改建解放大道地下排水沟1600米；铺设解放大道地板32200平方米；新建新风大桥、潮见大桥等基础设施，畅通了新区和老区的交通；兴建了一批路灯、安全护栏、安全岛等道路安全设施和城市道路的园林绿化，使三亚通畅并逐渐美丽起来。
五、绿化“鹿城”
先从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谈起。
那是1957年9月5日，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来崖县视察。当时中共崖县县委书记是羊德光。州党委分管农村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荫轩从通什赶来崖县陪同视察。当时，我是州党委书记处秘书，王荫轩书记让我随他同行。
陶铸书记住在椰庄5幢别墅。椰庄这个名字是陶铸书记亲自起的，因为那里原来是一位华侨的椰子庄园，椰子树多，故陶铸书记称之为“椰庄”。
陶铸书记说：“我这次来崖县，其目的就是和你们商量如何把三亚镇建设好。因为三亚的自然环境十分优美，我想把三亚建成越南西贡式的城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第二天早上，吃过早餐后，陶铸书记及随行人员从椰庄出发，路经崖县县委、三亚大桥。当车开到食品厂时，陶铸书记发现解放路两旁的木麻王树已被人砍了。陶铸书记当即叫司机停车，指着被砍的木麻王树问羊书记：“路边的木麻王是谁种的？”
羊书记回答：“是日本鬼子种的。”
陶铸书记以责备的口气很严肃地说：“日本人占领三亚都种树，你们却让人砍树，看来你羊德光还不如日本人！”
羊德光同志当时脸红耳赤，无言以对。
王荫轩同志反应快捷，立即解围，说：“砍树的事我们立即清查，坚决严惩不贷。”
陶铸书记说：“今后只准种树，不准砍树，违者要严处。”
一年后，羊德光同志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调往松涛水库工作。
也正因为陶铸批评和调动羊德光之事，使我受到一次生动而十分深刻的教育。时至今日，仍记忆犹新。
20多年之后，上级委任我为三亚市委书记，接任了当年羊德光同志当时的职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到任后就和黄文忠、周成昆、文生知同志商量植树造林问题，最后一致同意成立园林处，专门培育良种树苗，美化三亚环境。
万事开头难，如果没有好的带头人就会难上加难。成立园林处，首先要物色好领导人。市委副书记文生知同志向我推荐榆林基地海螺农场场长杜家深同志。经过考察，我们认为杜家深同志思想政治品德好，工作责任心强，精通园林业务。据此，我赞同调杜家深同志任三亚园林处处长。在任命领导和配备人员的同时，我又批准拨付2万元作为开办经费。
三亚是沙地，降雨量少，气温高，蒸发量大。要绿化三亚，首先要选好树种。到底什么树才适应三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成活率高而且又生长快速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发动群众献计献策。有的提议种酸豆树，有的说种大叶榕树，有的说要种非洲楝，有的说要种椰子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后，决定先进行试种，
然后总结评议，择优确定品种予以推广。
1985年5月底，我去海口开会，顺便去看望在海南中医院工作的妹妹。一进中医院的大门，我便看见门口的右侧有一棵树枝叶茂盛，树枝既多又长，叶子既青又密，树冠像一把特大的遮阳伞，把太阳遮得严严实实，太阳的光射不透它那阔大而茂密的树叶。我驻足对这棵树看了又看，感到非常中意，找到许声宏副院长了解这株树的情况。方知这株树叫紫檀，是从文昌中学引进的扦插育苗培育长成。
会议结束之后，我将在海南中医院看见的那株紫檀的详细情况告诉给杜家深同志。他听了很高兴，让我抽时间带他去中医院看看。
6月5日，我和杜家深同志专程去海南中医院看那株紫檀。杜家深经过仔细观察之后，认为紫檀是四季常绿树，枝叶茂盛，适应性强，用于绿化街道、庭院、宾馆都很理想。
我和杜家深同志前往文昌中学找到校长潘正吉，请求他支援扦插种苗，绿化三亚这片曾经被称为南荒极境的土地。潘校长当即表态：“朱书记，三亚需要紫檀枝条做种苗，你就派人来剪采枝条吧！”
杜家深同志做事雷厉风行，说干就干。通过几天准备，先后从文昌运回树苗十多万株。最后把市委大院、三亚镇后院都变成培育紫檀树苗的基地。并且又在南边海、田独、三亚湾等地建起四个育苗基地。
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三亚市委大院，解放路，新民街，胜利街，三亚湾，正南路，三亚河东路、西路两旁和三亚港庭院，三亚一中、二中都种上了紫檀，而且成活率达96％以上。整个三亚市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绿油油、郁郁葱葱的紫檀！随着三亚的绿化成功，杜家深也因此成为三亚人人皆知的“三亚美容师”。
三亚率先引种紫檀绿化的成功，使海口市、自治州和各县的领导人刮目相看。海口市派人来三亚向杜家深同志取经，并购买了几千株紫檀树苗用于绿化海口；自治州副州长康省民亲自来三亚园林处请教，并给30万元人民币，请杜家深同志去绿化太平山庄；陵水、东方、昌江、乐东、通什、保亭、琼中等市县都派人来请教杜家深同志，并买树苗绿化街道。现在紫檀已成为海南人民群众喜爱的绿化树种，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或者是黎村苗寨，到处都能见到生机勃勃、郁郁葱葱的行道树紫檀！
在抓好城市造林绿化的同时，我们同时加强了乡镇的造林绿化工作，并决定市领导干部下乡蹲点，负责抓好造林绿化工作。1986年2月，我发现造林联合体、专业户、重点户需要机耕，便和外地联系，调来拖拉机3部，供应柴油10吨，解决了造林的机耕问题，加快了植树造林的进度。到9月份，全市造林面积达4100多亩，超额完成全年造林任务。就全市而言，1984年完成造林面积12900亩，1985年完成造林面积18500亩，1986年完成造林面积27000亩。并结合造林美化了三亚湾的绿色长廊，后来被一些文化人誉为“美丽的椰梦长廊”。
六、“忘我”在北京
1986年，在三亚市人大一届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向与会的全体代表汇报我们一行五人赴北京争取项目的情况。
当年4月下旬，由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成立的“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筹委会给我发来了电报：
“海南三亚市委书记朱家仁：‘首都援琼联合会’的构想及可行性报告已呈报中央，拟于5月上旬召开成立大会，敬请届时参加。”
我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既有现实意义，也有历史意义。因为，由民间自发如此规模的援琼举动前所未有。我专程前往通什，请示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杨洪书记。杨书记也非常重视和支持此事，叫我一定要去。
说实话，这次赴京的目的不仅是参加“援琼会”，也想利用进京开会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汇报工作，建立关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若有可能从北京“求点财”（拨款）回来，解决三亚市的道路建设及水源池建设等急需解决的资金问题，那就更好了。还有一个是想解决被武汉、西安扣留的1000万元电视机货款问题。我市外经委放了一批电视机到武汉、西安，被他们扣住。我们和他们交涉，他们不放，我们便将他们告到北京。
这就是我们去北京的缘由之一。但能否达到目的，要靠我们去努力争取了。
党中央、国务院早有明文规定：地、市、县一级有事只能向省汇报解决，一般不能直接进京。为了办妥进京的合法手续，我先去通什找州人民政府王祖武副州长。王副州长表示：
“只要你进京能把东西要回来，需要州政府写介绍信，我们就给你写。”
我把工作安排好后，5月12日，我们五位同志从三亚机场直飞广州，住在广东省人民政府招待所。
当天下午，我给广东省刘田夫省长打电话，说有事要拜会。刘省长说：
“欢迎你到我家里来。”
到了刘省长家里之后，我向他讲明来意，除了请他帮忙写一封省政府的介绍信之外，还请他给朱一明副秘书长和省上有关领导、有关单位打招呼，写证明让我赴京找中央有关部门办事。刘省长立即打电话给朱一明副秘书长，并交代朱副秘书长次日上班时间在省政府办公厅接待我，而且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名义写介绍信给中央有关部门，请他们对我们赴京工作给予支持。
5月13日9时，我和唐明东同志到省政府办公厅时，朱一明副秘书长已在办公厅等候，他问候之后说：
“你去北京需要找哪些部门和什么领导，要写清楚。”并拿着政府办公厅的信笺让我自己写，他盖公章。我将给国家民委、农业部、体委、计委、中财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等部门的介绍信都写好之后，交给朱副秘书长盖上省政府办公厅的公章。
倘若没有刘田夫省长和朱一明副秘书长的帮助，没有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的介绍，我们是无法在北京找中央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的。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广东省财政厅的陈继兴处长。除省财政厅给我们出具的介绍信之外，他还以个人名义给财政部马司长写信说：“三亚市委书记朱家仁、财政局唐明东到北京参加‘援琼联合会’，并向部领导同志汇报工作，请接洽并给予支持为盼。按照部里通知，地、市、县都不准直接到京要求解决问题，我们已对下属单位贯彻部里的指示。但开发中的海南岛及三亚市属于特殊情况，望予特殊政策处理。”
由此可见，按常规我们是没有资格进京直接找国家机关办事的。但因三亚“风水”好，加之我们的人缘关系，可按特殊政策处理，我们才有了这个机会。
我们是乘5月14日12点40分的航班抵达北京的。
这次进京的收获很大，主要在政治、经济、宣传文化、信息和人才五个方面，令人十分满意，兴奋不已！
1．建立了“人脉”
三亚赴京的五位同志参加了“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大会”。大会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北厅。大会的发起人之一、主持人杜兰弟还请我在会上发言。我很激动地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和三亚市33万各族人民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的壮举表示衷心感谢！我还向大会介绍了三亚市的基本情况，使首都人民对三亚有初步的了解。
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岛的老军长、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韩先楚同志，因病住院，听说要召开“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非常高兴，表示要参加成立大会并接见我们。后因为他临时发病，不能参加，他深表遗憾。
18日9时，我们特地去医院看望韩老，对他表示崇高敬意，称颂他在解放海南岛的显赫战功将彪炳史册，并祝愿他早日康复！成立大会召开时，韩老特地派他的三儿子韩战南代他参加大会。据说，韩先楚上将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取名战北，是转战东北时出生的；次子是解放北平时生的，取名战平；三子是解放海南时生的，故取名战南。三个儿子所取的名字不但都打上了解放战争进程的烙印，而且“战”字象征着拼搏与进取，韩先楚将军的戎马生涯在给儿子的名字上体现出来。韩先楚将军派三儿子战南来参加大会，可谓是名正言顺，对号入座。
海南行政区人民政府对“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也非常重视，特派王学萍州长作代表出席会议并在大会上讲话。参加成立大会的有200多人。凑巧的是，5月19日正值三亚市成立两周年。三亚市庆祝成立两周年，我们在北京参加“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大事。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并作大会发言，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十分荣幸！
在北京10天，我们先后到国家民委、财政部、国家体委、农牧渔业部、国家旅游局、国家海洋石油税务局、国家侨务办、国家物资总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共中央党校、北京市建委等11个单位，参观了“六五”规划期间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览馆。另外，还挤出时间到卢沟桥拜访张参同志的双亲，到四位正部长家里做客。
在京期间，我们先后拜会了13位国家部委首长、11位司局级领导同志。有的部、司长还亲自到我们住的日坛宾馆问候我们，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接见我们的部、司级干部有：原文化部部长黄镇及其夫人朱霖；农牧渔业部部长何康，副部长陈耀邦、刘江；财政部副部长迟海滨、陈贻龙；国家体委副主任袁伟民、黄中；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王申祥、顾大椿；国家旅游局局长韩克华；国家海洋石油税务局局长田子玉；原一机部部长杨易木。其中何康、黄镇、韩克华、杨易木、陈贻龙及国家《体育报》主编王英恒还请我们用餐。并派他们的专车给我们用，连汽油钱也不肯收。如黄镇部长派他的专车“奔驰300”送我们去中南海、国务院、中央军委、中顾委的所在地。这样规格的接待，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次。
我们这些都是小干部，能顺利在京直接找国家部委办事并得到接待，这不仅是给我们赴京的五位同志的特殊礼遇和特殊荣誉，也是给三亚市33万各族人民的特殊礼遇和荣誉！所有这些，不仅使我感到在三亚工作的光荣，更让我感受到在三亚工作的责任重大！
1986年春节，赵紫阳总理来海南10天。不是去海口，而是先来我们三亚，并且在三亚和我们过大年。初一晚上，赵总理在陆军大院先接见我们三亚市局级以上干部100余人，并与大家一起留影，然后才去看电影。试想，若是我们不在三亚工作，我们能有机会见到赵紫阳总理吗？这是我们沾了三亚市这块宝地的光啊！
这次进京，不但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和国家有关部门、有关领导的关系，而且还广交了一批新朋友。这些关系和友谊是来之不易的，是难能可贵的，是无价之宝。有了这种关系和这么多的朋友，以后我们赴京就不难了，有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了，我们非常珍惜这种关系和友谊。
2．争取了资金
赴京之时我就有些担心，进京不易回家也难，如果在争取资金方面没有收获，两手空空，那么回来就不好向三亚人民交代。这次，我们是满载而归：由于我们的努力和国家部委对三亚人民的厚爱与支持，我们先后从国家有关部门争取到170万—175万元资金（财政部100万，广东省财政厅50万，中华全国总工会同意给20万—25万；其中文化部拨给我们修孔庙的10万元还不计算在内）。
1986年5月16日中午，为了在下午上班之前赶到国家财政部，我和唐明东同志连午饭都没有吃。赶到国家财政部时刚好是下午2时的上班时间。国家财政部在家主持工作的是迟海滨副部长，他也是国家财政部的党组副书记。迟副部长很忙，只给了我们半个小时时间。我便向他汇报了20分钟，唐明东同志讲了10分钟。迟副部长说：“好，我答应先借给你们70万—100万元。
通过唐明东同志再次汇报，做各司的工作。其中，有位女处长，她的爱人是计财司马司长，我们汇报时她也在场。她对爱人说：
“我的司长啊，你就拨给他们吧，他们三亚那么穷，你借给他们，将来也是没有钱还给你的，干脆拨给他们算了。”
那位马司长说：
“好，我听你的，就拨给他们！”
原来迟海滨副部长准备借给我们70万—100万，借三年。经过唐明东同志做工作，从70万做到100万，而且是拨，不是借，是无偿给我们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沟通与理解是多么重要了。
我们这次赴京，既要到钱，又要到物，我和唐甸庆同志赴国家计委，说我们水源池第二期工程需要450吨钢材。国家计委给我们开单子，同意给230吨，我们拿计委的条子去国家物资总局，他们在计委开的条子上加盖公章，又叫我们回广东省物资局要，说这样做既省工、省钱，又省了时间。
3．进行了“高层”宣传
中午，我和唐明东、唐甸庆一起赶到韩克华局长家，韩局长没空，让我们晚上9点来。到了约定的时间我们又去了韩局长家，韩局长原打算和我们谈半小时，但由于越谈越兴趣，越谈越投机，结果谈了一个半小时。韩局长原来当过外交部副部长，满腹经纶，既有口才，又有文采，谈到兴奋之处，他诗兴大起，不禁当场赋诗曰：
南国风光推崖州，
万里银沙海碧透。
奇趣天成景物美，
四季温暖花不收。
盘古以来荒阪地，
治世无术民忧忧。
十载之后显盛世，
物丰人杰胜千秋。
韩局长说：“我在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曾经说过，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也有人讲我国山水最美是杭州，谁都想争冠军。我是国家旅游局局长，桂林、阳朔、杭州我都去过，我认为它们都比不上三亚美，冠军应该三亚拿。所以，我这首诗的第一句就是‘南国风光推崖州’。‘盘古以来荒阪地，治世无术民忧忧。’‘荒阪地’所指的是三亚，即古城崖州。为什么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它都是‘荒阪地’无人开发呢？这是因为从盘古以来的历代王朝，即历代统治者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对头，使全国的老百姓生活痛苦，忧心忡忡。‘十载之后显盛世，物丰人杰胜千秋。’就是说再过十年之后，我们中国更加强盛，达到太平盛世时，三亚是怎么样呢？是‘物丰人杰胜千秋’呀！”
韩克华同志所写的这首诗，既是对我们三亚的真实写照，也是对三亚的公正评价。这并不是一般的文人学者对三亚的评价，而是以国家旅游局局长的身份和目光对三亚的评价啊！
这首诗，不是普普通通的诗，而是宣传三亚旅游业的无价之宝。我们应当把韩局长这首诗作为宣传三亚、推销三亚最好的名片，广为印发，广为传扬。三亚的所有宾馆酒店都要宣传，让所有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都知晓！三亚旅游部门到国内外参加旅游会议，都要加以宣传，在三亚、在海南、在全国乃至在全球，让更多的人都知道三亚美，知道“南国风光推崖州”，三亚山水甲天下。倘若我们做到这些，我们就是把宣传三亚的工作做到家了。那时，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将成倍递增，三亚的旅游事业将蒸蒸日上！
4．旺了“人气”
在“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很多朋友向我介绍了不少信息，特别是杨易木部长带我们去参观了“六五”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使我们在科技信息方面收获更大。我和唐明东同志去财政部农财司，司里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掌握全国的农财款，只要我们的农业项目和他们资金的投向挂上钩，我们就有钱了。
我们到农牧渔业部何康部长家，何部长留我们在家里吃晚饭。席间，我对何部长说：“我们来一趟北京不容易，能见到您更难。这次来找您，是请您帮助我们解决一些问题。”何部长说：“家仁同志，你那里的情况我了解，你的项目我也知道，但我实在太忙，明天我就要外出。我写张条子给你，你去找我部里有关的人去办。我部里每年掌握十多亿元钱，但是你的项目要跟我们部里钱的投向挂上钩。”
第二天上午，我拿何部长写的条子去找计划司的陈司长。陈司长对我说：“我们农牧渔业部好似个药店，当归、防风、北芪、甘草等什么都有，你要让有开处方权的医生，拿处方（即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来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把‘药’（即钱）给你。你们海南很穷，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却很好，但从我当司领导至今，尚未有人送个报告给我，也没有人上北京来找过我。朱书记你是海南第一个来找我的，我一定支持。”
韩克华局长也给了我们很多信息：“你们海南岛是全国七大旅游区之一，三亚又是海南的重中之重。为了投资亚龙湾，我要带个头，我韩克华说话是算数的。现在谁都说亚龙湾好，但都不愿投资。我就给你们亚龙湾700万，再给天涯海角50万。这些钱你们要花得好，花出效果来，以后还可以继续给。”
5．奠定了基础
凤凰机场的命运如何？
这是我们三亚人民最关心的问题。
原来赵紫阳总理决定拨8000万，现在中央要加码，拨到一个亿，缺口由四家即广东省、海南、自治州和三亚解决。三亚虽然没有钱，但该我们出的也要出，没有力就“借力”。因为机场建起来，我们三亚和全国各地的距离就拉近了，和各地来往就方便快捷多了，来三亚旅游度假的人就多了，三亚的人气就更旺了。
我在“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言时，有许多记者拍照。不知有多少闪光灯对准我，使我的眼睛都难以睁开。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我发言尚未结束，就有很多大学生来找我，其中有的是北大的。他们问我，毕业后他们来三亚行不行？我说行！你们来三亚我欢迎，来多少我收多少。原来我愁要不到人才。经过宣传，大家知道了三亚将来发展的前景，知道在旧社会被人们称为“天涯海角”、“鬼门关”的三亚，将要建设成为东方夏威夷，甚至胜似夏威夷。因此，有许多人都愿意来。第一个报名来的是张参同志，他是《中国工商报》的编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来又学法律和经济管理，可谓双料大学生。他29岁，已写了许多书，著书立说，是很有才华、有前途的人才。他对我说，他已下决心来三亚，并且要将户口迁来三亚。我说，户口留在北京，你去三亚工作后，若是认为不好，你可以回北京。他来三亚，我带他去看亚龙湾，并和他谈了三亚的发展规划，他便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天涯海角起宏图》，另一篇叫《关于亚龙湾的构想》。这两篇文章我都看过多次，确实写得很好。张参同志来三亚工作作了不少牺牲。他在《中国工商报》工作环境很好，待遇也高，可以到全国各地去采访。这次，他母亲给他2000元买电视机，他为了筹备召开“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全部花光了；他有一个对象，已经谈了六七年，双方感情都很好，已谈婚论嫁了，女方是个大学生，又是个独生女，女方及其双亲对张参去三亚工作的事都不支持。张参对他们说：
“你们想不通，我们只好南北分飞。我去三亚，你在北京。”
女方十分伤心地说：
“我们交往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舍得走？”
张参回答：
“三亚，我义无反顾，去定了！”
22日晚，我到了张参家。一进门，他的家人都很热情地接待我。他爸爸问我：
“朱书记，你看过张参写的那两篇文章吗？”
“写得很好，我看时有三处使我感动得流泪：
一是看到苏东坡‘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使我动情；
二是张参写‘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到天涯心不死’使我感动；
三是张参这一代青年的爱国热情，使我激动。”
有一位部队作家看了张参同志写的这两篇文章，特地来找我，说他过去根本不知道三亚是什么地方，现在才知道三亚是个热带滨海国际旅游度假胜地。他请我给他留个地址，他要邀请全国有名作家来三亚，写文章宣传三亚。
赴京的机会难逢，时不再来。
“我们这次进京求索时机是极好的。”
有同志问：
“好在哪里？”
好在党中央、国务院的许多领导都来过海南和三亚，尤其是胡耀邦、赵紫阳、乔石、万里、李鹏、刘华清、谷牧、张爱萍、阿沛·阿旺晋美、黄镇、刘澜涛、王恩茂、方毅、陈慕华、李一氓、何康、杨成武、杨得志、朱学范、费孝通、韩克华、陈再道等都来过三亚。赵紫阳总理一行视察海南和三亚回京后，为了贯彻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在海南的指示，中央召开了17个部委办局领导会议研究落实。加上媒体舆论，三亚在北京已有了很大的名气。
以前，在三亚召开全国性会议不多，我来三亚工作后，只有几个全国性会议在三亚召开：一个是全国党校会议，一个是全国珊瑚研究会，一个是全国环境保护会，一个是全国医药会，我都参加了。我参加这些会议，其主要目的是向与会者宣传三亚，使他们了解三亚。
在参加全国总工会召开的会议上，我了解到全总副主席王申祥每年有5000万—6000万元钱的支配权。开完会，我就邀请王申祥副主席去看三亚的旅游景点。他告诉我，他打算在三亚建个国际海员俱乐部。海口和八所已建了国际海员俱乐部，三亚还没有。三亚每年有50艘外轮靠港，上千位国际海员来到三亚，没有地方给他们玩，影响很不好。为此，我们在全总争取了200万元，在三亚建国际海员俱乐部。
在袁伟民、黄中来三亚时，我陪他们去看亚龙湾、三亚湾、大东海。他们对三亚的热带滨海风光赞不绝口，我提出请体委在三亚建设冬训中心，叫我们三亚体委给他们写报告后由他们报国家计委和财政部。
我们五位同志进京后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我们在北京10天，光开会就用去两天。剩下8天时间，我们去了13个部，有的部先后去了几次（农牧渔业部去了3次，财政部去了5次），还参观了“六五”期间全国科技攻关成果展览馆和去张参同志的家拜访他和他的家人。
我们在京的时间全部用在办事上，没有时间上街买东西，甚至我穿的短袖衬衫也是满江海记者让给我的。我从三亚赴京时只穿一件衬衣，原以为去那边可以上街买件新衣，但想不到抵京后忙开了，一连忙了四五天都没有时间洗衣服，也没有衣服换。正好满记者专程从天津赶来北京参加“援琼联合会成立大会”。他来看我时，我见他刚买一件短袖衬衣。他身材和我差不多，我便冒昧开口求他转让。他要送给我，我没有答应，给了他100元钱，但他只要8元，说是花8元买的。
在京期间，我们的住处还要留人值班，因为部、司领导同志会来看望我们。全国总工会的顾大椿、王申祥同志先后来了三次，航天部一位副部长也来了两次，海洋税务局的田局长带他的办公室副主任来看望过我们，中财部农财司司长也带他的爱人来过。另外，还有几批记者来找我们了解三亚的情况。我们回家的那天，《人民日报》三个记者来到我们住的地方，让我向他们介绍三亚情况。因为我们马上要返回三亚，没有时间，我将张参同志所写的两篇文章送给了他们。
16号那天，我们跑了六个地方：早上，和上海的投资商谈纺织厂的问题。上午10点钟，又赶到国家民委招待所和“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谈成立大会的有关问题。11点钟，我从民委招待所出来又要赶去中财部，因为迟副部长约我们中午1点向他汇报工作。我和甸庆同志为了准时赶到中财部，连中午饭也没有时间吃。当时，我们又饿又累，在路边的小店买了两个面包和两瓶汽水，一边吃一边赶路。当我们赶到中财部门口时，是12点56分，事先在此等候的唐明东同志见了我们，赶紧说：
“朱书记，只有4分钟了，赶快跑！”
进入迟副部长的办公室时，时钟正好指向1点。
迟副部长说：
“你们真准时啊，分秒不差！”
我和唐甸庆同志累得只喘着气，不好作答。
这次进京体会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点：
国家部、局、委、办领导和首都各界对海南岛的看法有了很大转变。
在三亚有了很美好的发展定性——“亚龙湾是国际旅游度假区，三亚是国际旅游城”之后，很多人都想来看看三亚。《光明日报》以“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为题，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海南日报》转载了《光明日报》记者写的《海南纪行》之一至之五；《开发报》以整个版面介绍三亚；《人民日报》也发表了有关三亚的文章。总之，中央各个部门、首都各界对我们海南的看法从此有了很大的转变。
回顾39年前，即1973年夏，那时，我担任中共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委党校校长，去北京办事时，没有人接待我。这次赴京就不同了，凡是我们去的单位，那里的工作人员都满腔热情地接待我们。“首都各界中青年知识分子援琼联合会”的发起人杜兰弟对我说：“朱书记，若是你们住在日坛宾馆不够理想，我可以带你们去住京燕饭店，钱由我支付。”
本来，王申祥同志是安排我住高档房间的，但为了工作方便，我和同志们住在一起，而且是普通的房间。赵良茂同志住的房间每天7元钱，我住的房间每天才4元钱。良茂同志感到过意不去，要跟我换房，我没有答应。我们住的是普通房子，吃的是普通餐，但我们坐的是高级奔驰车，是黄镇部长派他的专车给我们代步的。
在北京我才真正感到在三亚工作非常光荣，责任重大。
我们这次进京之所以顺利，还要来了大量的钱和物，一方面是中央和各级领导重视、关怀三亚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注意做好汇报和沟通工作的结果，如乔石、李鹏、万里、黄镇、谷牧、王震、王恩茂、阿沛·阿旺晋美、陈慕华、方毅、杨得志、杨成武、迟海滨、顾大椿、王申祥、袁伟民、屈武、杨易木等，他们都来过三亚，我都接待过他们，并详细地汇报过三亚的情况，目的是让他们了解三亚、理解三亚和支持三亚。
如果没有将三亚定为国际旅游城，或没有将亚龙湾定为国际旅游度假区和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三亚就不可能这么快地升格为地级市，甚至海南也不可能这么快地建省，海南也不可能这么快促成国际旅游岛建设并上升为国家战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三亚市的旅游业发展，加快和推动了海南行政区的升格，也促进了海南社会经济的进步和旅游业的规模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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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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