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魔魇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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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三亚情》 图书
唯一号: 200120020230004025
颗粒名称: 六、十年魔魇
分类号: D652
页数: 4
页码: 20-23
摘要: 本文主要描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斗争和种种不公正待遇,涉及到个人受到的冤枉和污名化,以及对他人的迫害和打击。整篇文章表现出对当时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的不满和反思,揭示了个人和集体身处其中的艰难和无奈。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 斗争

内容

“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唐·韩愈《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独宿有题一首献杨常侍》)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到后来“革命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开始批判本地区、本系统、本单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金猴奋起千钧棒”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
  就在武斗乱得最厉害的时侯,有些眼红我的同志,认为整我的时机又到了。1968年,这几个人为了把我打成“反革命”,他们以“外调”为名,到处找1946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长安小学的档案,他们在这所学校的教师(几乎全是国民党员)的档案上,伪造字迹,把我的名字添加在国民党党员的花名册上。他们以“潜伏的阶级敌人”之罪名把我打倒在地,并且是“证据确凿”。
  那时候我惨极了,我的爱人怀孕被打伤流产,赶出原来自己盖的房子,我们被迫另外在山边盖毛草房栖身,我爱人流产了,全家都没有过好年。说我是国民党的骨干分子,说我是在共产党内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是在深挖阶级敌人运动中“挖”出来的,要把我清除出革命队伍。我不服,要上诉,结果我挨斗挨批了。
  1976年以后,各地的党组织基本被冲击了,各省、市、县的政权名称是××县革命委员会。到1970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时,我专门就这件受诬陷事件写信给自治州革命委员会刘荣主任,请求上级调查落实。我因为曾经给刘荣主任当过秘书,所以他对我的为人非常了解。刘荣主任收到我反映情况的书信之后,连夜派人去查阅作为“证据”的档案,专案人员通过笔迹和墨迹比对,认定我那个名字是后来另外(添加)写上去的。为我平了反,把我从五七干校依原调回自治州当革委会新闻报道组组长。之后,又叫我担任革委会政工组宣传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任命我担任自治州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1976—1979年,我被下放到琼中长征公社搞农村“路线教育”。那时候,在农村搞农业生产的基本上都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他们的子弟,也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贫下中农”说他们是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可以不搞生产。
  农民是要种田的,农民不种田,吃什么?
  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从1969—1979年,全海南岛各地都缺粮食,导致农民吃不饱饭的农业生产问题,是长期困扰海南岛的首要问题。
  我在东方新村公社龙卧村,生产队种的水稻刚刚发黄粒的时候就有人偷。上级叫我们驻村工作队“务必保护劳动果实”,并决定由我带一个工作队和民兵排去检查,要防止老百姓去偷“劳动果实”。去了之后发现,实际去偷稻谷的是民兵的家属,他们不仅不抓,还当掩护。后来,靠民兵守不住了,就叫工作队员“掺沙子”去守。结果呢?逮住的“小偷”,却令工作队既啼笑皆非又心余力绌。
  是什么人偷这些刚刚发黄的稻谷谷粒呢?令我痛心的是,这些“小偷”竟然是十岁左右的小孩、中年妇女以及老人。特别是妇女,如果要抓她们,她们不怕,而且当着工作队员的面脱光了裤子!队员苏良跑步向我报告了这个情况,我说:
  “撤!马上收队。这是一道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
  苏良不懂,问我:
  “为什么?”
  我见他不懂,耐心地解释说:
  “有句古话道:‘人饿了不要面子,鸡饿了不怕棍子。’鸡要饿了,你拿棍子赶它,它要吃,所以它不怕;当这些农村妇女饿了脸面就不顾了,脱裤子,你就不能再去抓她们,把她们逼急了,她们会说工作队如何如何,你就没有道理了。”
  在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尤其是看着那些面黄肌瘦、严重营养不良的小孩子们挨饿,更是让我心痛!他们可正是上学和玩耍的年龄啊!如果不是饥饿,他们是不会在田里“掐谷粒”的。
  “民以食为天”,没有饭吃四处颠啊!我心里想,是不是我们的政策出错了?几经考虑,我觉得长期这样搞不行,不包产到户不行了,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解决温饱问题。我召集了村上几个有威望的老农民和村干部座谈,经过商量,决定按人口分摊生产责任田,责任到户,任务到人,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包产到户后,干多干少都是自己的。大家都争着干活,争着种粮,有了粮食就解决了吃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央包产到户政策下来前,我们已经“大胆”地走了一步,效果很好,人人拼命干,再也没有好吃懒做的现象了。
  后来,我在琼中长征公社搞包产到户的事被县上发现了,很多人认为我是搞复辟了,加上我家“民主补课”时曾经被划成过三个月的“地主”,有人背后还酝酿要批斗我,但是情况不一样了。由于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7月6日朱德委员长与世长辞、9月9日毛泽东主席久病不治),国家连续发生的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上面”对农村包产到户是否是资本主义之类的问题,似乎已不太在意了。并且传出“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找紫阳”、“可能要搞联产承包责任制”、“责任制实际就是包产到户”等“小道消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也意识到可能会有较大的社会变革了。
  结果,那些告我的人告得好,上面要以我抓的这个村为榜样,召开现场会推广。琼中县换届征求各公社党委意见,很多公社书记还要推选我当书记。但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不同意,他们派人来找我,并且要调我回自治州。

知识出处

三亚情

《三亚情》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本书是首任三亚市委书记朱家仁的回忆录。书中以峥嵘岁月、和谐家庭、满腔热忱、呼龙唤凤、情系三亚、力铸忠诚、德润留馨、“三改”地名、未圆的缺憾和操守品德十章内容,记述了他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他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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