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雾里看花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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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三亚情》 图书
唯一号: 200120020230004024
颗粒名称: 五、雾里看花
分类号: D652
页数: 4
页码: 16-19
摘要: 这篇文章主要讲述了中国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1958-1961年)期间农村中出现的饥荒和生活困难。这些问题的部分原因是由于绝对公有制、平均分配等极“左”思潮所导致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实际水平。文章以海南岛农村为例,详细描述了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情况,包括农民被迫虚报浮夸、旧衣旧物都被征收、食堂化、瓜菜代等严重问题。最终,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努力,农村才逐步走出了困境,恢复了生产和生活。文章最后以一个村民保命传人的故事结尾,呼吁人们正视历史,珍惜生活。
关键词: 文化大革命 饥荒 平均分配

内容

本来,雾里看花是一个形容对事物看不真切的成语。但长期形成的绝对公有制、平均分配等极“左”思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所出现的过错,人们却讳莫如深,如云如雾……终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答案,人们从亲身经历的痛苦中“悟”出来了。
  后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终于才清楚地认识到,1960年的中国农村“天聋地哑”的原因。
  是由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亩田产稻谷一万斤以上的浮夸风——强迫农民把十几亩田生产的水稻堆放在一起,并且连稻草一起计算数量,虚报浮夸。
  是“超英赶美,大炼钢铁”,砍光了大树炼钢铁,树砍完了就拆门窗、砸家具大炼钢铁。后来,为了凑钢铁数量,完不成任务要农民砸锅献铁。“反正已进入社会主义,农民自家不做饭了吃食堂”;于是,除农具之外,农民已“交”光了家里所有含铁物质的金属家具。
  是农村全面开展“食堂化”,“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错误估计。结果呢?先是四菜一汤,后来连稀粥也喝不上了。到了1959年下半年,农村什么都吃光了,人们开始吃树皮、吃草根,成批成批的人被饿得患浮肿病,妇女们被累、被饿得“子宫下垂”,尤其触目惊心的是,1959年冬季之后,很多农民开始被活活饿死……比如在东方县,一些基层干部为应付检查,就造假了。为了掩盖真相,他们弄虚作假,在竹围囤的下面放谷糠、放沙石,在谷糠、沙石的上面铺一层稻谷让人看,应付“上面派来的干部”检查。实际是假的。
  在这种弄虚作假、天灾人祸之后,海南岛农村已陷入饥饿的深渊。没有粮食,农民只能吃“瓜菜代”了。
  什么是瓜菜代呢?当时田地里种的庄稼没有收成,食堂在煮饭的时候用蕃薯和菜叶代替粮食充饥,这种“瓜菜代”饭食煮好后基本上看不到米,由于蕃薯在地里晒的时候粘上了很多沙石,虽说已经过筛子,但用水煮过后,蕃薯干上依然残留很多沙粒,咬起来嘎吱嘎吱的响,崩得人牙根发麻,根本吃不下去……
  1960年春天,由于饥饿难熬,差不多家家户户都饿死人了。那时候人们穿的衣服呢?且不说样式,未有补丁就是最好的衣裳。每人每年只有5市尺布票(每市尺约合33.33厘米),5尺布票不够做一件衣服,只能做条裤叉,很多农民衣不遮体。
  1960年夏天,村里开始成批地饿死人了,有的全家人死光了都没有人处理后事。后来所有能吃的都没有了,农民们在饿急了之后,开始想到用杀死帮他们劳动的耕牛、暂且保命的悲哀办法。
  牛是当时农村的主要劳动力。毛主席一直不准农村宰杀耕牛。由于上级不准杀耕牛,老牛越来越多。“瘦牛怕过冬,干部怕运动”。耕牛又是集体财产。那时候,人都没有饭吃了哪里还有粮食去喂牛呢?所以,当时的耕牛非常瘦,尤其是冬天,许多牛也快被饿死了。牛要死之前,毛是竖着的。驻村的工作队发现瘦牛问题之后立即向县上作了汇报。县上开会要求一定要做好保护耕牛的工作,县里的主要领导还专门派工作队下乡救牛。
  怎么救呢?就是用白米加糖熬粥,再用竹筒向牛嘴巴里灌。但是,老百姓饿急了就不这么想,他们在腰里别着一把刀,围在牛的周围,恨不得牛马上死了割几块肉吃。工作队员下乡,老百姓是“另眼”看待。这时候的老百姓是想活命,认为是工作队把他们整得没有饭吃,他们跟工作队对着干,把工作队当仇人。
  1961年,党中央通过大量的专题调查,下发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之后,农村情况才逐步好转,后来,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开了一次干部会,他说:“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花明者,自留地也!”准许农民搞一点“救命的自留地”,可以在自留地里种红薯、种玉米,在“打饥荒”时把嫩玉米磨成浆,加南瓜一起煮粥,“南瓜浆,渡粮荒”。农民开始能吃饱饭了,从此,农村人民生活“才得到真正意义的恢复”,避免了农村饿死人的现象。
  1962年,广东省委决定恢复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党委恢复后,为了加强农业,自治州党委又把我调回自治州农村工作部。当时,由于人民公社化的绝对公有制、平均分配、吃大锅饭等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实际水平,农村粮食不能自给,解决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吃饭的农业问题,一直是各级党委的首要任务。那时候农村工作最重要了,1963年我在农村工作部经营科当科长,
  1964年任命我担任农业干部学校校长,1965年又任命我担任自治州委宣传部副部长。
  在这场史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岁月里,我在东方县龙卧村当工作队长,我遇到的一个叫苏亚秦的农民,与他的谈话让我至今难忘。
  那是1961年下半年,龙卧村几乎家家都饿死了人,唯有这个叫苏亚秦的家里没有饿死人。他是大队长兼保管员,负责管理全村粮食和物质仓库的钥匙。社员们说他家多吃多占才没有饿死人。工作队要我去询问他。苏亚秦说:“朱大哥,我太冤枉。为什么我家没有死人呢?因为我是铁打的心肠才没死人的哟。我俩(夫妻)是全家的主要劳力,我父亲要我们上山去找‘瓜菜代’之前,一定要我俩填饱肚子,保住命,然后才给小孩和父母亲吃。父亲说,就是他们二老和孩子们都饿死了,只要留住我们两个活下去还可以再生。如果都吃一般多,全家人都会饿死,我们家就绝后了。你为我家传宗接代了,不仅不是不孝,是大孝。
  我按照父亲的意见去做,结果不仅家里没有死人,而且还保住了全家。”在眼睁睁地看着到处都没有东西吃的年月,我就让苏亚秦把这种保命办法对村里人说,并且在心里暗自肯定了这种保命传人的办法。

知识出处

三亚情

《三亚情》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本书是首任三亚市委书记朱家仁的回忆录。书中以峥嵘岁月、和谐家庭、满腔热忱、呼龙唤凤、情系三亚、力铸忠诚、德润留馨、“三改”地名、未圆的缺憾和操守品德十章内容,记述了他的心路历程尤其是他在担任三亚市委书记期间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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