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
二十余年来，我在担任编辑、为人耕耩之余，也利用一些鸡零狗碎的时间，在同样鸡零狗碎的小块耕地上，稀稀落落地播种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庄稼”。我兴趣太广，创作涉及的文学体裁、形式十数种，却没有一样是写得顺意的。俗云“老婆是别人的漂亮，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看自己的文章却从来无此感受，永远觉得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改了一百回还想改。发表后则又随手束之高阁，不再理会。
前些日子，胞弟耀琏、耀崧从海南故乡来看我。他们虽处文学圈外，却比我本人更关心我的事业，乃极力敦促我将这些年刊出的作品分类编几个集子。好友张晨曦更赞同此举，并愿倾力相帮。两位弟弟于是翻寻有关剪报，先集拢其中的散文，由我作了一番筛选，据其内容归为四辑，即“世路飘蓬”、“士林寻幽”、“天涯走马”和“艺海漫游”。于是有了这本小书：《月亮雨》。
“世路飘蓬”一辑的篇什，大都与我的身世和际遇相关。其中的《林海沉香》和《金钱草》，分别写了我此生最敬重并一直奉为楷模的两个人物：父亲张照魁和叔父张照贤。他们虽是普通农民，但其人格的光辉总令我感到自己的语言功夫相形失色，故曾多次欲写辄止，未能成文。现在，我总算为这两位将我塑造成人的灵魂导师各作了一幅素描，虽尚难反映其懿行于万一，但庶几偿还一笔久欠的心债了。
其余三辑，“士林寻幽”专写我接触过的一些文化人；“天涯走马”写故乡海南绮丽的山光水色；“艺海漫游”写本人一些文艺见解。四辑散文作品的内容可用八个字分别简述之，即“说己道人、纪游谈艺”。虽取材、写法各各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我的人生观。
早期部分作品，如今看来已显得非常幼稚浅薄了。在积累一定学识之后的今天回首前尘，始知人生不过是连结着生前死后两个无限的一段短桥。桥虽短促却要负载太多太长的重压与忧患，且无一例外地都以此岸自己的哭啼开始，以彼岸他人的泣别告终。桥与人一样，是为着履险负重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它出现的地方，不是断崖、险道，便是水泽、风涛。惟其如此，它才显得那么英伟与壮美！
文学，应与“桥”融为一体并忠实地录下其苍凉豪壮的歌哭与沉吟，并为其慰苦疗伤，启思长志。
散文自然也该如此。但我至今还远远未能做好这一点。
（二）
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材料。而一个作家语言功力的高下，主要地是由散文来显示的。文字技巧欠缺的人，可以凭着讲故事的才能去写小说；凭着丰富的想象和激情去写诗；凭着渊博的学识或新颖的观点去写论文，——这三种文体的特点和重心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作者的语言缺陷；但他一旦写散文，则缺陷就难以遁形了。散文最能综合考察和检验作家的文字水平。我爱它，又怕它。
明知其不宜为而为之，决非因为自信，实乃出于傻犟。我常以苦吟古典诗词的“牛劲”来写作散文——努力提炼美的意境，捕捉最能体现这意境的视觉形象，并用尽可能精确和简练的文字描绘出来。这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从开始酝酿到“熬”成一篇．有时要持续数年之久。
用色彩、线条给人造像，最难形神俱似。用文字给心灵与世态造像，更见其难。有时画虎成猫仍浑然不觉，辛辛苦苦地修改、抄正，投稿前反复自审，才发觉写歪了，于是整篇推倒重来。表述时总要慢斟细酌，在千百种可行方式中苦寻最接近妥贴合理的那一种方式；从茫茫辞海里打捞最恰切的字眼、词语和句子，务使文辞精当准确、分寸适度；文理疏密有规、浓淡相宜。
行文则力求点到就止，不使浪费；让语言结实简明，杜绝含意或字面上的重复。尽量做到文无冗段，段无冗句，句无冗字。这一点和罗丹用一句话概括过的雕刻艺术相通，即“把多余的部分去掉”。而要稳准地判别哪些字句多余，则须深刻理解描写对象，正确把握作品题旨，并具备感应和处理语言密度的过硬本领及筛选与剪辑写作素材的高超技巧。
既要“准”，又要“简”，这两个字已够我们努力一生了。而优秀的散文语言还必须淡而有味，质朴自然；含蓄蕴藉，形象生动；新颖脱俗，别具一格；言之有物，情感丰盈；声调抑扬，好读易记。但这已远远超出单纯文字技巧的范围了。我深感语言艺术象一座迷宫，进入者倘要偷懒，便只能四顾无路，坐困愁城。只有不惜心血，苦苦探寻，才能走出迷途，踏上正道，找到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
我自愧不才，只能以勤补拙。文稿草成后总要大改小改数十遍。待作品基本定形，几千字初稿往往仅保留着数百字或几句话，甚至片言不存。七、八年前当报社记者时，我也曾写过好些一夜完稿、翌日发排的急就章。但涉及文学创作便不敢怠慢，唯恐对不住读者、失敬于艺神。为留个纪念，本书也收录了一些急就的应时之作。但多数篇章的文字锤炼是下了苦功的——尽管现在读起来还可以挑出许多毛病。就里艰辛，唯有天地可鉴，他人无法洞明。
（三）
十年前，当我的黎歌汉译集《五指山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有过一阵欣悦。而今天，面对行将付梓的《月亮雨》，我却是悲喜皆无，只有一丝苦涩了。因为我已非昨日之我，而文坛也早逝光难再，不复旧观。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降，中国文学界经受了两次大浪潮的冲击和考验。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浪潮，第二次则是目前正在勃兴的经济浪潮。两次浪潮的性质和形式截然不同，前者带来的是灾难与毁灭，后者带来的则是震撼和挑战。而当今驰骋文坛的中年骨干，大多数是从两次浪潮的间歇处崛起或初露头角的。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前的末代作家，也是新时期的第一代作家。
剧变的历史注定了这批文人特殊的不幸与幸运。他们肩着承先启后的使命而于新旧交接的夹缝中备受挤压。传统观念和时新意识在心灵的冲撞使他们倍感痛苦。他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广阔的生存空间，但自己以心相许的文学圣殿也逐渐消失了昔日的灵光和威仪，“进香者”日见稀落，自身的困窘日甚一日。原因是“赵公元帅”地位飞升备受崇仰，寒畯的“文曲星”只好屈居末座；而“圣殿”里又不幸混入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清客、市侩和流氓。
这时不顾钱眼大开、市声汹涌而依然专一钟情于文学的作家，好比清贫、坚忍而赤忱的采煤工人。他们在生活的地层深处为人间挖掘希望的火种。那些试图只拿文学当小妾或情妇的人则只能在地表捡一点煤渣充填空囊。他们以为自己在“玩”文学，其实文学更在不客气地玩着他们。
我自认也算一个文学“煤黑子”，虽然所获甚少令我汗颜但决不会拿煤渣充好煤去欺哄用户。不幸的是时下售“煤”往往还得倒贴钱财。干这营生实在无利可图，弄不好还有葬身煤海之虞。当我白天忙完了编务，又通宵滚爬于方格“坑道”里，艰难地拖出一串串文字“煤块”而熬着心血炼制作品的时候，也曾有过动摇与惶惑：这样干是何苦呢？“利”与此无缘，“名”亦已贬值；自己又仅是文海一鱼，存殁与这“海”何干？
然而既要活着，总得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活法并藉此撑起脊梁。没有别的本事，只好选择文学，也自甘接受文学选择。明知这是一条孤寂而贫贱的荆途，但我不想却步更不会恸哭而返。自叹才疏学浅，迄无成绩。这册“炼制”时间跨越十几年的小书，本也不值一提。只是既然写了，也不妨推出以证生存。只要苍天假我以年，我仍愿在煤层中继续努力开掘。
——煤兮美兮，令闻令望。凿坑从之，道阻且长……
张跃虎
1993年11月28日凌晨—
1994年1月2日清晨5时许，广州又：
今年三月赴京公干，顺便拜访了刘锡诚、马昌仪夫妇。这两位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承蒙锡诚师为本书作了精采的序文——他对我这个因相距遥远编务繁忙而无法经常与他接触的后学能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和准确的评价，实在令我惊讶和感动。我由此想到“心灵感应”，想到人间或许真有一种看不见的“思维波”，而波长一致、频率相同者总会在冥冥中沟连。先有这种沟连，作品才能充分发挥其传导作用，从而成为心的灵媒。
感谢锡诚老师，也感谢我的另一位至交——企业家张晨曦。我们是初中时代的同窗好友，数十年如一日维系着真挚的情谊。他对我的事业的关心、帮助和督促，我将永志不忘。
作者附识
1994年3月18日凌晨一时
于广州，红棉酒店
二十余年来，我在担任编辑、为人耕耩之余，也利用一些鸡零狗碎的时间，在同样鸡零狗碎的小块耕地上，稀稀落落地播种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庄稼”。我兴趣太广，创作涉及的文学体裁、形式十数种，却没有一样是写得顺意的。俗云“老婆是别人的漂亮，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看自己的文章却从来无此感受，永远觉得总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改了一百回还想改。发表后则又随手束之高阁，不再理会。
前些日子，胞弟耀琏、耀崧从海南故乡来看我。他们虽处文学圈外，却比我本人更关心我的事业，乃极力敦促我将这些年刊出的作品分类编几个集子。好友张晨曦更赞同此举，并愿倾力相帮。两位弟弟于是翻寻有关剪报，先集拢其中的散文，由我作了一番筛选，据其内容归为四辑，即“世路飘蓬”、“士林寻幽”、“天涯走马”和“艺海漫游”。于是有了这本小书：《月亮雨》。
“世路飘蓬”一辑的篇什，大都与我的身世和际遇相关。其中的《林海沉香》和《金钱草》，分别写了我此生最敬重并一直奉为楷模的两个人物：父亲张照魁和叔父张照贤。他们虽是普通农民，但其人格的光辉总令我感到自己的语言功夫相形失色，故曾多次欲写辄止，未能成文。现在，我总算为这两位将我塑造成人的灵魂导师各作了一幅素描，虽尚难反映其懿行于万一，但庶几偿还一笔久欠的心债了。
其余三辑，“士林寻幽”专写我接触过的一些文化人；“天涯走马”写故乡海南绮丽的山光水色；“艺海漫游”写本人一些文艺见解。四辑散文作品的内容可用八个字分别简述之，即“说己道人、纪游谈艺”。虽取材、写法各各不同，但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我的人生观。
早期部分作品，如今看来已显得非常幼稚浅薄了。在积累一定学识之后的今天回首前尘，始知人生不过是连结着生前死后两个无限的一段短桥。桥虽短促却要负载太多太长的重压与忧患，且无一例外地都以此岸自己的哭啼开始，以彼岸他人的泣别告终。桥与人一样，是为着履险负重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所以它出现的地方，不是断崖、险道，便是水泽、风涛。惟其如此，它才显得那么英伟与壮美！
文学，应与“桥”融为一体并忠实地录下其苍凉豪壮的歌哭与沉吟，并为其慰苦疗伤，启思长志。
散文自然也该如此。但我至今还远远未能做好这一点。
（二）
语言是文学的基本材料。而一个作家语言功力的高下，主要地是由散文来显示的。文字技巧欠缺的人，可以凭着讲故事的才能去写小说；凭着丰富的想象和激情去写诗；凭着渊博的学识或新颖的观点去写论文，——这三种文体的特点和重心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作者的语言缺陷；但他一旦写散文，则缺陷就难以遁形了。散文最能综合考察和检验作家的文字水平。我爱它，又怕它。
明知其不宜为而为之，决非因为自信，实乃出于傻犟。我常以苦吟古典诗词的“牛劲”来写作散文——努力提炼美的意境，捕捉最能体现这意境的视觉形象，并用尽可能精确和简练的文字描绘出来。这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从开始酝酿到“熬”成一篇．有时要持续数年之久。
用色彩、线条给人造像，最难形神俱似。用文字给心灵与世态造像，更见其难。有时画虎成猫仍浑然不觉，辛辛苦苦地修改、抄正，投稿前反复自审，才发觉写歪了，于是整篇推倒重来。表述时总要慢斟细酌，在千百种可行方式中苦寻最接近妥贴合理的那一种方式；从茫茫辞海里打捞最恰切的字眼、词语和句子，务使文辞精当准确、分寸适度；文理疏密有规、浓淡相宜。
行文则力求点到就止，不使浪费；让语言结实简明，杜绝含意或字面上的重复。尽量做到文无冗段，段无冗句，句无冗字。这一点和罗丹用一句话概括过的雕刻艺术相通，即“把多余的部分去掉”。而要稳准地判别哪些字句多余，则须深刻理解描写对象，正确把握作品题旨，并具备感应和处理语言密度的过硬本领及筛选与剪辑写作素材的高超技巧。
既要“准”，又要“简”，这两个字已够我们努力一生了。而优秀的散文语言还必须淡而有味，质朴自然；含蓄蕴藉，形象生动；新颖脱俗，别具一格；言之有物，情感丰盈；声调抑扬，好读易记。但这已远远超出单纯文字技巧的范围了。我深感语言艺术象一座迷宫，进入者倘要偷懒，便只能四顾无路，坐困愁城。只有不惜心血，苦苦探寻，才能走出迷途，踏上正道，找到通向广阔天地的大门。
我自愧不才，只能以勤补拙。文稿草成后总要大改小改数十遍。待作品基本定形，几千字初稿往往仅保留着数百字或几句话，甚至片言不存。七、八年前当报社记者时，我也曾写过好些一夜完稿、翌日发排的急就章。但涉及文学创作便不敢怠慢，唯恐对不住读者、失敬于艺神。为留个纪念，本书也收录了一些急就的应时之作。但多数篇章的文字锤炼是下了苦功的——尽管现在读起来还可以挑出许多毛病。就里艰辛，唯有天地可鉴，他人无法洞明。
（三）
十年前，当我的黎歌汉译集《五指山风》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我有过一阵欣悦。而今天，面对行将付梓的《月亮雨》，我却是悲喜皆无，只有一丝苦涩了。因为我已非昨日之我，而文坛也早逝光难再，不复旧观。
——自六十年代中期以降，中国文学界经受了两次大浪潮的冲击和考验。第一次是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浪潮，第二次则是目前正在勃兴的经济浪潮。两次浪潮的性质和形式截然不同，前者带来的是灾难与毁灭，后者带来的则是震撼和挑战。而当今驰骋文坛的中年骨干，大多数是从两次浪潮的间歇处崛起或初露头角的。他们是中国社会转型前的末代作家，也是新时期的第一代作家。
剧变的历史注定了这批文人特殊的不幸与幸运。他们肩着承先启后的使命而于新旧交接的夹缝中备受挤压。传统观念和时新意识在心灵的冲撞使他们倍感痛苦。他们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广阔的生存空间，但自己以心相许的文学圣殿也逐渐消失了昔日的灵光和威仪，“进香者”日见稀落，自身的困窘日甚一日。原因是“赵公元帅”地位飞升备受崇仰，寒畯的“文曲星”只好屈居末座；而“圣殿”里又不幸混入了一些冠冕堂皇的清客、市侩和流氓。
这时不顾钱眼大开、市声汹涌而依然专一钟情于文学的作家，好比清贫、坚忍而赤忱的采煤工人。他们在生活的地层深处为人间挖掘希望的火种。那些试图只拿文学当小妾或情妇的人则只能在地表捡一点煤渣充填空囊。他们以为自己在“玩”文学，其实文学更在不客气地玩着他们。
我自认也算一个文学“煤黑子”，虽然所获甚少令我汗颜但决不会拿煤渣充好煤去欺哄用户。不幸的是时下售“煤”往往还得倒贴钱财。干这营生实在无利可图，弄不好还有葬身煤海之虞。当我白天忙完了编务，又通宵滚爬于方格“坑道”里，艰难地拖出一串串文字“煤块”而熬着心血炼制作品的时候，也曾有过动摇与惶惑：这样干是何苦呢？“利”与此无缘，“名”亦已贬值；自己又仅是文海一鱼，存殁与这“海”何干？
然而既要活着，总得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活法并藉此撑起脊梁。没有别的本事，只好选择文学，也自甘接受文学选择。明知这是一条孤寂而贫贱的荆途，但我不想却步更不会恸哭而返。自叹才疏学浅，迄无成绩。这册“炼制”时间跨越十几年的小书，本也不值一提。只是既然写了，也不妨推出以证生存。只要苍天假我以年，我仍愿在煤层中继续努力开掘。
——煤兮美兮，令闻令望。凿坑从之，道阻且长……
张跃虎
1993年11月28日凌晨—
1994年1月2日清晨5时许，广州又：
今年三月赴京公干，顺便拜访了刘锡诚、马昌仪夫妇。这两位有成就的高级知识分子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承蒙锡诚师为本书作了精采的序文——他对我这个因相距遥远编务繁忙而无法经常与他接触的后学能有如此透彻的了解和准确的评价，实在令我惊讶和感动。我由此想到“心灵感应”，想到人间或许真有一种看不见的“思维波”，而波长一致、频率相同者总会在冥冥中沟连。先有这种沟连，作品才能充分发挥其传导作用，从而成为心的灵媒。
感谢锡诚老师，也感谢我的另一位至交——企业家张晨曦。我们是初中时代的同窗好友，数十年如一日维系着真挚的情谊。他对我的事业的关心、帮助和督促，我将永志不忘。
作者附识
1994年3月18日凌晨一时
于广州，红棉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