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对“变形””艺术的探索
内容
在讲习班上，专家们谈得较多的，是文艺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有人就某种具体的艺术手段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而张德林教授关于“变形”艺术的长篇讲演，给我的启发尤大。因为在这之前，我曾思考过一些有关的艺术现象，诸如黎族筒裙上那些变了形的人物、青蛙图案；毕加索的绘画；．现代派诗歌的某些变形描写等等。我虽看到它们之间有某种联系，但未能作出清楚的理论概括。听了张的讲演，心里就豁亮多了。
张教授认为，“变形”是一个广泛的美学概念。艺术的“变形”，是作家在一定的审美思想、审美情趣的观照下，根据作品内容的特点和创作主体内在情绪的需要，对人物、事件、环境、景色所作的、改变了对象自然形态的“破格”描写。这种方法几乎渗透到艺术的各个领域。梵高的一些绘画作品，中国京剧的脸谱艺术，卓别林电影中的一些镜头（如：一位被过度紧张的劳动弄得晕头转向的工人竟把妇女的奶头当成螺丝帽来拧），都采用了“变形”手法。因此，不能把它仅看成是当今“现代派”文艺的独创和发明。
“变形”作为一种突破了常规的“超自然形态”，乃是“主体（即作家）的审美感情经过幻化对客体的投射”。作家们根据情节的需要，通过丰富的想象，给相同的描写对象注入了不同的感情色彩，从而造成了不同的艺术氛围，体现了作家的个性与风格。张德林教授举了三位作家描写太阳的例子：洛蒂在《冰岛渔夫》中，把它说成是“巨大的白光灯”、“哀伤的巨球”、“垂死的黄色星球”、“幽灵的巨眼”，写得忧郁而哀伤；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结尾处，写到主人公葛利高里十分绝望时，看到的是一轮“黑色太阳”。而邓刚在《迷人的海》里，则把太阳描绘成刚分娩的婴儿，一个脱开母体的巨大的站立着的金卵。几位作家笔下的太阳，都是变了形的“第二自然”，渗透着他们的美学思想。
那么，“变形”是否可以胡来呢？不能。任何创造都得遵循一定的规律，“变形”手法亦然。如果无视描写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加以任意颠倒、错乱，胡“变”一通，就会给人以一种虚假、造作之感，而导致艺术上的失败。张教授指出：神话、童话中的美人鱼、丑小鸭、狼外婆、白蛇、雷公、土行孙、巨灵神等“变形”描写所以能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在创造这些形象时，并未脱离描写对象自身所固有的精神特征。“变形”艺术“允许于事相悖，但必须于情、于理相通”。有的作品把阳光说成是“从太阳踢出来的足球”，把姑娘的睫毛说成“眼皮上射出来的喷泉”，既无深意，亦无美感，只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张教授分析了“变形”在作品中运用的幅度和所占的地位与作家创作方法的关系；他认为：二者是紧密相联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变形”描写；如契诃夫笔下就出现过这样的人物肖像：“一个又魁伟又肥胖的女酒保——介乎猪和白鲟鱼之间的一种东西。”“一个怀孕的女人，短胳膊，长脖子，活象只袋鼠。”等等。鲁迅的小说《故乡》、《高老夫子》中，亦有此类手法。但从总体说来，这种“变形”描写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所占比重还不算大，多用于局部范围。而它却经常渗透于浪漫主义作品的各个环节，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从总体构思、人物塑造到情节设置，无不充满夸张变形的描写。这是浪漫主义的创作特点所决定的。
卡夫卡《变形记》的问世，开拓了变形艺术的新领域。张德林教授对此也作了阐述，指出：以往的神话、童话、神魔小说中出现的动物、妖怪，大多是一种“变形载体”，是演绎某种观念的工具，带有明显的比喻性。而《变形记》则干脆把人真的当成大甲虫来写，抽去了它的比喻性，使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亦人亦虫的混合体。这种变形手法是前所未有的。张教授认为：有的作品中描写的人的精神畸变，是一种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精神变形，也应把它包括在艺术“变形”描写的范畴之内。他最后讲到了我国当代几位作家把各种“变形”手法运用于创作的一些情况，肯定了成绩，同时指出：借鉴这种手法时必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盲目照搬。
张德林的演讲篇幅较长，这里只能作简略的介绍，但已概括了他的全部基本论点。他讲的已较全面，不过，我认为还可以再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变形”手法不仅被广泛地运用，而且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或许比其他艺术手法都更加古老。这一点，荒古的史前壁画及原始陶器上那些变形的人物、动物图案，均可为证。而我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夸张变形的描写。如“诗怪”李贺的“羲和敲日玻璃声”（见《李贺诗歌集注》76页），把太阳写成一块可以敲响的玻璃，较之上文例举的几种对太阳的描写，更有韵致。总之，我认为“变形”乃是先由劳动人民所创造、尔后才为文人所接受和发展的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方法。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其规律，对于丰富文艺理论、指导创作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1985年5月8日于海口
张教授认为，“变形”是一个广泛的美学概念。艺术的“变形”，是作家在一定的审美思想、审美情趣的观照下，根据作品内容的特点和创作主体内在情绪的需要，对人物、事件、环境、景色所作的、改变了对象自然形态的“破格”描写。这种方法几乎渗透到艺术的各个领域。梵高的一些绘画作品，中国京剧的脸谱艺术，卓别林电影中的一些镜头（如：一位被过度紧张的劳动弄得晕头转向的工人竟把妇女的奶头当成螺丝帽来拧），都采用了“变形”手法。因此，不能把它仅看成是当今“现代派”文艺的独创和发明。
“变形”作为一种突破了常规的“超自然形态”，乃是“主体（即作家）的审美感情经过幻化对客体的投射”。作家们根据情节的需要，通过丰富的想象，给相同的描写对象注入了不同的感情色彩，从而造成了不同的艺术氛围，体现了作家的个性与风格。张德林教授举了三位作家描写太阳的例子：洛蒂在《冰岛渔夫》中，把它说成是“巨大的白光灯”、“哀伤的巨球”、“垂死的黄色星球”、“幽灵的巨眼”，写得忧郁而哀伤；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结尾处，写到主人公葛利高里十分绝望时，看到的是一轮“黑色太阳”。而邓刚在《迷人的海》里，则把太阳描绘成刚分娩的婴儿，一个脱开母体的巨大的站立着的金卵。几位作家笔下的太阳，都是变了形的“第二自然”，渗透着他们的美学思想。
那么，“变形”是否可以胡来呢？不能。任何创造都得遵循一定的规律，“变形”手法亦然。如果无视描写对象的质的规定性，加以任意颠倒、错乱，胡“变”一通，就会给人以一种虚假、造作之感，而导致艺术上的失败。张教授指出：神话、童话中的美人鱼、丑小鸭、狼外婆、白蛇、雷公、土行孙、巨灵神等“变形”描写所以能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原因之一就在于作者在创造这些形象时，并未脱离描写对象自身所固有的精神特征。“变形”艺术“允许于事相悖，但必须于情、于理相通”。有的作品把阳光说成是“从太阳踢出来的足球”，把姑娘的睫毛说成“眼皮上射出来的喷泉”，既无深意，亦无美感，只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张教授分析了“变形”在作品中运用的幅度和所占的地位与作家创作方法的关系；他认为：二者是紧密相联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中也有“变形”描写；如契诃夫笔下就出现过这样的人物肖像：“一个又魁伟又肥胖的女酒保——介乎猪和白鲟鱼之间的一种东西。”“一个怀孕的女人，短胳膊，长脖子，活象只袋鼠。”等等。鲁迅的小说《故乡》、《高老夫子》中，亦有此类手法。但从总体说来，这种“变形”描写在现实主义创作中所占比重还不算大，多用于局部范围。而它却经常渗透于浪漫主义作品的各个环节，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从总体构思、人物塑造到情节设置，无不充满夸张变形的描写。这是浪漫主义的创作特点所决定的。
卡夫卡《变形记》的问世，开拓了变形艺术的新领域。张德林教授对此也作了阐述，指出：以往的神话、童话、神魔小说中出现的动物、妖怪，大多是一种“变形载体”，是演绎某种观念的工具，带有明显的比喻性。而《变形记》则干脆把人真的当成大甲虫来写，抽去了它的比喻性，使主人公变成了一个亦人亦虫的混合体。这种变形手法是前所未有的。张教授认为：有的作品中描写的人的精神畸变，是一种看不见但感觉得到的精神变形，也应把它包括在艺术“变形”描写的范畴之内。他最后讲到了我国当代几位作家把各种“变形”手法运用于创作的一些情况，肯定了成绩，同时指出：借鉴这种手法时必须“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不能盲目照搬。
张德林的演讲篇幅较长，这里只能作简略的介绍，但已概括了他的全部基本论点。他讲的已较全面，不过，我认为还可以再作一点补充，那就是：“变形”手法不仅被广泛地运用，而且具有十分久远的历史，或许比其他艺术手法都更加古老。这一点，荒古的史前壁画及原始陶器上那些变形的人物、动物图案，均可为证。而我国古代诗人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夸张变形的描写。如“诗怪”李贺的“羲和敲日玻璃声”（见《李贺诗歌集注》76页），把太阳写成一块可以敲响的玻璃，较之上文例举的几种对太阳的描写，更有韵致。总之，我认为“变形”乃是先由劳动人民所创造、尔后才为文人所接受和发展的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方法。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其规律，对于丰富文艺理论、指导创作实践，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1985年5月8日于海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