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国庆前夕，我循着在通什采访时了解到的线索，来拜望这个仅有38户人家的黎族小山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先进单位，它获得了海南区党委、区人民政府的嘉奖。它的经验很有价值，它的成就令人鼓舞。但因迄今尚无公开报道，故晓得它的人还不多。
  我来时，适值久旱初雨。媚山秀水经过一番沐浴，青绿得分外可爱。田畴迭翠铺锦，蔗海微波翻动。茫茫胶林，正赶在朔风到来之前勤献乳汁，忙碌中还披着满头青丝。南药益智长势正旺。菠萝园已奉出最后一批果实，满足地沉默着。路旁湖光潋滟，涟漪泛银。这是加巴溪上的水库，据说里面也养着不少鱼呢。
  ……小车在夹道的浓绿中穿行。我一边透过车窗观赏生气勃勃的田园美景，一边依据以往的经验，想象着将要见到的这个黎寨的景致：山坡上，在雨水长期冲刷而成的、红土壤的无数皱褶中间，高低座落着无规则地挤成一堆的茅房，——房子该是新建的吧。门么？自然是竹篾编的了。村路呢？大概还整洁，但坎坷迂回。……哦．我见过的黎寨大多是这等模样。加巴也不会例外吧。
  可是，我错了。在目的地迎接我的是一排排井然有序的砖瓦房。横看成列，直看成行，半点不含糊。地也很平。6条三四米宽的、干净坦荡的村道，如绷紧的长绸，把村子“束”成几个等份。房屋都按一定距离傍路而坐，茅舍很少。黎族农家，往往是住处与灶台同屋，房子总被烟熏得黑乎乎的。而这里却是住宅、伙房分开建造，互不相干。
  我们在村子里转一圈，顺路看了一口建造中的水井。这井近两米直径，据说准备打十几米深，现在已掘进八九米。井壁是用钢筋混凝土预先浇筑的。建成后，拟再搞个水塔，给全村供应自来水。离开水井上路时，我看到：路口停放着一部大型拖拉机。这铁牛为建造崭新的山寨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刻是在小憩吧？深情地望着它，我又想起已结束的那段刀耕火种的历史，心中一阵激动。
  更令我兴奋、使我难忘的，是路旁屋边那些人工栽培的花卉。瞧，这是九里香，这是美人蕉……而更多的是紫茉莉，几乎每户都种几丛。它不择地，也用不着什么照顾，生命力如此顽强：只要埋下种子，长出一棵，就会繁衍成片。那紫红的小花向阳怒放，状同喇叭，鲜丽迷人。馥郁的幽香，一缕缕沁人肺腑。呼吸着它的芬芳，我忽觉心念一动，遐想联翩，神思飞扬……
  我走进路旁一户农家，征得主人同意，看了这位中年农民的卧室。卧室由简单的屏风隔成两半，里间右侧放着睡床，床上铺盖还颇讲究。窗前的桌上置有不少书册，还端坐着一只进口的大个子收录机。电灯从天花板上垂挂下来，微晃着。屋子收拾得很干净。屏风及侧墙上贴着画幅。外间堆放着电影器材。一问，方知是放映组寄存的。
  就在这户人家的椰子树下，我一边痛饮好客的主人捧上的椰水，一边同村民闲聊。他们及在此抓点的张县长等人，热情地向我介绍了这个寨子的一些情况。从各处搬来的农户于1973年才建立该村，故云“新村”。建村伊始，仅有十几间东扭西歪的简陋草房。村民们当初并不打算在此定居。他们的先人总是不断搬迁流徙，把这座山耕种瘦了，又到另一处谋生。人走村空，全部家当都挑在肩上……
  最先来到加巴新村的黎胞，景况并不比先人好多少。那时，他们一年的人均收入低得可怜——口粮（谷子）不足300斤，人民币仅40元左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生活逐年好转。现在，人均年收入口粮已超过700斤，人民币近300元；这数目不算很大，但变化可观。4年来，已有32户先后建起了砖瓦房，总建筑面积2560平方米。剩下的6家也已备足了建房材料。
  这一切，或许别的地方也不难办到。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相互推动，成果喜人。建村时没有学校，且全村90％的成人是文盲。生活好转后的1981年，村民就集资2000余元，加上国家援助，建起一间小学，使村中全部适龄儿童都念上了书。去年初，他们又集资造起一间文化室（也叫夜校），以供没机会进正式学校的成人学习。
  谈及这些，大伙兴致特高。他们告诉我：经过一年多来的夜校教学，村中的全部扫盲对象（48人）都已摘掉了文盲帽子，其中不少人达到高小文化程度。扫盲老师是从村民中遴选的两位高中毕业生。教学费用由区里供给。为了巩固和发展扫盲成果，他们最近准备开设一个农业技术培训班，向村民传授各种农科知识。目前，学文化、求知识已蔚然成风。这个仅有200来人口的小山村，由农民私订的《海南日报》、《农民日报》、《科技报》等报刊就已达24种。
  他们既扫文盲，也扫“法盲”。1981年，村里成立了治安领导小组，办班讲课，出墙报，大搞法制宣传。还经过两上两下，制订了乡规民约16条，“村民守法条例”8条。此外，由社会、家庭、学校互相配合抓治安，抓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把思想工作同经济处罚结合起来。自此迄今，全村未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成了无偷盗、无打架、无赌博、无酗酒闹事、无违法乱纪的“五无村”。……
  上述成果，同文化室是密切相关的。我去参观他们的这一“阵地”。课堂里摆着20多套桌、凳，可容四五十人。后墙上的“学习园地”里，贴着几位学员的“政文测试”答卷。卷面的问答题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什么？”“五业并举、六畜兴旺指的是什么？”等等。学员都答的很认真。获最高分数（86分）的是一位名叫杨龙英的妇女。据介绍，她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夜校隔壁是图书数百册的阅览室。工余饭后，常有人在此读报看书。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名叫杨桂英的黎族女歌手。她40多岁，也是夜校的学习积极分子。古铜色的脸上还留着几道墨绿的黥纹——这是蒙昧时代给她留下的印记。在我的“带头”下，她也用黎语唱了两首民歌。曲调柔和优美，歌词是她自己编的，内容都是教育子女要认真刻苦学习文化知识，以成为一个高尚的、有用的人。这是一位从蒙昧跨入文明时代的黎胞热切的心声。这心声凝聚着他们多少代人的感受、渴望和祈求啊！
  与村民握别时，我舒心地长吐了一口气。不久前写毕《南圣河的涛声》后，我曾心存缺憾；因为该文所述的黎寨新姿，毕竟大多是听来的。如今亲睹其貌，缺憾消弭，心里也踏实了。回眸绿云掩映的加巴新村，我又望见紫茉莉动人的笑容——那鲜红的花瓣在艳阳下舒展，象个个朝天吹着小喇叭，似在向祖国母亲报捷奏凯。在这无声的律吕中，我恍然看到：那小山村也变成了一丛紫茉莉，映日生辉，在万绿丛中浮出一片希望的朝霞。
  1985年9月23日，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