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正月十六，按黎族的历法，属于“虫日”，黎语叫“凡斩”，是个吉祥的日子。
黎族朋友阿利就在这一天结婚。我去参加婚礼，准备随同由另外五位各带着一种乐器的黎族青年组成的小乐队（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新郎代表团”），前往另一个村庄接回新娘。按老规矩，新郎自己不参与迎亲。
我们黄昏出发，路上碰到几队从各村落前来喝喜酒的、新郎的亲友。每支队伍均有十几二十乃至三十人不等，半数人挑着或抬着大米、酒、猪肉，以及毡被、布匹等礼物。有的米箩上还放着直径达尺余、厚约两寸的圆形超级大饼。这些东西送到新郎家后，主人将根据礼物的多寡，给送礼者安排相应的酒席。
我们还碰到了受新郎家之托，给新娘家送去米、酒、肉的几个人。有一位年过七旬的长者，是作为新郎家族的最高代表，负责同新娘的家族进行最后洽谈，以决定婚礼有关事务的。他们先我们而去，现在已完成任务归来了。
走了近一个钟头，我们来到新娘所在的村子，在她的家受到友好的接待，被安排坐了“上席”。这时天色已黑，院中竖着的竹竿上高挑着一盏风灯；它那幽幽的微光，照着在桌上或地下开怀畅饮的人们。五位乐手一边吃喝，一边时断时续地合奏：鼻箫、二胡、三弦、铜锣、小鼓，吹拉弹敲打，五音俱全，好不热闹。
明月初上，晚风轻柔。优美的山，歌声声入耳，象鸡毛撩拨得人心儿痒痒的。随着歌声，新娘的一群群女友从附近一些村子赶来了。她们将陪着新娘上路。这些人一律戴着草帽，令我困惑不解。难道月光还能晒人吗？
夜渐深，新娘该“出屋”了。这时，发生了一段插曲：作为新娘母系亲族代表的“舅公”，发现自己还没有收受郎方所送的猪肉，于是大嚷起来。黎谚曰：“天上雷公，地下舅公。”他的权威好大，新郎送到外家的礼品，是必须每样先给他一份的。现在，这位与雷公同等声威的人物发现他的礼品中短了猪肉，岂能不吼。他威胁：“不准外甥女出屋！”我有点紧张。我们“代表团”中的那位鼓手火了，他把鼓槌往舅公面前一丢，说：“好，我们不要你那宝贝外甥女了！”舅公还来不及发作，新娘的叔父已哈哈大笑，变戏法似地从桌子底下抓出一条猪肉，对舅公说：“谁叫你受礼时喝醉了！”
舅公转怒为喜，随众人大笑起来。
已是深夜十一点半，新娘才穿着黎族婚服，由左右两人陪着，缓步走出茅屋。右边那个人约三十来岁，据说是新娘的嫂子，上身穿一条汉式花衣，下身穿筒裙，肩挎一藤箩，箩中放满切成片片的槟榔和沾有石灰并已迭成三角形的蒌叶。她把槟榔、蒌叶不断抓出一点来放进新娘右手，又拿着这手伸给那些围观者，让他们拿走手中的东西。新娘左手蒙着面目，槟榔给了谁她是不知道的；但不论给了谁，她都行一屈膝礼。这时，她左边的那位同她一样打扮的姑娘——约十九、二十岁，据说是新娘的妹妹——就使劲把她搂紧，以免她跌倒。
按规矩，新娘这时是不能倒退或转身向后走的。她只能一直前行，大有“娇女一嫁兮不复还”之意。
离了家，分送槟榔的仪式亦告结束。七八个贴身伴娘立即把新娘围紧，并打开雨伞，把自己及新娘遮掩得严严实实。一些小姑娘也死命往这堆人里挤。她们好象一个黑糊糊的、有几十只脚的怪物，慢慢的向前蠕动。
戴草帽的伴娘有约二三十人，她们并不和新娘挤做一堆，而是分散走路。小伙子们拿手电筒向她们乱照，有的调皮蛋还扬起沙子。她们扳下草帽沿以遮挡沙尘。这时，我才知道了草帽的妙用。
自新娘出屋后，我们的五个乐手一直跟在她身后奏乐。好不容易挪到村边的晒场上，围着新娘的那堆人停下来了，其他人自然也得跟着停下。新娘和她妹妹在伴娘们并成的四围人墙中换衣服，——按旧例把黎族婚服换成普通汉装。脱下的衣裙，由那位花衣嫂子清点后交给郎方派来的一位老妈子。这老妈子把衣裙叠好，放入她肩上挎着的藤箩，一边哼唱着古老的黎歌。但她已喝得醉醺醺的，咬音不准，不知唱些什么名堂。
过了大半个钟头，新娘才又上路了。她仍被打伞的伴娘遮掩得严严实实。磨磨蹭蹭的来到村外，她们又停住，慢条斯理的吃槟榔。两位乐手把锣鼓凑到那些贴身伴娘耳边去大敲大打又大嚷，催她们快走，但她们不加理睬。据云，这些女人中有个头儿，要走要停，全由她指挥。但我们无法知道她是谁，这属于伴娘们的“军事秘密”，谁都不能泄露。
就这样拖拖拉拉，走走停停，四公里的路程竟磨了整整四个钟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才终于来到新郎所在村子的外头。我已经累得叫苦不迭。鼓手笑了，他说，这还算是较快的速度。过去娶亲，更为麻烦。那时，新娘子一路哭哭啼啼，久不久钻入山林，来接她的人就得大忙一阵，象打猎般包围搜索，好不容易把她拖出来，走一段，她又钻山了。如此一钻一搜，煮两锅饭工夫还挪不到半里。我想，这大概就是古老的抢婚习俗的残余吧。
在新郎家院门外的椰树下，两个青年分立两旁，手中各斜举一支干竹捆成、长一米半的火把，构成“入”字形的火门。新娘和几位贴身伴娘（包括她妹妹）来到后，屏息站定，沉思片刻，忽然象同时接到命令似的，一低头钻过了火门。据说：她们身上的邪气，就这样被烧掉了。
其时，洞房门前的地上已铺了一张草席，席中置清水一碗。新娘闯过火门后，根据一位老妈妈的指点跪于席上，解出银手镯放进水碗中，又把它拿出来揩了揩眼睛，再伏地叩几个头。新娘用这种庄严的行动表明：她将与丈夫白头偕老，永不背约。
叩首毕，她站起跨过门坎，走进洞房。伴娘们也跟着一拥而入。新郎的家人把蒸熟的糯米饭端了进来，——这些糯米饭照例盛在一个新买的、从没使用过的土罐中。伴娘们吃时也照例用手抓，——她们把饭搞成一个个鹅蛋大的团儿，再一口口的吃掉。
饭后，新娘的那位花衣嫂子拿了支小木棍，找到新郎家的鸡窝，乱捅起来，捅得鸡群咯咯叫。按老规矩，郎家必须给新娘准备好一只鸡，让她于今晨宰掉，在伙房做第一餐饭。鸡被嫂子找到了，伴娘们手拿随便捡来的短棒，小心地簇拥着新娘走向伙房。
一些小伙子已在掌上涂了许多锅底黑，在门口附近等着了。他们准备用锅底黑往姑娘们脸上抹。姑娘则用短棒保卫自己，狠揍来犯者。这是一场嘻嘻哈哈的混战。有几位姑娘被抹成花脸，但小伙子们也不轻松，——数人的头上起了疙瘩，狼狈之极。但大家都很高兴，不管是被涂的，还是埃打的。接着，新娘她们就在伙房忙开了。
天亮了，新娘也出来给客人送槟榔，作法与昨夜一样。这时，我才看清了她的“婚服”，——上身是对口开襟、无领、胸襟绣有花纹的自家染织的精布衣，黑蓝色，已半旧。下身着一条长达脚背的筒裙。裙的上半部为麻布，染成黑色，下半截是织绣品，主要用红、黄两色丝线绣成，其图案，多为两人携手同行。戴的也是由麻布和丝织品合成的自制头巾。现在，黎族姑娘平时多着汉装，但结婚时，来到夫家头几天须穿黎服。据说，这样做是为让夫家的列祖列宗知道并承认自己是黎族后代。
下午，新娘的父母兄弟及其他亲戚来到。这一支十来人的队伍有些特别——不象其他人那样带着贺礼，燃放鞭炮，喜气洋洋，却相反：大都空着手，不放爆竹，且人人表情沉郁。他们进了村，也不即入郎家，却在门外的椰树下站定了，等待一对新人双双出迎。
新娘先出，给娘家亲人分送槟榔。这回她哭得好伤心，左手用手巾掩住脸，右手照旧交给挎着槟榔篮子的嫂子支配；别人从她手中接过槟榔后，她仍双膝往下一跪，这时，那脸带哭相的妹妹已不是从旁边，而是从背后搂紧她的腰腹，否则她会瘫在地下。她已不能自制了。
至此，迎亲的高潮已经过去。明天、后天，新娘将挑着一些酒肉回娘家拜望父母，又带一些食品返夫家“迎路”。那时候，当然是人人破涕为笑，皆大欢喜了。
1981年5月10日，根据日记写成，于海南通什
黎族朋友阿利就在这一天结婚。我去参加婚礼，准备随同由另外五位各带着一种乐器的黎族青年组成的小乐队（实际上也可以说是“新郎代表团”），前往另一个村庄接回新娘。按老规矩，新郎自己不参与迎亲。
我们黄昏出发，路上碰到几队从各村落前来喝喜酒的、新郎的亲友。每支队伍均有十几二十乃至三十人不等，半数人挑着或抬着大米、酒、猪肉，以及毡被、布匹等礼物。有的米箩上还放着直径达尺余、厚约两寸的圆形超级大饼。这些东西送到新郎家后，主人将根据礼物的多寡，给送礼者安排相应的酒席。
我们还碰到了受新郎家之托，给新娘家送去米、酒、肉的几个人。有一位年过七旬的长者，是作为新郎家族的最高代表，负责同新娘的家族进行最后洽谈，以决定婚礼有关事务的。他们先我们而去，现在已完成任务归来了。
走了近一个钟头，我们来到新娘所在的村子，在她的家受到友好的接待，被安排坐了“上席”。这时天色已黑，院中竖着的竹竿上高挑着一盏风灯；它那幽幽的微光，照着在桌上或地下开怀畅饮的人们。五位乐手一边吃喝，一边时断时续地合奏：鼻箫、二胡、三弦、铜锣、小鼓，吹拉弹敲打，五音俱全，好不热闹。
明月初上，晚风轻柔。优美的山，歌声声入耳，象鸡毛撩拨得人心儿痒痒的。随着歌声，新娘的一群群女友从附近一些村子赶来了。她们将陪着新娘上路。这些人一律戴着草帽，令我困惑不解。难道月光还能晒人吗？
夜渐深，新娘该“出屋”了。这时，发生了一段插曲：作为新娘母系亲族代表的“舅公”，发现自己还没有收受郎方所送的猪肉，于是大嚷起来。黎谚曰：“天上雷公，地下舅公。”他的权威好大，新郎送到外家的礼品，是必须每样先给他一份的。现在，这位与雷公同等声威的人物发现他的礼品中短了猪肉，岂能不吼。他威胁：“不准外甥女出屋！”我有点紧张。我们“代表团”中的那位鼓手火了，他把鼓槌往舅公面前一丢，说：“好，我们不要你那宝贝外甥女了！”舅公还来不及发作，新娘的叔父已哈哈大笑，变戏法似地从桌子底下抓出一条猪肉，对舅公说：“谁叫你受礼时喝醉了！”
舅公转怒为喜，随众人大笑起来。
已是深夜十一点半，新娘才穿着黎族婚服，由左右两人陪着，缓步走出茅屋。右边那个人约三十来岁，据说是新娘的嫂子，上身穿一条汉式花衣，下身穿筒裙，肩挎一藤箩，箩中放满切成片片的槟榔和沾有石灰并已迭成三角形的蒌叶。她把槟榔、蒌叶不断抓出一点来放进新娘右手，又拿着这手伸给那些围观者，让他们拿走手中的东西。新娘左手蒙着面目，槟榔给了谁她是不知道的；但不论给了谁，她都行一屈膝礼。这时，她左边的那位同她一样打扮的姑娘——约十九、二十岁，据说是新娘的妹妹——就使劲把她搂紧，以免她跌倒。
按规矩，新娘这时是不能倒退或转身向后走的。她只能一直前行，大有“娇女一嫁兮不复还”之意。
离了家，分送槟榔的仪式亦告结束。七八个贴身伴娘立即把新娘围紧，并打开雨伞，把自己及新娘遮掩得严严实实。一些小姑娘也死命往这堆人里挤。她们好象一个黑糊糊的、有几十只脚的怪物，慢慢的向前蠕动。
戴草帽的伴娘有约二三十人，她们并不和新娘挤做一堆，而是分散走路。小伙子们拿手电筒向她们乱照，有的调皮蛋还扬起沙子。她们扳下草帽沿以遮挡沙尘。这时，我才知道了草帽的妙用。
自新娘出屋后，我们的五个乐手一直跟在她身后奏乐。好不容易挪到村边的晒场上，围着新娘的那堆人停下来了，其他人自然也得跟着停下。新娘和她妹妹在伴娘们并成的四围人墙中换衣服，——按旧例把黎族婚服换成普通汉装。脱下的衣裙，由那位花衣嫂子清点后交给郎方派来的一位老妈子。这老妈子把衣裙叠好，放入她肩上挎着的藤箩，一边哼唱着古老的黎歌。但她已喝得醉醺醺的，咬音不准，不知唱些什么名堂。
过了大半个钟头，新娘才又上路了。她仍被打伞的伴娘遮掩得严严实实。磨磨蹭蹭的来到村外，她们又停住，慢条斯理的吃槟榔。两位乐手把锣鼓凑到那些贴身伴娘耳边去大敲大打又大嚷，催她们快走，但她们不加理睬。据云，这些女人中有个头儿，要走要停，全由她指挥。但我们无法知道她是谁，这属于伴娘们的“军事秘密”，谁都不能泄露。
就这样拖拖拉拉，走走停停，四公里的路程竟磨了整整四个钟头，到第二天凌晨三点半钟，才终于来到新郎所在村子的外头。我已经累得叫苦不迭。鼓手笑了，他说，这还算是较快的速度。过去娶亲，更为麻烦。那时，新娘子一路哭哭啼啼，久不久钻入山林，来接她的人就得大忙一阵，象打猎般包围搜索，好不容易把她拖出来，走一段，她又钻山了。如此一钻一搜，煮两锅饭工夫还挪不到半里。我想，这大概就是古老的抢婚习俗的残余吧。
在新郎家院门外的椰树下，两个青年分立两旁，手中各斜举一支干竹捆成、长一米半的火把，构成“入”字形的火门。新娘和几位贴身伴娘（包括她妹妹）来到后，屏息站定，沉思片刻，忽然象同时接到命令似的，一低头钻过了火门。据说：她们身上的邪气，就这样被烧掉了。
其时，洞房门前的地上已铺了一张草席，席中置清水一碗。新娘闯过火门后，根据一位老妈妈的指点跪于席上，解出银手镯放进水碗中，又把它拿出来揩了揩眼睛，再伏地叩几个头。新娘用这种庄严的行动表明：她将与丈夫白头偕老，永不背约。
叩首毕，她站起跨过门坎，走进洞房。伴娘们也跟着一拥而入。新郎的家人把蒸熟的糯米饭端了进来，——这些糯米饭照例盛在一个新买的、从没使用过的土罐中。伴娘们吃时也照例用手抓，——她们把饭搞成一个个鹅蛋大的团儿，再一口口的吃掉。
饭后，新娘的那位花衣嫂子拿了支小木棍，找到新郎家的鸡窝，乱捅起来，捅得鸡群咯咯叫。按老规矩，郎家必须给新娘准备好一只鸡，让她于今晨宰掉，在伙房做第一餐饭。鸡被嫂子找到了，伴娘们手拿随便捡来的短棒，小心地簇拥着新娘走向伙房。
一些小伙子已在掌上涂了许多锅底黑，在门口附近等着了。他们准备用锅底黑往姑娘们脸上抹。姑娘则用短棒保卫自己，狠揍来犯者。这是一场嘻嘻哈哈的混战。有几位姑娘被抹成花脸，但小伙子们也不轻松，——数人的头上起了疙瘩，狼狈之极。但大家都很高兴，不管是被涂的，还是埃打的。接着，新娘她们就在伙房忙开了。
天亮了，新娘也出来给客人送槟榔，作法与昨夜一样。这时，我才看清了她的“婚服”，——上身是对口开襟、无领、胸襟绣有花纹的自家染织的精布衣，黑蓝色，已半旧。下身着一条长达脚背的筒裙。裙的上半部为麻布，染成黑色，下半截是织绣品，主要用红、黄两色丝线绣成，其图案，多为两人携手同行。戴的也是由麻布和丝织品合成的自制头巾。现在，黎族姑娘平时多着汉装，但结婚时，来到夫家头几天须穿黎服。据说，这样做是为让夫家的列祖列宗知道并承认自己是黎族后代。
下午，新娘的父母兄弟及其他亲戚来到。这一支十来人的队伍有些特别——不象其他人那样带着贺礼，燃放鞭炮，喜气洋洋，却相反：大都空着手，不放爆竹，且人人表情沉郁。他们进了村，也不即入郎家，却在门外的椰树下站定了，等待一对新人双双出迎。
新娘先出，给娘家亲人分送槟榔。这回她哭得好伤心，左手用手巾掩住脸，右手照旧交给挎着槟榔篮子的嫂子支配；别人从她手中接过槟榔后，她仍双膝往下一跪，这时，那脸带哭相的妹妹已不是从旁边，而是从背后搂紧她的腰腹，否则她会瘫在地下。她已不能自制了。
至此，迎亲的高潮已经过去。明天、后天，新娘将挑着一些酒肉回娘家拜望父母，又带一些食品返夫家“迎路”。那时候，当然是人人破涕为笑，皆大欢喜了。
1981年5月10日，根据日记写成，于海南通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