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这些年间，我国的舞蹈演出状况似乎一直不大景气。比起轰轰烈烈地不断评奖获奖大事张扬的文学、电影等行当来，舞蹈界便更显得有点寒怆和可怜巴巴了。它的刊物也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这同潮水一般淹没了各处书摊的通俗读物，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这块寂寥的园地里，却有些不甘于寂寥的人在默默地耕耘着。他们把全部的心血和热汗都献给了自己所挚爱的舞蹈事业，为使这朵花的色泽更鲜艳、芳菲更浓郁而不惜“化作春泥”。
  廖炜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一）
  老一辈的舞蹈工作者记得，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广东舞台上活跃过一个龙精虎猛而又敦厚善良的小伙子。他特别喜欢跳热情奔放的苏联舞蹈《林中空地》和《游击队员》，本人又姓廖，伙伴们便送给他一个“苏式爱称”——阿廖沙。
  “阿廖沙”的身体本来是不错的，但后来参加《东方红》（广东演出团）排演，那紧张的军事化生活和他所担任的繁重的舞队班长工作，把他的身体几乎弄垮了。那时候，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干，处处以身作则，由于过度劳累，胃吃不消了，经常疼痛，时而出血，他又要“革命加拼命”，懒得去医院，只是咬紧牙关拖着，拖着，以一种天真的忠信与热诚，默默地同胃病作斗争。
  之后是“大革文化命”了。“阿廖沙”怅怅地挥别了两情依依的舞台，被下放到干校去“修理地球”。青春在无聊而荒唐的岁月中逝去，当年的“阿廖沙”不复存在，这个与他那朝气勃勃、充满希望的韶光连在一起的昵称，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大家只知道他叫廖炜忠，一个为胃病所苦、脸色憔悴、沉默多思、人到中年的“五七战士”。
  流动的时间改变了他的生活、身体和外貌，唯独改变不了的，是他的心。在灰暗的日子里，他的心灵深处仍然燃烧着对舞蹈事业的挚爱和热情，尽管这种高贵的艺术之爱不时被一层冰壳包围着，但它未曾熄灭过。“四害”覆灭，大地回春，坚冰化解，他心底的热情喷发了，并化为驱使他前进的不竭的能源。
  于是，人们感到：当年的“阿廖沙”又以某种新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复活了。
  1978年，他由佛山被调到广东舞协担任专职干部。从此，他拖着衰病之躯到处奔走呼号，或在蒸笼般的斗室里伏案挥毫，为扩大舞协的影响、为宣传舞蹈艺术而殚心竭力，辛勤工作。
  几年来，他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种舞蹈学术研讨会和群众舞蹈的评奖活动，并在工作之余刻苦钻研理论，在《舞蹈》杂志、《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画报》、香港《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过百篇有关舞蹈的文章，共约十几万字。这些文字，大都是他在繁重的会务和编务之余，于更深人静之时写下的。为此，他受到了报社的赞扬。他还经常给广东电视台撰稿，有时也主持有关舞蹈的节目，受到该台的表彰。他还应邀在大学讲课，对某些舞蹈种类进行介绍，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
  总之，他很忙，忙得痛快，忙得有意义。这个消瘦的中年汉子，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他默默地奔走，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尽量不去惊动任何人。但省内外舞蹈界的同行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存在，而对他和他的同伴们苦心经营的两个刊物——《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评价更高。
  （二）
  前面讲过，我国的舞蹈杂志真是少之又少。公开发行的此类刊物，全国仅有四家，而广东舞协主办的《舞蹈研究》与《舞蹈摘译》就是其中的一家。
  说起这两个刊物的诞生和发展，那可真是一段艰难的历程。这段历程，渗透了廖炜忠的心血。
  先应指出，广东舞蹈界的领导们是颇有远见的。他们深知舞蹈必须要有理论上的指导和探讨，同时还需要交流各种有关信息。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份本行当的刊物是不行的。刊物难于一下子搞起来，于是先弄它一份油印的内部通讯。大家七手八脚干了二期，觉得有点把握了，便向有关部门提出办刊申请，并获得批准。
  那时候，廖炜忠刚调到舞协不久。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刊物的筹办工作。在编委们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期《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问世了。老廖象捧着婴儿一样把它们捧在手里，贪婪地闻着清新的油墨香。他醉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从事任何事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当时就知道日后自己将要为之作出的牺牲，他会怎么想呢？
  协会人手太少。“编委会”是建立了，但多数编辑是兼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于是，所有的编务，从组稿、改稿、版面设计、跑印刷厂、校对、发放稿酬一直到刊物发行，包括写信封等一系列琐碎的事务，几乎由他一个人独力承担了。工作条件极差：十几平方米的斗室，用立柜隔成一个仅能放一桌一椅的狭小方块，便是他的“工作室”。后来又利用空间架起个小阁楼，人在其中，顶“天”立地，一直腰，脑袋便会碰到天花板。南方的夏日里，那容写字间、寝室、会客室于一体的斗室，闷热得象烤箱。而人呢，简直要变成“烤人”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阿廖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胃病愈加严重了，自己不愿对人说，又总不上医院，胃痛得耐不住了，就拉开抽屉顶着患部；一任黄豆大的冷汗从额上渗出，叭叭的往下掉。有的同志眼见他焦黄的脸色、咬紧的嘴唇，知道大事不好，劝他赶快去看医生，他总是默然地摇摇头，待阵痛稍缓，又伏案挥笔了。
  病痛于他来说，并不难忍受。叫他不太好受的，是妻子儿女未能进广州。当时他们已结婚十八年，但一直两地分居，不能互相照应，对孩子的教育也很成问题。随着年纪增大，他常为此事苦恼。在舞协干了两年多之后，这种苦恼越来越强烈，他终于有点动摇了，萌生了放弃编辑工作，调到妻子身边去的念头。这念头被省内外一些朋友知道了，便纷纷来信劝阻道：“老九不能走！”这时，《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已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少读者来信赞扬这两个刊物，这使得重感情的廖炜忠又不忍罢手离去。他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就这样又苦熬个几年，妻子终于调到身边。四十多岁的廖炜忠，才尝到了家庭的温暖。可新的问题又来了，他们一家五口，上有老母，下有女儿，仅靠夫妻俩每月三百多元工资维持用度。这在生活水准很高的广州，日子是不好过的。近年暴富起来的故乡三水县，某大企业曾以很高的月薪聘请他，亲友也纷纷来信劝他回去工作。只要他答应，日子会比现在好得多。老廖有点动心了。可他要是回去，就必须放弃舞蹈事业，放弃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两个刊物。金钱与事业之间，他只能取其一。取哪个呢？金钱的诱惑与事业的召唤，使他的心紊乱了好些日子。最后，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了后者。他决然地谢绝了亲友们的好意，继续用心血去浇灌两个刊物，而宁愿过着清苦的生活。
  或许有人会取笑他是个自讨苦吃的傻瓜。
  可人间要是没有这类“傻瓜”，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三）
  廖炜忠能把这两份刊物办得如此有声有色，除了他具备可贵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外，还由于他也有那么一点“超前意识”和开拓精神。他不喜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喜欢独立思考。这或许是得了广东处于开放改革前沿这一“地利”吧。
  我们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曾轰动一时。在此剧尚未脱颖而出，还处于探索阶段的时候，廖已感到舞剧春天的到来，并在刊物上组织文章为它鸣锣开道了。当《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希望》、《再见吧！妈妈》等现代舞蹈刚刚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露头，许多人对它们尚不很了解，廖亦已撰文对它们予以热情的肯定。他在《舞蹈研究》上刊登的好些颇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被全国性的舞蹈杂志全文转载，有的还在省市一级的评选中获了奖。
  刊物质量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队伍的水平。廖炜忠非常注意在来稿中发展素养较高的作者，并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此外，他还同不少读者通信，以了解他们的希望和要求，反馈各种信息，使自己的刊物能与群众息息相通，取得他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他同作者、读者的交往是真挚的，有些事例还相当感人。
  人们还记得，七、八年前的中国舞蹈界曾出现过一本书：《舞蹈家的遗产》。译者尧登佛抱病译出这部书后，为许多出版单位不肯承印而发愁。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广东舞协编辑部。廖与他素昧平生，但看他这部译稿很有价值，经舞协有关领导同意，决定由协会发起征订，出钱印刷。译稿经廖炜忠付出大量心血，很快就变成一部书。当作者出乎意料地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到样书时，激动得哭了。不久，他因重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临终前，还因未能对为他这部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廖炜忠当面道谢而深感遗憾。
  至今，《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已分别出到总34、35期了。它们作为广东舞协的机关刊物，为促进本省舞蹈事业的发展和国内外舞蹈信息的交流，深入开展舞蹈理论的争鸣和探讨，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赢得了国内外不少同行及舞蹈界权威人士的赞扬。
  廖炜忠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舞蹈界不会忘记这个沉默的育花人。
  1988年5月21日深夜—
  22日清晨5点，草于广州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