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8月初出差归来，意外地收得政协广西自治区委员会信函一件；拆阅之，竟是该会副主席、著名学者、作家秦似教授不幸逝世的讣告。我愣了半晌，一阵阵怅惋与悲哀袭上心头。稍后又收到他夫人在极度悲痛中写给我的一封信，才晓得他四月初到北京为父亲王力教授奔丧，精神的打击诱发了一直潜伏着的胰腺癌。开刀后方知此病已到晚期，医生无能为力了。7月10日，他也跟着老父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我与他是1983年初冬认识的。那时候，他偕夫人陈翰新来海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应邀到通什讲学。我当时在该地工作，参与了对他的接待。在融洽的交谈中，我悄悄从他那儿学到不少音韵学、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也向他介绍了崖州歌谣、黎族歌谣的格律及海南方言的音调，并阐述我的一些有关见解。他听得很有兴味。我又作了两首七律，连同我的一篇曾入选全国年会的学术论文送给了他，请他指教。对共同事业的挚爱与追求，使我们消弥了年龄、地位上的迥异而成为忘年之交。他知我未婚，还热心地表示愿作月老；我不敢相烦，婉谢了。临别时，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一首七绝：
  “椰饺黎茶仔细看，
  新朋惜别久盘桓。
  平生一事深堪慰：
  踪迹曾留五指山。”
  是的，教授对此行相当满意。他游览了一些名胜；向几百名文学爱好者讲授语言的音乐美和诗词的语言艺术，大受欢迎；又结交了好些新朋友。因此，他非常开心。只是分别前一场小小的争执，却让我们感到有点为难——按惯例，请人讲课总要给报酬。象秦似教授这样有名的学者，报酬更应从丰。但当我们把钱交到他手上时，他困惑地眨眨眼：“这……什么意思？”“一点薄酬……”“那怎么行？我来这里，吃的住的你们都包了，还给钱？”“这是您讲学应得的……”“讲学是应该的嘛。不然，白吃白住吗？”他不肯收下那些钱，我们到底拗不过，只好听便。而他又自责道：“我还应给有关的老师们讲讲中学语文教学的。可惜来不及了……”
  我调任海南日报文艺编辑后，向他约过几次稿。他很热心地给我寄来好些诗，大都是咏唱海南的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宝岛诚挚的热爱与向往之情。但有个别篇什，或许因为成章太急，考虑欠妥，不宜见报；我就公事公办，给他退了稿。这时，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不安。但他毫不介意，在接到退稿后，依旧给我惠寄新作，并无半点责怪。这使我分外感动。后来我才知道，他抗战时期就已主编过《野草》月刊和《文学译报》，逝世前则是《语文园地》杂志主编和中国《杂文报》编委。作为一个著名的、公正的编辑，他对我的退稿是理解和体谅的。编辑就应当认稿不认人。在这点上，我敢说我与他心心相通！
  1985年春，我去桂林参加全国文艺理论讲习班。返琼时取道南宁，到广西大学去拜访他。他那么忙，交往又广，年事亦高，我想他已难将我的名字与我本人对上号了。不料他还记得那么清楚，并在向他女儿介绍我时，称我是他的“好朋友”。他穿着还是那么随便：头上漫不经心地放一顶皱皱的旧帽子，身搭旧棉袄，脚撑旧布鞋。也还是那么胖，而步履则似比我初认识他时更为艰难、沉重。这步履，还有他讲话、走路时微微喘息的神态，使我想起故乡阡陌上那些一生劳累、已入残年、却仍拖着车坚定而蹒跚地向太阳迈进的老水牛。可他脸上的那一副纯真的笑容，又使我感到他象个老孩子。
  此时已是黄昏。一起吃过晚饭后，我向他请教了几个学术问题，也谈了自己对人类思维模式的一些肤浅看法，即：应当把“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并列，作为人类的第三种思维模式，而通感、变形、直觉以及各种意识的错位或交合，均属意象思维的范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文章阐发过类似观点，对自己这见解是否正确又无把握，因此很注意他的反应。但他或许对此未作钻研，故审慎地不置可否，只是不时笑一笑，点点头，并用十分柔和亲切的目光看着我。这目光，充满对晚辈的热烈的期望和爱抚……
  教授自称他是文坛上的“两栖类”，即既搞学术研究，又搞文艺创作。他高兴地告诉我：最近，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文艺作品自选集，包括小说、戏剧、散文、杂文、散文诗五个部类，约五十万字；他的论著《两间居诗词丛话》，也将在四川出版。还说：他主编了一种大型的《唐诗选》，初稿已写出，计八十万字，已找到出版社；他还自己编了十万字的《杜甫诗选》……谈及这些，他格外兴奋；仿如一个辛勤的老农，向来客介绍他丰硕的收成。末了，他请我同上二楼参观其书房。
  书房不算大，约十来平方米吧。藏书却很丰富，遮没了三面墙壁，特令我垂涎。地板上乱散着一些纸屑和不知名堂的杂物。书桌堆满纸张、书刊、手稿，还有瓜籽儿、桔子暗藏其间。桌前放着一张旧藤椅，另外就是一件凳子模样的东西，但早有一叠书蹲在上面了。除此再无别的坐具——显然，教授平常是不许别人闯入他这天地的。一张旧卧床，好似书林中的一块空地：房中唯有床上不堆书纸，只蜷缩着一团来不及叠好的旧棉胎。蚊帐也很陈旧——主人只顾劳作，不图享受，亦无暇收拾。而他夫人又已出差几天了。
  教授吃力地把沉重的身躯安置在藤椅里，从乱成一团的书桌上抽出一本《语文园地》，说：“瞧，我在搞《汉语词族研究》呢。”他翻到自己的那组文章，指着“角、触、咮、噣、喙、啄、觜（嘴）”这部分，讲道：“你看，这些字原来都是相通的；开头是指鸟嘴，后来就用到人的嘴巴上来了。”他孩子一般得意地笑起来：“嘿嘿，多有意思啊。别人不搞的，我来搞。嘻嘻嘻。”他见我还站着，赶紧请坐；待环顾四周后，才悟到房中并无第二张椅子，便伸手把皱巴巴的床单扯了扯，要我坐在床上，又从书纸堆中摸出个桔子来，切开了，递给我。接而让我浏览他新写的电视剧《玉观音》的草稿，又告诉我：他近年创作的、描写我国古代大科学家沈括的电影，已在某制片厂通过审查了。而最近，他正整理一部反映大跃进的长篇旧作，拟改出一些章节，以收入他的自选集……
  他要做的事情这多么，我真不忍再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了，便赶紧告辞。下了楼，我劝他留步；他不肯，执意要送我一程。他那沉重的步履与轻轻的喘息，使我在不安中又作老牛的联想；而他近来竟能完成那么多复杂而繁重的“文艺工程”，又使我相信他必定还是健康的。可我万万想不到：那时候，死神早已张开血口，悄悄地向他逼近了！这次南宁分手，竟成永诀！而今他已长眠，再无法完成那未竟的笔耕计划。这些天来，我在痛惜之余，耳边总回响着那天晚上他与我握别后，指点我走出校门去乘车时的那声最后的叮咛：
  “对，就这样一直向前走！……”
  1986年9月1日凌晨三点改成，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