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爱读奇书亦读人，
每逢同道倍相亲。
聊挥翰墨留心迹，
一片梦魂绕士林。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曰
于广州
忆秦似教授
8月初出差归来，意外地收得政协广西自治区委员会信函一件；拆阅之，竟是该会副主席、著名学者、作家秦似教授不幸逝世的讣告。我愣了半晌，一阵阵怅惋与悲哀袭上心头。稍后又收到他夫人在极度悲痛中写给我的一封信，才晓得他四月初到北京为父亲王力教授奔丧，精神的打击诱发了一直潜伏着的胰腺癌。开刀后方知此病已到晚期，医生无能为力了。7月10日，他也跟着老父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我与他是1983年初冬认识的。那时候，他偕夫人陈翰新来海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应邀到通什讲学。我当时在该地工作，参与了对他的接待。在融洽的交谈中，我悄悄从他那儿学到不少音韵学、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也向他介绍了崖州歌谣、黎族歌谣的格律及海南方言的音调，并阐述我的一些有关见解。他听得很有兴味。我又作了两首七律，连同我的一篇曾入选全国年会的学术论文送给了他，请他指教。对共同事业的挚爱与追求，使我们消弥了年龄、地位上的迥异而成为忘年之交。他知我未婚，还热心地表示愿作月老；我不敢相烦，婉谢了。临别时，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一首七绝：
“椰饺黎茶仔细看，
新朋惜别久盘桓。
平生一事深堪慰：
踪迹曾留五指山。”
是的，教授对此行相当满意。他游览了一些名胜；向几百名文学爱好者讲授语言的音乐美和诗词的语言艺术，大受欢迎；又结交了好些新朋友。因此，他非常开心。只是分别前一场小小的争执，却让我们感到有点为难——按惯例，请人讲课总要给报酬。象秦似教授这样有名的学者，报酬更应从丰。但当我们把钱交到他手上时，他困惑地眨眨眼：“这……什么意思？”“一点薄酬……”“那怎么行？我来这里，吃的住的你们都包了，还给钱？”“这是您讲学应得的……”“讲学是应该的嘛。不然，白吃白住吗？”他不肯收下那些钱，我们到底拗不过，只好听便。而他又自责道：“我还应给有关的老师们讲讲中学语文教学的。可惜来不及了……”
我调任海南日报文艺编辑后，向他约过几次稿。他很热心地给我寄来好些诗，大都是咏唱海南的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宝岛诚挚的热爱与向往之情。但有个别篇什，或许因为成章太急，考虑欠妥，不宜见报；我就公事公办，给他退了稿。这时，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不安。但他毫不介意，在接到退稿后，依旧给我惠寄新作，并无半点责怪。这使我分外感动。后来我才知道，他抗战时期就已主编过《野草》月刊和《文学译报》，逝世前则是《语文园地》杂志主编和中国《杂文报》编委。作为一个著名的、公正的编辑，他对我的退稿是理解和体谅的。编辑就应当认稿不认人。在这点上，我敢说我与他心心相通！
1985年春，我去桂林参加全国文艺理论讲习班。返琼时取道南宁，到广西大学去拜访他。他那么忙，交往又广，年事亦高，我想他已难将我的名字与我本人对上号了。不料他还记得那么清楚，并在向他女儿介绍我时，称我是他的“好朋友”。他穿着还是那么随便：头上漫不经心地放一顶皱皱的旧帽子，身搭旧棉袄，脚撑旧布鞋。也还是那么胖，而步履则似比我初认识他时更为艰难、沉重。这步履，还有他讲话、走路时微微喘息的神态，使我想起故乡阡陌上那些一生劳累、已入残年、却仍拖着车坚定而蹒跚地向太阳迈进的老水牛。可他脸上的那一副纯真的笑容，又使我感到他象个老孩子。
此时已是黄昏。一起吃过晚饭后，我向他请教了几个学术问题，也谈了自己对人类思维模式的一些肤浅看法，即：应当把“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并列，作为人类的第三种思维模式，而通感、变形、直觉以及各种意识的错位或交合，均属意象思维的范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文章阐发过类似观点，对自己这见解是否正确又无把握，因此很注意他的反应。但他或许对此未作钻研，故审慎地不置可否，只是不时笑一笑，点点头，并用十分柔和亲切的目光看着我。这目光，充满对晚辈的热烈的期望和爱抚……
教授自称他是文坛上的“两栖类”，即既搞学术研究，又搞文艺创作。他高兴地告诉我：最近，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文艺作品自选集，包括小说、戏剧、散文、杂文、散文诗五个部类，约五十万字；他的论著《两间居诗词丛话》，也将在四川出版。还说：他主编了一种大型的《唐诗选》，初稿已写出，计八十万字，已找到出版社；他还自己编了十万字的《杜甫诗选》……谈及这些，他格外兴奋；仿如一个辛勤的老农，向来客介绍他丰硕的收成。末了，他请我同上二楼参观其书房。
书房不算大，约十来平方米吧。藏书却很丰富，遮没了三面墙壁，特令我垂涎。地板上乱散着一些纸屑和不知名堂的杂物。书桌堆满纸张、书刊、手稿，还有瓜籽儿、桔子暗藏其间。桌前放着一张旧藤椅，另外就是一件凳子模样的东西，但早有一叠书蹲在上面了。除此再无别的坐具——显然，教授平常是不许别人闯入他这天地的。一张旧卧床，好似书林中的一块空地：房中唯有床上不堆书纸，只蜷缩着一团来不及叠好的旧棉胎。蚊帐也很陈旧——主人只顾劳作，不图享受，亦无暇收拾。而他夫人又已出差几天了。
教授吃力地把沉重的身躯安置在藤椅里，从乱成一团的书桌上抽出一本《语文园地》，说：“瞧，我在搞《汉语词族研究》呢。”他翻到自己的那组文章，指着“角、触、咮、噣、喙、啄、觜（嘴）”这部分，讲道：“你看，这些字原来都是相通的；开头是指鸟嘴，后来就用到人的嘴巴上来了。”他孩子一般得意地笑起来：“嘿嘿，多有意思啊。别人不搞的，我来搞。嘻嘻嘻。”他见我还站着，赶紧请坐；待环顾四周后，才悟到房中并无第二张椅子，便伸手把皱巴巴的床单扯了扯，要我坐在床上，又从书纸堆中摸出个桔子来，切开了，递给我。接而让我浏览他新写的电视剧《玉观音》的草稿，又告诉我：他近年创作的、描写我国古代大科学家沈括的电影，已在某制片厂通过审查了。而最近，他正整理一部反映大跃进的长篇旧作，拟改出一些章节，以收入他的自选集……
他要做的事情这多么，我真不忍再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了，便赶紧告辞。下了楼，我劝他留步；他不肯，执意要送我一程。他那沉重的步履与轻轻的喘息，使我在不安中又作老牛的联想；而他近来竟能完成那么多复杂而繁重的“文艺工程”，又使我相信他必定还是健康的。可我万万想不到：那时候，死神早已张开血口，悄悄地向他逼近了！这次南宁分手，竟成永诀！而今他已长眠，再无法完成那未竟的笔耕计划。这些天来，我在痛惜之余，耳边总回响着那天晚上他与我握别后，指点我走出校门去乘车时的那声最后的叮咛：
“对，就这样一直向前走！……”
1986年9月1日凌晨三点改成，于海口
聆听丁玲讲演
最近去桂林参加全国文艺理论讲习班，听一些作家、理论家讲学，获益匪浅。著名的文学界老前辈丁玲同志的讲演，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丁玲已经八十一岁高龄，但她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两个多钟头的讲演中毫无倦意。她不用讲稿，随意道来，听着很感亲切。讲的是自己的艺术观点、社会经历与人生体验，既渊博又率真，既冷静又热情，既严肃又诙谐。更令我振奋、使我钦敬的，是她的演讲体现出来的那种执着地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品格，在艰难中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豁达胸襟。而这几样美德，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文学工作者认真学习的。
丁玲告诉我们，她在二十年代初曾进党所举办的一所学校学习过。这所学校是由陈独秀主持的，其学生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她在那儿觉得没意思，不多久就离开了，重又到处流浪，在流浪中认识社会，接触民众。那时，她已多少了解了党的宗旨，对共产主义是向往的，也愿意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火热的斗争。但要不要入党，她却颇费踌躇，彷徨了十年，考虑了十年。
“我希望做一个自由人，喜欢到处漂泊。那时候，真不想找一个金箍戴在头上。”她说，“后来，我爱人胡也频牺牲了，我又考虑自己不应再去作这种牺牲……但事实教育了我，我感到不入党不行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我必须找到一个进步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奋斗。……我于是放弃了自己的那点‘自由’，于1932年入了党。在党旗下宣誓时，我表示：我甘愿永远做革命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
当丁玲向我们讲着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口气是平淡的，表情是安详的。她无意渲染那些往事，只似同我们唠家常；但在我听来，却是句句重千钧。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在自己的爱人牺牲之后，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知识分子，不怕坐牢杀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处境艰危的中国共产党。这需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气，也需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丁玲选择了一条曲折崎岖、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她在这条路上吃尽了苦头，同时赢得了群众的敬重。
“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不够六十年，但我失去自由的时间就有三十年。”丁玲说，“在国民党时期，有什么自由？出门都怕带尾巴。沈醉给我写过信，说在上海时，他盯过我的梢。”而解放后的不公正的际遇，她不讲我们也多少知道一些：被弄成“右派”，赶去北大荒；继而“文革”动乱，身心大受摧残。这样一折腾就是二十来年。对此，丁玲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
她说：“我并不悲观。因为我知道：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在为真理奋斗；而老百姓也会明辨是非的。”正是这种对党、对人民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撑着她熬过了那些日子，迎来了春光明媚的今天。而她的信念正是在群众中得到的。她把身处逆境时，一些平民百姓如何信任她、鼓励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她说：“我喜欢到老百姓那儿去。在群众中，我就舒服，就高兴。”是的，她能在艰难处境中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同她的个性与修养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与人民是息息相通的！
丁玲忠于真理、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她的豁达大度也很叫人感动。她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受了那么多委屈、吃了那么多苦，却并不因此牢骚满腹、耿耿于怀。她得到彻底平反后，出访美国。有些美国人希望她发点牢骚，讲点“铁幕”后面的秘闻，但都失望了：她闭口不谈挨整的事，不讲半句有损于党和祖国的话。他们感到困惑不解，于是认为：丁玲是心有余悸，怕。
但我们从丁玲的经历可以知道：她绝不是胆小鬼。她所以不讲某些美国人希望她讲的话，是因为她牢记着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在讲演中，她又向我们谈了这段出访美国的经历。在讲到为什么对她挨整守口如瓶时，她说：“……我干吗要告诉你呢？我们党内的事，不能乱讲嘛。”她当时自然不好如此说，但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丁玲所走过的道路和她的这些高尚的品格，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是十分典型且富于代表性的。听了她的讲演，我的心久久地未能平静。但愿那些仍对知识分子怀着偏见的人们能脱下有色眼镜；但愿摧残知识分子的悲剧不再重演。也愿更多的人能象丁玲那样：把一切献给高尚的事业，屏除私念，乐观向前……
1985年4月13日，海口
一个童心未泯的艺术家
——访著名电影演员陈述
他对周围的事物好象很淡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实际上对一切都好奇。见到同来演出的几位姑娘在练舞，他也凑过去蹦两下，然后在一旁研究人家衣服上的英文字母。他在招待所的大厅里踱来踱去，自得其乐地哼着歌。看见旁边有一幅陶瓷镶嵌壁画，便走过去又看又摸，想知道它是画上去的，还是烧熟后一块块粘上去的。他到华侨大厦商场去，服务员请他签名留念，他郑重其事的写下“祝您健康”几个字，又出人意料地勾勒下他的漫画肖象——他画的那样维妙维肖，令人忍俊不禁——然后才署上自己的大名：“陈述”。
他就是这样一个童心未泯、毫无名人架子的电影艺术家。65岁了，但看上去象只有50多岁光景。
记者在区政府招待所六楼拜访了他。他很健谈。话题自然是三句不离本行——演戏。
在这之前，我们已了解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绘画、摄影，设计过成功的电影广告，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保持着上海电影系统蛙泳冠军的称号达十几年之久。他会开车、踢足球，还能在双杠上翻腾。搞体育播音，他在我国是资格最老的一个，且能流畅地讲英语，会说许多种方言……总之，他不倦地学习、消化各种知识。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有孩子般的好奇心、好胜心，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要知道！
这一点，给他扮演各种角色带来很大的方便。他告诉记者，他在解放后正式从影之前，已参加演出过四十多部话剧，扮演过四十来个身份、气质不同的人物——皇帝、总统、茶房、经理、教授、学生，还有资本家、小职员、演员……总之，旧日社会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他都演过了。解放后，他又塑造了四十多个不同的银幕形象（要是没有十年动乱，他的成绩肯定更大），除反面角色之外，也演正面人物。不管是什么角色，他演来都得心应手。如此水准，没有广博的知识是达不到的。
陈述对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充满了一种深切的向往之情。他说，古来凡成大器者，没有一个是只钻一门知识的。他们都是博学之士。如达芬奇，是伟大的画家，同时又是建筑师、工程师和机械师；我国的苏东坡，是文学家、大诗人，又是书法家。……他举出了许多这类例子，然后自愧弗如地说：“我当然不能跟这些人相比，但我愿意努力学习他们，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他接着告诉记者：他的好学，也是从小养成的。原来，他儿时念过书的那个小学——上海万竹小学，很有名气。这个小学的学习风气很浓，也注意在德、智、体各个方面培养学生。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周培源就在这儿读过书。听说蒋经国也在该校上过学。
总之，孩提时代养成的好学之心，他直到现在还保持着。
从演戏谈到了作人。陈述说，要成为一个优秀演员，首先必须有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要有献身的精神。我们相信，陈述是努力去做到这一点的。他以崇高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并把整个的身心献给他挚爱的艺术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认认真真地探索，希望能给人民以更多的奉献。
陈述为人的正直，我们从他对老师的态度亦可窥见一斑。前面说过，他喜欢绘画，而且画的也不错。他的绘画老师，便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油画家张充仁。张充仁已年近八十了，年轻时曾在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学习，并荣获该学院的最高奖赏——雕塑金奖。陈述于1941年至1950年跟他学画，至今师徒俩还常有来往。提及老师，陈述的眼光变得分外柔和，流露出一种孩子气的神情，充满了对老师由衷的敬爱。他说，老师虽比他年长，但因很晚才生育，所以老师的孩子同他的孩子一般大。然而，他总要自己的孩子称张充仁为“爷爷”。他在老师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他还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记者要写张充仁的传记，来走访他，请他对张的画艺来一番评论，认为这样可以抬高张的身价。他拒绝了。那理由也未免带着些孩子气：“我是学生，怎么能妄评老师的画呢？我出了名，但他还是我老师。尊师爱徒，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嘛！”
记者同他聊了近一个钟头。因为他还有事，交谈便中止了。我们同他一起下了楼，又陪他乘车来到海艺华侨商场，并一直悄悄观察他的举止，于是看到了本文一开始就描绘的那些趣事。我觉得，他身上带着很浓的孩子气——这同他思想、艺术上的老练成熟似乎很不相称，但二者实际上是和谐的。童稚与成熟的矛盾统一，形成了陈述特殊的个性。
愿每一个艺术工作者都能有他这样一颗纯洁晶亮的童心。
愿人们的艺术青春，都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衰萎。
1984年11月6日夜—7日凌晨
草于《海南日报》宿舍
荆棘·鲜花·赤子情
——访著名舞蹈艺术家陈爱莲
报社领导让我去写她的专访，我忙打听她住在哪个高级宾馆：因为这人太出名了。
“她就住在舞台后面，同普通演员在一起。”
噢，是这样。
我找到并叩开了她的房门。她刚练功回来，脸上还带着倦意。年纪四十开外，中等个儿。头发黑而且浓。身体削瘦，似乎弱不禁风。我立刻联想到曹雪芹笔下那个体弱多病的林黛玉。而她将在民族舞剧《红楼梦》里扮演的，正是这角色。
她就是陈爱莲——一位驰名国内外的舞蹈艺术家。
（一）
如同大多数成名人物一样，她的路上有鲜花也有荆棘，有甘露也有苦酒。
她10岁就失去了双亲。好在这时已解放，政府把她送进了孤儿院。也不知什么缘故，这个不幸中有大幸的小人儿老爱跳舞。12岁时，她被吸收到训练班学习舞蹈。每天，总比别人早进练功房。7年后的1959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并因成功地主演了舞剧《鱼美人》而一举出名。3年后，她在芬兰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舞蹈比赛中，夺得了四枚金质奖章。
就这样，她从孤儿长成了年轻的舞蹈家。生活象玫瑰色的梦，在她的面前展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可惜好景不常。正当她满怀信心地向艺术高峰攀登的时候，“文革”风暴卷地而来，她一夜之间成了“三名三高”的典型和专演“才子佳人”的“牛鬼蛇神”，被“扫”到乡下种田去了。
可是，她却从未停止练功。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简直达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曾有数月时间，她被关押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隔离审查”。房子那么小，又放着三张床，可她还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每天踢腿弯腰，弄得看守她的人大惑莫解。被放出来后，紧张的劳动、频繁的批斗弄得她精疲力尽，但她仍每天按时做完自己规定的动作。那时候，许多与她一起被赶下乡的舞蹈演员都停止练功了，但她还坚持着。……
在逆境之中，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与节操。凭着对事业的忠诚与挚爱，她顽强地撑过了那段艰难岁月。今天，当她对我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口气却是平淡的，仿佛讲的是别人的故事。我打量着她，心里想：这个看上去很弱小的妇女，心里却充满刚韧的毅力。而毅力与成功，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她已被誉为“具有炉火纯青技艺的民族舞蹈家”。“天道酬勤”，她得到了应有的荣誉。这荣誉，凝集着她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二）
陈爱莲在艺术上的一丝不苟，也表现于她对角色的态度上。舞剧团的李团长对我说：“她总是一点不放松，全心全意要演好自己的角色。”
这一回，她扮的是林黛玉。她有演好这角色的客观条件：身材窈窕，扮相颇有东方的“古典美”；因历经坎坷，人又聪敏，从小就象林妹妹那样多情善感。但光有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舞蹈艺术家，她还应具备更高的条件，那就是：对自己的扮演对象有深刻的理解，并能以准确恰当的形体动作（也即舞蹈语汇）把角色创造出来。
陈爱莲是毫不含糊地做到了这一点的。
她告诉我：为了演好这个剧，她已把《红楼梦》原作认真地通读了几遍，还研究了一些有关资料。我问：“你对林黛玉这一形象是怎么看又如何把握的呢？”她说——
“这个形象很丰满，也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但我认为应抓住她主要的方面，即她身体的虚弱与心灵的刚强这一矛盾，来加以表现。她是一个弱女子，但又充满了叛逆精神。总之：外柔内刚。”
我认为，她的理解是准确而深刻的。
当然，光有理解还不够。看了她昨晚的演出，其高超的技艺确是令人叹为观止：舞姿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疾徐有序、出神入化。举手投足之间，内涵十分丰富；每个眼神、动作，都很有表现力，令人产生宽广的联想。
她确实把角色演活了。特别是《焚稿》这一场，她演来尤其催人泪下。其时，宝玉与宝钗成了婚，黛玉受到了沉重打击，痛不欲生。将要告别人间之际，她的心情极为凄怆、复杂，而舞剧又不能象歌剧那样可以长歌当哭。但陈爱莲却能以各种舞蹈动作细腻入微、淋漓尽致地表述了林黛玉内心的矛盾冲突与痛苦挣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陈爱莲告诉我，她演林黛玉已演了七八十场。不管演哪场，她都认真对待，周密准备，一丝不苟，总象是头一回演出那样专注。
交谈中，她对记者说：她老家就在广东番禺。哦，是乡亲呢！她仍能讲广州话。时而说上几句，还挺标准。她对故乡怀着深深的感情。难怪她去年到广东来，同省音乐舞蹈艺术院舞剧团合作，编导并主演了大型民族舞剧《牡丹亭》。这也是她献给故乡的一件礼物吧。
她还说，这回是第二次来海南了。第一次是在1978年。那时候，她刚赴美访问演出归来，便参加了中央慰问团，来海南慰问部队。她随团去了西沙群岛，上过几个主要岛屿。时值九、十月间，风急浪大，男子汉都受不了，她自然更不行，吐得一塌糊涂，简直只剩“半条命”。但她还是挣扎着参加演出——常光着脚，冒着毛毛雨，在甲板或水泥地板上给战士们跳舞——跳《春江花月夜》、《印度拍球舞》。有的同志看她那么辛苦，劝她说：“你来了，同战士们见见面就行了。身体不好，这么跳可吃不消啊。”她笑笑，照跳不误。“我又不是首长，怎能见见面就完了呢？”她说，“我是舞蹈演员，总得向保卫家乡的战士们献上自己的舞艺啊。”
“七年过去了，您这次重来海南，有什么感受？”我问。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但草草瞭了几眼，觉得海口变化是很大的。新楼多了，马路宽了。人们还是那样的热情，对健康的文化生活的追求更强烈了。”
当问她有什么话要转告给读者时，她说：“我是回来探望乡亲的，我希望能通过舞蹈来沟通与亲人们的感情。但愿我扮演的林黛玉能给乡亲们留下好的印象。我还将在准备公演的一些小舞蹈节目中，以跟林黛玉截然不同的风貌出现。乡亲们先看我演林黛玉，再看我演的另外一些角色。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些角色。”
我想，观众是不会辜负咱们的广东老乡——陈爱莲这番美意的。
1985年12月7日凌晨两时许写毕，
于《海南日报》社宿舍
老园丁的塑像
——记琼海师范校长高荣泰
在琼海县，我们常听到教师们钦敬地谈及高荣泰：他在该县当了近30年的中学校长，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学治校方法；他到了哪间学校，哪间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学生成绩都会一改旧观。
听了这些议论，我们以为他或许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见面后，方知他才51岁。身材壮硕，眉毛浓黑，眼睛明亮有神。他的身上，兼有农民的质朴憨厚和知识分子的文雅。
他不大愿意谈自己。但讲到教育，他便口若悬河：从宏观构思到微观设想，从总体部署到具体措施，他说得头头是道，精辟入里。我们又向一些与他共事过的教师了解他的有关事迹，掌握了许多生动的材料。
一个富于开拓精神的老园丁的塑像，在我们的心中高高树起……
一串闪光的脚印
高荣泰的经历，平凡中有不平凡。
他出生于琼山旧州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自小记性就很好，能把课文倒背如流。成绩也总名列前茅。因付不起念高中的费用，故考入公费的琼台师范就读。据他当年的同学回忆：他极少看电影，一味埋头学业。1955年5月，他加入了共产党，时年20岁。当年9月，毕业于琼台师范，又考入海南中学教师训练班受训一年。1957年分配到琼海温泉中学教书，翌年就被提上该校领导岗位。自此，他开始了中学校长的生涯。
本来，他可以选择另一条对自己好处甚多也更舒适的人生之路：琼师毕业后，校方曾劝他留下任团委书记；海口市有的领导同志对他很器重，也力图劝他去坐机关。但他都谢绝了，决意献身于教育事业，情愿用心血燃起明灯去照亮别人。“这家伙太傻了。”有的“聪明人”这样说。但他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从不反悔。
高荣泰刚被任命为温泉中学校长时，才23岁。他抓了两年，把温中调理得很出色，组织上又把他调到问题成堆的朝阳中学去挂帅。这位年轻人干了一年，又改变了该校的落后面貌。两试锋芒，证实他确系一把好刀，于是哪里多“荆棘”，便派他到哪里去：此后的二十几年间，他先后去过加积中学、华桥中学、劳动大学、琼海师范等校担任领导职务。除开“文革”那段倒霉的岁月，他所领导的学校总是以学风好、质量高而备受赞扬。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两进朝阳中学的那番经历。他把这间中学“促”上去后，1960年离开。因工作需要，他于1963年重返该校。经一番精心治理，又使校貌大变。该校的学生，较优秀的都已进入加积中学或海南中学了。两个毕业班，是被筛选后留下的。但由于他治校有方，竟使其统考测试及格率居全县之首。他在加积中学当校长时，该校在1978、1979、1980三年的高考中，升学率也均名列前茅。魔力从何而来
高荣泰治校的经验、感受很多，也十分丰富。但归纳起来无非两条：一曰民主办学，二曰科学办学。
所谓民主办学，即时时、事事、处处努力发挥集体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依靠他们开展工作。总之一句话：要正确、有效地处理好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关系。
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老师，对高校长的民主作风十分赞赏。有重要事情，总要同大家商量；遇到问题，就发动群众共同解决。他在加中主持制定的一套完备、具体的管理制度与教学方法，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懂得怎样关心、爱护每一个教职员工。1976年在加中当负责人的时候，他通过多方奔走疏通，费了不少心机，终于使3位老教师家属的“农转非”问题得到解决。他是琼海县第一个为教师做此类好事的学校领导。1984年他到琼海师范任校长后，当即着手筹办了印刷厂，把无业可就的教师家属子女全部安排了进去。教师家里有什么红白大事，他都挂在心里，尽力帮助。
高荣泰负责加积中学的领导工作时，有一位教师的爱人生孩子，住进了医院，而父亲又同时逝世了。那位老师不知如何是好，高荣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你去医院照顾爱人，治丧由我负责。”他把丧事打理得整整有条，令人叹服。
更使教师们感动的，是高荣泰的那种宽阔的胸襟。他体贴别人，同时也坚持原则，对不良现象从不迁就姑息。有过这么一件事：某老师工作有些小缺点，高荣泰批评他；他年轻气盛，当面顶撞起来。事后，他想：同校长翻了脸，在这里不会有出头之日了。不料高荣泰找上门来，握手言欢，使他消除了疑虑。一天，他母亲患了急病，有人来校通报。这时他在上课。下课后，方知高荣泰已为其母亲办妥了住院手续。高对他好言相慰，并给予适当的福利补助，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高荣泰知人善任，也被传为美谈。他选拔的各个教研组的组长，都是过得硬的教学骨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陆运泽老师的使用。陆原在外区教书。调到加中后，高荣泰了解他的能耐，把尖子班的语文课交他负责。陆老师在高荣泰的热情鼓励下挑起了这副重担，果然不负厚望。1984年高考，他执教的这个班有一人获100分，6人获90分以上，而获80分以上的有20多人。
科学的耕耘与有限的收获
高荣泰在治校过程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准备对此详加叙述，只拟有选择地介绍他的一些主要的理论与实践。
高荣泰认为，一个人的成才，应有这6个条件，即：一、高尚的品德与远大的理想；二、强烈的求知欲望、勤奋刻苦的精神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三、较高的天资，而天资是可以培养的；四、良师的指导；五、理想的环境，即良好的乡风、家风、校风；六、强健的体魄。他还说：任何学生都是可能成才的，问题是教育者能否为之创造、提供必要的条件与机会。这位富于经验的老园丁，为给他的学生创造那6个条件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一些作法，是发人深省的。
作为一校之长，要了解全校每个学生是不容易的，但这却难不倒高荣泰。在温泉中学初任校长时，他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把全校700余学生的名字都记准了，还初步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秉性及家庭情况。加积中学的学生有两千多人，他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较好、较差这两头的学生的名字记熟。开学伊始，他的衣兜便成了小型“档案库”，总是鼓囊囊地塞满了很多写着各位新生姓名、籍贯及大概情况的纸片；他不时掏出来看看，并找本人对上号。此外，他对全校各个班级的学习情况都了如指掌。哪个班哪科成绩普遍较差，差在什么环节上，他可以随时向科任老师指出，并及时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
高校长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抓两头、带中间，便是他的重要方法。而他对较突出的差等生，既严厉要求，又热情鼓励，使之翻然悔悟。加中有一位学生，蛮横调皮，总爱寻衅滋事。他在宿舍里烧别人的蚊帐，还在别人口杯里撒尿。有人主张开除他，但高荣泰不这样做。他找该生谈话，严厉批评，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记两个大过。又找其父母互通情况，取得他们的配合。该生在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下变好了，进步很快。高荣泰便又开会宣布取消对他的处分。后来，他考上了广州外语学院。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是高校长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要引导学生利用最优的时间（如早上、午休后）来学习最难的功课。此外，也不宜在太长时间内学习同一门课程，而要交叉进行不同功课的学习。他说：功课可归为两类，一类主要靠理解，如数理化，语文等，另一类主要靠记忆，如外语，史地等。理解力与记忆力要同时锻炼、培养，不可偏废。他提出“用钱来购买时间与精力”——即家长要舍得给孩子购买学习资料，以省略抄书的时间；并舍得给孩子购买必要的营养食品，使之有充裕的精力与脑力来学习。他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做的，此外还帮助他们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对各门功课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在他的科学指导下，两个儿子的学习成绩都很不错：一个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一个正在海南中学读书。跟随他在加中念书的外甥，高考成绩是全校应届生第一。
当我们希望高校长把他的实践加以总结并写成论文时，他笑说：“有的同志并不认为我的方法对头。而我的实践范围也有限，效果尚未得到更充分的证实。只怕写出来会耽误了别人呢。”
我们赞赏他的求实精神，同时也感到惋惜——假如有关方面能让他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践他的教育理论，那岂不更好吗？他已在一块小小的实验田里耕耘了将近30年。快30年了呀。而他才51岁，正当盛年。
一尊高洁的塑像
采访高荣泰，还有一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绝口不讲别人的坏话，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他谈到其他同事时总是赞扬人家的优点。因此．我们开头以为他是一个谁也不敢得罪的、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后来通过采访其他老师，方知他倒是最讲原则的，有时“撸”起别人来，态度甚至严厉到近乎粗暴。
确实，说到他的为人，我们所接触过的老师没有不由衷敬佩的。他总是克己奉公，处处为他人、为事业、为工作着想。例子不少，这里仅举两个——
在加积中学当校长时，他与妻子挤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后来，学校相继盖起了几栋新宿舍。有的人估计高校长将第一个搬入新屋。可是，新屋出乎意外地全都分给了教师及学校其他领导。而高校长却依旧在那间狭而旧的平房里栖身。如今，他已到琼海师范当校长。该校的套房比加中的更好，而他也完全有资格、有理由占它一套。可是，他依旧让别人住去，自己仍居平房。
高校长唯一的一个外甥，原在家乡琼山读书。岳母恳求让他转来加积中学。高荣泰作为当时加中的一校之长，完全可以办到。但他不能带头这样做。他只是鼓励外甥好好读书，待考入同样等级的中学后，才考虑转学。过了三年，外甥考上了琼山中学，该校与加中是同级的，但高永泰在此情况下也不擅作接受外甥转学的主张，而是先让他写了转学申请，郑重其事地将情况向校务会议作了汇报，取得同意，才让外甥办了入学手续。……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读者已不难看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基层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高荣泰无愧于自己的光荣称号与神圣职责。他的气度、胸怀与品格，是堪可为人师表的。正人先正己。要当别人的灵魂工程师，必须先雕塑好自己的灵魂塑像。
1986年2月1日凌晨1时改毕，海口
万泉河的儿子
——记海南琼海籍诗人晨声
他从万泉河畔的穷乡僻壤走进广州，饱受心灵的痛苦，经过顽强的奋斗，终于成了诗人。
他的道路坎坷、曲折。
曲折使他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使他对生活、对人民、对故乡充满了一种特别深沉的挚爱。这挚爱，浸透于他业已发表的几千行诗中。
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晨声。
（一）
晨声原名姚昆炳。四十年代中期，出生于琼海县一户书香人家。6个伯父都是当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父亲也上过大学，但未能读到毕业，就因家道中落而到南洋谋生去了。这段时间，他在故乡购置了几片胶园。解放前夕回国；数年后，他妻子便撒手人寰。这时，晨声刚满6岁。父亲把他交给善良的八伯母和外祖母抚养，自己则一个人上广州另找活路，从此不再回来。孩提时代的晨声便与八伯母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
贫穷倒是算不了什么的，只是命运并不就此罢手。有一天，他念书的小学有一位教师丢了三角钱，硬赖他偷。在该小学任教的、疾恶如仇的堂兄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捆起来毒打了一顿。这个曾在全校讲故事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刚刚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了一篇游记的孩子，本来就多愁善感；无端受此冤屈，倍觉伤心。他决计离开故乡，到广州寻父去。于是，他提着一个小小的、破旧的竹笈，挥泪痛别善良的八伯母，独自踏上了茫茫的旅途。
这一年，他才九岁。父亲已在广州组织了新的家庭。对于已有了孩子的继母来说，他是一个意外闯入的陌生人。其景遇，可想而知。所幸他还能搞到一些书来看。以书为伴，日子好过多了。夜里，家中不好呆，他常到马路上借街灯看书。有时看累了，就歪在灯柱上睡着了。
他艰难地送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便投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到粤北山区去植树造林。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艰苦紧张的劳动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场大病把他击倒了。他不得不躺着回到广州。……
他不是生活的宠儿。命运老要跟他做对头，不断地把他折腾。正因为这样，他得到许多补偿：具有了顽强的毅力，更获得了一双能洞视生活底蕴的锐利的眼睛。他的诗，闪烁着机智的思辩色彩和哲理的光辉。他善于从平朴的、司空见惯的形象或现象中发见深刻的蕴含，并以奔放的激情把它揭示出来。
1985年冬，他来到海南岛东山岭。这儿有一块巨石状似航船，“搁浅”于悬崖之上。面对“石船”，他发出了《你敢下海吗》的呼喊，深情地叩问：“或许你／厌倦了风风浪浪／不愿再作艰辛的远航／导向的罗盘／才来此探寻／挡风的屏障／——这息浪的‘坟椁’？”他对这种逃避生活的作法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劝勉石船，也劝勉自己永不背离生活，象一片帆永远不离开海洋——尽管海洋中有风暴，有狂涛……
（二）
晨声以仁爱之心待人，因而他的朋友很多。最感人的，是他同海口市那些盲人朋友的交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便同市井小巷里的那些盲人按摩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一来到，盲人们便从脚步声辨认出是他了，总要高兴地嚷道：“是老姚，哦，老姚来了！”他照例同每个人握手问安，然后和他们拉家常。那种亲密无间的情景，是很令人感动的。
与晨声交情最深的，是一位名叫妚吉的盲公。他70来岁了，但还在一条陋巷中搭起一个床铺来给人按摩，——他干这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停下来就会闹病。晨声带我们看望过他几次，每次大都要捎点东西去慰劳。一到按摩床旁，未待晨声开口，盲老爹就高兴地说：“老姚仔又来看我了，姚仔真好心啊。”
在一个冷风吹刮的冬夜，刚到海口的晨声又买了些熟的鸡腿、鸡心和鸡肝去拜望老人，并同他聊到下半夜，待他“收铺”时才同他告别。晨声谈及这些盲人的时候，感情总是这样的深沉：“他们的眼睛瞎了，但心里明亮得很。他们在用一种特有的刚毅与本领来拥抱生活，医治人生的麻木和创痛……而他们得到的同情却太少了。……应当尽力关心他们，使他们也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不久，我们在1985年第六期《花城》上读到了他的《按摩诊室里的断想》，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对准每个穴位／推遍每根神经／‘指’在‘力’中推动／希望在感觉中闪光／压力和应力在脉胳颤响／热能和本能在肌体碰撞／风和雨，雷与电／在心头呼吁！激光……”
晨声对下层老百姓的挚爱和同情，与他的艰苦经历有着很大关系。他永远忘不了用血汗喂养了自己、承受着最沉重的社会负荷、却又不为人所知的、胼手胝足的劳动者。他与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他的不少诗，是为那些劳动者呼喊的。如《读东山岭“题壁”》，以激越的感情赞颂了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悬崖上凿石留字的无名工匠，动情地发问：“是谁炙日餐风披荆斩棘开名胜之路／使风云际会瀚挥葱笼彩飞神驰／是谁悬月攀星涂朱凿壁敲天庭之门／在荒莽之巅挥洒热血烙上文迹……”
——是谁呢？设问本身就是一种答案。而这设问，饱含着对劳动者多么深沉的感情！
（三）
晨声是万泉河虔诚的儿子。他对故乡的热爱，几乎达到偏执的地步。这块亲切的土地，同他最美好的回忆和最初的人生体验是连在一起的。磨难与误解，改变不了他对故乡的恋情：
“谁不热爱自己的母亲／谁不眷恋乡井的清泉——哪怕母亲很穷、很丑……／哪怕回忆里掺透咸苦酸辛……”
他9岁时告别故土后，在异乡生活了30余年。周围的人都讲广州话，而他却仍然保持着满口纯正的琼海乡音。凡同故乡有联系的一切，于他都这么亲近。就连那不起眼的花生饼，他也吃得津津有味，每次回来都要啃上几块——仅仅因为它是故乡的特产。他更忘不了掺着薯干煮成的米粥，朋友请他吃饭，他总是提出要吃这东西才痛快——为了不忘记那段艰辛的岁月，不忘记用这番薯粥喂大了他的乡亲。
诗人的血脉，紧连着故乡的万泉河。他曾通宵在河畔徘徊流连，用整个的心感受这母亲河的厚爱。这条河，给他留下了多少温馨的记忆啊！儿时，他与小伙伴们在河边摸鱼抓虾，在浪中打水架，在岸上采野果。河水平静时象一道软绸，透明澄澈，清可见底。两岸秀木葱笼、稻浪铺金。而驰名中外的红色娘子军，便是在岸上的密林中诞生的。它亲切，秀丽，充满英雄气慨。难怪晨声要向它吟唱一曲又一曲深情的歌——为它的新生而欣喜，也为它的不幸而焦躁不安：“洪水又滚动山峰裹着雷霆向您扑来／象一群以俘掠来发泄兽性的狼鬼山魈／台风又张开吮血的大口凶狠狠扑来／顷刻间，群魔乱舞天旋地转鬼哭神嚎……”（见《花城》86年4期）
在极左的浊流狂滥成灾的时候，诗人的心常陪着万泉河流血。好在那荒唐的岁月已象恶梦一样过去了。如今的万泉河上——“多少新芽又爆开了希望的春唇／吸着天风汲着玉露走向丰满的金秋。”他为此深感快慰。虽然他早定居广州，但仍千方百计要为故乡尽一点赤子的孝心，要为万泉河“串珠贝的项链／绣新潮的花裙……”（见《花城》85年二期：《摇篮恋曲和爱情的歌》）
我们相信，故乡也不会辜负赤子的痴情。他的理想与愿望会开出绚丽的花朵。而万泉河呢，也不会忘记他这个远方的儿子。
1986年8月22日，草于海口
《海南日报》社
倾尽心血育芳华
——记舞蹈工作者廖炜忠
这些年间，我国的舞蹈演出状况似乎一直不大景气。比起轰轰烈烈地不断评奖获奖大事张扬的文学、电影等行当来，舞蹈界便更显得有点寒怆和可怜巴巴了。它的刊物也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这同潮水一般淹没了各处书摊的通俗读物，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这块寂寥的园地里，却有些不甘于寂寥的人在默默地耕耘着。他们把全部的心血和热汗都献给了自己所挚爱的舞蹈事业，为使这朵花的色泽更鲜艳、芳菲更浓郁而不惜“化作春泥”。
廖炜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一）
老一辈的舞蹈工作者记得，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广东舞台上活跃过一个龙精虎猛而又敦厚善良的小伙子。他特别喜欢跳热情奔放的苏联舞蹈《林中空地》和《游击队员》，本人又姓廖，伙伴们便送给他一个“苏式爱称”——阿廖沙。
“阿廖沙”的身体本来是不错的，但后来参加《东方红》（广东演出团）排演，那紧张的军事化生活和他所担任的繁重的舞队班长工作，把他的身体几乎弄垮了。那时候，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干，处处以身作则，由于过度劳累，胃吃不消了，经常疼痛，时而出血，他又要“革命加拼命”，懒得去医院，只是咬紧牙关拖着，拖着，以一种天真的忠信与热诚，默默地同胃病作斗争。
之后是“大革文化命”了。“阿廖沙”怅怅地挥别了两情依依的舞台，被下放到干校去“修理地球”。青春在无聊而荒唐的岁月中逝去，当年的“阿廖沙”不复存在，这个与他那朝气勃勃、充满希望的韶光连在一起的昵称，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大家只知道他叫廖炜忠，一个为胃病所苦、脸色憔悴、沉默多思、人到中年的“五七战士”。
流动的时间改变了他的生活、身体和外貌，唯独改变不了的，是他的心。在灰暗的日子里，他的心灵深处仍然燃烧着对舞蹈事业的挚爱和热情，尽管这种高贵的艺术之爱不时被一层冰壳包围着，但它未曾熄灭过。“四害”覆灭，大地回春，坚冰化解，他心底的热情喷发了，并化为驱使他前进的不竭的能源。
于是，人们感到：当年的“阿廖沙”又以某种新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复活了。
1978年，他由佛山被调到广东舞协担任专职干部。从此，他拖着衰病之躯到处奔走呼号，或在蒸笼般的斗室里伏案挥毫，为扩大舞协的影响、为宣传舞蹈艺术而殚心竭力，辛勤工作。
几年来，他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种舞蹈学术研讨会和群众舞蹈的评奖活动，并在工作之余刻苦钻研理论，在《舞蹈》杂志、《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画报》、香港《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过百篇有关舞蹈的文章，共约十几万字。这些文字，大都是他在繁重的会务和编务之余，于更深人静之时写下的。为此，他受到了报社的赞扬。他还经常给广东电视台撰稿，有时也主持有关舞蹈的节目，受到该台的表彰。他还应邀在大学讲课，对某些舞蹈种类进行介绍，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
总之，他很忙，忙得痛快，忙得有意义。这个消瘦的中年汉子，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他默默地奔走，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尽量不去惊动任何人。但省内外舞蹈界的同行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存在，而对他和他的同伴们苦心经营的两个刊物——《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评价更高。
（二）
前面讲过，我国的舞蹈杂志真是少之又少。公开发行的此类刊物，全国仅有四家，而广东舞协主办的《舞蹈研究》与《舞蹈摘译》就是其中的一家。
说起这两个刊物的诞生和发展，那可真是一段艰难的历程。这段历程，渗透了廖炜忠的心血。
先应指出，广东舞蹈界的领导们是颇有远见的。他们深知舞蹈必须要有理论上的指导和探讨，同时还需要交流各种有关信息。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份本行当的刊物是不行的。刊物难于一下子搞起来，于是先弄它一份油印的内部通讯。大家七手八脚干了二期，觉得有点把握了，便向有关部门提出办刊申请，并获得批准。
那时候，廖炜忠刚调到舞协不久。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刊物的筹办工作。在编委们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期《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问世了。老廖象捧着婴儿一样把它们捧在手里，贪婪地闻着清新的油墨香。他醉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从事任何事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当时就知道日后自己将要为之作出的牺牲，他会怎么想呢？
协会人手太少。“编委会”是建立了，但多数编辑是兼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于是，所有的编务，从组稿、改稿、版面设计、跑印刷厂、校对、发放稿酬一直到刊物发行，包括写信封等一系列琐碎的事务，几乎由他一个人独力承担了。工作条件极差：十几平方米的斗室，用立柜隔成一个仅能放一桌一椅的狭小方块，便是他的“工作室”。后来又利用空间架起个小阁楼，人在其中，顶“天”立地，一直腰，脑袋便会碰到天花板。南方的夏日里，那容写字间、寝室、会客室于一体的斗室，闷热得象烤箱。而人呢，简直要变成“烤人”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阿廖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胃病愈加严重了，自己不愿对人说，又总不上医院，胃痛得耐不住了，就拉开抽屉顶着患部；一任黄豆大的冷汗从额上渗出，叭叭的往下掉。有的同志眼见他焦黄的脸色、咬紧的嘴唇，知道大事不好，劝他赶快去看医生，他总是默然地摇摇头，待阵痛稍缓，又伏案挥笔了。
病痛于他来说，并不难忍受。叫他不太好受的，是妻子儿女未能进广州。当时他们已结婚十八年，但一直两地分居，不能互相照应，对孩子的教育也很成问题。随着年纪增大，他常为此事苦恼。在舞协干了两年多之后，这种苦恼越来越强烈，他终于有点动摇了，萌生了放弃编辑工作，调到妻子身边去的念头。这念头被省内外一些朋友知道了，便纷纷来信劝阻道：“老九不能走！”这时，《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已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少读者来信赞扬这两个刊物，这使得重感情的廖炜忠又不忍罢手离去。他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就这样又苦熬个几年，妻子终于调到身边。四十多岁的廖炜忠，才尝到了家庭的温暖。可新的问题又来了，他们一家五口，上有老母，下有女儿，仅靠夫妻俩每月三百多元工资维持用度。这在生活水准很高的广州，日子是不好过的。近年暴富起来的故乡三水县，某大企业曾以很高的月薪聘请他，亲友也纷纷来信劝他回去工作。只要他答应，日子会比现在好得多。老廖有点动心了。可他要是回去，就必须放弃舞蹈事业，放弃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两个刊物。金钱与事业之间，他只能取其一。取哪个呢？金钱的诱惑与事业的召唤，使他的心紊乱了好些日子。最后，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了后者。他决然地谢绝了亲友们的好意，继续用心血去浇灌两个刊物，而宁愿过着清苦的生活。
或许有人会取笑他是个自讨苦吃的傻瓜。
可人间要是没有这类“傻瓜”，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三）
廖炜忠能把这两份刊物办得如此有声有色，除了他具备可贵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外，还由于他也有那么一点“超前意识”和开拓精神。他不喜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喜欢独立思考。这或许是得了广东处于开放改革前沿这一“地利”吧。
我们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曾轰动一时。在此剧尚未脱颖而出，还处于探索阶段的时候，廖已感到舞剧春天的到来，并在刊物上组织文章为它鸣锣开道了。当《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希望》、《再见吧！妈妈》等现代舞蹈刚刚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露头，许多人对它们尚不很了解，廖亦已撰文对它们予以热情的肯定。他在《舞蹈研究》上刊登的好些颇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被全国性的舞蹈杂志全文转载，有的还在省市一级的评选中获了奖。
刊物质量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队伍的水平。廖炜忠非常注意在来稿中发展素养较高的作者，并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此外，他还同不少读者通信，以了解他们的希望和要求，反馈各种信息，使自己的刊物能与群众息息相通，取得他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他同作者、读者的交往是真挚的，有些事例还相当感人。
人们还记得，七、八年前的中国舞蹈界曾出现过一本书：《舞蹈家的遗产》。译者尧登佛抱病译出这部书后，为许多出版单位不肯承印而发愁。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广东舞协编辑部。廖与他素昧平生，但看他这部译稿很有价值，经舞协有关领导同意，决定由协会发起征订，出钱印刷。译稿经廖炜忠付出大量心血，很快就变成一部书。当作者出乎意料地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到样书时，激动得哭了。不久，他因重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临终前，还因未能对为他这部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廖炜忠当面道谢而深感遗憾。
至今，《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已分别出到总34、35期了。它们作为广东舞协的机关刊物，为促进本省舞蹈事业的发展和国内外舞蹈信息的交流，深入开展舞蹈理论的争鸣和探讨，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赢得了国内外不少同行及舞蹈界权威人士的赞扬。
廖炜忠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舞蹈界不会忘记这个沉默的育花人。
1988年5月21日深夜—
22日清晨5点，草于广州晓园
突入画界的“顽童”
——我说陈学思
三几年前，谁都想不到陈学思会摆弄起画笔，更难想象他能举办个人画展。他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把事物兜入镜头才是他的专长，而以前也没听说过他与油画有什么缘份。可生活就是这么奇妙：你想进入这一扇门，结果却往往从另一扇门进去了。扛着摄影机的陈学思，正是以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地闯入了油画艺术的殿堂。他如醉如痴地画了三年，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创作了大大小小几十幅风景、人物画，并且将于9月29日—10月8日在江南大酒店专场隆重展出。作为他的老友，我得以先睹为快。
陈学思没有进过美术学院，自然也未曾受过有关的专业培训。但这个缺憾，却又恰恰变成了他的长处——他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没有思维定式的禁锢，因而能信马由缰纵横驰骋，以正牌画界中人未必具备的那种自由与超脱，去构思，去创造，去驾驭笔下的形象与色彩。这使他的作品显得十分奔放大胆，不拘一格，令人看了感到非常新奇有味。
他虽然狂放不羁，却并非随心所欲、毫无章法而胡来一气。他很认真地观赏、研究了中外一些著名绘画大师的作品，并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其画作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氛围，这氛围及与之相应的暗褐色，还有那平面感，都令人联想到古怪莫测的高更；他画人状物的变形手法，映照着毕加索的投影；他对色彩的大胆调配和组合，幅射出火热的激情，躁动着凡高的颠狂；而那燃烧的大红和冷凝的大绿，则又明显地打上了中国年画的烙印……
当然，他的作品与年画是两码事。而他既不是高更，也不是凡高和毕加索。——他只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去攀摘自己所企盼的艺术之果。在油画领域中，学思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也有特殊的个性和气质。这种气质，似可用两个词儿概而述之，那就是顽皮和童心。或许每个艺术家都不乏童心，但未必都有这份顽皮。他以一个顽童的心灵和目光去感应和观察生活，并用一种稚拙的、调皮的、反常规的笔触和方式，去表现自己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因此，他的画作洋溢着一股浓烈的孩子气，充满了纯情、天真和大胆而奇特的想象。
陈学思是海南人，曾在黎族地区从事摄影工作好些年。调任新华社记者后，带着照相机走南闯北十余载，见闻甚多，因而他的画题材很广泛，——从绿葱葱的五指山到白皑皑的大雪山，边地的各种风光、人物、奇景都被扯上了画布。据云他小时就爱画画，只是未曾正经认真地学行此道。后来迷上摄影，现在又拿起画笔。在壮年重拾孩提时代喜欢过的画笔，他在艺术之路上兜了一个“圆”。问他为何近几年才想到画画，他也讲不出什么名堂，只笑笑，说：“兴趣，主要是兴趣！”
是的，有兴趣才会热爱，因热爱才去追求，而追求便是执着的探索、奋斗与进取——这一切体现着人生的价值，并且预兆着事业的成功。
1990年9月17日凌晨，于广州晓园
坚忍的诗心
——谈黄泽进和他的作品
当我为残疾人作品集《在倾斜的地平线上》编好了黄泽进这六首诗，工整地署上他的名字并在周边划上黑框的时候，我的眼睛发潮了。
他死得太早，终年不过三十余岁。而经受酷刑般严重截瘫折磨的时间，占去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多年！
这些诗是从他近年陆续寄给我的几十篇手稿中挑选出来的。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发表过，但可以肯定它们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比约七、八年前他初次向我投寄的那些诗作成熟多了。而死神在这时把他掠去，更令人倍感哀伤。
泽进的诗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写诗决不象某些闲得无聊的人主张的那样是为了“玩玩”，而是因为受苦的灵魂需要缓解巨痛的呼喊。由于象他那样不幸的人毕竟太少，他心灵的体验是没有几个人可以理解的。他的内心一定非常孤独。这类挣扎在死亡边沿的孤独者都有着超人的刚勇和顽强的意志。
他们最应该叫苦却从不叫苦，最有理由呻吟却极少呻吟。泽进的诗中没有叹息，没有怨艾，也没有沮丧和绝望。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充满活力的生命的春潮，是令人感奋的雄浑的阳刚之气。
在《黎家的生日》、《占领》、《新航程》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种氛围。相较之下，我更喜欢《占领》——
在泪光里
能寻找什么呢
不必再走进那段阴晦的日子
那片忧伤的云
该飘落成枯叶雨了这是作者瑰丽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向不幸挑战的宣言。他是切切实实地这样做了。乡邻们谈到他的顽强，总是露出由衷的钦佩——尽管剧痛无时不在折磨他，常令他脸部扭曲，虚汗从额头淋漓而下；尽管褥疮长了蛆，他总得咬着牙自己用火柴杆把那些蛆剔出来；尽管他身处海南岛西南沿海十分贫穷的乡下，生活无着——但他从不流泪，从不怨天尤人。他还常让朋友把他抬到屋外的水泥场上去，组织文娱活动，给村中的青年们教唱歌曲。
他就是这样一个硬骨头男子汉——为着寻找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东西，而不愿让“泪光”也即苦闷蒙蔽双眸。为看清前路，他要挥走那片忧伤的云。因忙于填补虚弱的生命以令其充实，他没有闲功夫去回忆令人心碎的往事，去咀嚼那没完没了的悲哀。
但他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我们读《爱》，读《山岚》，自可以读出这种柔情。由于下半身已完全不能动弹，他的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严重截瘫禁锢着他的肉体，却不能妨碍他感情的自由。这种自由与禁锢的冲撞使他倍受痛苦的煎熬，但他忍受着没有呻吟。从他这两首爱情短诗中，我们也看不出多少闷郁与痛苦，只读到一丝淡淡的无奈。即便只是这样一点无奈，他在其他诗中也极少流露出来。
这六首诗里写得较朦胧也较耐人寻味的，是《不能等待》。对这首诗可以作多种理解。我这样认为：诗中的“你”和“我”都是同一个人。“你”是异化了的“我”，与“我”是矛盾的，对立的——
我己解开缆索
而你的湖水还不化开一个要扬帆远航，因为“二十五圈年轮速将燃尽／心已向飞翔的螺号驶去”，而另一个却“铁青着脸”，以“冰冷凝固的感情”覆盖“汹涌的春之热血”，让“奔腾的潮头拍岸的涛声”沉淀湖底。两者冲突的结果，最后还是“我”占了上风——
欲望的绳索已扯起风帆
海魂衫鼓满希冀
我要劈碎你的湖面
乘风前进
乘风前进
这首诗，形象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矛盾心态。在他的灵魂中，沉沦与升华，惰性与勤勉，颓废与奋发，时时在进行着激烈的搏斗。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搏斗。但对于他这样一个严重截瘫而家境又十分贫困的无业者来说，生比死更加痛苦和艰难。因此，要战胜自杀的诱惑，战胜沉沦、惰性和颓废，是多么地不容易！而他战胜了。他以超人的毅力、罕有的刚强，在寂寞中，在海南岛一个贫穷的乡村里，挣扎着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黄泽进不过是一介丧失了劳动与自理能力的普通乡民，平凡得象一棵田草。我只是七、八年前在《海南日报》任副刊编辑的时候，因为他的来稿才同他认识的。而后几次专程去看望他，目睹了他在一间仅可容身的陋室里同重病搏斗并坚持读书写作的悲壮情景。我调到广州后，仍同他保持着联系。他给我的信中很少谈自己的病，而且从不流露一点悲观情绪。每次展读他的信件和诗稿，我都感到：字里行间搏动着的是一颗多么坚忍而又美丽的诗心！
这颗心，使他残烛般黯淡的人生显出了太阳的辉煌！
1992年4月28日改毕于广州
香风灵雨沐菩提
——访云峰法师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和广州市佛教协会的会长及六榕寺住持，云峰法师天天忙得连轴转。但他还是在电话里答应星期日抽空见见我们。这一天下午，我与同事小冯践约前往六榕寺拜会他。同行的还有“想看看和尚到底怎样”的我的二弟耀琏和五岁的侄儿小鶽翎。
我之希望结识一些佛教界中人，既是创作需要，也为心向往之——几年来对禅宗兴致好浓，也读了一些有关的书，始知它不仅是一门平易而高深的哲学，更是一种超迈的人生艺术和心灵境界。小冯则是因为写了篇谈论六祖的长文，想向法师讨教。
六榕寺地盘不大，却很肃穆、清幽、雅致。进门转了一圈，正欲向人打听法师住所，忽见一老僧在水龙头那儿清洗砚台、毛笔。直觉驱使我们向他走去。但见他瘦小个子，面容清癯；薄唇凹颊，大耳高颧；疏淡的眉毛下有一双别具神采的眼睛，表情十分慈爱、宁静、安详。
——他果是我们要找的云峰法师。
我与他是初次相见，小冯则于七、八年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我们向他作了自我介绍。法师便淡淡笑着，说：“哦，好，来坐吧。”我这时才发现他老人家牙齿已掉了不少，但他一颗也不镶，任其自然。
我们尾随他进入大殿旁边的小屋。屋子被隔成里外两间。里间大概是卧室。外间是客厅兼佛堂，也不过七、八平方。从向南开的厅门进入，最先吸引我的是挂满东墙的书法条幅。有一幅字被特别置于镜框里；字体飘逸劲秀、骨格不凡而灵气飞动，我一眼就认出那是赵朴初老人的真迹。
宾主坐定，法师请我们饮茶。对我的小侄则特别照顾，给了一罐饮料。我感觉法师很喜欢孩子。他看小鶽翎时的笑意和眼神流露出长者特有的爱抚与关注，隐含着一种亲切的温情。
小冯掏出他那篇长文，请法师审阅。法师带上眼镜，把稿子摊在面前的八仙桌上，开始翻看。而我则同时继续“阅读”这个小厅。
法师就座的专位乃是普通的、无靠背的旧式坐具，上辅薄薄的布垫。坐具紧挨着把客厅与卧室隔开的那堵墙。法师对面的南墙下、门西侧，设一张很大的香案，案上神龛里供着一尊佛像，像前置有柚子、苹果等供品，还有两只黄橙橙的佛手。
我与弟、侄所坐的长椅北端的墙角里，站着个简单的书架。架上摆着新近出版的一些大部头佛学著作，还有一位高僧的遗照，后来方知此公乃云峰的老师。书架之前、云峰座右的几案上堆满了书纸。
我用心灵细细体味着、感受着这间小屋的氛围——庄严、肃穆、神圣等词都不宜用于表述它。它是一种恬淡，一种超脱，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大自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芬——象檀香，象果味，又象田间水草的鲜润的气息，使我有种出浴后的快感和愉悦，也觉得非常温馨、舒适和安恬。空间虽狭仄，却令人感到心胸十分空阔和深远。
我“读”佛堂，法师读稿。很静。这时，一位约50岁的女人初则在门口探头探脑，继而大模大样的进来了。她的褐色的胖脸上堆满恭谦的笑容，同法师打过招呼，接着在法师左侧纳头便拜。然后大大咧咧的坐下，向法师请教超度祖先的亡灵应怎样做，读什么经。法师说了几句话，但他讲的是粤语，又口齿不清，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女人却如醍醐灌顶而茅塞顿开，轻轻地“哦”了一声，眉开眼笑。这才注意到法师还有别的客人，便告退了。看样子，她与法师是很相熟的。
小冯的文章太长。法师翻了一会，便说：“我一下子读不完。但看来你是参考了不少材料，下了一番苦功。”
正谈着，又进来一位瘦长脸孔、约50来岁的妇女，还带着一个约模十一、二岁的男孩。她似乎也是法师的熟人，虔诚地行过跪拜礼之后，便坐在了刚才那女人坐过的地方，但刚一落座就火烫似的弹将起来，随即拉过那男孩，要他给法师叩首，又把他按在自己让出的位置上，极其诚恳热切在对法师说：
“求大师能摸摸他的头，好叫他聪明起来。”
这女人深信法师能通过摩顶而导电似地把智慧输入孩子的脑海。孩子却木然地坐着，不知所措，一副呆头呆脑模样。老法师慈祥地笑笑，把孩子的头轻轻地按了一下。女人便如释重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绉纹纵横的苦瓜脸上绽出一朵如花的笑容，喜孜孜的告退，把孩子带走了。
我们和云峰法师继续聊天。而第三个不速之客在门口出现了。但这一位却是个姑娘，年龄约略二十出头，有一张带点男子味道的圆脸，眉毛粗黑，嘴唇稍厚，脸色因为激动、紧张和敬畏而发白，惶乱的眼神里透出几许忧伤。她站在那儿逡巡不前，犹豫不决；欲进不敢，欲退不舍。
“你有什么事吗？”法师和蔼地问。
姑娘似乎因这一问而受到了鼓舞，便提起勇气，趋前几步，语无伦次地说：
“大师我想……我想………想拜您……”
“哦，有客人呢。”老法师仍慈祥地说：“你去拜佛吧。”
姑娘几乎是哀求了：“大师，请受我一拜…菩萨昨夜托梦给我，要我今天来，来拜您……我这一生多灾多难……很早就想来了……请您收我为具名弟子……求您了……”
可以想象这是个不幸的女孩子；她被我们不知道的恶运跟踪着，如同让狼追逐得精疲力竭惊恐万状的小羊，终于逃进了自己最后选择的佛门这一方平安之地，岂肯就此离去？她用哀戚的目光求助地看着法师。老人低眉无语。姑娘把这视为默许，赶紧一挫身，在法师的脚前纳头便拜。
法师象前两回受拜时一样，眼不斜、身不动，表情漠然淡然，象什么事也未曾发生。我虽细心捕捉，也无法从他凝固的感情肌和静如井水的眼神中看出什么特别的表示。既没有厌烦，也没有哀怜；既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我忽然想及洪应明《菜根谈》中的那副对子：
身如不系之舟，一任流行坎止；
心似既灰之木，何妨刀割香涂。法师似已修炼到这般境界了。
姑娘拜毕，如同溺水者终于被救上方舟，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她不敢就坐，悄然退下；却不舍离去，又没话找话，问法师如何读经。这问题同公案里常嘲笑的“何谓祖师西来意”一样，既愚蠢又难答；倘若问到喜欢“德山棒、临济喝”的禅师，说不准要吃耳刮子的。
幸亏“云峰”非“德山”，他只是避而不答，但问姑娘有什么经书。她说出几部经名。又自称她乃是某师院的学生，读的是地理系。法师便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你先好好念书吧。书念好了，才来读经……”又道：“没别的事了吧。我这里有客人呢。”
姑娘却仍不愿走，说：“大师，我再呆一会好吗？就在这里坐一会……你们就当我不存在，谈你们的。我就坐一会，不妨碍你们。”法师默许了，她就在东墙边的长椅上轻轻坐下，很幸福很满足地傻笑着，不再吭声。
由于几位不速之客的打扰，我们与法师的谈话仍未能切入正题。双方互不相知，难免有些拘谨。我便从家常唠起。谈话中，得知法师今年72岁了；到六榕寺也已有三十几个年头。他现在除处理大量的会务，每天还要接待众多的来访者。而最近，他将赴京参加全国佛教界代表大会。
说话间，又有一年轻的和尚进来，递给法师几盒录音带，说这是台湾的同道送来的。不便打听，也不知此中录的是什么。我猜度大约是佛教音乐或经文一类东西吧。这时，向法师请教过如何超度亡灵的那个胖女人忽然冒出来。法师随手给了她一盒录音带，她便头笑面开的收下了。
一位雷州口音、约四十来岁的大嫂，似是专事照顾法师饮食起居的，不断在房中进出，或煮水、倒茶；或通报情况。这当口她又进来了，用我听得懂的雷话对法师说：“有一帮香客求见。见不见？”法师道：“请他们稍等一下吧。”说罢又继续同我们聊。
小冯向法师请教有关慧能禅学的一些问题，我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墙的几张条幅上。书法造诣不算很高，但字迹也颇老成而飘逸。每张条幅都写有一首七言诗，语句不事雕琢，平白如话，质朴自然。看落款处，方知诗作者系云峰法师，书写的则是另一个人。
我谈及这些诗，对“要从冰炭验人生”一句特别赞赏。但法师立刻申明道：“这不是我作的，是我引用我老师的。原有引号，书写的人给漏了。”我说其他那些句子也很有意思，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法师淡淡的说：“那也不怎么样。一些随口哼出的雷歌罢了。”
噢，法师原来是雷州人，对雷歌看来也很熟悉。研究歌谣正是我众多的业余爱好之一，且雷话与我故乡的海南方言是可以相通的。我用海南话念了一些崖州民谣，法师听了很有兴致，也念了几首雷歌。此类歌谣，我原先读过一些，其音律与风格同我故乡的崖歌极为相似，都很严谨、优美。它出自法师之口，令我感到十分亲切，两人的心理距离便拉近了许多。
我即席默写出自己的两首诗作，请法师指教。一首是：
来从何处去何边？多惑浮生入壮年；
遍问人间谁识我？茫茫尘海走孤帆！另一首是：
百度关山水复云，人初困顿月初昏；
回眸一万七千日，两串足痕带血痕。
有些阅历的人看了这两首诗，当会唏嘘一阵的。但法师读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依旧淡淡的笑着，说：“好的，看来你也会随缘了……”他说了好几句关于“缘”的话，可惜我没听清。他又道：“想来你是吃过不少苦的，精神需要依托，可读读经……”
其实，我也是颇读了一些经的，但大抵只拿它当作一门学问来探究，还没想到要从中寻取医治精神创伤的灵药，也尚未打算把经书作为寄托心灵的唯一圣殿。我知道我只能是一只昼伏夜行的孤虎，对付灵魂的煎熬惟靠自身的坚忍、乐观与顽强，别人是帮不上忙的。但我仍很感谢这位长者的提点。
法师同我谈及苏东坡。他显然很喜欢这位为六榕寺留下过墨宝的天才居士。而我对苏公的景仰，则更是远在古今一切文人之上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他诗才卓绝，而是他超旷豁达、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令我倾倒。他是中国士族中唯一深得禅中三昧并真正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伟大“忍者”。
我背诵了苏东坡一些富于禅意的诗，又读出了与这些诗意思相通的、我特别喜欢的几段偈陀，同法师一起把玩。我们的心不觉进一步靠近了。
正谈得投机时，却进来一群信女，双手合十，向法师致候。法师请她们吃糖，也请了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而一直不吭声的那位姑娘。姑娘脸上挂着平静、满足和幸福的笑容，说：“我取过了。”她确已取过，却不见她吃。或许已当成宝贝，准备珍藏一辈子了。
法师没忘记我的弟弟和小侄子，老远的把糖果盒递过来，请他们自拿。鶽儿竟无师自通地双手合十，用海南话道：“谢阿公。”法师淡然一笑，说：“这孩子聪明。”
女香客们走后，我们继续谈禅说佛。小冯说他看过一则公案，讲到一位法师当众把木雕的菩萨劈了当柴烧，不知那是何意思。法师道：“他的本意就是：人们本不必向身外求佛的，我把它劈了，看你还求什么。当然，后人可不能再象他那么干，否则便是罪过了。”
我说：“成佛莫向身外求，也就‘即心是佛’的意思吧？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则向身外求佛，便属骑驴寻驴、持火借火的蠢举。所以就要呵佛骂祖烧菩萨了。”
法师点点头，道：“人也不能立意去追求什么东西。立意追求，便得不到……”
我说：“这便是‘趣向即乖’吧？起心执意追求一种目标，总是事与愿违，背道而驰。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况——你明明执意要进入这一扇门的，结果却偏偏误入另一扇门了。”破折号后面的两句话其实是列宁讲过的历史爱同人开的那种玩笑。但我不挑明。只是心里觉得：处于高层次精神境界中的哲人的智慧，在许多方面其实都是相通的，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思想阵营。
法师点点头，又引用了“南泉斩猫”那段公案故事，说明人之不可偏执一端而相持不下。我马上又想到《菜根谈》中的一句话：
户朽未闻枢蠹，偏执岂能及圆融
不要偏执而要“圆融”，与儒家鼻祖孔丘主张的“中庸之道”类似，再次证明了高层次的哲人智慧的相通。儒与佛在这里走上了同一座桥，尽管它们的路向是有些差异的。
我问法师：“不偏执一端，两头不着——是否可理解为这是禅的核心呢？”
这个问题颇有点狡黠，因为不论法师回答“是”或“不是”，他都在事实上“着”了一头，从而有违此一要义了。所以他这回又是淡淡然咧一咧缺齿的嘴，无声地笑笑，不置可否。但他仍继续缓缓地、不紧不慢地谈着对禅、佛的理解。
由于他嘴巴漏风，普通话又咬的不准，所以我听得很费劲。但他的语调是那么平和，不带任何情绪，没有一点造作，那话语就象清澈的甘泉，自然地从大山的胸怀里流出来，流出来，似是降自苍穹深处的天籁之音，我虽然听的不大清楚，却分明感受到一种真切的人生的启示，心里竟一阵激动，眼眶也不禁发潮了，而灵魂则有如作了一次汤沐，觉着身心廓然。
——这是一种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感受。我不能说那叫“顿悟”，因为我远未达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但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里似已增加了某种精神元素，那就是对人的宽容和谅解。只是我深知自己的爱和恨都总是太强烈，故拿不准这种元素是会逐步增强还是日渐减弱而仍归于“无”。且也“身如不系之舟”，听其自然吧。
小冯似仍有点“执迷”，竟又犯了“持火借火”的禅忌，对法师说：“法师是得道高僧，比我们俗人看得深远透切。不知能不能详谈一下内心所得，以启发我们一下？”
法师道：“实际上，我还谈不上得道。就算真的得了道．我也讲不出来。如果可以讲出来，这‘道’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
关于“道不可说”的观点，实乃禅宗老祖们早就表述过的。而这又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扯上了干系。不同宗派的哲人的智慧，再一次在高的精神层次上拱手认同。如果人类能多珍惜这种认同，少强调那些差异，则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多事了——它本来就不应如此多事的。
想到这一层，我又深深感到：人类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划地为牢、剑拔弩张的蠢举，实在太多了。费孝通老先生在《孔林片思》一文中，热切地呼唤属于全人类的、新时代的孔子出现，以调和种种文化与心态的冲突，还世界以温馨和安宁。我非常理解这位善良长者的美好愿望——造成人类心灵隔膜的种种樊篱，有不少确实是人为的，荒谬的。但能否拆除它，怎样拆除它，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的思想象走马灯似地乱转。忽然又闹哄哄的进来一批女香客。看看天色将晚，法师便对我们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告辞时，小鶽翎竟又懂得双手合十，与法师道别。但这小家伙却一路上嘟嘟哝哝地发着牢骚：
“伯伯骗人！说好了带我来看和尚的。和尚在哪儿呢？哪个是和尚呢？”
我抚掌大笑，忽然觉得他这糊涂的问话也藏着禅机。禅宗开祖达摩大师《四行观》道：“无自无他，凡圣等一”。意即万物一体，既无自己与他人之分，也无神圣或平凡之别。和尚同普通人当然也都一样。所以“哪个是和尚”的诘问，乃是这孩子无意道出的天籁之音——他真不枉吃了云峰法师惠赐的饮料和糖果。
1993年10月31日（星期天）凌晨3时稿毕
（根据10月3日的日记补充、重写）
11月2日凌晨一时改毕，于广州晓园常惑斋
每逢同道倍相亲。
聊挥翰墨留心迹，
一片梦魂绕士林。
一九九四年二月七曰
于广州
忆秦似教授
8月初出差归来，意外地收得政协广西自治区委员会信函一件；拆阅之，竟是该会副主席、著名学者、作家秦似教授不幸逝世的讣告。我愣了半晌，一阵阵怅惋与悲哀袭上心头。稍后又收到他夫人在极度悲痛中写给我的一封信，才晓得他四月初到北京为父亲王力教授奔丧，精神的打击诱发了一直潜伏着的胰腺癌。开刀后方知此病已到晚期，医生无能为力了。7月10日，他也跟着老父离开了人间，终年69岁。
我与他是1983年初冬认识的。那时候，他偕夫人陈翰新来海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应邀到通什讲学。我当时在该地工作，参与了对他的接待。在融洽的交谈中，我悄悄从他那儿学到不少音韵学、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也向他介绍了崖州歌谣、黎族歌谣的格律及海南方言的音调，并阐述我的一些有关见解。他听得很有兴味。我又作了两首七律，连同我的一篇曾入选全国年会的学术论文送给了他，请他指教。对共同事业的挚爱与追求，使我们消弥了年龄、地位上的迥异而成为忘年之交。他知我未婚，还热心地表示愿作月老；我不敢相烦，婉谢了。临别时，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一首七绝：
“椰饺黎茶仔细看，
新朋惜别久盘桓。
平生一事深堪慰：
踪迹曾留五指山。”
是的，教授对此行相当满意。他游览了一些名胜；向几百名文学爱好者讲授语言的音乐美和诗词的语言艺术，大受欢迎；又结交了好些新朋友。因此，他非常开心。只是分别前一场小小的争执，却让我们感到有点为难——按惯例，请人讲课总要给报酬。象秦似教授这样有名的学者，报酬更应从丰。但当我们把钱交到他手上时，他困惑地眨眨眼：“这……什么意思？”“一点薄酬……”“那怎么行？我来这里，吃的住的你们都包了，还给钱？”“这是您讲学应得的……”“讲学是应该的嘛。不然，白吃白住吗？”他不肯收下那些钱，我们到底拗不过，只好听便。而他又自责道：“我还应给有关的老师们讲讲中学语文教学的。可惜来不及了……”
我调任海南日报文艺编辑后，向他约过几次稿。他很热心地给我寄来好些诗，大都是咏唱海南的作品。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宝岛诚挚的热爱与向往之情。但有个别篇什，或许因为成章太急，考虑欠妥，不宜见报；我就公事公办，给他退了稿。这时，心中难免有些忐忑不安。但他毫不介意，在接到退稿后，依旧给我惠寄新作，并无半点责怪。这使我分外感动。后来我才知道，他抗战时期就已主编过《野草》月刊和《文学译报》，逝世前则是《语文园地》杂志主编和中国《杂文报》编委。作为一个著名的、公正的编辑，他对我的退稿是理解和体谅的。编辑就应当认稿不认人。在这点上，我敢说我与他心心相通！
1985年春，我去桂林参加全国文艺理论讲习班。返琼时取道南宁，到广西大学去拜访他。他那么忙，交往又广，年事亦高，我想他已难将我的名字与我本人对上号了。不料他还记得那么清楚，并在向他女儿介绍我时，称我是他的“好朋友”。他穿着还是那么随便：头上漫不经心地放一顶皱皱的旧帽子，身搭旧棉袄，脚撑旧布鞋。也还是那么胖，而步履则似比我初认识他时更为艰难、沉重。这步履，还有他讲话、走路时微微喘息的神态，使我想起故乡阡陌上那些一生劳累、已入残年、却仍拖着车坚定而蹒跚地向太阳迈进的老水牛。可他脸上的那一副纯真的笑容，又使我感到他象个老孩子。
此时已是黄昏。一起吃过晚饭后，我向他请教了几个学术问题，也谈了自己对人类思维模式的一些肤浅看法，即：应当把“意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并列，作为人类的第三种思维模式，而通感、变形、直觉以及各种意识的错位或交合，均属意象思维的范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写文章阐发过类似观点，对自己这见解是否正确又无把握，因此很注意他的反应。但他或许对此未作钻研，故审慎地不置可否，只是不时笑一笑，点点头，并用十分柔和亲切的目光看着我。这目光，充满对晚辈的热烈的期望和爱抚……
教授自称他是文坛上的“两栖类”，即既搞学术研究，又搞文艺创作。他高兴地告诉我：最近，出版社准备出版他的文艺作品自选集，包括小说、戏剧、散文、杂文、散文诗五个部类，约五十万字；他的论著《两间居诗词丛话》，也将在四川出版。还说：他主编了一种大型的《唐诗选》，初稿已写出，计八十万字，已找到出版社；他还自己编了十万字的《杜甫诗选》……谈及这些，他格外兴奋；仿如一个辛勤的老农，向来客介绍他丰硕的收成。末了，他请我同上二楼参观其书房。
书房不算大，约十来平方米吧。藏书却很丰富，遮没了三面墙壁，特令我垂涎。地板上乱散着一些纸屑和不知名堂的杂物。书桌堆满纸张、书刊、手稿，还有瓜籽儿、桔子暗藏其间。桌前放着一张旧藤椅，另外就是一件凳子模样的东西，但早有一叠书蹲在上面了。除此再无别的坐具——显然，教授平常是不许别人闯入他这天地的。一张旧卧床，好似书林中的一块空地：房中唯有床上不堆书纸，只蜷缩着一团来不及叠好的旧棉胎。蚊帐也很陈旧——主人只顾劳作，不图享受，亦无暇收拾。而他夫人又已出差几天了。
教授吃力地把沉重的身躯安置在藤椅里，从乱成一团的书桌上抽出一本《语文园地》，说：“瞧，我在搞《汉语词族研究》呢。”他翻到自己的那组文章，指着“角、触、咮、噣、喙、啄、觜（嘴）”这部分，讲道：“你看，这些字原来都是相通的；开头是指鸟嘴，后来就用到人的嘴巴上来了。”他孩子一般得意地笑起来：“嘿嘿，多有意思啊。别人不搞的，我来搞。嘻嘻嘻。”他见我还站着，赶紧请坐；待环顾四周后，才悟到房中并无第二张椅子，便伸手把皱巴巴的床单扯了扯，要我坐在床上，又从书纸堆中摸出个桔子来，切开了，递给我。接而让我浏览他新写的电视剧《玉观音》的草稿，又告诉我：他近年创作的、描写我国古代大科学家沈括的电影，已在某制片厂通过审查了。而最近，他正整理一部反映大跃进的长篇旧作，拟改出一些章节，以收入他的自选集……
他要做的事情这多么，我真不忍再占用他宝贵的时间了，便赶紧告辞。下了楼，我劝他留步；他不肯，执意要送我一程。他那沉重的步履与轻轻的喘息，使我在不安中又作老牛的联想；而他近来竟能完成那么多复杂而繁重的“文艺工程”，又使我相信他必定还是健康的。可我万万想不到：那时候，死神早已张开血口，悄悄地向他逼近了！这次南宁分手，竟成永诀！而今他已长眠，再无法完成那未竟的笔耕计划。这些天来，我在痛惜之余，耳边总回响着那天晚上他与我握别后，指点我走出校门去乘车时的那声最后的叮咛：
“对，就这样一直向前走！……”
1986年9月1日凌晨三点改成，于海口
聆听丁玲讲演
最近去桂林参加全国文艺理论讲习班，听一些作家、理论家讲学，获益匪浅。著名的文学界老前辈丁玲同志的讲演，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
丁玲已经八十一岁高龄，但她精神矍铄，思路清晰，在两个多钟头的讲演中毫无倦意。她不用讲稿，随意道来，听着很感亲切。讲的是自己的艺术观点、社会经历与人生体验，既渊博又率真，既冷静又热情，既严肃又诙谐。更令我振奋、使我钦敬的，是她的演讲体现出来的那种执着地追求真理、追求光明的品格，在艰难中百折不挠、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以大局为重、不计个人恩怨的豁达胸襟。而这几样美德，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文学工作者认真学习的。
丁玲告诉我们，她在二十年代初曾进党所举办的一所学校学习过。这所学校是由陈独秀主持的，其学生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她在那儿觉得没意思，不多久就离开了，重又到处流浪，在流浪中认识社会，接触民众。那时，她已多少了解了党的宗旨，对共产主义是向往的，也愿意投身于救国救民的火热的斗争。但要不要入党，她却颇费踌躇，彷徨了十年，考虑了十年。
“我希望做一个自由人，喜欢到处漂泊。那时候，真不想找一个金箍戴在头上。”她说，“后来，我爱人胡也频牺牲了，我又考虑自己不应再去作这种牺牲……但事实教育了我，我感到不入党不行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微弱的，我必须找到一个进步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奋斗。……我于是放弃了自己的那点‘自由’，于1932年入了党。在党旗下宣誓时，我表示：我甘愿永远做革命机器上的一颗小螺丝钉。”
当丁玲向我们讲着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口气是平淡的，表情是安详的。她无意渲染那些往事，只似同我们唠家常；但在我听来，却是句句重千钧。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在自己的爱人牺牲之后，她作为一个年轻的女性知识分子，不怕坐牢杀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处境艰危的中国共产党。这需要有超乎常人的勇气，也需要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丁玲选择了一条曲折崎岖、布满荆棘的人生之路。她在这条路上吃尽了苦头，同时赢得了群众的敬重。
“我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不够六十年，但我失去自由的时间就有三十年。”丁玲说，“在国民党时期，有什么自由？出门都怕带尾巴。沈醉给我写过信，说在上海时，他盯过我的梢。”而解放后的不公正的际遇，她不讲我们也多少知道一些：被弄成“右派”，赶去北大荒；继而“文革”动乱，身心大受摧残。这样一折腾就是二十来年。对此，丁玲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
她说：“我并不悲观。因为我知道：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在为真理奋斗；而老百姓也会明辨是非的。”正是这种对党、对人民的坚定不移的信念，撑着她熬过了那些日子，迎来了春光明媚的今天。而她的信念正是在群众中得到的。她把身处逆境时，一些平民百姓如何信任她、鼓励她的故事告诉我们。她说：“我喜欢到老百姓那儿去。在群众中，我就舒服，就高兴。”是的，她能在艰难处境中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同她的个性与修养固然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她与人民是息息相通的！
丁玲忠于真理、百折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她的豁达大度也很叫人感动。她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受了那么多委屈、吃了那么多苦，却并不因此牢骚满腹、耿耿于怀。她得到彻底平反后，出访美国。有些美国人希望她发点牢骚，讲点“铁幕”后面的秘闻，但都失望了：她闭口不谈挨整的事，不讲半句有损于党和祖国的话。他们感到困惑不解，于是认为：丁玲是心有余悸，怕。
但我们从丁玲的经历可以知道：她绝不是胆小鬼。她所以不讲某些美国人希望她讲的话，是因为她牢记着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在讲演中，她又向我们谈了这段出访美国的经历。在讲到为什么对她挨整守口如瓶时，她说：“……我干吗要告诉你呢？我们党内的事，不能乱讲嘛。”她当时自然不好如此说，但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丁玲所走过的道路和她的这些高尚的品格，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是十分典型且富于代表性的。听了她的讲演，我的心久久地未能平静。但愿那些仍对知识分子怀着偏见的人们能脱下有色眼镜；但愿摧残知识分子的悲剧不再重演。也愿更多的人能象丁玲那样：把一切献给高尚的事业，屏除私念，乐观向前……
1985年4月13日，海口
一个童心未泯的艺术家
——访著名电影演员陈述
他对周围的事物好象很淡漠，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但实际上对一切都好奇。见到同来演出的几位姑娘在练舞，他也凑过去蹦两下，然后在一旁研究人家衣服上的英文字母。他在招待所的大厅里踱来踱去，自得其乐地哼着歌。看见旁边有一幅陶瓷镶嵌壁画，便走过去又看又摸，想知道它是画上去的，还是烧熟后一块块粘上去的。他到华侨大厦商场去，服务员请他签名留念，他郑重其事的写下“祝您健康”几个字，又出人意料地勾勒下他的漫画肖象——他画的那样维妙维肖，令人忍俊不禁——然后才署上自己的大名：“陈述”。
他就是这样一个童心未泯、毫无名人架子的电影艺术家。65岁了，但看上去象只有50多岁光景。
记者在区政府招待所六楼拜访了他。他很健谈。话题自然是三句不离本行——演戏。
在这之前，我们已了解到：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会绘画、摄影，设计过成功的电影广告，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他从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保持着上海电影系统蛙泳冠军的称号达十几年之久。他会开车、踢足球，还能在双杠上翻腾。搞体育播音，他在我国是资格最老的一个，且能流畅地讲英语，会说许多种方言……总之，他不倦地学习、消化各种知识。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因为他有孩子般的好奇心、好胜心，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要知道！
这一点，给他扮演各种角色带来很大的方便。他告诉记者，他在解放后正式从影之前，已参加演出过四十多部话剧，扮演过四十来个身份、气质不同的人物——皇帝、总统、茶房、经理、教授、学生，还有资本家、小职员、演员……总之，旧日社会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他都演过了。解放后，他又塑造了四十多个不同的银幕形象（要是没有十年动乱，他的成绩肯定更大），除反面角色之外，也演正面人物。不管是什么角色，他演来都得心应手。如此水准，没有广博的知识是达不到的。
陈述对古今中外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充满了一种深切的向往之情。他说，古来凡成大器者，没有一个是只钻一门知识的。他们都是博学之士。如达芬奇，是伟大的画家，同时又是建筑师、工程师和机械师；我国的苏东坡，是文学家、大诗人，又是书法家。……他举出了许多这类例子，然后自愧弗如地说：“我当然不能跟这些人相比，但我愿意努力学习他们，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他接着告诉记者：他的好学，也是从小养成的。原来，他儿时念过书的那个小学——上海万竹小学，很有名气。这个小学的学习风气很浓，也注意在德、智、体各个方面培养学生。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周培源就在这儿读过书。听说蒋经国也在该校上过学。
总之，孩提时代养成的好学之心，他直到现在还保持着。
从演戏谈到了作人。陈述说，要成为一个优秀演员，首先必须有高尚的品德和情操，要有献身的精神。我们相信，陈述是努力去做到这一点的。他以崇高的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言行，并把整个的身心献给他挚爱的艺术事业，孜孜不倦地追求，认认真真地探索，希望能给人民以更多的奉献。
陈述为人的正直，我们从他对老师的态度亦可窥见一斑。前面说过，他喜欢绘画，而且画的也不错。他的绘画老师，便是我国著名的雕塑家、油画家张充仁。张充仁已年近八十了，年轻时曾在比利时皇家艺术学院学习，并荣获该学院的最高奖赏——雕塑金奖。陈述于1941年至1950年跟他学画，至今师徒俩还常有来往。提及老师，陈述的眼光变得分外柔和，流露出一种孩子气的神情，充满了对老师由衷的敬爱。他说，老师虽比他年长，但因很晚才生育，所以老师的孩子同他的孩子一般大。然而，他总要自己的孩子称张充仁为“爷爷”。他在老师面前也是毕恭毕敬的。他还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记者要写张充仁的传记，来走访他，请他对张的画艺来一番评论，认为这样可以抬高张的身价。他拒绝了。那理由也未免带着些孩子气：“我是学生，怎么能妄评老师的画呢？我出了名，但他还是我老师。尊师爱徒，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嘛！”
记者同他聊了近一个钟头。因为他还有事，交谈便中止了。我们同他一起下了楼，又陪他乘车来到海艺华侨商场，并一直悄悄观察他的举止，于是看到了本文一开始就描绘的那些趣事。我觉得，他身上带着很浓的孩子气——这同他思想、艺术上的老练成熟似乎很不相称，但二者实际上是和谐的。童稚与成熟的矛盾统一，形成了陈述特殊的个性。
愿每一个艺术工作者都能有他这样一颗纯洁晶亮的童心。
愿人们的艺术青春，都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衰萎。
1984年11月6日夜—7日凌晨
草于《海南日报》宿舍
荆棘·鲜花·赤子情
——访著名舞蹈艺术家陈爱莲
报社领导让我去写她的专访，我忙打听她住在哪个高级宾馆：因为这人太出名了。
“她就住在舞台后面，同普通演员在一起。”
噢，是这样。
我找到并叩开了她的房门。她刚练功回来，脸上还带着倦意。年纪四十开外，中等个儿。头发黑而且浓。身体削瘦，似乎弱不禁风。我立刻联想到曹雪芹笔下那个体弱多病的林黛玉。而她将在民族舞剧《红楼梦》里扮演的，正是这角色。
她就是陈爱莲——一位驰名国内外的舞蹈艺术家。
（一）
如同大多数成名人物一样，她的路上有鲜花也有荆棘，有甘露也有苦酒。
她10岁就失去了双亲。好在这时已解放，政府把她送进了孤儿院。也不知什么缘故，这个不幸中有大幸的小人儿老爱跳舞。12岁时，她被吸收到训练班学习舞蹈。每天，总比别人早进练功房。7年后的1959年，她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并因成功地主演了舞剧《鱼美人》而一举出名。3年后，她在芬兰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舞蹈比赛中，夺得了四枚金质奖章。
就这样，她从孤儿长成了年轻的舞蹈家。生活象玫瑰色的梦，在她的面前展开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可惜好景不常。正当她满怀信心地向艺术高峰攀登的时候，“文革”风暴卷地而来，她一夜之间成了“三名三高”的典型和专演“才子佳人”的“牛鬼蛇神”，被“扫”到乡下种田去了。
可是，她却从未停止练功。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简直达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曾有数月时间，她被关押在一个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隔离审查”。房子那么小，又放着三张床，可她还是在有限的空间里，每天踢腿弯腰，弄得看守她的人大惑莫解。被放出来后，紧张的劳动、频繁的批斗弄得她精疲力尽，但她仍每天按时做完自己规定的动作。那时候，许多与她一起被赶下乡的舞蹈演员都停止练功了，但她还坚持着。……
在逆境之中，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与节操。凭着对事业的忠诚与挚爱，她顽强地撑过了那段艰难岁月。今天，当她对我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口气却是平淡的，仿佛讲的是别人的故事。我打量着她，心里想：这个看上去很弱小的妇女，心里却充满刚韧的毅力。而毅力与成功，常常是连在一起的。
现在，她已被誉为“具有炉火纯青技艺的民族舞蹈家”。“天道酬勤”，她得到了应有的荣誉。这荣誉，凝集着她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二）
陈爱莲在艺术上的一丝不苟，也表现于她对角色的态度上。舞剧团的李团长对我说：“她总是一点不放松，全心全意要演好自己的角色。”
这一回，她扮的是林黛玉。她有演好这角色的客观条件：身材窈窕，扮相颇有东方的“古典美”；因历经坎坷，人又聪敏，从小就象林妹妹那样多情善感。但光有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舞蹈艺术家，她还应具备更高的条件，那就是：对自己的扮演对象有深刻的理解，并能以准确恰当的形体动作（也即舞蹈语汇）把角色创造出来。
陈爱莲是毫不含糊地做到了这一点的。
她告诉我：为了演好这个剧，她已把《红楼梦》原作认真地通读了几遍，还研究了一些有关资料。我问：“你对林黛玉这一形象是怎么看又如何把握的呢？”她说——
“这个形象很丰满，也很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但我认为应抓住她主要的方面，即她身体的虚弱与心灵的刚强这一矛盾，来加以表现。她是一个弱女子，但又充满了叛逆精神。总之：外柔内刚。”
我认为，她的理解是准确而深刻的。
当然，光有理解还不够。看了她昨晚的演出，其高超的技艺确是令人叹为观止：舞姿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疾徐有序、出神入化。举手投足之间，内涵十分丰富；每个眼神、动作，都很有表现力，令人产生宽广的联想。
她确实把角色演活了。特别是《焚稿》这一场，她演来尤其催人泪下。其时，宝玉与宝钗成了婚，黛玉受到了沉重打击，痛不欲生。将要告别人间之际，她的心情极为凄怆、复杂，而舞剧又不能象歌剧那样可以长歌当哭。但陈爱莲却能以各种舞蹈动作细腻入微、淋漓尽致地表述了林黛玉内心的矛盾冲突与痛苦挣扎，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陈爱莲告诉我，她演林黛玉已演了七八十场。不管演哪场，她都认真对待，周密准备，一丝不苟，总象是头一回演出那样专注。
交谈中，她对记者说：她老家就在广东番禺。哦，是乡亲呢！她仍能讲广州话。时而说上几句，还挺标准。她对故乡怀着深深的感情。难怪她去年到广东来，同省音乐舞蹈艺术院舞剧团合作，编导并主演了大型民族舞剧《牡丹亭》。这也是她献给故乡的一件礼物吧。
她还说，这回是第二次来海南了。第一次是在1978年。那时候，她刚赴美访问演出归来，便参加了中央慰问团，来海南慰问部队。她随团去了西沙群岛，上过几个主要岛屿。时值九、十月间，风急浪大，男子汉都受不了，她自然更不行，吐得一塌糊涂，简直只剩“半条命”。但她还是挣扎着参加演出——常光着脚，冒着毛毛雨，在甲板或水泥地板上给战士们跳舞——跳《春江花月夜》、《印度拍球舞》。有的同志看她那么辛苦，劝她说：“你来了，同战士们见见面就行了。身体不好，这么跳可吃不消啊。”她笑笑，照跳不误。“我又不是首长，怎能见见面就完了呢？”她说，“我是舞蹈演员，总得向保卫家乡的战士们献上自己的舞艺啊。”
“七年过去了，您这次重来海南，有什么感受？”我问。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但草草瞭了几眼，觉得海口变化是很大的。新楼多了，马路宽了。人们还是那样的热情，对健康的文化生活的追求更强烈了。”
当问她有什么话要转告给读者时，她说：“我是回来探望乡亲的，我希望能通过舞蹈来沟通与亲人们的感情。但愿我扮演的林黛玉能给乡亲们留下好的印象。我还将在准备公演的一些小舞蹈节目中，以跟林黛玉截然不同的风貌出现。乡亲们先看我演林黛玉，再看我演的另外一些角色。希望大家也能喜欢这些角色。”
我想，观众是不会辜负咱们的广东老乡——陈爱莲这番美意的。
1985年12月7日凌晨两时许写毕，
于《海南日报》社宿舍
老园丁的塑像
——记琼海师范校长高荣泰
在琼海县，我们常听到教师们钦敬地谈及高荣泰：他在该县当了近30年的中学校长，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学治校方法；他到了哪间学校，哪间学校的教学质量与学生成绩都会一改旧观。
听了这些议论，我们以为他或许已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见面后，方知他才51岁。身材壮硕，眉毛浓黑，眼睛明亮有神。他的身上，兼有农民的质朴憨厚和知识分子的文雅。
他不大愿意谈自己。但讲到教育，他便口若悬河：从宏观构思到微观设想，从总体部署到具体措施，他说得头头是道，精辟入里。我们又向一些与他共事过的教师了解他的有关事迹，掌握了许多生动的材料。
一个富于开拓精神的老园丁的塑像，在我们的心中高高树起……
一串闪光的脚印
高荣泰的经历，平凡中有不平凡。
他出生于琼山旧州一个穷苦农民家庭。自小记性就很好，能把课文倒背如流。成绩也总名列前茅。因付不起念高中的费用，故考入公费的琼台师范就读。据他当年的同学回忆：他极少看电影，一味埋头学业。1955年5月，他加入了共产党，时年20岁。当年9月，毕业于琼台师范，又考入海南中学教师训练班受训一年。1957年分配到琼海温泉中学教书，翌年就被提上该校领导岗位。自此，他开始了中学校长的生涯。
本来，他可以选择另一条对自己好处甚多也更舒适的人生之路：琼师毕业后，校方曾劝他留下任团委书记；海口市有的领导同志对他很器重，也力图劝他去坐机关。但他都谢绝了，决意献身于教育事业，情愿用心血燃起明灯去照亮别人。“这家伙太傻了。”有的“聪明人”这样说。但他对自己当初的选择从不反悔。
高荣泰刚被任命为温泉中学校长时，才23岁。他抓了两年，把温中调理得很出色，组织上又把他调到问题成堆的朝阳中学去挂帅。这位年轻人干了一年，又改变了该校的落后面貌。两试锋芒，证实他确系一把好刀，于是哪里多“荆棘”，便派他到哪里去：此后的二十几年间，他先后去过加积中学、华桥中学、劳动大学、琼海师范等校担任领导职务。除开“文革”那段倒霉的岁月，他所领导的学校总是以学风好、质量高而备受赞扬。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两进朝阳中学的那番经历。他把这间中学“促”上去后，1960年离开。因工作需要，他于1963年重返该校。经一番精心治理，又使校貌大变。该校的学生，较优秀的都已进入加积中学或海南中学了。两个毕业班，是被筛选后留下的。但由于他治校有方，竟使其统考测试及格率居全县之首。他在加积中学当校长时，该校在1978、1979、1980三年的高考中，升学率也均名列前茅。魔力从何而来
高荣泰治校的经验、感受很多，也十分丰富。但归纳起来无非两条：一曰民主办学，二曰科学办学。
所谓民主办学，即时时、事事、处处努力发挥集体的作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全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团结、依靠他们开展工作。总之一句话：要正确、有效地处理好领导与被领导者的关系。
接受我们采访的几位老师，对高校长的民主作风十分赞赏。有重要事情，总要同大家商量；遇到问题，就发动群众共同解决。他在加中主持制定的一套完备、具体的管理制度与教学方法，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懂得怎样关心、爱护每一个教职员工。1976年在加中当负责人的时候，他通过多方奔走疏通，费了不少心机，终于使3位老教师家属的“农转非”问题得到解决。他是琼海县第一个为教师做此类好事的学校领导。1984年他到琼海师范任校长后，当即着手筹办了印刷厂，把无业可就的教师家属子女全部安排了进去。教师家里有什么红白大事，他都挂在心里，尽力帮助。
高荣泰负责加积中学的领导工作时，有一位教师的爱人生孩子，住进了医院，而父亲又同时逝世了。那位老师不知如何是好，高荣泰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说：“你去医院照顾爱人，治丧由我负责。”他把丧事打理得整整有条，令人叹服。
更使教师们感动的，是高荣泰的那种宽阔的胸襟。他体贴别人，同时也坚持原则，对不良现象从不迁就姑息。有过这么一件事：某老师工作有些小缺点，高荣泰批评他；他年轻气盛，当面顶撞起来。事后，他想：同校长翻了脸，在这里不会有出头之日了。不料高荣泰找上门来，握手言欢，使他消除了疑虑。一天，他母亲患了急病，有人来校通报。这时他在上课。下课后，方知高荣泰已为其母亲办妥了住院手续。高对他好言相慰，并给予适当的福利补助，使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高荣泰知人善任，也被传为美谈。他选拔的各个教研组的组长，都是过得硬的教学骨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对陆运泽老师的使用。陆原在外区教书。调到加中后，高荣泰了解他的能耐，把尖子班的语文课交他负责。陆老师在高荣泰的热情鼓励下挑起了这副重担，果然不负厚望。1984年高考，他执教的这个班有一人获100分，6人获90分以上，而获80分以上的有20多人。
科学的耕耘与有限的收获
高荣泰在治校过程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科学的管理方法。因篇幅所限，本文不准备对此详加叙述，只拟有选择地介绍他的一些主要的理论与实践。
高荣泰认为，一个人的成才，应有这6个条件，即：一、高尚的品德与远大的理想；二、强烈的求知欲望、勤奋刻苦的精神和正确的学习方法；三、较高的天资，而天资是可以培养的；四、良师的指导；五、理想的环境，即良好的乡风、家风、校风；六、强健的体魄。他还说：任何学生都是可能成才的，问题是教育者能否为之创造、提供必要的条件与机会。这位富于经验的老园丁，为给他的学生创造那6个条件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的一些作法，是发人深省的。
作为一校之长，要了解全校每个学生是不容易的，但这却难不倒高荣泰。在温泉中学初任校长时，他在一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把全校700余学生的名字都记准了，还初步掌握了他们每个人的秉性及家庭情况。加积中学的学生有两千多人，他也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较好、较差这两头的学生的名字记熟。开学伊始，他的衣兜便成了小型“档案库”，总是鼓囊囊地塞满了很多写着各位新生姓名、籍贯及大概情况的纸片；他不时掏出来看看，并找本人对上号。此外，他对全校各个班级的学习情况都了如指掌。哪个班哪科成绩普遍较差，差在什么环节上，他可以随时向科任老师指出，并及时提出改进教学的意见。
高校长很重视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抓两头、带中间，便是他的重要方法。而他对较突出的差等生，既严厉要求，又热情鼓励，使之翻然悔悟。加中有一位学生，蛮横调皮，总爱寻衅滋事。他在宿舍里烧别人的蚊帐，还在别人口杯里撒尿。有人主张开除他，但高荣泰不这样做。他找该生谈话，严厉批评，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记两个大过。又找其父母互通情况，取得他们的配合。该生在家庭与学校的教育下变好了，进步很快。高荣泰便又开会宣布取消对他的处分。后来，他考上了广州外语学院。
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是高校长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要引导学生利用最优的时间（如早上、午休后）来学习最难的功课。此外，也不宜在太长时间内学习同一门课程，而要交叉进行不同功课的学习。他说：功课可归为两类，一类主要靠理解，如数理化，语文等，另一类主要靠记忆，如外语，史地等。理解力与记忆力要同时锻炼、培养，不可偏废。他提出“用钱来购买时间与精力”——即家长要舍得给孩子购买学习资料，以省略抄书的时间；并舍得给孩子购买必要的营养食品，使之有充裕的精力与脑力来学习。他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这样做的，此外还帮助他们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对各门功课提出一些具体的要求。在他的科学指导下，两个儿子的学习成绩都很不错：一个考上了南京航空学院，一个正在海南中学读书。跟随他在加中念书的外甥，高考成绩是全校应届生第一。
当我们希望高校长把他的实践加以总结并写成论文时，他笑说：“有的同志并不认为我的方法对头。而我的实践范围也有限，效果尚未得到更充分的证实。只怕写出来会耽误了别人呢。”
我们赞赏他的求实精神，同时也感到惋惜——假如有关方面能让他在更大的范围内实践他的教育理论，那岂不更好吗？他已在一块小小的实验田里耕耘了将近30年。快30年了呀。而他才51岁，正当盛年。
一尊高洁的塑像
采访高荣泰，还有一点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他绝口不讲别人的坏话，不对别人品头论足。他谈到其他同事时总是赞扬人家的优点。因此．我们开头以为他是一个谁也不敢得罪的、不讲原则的好好先生。后来通过采访其他老师，方知他倒是最讲原则的，有时“撸”起别人来，态度甚至严厉到近乎粗暴。
确实，说到他的为人，我们所接触过的老师没有不由衷敬佩的。他总是克己奉公，处处为他人、为事业、为工作着想。例子不少，这里仅举两个——
在加积中学当校长时，他与妻子挤在一间破旧的平房里。后来，学校相继盖起了几栋新宿舍。有的人估计高校长将第一个搬入新屋。可是，新屋出乎意外地全都分给了教师及学校其他领导。而高校长却依旧在那间狭而旧的平房里栖身。如今，他已到琼海师范当校长。该校的套房比加中的更好，而他也完全有资格、有理由占它一套。可是，他依旧让别人住去，自己仍居平房。
高校长唯一的一个外甥，原在家乡琼山读书。岳母恳求让他转来加积中学。高荣泰作为当时加中的一校之长，完全可以办到。但他不能带头这样做。他只是鼓励外甥好好读书，待考入同样等级的中学后，才考虑转学。过了三年，外甥考上了琼山中学，该校与加中是同级的，但高永泰在此情况下也不擅作接受外甥转学的主张，而是先让他写了转学申请，郑重其事地将情况向校务会议作了汇报，取得同意，才让外甥办了入学手续。……
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读者已不难看到：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基层教育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高荣泰无愧于自己的光荣称号与神圣职责。他的气度、胸怀与品格，是堪可为人师表的。正人先正己。要当别人的灵魂工程师，必须先雕塑好自己的灵魂塑像。
1986年2月1日凌晨1时改毕，海口
万泉河的儿子
——记海南琼海籍诗人晨声
他从万泉河畔的穷乡僻壤走进广州，饱受心灵的痛苦，经过顽强的奋斗，终于成了诗人。
他的道路坎坷、曲折。
曲折使他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东西，使他对生活、对人民、对故乡充满了一种特别深沉的挚爱。这挚爱，浸透于他业已发表的几千行诗中。
他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晨声。
（一）
晨声原名姚昆炳。四十年代中期，出生于琼海县一户书香人家。6个伯父都是当时名牌大学的毕业生。父亲也上过大学，但未能读到毕业，就因家道中落而到南洋谋生去了。这段时间，他在故乡购置了几片胶园。解放前夕回国；数年后，他妻子便撒手人寰。这时，晨声刚满6岁。父亲把他交给善良的八伯母和外祖母抚养，自己则一个人上广州另找活路，从此不再回来。孩提时代的晨声便与八伯母相依为命，过着清苦的日子。
贫穷倒是算不了什么的，只是命运并不就此罢手。有一天，他念书的小学有一位教师丢了三角钱，硬赖他偷。在该小学任教的、疾恶如仇的堂兄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捆起来毒打了一顿。这个曾在全校讲故事比赛中荣获第一名、刚刚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了一篇游记的孩子，本来就多愁善感；无端受此冤屈，倍觉伤心。他决计离开故乡，到广州寻父去。于是，他提着一个小小的、破旧的竹笈，挥泪痛别善良的八伯母，独自踏上了茫茫的旅途。
这一年，他才九岁。父亲已在广州组织了新的家庭。对于已有了孩子的继母来说，他是一个意外闯入的陌生人。其景遇，可想而知。所幸他还能搞到一些书来看。以书为伴，日子好过多了。夜里，家中不好呆，他常到马路上借街灯看书。有时看累了，就歪在灯柱上睡着了。
他艰难地送走了自己的少年时代，便投入“上山下乡”的洪流，到粤北山区去植树造林。恶劣的生活环境和艰苦紧张的劳动损害了他的健康。一场大病把他击倒了。他不得不躺着回到广州。……
他不是生活的宠儿。命运老要跟他做对头，不断地把他折腾。正因为这样，他得到许多补偿：具有了顽强的毅力，更获得了一双能洞视生活底蕴的锐利的眼睛。他的诗，闪烁着机智的思辩色彩和哲理的光辉。他善于从平朴的、司空见惯的形象或现象中发见深刻的蕴含，并以奔放的激情把它揭示出来。
1985年冬，他来到海南岛东山岭。这儿有一块巨石状似航船，“搁浅”于悬崖之上。面对“石船”，他发出了《你敢下海吗》的呼喊，深情地叩问：“或许你／厌倦了风风浪浪／不愿再作艰辛的远航／导向的罗盘／才来此探寻／挡风的屏障／——这息浪的‘坟椁’？”他对这种逃避生活的作法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劝勉石船，也劝勉自己永不背离生活，象一片帆永远不离开海洋——尽管海洋中有风暴，有狂涛……
（二）
晨声以仁爱之心待人，因而他的朋友很多。最感人的，是他同海口市那些盲人朋友的交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便同市井小巷里的那些盲人按摩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一来到，盲人们便从脚步声辨认出是他了，总要高兴地嚷道：“是老姚，哦，老姚来了！”他照例同每个人握手问安，然后和他们拉家常。那种亲密无间的情景，是很令人感动的。
与晨声交情最深的，是一位名叫妚吉的盲公。他70来岁了，但还在一条陋巷中搭起一个床铺来给人按摩，——他干这活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一停下来就会闹病。晨声带我们看望过他几次，每次大都要捎点东西去慰劳。一到按摩床旁，未待晨声开口，盲老爹就高兴地说：“老姚仔又来看我了，姚仔真好心啊。”
在一个冷风吹刮的冬夜，刚到海口的晨声又买了些熟的鸡腿、鸡心和鸡肝去拜望老人，并同他聊到下半夜，待他“收铺”时才同他告别。晨声谈及这些盲人的时候，感情总是这样的深沉：“他们的眼睛瞎了，但心里明亮得很。他们在用一种特有的刚毅与本领来拥抱生活，医治人生的麻木和创痛……而他们得到的同情却太少了。……应当尽力关心他们，使他们也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
不久，我们在1985年第六期《花城》上读到了他的《按摩诊室里的断想》，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对准每个穴位／推遍每根神经／‘指’在‘力’中推动／希望在感觉中闪光／压力和应力在脉胳颤响／热能和本能在肌体碰撞／风和雨，雷与电／在心头呼吁！激光……”
晨声对下层老百姓的挚爱和同情，与他的艰苦经历有着很大关系。他永远忘不了用血汗喂养了自己、承受着最沉重的社会负荷、却又不为人所知的、胼手胝足的劳动者。他与他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他的不少诗，是为那些劳动者呼喊的。如《读东山岭“题壁”》，以激越的感情赞颂了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悬崖上凿石留字的无名工匠，动情地发问：“是谁炙日餐风披荆斩棘开名胜之路／使风云际会瀚挥葱笼彩飞神驰／是谁悬月攀星涂朱凿壁敲天庭之门／在荒莽之巅挥洒热血烙上文迹……”
——是谁呢？设问本身就是一种答案。而这设问，饱含着对劳动者多么深沉的感情！
（三）
晨声是万泉河虔诚的儿子。他对故乡的热爱，几乎达到偏执的地步。这块亲切的土地，同他最美好的回忆和最初的人生体验是连在一起的。磨难与误解，改变不了他对故乡的恋情：
“谁不热爱自己的母亲／谁不眷恋乡井的清泉——哪怕母亲很穷、很丑……／哪怕回忆里掺透咸苦酸辛……”
他9岁时告别故土后，在异乡生活了30余年。周围的人都讲广州话，而他却仍然保持着满口纯正的琼海乡音。凡同故乡有联系的一切，于他都这么亲近。就连那不起眼的花生饼，他也吃得津津有味，每次回来都要啃上几块——仅仅因为它是故乡的特产。他更忘不了掺着薯干煮成的米粥，朋友请他吃饭，他总是提出要吃这东西才痛快——为了不忘记那段艰辛的岁月，不忘记用这番薯粥喂大了他的乡亲。
诗人的血脉，紧连着故乡的万泉河。他曾通宵在河畔徘徊流连，用整个的心感受这母亲河的厚爱。这条河，给他留下了多少温馨的记忆啊！儿时，他与小伙伴们在河边摸鱼抓虾，在浪中打水架，在岸上采野果。河水平静时象一道软绸，透明澄澈，清可见底。两岸秀木葱笼、稻浪铺金。而驰名中外的红色娘子军，便是在岸上的密林中诞生的。它亲切，秀丽，充满英雄气慨。难怪晨声要向它吟唱一曲又一曲深情的歌——为它的新生而欣喜，也为它的不幸而焦躁不安：“洪水又滚动山峰裹着雷霆向您扑来／象一群以俘掠来发泄兽性的狼鬼山魈／台风又张开吮血的大口凶狠狠扑来／顷刻间，群魔乱舞天旋地转鬼哭神嚎……”（见《花城》86年4期）
在极左的浊流狂滥成灾的时候，诗人的心常陪着万泉河流血。好在那荒唐的岁月已象恶梦一样过去了。如今的万泉河上——“多少新芽又爆开了希望的春唇／吸着天风汲着玉露走向丰满的金秋。”他为此深感快慰。虽然他早定居广州，但仍千方百计要为故乡尽一点赤子的孝心，要为万泉河“串珠贝的项链／绣新潮的花裙……”（见《花城》85年二期：《摇篮恋曲和爱情的歌》）
我们相信，故乡也不会辜负赤子的痴情。他的理想与愿望会开出绚丽的花朵。而万泉河呢，也不会忘记他这个远方的儿子。
1986年8月22日，草于海口
《海南日报》社
倾尽心血育芳华
——记舞蹈工作者廖炜忠
这些年间，我国的舞蹈演出状况似乎一直不大景气。比起轰轰烈烈地不断评奖获奖大事张扬的文学、电影等行当来，舞蹈界便更显得有点寒怆和可怜巴巴了。它的刊物也寥若晨星，屈指可数。这同潮水一般淹没了各处书摊的通俗读物，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在这块寂寥的园地里，却有些不甘于寂寥的人在默默地耕耘着。他们把全部的心血和热汗都献给了自己所挚爱的舞蹈事业，为使这朵花的色泽更鲜艳、芳菲更浓郁而不惜“化作春泥”。
廖炜忠，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位。
（一）
老一辈的舞蹈工作者记得，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广东舞台上活跃过一个龙精虎猛而又敦厚善良的小伙子。他特别喜欢跳热情奔放的苏联舞蹈《林中空地》和《游击队员》，本人又姓廖，伙伴们便送给他一个“苏式爱称”——阿廖沙。
“阿廖沙”的身体本来是不错的，但后来参加《东方红》（广东演出团）排演，那紧张的军事化生活和他所担任的繁重的舞队班长工作，把他的身体几乎弄垮了。那时候，他每天起早贪黑的干，处处以身作则，由于过度劳累，胃吃不消了，经常疼痛，时而出血，他又要“革命加拼命”，懒得去医院，只是咬紧牙关拖着，拖着，以一种天真的忠信与热诚，默默地同胃病作斗争。
之后是“大革文化命”了。“阿廖沙”怅怅地挥别了两情依依的舞台，被下放到干校去“修理地球”。青春在无聊而荒唐的岁月中逝去，当年的“阿廖沙”不复存在，这个与他那朝气勃勃、充满希望的韶光连在一起的昵称，也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大家只知道他叫廖炜忠，一个为胃病所苦、脸色憔悴、沉默多思、人到中年的“五七战士”。
流动的时间改变了他的生活、身体和外貌，唯独改变不了的，是他的心。在灰暗的日子里，他的心灵深处仍然燃烧着对舞蹈事业的挚爱和热情，尽管这种高贵的艺术之爱不时被一层冰壳包围着，但它未曾熄灭过。“四害”覆灭，大地回春，坚冰化解，他心底的热情喷发了，并化为驱使他前进的不竭的能源。
于是，人们感到：当年的“阿廖沙”又以某种新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复活了。
1978年，他由佛山被调到广东舞协担任专职干部。从此，他拖着衰病之躯到处奔走呼号，或在蒸笼般的斗室里伏案挥毫，为扩大舞协的影响、为宣传舞蹈艺术而殚心竭力，辛勤工作。
几年来，他积极组织并参与各种舞蹈学术研讨会和群众舞蹈的评奖活动，并在工作之余刻苦钻研理论，在《舞蹈》杂志、《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广东画报》、香港《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过百篇有关舞蹈的文章，共约十几万字。这些文字，大都是他在繁重的会务和编务之余，于更深人静之时写下的。为此，他受到了报社的赞扬。他还经常给广东电视台撰稿，有时也主持有关舞蹈的节目，受到该台的表彰。他还应邀在大学讲课，对某些舞蹈种类进行介绍，受到大学生们的欢迎。
总之，他很忙，忙得痛快，忙得有意义。这个消瘦的中年汉子，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他默默地奔走，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尽量不去惊动任何人。但省内外舞蹈界的同行们仍然强烈地感受到了他的存在，而对他和他的同伴们苦心经营的两个刊物——《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评价更高。
（二）
前面讲过，我国的舞蹈杂志真是少之又少。公开发行的此类刊物，全国仅有四家，而广东舞协主办的《舞蹈研究》与《舞蹈摘译》就是其中的一家。
说起这两个刊物的诞生和发展，那可真是一段艰难的历程。这段历程，渗透了廖炜忠的心血。
先应指出，广东舞蹈界的领导们是颇有远见的。他们深知舞蹈必须要有理论上的指导和探讨，同时还需要交流各种有关信息。而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一份本行当的刊物是不行的。刊物难于一下子搞起来，于是先弄它一份油印的内部通讯。大家七手八脚干了二期，觉得有点把握了，便向有关部门提出办刊申请，并获得批准。
那时候，廖炜忠刚调到舞协不久。他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刊物的筹办工作。在编委们的共同努力下，第一期《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问世了。老廖象捧着婴儿一样把它们捧在手里，贪婪地闻着清新的油墨香。他醉了，觉得自己的生命又找到了一个新的起点。但从事任何事业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他当时就知道日后自己将要为之作出的牺牲，他会怎么想呢？
协会人手太少。“编委会”是建立了，但多数编辑是兼职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于是，所有的编务，从组稿、改稿、版面设计、跑印刷厂、校对、发放稿酬一直到刊物发行，包括写信封等一系列琐碎的事务，几乎由他一个人独力承担了。工作条件极差：十几平方米的斗室，用立柜隔成一个仅能放一桌一椅的狭小方块，便是他的“工作室”。后来又利用空间架起个小阁楼，人在其中，顶“天”立地，一直腰，脑袋便会碰到天花板。南方的夏日里，那容写字间、寝室、会客室于一体的斗室，闷热得象烤箱。而人呢，简直要变成“烤人”了。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的“阿廖沙”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的胃病愈加严重了，自己不愿对人说，又总不上医院，胃痛得耐不住了，就拉开抽屉顶着患部；一任黄豆大的冷汗从额上渗出，叭叭的往下掉。有的同志眼见他焦黄的脸色、咬紧的嘴唇，知道大事不好，劝他赶快去看医生，他总是默然地摇摇头，待阵痛稍缓，又伏案挥笔了。
病痛于他来说，并不难忍受。叫他不太好受的，是妻子儿女未能进广州。当时他们已结婚十八年，但一直两地分居，不能互相照应，对孩子的教育也很成问题。随着年纪增大，他常为此事苦恼。在舞协干了两年多之后，这种苦恼越来越强烈，他终于有点动摇了，萌生了放弃编辑工作，调到妻子身边去的念头。这念头被省内外一些朋友知道了，便纷纷来信劝阻道：“老九不能走！”这时，《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已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少读者来信赞扬这两个刊物，这使得重感情的廖炜忠又不忍罢手离去。他咬咬牙，坚持下来了。
就这样又苦熬个几年，妻子终于调到身边。四十多岁的廖炜忠，才尝到了家庭的温暖。可新的问题又来了，他们一家五口，上有老母，下有女儿，仅靠夫妻俩每月三百多元工资维持用度。这在生活水准很高的广州，日子是不好过的。近年暴富起来的故乡三水县，某大企业曾以很高的月薪聘请他，亲友也纷纷来信劝他回去工作。只要他答应，日子会比现在好得多。老廖有点动心了。可他要是回去，就必须放弃舞蹈事业，放弃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两个刊物。金钱与事业之间，他只能取其一。取哪个呢？金钱的诱惑与事业的召唤，使他的心紊乱了好些日子。最后，感情的天平还是倾向了后者。他决然地谢绝了亲友们的好意，继续用心血去浇灌两个刊物，而宁愿过着清苦的生活。
或许有人会取笑他是个自讨苦吃的傻瓜。
可人间要是没有这类“傻瓜”，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三）
廖炜忠能把这两份刊物办得如此有声有色，除了他具备可贵的献身精神和牺牲精神外，还由于他也有那么一点“超前意识”和开拓精神。他不喜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而喜欢独立思考。这或许是得了广东处于开放改革前沿这一“地利”吧。
我们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大型舞剧《丝路花雨》曾轰动一时。在此剧尚未脱颖而出，还处于探索阶段的时候，廖已感到舞剧春天的到来，并在刊物上组织文章为它鸣锣开道了。当《割不断的琴弦》、《刑场上的婚礼》、《希望》、《再见吧！妈妈》等现代舞蹈刚刚在中国的地平线上露头，许多人对它们尚不很了解，廖亦已撰文对它们予以热情的肯定。他在《舞蹈研究》上刊登的好些颇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被全国性的舞蹈杂志全文转载，有的还在省市一级的评选中获了奖。
刊物质量的高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队伍的水平。廖炜忠非常注意在来稿中发展素养较高的作者，并同他们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此外，他还同不少读者通信，以了解他们的希望和要求，反馈各种信息，使自己的刊物能与群众息息相通，取得他们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他同作者、读者的交往是真挚的，有些事例还相当感人。
人们还记得，七、八年前的中国舞蹈界曾出现过一本书：《舞蹈家的遗产》。译者尧登佛抱病译出这部书后，为许多出版单位不肯承印而发愁。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广东舞协编辑部。廖与他素昧平生，但看他这部译稿很有价值，经舞协有关领导同意，决定由协会发起征订，出钱印刷。译稿经廖炜忠付出大量心血，很快就变成一部书。当作者出乎意料地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到样书时，激动得哭了。不久，他因重病不治而与世长辞。临终前，还因未能对为他这部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的廖炜忠当面道谢而深感遗憾。
至今，《舞蹈研究》和《舞蹈摘译》已分别出到总34、35期了。它们作为广东舞协的机关刊物，为促进本省舞蹈事业的发展和国内外舞蹈信息的交流，深入开展舞蹈理论的争鸣和探讨，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赢得了国内外不少同行及舞蹈界权威人士的赞扬。
廖炜忠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舞蹈界不会忘记这个沉默的育花人。
1988年5月21日深夜—
22日清晨5点，草于广州晓园
突入画界的“顽童”
——我说陈学思
三几年前，谁都想不到陈学思会摆弄起画笔，更难想象他能举办个人画展。他是新华社的摄影记者，把事物兜入镜头才是他的专长，而以前也没听说过他与油画有什么缘份。可生活就是这么奇妙：你想进入这一扇门，结果却往往从另一扇门进去了。扛着摄影机的陈学思，正是以这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突然地闯入了油画艺术的殿堂。他如醉如痴地画了三年，竟也神不知鬼不觉地创作了大大小小几十幅风景、人物画，并且将于9月29日—10月8日在江南大酒店专场隆重展出。作为他的老友，我得以先睹为快。
陈学思没有进过美术学院，自然也未曾受过有关的专业培训。但这个缺憾，却又恰恰变成了他的长处——他没有条条框框的约束，没有思维定式的禁锢，因而能信马由缰纵横驰骋，以正牌画界中人未必具备的那种自由与超脱，去构思，去创造，去驾驭笔下的形象与色彩。这使他的作品显得十分奔放大胆，不拘一格，令人看了感到非常新奇有味。
他虽然狂放不羁，却并非随心所欲、毫无章法而胡来一气。他很认真地观赏、研究了中外一些著名绘画大师的作品，并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其画作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氛围，这氛围及与之相应的暗褐色，还有那平面感，都令人联想到古怪莫测的高更；他画人状物的变形手法，映照着毕加索的投影；他对色彩的大胆调配和组合，幅射出火热的激情，躁动着凡高的颠狂；而那燃烧的大红和冷凝的大绿，则又明显地打上了中国年画的烙印……
当然，他的作品与年画是两码事。而他既不是高更，也不是凡高和毕加索。——他只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去攀摘自己所企盼的艺术之果。在油画领域中，学思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也有特殊的个性和气质。这种气质，似可用两个词儿概而述之，那就是顽皮和童心。或许每个艺术家都不乏童心，但未必都有这份顽皮。他以一个顽童的心灵和目光去感应和观察生活，并用一种稚拙的、调皮的、反常规的笔触和方式，去表现自己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因此，他的画作洋溢着一股浓烈的孩子气，充满了纯情、天真和大胆而奇特的想象。
陈学思是海南人，曾在黎族地区从事摄影工作好些年。调任新华社记者后，带着照相机走南闯北十余载，见闻甚多，因而他的画题材很广泛，——从绿葱葱的五指山到白皑皑的大雪山，边地的各种风光、人物、奇景都被扯上了画布。据云他小时就爱画画，只是未曾正经认真地学行此道。后来迷上摄影，现在又拿起画笔。在壮年重拾孩提时代喜欢过的画笔，他在艺术之路上兜了一个“圆”。问他为何近几年才想到画画，他也讲不出什么名堂，只笑笑，说：“兴趣，主要是兴趣！”
是的，有兴趣才会热爱，因热爱才去追求，而追求便是执着的探索、奋斗与进取——这一切体现着人生的价值，并且预兆着事业的成功。
1990年9月17日凌晨，于广州晓园
坚忍的诗心
——谈黄泽进和他的作品
当我为残疾人作品集《在倾斜的地平线上》编好了黄泽进这六首诗，工整地署上他的名字并在周边划上黑框的时候，我的眼睛发潮了。
他死得太早，终年不过三十余岁。而经受酷刑般严重截瘫折磨的时间，占去了他生命中最后的十多年！
这些诗是从他近年陆续寄给我的几十篇手稿中挑选出来的。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发表过，但可以肯定它们在思想和艺术方面，都比约七、八年前他初次向我投寄的那些诗作成熟多了。而死神在这时把他掠去，更令人倍感哀伤。
泽进的诗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写诗决不象某些闲得无聊的人主张的那样是为了“玩玩”，而是因为受苦的灵魂需要缓解巨痛的呼喊。由于象他那样不幸的人毕竟太少，他心灵的体验是没有几个人可以理解的。他的内心一定非常孤独。这类挣扎在死亡边沿的孤独者都有着超人的刚勇和顽强的意志。
他们最应该叫苦却从不叫苦，最有理由呻吟却极少呻吟。泽进的诗中没有叹息，没有怨艾，也没有沮丧和绝望。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充满活力的生命的春潮，是令人感奋的雄浑的阳刚之气。
在《黎家的生日》、《占领》、《新航程》中，我们都感受到了这种氛围。相较之下，我更喜欢《占领》——
在泪光里
能寻找什么呢
不必再走进那段阴晦的日子
那片忧伤的云
该飘落成枯叶雨了这是作者瑰丽的内心独白，也是他向不幸挑战的宣言。他是切切实实地这样做了。乡邻们谈到他的顽强，总是露出由衷的钦佩——尽管剧痛无时不在折磨他，常令他脸部扭曲，虚汗从额头淋漓而下；尽管褥疮长了蛆，他总得咬着牙自己用火柴杆把那些蛆剔出来；尽管他身处海南岛西南沿海十分贫穷的乡下，生活无着——但他从不流泪，从不怨天尤人。他还常让朋友把他抬到屋外的水泥场上去，组织文娱活动，给村中的青年们教唱歌曲。
他就是这样一个硬骨头男子汉——为着寻找人生最宝贵最美好的东西，而不愿让“泪光”也即苦闷蒙蔽双眸。为看清前路，他要挥走那片忧伤的云。因忙于填补虚弱的生命以令其充实，他没有闲功夫去回忆令人心碎的往事，去咀嚼那没完没了的悲哀。
但他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我们读《爱》，读《山岚》，自可以读出这种柔情。由于下半身已完全不能动弹，他的爱只能是柏拉图式的。严重截瘫禁锢着他的肉体，却不能妨碍他感情的自由。这种自由与禁锢的冲撞使他倍受痛苦的煎熬，但他忍受着没有呻吟。从他这两首爱情短诗中，我们也看不出多少闷郁与痛苦，只读到一丝淡淡的无奈。即便只是这样一点无奈，他在其他诗中也极少流露出来。
这六首诗里写得较朦胧也较耐人寻味的，是《不能等待》。对这首诗可以作多种理解。我这样认为：诗中的“你”和“我”都是同一个人。“你”是异化了的“我”，与“我”是矛盾的，对立的——
我己解开缆索
而你的湖水还不化开一个要扬帆远航，因为“二十五圈年轮速将燃尽／心已向飞翔的螺号驶去”，而另一个却“铁青着脸”，以“冰冷凝固的感情”覆盖“汹涌的春之热血”，让“奔腾的潮头拍岸的涛声”沉淀湖底。两者冲突的结果，最后还是“我”占了上风——
欲望的绳索已扯起风帆
海魂衫鼓满希冀
我要劈碎你的湖面
乘风前进
乘风前进
这首诗，形象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的矛盾心态。在他的灵魂中，沉沦与升华，惰性与勤勉，颓废与奋发，时时在进行着激烈的搏斗。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搏斗。但对于他这样一个严重截瘫而家境又十分贫困的无业者来说，生比死更加痛苦和艰难。因此，要战胜自杀的诱惑，战胜沉沦、惰性和颓废，是多么地不容易！而他战胜了。他以超人的毅力、罕有的刚强，在寂寞中，在海南岛一个贫穷的乡村里，挣扎着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黄泽进不过是一介丧失了劳动与自理能力的普通乡民，平凡得象一棵田草。我只是七、八年前在《海南日报》任副刊编辑的时候，因为他的来稿才同他认识的。而后几次专程去看望他，目睹了他在一间仅可容身的陋室里同重病搏斗并坚持读书写作的悲壮情景。我调到广州后，仍同他保持着联系。他给我的信中很少谈自己的病，而且从不流露一点悲观情绪。每次展读他的信件和诗稿，我都感到：字里行间搏动着的是一颗多么坚忍而又美丽的诗心！
这颗心，使他残烛般黯淡的人生显出了太阳的辉煌！
1992年4月28日改毕于广州
香风灵雨沐菩提
——访云峰法师
作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和广州市佛教协会的会长及六榕寺住持，云峰法师天天忙得连轴转。但他还是在电话里答应星期日抽空见见我们。这一天下午，我与同事小冯践约前往六榕寺拜会他。同行的还有“想看看和尚到底怎样”的我的二弟耀琏和五岁的侄儿小鶽翎。
我之希望结识一些佛教界中人，既是创作需要，也为心向往之——几年来对禅宗兴致好浓，也读了一些有关的书，始知它不仅是一门平易而高深的哲学，更是一种超迈的人生艺术和心灵境界。小冯则是因为写了篇谈论六祖的长文，想向法师讨教。
六榕寺地盘不大，却很肃穆、清幽、雅致。进门转了一圈，正欲向人打听法师住所，忽见一老僧在水龙头那儿清洗砚台、毛笔。直觉驱使我们向他走去。但见他瘦小个子，面容清癯；薄唇凹颊，大耳高颧；疏淡的眉毛下有一双别具神采的眼睛，表情十分慈爱、宁静、安详。
——他果是我们要找的云峰法师。
我与他是初次相见，小冯则于七、八年前和他有过一面之缘。我们向他作了自我介绍。法师便淡淡笑着，说：“哦，好，来坐吧。”我这时才发现他老人家牙齿已掉了不少，但他一颗也不镶，任其自然。
我们尾随他进入大殿旁边的小屋。屋子被隔成里外两间。里间大概是卧室。外间是客厅兼佛堂，也不过七、八平方。从向南开的厅门进入，最先吸引我的是挂满东墙的书法条幅。有一幅字被特别置于镜框里；字体飘逸劲秀、骨格不凡而灵气飞动，我一眼就认出那是赵朴初老人的真迹。
宾主坐定，法师请我们饮茶。对我的小侄则特别照顾，给了一罐饮料。我感觉法师很喜欢孩子。他看小鶽翎时的笑意和眼神流露出长者特有的爱抚与关注，隐含着一种亲切的温情。
小冯掏出他那篇长文，请法师审阅。法师带上眼镜，把稿子摊在面前的八仙桌上，开始翻看。而我则同时继续“阅读”这个小厅。
法师就座的专位乃是普通的、无靠背的旧式坐具，上辅薄薄的布垫。坐具紧挨着把客厅与卧室隔开的那堵墙。法师对面的南墙下、门西侧，设一张很大的香案，案上神龛里供着一尊佛像，像前置有柚子、苹果等供品，还有两只黄橙橙的佛手。
我与弟、侄所坐的长椅北端的墙角里，站着个简单的书架。架上摆着新近出版的一些大部头佛学著作，还有一位高僧的遗照，后来方知此公乃云峰的老师。书架之前、云峰座右的几案上堆满了书纸。
我用心灵细细体味着、感受着这间小屋的氛围——庄严、肃穆、神圣等词都不宜用于表述它。它是一种恬淡，一种超脱，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大自在”。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芬——象檀香，象果味，又象田间水草的鲜润的气息，使我有种出浴后的快感和愉悦，也觉得非常温馨、舒适和安恬。空间虽狭仄，却令人感到心胸十分空阔和深远。
我“读”佛堂，法师读稿。很静。这时，一位约50岁的女人初则在门口探头探脑，继而大模大样的进来了。她的褐色的胖脸上堆满恭谦的笑容，同法师打过招呼，接着在法师左侧纳头便拜。然后大大咧咧的坐下，向法师请教超度祖先的亡灵应怎样做，读什么经。法师说了几句话，但他讲的是粤语，又口齿不清，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女人却如醍醐灌顶而茅塞顿开，轻轻地“哦”了一声，眉开眼笑。这才注意到法师还有别的客人，便告退了。看样子，她与法师是很相熟的。
小冯的文章太长。法师翻了一会，便说：“我一下子读不完。但看来你是参考了不少材料，下了一番苦功。”
正谈着，又进来一位瘦长脸孔、约50来岁的妇女，还带着一个约模十一、二岁的男孩。她似乎也是法师的熟人，虔诚地行过跪拜礼之后，便坐在了刚才那女人坐过的地方，但刚一落座就火烫似的弹将起来，随即拉过那男孩，要他给法师叩首，又把他按在自己让出的位置上，极其诚恳热切在对法师说：
“求大师能摸摸他的头，好叫他聪明起来。”
这女人深信法师能通过摩顶而导电似地把智慧输入孩子的脑海。孩子却木然地坐着，不知所措，一副呆头呆脑模样。老法师慈祥地笑笑，把孩子的头轻轻地按了一下。女人便如释重负，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绉纹纵横的苦瓜脸上绽出一朵如花的笑容，喜孜孜的告退，把孩子带走了。
我们和云峰法师继续聊天。而第三个不速之客在门口出现了。但这一位却是个姑娘，年龄约略二十出头，有一张带点男子味道的圆脸，眉毛粗黑，嘴唇稍厚，脸色因为激动、紧张和敬畏而发白，惶乱的眼神里透出几许忧伤。她站在那儿逡巡不前，犹豫不决；欲进不敢，欲退不舍。
“你有什么事吗？”法师和蔼地问。
姑娘似乎因这一问而受到了鼓舞，便提起勇气，趋前几步，语无伦次地说：
“大师我想……我想………想拜您……”
“哦，有客人呢。”老法师仍慈祥地说：“你去拜佛吧。”
姑娘几乎是哀求了：“大师，请受我一拜…菩萨昨夜托梦给我，要我今天来，来拜您……我这一生多灾多难……很早就想来了……请您收我为具名弟子……求您了……”
可以想象这是个不幸的女孩子；她被我们不知道的恶运跟踪着，如同让狼追逐得精疲力竭惊恐万状的小羊，终于逃进了自己最后选择的佛门这一方平安之地，岂肯就此离去？她用哀戚的目光求助地看着法师。老人低眉无语。姑娘把这视为默许，赶紧一挫身，在法师的脚前纳头便拜。
法师象前两回受拜时一样，眼不斜、身不动，表情漠然淡然，象什么事也未曾发生。我虽细心捕捉，也无法从他凝固的感情肌和静如井水的眼神中看出什么特别的表示。既没有厌烦，也没有哀怜；既没有喜悦，也没有悲伤。我忽然想及洪应明《菜根谈》中的那副对子：
身如不系之舟，一任流行坎止；
心似既灰之木，何妨刀割香涂。法师似已修炼到这般境界了。
姑娘拜毕，如同溺水者终于被救上方舟，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她不敢就坐，悄然退下；却不舍离去，又没话找话，问法师如何读经。这问题同公案里常嘲笑的“何谓祖师西来意”一样，既愚蠢又难答；倘若问到喜欢“德山棒、临济喝”的禅师，说不准要吃耳刮子的。
幸亏“云峰”非“德山”，他只是避而不答，但问姑娘有什么经书。她说出几部经名。又自称她乃是某师院的学生，读的是地理系。法师便语重心长地对她说：
“你先好好念书吧。书念好了，才来读经……”又道：“没别的事了吧。我这里有客人呢。”
姑娘却仍不愿走，说：“大师，我再呆一会好吗？就在这里坐一会……你们就当我不存在，谈你们的。我就坐一会，不妨碍你们。”法师默许了，她就在东墙边的长椅上轻轻坐下，很幸福很满足地傻笑着，不再吭声。
由于几位不速之客的打扰，我们与法师的谈话仍未能切入正题。双方互不相知，难免有些拘谨。我便从家常唠起。谈话中，得知法师今年72岁了；到六榕寺也已有三十几个年头。他现在除处理大量的会务，每天还要接待众多的来访者。而最近，他将赴京参加全国佛教界代表大会。
说话间，又有一年轻的和尚进来，递给法师几盒录音带，说这是台湾的同道送来的。不便打听，也不知此中录的是什么。我猜度大约是佛教音乐或经文一类东西吧。这时，向法师请教过如何超度亡灵的那个胖女人忽然冒出来。法师随手给了她一盒录音带，她便头笑面开的收下了。
一位雷州口音、约四十来岁的大嫂，似是专事照顾法师饮食起居的，不断在房中进出，或煮水、倒茶；或通报情况。这当口她又进来了，用我听得懂的雷话对法师说：“有一帮香客求见。见不见？”法师道：“请他们稍等一下吧。”说罢又继续同我们聊。
小冯向法师请教有关慧能禅学的一些问题，我则把注意力集中在东墙的几张条幅上。书法造诣不算很高，但字迹也颇老成而飘逸。每张条幅都写有一首七言诗，语句不事雕琢，平白如话，质朴自然。看落款处，方知诗作者系云峰法师，书写的则是另一个人。
我谈及这些诗，对“要从冰炭验人生”一句特别赞赏。但法师立刻申明道：“这不是我作的，是我引用我老师的。原有引号，书写的人给漏了。”我说其他那些句子也很有意思，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法师淡淡的说：“那也不怎么样。一些随口哼出的雷歌罢了。”
噢，法师原来是雷州人，对雷歌看来也很熟悉。研究歌谣正是我众多的业余爱好之一，且雷话与我故乡的海南方言是可以相通的。我用海南话念了一些崖州民谣，法师听了很有兴致，也念了几首雷歌。此类歌谣，我原先读过一些，其音律与风格同我故乡的崖歌极为相似，都很严谨、优美。它出自法师之口，令我感到十分亲切，两人的心理距离便拉近了许多。
我即席默写出自己的两首诗作，请法师指教。一首是：
来从何处去何边？多惑浮生入壮年；
遍问人间谁识我？茫茫尘海走孤帆！另一首是：
百度关山水复云，人初困顿月初昏；
回眸一万七千日，两串足痕带血痕。
有些阅历的人看了这两首诗，当会唏嘘一阵的。但法师读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依旧淡淡的笑着，说：“好的，看来你也会随缘了……”他说了好几句关于“缘”的话，可惜我没听清。他又道：“想来你是吃过不少苦的，精神需要依托，可读读经……”
其实，我也是颇读了一些经的，但大抵只拿它当作一门学问来探究，还没想到要从中寻取医治精神创伤的灵药，也尚未打算把经书作为寄托心灵的唯一圣殿。我知道我只能是一只昼伏夜行的孤虎，对付灵魂的煎熬惟靠自身的坚忍、乐观与顽强，别人是帮不上忙的。但我仍很感谢这位长者的提点。
法师同我谈及苏东坡。他显然很喜欢这位为六榕寺留下过墨宝的天才居士。而我对苏公的景仰，则更是远在古今一切文人之上的。原因主要不是由于他诗才卓绝，而是他超旷豁达、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令我倾倒。他是中国士族中唯一深得禅中三昧并真正应用于日常生活的伟大“忍者”。
我背诵了苏东坡一些富于禅意的诗，又读出了与这些诗意思相通的、我特别喜欢的几段偈陀，同法师一起把玩。我们的心不觉进一步靠近了。
正谈得投机时，却进来一群信女，双手合十，向法师致候。法师请她们吃糖，也请了坐在旁边听我们谈话而一直不吭声的那位姑娘。姑娘脸上挂着平静、满足和幸福的笑容，说：“我取过了。”她确已取过，却不见她吃。或许已当成宝贝，准备珍藏一辈子了。
法师没忘记我的弟弟和小侄子，老远的把糖果盒递过来，请他们自拿。鶽儿竟无师自通地双手合十，用海南话道：“谢阿公。”法师淡然一笑，说：“这孩子聪明。”
女香客们走后，我们继续谈禅说佛。小冯说他看过一则公案，讲到一位法师当众把木雕的菩萨劈了当柴烧，不知那是何意思。法师道：“他的本意就是：人们本不必向身外求佛的，我把它劈了，看你还求什么。当然，后人可不能再象他那么干，否则便是罪过了。”
我说：“成佛莫向身外求，也就‘即心是佛’的意思吧？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则向身外求佛，便属骑驴寻驴、持火借火的蠢举。所以就要呵佛骂祖烧菩萨了。”
法师点点头，道：“人也不能立意去追求什么东西。立意追求，便得不到……”
我说：“这便是‘趣向即乖’吧？起心执意追求一种目标，总是事与愿违，背道而驰。现实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况——你明明执意要进入这一扇门的，结果却偏偏误入另一扇门了。”破折号后面的两句话其实是列宁讲过的历史爱同人开的那种玩笑。但我不挑明。只是心里觉得：处于高层次精神境界中的哲人的智慧，在许多方面其实都是相通的，无论他们属于什么思想阵营。
法师点点头，又引用了“南泉斩猫”那段公案故事，说明人之不可偏执一端而相持不下。我马上又想到《菜根谈》中的一句话：
户朽未闻枢蠹，偏执岂能及圆融
不要偏执而要“圆融”，与儒家鼻祖孔丘主张的“中庸之道”类似，再次证明了高层次的哲人智慧的相通。儒与佛在这里走上了同一座桥，尽管它们的路向是有些差异的。
我问法师：“不偏执一端，两头不着——是否可理解为这是禅的核心呢？”
这个问题颇有点狡黠，因为不论法师回答“是”或“不是”，他都在事实上“着”了一头，从而有违此一要义了。所以他这回又是淡淡然咧一咧缺齿的嘴，无声地笑笑，不置可否。但他仍继续缓缓地、不紧不慢地谈着对禅、佛的理解。
由于他嘴巴漏风，普通话又咬的不准，所以我听得很费劲。但他的语调是那么平和，不带任何情绪，没有一点造作，那话语就象清澈的甘泉，自然地从大山的胸怀里流出来，流出来，似是降自苍穹深处的天籁之音，我虽然听的不大清楚，却分明感受到一种真切的人生的启示，心里竟一阵激动，眼眶也不禁发潮了，而灵魂则有如作了一次汤沐，觉着身心廓然。
——这是一种只能意会无法言传的感受。我不能说那叫“顿悟”，因为我远未达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但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里似已增加了某种精神元素，那就是对人的宽容和谅解。只是我深知自己的爱和恨都总是太强烈，故拿不准这种元素是会逐步增强还是日渐减弱而仍归于“无”。且也“身如不系之舟”，听其自然吧。
小冯似仍有点“执迷”，竟又犯了“持火借火”的禅忌，对法师说：“法师是得道高僧，比我们俗人看得深远透切。不知能不能详谈一下内心所得，以启发我们一下？”
法师道：“实际上，我还谈不上得道。就算真的得了道．我也讲不出来。如果可以讲出来，这‘道’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
关于“道不可说”的观点，实乃禅宗老祖们早就表述过的。而这又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扯上了干系。不同宗派的哲人的智慧，再一次在高的精神层次上拱手认同。如果人类能多珍惜这种认同，少强调那些差异，则这个世界就不会那么多事了——它本来就不应如此多事的。
想到这一层，我又深深感到：人类在精神、文化领域里划地为牢、剑拔弩张的蠢举，实在太多了。费孝通老先生在《孔林片思》一文中，热切地呼唤属于全人类的、新时代的孔子出现，以调和种种文化与心态的冲突，还世界以温馨和安宁。我非常理解这位善良长者的美好愿望——造成人类心灵隔膜的种种樊篱，有不少确实是人为的，荒谬的。但能否拆除它，怎样拆除它，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的思想象走马灯似地乱转。忽然又闹哄哄的进来一批女香客。看看天色将晚，法师便对我们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告辞时，小鶽翎竟又懂得双手合十，与法师道别。但这小家伙却一路上嘟嘟哝哝地发着牢骚：
“伯伯骗人！说好了带我来看和尚的。和尚在哪儿呢？哪个是和尚呢？”
我抚掌大笑，忽然觉得他这糊涂的问话也藏着禅机。禅宗开祖达摩大师《四行观》道：“无自无他，凡圣等一”。意即万物一体，既无自己与他人之分，也无神圣或平凡之别。和尚同普通人当然也都一样。所以“哪个是和尚”的诘问，乃是这孩子无意道出的天籁之音——他真不枉吃了云峰法师惠赐的饮料和糖果。
1993年10月31日（星期天）凌晨3时稿毕
（根据10月3日的日记补充、重写）
11月2日凌晨一时改毕，于广州晓园常惑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