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一从父亲去世后，最令我时常牵挂的亲人便是叔父了。曾多次动员他来广州与我同住，享点晚年清福，但他横竖不肯。原因呢，一则难舍故园，二则方言不通，生活不习惯；三则怕给我添麻烦。至于第四个理由，乃是他那半句话：“咱又黑又丑……”没讲出来的意思是：“怕给你丢脸”。这样，他只愿守着清贫，守着家乡那间破旧的祖屋。
后来，我带他到广州走了一遭，他才晓得在这神秘都市里生活的并不尽是想象中的俊男靓女，长相比他差劲的倒还大有人在，所以根本用不着自惭形秽。然而另外三条不便居穗的原因却是很实在的，特别是第二条。所以他小住几天便象坐牢似的熬不下去了。我只好又把他送回故乡。
隔年返琼探亲，第一个看望的当然是叔父。他正在我们为他特制的躺椅上闭目小憩，面容显得苍老多了。上唇、下巴疏疏落落地摆着些粗硬的白胡子，头发则愈见稀少和细软。被太阳烤得半熟的古铜色脸庞，泛出了一层灰黄。额上的绉纹也更深了，有如纵横的犁沟。他习惯地微张着嘴巴，吃力地呼吸着，鼻腔里不时发出咕噜噜的响声。
我不敢惊动他，只默默地侍立一旁，看着这日渐衰弱的善良的庄稼人，又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如果没有他无私的救助，很难想象我们能捱过那些难关——
1963年夏天，年仅42岁的母亲不幸病逝。那时我还在读初二，两个弟弟尚处幼年，而小妹才三、四岁。已罹肺病的父亲硬撑着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便因病情发作而躺倒了。一家五口人面临困境，不知所措。这时叔父走来，对父亲说：
“哥，咱就合成一家吧。你，还有四个仔，总得有人照顾……”
叔父作出这样的决定，颇为不易。他同叔母都是靠工分吃饭的农民，而每天的劳动日值不过一毛几分。他们也还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再揽上我们五口（其中一个还是长期病号），无异是给自己雪上加霜。但出于善良本性和道义责任感，他别无选择。
听了叔父的建议，父亲不说什么，只是沉重地点点头。自此，我们并成了一个十一口人的大家庭。叔父把我们视如已出，百般呵护；对父亲更关怀备至，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着给他。我父亲不忍独享，总要分一点给堂弟妹。叔父就把他的孩子赶开去，说：“让给阿伯吃吧，你们还小，有的是吃的时间呢。”他此时总要守在旁边敦促父亲吃完，才放心的走开。
父亲患的病，在当时还令人闻之色变，避之则吉。他病情发作时常会咯血。叔父怕我们受到传染，总不让我们近前，而由他一人包揽了照顾父亲的责任。他说：“你们还小，肺嫩；我不怕的，让我来吧——反正我也老了。”其实，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
父亲患病几近十年，弄得家徒四壁；但叔父对他一直悉心料理，从无怨言。1971年冬，父亲辞世。叔父倾其所有，借钱举债，为他治丧。我那时在外乡工作，弟妹仍由叔父照管。这样又过了八年，我三弟结了婚，有了孩子；堂弟也成家了。叔父眼见自己的任务已完成，才让我的弟妹分出去另立门户。
从两家合并到重新分开，历经将近二十年漫长的岁月，其间捱过了一个劳动日仅值几分钱的十年浩劫。但我们一直同甘共苦，相携相扶，不分彼此。现在，我们的景况已日渐好转，但叔父的身体却是日见其差了。我难过地看着他的病容，感到心里堵得慌。
这时叔父醒来，见了我，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他习惯地抬眼看看屋顶，轻声说：“哦，回来了？”又怅然道：“我刚患了场重感冒。感冒从来打不过我的，可这回我输了……我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土香米臭罗。”说着，无奈地摇摇头。
我极力相慰，又给他一些钱，要他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他却推辞道：“你上个月不是寄给我了吗？在广州生活也不容易，我早叫琏弟写信劝你，别老是给我寄钱。农人生活简单，我们怎样都可以应付的。”
叔父不会矫饰，他的话完全是由衷之言。
但我心灵深处总觉得欠着他一笔债——这债务无法用金钱来偿还，但我远在他乡，未能侍奉左右，舍此没有别的报答方式。想及他在困厄中为我们所作的种种牺牲，我就觉得，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奉送给他也是值得的，应该的。
拗不过我，叔父收了钱，却不好意思地说：“可三爹都没什么送你哟……哦，对了，有一包金钱草，是我前番在坡上饲牛时，专替你采的。早晒干了，正准备寄给你呢。”
他说着，颤巍巍的站起来，进房搜摸一阵，又抖索索地捧出一个小包。接着解开了好几层塑料袋，便有一股甘凉的清香从中逸出——这是些铜钱大小的圆形草叶，但比铜钱薄得多，阳面光滑，阴面布着一层极细密的灰白色绒毛。
我知道这种植物叶片稀疏，采集不易。面前偌多叶子，不知要花费几许功夫才能聚敛。想到老眼昏花的叔父驮着烈日，偻着脊梁，在土坡上寻寻觅觅，小心翼翼、一片一片地为我摘那小叶的情景，一股热浪不觉扑上心头，眼里也随即泛起泪光。
“这东西很微贱，但功用大着呢。”叔父说，“它可以解暑清毒，消热去湿，利尿通淋。广州的夏天够闷热的。你就拿它煲水加糖，喝了会有好处。”
我接过这包重不过几两的金钱草，觉得它的份量好沉好沉，就象叔父那颗真切的爱心。此中含蓄着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不管世道如何变迁，这情感永远崇高贵重，永远值得珍惜，永远令人神往。
回广州后，我喝过几回金钱草汤。它的味道果真甘和可口，而且带着一股浓厚的泥土气息。饮之即觉上下通泰，心气平和，比别的什么清凉饮料都更管用。跟着查了所藏的一部草药书，方知它还可治泌尿系结石与胆囊结石，泌尿系感染及肾炎、黄疸、感冒等多种疾病。
我感念这好草。同时又想到它名字听来贵重，对人又如此有益，却只能在贫瘠之地粗生粗长，自存自灭，未免觉得天道太有欠公允了。但转念一想，若是把它移植于都市阳台上的花盆中加意供养，它难道就会乐意么？答案是否定的。它会因此而活不下去，至少活不舒心。
那么，还是让它长处于山坡水泽、大野荒原，同其他有名的或无名的野草一道．为着大自然的朝气和生机而默默地奉献一撮绿色，也为需要它的人们熬一掬生命的汁液吧。我深知它只需要尊重和理解，不需要恩赐与垂怜。
山花无私姓，野草不留名……但我最后还是忍不住要在这里写下叔父的名字——他叫张照贤，因排行第三，又有个小名叫三黎。
1993年10月14日凌晨两点改定，于广州晓园
后来，我带他到广州走了一遭，他才晓得在这神秘都市里生活的并不尽是想象中的俊男靓女，长相比他差劲的倒还大有人在，所以根本用不着自惭形秽。然而另外三条不便居穗的原因却是很实在的，特别是第二条。所以他小住几天便象坐牢似的熬不下去了。我只好又把他送回故乡。
隔年返琼探亲，第一个看望的当然是叔父。他正在我们为他特制的躺椅上闭目小憩，面容显得苍老多了。上唇、下巴疏疏落落地摆着些粗硬的白胡子，头发则愈见稀少和细软。被太阳烤得半熟的古铜色脸庞，泛出了一层灰黄。额上的绉纹也更深了，有如纵横的犁沟。他习惯地微张着嘴巴，吃力地呼吸着，鼻腔里不时发出咕噜噜的响声。
我不敢惊动他，只默默地侍立一旁，看着这日渐衰弱的善良的庄稼人，又想起那段艰难的岁月。如果没有他无私的救助，很难想象我们能捱过那些难关——
1963年夏天，年仅42岁的母亲不幸病逝。那时我还在读初二，两个弟弟尚处幼年，而小妹才三、四岁。已罹肺病的父亲硬撑着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便因病情发作而躺倒了。一家五口人面临困境，不知所措。这时叔父走来，对父亲说：
“哥，咱就合成一家吧。你，还有四个仔，总得有人照顾……”
叔父作出这样的决定，颇为不易。他同叔母都是靠工分吃饭的农民，而每天的劳动日值不过一毛几分。他们也还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再揽上我们五口（其中一个还是长期病号），无异是给自己雪上加霜。但出于善良本性和道义责任感，他别无选择。
听了叔父的建议，父亲不说什么，只是沉重地点点头。自此，我们并成了一个十一口人的大家庭。叔父把我们视如已出，百般呵护；对父亲更关怀备至，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着给他。我父亲不忍独享，总要分一点给堂弟妹。叔父就把他的孩子赶开去，说：“让给阿伯吃吧，你们还小，有的是吃的时间呢。”他此时总要守在旁边敦促父亲吃完，才放心的走开。
父亲患的病，在当时还令人闻之色变，避之则吉。他病情发作时常会咯血。叔父怕我们受到传染，总不让我们近前，而由他一人包揽了照顾父亲的责任。他说：“你们还小，肺嫩；我不怕的，让我来吧——反正我也老了。”其实，他那时不过四十多岁。
父亲患病几近十年，弄得家徒四壁；但叔父对他一直悉心料理，从无怨言。1971年冬，父亲辞世。叔父倾其所有，借钱举债，为他治丧。我那时在外乡工作，弟妹仍由叔父照管。这样又过了八年，我三弟结了婚，有了孩子；堂弟也成家了。叔父眼见自己的任务已完成，才让我的弟妹分出去另立门户。
从两家合并到重新分开，历经将近二十年漫长的岁月，其间捱过了一个劳动日仅值几分钱的十年浩劫。但我们一直同甘共苦，相携相扶，不分彼此。现在，我们的景况已日渐好转，但叔父的身体却是日见其差了。我难过地看着他的病容，感到心里堵得慌。
这时叔父醒来，见了我，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他习惯地抬眼看看屋顶，轻声说：“哦，回来了？”又怅然道：“我刚患了场重感冒。感冒从来打不过我的，可这回我输了……我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土香米臭罗。”说着，无奈地摇摇头。
我极力相慰，又给他一些钱，要他买点营养品补补身。他却推辞道：“你上个月不是寄给我了吗？在广州生活也不容易，我早叫琏弟写信劝你，别老是给我寄钱。农人生活简单，我们怎样都可以应付的。”
叔父不会矫饰，他的话完全是由衷之言。
但我心灵深处总觉得欠着他一笔债——这债务无法用金钱来偿还，但我远在他乡，未能侍奉左右，舍此没有别的报答方式。想及他在困厄中为我们所作的种种牺牲，我就觉得，把我所有的一切都奉送给他也是值得的，应该的。
拗不过我，叔父收了钱，却不好意思地说：“可三爹都没什么送你哟……哦，对了，有一包金钱草，是我前番在坡上饲牛时，专替你采的。早晒干了，正准备寄给你呢。”
他说着，颤巍巍的站起来，进房搜摸一阵，又抖索索地捧出一个小包。接着解开了好几层塑料袋，便有一股甘凉的清香从中逸出——这是些铜钱大小的圆形草叶，但比铜钱薄得多，阳面光滑，阴面布着一层极细密的灰白色绒毛。
我知道这种植物叶片稀疏，采集不易。面前偌多叶子，不知要花费几许功夫才能聚敛。想到老眼昏花的叔父驮着烈日，偻着脊梁，在土坡上寻寻觅觅，小心翼翼、一片一片地为我摘那小叶的情景，一股热浪不觉扑上心头，眼里也随即泛起泪光。
“这东西很微贱，但功用大着呢。”叔父说，“它可以解暑清毒，消热去湿，利尿通淋。广州的夏天够闷热的。你就拿它煲水加糖，喝了会有好处。”
我接过这包重不过几两的金钱草，觉得它的份量好沉好沉，就象叔父那颗真切的爱心。此中含蓄着人类最美好的情感——不管世道如何变迁，这情感永远崇高贵重，永远值得珍惜，永远令人神往。
回广州后，我喝过几回金钱草汤。它的味道果真甘和可口，而且带着一股浓厚的泥土气息。饮之即觉上下通泰，心气平和，比别的什么清凉饮料都更管用。跟着查了所藏的一部草药书，方知它还可治泌尿系结石与胆囊结石，泌尿系感染及肾炎、黄疸、感冒等多种疾病。
我感念这好草。同时又想到它名字听来贵重，对人又如此有益，却只能在贫瘠之地粗生粗长，自存自灭，未免觉得天道太有欠公允了。但转念一想，若是把它移植于都市阳台上的花盆中加意供养，它难道就会乐意么？答案是否定的。它会因此而活不下去，至少活不舒心。
那么，还是让它长处于山坡水泽、大野荒原，同其他有名的或无名的野草一道．为着大自然的朝气和生机而默默地奉献一撮绿色，也为需要它的人们熬一掬生命的汁液吧。我深知它只需要尊重和理解，不需要恩赐与垂怜。
山花无私姓，野草不留名……但我最后还是忍不住要在这里写下叔父的名字——他叫张照贤，因排行第三，又有个小名叫三黎。
1993年10月14日凌晨两点改定，于广州晓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