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海南有奇木，是为沉香。
  它僻处深山野岭，身上总带着采香人留下的许多刀痕斧迹——因为它的创口会逐渐吸附自身的血脉凝脂而成为名贵药材。
  这药材用于治病，其蕴蓄的奇香更纯和长久，可扬清去浊、醒脑安神。故琼州府的“父母官”刮地皮向朝廷进贡时，必定少不了它。即便其树材的碎片亦能燃发清芬，令人闻之愉悦，遐想无穷。
  有朋自故乡来，惠我沉香几片。将它点燃于父亲的遗像前，但见轻烟如缕，由香片袅袅牵出，俄而芳菲满屋，沁人肺腑。
  我在香烟缭绕中看着父亲的遗照，他那忧郁、深邃的目光和清癯、坚忍的面容，令我想起在暮色中、荆莽里策杖前行，执着地追寻一种崇高目标的德行超迈的圣徒；又恍然觉得他象一棵沉香树，一棵伤痕累累、隐身林海、少有人知的沉香树。
  ——“沉香”倒下的时候还来不及圈上第60道年轮。这是我一生中最伤心的日子。那日子离今天也已22年了。
  但我到现在还常常梦见父亲。他是在我梦里唯一不断地重复出现的人。有时夜半梦觉，竟弄不清他是逝世了，还是仍然活着。
  不错，父亲只是一介乡民。其事状既攀不上国史，也登不了县志。只能在非上不可的宗谱里留一个名字，而这名字也平凡得象一棵田草，掩没于绵绵瓜瓞中，不会引起特别注意。
  然而他遗下的清芬是那样浓郁，22年黄土难掩岁月难埋，至今仍在薰陶着策励着我，在人欲横流中牵引我这孤舟不使偏离正道。
  且把这篇苍白的文字连同点燃的沉香，敬献于父亲的灵前。
  （一）
  父讳张照魁，小名养佑，壬子（1912）年11月19（新历12月27日）出生于乐东县孔汶村一个穷苦农家，在三兄弟中排行老大。
  祖父张启位是条耿直刚烈急公好义的汉子。每有贼人黑夜劫村，赶贼时他总是不要命地冲在最前头；有一回竟只身突入贼群，差点被打死。平时又爱得罪地方豪强。长此以往，必有一日遭殃。祖母考虑再三，向他力陈利害，劝说他外出谋生以避祸。祖父无奈地听从，含泪挥别发妻与三个幼子，只身登程。那年我父亲才十岁左右。
  祖母陈氏，是个勤劳聪慧、心灵手巧的“织女”。她手织的各种花布四近闻名，一上市往往立即被抢购一空。但自家无钱买纱，也没有布机，只能替别人织，拿点薄酬。有时也砍柴出售，收入难以糊口。幸有已守寡的伯祖母及其独生女——时已十六七岁尚未出阁的堂姑妈无私相助，两户人并成一个特殊的六口之家，妯娌俩互相携扶，共同挑起育雏的担子。伯祖母视三个侄子亲如已出，堂姑妈也把他们看成胞弟而百般溺爱。
  父亲在这个虽然贫困但互助互爱、气氛融洽、勤劳俭朴的家庭里成长，备受美德薰陶。他在祖父出走前已上了三个月的私塾，很想也很爱读书；祖父离家后只好主动缀学，小小年纪就努力协助抚育幼弟，给富户帮工、放牛。
  三兄弟艰难地长大了。而富于牺牲精神、为保全祖父甘守活寡的祖母却耗尽了生命的灯油，才四十五岁便撒手人寰。祖父闻讯赶回时，父亲已长成一个精壮、朴厚又聪明能干的小伙子，能够独挡一面了。他还克制了读书求学的渴望，把受教育的机会让给我二叔，送他上了学，自己则含辛茹苦，昼夜劳作以养家。
  二叔同父亲一样颇有天赋，看文章可过目成诵，听民歌则入耳不忘。可惜仅27岁就不幸被国民党军队抢杀了。其时堂姑妈早出嫁，伯祖母亦亡故，只剩祖父、父亲和三叔相依为命。祖父因中年丧妻晚年失子，性情日见暴躁易怒。他也不再续弦，孤独地过了一生。
  三叔比父亲小十岁，为人憨厚朴实，但脑子不大会拐弯，故容易惹祖父发火。每当祖父电闪雷鸣之时，父亲总站出来代弟受过，对他悉心呵护。粗活重活也从不让他沾手，自己全包了。四十年代中期，父亲成了家，仍把三叔当儿子一样百般照顾。
  哥俩又一起过了若干年，叔叔也结婚了。叔母和我母亲来自不同家庭，凑到一起难免就要闹点纠葛。她们争吵时，父亲也不劝解，却总悄悄叫来叔父，哥俩弄点好菜一块儿吃喝，当着她们的面谈笑风生，对她们的吵闹充耳不闻。她们自感没趣，只好偃旗息鼓，收兵回营。如是再三，便没人主动去兴风作浪了。两家依然亲密相处。
  叔父成家时，父亲把他花费不少血汗翻修过的较好的“正屋”让给叔父，自己则住一小间祖传的古旧而低矮的“横屋”。后来哥俩同盖新居，一座两间，兄弟各取其一；庭院相通，居室隔墙，而耕牛农具仍不分你我，饭桌上也常互通有无。父亲时出远门，带回糖果饼干一类“迎路”，总是先分给堂弟妹，剩下的才给我们。
  到了1963年夏，母亲病逝，父亲又重病在身。那时我正读初二，两弟一妹还小，叔父便把我们一家5口收留过去，连同他夫妻俩和4个孩子，并成个11口人的大家庭。
  这是约40年后我们这一家族的第二次合并。其时的困顿，也许比首次合并时的苦况更甚——一个劳动日值才一角几分，而叔父母要养育8个孩子，还得负担一个病号。时间一久，叔母有时难免想不开，只是父亲的人品令她敬服，且叔父与父亲的手足深情她又很了解，再加上我参加工作后，每个月都往家寄钱，所以她也不好说什么。
  但我们能在艰难竭蹶中稳固地维系着这样一个大家庭，主要是由于父亲以他的忘我无私与宽宏大度为我们树立了楷模。有好处先考虑让给他人，受触犯则回头反躬自省——这是父亲传给我们的好家风。在他逝世后，我们这个十口之家又维持了8年，直至1979年我三弟、堂弟相继结婚，才复分成两家。两年前叔父患了脑血栓，两位堂弟又较穷，我与二弟三弟便把他接过来供养并为他治病，尽心伺候，要让他同我们一起度过安乐的晚年。
  这种互助精神，仍会由后辈人不断继承下去。它不单单是我们家族的好传统，相信其间也蕴蓄着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最古老也最美丽高尚的情感——为生命的繁衍而在艰危中相濡以沫，对抗死亡，以延续种族，使我们这个星球不致沦于寂寞荒凉。
  （二）
  父亲常对我们讲羔羊跪奶乌鸦返哺，讲古代孝子们的种种传说。但他对祖父的至孝至情，使那类最动人的故事都显得有点逊色了。
  祖父离开幼子流浪外乡，他们长大了才回来，虽说也是出于无奈，但终归是对儿子没有尽好抚养之责。父亲对此毫无芥蒂。他不仅极其自然地体谅了祖父的失职，更以超常的大度与耐性忍受了祖父的专横暴躁、喜怒无常。
  父亲对祖父的照顾一直是无微不至的：不让他参加田间劳动；每天下地前总要在他的枕头下放一些钱，以备没人在家时让他随意买东西吃。但丧妻失子的重创，使性情刚烈却不失其正直善良的祖父似显得有点心态失常了。
  邻居一位长者告诉过我：他亲眼看见我祖父暴跳着，把一大碗热腾腾的瘦肉粉丝汤整个儿倒扣到我父亲头上，原因是父亲没把粉汤吹凉就递给他吃。而满头粉丝一身汤水的父亲非但不生气，竟立即在祖父面前跪下认错请罪，口口声声恳求谅解。
  祖父在家里是暴君，对外人却十分讲交情、重义气、守信用，故有许多好友。佛老村那位敢抗豪强、好行侠义、名震四方的江湖好汉老汪，便是他的莫逆之交。母亲有次惹他发了火，他竟跑去老汪那儿住了好久不肯返家。又是父亲去找他，在他跟前跪求了几日，使那铁汉老汪都非常感动，才帮着把他劝回来。
  晚年的祖父体弱多病，更加难以伺候，父亲仍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一刻不敢怠慢。时常通宵为他捶背捏腿，轻了重了都不行。爹实在太困了，偶尔打打瞌睡；祖父醒来见他停了手，常会勃然大怒，一脚把他蹬跌下床。父亲也不敢吱声，仍赶紧上床去默默地重复他枯燥的劳役。祖父酣然入梦，他还不敢合眼。
  我长到七、八岁，懂些事了。此时祖父的肺病（现在想来象是肺气肿）发作，一躺下就喘不过气，只能坐着，弯腰伏在倒扣的藤箩上。父亲就昼夜不分的从背后搂护着他。我常见祖父一咳，父亲就赶忙把手伸到他嘴前去，让他在自己的掌心里吐痰——祖父竟把爹的手当成了痰盂！
  三叔其时三十几岁，人特会睡，一沾席就打鼾；也不善揣摩祖父的心思，容易惹他生气。而祖父患的又是传染病，所以父亲一般不让三叔去伺候，实在撑不下去了才叫他顶替一阵。我已记不清对父亲来说真是度日如年的这段岁月有多长，只记得祖父以七十余岁的高龄逝世后，本来十分精壮的父亲已瘦得皮包骨头了。乡亲们说：我祖父只是因为有了我父亲这样的好儿子才获此高寿的；可父亲则为着祖父而至少减去了十年寿命！
  父亲对祖父极尽愚孝，受尽委屈，吃尽苦头，他完全可以从我们身上讨还欠账，用祖父对他的态度和手段来对待我们。但他却与此相反。他对我说过：“阿公（指我祖父）性子不好，使我知当爹的这样做，子女是很痛苦的。为了你们不再重复我的痛苦，所以我不能学阿公。”
  父亲后来也染上了肺病，并和祖父一样丧妻于中年。但他把全部的苦难独力承受了，唯恐给我们增加一点负担。他吃、宿都和我们分开。有时病情发作，大口大口地咯血，十分难受。我和二弟要给他捶背捏腿，常被他拒绝、支走。醒着时，他强忍痛苦从不呻吟，以免我们听了难过；睡着后无法自控，便常惨叫连声，令我心中颤栗、耳不忍闻。由此才知道他经受着怎样的煎熬！
  因他注意隔离，我们四个子女都没有染上他那种病。
  更难忘的是父亲在婚事上对我的体谅和理解。
  1968年11月，我因莫须有的“罪名”而从教师队伍中被“清理”回原藉“监督劳动”，时已年届二十。在故乡，这样岁数的人早该结婚生子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亲虽然开明，也难免受此影响。而我作为“头仔头孙”，对于延传香灯又负有更大的责任。于是他便和叔父张罗着为我物色对象。我虽系带“罪”之人，但鉴于乡亲们对父亲的尊重和对我的了解，愿意嫁给我的姑娘却是不愁没有。而个别人的家长竟还主动登门试探，望结秦晋之好。
  父亲眼巴巴地期待我点头。但我不能。
  我向他讲了不宜立即在乡下娶妻成家的三点理由：1、被“清理”回家是暂时的，我还会出外工作；2、教师也不会是我的终身职业，我的宿愿是当作家；3、我一定会离开海南，到远方去拓展自己的事业。因此，不能让小家庭困住我的翅膀。
  这三点是我当时拒婚的理由，但也是我对父亲的神圣的许诺。
  父亲听完我的申述，沉吟半晌，终于说：“也只能随你了……我就怕你以后会怨我。你也长大了，自己拿主意吧，爹不勉强你。”
  我忘不了父亲说这话时的眼神：似有些许安慰，而更多的是失望和悲凉。他知道自己剩余的日子不多了，我也很清楚这一点，因此更觉得十分对不住他，只能加倍用功以满足他望子成龙的心愿——彻底拒绝一切男女之事的诱惑，白天劳动，晚上便在一块悬挂着权充书桌的苦楝板上攻读或写作。小油灯常通宵亮着，把我的眼睛薰得又红又肿。我咬定一个信念：无论多么艰难，都决不让对父亲的许诺落空。
  这也是我的孝心；只有父亲能够领会。
  （三）
  父亲在童年时读过三个月私塾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上学念书。解放时已入中年，才凭着过人的毅力和聪敏自学到能看书读报。他的生涯是在田野上度过的。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但故乡有着十分深远的文化传统。层次较高的老人常在晚上雅集，即兴创作限韵的民谣，或和诗应对，说古道今。儿时，父亲常带我去参加此类活动。
  渐渐地，我也学着与长辈们和诗唱酬对对子了。但我年少怕羞生性腼腆，不敢当面赠答。父亲便来回奔走，为我传递诗联。我对文学的痴迷自兹开始，并终生不改。
  父亲也常向我背诵他童年上私塾时读过的古文，讲解远古哲人的一些言论和各种典故。我最早听他说的是古代的学者如何在贫困中想法刻苦攻书，如何挖壁偷光囊萤照读。那时我刚刚上学，这些故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终生。
  我听他讲的最后一段“古”，是战功赫赫的汉将韩信为吕后所杀的前后经过。时值“文革”多事之秋，我被“清理”回家又被“落实政策”后不过一年。或许父亲是以此启示我更深地认识政治风波的险恶，不可轻易去蹈海？讲完此“古”后没几天，父亲便与世长辞了，这故事也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的遗训。
  父亲常对我说：“父母生儿养女不过是一种生物本能，你们不必因此感谢我。如果我能把你们培养成品行高尚、对社会有益的人，这才是值得感谢的。”
  于是，他以自己的方式，按自己的精神面貌来塑造自己的儿女。
  在我童年时，新中国正蒸蒸日上，父母身体又都好，食穿不愁。父亲怕我会好逸恶劳，便常带我下地干活，或要我跟大人去放牛。我上小学后，放假时，他又让我在旷野上检、挑牛粪。那时节，头上烈日晒，脚下沙土烫；肩肿皮脱，苦不堪言。这为我对付日后的种种困难作了必要的准备，更使我懂得了衣食的来之不易并切身体会到了百姓的艰辛。
  在我离家到外乡读书、工作后，他唯恐我疏远了故乡的劳动群众而忘掉本色，故当我每次回来探家时，他都催着我先去看望左邻右舍，有时还让我替孤寡老人挑柴提水。若逢谁家有红白大事，他便命我赶去相帮。及至他逝世前十几分钟，他知道邻家有人死了，还追问我去吊唁了没有。我说已去过，他才放了心。
  为使我们正确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他反复告诫“遇事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不要只考虑自己。这样才能与别人融洽相处。”
  他要求我们善于同各种人交往，常说：“精仔也有蠢处，因此不要以为自己精一点就骄傲起来；傻仔也有精处，因此不要以为别人笨一点就看不起他。总之对谁都要谦和，好好取人的长补己的短。”
  对那些在困难中帮助过我们的人，他总是一一
  牢记在心，并常向我们念叨。那怕只给过两三毛钱、
  几两粮票，他也不会漏掉，道是“饮人一滴水，念
  人九点情”，日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加倍报答他们。
  父亲对我们作人的基本要求是：正直善良、不贪不骄；也不可媚上傲下、沉于物欲。这些行为准则，他并不常强调；但在日常生活中无不以此规范着自己，影响着我们。我们做错了事，他的批评也大都和风细雨，以理说服，极少发火。只有一回，他真的对我动了气。
  那是我念初中时，因为已读了好些书、作文比赛又屡获第一而沾沾自喜，盛气凌人。父亲却不断给我吹冷风，老是提点我的不足。我不服，多次顶撞，且言辞又尖刻而狂妄。他火了，重重地说：“你以为读了点书就了不起？其实你一点不了解社会，不懂得生活，更不会处理人际关系。你实际上很蠢！”
  多年以后，我才秤出了这些话的份量，但这时已吞下不少苦水了。
  而当我在某些具体社会问题上与他产生岐见并一意孤行时，他却从不勉强我接受其观点和主张，只道：“那你就自己去实践、总结吧。”
  “文革”开始时，我在一所师范就读，正处于未到二十岁的“危险年龄”。我以一种殉道者的虔诚与狂热投入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圣战”。父亲曾通过各种渠道不断给我泼冷水，在关键时刻向我发出警告，劝我脱离漩涡。我却置若罔闻，自行其是。父亲也无可奈何，只能表示可让我“自己教育自己”。
  结果是：我的思想和言行终不能见容于时局，于是让“群众”专了政。又因不肯俯首就范而倍受摧残，最后带着一身伤痕，被“清理”回家了。
  在那段血泪交迸的日子里，我被关押拷打，使正在卧病的父亲捱过了多少担惊受怕的不眠之夜，经受了怎样深重的精神苦难。但我给赶回乡后，他无半句怨言，也绝口不提他对我作过的劝说，只道“哥儿，能活着回来就好”。我只有深深的愧悔。
  我常想着当我苛责弟弟时，他对我说过的一句虽很平常却十分耐人寻味的话：“你自己做的事都常常令自己不满意，又怎能要求别人事事都使你满意呢？”
  当我出了差错的时候，他肯定也这么想，并因此对我总是宽容。这种宽容不是放纵，而是一种更高明更巧妙的驾驭。父亲就以这种方式驱策着我这匹不易驯服的烈马在正道上奔驰——他不用鞍鞯，也无需疆绳，却总能得心应手。
  （四）
  父亲是我们这一家族的灵魂，也曾经是他所在这个数千人口的大村的主脑。
  五十年代初，他以辛勤、朴厚和卓有成效的生产活动取得了乡邻一致的尊敬与好评，被选举参加了海南第一届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他成了村子的荣耀，而“张劳模”也成了他的专名。至今老辈人提到他时仍以“劳模”相称。
  “公社化”那年，他担任了大队（由本自然村构成）党支部书记。其时，整个中国都在发高烧升虚火。县、公社派员下来推广什么“挖地三尺深翻改土”、“小株密植亩产双千”。父亲凭着多年的生产经验，极力反对这种违背农业常识的错误作法，却被指为“右倾”而受到严厉批评，给勒令作了多次检讨。
  工作队胡闹一通后拍拍屁股就走了，而他们播种的灾难却只能由老百姓来承受。公共食堂的饭由干变稀，由“放开肚皮”随便吃到按量配给，后来是一人一餐只给一小勺稀粥，根本就填不饱肚子。
  而父亲则越来越忙越来越瘦。他把家庭的重担全压给了母亲，自己则风尘仆仆奔走在外：布置生产，组织抗旱，力图把天灾人祸造成的损失尽可能减少。他老是天不亮就外出了，那时我还没醒来；他深夜回家时，我又睡了。因此，虽然同住一间屋子，我却好长时间见不着父亲，对他十分想念。
  后来知道他傍晚会到饭堂吃饭，我便在那儿等。每见父亲匆匆而来，接过炊事员留给他的那勺稀饭，一脚长一脚短地站着，咕噜噜把粥灌入喉咙，抹抹嘴，又急忙走入暮色中。我想追上父亲告诉他我好饿，但两条腿却钉在了原地；我感到他已很陌生似乎不再是父亲了，他的脸又黑又瘦胡子头发都很蓬乱，渴睡的眼里布满血丝……
  他的努力终未能挽回败势。饭堂跨掉了。饥荒已经卷地而来。
  这时候，大队还有一些谷子——那是由于某些人想当然虚报产量后，上头硬性规定要收缴的公购粮。倘要动用它，就得准备冒很大的风险，甚至可能被“法办”。父亲作为当时大队的负责人，在同另外几个村干部商议后，决定开仓救灾，把谷子分给了饥民。
  因大队资料员跑去向上级告了密，父亲为这事又被狠狠地大整了一顿。但由于饥荒日甚，大队干部们如黄牛过水，自顾无暇，渐渐地已没人出来管事了。若把“张劳模”搞掉，谁来负责这个烂摊子？何况他分粮时并不往家里多拿一粒谷。只好仍让他保留着这顶小小的乌纱帽。于是所有大事小事——从几千人的生产生活到家庭纠葛邻里纷争——都得父亲去处理。他仍忙得焦头烂额，顾不了家。
  小妹那时刚出世不久。母亲因为饥饿，患了水肿，行动不便。我就常带着二弟、三弟去挖野菜、割仙人掌充饥。仙人掌到处都有，只是煮熟后有股不正常的酸腥，其汁很稠很滑，但很难下咽，也没什么营养。我们还吃过炒猪糠。这东西闻起来香，吃下后却常拉不出大便，有时得用手指去抠肛门。我们三兄弟不久也患了水肿。还记得很瘦小的二弟老爱拿食指去按脚背，惊奇地瞪着凹下的小肉坑出神。
  父亲依旧成日碌碌奔走游说，争取上头多拨一点救命的黄豆，并分下各生产队。他拖着两条也已发肿的沉重的腿，深入各家各户查询社员的生活情况，不时还亲自把黄豆送给严重的水肿病人，却总忘了自己的妻子儿女。倒是在小队当保管的堂哥记挂着我们，他有一天悄悄把我叫了去，让我提回了一小袋黄豆。
  某夜，我饿得睡不着。朦胧中，知道有人给我们送来些牛肉。好久不闻肉味，眼看可以打打牙祭了，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不想父亲竟把来人呵斥一通，拒绝收下。那人就带着肉默默的走了，我只能干咽口水。
  后来我才晓得：是几个干部合谋偷杀耕牛，倒还念着父亲，便送来一份。但他觉得接受了便是与贼同流；况且大家都在挨饿，他不忍背离着众人去贪这口福。可父亲也不去揭发那些偷牛者，倒把此事给捂住了。他说：“他们也是饿急了才这么干的。……若给抓去坐了牢，他们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不久前，几位乡亲向我谈到爸爸在大饥荒时期的一些表现。虽然事隔三十多年，但他们说起来仍然非常感动。远房堂叔张照颖说：“有一天，他带人接一批黄豆回村，自己却饿得斜脚斜手的来找我，要我想法给他弄点吃的。说完往板凳上一倒就起不来了。我找到一段平常只用来喂猪的番瓜木，剁一些煮了给他吃下，他才有力气走出去。”
  由于他努力奔走，使我们这个大村在饥荒中死人较少。但饥饿、营养不良和没日没夜的操劳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祖父传染的结核杆菌“趁火打劫”，已大面积地蚕食他的肺部。
  饥荒刚过去，他的病便发作了。
  父亲把心血与健康献给了大众，大众把患病的父亲归还了我们。
  ——他回到小队，被大家公推为保管员。
  他仍得工作。没有条件养病，也不能休息。因为还得养家啊。他说过他是为我们才接受这副担子的。
  （五）
  小队保管员要管钱、管物，要给社员割的青草及所积粪肥等过秤、登记，兑为工分；还参与对劳动成果的分配。他是近百户人的“大管家”。
  父亲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
  他秤草秤肥，不管送来的是谁都一律公事公办，按实重记数，对亲戚、家人更不含糊，决无半点通融、照顾。有的妇女心眼儿小，开始时爱弄点小动作，比如为增加重量而往草里塞点土块，或秤肥时暗地用脚趾勾住畚箕耳。但父亲心细，难以相瞒。作弊者一被发现，则不管你是否亲友都得挨克。大家晓得他铁面无私，便没人敢再在他跟前弄鬼了。
  每到收获季节，父亲总是一个人在队部过夜，看守着社员拉回的谷子、玉米、番薯或花生、扁豆。白天也很少回家。有时候，我们三兄弟去看他，或给他送饭，见那么多花生堆在竹围里，未免嘴馋。想吃几粒，他也不准，说那是大家的血汗，动不得。他有事要离开时，也反复向我们强调不能偷吃，还悄悄做了只有他明白的记号。回来时如果发现记号有什么不对劲，他会生气。所以我们只能干咽口水，都极力不去看那些胖嘟嘟的花生，以免抗不住诱惑。
  生产队每次查帐、结算，父亲的帐目总是一清二楚，不少分毫。有时候还会多出一点钱。大家摸不着头脑，经回忆才记起父亲曾自己垫了钱去买生产队的东西，上了账却忘记从公款里取出相应的现金。有时则是自己忘了拿出分得的余粮款。他对别人对集体太认真负责，所以对自家便老是很糊涂。
  母亲于1963年6月27日病逝，使身体患病的父亲又受到沉重的精神打击。母亲比父亲小9岁，虽然性子急躁刚烈但与父亲感情很好。父亲在大饥荒时将全副精力投入了拯救饥民的苦斗，把家庭的重担全扔给了她，她也毫无怨艾，一个人默默地肩起了那段沉重的岁月。父亲非常感激她的理解和支持。可她扔下我们说走就走了！
  她死时才42岁，比祖母还少3岁。而父亲那阵子则比祖父丧妻时多6岁。他也象祖父一样不再续弦。
  ——这可是一种家族宿命的轮回吗？
  叔父的殷勤照应改善了我们的处境，但贫困仍如影随形追踪着我们。为给母亲治病、治丧，父亲已背了不少债；而今他病情日重，我们三兄弟要上学，又都得用钱。可家徒四壁，几乎一无所有——我那时已读初中却没钱买鞋子，长年累月的光脚走路，被同学戏称为“赤脚大仙”。又因无钱交膳费，下了课还得端着个黑锅到教室旁边那个大土坑里去煲饭。稀饭煲好，撒上一点盐，便是我的正餐。买不起字典就只好借来摘抄。写诗没有稿纸，便把过时的记工薄一页页翻过来使用。这类艰难岁月的宝贵证物，我至今还珍藏着。
  ……在极端窘迫之中，父亲只好典卖属于自己的那点家当。其实，此时能卖的也只有几个坛坛罐罐了。记得我一天从学校回家，看见买主正准备抬走家里最后一个大谷缸。这谷缸高有1公尺多，两头小，中间大，口的直径至少半公尺，质地极好，记不清多少代人用过它了。衣裳褴褛的父亲站在旁边，颤索索的手捏着几张钞票，眼睛红红的，一滴混浊的水珠无言地挂在上唇，也不知那是鼻涕还是泪。他见到我，凄凉地说：
  “哥儿，不要怨爹。爹没有给你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只能留一点有益的精神——你千万要努力，咬气作人，不要在困难面前退缩。”
  这话象钢钉一样深深地敲进了我的记忆，想拔也拔不掉。当我偶有倦怠正想偷懒时，耳边便响起父亲的叮咛，精神振作起来，脑海里也同时浮上那个被抬走的最后的大谷缸，眼眶不觉就湿润了，喉头象卡着一块热铁……
  大缸换了主人。我身上换了件新衣。而父亲褴褛依旧。家里贫穷依旧。
  人在霉运当头时也偶会撞到“好彩”。有一天，二弟竟在路上捡到一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装着四十多元人民币！在当时，这对我们可是一笔巨款。他看看四近无人，便兴冲冲地把钱拿回来交给父亲。父亲问明原委后，想也不想就说：
  “哥儿，丢了钱的人一定很急。你赶快把钱包带去原地，站在那里，等着交还失主。”二弟只好照办去了，父亲又一再向我们强调：
  “今后记着，凡不经过自己流血流汗而得来的东西，千万不能要。”
  这是父亲对我们多次反复说过的一句话，也是他为人处世的一项重要宗旨和准则。他一直带病担任着小队的保管员，也始终按照他的准则办事：不管多么穷困，绝对不生贪念；除了劳动所得，他从不向家里乱拿过小队的半粒花生一粒米。
  父亲那严谨到近乎苛刻的道德自律精神和与此相关的种种言行，决不是在刻意追求“崇高”，实乃出于淡淡“平常心”，出于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形成的自然品性。他认为人本来就应该这样活着——不论是富贵，还是贫贱；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应该这样活着，才象人。
  （六）
  熬过约十年贫困潦倒的日子，我们家有了点小小的转机：1969年末，在我给放逐回乡接受“监督劳动”近一年后，被“落实”到五指山区重当教师。
  我实现了对父亲的第一个许诺。
  那时候，我的工资是40元1角5分。每个月都给父亲寄20元。不久由小学调到中学，接而于1970年7月调到自治州首府通什专事文艺工作。每次调动、提薪，我给父亲寄的钱也随着增多——总占着我工资的一半以上。
  终于可以报答父亲了。
  终于可以让他也吃上一点荤腥了。
  尽管我过的非常俭朴清苦，寄剩的工资往往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但心里却感到分外满足。不经历过心灵的苦难和物质的困穷，不在这种苦难困穷中领受过那深沉父爱的人，很难理解这份真情。
  可惜我的满足感未能维持多久。父亲象倦卧残阳的病弱老牛，已牵断多少犁索，磨损无数车轭——他太累太苦，需要永久安息了。
  也许是因为与父亲有着特殊的缘份，我在他临终前几天竟鬼使神差地偶然回到了他的身边。
  那是1971年11月底，我因为碰巧得到了一瓶在当时是极难到手的鱼肝油，便借出差的机会拐个弯回家探父，把鱼肝油带给他。为宽慰已似风前残烛的父亲，我又向他谈及两年前对他立下的三个许诺，极力描述自己的努力方向和辉煌前景。父亲默默地听着，虽有欣慰却也黯然神伤。他叹息道：
  “你讲的这些，好是好，但爹怕都看不到了。”
  那几天总是阴晦有雨。这在冬日的故乡是极罕见的天气。父亲的不祥之言令我心里也满布云霾。我很不想离开他，他却催我速返单位，不要为他而影响工作。但在我准备离去的当日，他的病忽然严重发作了——咯血不止，大冒虚汗，手足冰凉，卧床不起。
  乡亲知道他们的老劳模病危，便络绎不绝的前来看望。有的人——如前文说及过的照颖叔——更不顾父亲患的是当时还很可怕的传染病，而紧挨他坐着百般慰解，抚摸他削瘦的面颊，深情地捏他的手脚，总希望他能在人间多留一些日子。
  但父亲还是要走了。
  12月4日上午，一直阴晦的天空忽而转晴了，空气很清爽。父亲躺着，表情平静而安祥。他问我是否已去吊唁过一位刚逝世的邻居，我说已去过。他满意地说：“好。”他已好几天吃不下东西，这时忽然想喝水了。他宽慰我：“爹只是吃错了一些东西，喝水把它冲掉，爹会好起来的。”
  听了这话，我很高兴，喂他喝了半碗白开水。
  ——他一生清淡如水，平常如水；贱也如水，贵也如水！水同空气一样，人人都离不开它，但谁对它会特别注意和珍视呢？
  父亲喝完水不久，忽然大口大口地咯血。叔父急忙上床搂住他。就这样，他在叔父的怀里永远瞌上了那双忧郁而智慧的眼睛！
  我对此虽然早有准备但仍感到脖子根一阵发麻，脑海里一片空白。全身的血液一霎时冻僵了凝固了。人类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此刻的心情。
  一个最亲的人从生命的尽头走入了另一个世界自此不再回来。
  茫茫人海中蒸发了一滴纯净的水珠。
  苍苍林海里倒下了一棵高洁的香树。
  前来吊唁的父老乡亲挤满了庭院。有些人跪在灵前长哭不起。一位因下肢瘫痪而十几年大门不出的孤老头，竟扶着墙根挣扎着连爬带挪走了很长一段路，最后由两人架着前来与父亲告别。他抽泣着说：
  “劳模你怎么就走了……丢下伙伴们一个人走了？……”
  “子欲养而亲不在”，我心里的悲怆难以形之笔墨。忆念父亲的劬劳，最令我刻骨铭心的是母亲去世后，他又当爹又当娘，常操着针线为我们缝缝补补。泪目朦胧中，我总看见父亲盘坐在那张铺于地下的、堆满旧衣碎布的破席上，戴着老花眼镜，很笨拙也很专注地替我们打补丁。不慎把手指扎出了血，他放在嘴里吮吮，又继续做着本来属于慈母的活计……
  想起来，父亲一辈子都是为他人尽心尽责——为我们尽爹娘的责任；为祖父尽儿子的责任；为叔叔尽兄长的责任；为社员尽干部的责任；为国家尽公民的责任……他肩着沉重的责任感艰难地走完了生命的苦旅，他不断地亏待着自己只为了不负于他人——可是他得到了怎样的回报呢？
  ……在他将要告别人间同时告别责任的时候，连一口鱼肝油都无福消受，最后只享用了半碗清水。身为人子，我欲哭无泪，只能抚着那瓶鱼肝油，为不公的世情也为不争的自己感到极度的悲哀和愧疚！
  我多么希望真有一个与现实相反的彼岸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今生今世备受苦难的不幸者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样，父亲或能得到他应有的补偿，而我在此岸也稍可宽心。
  但父亲无法把泉台的一切相告。他悄然离去不再回头。在他的身后没有捧场，没有花圈，没有追悼会——因为他很卑微。
  这卑微的生命是暗淡的，暗淡如弥天大夜的一小点烛光。但它所辐射出来的美德的热能，却可穿透无数尘封的日历，超越了许多“高贵者”而在心灵的空域燃烧成一颗辉煌的太阳。
  这样的太阳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拥有的。因为拥有它意味着要准备真诚受到嘲弄，善行没有善报，牺牲不被理解。
  但我将永远感激父亲——感激他赠我以一颗心灵的太阳，照耀着引导着我这茫茫人海上的孤舟，从人欲横流中穿过迷雾与风波驰向精神的黄金海岸。
  在他逝世前后，我从五指山区一个远僻的黎族山村小学起步，不靠烟搭桥酒开路求爷爷告奶奶，也没有当官的后台显赫的亲朋，只凭自己一双赤脚走到公社中学，走到自治州首府通什，走到海南行政区首府海口，然后跨越琼州海峡，落脚于中国南方最大的都市——广州。
  我在从黎山到羊城的这段路上跋涉了整整18年。身后的坎坷和荆莽留着一行带血的脚印。
  若问我承受了种种痛苦和牺牲肩负着沉重的车轭至今仍艰难地寂寞地孤行着这究竟为什么，让我轻轻告诉您——
  只为了更好地完成我对父亲的许诺；
  只为了他在九泉之下能有一个欣慰的笑容！
  ……沉香的灰烬，很白很白。
  沉香的芳菲，好浓好浓。
  沉香烧尽了消失了而芳菲却仍然存活着，——它看不见摸不到，在冥冥中浮动流溢，相连着呼吸却不引人注目，改善着空气却无踪迹可寻；在人们总不经意的所在，默默地悄悄地为人间注入清新与温馨。
  正如珍珠只能来自大海，美玉只能来自大山，沉香也只能来自边地的森林。
  富贵人家的鱼池、假山与花园，不配也无法养育此类宝物——这宝物可以使人富贵，但本身却绝对与富贵无缘。
  由亚热带雨林养育的沉香树，因领受了太阳的刚烈月亮的温柔，纳入了山峦的韵宇泉水的净醇，经受了刻骨的创伤镂心的痛苦，才打熬出这一身正气、满树清芬！
  沉香的芳菲恍惚把我带入了故乡的雨林——带入那些胼手胝足坚忍乐观的乡民之中。是他们用削瘦、铁黑的肩膀扛起了沉重的日月，在苦旱的沙土上固执地开掘甘泉；象草一样生生不息，为荒原编织着绿色的梦。
  世世代代，他们一批批从地平线上走来，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停留了一阵，把善良真诚的美德，勤俭质朴的品格，万难不屈的信念，连同丰富的生存智慧等精神基因传给后人，又匆匆忙忙无声无息地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父亲是这些人当中普通的一员。
  我写父亲决不只是赞颂一个生我育我并按他的心灵形象塑造了我的农民，而且也是在讴歌一个劳动者群体。
  我感激父亲，也感激这个养育了他的群体。
  当一些人洋洋自得显耀其“高贵”出身与“显赫”门第的时候，我高傲地申明我来自这个贫贱而身处底层的群体。无论处境和地位如何变更，我都决不会忘记和背叛他们。
  作为他们共同的儿子，我永远是一个——
  文化人中的庄稼汉，
  大都市里的乡下人！
  1993年8月11日——9月5日凌晨3时
  写于广州晓园寓所常惑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