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跃虎来京，兴冲冲地带来了他的散文集《月亮雨》的原稿，嘱我读一读，并作一篇序。我们相交差不多有十年的光景了，虽然他在广州，我在北京，一两年、两三年才能见一次面，平时信件来往也并不多，但彼此的情况和心绪却都是了解的。记得四年前他将要离开《天南》杂志另谋新职时，曾打长途电话征询我的意见，我曾对他说：人挪活，树挪死，希望他把多年来的业余创作坚持下去，他富有想象力的天性和思维方式适合于文学创作，而文学创作的最大特点是标新立异，不是跟在别人后头人云亦云。1991年春天，我应邀到深圳参加锦绣中华所属的中国民俗文化村的学术活动，途经广州时与他相晤，所谈的也是他的创作。两年未见了，现在他终于挟着一叠文稿来了，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所以我便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了。
  他是五指山的儿子。他从那葱郁的橡胶林莽的深处走出来，从那起伏蜿蜒的大青山的山坳里走出来，带着浑身的土腥气和野花的幽香，带着农民的执着和倔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用脚步丈量了脚下的土地，走过了海南的首府海口，最终走进了华南的大都会广州。他生在贫穷的农家，母亲早逝，父亲卧病，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在他的家庭遭遇困境的时候，他的胞叔毅然地承担起了养育他们兄妹的重担。他长在那个疯狂的年代，在“监督劳动”中度过了本应忘忧的年华。他肩上背负着过分沉重的包袱，走完了青年时代的人生之旅。热带的雨林和孤悬于大海中的自然环境，赋予他既长于幻想而又浪漫的品性。多年漂泊不定的生活，铸造了他既早熟而又孤癖的性格。他如痴如呆如醉如狂地爱上了文学，写诗，写散文，写小说，收集和翻译黎族的口碑文学，在文学的神圣领地里辛勤耕耘，一心想把生他养他的海南岛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融进他的诗文之中。
  散文是一种最容不得虚情假意的文体，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最难驾驭的文体。如果说，文学家的全部追求不外乎“求真、求新、求深”这六个字，那么散文以它短小的篇幅都占全了。只有当作者把自己的生命、感情、感受、体验，毫不掩饰地、艺术地融入自己的作品中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写出感动读者的好作品来。仅仅满足于吟风弄月、骚首弄姿是不济于事的。用虚于应酬的假情和娇态来代替震憾着自己的心灵同时也能震憾别人心灵的真情，同样也是徒劳无益的。跃虎的天性与散文是相通的。他把自己的散文看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字里行间浸透着他浓厚的亲情和乡恋。丝丝缕缕、难以割舍的怀乡的情绪，对分离既久而又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的亲人的想念和追思，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心胸和思维。可以看出，在他的散文里，有时这种情思达到了噬咬他、折磨他的程度。这是没有他那样的生活经历的人所无法拥有、甚至也无法理解的。一束坡地上采摘的金钱草所显示出来的亲子之情和为人之道，从深层次上揭示了中国人传统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心理。短短的一篇《篱的挽歌》，从儿时家家门前那种竹木和藤条编织的篱笆，到如今回乡所见到的水泥高墙（而且那墙头上还安装了尖尖的玻璃片、铁钉）这进程中所捕捉到是纯朴的人际关系和淳厚乡风的逐渐沦丧。一种浓重的惆怅的思绪，似乎是怎样也无法挥去的。这，也许就是跃虎散文的特点和魅力之所在吧。
  跃虎的散文写作的时间跨度相当长，题材多样，艺术成就自然也大异其趣。有些早期写的作品虽然写得真但情嫌不足，因而算不上是精品。但有许多作品却以其情真意切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姑且不说那些写亲人之间相濡以沫感人至深，被他自己名之曰“世路飘蓬”的散文，就说被他归在“天涯走马”中的那篇《月亮雨》吧，不就是一篇写尽了胶林景色、翠屏玉带、人生柔情、生机盎然，充满着爱国主义和爱乡主义的佳作吗？他不仅工于文字的讲究，意境的不凡，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常常有出奇不意的哲理藏在行云流水之间。
  他的工作是为人作嫁的编辑，几乎整天忙于别人的事，而自己的读书与创作则都得放到夜间去做，常常通宵不眠、夜以继日地苦干。他置身于灯红酒绿、市声鼎沸的广州，却能躲在书斋里精心地“爬格子”、啃面包，实在是难得的。文学本来不是总能轰轰烈烈的事业，要的就是这份安静，这份专注，这份执着，这份追求。
  他的散文集就要出版了，谨以此为序。
  1994年3月8日晚于北京安定门外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