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黄道婆的身世，诸如黄道婆的真实姓名、黄道婆的生卒年月、黄道婆的家系渊源、黄道婆的婚姻家庭子女、黄道婆在崖州（今三亚）确切的居住地、黄道婆因何离开崖州终老松江乌泥泾（今上海），等等，历代史志记述近乎空白，无从考察。而流传于崖州、松江两地的民间传说，也多为后人所杜撰，以致真伪难辨。
  尽管如此，黄道婆是生活在中国13世纪的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神话传说。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存在，和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伟大纺织科学家的历史地位一样，是毋庸置疑的。自20世纪80年代周振东先生在《广东民族研究论丛（1986年第一辑）》推出《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后，几成定论的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的籍贯，又作为黄道婆研究的一个学术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并在史学界引发探讨，其中还包括海南岛是否中国最早的植棉、纺棉地等历史遗问。
  一个历史人物的籍贯及其生平，是与这一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空间、社会环境和地理风貌密切相关的。对黄道婆籍贯及其生平的探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宋元时期地处海南岛南端的崖州和地处江南沿海地带的松江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态，进一步追寻黄道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伟大纺织科学家的主客观成因，具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黄道婆籍贯松江这一普遍说法，源于元代诗人王逢《梧溪集》的记述：“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而周振东先生在《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中提出“黄道婆崖州人也”的说法，其重要的史料依据之一，是元代历史学家陶宗仪在《辍耕录》中的记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
  因此就王、陶二文，我们有必要作如下比较：
  第一，王文对黄道婆的通篇记述，是诗体语言；陶文对黄道婆的通篇记述，是笔记实录。
  第二，王文对黄道婆在乌泥泾“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等记述，仅点及而已，叙事不详，史料价格不高；陶文对黄道婆在乌泥泾教人“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全过程以及“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的描绘，生动逼真，是一段不可多得的极其珍贵的中国纺织史料。
  第三，王文是黄道婆史迹的第二记录；陶文是黄道婆史迹的原始记录。
  其实，陶宗仪的《辍耕录》已经清清楚楚地交代了黄道婆的籍贯：“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细读陶文，陶宗仪是以自己作为松江当地人的角度和语气来记述从崖州远道而来的“一妪”黄道婆这个陌生的他乡妇人的。作为松江当地人，陶宗仪记述全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这位从崖州远道而来的黄道婆一片尊崇和感恩之情。文中对黄道婆“自崖州来”的“来”字之表述，在这里完全没有“归来”的意思，只有“来”字的本义“到来”的意思。陶宗仪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为一个历史人物立传，他不可能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籍贯不作明白交代，更何况他是当时松江地区的著名学者。如果黄道婆乃松江乌泥泾人，陶宗仪是绝不会惜墨如金，把这个重要人物的籍贯留给几十年后的诗人王逢来补写的。
  周振东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几赴上海等地，实地考察黄道婆史迹（笔者曾随周先生到上海作过一次考察）。在周振东先生几万字的调查笔记中，有他走访当地各界人士和大量查阅当地史志的记录。其中对黄道婆因不堪忍受“童养媳”生活的痛楚（公婆虐待）而离家出走这一传说的调查，费时一月余，记录近万字。
  调查后的结论是：
  1．这一传说（包括黄道婆入佛庵为尼、陷青楼为娼等各种传说），不是当地民众宋元之后口口相传的，而是近现代一些好其事者编造的。
  2．宋末元初，松江地区不存在所谓“童养媳”的风俗。
  3．当地人士普遍认为，一个10岁稍长的女孩，不可能萌生并做出如此冒险（风雨之夜孤身一人离家出走，直奔黄浦江搭乘陌生商船并随船漂泊）的亡命举动。
  4．黄道婆去世后，第一个为之立祠的乡绅为赵如珪，其立祠时的诗文均未提及黄道婆籍贯。至“庵后兵毁”几十年后，第二个为之立祠的是乡绅张守中。诗人王逢是应张守中之请前来为新落成的黄母祠作诗献辞的。至于陶宗仪身后几十年的王逢，何以将黄道婆表述为“松江乌泾人，少沦落崖州”，那只好去问乡绅张守中和诗人王逢了。
  5．黄道婆终老的松江乌泥泾及附近村落，原本没有“黄”氏人家，现有的“黄”氏人家，均为宋元之后移居过来的；而黄道婆居住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崖州，其“黄”氏人家的移民年代，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甚至更早。
  周振东先生《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对黄道婆籍贯及其生平的考证，发前人所未发，用功甚艰。其文阐述虽不够全面，思维及逻辑稍欠缜密，但其论证观点却言之凿凿，入情入理。
  从《尚书·禹贡》关于“淮海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史记·货殖列传》关于岛夷“榻布千匹”等文献记载来看，海南岛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植棉史，也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纺棉史并一直相沿到晚清时期。明代被尊为“岭海巨儒”的钟芳（崖州高山所人）在《珠崖杂兴》一诗中有“山下小园收吉贝，屋边深处叫軥辀”二句，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古崖州乡村家家有棉园、村村有织机的真实图景（吉贝：棉花，海岛棉；軥辀：纺织机发出的响声）。自宋代至清代，古崖州植棉、纺棉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经济活动和经济来源之一。因此，像黄道婆一样的织女，在古崖州是成千上万的，她们之中那一个去了乌泥径，都可能成为像黄道婆一样的光辉人物的。
  20世纪60年代，笔者曾在家乡三亚市水南村亲见一村民家中保留下来的古代纺车。在崖州汉族人聚居的藤桥、崖城、乐东等沿海村落，纺纱织布是古代妇女的日常活什。国家级非遗项目“崖州民歌”，就有大量反映崖州织女生活的内容，如长歌《织妇怨》等篇目。在今人袁金华（民间收藏家，乐东县人）的博物馆内，展示有他从当地汉族村落征收来的一部脚踏纺车。伫立纺车前，我们似曾看见黄道婆这个伟大的女性身影，端坐在纺车前，于桐油灯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有如此悠久漫长的植棉、纺棉史的海南崖州，产生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纺织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改革家，是时势之所归，也是历史之必然。黄道婆，是生于崖州，长于崖州，成就于崖州而光大于上海的劳动妇女。黄道婆，一颗从天涯海角升起的璀璨的织女星！
  收录于2018年6月出版、陈光良主编的论文集《黄道婆文化研究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