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黄道婆籍贯刍议
  黄道婆的身世，诸如黄道婆的真实姓名、黄道婆的生卒年月、黄道婆的家系渊源、黄道婆的婚姻家庭子女、黄道婆在崖州（今三亚）确切的居住地、黄道婆因何离开崖州终老松江乌泥泾（今上海），等等，历代史志记述近乎空白，无从考察。而流传于崖州、松江两地的民间传说，也多为后人所杜撰，以致真伪难辨。
  尽管如此，黄道婆是生活在中国13世纪的一个历史人物，不是神话传说。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存在，和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伟大纺织科学家的历史地位一样，是毋庸置疑的。自20世纪80年代周振东先生在《广东民族研究论丛（1986年第一辑）》推出《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后，几成定论的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的籍贯，又作为黄道婆研究的一个学术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并在史学界引发探讨，其中还包括海南岛是否中国最早的植棉、纺棉地等历史遗问。
  一个历史人物的籍贯及其生平，是与这一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空间、社会环境和地理风貌密切相关的。对黄道婆籍贯及其生平的探讨，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中国宋元时期地处海南岛南端的崖州和地处江南沿海地带的松江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态，进一步追寻黄道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伟大纺织科学家的主客观成因，具有积极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黄道婆籍贯松江这一普遍说法，源于元代诗人王逢《梧溪集》的记述：“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而周振东先生在《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中提出“黄道婆崖州人也”的说法，其重要的史料依据之一，是元代历史学家陶宗仪在《辍耕录》中的记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
  因此就王、陶二文，我们有必要作如下比较：
  第一，王文对黄道婆的通篇记述，是诗体语言；陶文对黄道婆的通篇记述，是笔记实录。
  第二，王文对黄道婆在乌泥泾“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等记述，仅点及而已，叙事不详，史料价格不高；陶文对黄道婆在乌泥泾教人“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全过程以及“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的描绘，生动逼真，是一段不可多得的极其珍贵的中国纺织史料。
  第三，王文是黄道婆史迹的第二记录；陶文是黄道婆史迹的原始记录。
  其实，陶宗仪的《辍耕录》已经清清楚楚地交代了黄道婆的籍贯：“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细读陶文，陶宗仪是以自己作为松江当地人的角度和语气来记述从崖州远道而来的“一妪”黄道婆这个陌生的他乡妇人的。作为松江当地人，陶宗仪记述全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这位从崖州远道而来的黄道婆一片尊崇和感恩之情。文中对黄道婆“自崖州来”的“来”字之表述，在这里完全没有“归来”的意思，只有“来”字的本义“到来”的意思。陶宗仪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为一个历史人物立传，他不可能对这个历史人物的籍贯不作明白交代，更何况他是当时松江地区的著名学者。如果黄道婆乃松江乌泥泾人，陶宗仪是绝不会惜墨如金，把这个重要人物的籍贯留给几十年后的诗人王逢来补写的。
  周振东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几赴上海等地，实地考察黄道婆史迹（笔者曾随周先生到上海作过一次考察）。在周振东先生几万字的调查笔记中，有他走访当地各界人士和大量查阅当地史志的记录。其中对黄道婆因不堪忍受“童养媳”生活的痛楚（公婆虐待）而离家出走这一传说的调查，费时一月余，记录近万字。
  调查后的结论是：
  1．这一传说（包括黄道婆入佛庵为尼、陷青楼为娼等各种传说），不是当地民众宋元之后口口相传的，而是近现代一些好其事者编造的。
  2．宋末元初，松江地区不存在所谓“童养媳”的风俗。
  3．当地人士普遍认为，一个10岁稍长的女孩，不可能萌生并做出如此冒险（风雨之夜孤身一人离家出走，直奔黄浦江搭乘陌生商船并随船漂泊）的亡命举动。
  4．黄道婆去世后，第一个为之立祠的乡绅为赵如珪，其立祠时的诗文均未提及黄道婆籍贯。至“庵后兵毁”几十年后，第二个为之立祠的是乡绅张守中。诗人王逢是应张守中之请前来为新落成的黄母祠作诗献辞的。至于陶宗仪身后几十年的王逢，何以将黄道婆表述为“松江乌泾人，少沦落崖州”，那只好去问乡绅张守中和诗人王逢了。
  5．黄道婆终老的松江乌泥泾及附近村落，原本没有“黄”氏人家，现有的“黄”氏人家，均为宋元之后移居过来的；而黄道婆居住和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崖州，其“黄”氏人家的移民年代，可以追溯到宋元时期，甚至更早。
  周振东先生《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对黄道婆籍贯及其生平的考证，发前人所未发，用功甚艰。其文阐述虽不够全面，思维及逻辑稍欠缜密，但其论证观点却言之凿凿，入情入理。
  从《尚书·禹贡》关于“淮海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史记·货殖列传》关于岛夷“榻布千匹”等文献记载来看，海南岛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植棉史，也至少有1000年以上的纺棉史并一直相沿到晚清时期。明代被尊为“岭海巨儒”的钟芳（崖州高山所人）在《珠崖杂兴》一诗中有“山下小园收吉贝，屋边深处叫軥辀”二句，为我们勾画了一幅古崖州乡村家家有棉园、村村有织机的真实图景（吉贝：棉花，海岛棉；軥辀：纺织机发出的响声）。自宋代至清代，古崖州植棉、纺棉已经成为当地百姓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经济活动和经济来源之一。因此，像黄道婆一样的织女，在古崖州是成千上万的，她们之中那一个去了乌泥径，都可能成为像黄道婆一样的光辉人物的。
  20世纪60年代，笔者曾在家乡三亚市水南村亲见一村民家中保留下来的古代纺车。在崖州汉族人聚居的藤桥、崖城、乐东等沿海村落，纺纱织布是古代妇女的日常活什。国家级非遗项目“崖州民歌”，就有大量反映崖州织女生活的内容，如长歌《织妇怨》等篇目。在今人袁金华（民间收藏家，乐东县人）的博物馆内，展示有他从当地汉族村落征收来的一部脚踏纺车。伫立纺车前，我们似曾看见黄道婆这个伟大的女性身影，端坐在纺车前，于桐油灯下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
  有如此悠久漫长的植棉、纺棉史的海南崖州，产生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纺织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改革家，是时势之所归，也是历史之必然。黄道婆，是生于崖州，长于崖州，成就于崖州而光大于上海的劳动妇女。黄道婆，一颗从天涯海角升起的璀璨的织女星！
  收录于2018年6月出版、陈光良主编的论文集《黄道婆文化研究文集》。
  毁林及其对黎族地区经济的影响
  ——1986年11月在广东省民族学会年会上的书面发言
  一
  海南岛境内的黎族乡镇，百分之九十散居于中南部山区。山区经济是黎族地区经济的主要特征。近年来，自然林遭受大面积的破坏，使自然生态、气候物象、生产生活和防病治病诸方面受到严重的影响，尤其对黎族人民保护山区资源，发展山区经济，利用山区优势开拓致富之路，造成了为害不浅的恶果。
  千百年来，黎族人民在生产力极其低弱的景况下，“居山靠山”“吃山用山”，才得以生息繁衍。就是在往昔饥荒与祸乱的岁月，黎族人民也能“耕其田，处其地，数年生长积聚”①。刀耕火种，所收甚微，如在汉族聚居的沿海平原地带，哪怕维持三五年生计，也非常艰辛。而山区，黎族人民却能以伐薪、狩猎、畜牧和采集山中自然食物得以补救，强度荒年。明洪武年间，廖永忠、朱亮祖奉诏征南，声势浩大，战乱连年，当时水旱无常，沿海郡城“难储半月之粮”，而深居内地之黎却“比岐犹勤耕作”，“生息甚繁”，“举皆无恙”②。平安无事或风调雨顺的年头，好些地方家家糊起竹囤①，封存一至二年的黄谷，如崖州千家、抱由、志仲一带的黎峒。熟黎地区的黎人，则以大量的山兰糯和山货猎品，与汉族广通贸易，以物换物，或以物换钱，过着清贫但不致断炊的日子。山林，赐予一个民族在生存与发展中多么伟大的恩典。
  黎族人民世世代代取之于山，用之于山，因而具有敬山爱山、护林养林的传统。黎族创世的传说，和以山为图腾、祭山鬼拜山神等迷信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黎族对山林的崇奉。“阿哥割藤莫割根，阿哥砍黄（枯）莫砍青；阿哥莫逐伤心鹿，阿哥莫捉流泪羊……”②，这首民歌，表现了黎族爱惜山中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的真实感情。
  在黎族居住的大部分山区，山岭密布原始森林，五指山腹地更是林海茫茫，人迹罕至，就是沿海的几个县，也可见到古木森森的自然图景。20世纪50年代初，崖县名胜“落笔洞”可闻猿声，“小洞天”仍见流泉潺潺，与清代地方志所载原貌无异。当时，如果我们好好地规划一下森林，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纵然由于后来的历史原因，至今森林被破坏的程度，也不会如此惨重。5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山林的破坏情况日趋严重，1970年以来尤甚。全岛森林，除尖峰岭、吊罗山、霸王岭、黎母山等国有林区由于交通闭塞、无法攀援的林区外，几乎都遭到乱砍滥伐。据林业部门统计，近年来，造林面积以算术级数递增，而毁林面积却以几何级数递增。1957年至1976年这20年间，以崖县为例，年均毁林面积39000亩，等于平均每天砍光一座面积为108亩的山头，1956年至1980年，每年毁林80000亩，而造林每年仅2634亩；60年代初，以出产珍贵林木和珍稀动物名闻远近的温家岭、甘什岭、雅林山、抱龙山、回风岭，已由原始天然林变为稀树灌木丛，临海山地的天然林也变为多刺灌木丛或稀树荒坡；花梨、子京、坡垒、青梅等贵重木材所剩无几，沉香已难以寻找；坡鹿、孔雀雉、黑熊、云豹等珍稀动物近乎绝迹，常见的黄猄、野猪也已逃向密林；雅林山区著名的黑冠长臂猿，进入60年代后已经无处栖身；高峰乡的山民说，现在十次出猎九次空。自治州全州1956年有林面积430万亩，至1976年削减至120万亩，1980年仅有98万亩。
  据有关部门的调查，近几年来，乱砍滥伐现象有所改变，但并未完全制止，局部地区甚至比过去更为严重。如崖县、乐东县、东方县等西南沿海一带，附近的山头被砍光后，农民拉着木轮牛车或开动拖拉机，到村外几十公里远的大山采伐桁桷等建房用材和薪火柴；山脚的林木砍光了，就修凿“柁道”，拉着“柁架”上山顶砍。①于是，从外围向纵深，从沿海至腹地，一片片山头被“吃掉”，老林、幼林横遭厄运。1983年前，崖县育才、雅亮交界处尚有近800多亩因不能作为建房用材而幸存下来的“鸡尖”林，仅1983、1984两年，就被沿海汉族乡村的农民统统砍光，高价出售给渔民用以造船。
  二
  毁林，引起了恶性连锁反应，造成了多方面的“奇难杂症”。据气象部门反映，自古以来，海南岛中南部雨量高于北部，山区雨量高于沿海。近年来，北部雨量却高于南部和山区地带。自治州西南部连年出现干旱的迹象。古代“崖州八景”之一的鳌山，60年代中期尚可睹“中藏蛟蜃虚无市，时露神仙缥缈台”的所谓“鳌山云雨”的景观①，因森林覆盖率下降，这一景观20年来不再重现。琼中县营根镇周围，70年代初还是一派林深木秀的景象，如今秃岭相接，气候干燥，河水断流，环境污染。据琼中县卫生防疫站资料，营根地区每年约有8万公斤有毒气体和尘灰排放。自治州八县珍贵林木和珍稀动物均进入濒危期，名贵的海南坡鹿，除两个人工养护场外，其他地方已捕获一空。
  毁林，使黎族地区的农业生产陷入困难的境地。黎族地区的可耕地，低者为酸性深湴田，常年积水成沼；高者为旱地，遇雨而作，难得一年二熟。两者产量均低。大面积毁林造成前所未有的干旱缺水，使黎族地区水田变为旱地，不少中小水库，也由于受旱常年蓄水不多，而黎族地区地势较高，受益面积就更少了。毁林使地表裸露、水土流失、涧泉绝流。在崖县，仅羊栏至梅山约60公里的沿海一带黎族地区，每年受旱的农田面积不少于20000亩。大旱之年，连晚造生产也无法开耕。琼中县地处五指山雨林地带，以12月份为期，60年代平均雨量为202.4毫米（什运），70年代平均雨量为139.8毫米（什运），1977年以来曾三度出现8个月之长的干旱期。该县60年代农田受旱面积平均约7000亩，70年代农田受旱面积增达16000亩。1977年3号台风，洪水冲毁农田2700亩，冲垮水利工程61宗。由于受旱，自治州境内早期建成的一批小水电站也已终止供电，形如虚设。
  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是一个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科学途径。黎族人民只有扬山I区之长，发挥山区的独特优势，才能开拓致富之路，反之，则步步艰难。崖县南山乡，过去年年学汉族村乡的生产模式，年年钱粮两空。1980年以来，这个乡根据山区特点大力发展副业和畜牧业，利用山坡地种耐旱作物，丛林草地养牛羊，引山泉灌田、发电、建自来水设施，一举改变贫困面貌。过去没钱买牛，现在有钱买汽车；过去家家茅屋，现在户户瓦房，富裕户还盖起了宽敞的混凝土楼房，高档用品一应俱全，中央一级报刊曾介绍这个乡的致富经验。举凡黎家“万元户”，没有一个不是因地制宜，利用山区资源致富的。崖县华丽乡农民王世江，挖山坳地种植槟榔、香蕉等热带作物，成为全县“年超2万元”的黎乡首富。五指山区的黎族山民，采集五指山天然茶和南药，既成倍增加收入，又为国家创收了不少外汇。
  毁林，使黎族人民逐渐失去了依靠森林资源发展山区经济的先决条件。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一个区域内发展经济，要考虑它的各种自然的经济条件，即地区优势。”而失去了这个地区优势，就意味着经济前景黯淡，或者说，是从优势转为劣势。
  流经保亭县和崖县的宁远河，原是海南四大河流之一，《崖州志》（卷二·舆地）上说：“宁远水，俗名大河，源出陵水县雅康黎村大岭……绕城南，复南行汇于港门西南之保平港入海，约行二百余里。”自古以来宁远河终年舟楫不断。近年来，除一两个截流处外，整个河道已经变为一条小溪流。过去，黎族农民利用水道，将山货顺流运到崖城等圩镇出售，每天源源而来，沿海汉村的农民也将自己的产品，满载舟船扬帆进山。河水干涸使山门紧闭，贸易活动中止。山区虽有公路可通，但载运量小，且小雨便不能通车。宁远河下游河水近乎止流，河床升高，一俟台风山雨，洪水泛滥，河流自行改道，而一发大水，两岸乡村又苦于防范。交通较为便利的黎族地区，如自治州各县县城和人口较为密集的市镇，方圆百里之内，山区资源又长期处于劫掠之中，宝贵的动、植物资源遭受严重破坏。如崖县高峰、育才、雅亮等黎乡，家家采集红、白藤，自编藤具的历史有几百年之久，现在藤山被采空了，黎族青年结婚用的藤制品，须到沿海市镇购置。山里人到山外买山货，这不是历史笑话吗？破坏山林，实质上是切断了黎族人民发展山区经济的大动脉。
  三
  破坏山林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一）各级领导和群众对发展林业的重要意义和林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森林法》及有关护林政策、法令贯彻不力。（二）林业生产计划没有体现以营林为基础的方针，重采轻造，重伐轻育。（三）不能很好地处理胶、茶、林争地的矛盾，多垦少种。（四）生活用林和生产用林使林木的消耗量远大于生长量。（五）黎族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即伐岭为园种山兰的传统农业是对森林毁灭性的破坏。
  这些虽已普遍为人们所认识，关键在于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山林。应该强调：第一，吸取教训，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山林的管护工作。第二，根据不同的毁林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毁林既有汉族农民，也有黎族农民。有的用于建房和薪火（包括烧砖瓦），有的用于出卖；有的只毁不保，有的毁中有保。既要教育其明法执法，又要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建房用材和燃料的困难问题。对木材投机商则要坚决查办。对毁林的农民，要教育他们遵纪守法，吃山爱山，用林护林，制订行之有效的护林规约。第三，改变制糖业、砖瓦业的燃料。全岛各家大小糖厂和砖瓦厂全部采用木材为燃料，耗量过大，同时导致封山育林工作的困难。第四，不提倡在深山毁林搞“专业户生产基地”的愚蠢做法。第五，要充分认识黎族山民沿用几千年来“种山兰”的生产方式是造成大面积毁林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崖县年均伐山兰园面积6000至8000亩，琼中县平均伐山兰园面积9000至10000亩。1978年，琼中县伐山兰园时共造成20多次山林火灾，毁林面积达16000亩。只有护林养山，利用山区资源，才是黎族人民造福子孙后代的长久之计。
  收录于《广东民族研究论丛》1987年第二辑。
  浅谈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与建设
  ——1996年在三亚市政协委员代表会议上的发言
  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开发和建设旅游景点。三亚海美山秀，利用这个特点，可以大力开发与建设旅游景点，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三亚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海岸风光而闻名于世，成为新兴的旅游城市。而只有旅游景区景点，才能把上述特点集中地体现出来。因此，要把中外游客吸引到三亚来游览观光，投资置业，就得花大气力，下大决心把旅游景区景点开发、建设好。
  第一，调动全民办旅游的积极性，多途径开发与建设旅游景区景点
  国家旅游局曾经提出“全民办旅游”的主张，这在三亚是很合适的。通过将近十年的宣传，三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旅游意识普遍提高了，几乎人人都知道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意义。10年前，天涯海角游览景区刚开发，当地居民传为笑谈，说“几个石头都想叫天下人来看，这简直是神话”。后来全天下的人都来看这几个石头，当地居民才醒悟过来，于是，他们便利用天涯海角景区，自发地兴办了运输、餐饮、照相、工艺品加工零售等服务行业，赚了大钱。目前，三亚仅有亚龙湾、大东海、鹿回头、天涯海角、大小洞天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景区，如果能调动全民办旅游的积极性，少则三年，多则五年，三亚旅游景区将会增加到几十个，广大游客的需求就会得到满足。旅游景区景点可以公办公营，也可以民办民营；可以市办，也可以乡镇、街道办，同时应该允许社会团体甚至个体户办。只要有统一安排，有规划程序，有监督管理，开发与建设众多的旅游景区景点有益无害。其益有三：一是拓展旅游市场，带动工农商贸各业繁荣兴旺；二是改变闭塞落后的面貌，促进文明建设；是减轻政府对旅游的投入和劳动就业的压力。
  旅游在我国古代是一种民间活动，是由人民群众自发地组织的。泰国几个著名的旅游景点都是当地居民兴办的，而盛况空前，风靡世界。我国台湾高山族在70年代还过着刀耕火种的日子，受日本商人的启迪，80年代雨后春笋般地办起了很多富有高山族特色的旅游景点，被西方游客誉为“文明的部落”。三亚旅游资源丰富，从东至西200多公里的海岸线，遍布奇岩怪磊，碧波银沙；从南至北几万公顷的热带丛林中，生长着驰名的珍稀动植物，遍布河湖瀑布、岩洞温泉；少数民族类别之多是海南之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所有这些，都是开发与建设多功能多种类的旅游景区景点优越的天然条件，只要引导得当，调动全民办旅游的积极性，三亚就能在短时期内兴办海滨旅游、海底旅游、高山旅游、森林旅游、河川旅游、山湖旅游、温泉旅游、民俗旅游、乡村旅游、动植物旅游、历史文化旅游、探险旅游等。如藤桥镇，可以利用东西河自办山水景点，可以开发通向古崎洲的海上活动项目。雅亮、育才、高峰等乡可以自办森林旅游。崖城镇除了古城、孔庙，还可以自办名人胜迹景点，像盛德堂、鉴真史迹、黄道婆史迹等景点。崖城镇的水南村，是古代海南著名文化村之一，特色浓厚，可以自办乡村旅游，把游客请到村里家里做客。梅山镇利用龙栖湾、东锣西鼓岛，也可以自办海滨旅游景点。这样，各种富有独特风采的旅游景点就星罗棋布，到三亚观光、度假、游乐、采风、寻趣、猎奇、探险、购物的中外游客就会纷至沓来，流连忘返，三亚作为旅游城市才不负盛名。
  第二，旅游景区景点要科学地规划和开发、建设和管理
  亚现有的旅游景区景点，已通过规划的有亚龙湾、天涯海角和大小洞天。这些规划，先由专家考察，写成可行性报告，再经过领导和专家评审。规划一经政府批准，人大立法，就是法定的，不以行政官员的更替或个人的意志而随意否定。否定一个法定的规划，不仅会造成经济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建设上导致极大的混乱。一个景区景点规划后要按规划严格实施，未规划之前，则应遵循先保护后开发、在保护中开发的原则，尽可能做到“不损一石不伤一树”。外国人认为，一个旅游景区景点的开发与建设，其成功与失败，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环境保护得如何。几年前，三亚有个旅游景区的规划还没有出台，就随意把上百亩的土地出让：给某公司，结果闲置了几年，地面上的植被全被锄砍干净，风沙使这块地下陷了1米多深；有好几个旅游景区随意在路边搞购物街，用水泥钢筋高筑楼房，严重破坏了自然景观。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深刻教训，开路、建房、筑亭、种树以至每竖一块广告牌，都强调不准破坏山水景观，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三亚目前的旅游景区景点，都是沿海而建的，因而景区景点的规划要各有千秋，避免雷同，让游客每到一个景区景点，都有新奇的感觉。规划要有一定的高度、广度和深度，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三亚的亚龙湾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海湾很相似，我们就得站在世界的高度来规划亚龙湾。天涯海角景区是入琼游客必游之地，除了规划其他人文景观外，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地域内保持地老天荒的原貌，让游客有置身于天之涯海之角的氛围之中，那个地域就不要繁华，不要热闹，不要随便摆摊设店。大小洞天景区在规划未出台前，一定要保持全景区的原始性、山水性和野性。各景区中的每个小景点，也应科学地规划，尽可能做到每个小景点都一一迥异，各显峥嵘，像品尝桌上的菜色，一道一个味。
  一个景区景点规划好了开发出来，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建设和管理。建设要有缓急轻重之分。游览设施和接待设施要配套齐全，水电、交通、通信要及时解决。大小洞天旅游区离市中心有40多公里，目前尚未解决通电、通水、通信、通邮、通专线车的问题。旅游景区景点的建设用地，市政府各职能部门在规划的原则下，应根据各景区景点所划定的控制范围办理征地手续，使建设项目得以顺利进行。景区景点的管理，是高层次的管理，一要科学，二要严格。旅游业包罗业，其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综合百科，因此作为旅游景区景点的管理人员，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除了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外，还必须具备深厚的旅游文化素养，懂一点文学、历史、宗教、美学、园林、环境、商业、服务等方面的知识。不具备这些知识，就不可能管理和保护好一个旅游景区景点，而景点景观一旦被破坏便不能再生。苏州名园拙政园等，从明代建园至今已有好几百年，园中的紫竹、山石、亭台楼阁至今保存完好，全靠管理－历史上这些名。的园丁分三等，一等园丁要求有举人资历，二等园丁要求有秀才资历，三等园丁要求有匠才的布衣。治园的人层次更高，苏州才子文徵明、祝枝山、唐伯虎等都曾参与建园与管园。为此，人事组织部门要安排专业对口的人才到各景区景点去工作。此外，各旅游景区景点要实行统一管理，统一经营，不要互不通气，各行其是。全市各旅游景区景点，都必须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下，桴鼓相应，共同发展。
  收录于1997年出版的丛书《中国当代改革者》。
  唱响天涯文化主旋律
  ——2008年9月在三亚市政协文化专题会议上的发言
  今天，我代表三亚市作家协会作专题发言。
  文化是什么？我认为，文化是一个博大的、沉重的话题。文化是人类的财富，文化是社会的基石，文化是时代的强音，文化是民族的灵魂。
  中国人回首历史，往往沾沾自喜于秦始皇雄视六合，汉武帝武力开边，唐太宗远征高丽，成吉思汗荡平欧亚。其实，真正值得中国人引以为傲和自豪的，是甲骨文，是竹简，是青铜，是编钟，是陶瓷，是丝绸，是四大发明，是中医中药，是《周易》，是《诗经》，是《道德经》，是《论语》，是《史记》，是《离骚》，是《兰亭序》，是《清明上河图》，是唐诗宋词，是《本草纲目》，是《红楼梦》，是二十四史，是少林功夫，是京剧，等等。一句话，是上下五千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华夏文明，是星汉灿烂、无与伦比的中华文化。泰戈尔说，一个民族的强弱，最终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文化兴衰。一个人，一个民族，其精神的颓废、道德的沦丧，都可以归结为文化的缺失。没有文化的亲和力，便没有民族的凝聚力。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必须实现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
  一个国家是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城市也是这样。
  三亚是一个飞速发展的国际化旅游城市。近年来，随着三亚城市的开放和扩展，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尤其是外地移民的大量涌入，使三亚的文化呈现了多样性和多元化，这无疑是件大好事情。民族因广聚而和谐，文化因多元而精彩。三亚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会通之地。自汉代至清代，两千多年来，来自燕赵、齐鲁、荆楚、江南、云贵、闽广的官宦、商人、军旅各色人等，大量移民三亚，与三亚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共同开发这块边陲乐园，于是中华文化在三亚落地生根。一批朝廷逐臣、谪宦和官员，在三亚兴办学宫，弘扬教育，传播文化，促进了三亚的发展，明、清时期的三亚乃至整个海南出现了人文鼎盛的局面。与此同时，三亚的本土文化，也包容、慰藉和温润了从中原大陆远道而来的新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处世哲学、人生理念和生活习俗，使他们把三亚看成自己的家乡，并选择三亚作为他们永久的安身立命之地，不以朝代更迭而改变。他们写下了大量的诗文，表达对三亚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民的感激和眷恋之情，这是有史可考的。
  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中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因而文化迥异，各有千秋。正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如同滥觞之水，汇成了中华文化的浩浩长河，注入了世界文化的汪洋大海。文化尽管分门别类，然而文化本身是相互平等、相互融合和相互共存的，不存在三教礼佛，唯我独尊，这是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最公正的态度和最基本的认识。现在有一种论调，认为三亚是“文化沙漠”，或认为三亚的本土文化根底浅、品位低，不适应旅游城市发展的需要，一定要以外来文化取而代之，这是对三亚的本土历史和本土文化的无知和曲解。尤其是一些外来的文化人和有关官员，下车伊始，不认真研读三亚的史志，也不对三亚的本土文化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就妄加评点三亚文化，甚至有人提出，要“重新打造三亚文化”。。必须指出，“打造文化”这一提法是不恰当的，文化是历史的积淀，而不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三亚落笔洞人类活动遗址证明，三亚曾经存在史前文明，三亚的历史有一万年之久。三亚古称崖州，在一千多年漫长的历史上，三亚一直是海南岛南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中心，是中国陆地与海洋的一个光辉的文化坐标。三亚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足以与内地任何一个同类城市媲美。三亚之所以成为中国优秀的、魅力无穷的旅游城市，不仅仅是阳光、空气、海洋和绿色，三亚本土的特色文化是一个重要条件。天涯海角、南L山、大小洞天、鹿回头等景区景点，都是依托本土文化开拓和发展起来的。迄今为止，这些景区景点吃的还是三亚本土文化的饭，花的还是三亚本土文化的钱，而且还要吃下去、花下去。三亚的本土文化已经成为三亚旅游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三亚人应该为三亚拥有厚重的、丰富的本土文化资源而感到光彩和荣幸，不要自卑，更不能自毁。
  有人会问，三亚的本土文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三亚的本土文化是几千年来三亚的先民们在这块被称为“天涯海角”的地方繁衍生息、传承不衰的精神，是几千年来在这个海岛南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自然形成的独特的文明，也可以说是中原文化、海岛文化、海洋文化的有机结合体。因此，三亚的本土文化包括三亚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海洋文化、山水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文化、时尚文化等，可以统称为天涯文化。“天涯海角”这个成语不在三亚生成也不为三亚所独有，但今天，“天涯海角”却无可争议地成为三亚的代名词，成为三亚的一张古今不变的名片，成为三亚不可替代的文化特征。“天涯海角”的文化含义是什么？是中国人生离死别的亲情，是中国人漂泊无归的感叹，是中国人刻骨相思的怀恋，是中国人义无反顾的豪情。亚的历史，是三亚汉、黎、苗、回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三亚的文化，是三三亚汉、黎、苗、回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文化。始建于宋代的崖州古城，是中国最南的一座古城，是古代中国陆地南极的“山海关”，它折射着华夏文明的辉煌灿烂和三亚人民的文化智慧。三亚的黎族，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民族。除了人所共知的织锦外，黎族的民间音乐、艺术、医药、生产技艺等，在中华大家庭中一枝独秀。三亚黎族的制陶、烧陶技艺，传承了七千多年，至今还保留了史前母系社会的历史印记（有人说这不过是一些坛坛罐罐而已，我要说，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正是源于这些坛坛罐罐的）；三亚的黎族民歌，是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崖州民歌”的重要来源之一；黎族创世纪民歌被公认为最优秀的中国民歌作品之一。所有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都是三亚这个城市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瑰宝，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认真地加以保护、挖掘和利用。
  三亚从来就不是文化沙漠，而是文化绿洲。天涯文化就是这片绿洲上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是三亚这片文化绿洲，孕育了世界级的伟大纺织家黄道婆，玉成了中日文化交流的伟大使者鉴真和尚，铺通了连结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成就了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今天，三亚作为开放的城市已经敞开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各种外来文化，形成了一曲绝妙的交响乐章。因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天涯文化在三亚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地位。天涯文化是三亚文化的主旋律，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要昂首阔步、理直气壮地唱响天涯文化主旋律。
  作为开放的城市，三亚无疑是要引进外来文化的。但引进外来文化，一是要能很好地为城市发展服务，深受三亚各族人民和广大游客的喜爱。二是要拒绝伪文化、歪文化和有毒的文化，坚定维护天涯文化的纯洁和尊严。有一个佛教文化旅游区，其源于唐代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海上遇台风漂流到这个旅游区附近登岸，并在这一带修复佛寺传播佛教的历史典故。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依据，有这个历史依据已经足够了，不要再造什么日本空海和尚也曾在此留下足迹的历史。空海和尚是日本平安时代佛教密宗创始人之一，受日本嵯峨天皇之遣到唐朝学习佛教，在海上航行时迷失方向，漂流到福建福州，在福州仅一年就回国了。我曾到日本京都、奈良考察空海和尚的这段历史，空海和尚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到过三亚。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从未在三亚发现恐龙化石，可是有个旅游区内的一个博物馆却展出了所谓“三亚翼龙”的恐龙化石，东北的翼龙在经历亿万年之后，竟然不承认自己的出生地了。有人观看了有关凤凰浴火重生的神话剧后，认为凤凰文化才是三亚文化的源头，这是荒唐的。我不反对在三亚推行凤凰文化，但我要强调和厘正的是，凤凰浴火重生的神话传说并非源于亚，凤凰文化不是三亚文化的源头，凤凰文化不是三亚的本土文化，不具有天涯文化（崖州文化）的特质。中国以“凤凰”作为地名的山水、城镇至少有好几十处。湖南湘西有个著名的凤凰城，就是文化大师沈从文先生的家乡，那个地方的凤凰文化已经传承了一千多年。三亚也有“五色雀”和“甘工鸟”的神话：夏秋时节，“五色雀”和“甘工鸟”双双对对，飞过高山，飞过平原，飞过田野，飞过乡村，它们以哀伤的鸣叫向人间预报灾难，它们以欢乐的歌声给大地带来丰收。千百年来，它们一直成为三亚各族人民口口相传的神鸟。这么美好的传说，我们为什么不去表现呢？
  三亚的本土文化蕴藏多种文化元素，其中有不少文化珍品可以称奇于世，就看我们如何采撷、如何保护和如何栽培。任何一个新的文化产品的成功诞生，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都要经历公众认可的过程。文化产品的形成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相互转化的过程，它有其内在的规律，不听凭于行政命令或商业运作。因此，我们在新的文化产品推行的过程中，要贯彻科学发展观，谨防制造伪文化、引入歪文化、加入毒文化。牛奶加入三聚氰胺导致肾脏结石，文化要是加入“三聚氰胺”，就会导致灵魂结石。
  天涯文化是我们表现三亚文化宝贵的艺术源泉，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更深入地挖掘整理，推陈出新，创作出真正具有天涯文化品格的、放射天涯文化之光的、具有艺术震撼力的作品。在这方面，获得文华奖的歌舞剧《鹿回头》《达达瑟》已经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坚信，三亚的文化天空，永远是蓝天白云，永远是星月朗朗。魅力无穷的天涯文化，已经陪伴着我们走过了值得回味的历史，也将承载着我们奔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原载于三亚市政协主办的《三亚政协》内刊2008年第四期，《三亚晨报》2008年11月转载。
  跋
  王隆伟
  我和游师良是同饮宁远水、共仰鳌山峰的崖州水南人，两家相距半里地，时常来来往往吃酒吃茶谈天说地。两人从小至今几乎形影不离。藏书一起分享，写诗作文互为第一读者。性情意趣十分投合，天地人间所见略同。
  家乡水南自古以来一直是民物丰饶、人文繁盛之地。唐宋时，朝廷在这里设郡、州、军、县治所，贬谪相臣寄身于兹，入崖名人寓居于斯。20世纪70年代，水南还是一派盎然古意，古宅座座，古木苍苍，古风浩浩，千年民俗被田夫农妇传承演绎成浓郁的乡愁。游师良生活在氤氲的人文历史环境中，少小时已被久远的气息悄然润入肌肤融入血脉。五、六年级时，他从神龛上翻找出《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十多本古代和现代的家藏书册，津津有味地捧读一本又一本。我也从那时起，腋下夹走他家一本又一本纸页泛黄之书。人文历史的浸润，民俗文化的熏陶，古典文学的濡养，化育成游师良生命中的古典情怀，使他后来写作的笔头，情不自禁地伸向苍茫的岁月深处。翻开《鳌山集》，3卷诗文中，有20多篇都是历史题材。其他书写今日的篇章，也飘荡着昨日的云霓烟霞，无论是何种体裁形式的作品语言，都散发出一种醇厚古雅之气。
  游师良广采博览，知识面广。对写作不仅有强烈的冲动，而且怀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他的散文《鳌山红豆》是在水南我老家的书房写的。写作时，他竟然沐浴净身，置炉焚香。我从此呼他游夫子。这种营造意境入静专注的行为对写作确有帮助，但对于带着一身烟火气忙里偷闲写作的人是多此一举，他后来也觉得多余而作罢。游师良毕竟是个凡胎俗骨，生命并非全由自己把握，有部分要搭在社会的繁杂事务上，岁月不会慷慨地让出一整块一整块光阴供他侍弄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只能利用时间的碎片，写一段算一段，成一篇是一篇，几十年间攒得100多篇诗文。然而，这100多篇涉及历史、民族、民俗、旅游等内容的作品，有一部分是市内市外各部门各领域特约的文稿，他不将这些费功甚艰之作置于自己名下。这些具有多元价值的作品没有辑入《鳌山集》，我感到十分遗憾。
  游师良的作品弃绝杯水风波，讲究价值内涵，一经发表，就被人们关注和收藏。朋友们建议并期待他的作品结集出版，然而他却淡然处之。他认为自己的作品已发表，就交给读者和社会了。直到大家劝得多催得紧了，他才吐露心思，说是作品数量不多，且未达到他所追求的境界，一旦印行，有违初心，愧对世人。其实，这是他谦逊。自古以来，文章皆以质论高下，不以量说长短。唐人张若虚平生仅作诗二首，其中一首《春江花月夜》收入《全唐诗》，艺压群芳，备受推崇，流传千古。游师良的作品量少质重，完全可以结成一集。其中数首诗词，尽得唐宋风韵；几篇小说散文，足见文采风流。散文《鳌山红豆》获得全国年度大奖，摘取文坛高处的果子，有品有位了。可喜的是，游师良终于不再执拗于追求完美，着手整理他写于时间碎片中的诗文，选编《鳌山集》。
  我对游师良的作品一直十分赞赏，但极少公开评说，多是与他私下交流。2005年，他的散文《鳌山红豆》，被省、市两级报纸副刊评委选送全国报纸副刊评委评选，获全国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按规定，各省、市选送的参评作品须附上200字左右的推荐意见，我受报社之约，为《鳌山红豆》写了如下推荐意见：
  从在鳌山采撷红豆到将红豆撒归鳌山，作者实现了时空的跨越和心灵的回归。历史传承的美好习俗，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升华了，作品的意趣因此超拔高远。
  红豆是相思物，作者把它写得美丽、神圣；遍生离离红豆的鳌山，作者把它写得灵秀、神奇。它们引发作者丰沛的感情潮水纵横流动，丰赡的人文情怀上下逸飞，思绪绵长悠远又辽阔深邃，因而作品内容异彩纷呈，文化含量大，艺术境界高，篇幅短而格局大。多样的表现手法转换自然，结合紧密，神凝气贯。故事、画面、意境十分优美。语言凝练，古典色彩斑斓，诗意盎然。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这个推荐意见，是我对《鳌山红豆》的评述。我以为，这个评述既适合《鳌山红豆》，大体上也适合对《鳌山集》作品的艺术评价。
  2020年1月16日

① 明海瑞《平黎疏》。 ② 刘耀荃《黎族历史纪年辑要》，清张嶲等《崖州志》。 ① 竹囤，黎家用竹子自制的土谷仓。制作时用牛粪和山草混捣，糊在篾间，坚固耐用。 ② 崖县黎族民歌。 ①柁架，一种用牛拖的简易拉木工具，能上下高山密林柁道，山间拉木的小路。 ① 清崖州知州嵇震诗《鳌山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