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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州出了个“钟进士”
“钟进士”——古代崖州妇孺皆知、世代景仰的名贤。崖州人从未直呼他的名字，而以他的科举头衔敬称为“钟进士”。“钟进士”名钟芳，字仲实，号筠溪，崖州高山所（今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明、清两代被尊为“岭海巨儒”“艺林冠冕”。
钟芳和丘濬、海瑞等是明代有全国性影响的海南先哲。在崖州，钟芳是五百年来读书人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的典型人物。
家境家风 玉汝于成
钟芳之家系，源于三国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太祖唐中书侍郎钟绍京，自河南长葛南迁江西龙南，至宋龙图学士钟佃安，因受命征战两广地区而落籍于琼。高祖钟铠自琼（琼山）迁万（万宁），曾祖钟惠自万迁崖，定居于水南高山村。祖父钟京，家道中落，不得不过继外亲养育。曾祖母黄氏，故钟芳生父钟明原名黄明，钟芳原名黄芳，直到入朝为官后才奏复其钟姓。
钟芳生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生父钟明“以卖浆为业”，家境贫寒。然而，钟氏一家不失祖训，安贫守志。曾有州府收粮吏陈里胥在他家的店寮中不慎遗失三百两银子，钟明夫妇见财而不动心，冒着严寒在店寮中苦苦等候，直至深夜时分才见失主号啕而来，于是如数奉还，对失主回馈的银两分文不取。为此，后人为钟芳父母兴建一座名为“还金寮”的祠宇，立碑著文，纪念和表彰钟氏一家拾金不昧的高尚德行。如此家境、家风、家教，使钟芳从小就明白做人，立志为学，奋发进取。
钟芳颖异超人。七岁时，祖父钟京（字锦堂）将家中所养的一匹马卖给西里人陈士郎。买卖议成后，钟芳代写马契。少年钟芳信笔挥洒，写下了一首流传至今的《马契》七言诗：
立契高山钟锦堂，西里买马陈士郎。
家中早养马一匹，今年天旱马难当。
聚首会面先商议，善价而沽不久长。
钱马过交后不反，任君骑过龙眼山。
陈士郎一看，惊呼：“真神童也！”不仅不买马，还将买马的钱悉数捐赠钟氏一家，作为钟芳日后读书深造的费用。
钟芳十岁入州学，中秀才，扬名于琼崖四州。江西名进士、时任海南道员的陈英十分欣赏钟芳的才华，阅其文后赞叹：“童子有这样的才思，真乃丘文庄（丘濬）公再生！”并预言：“钟芳参加广东乡试，不是第一便是第二。”果然，钟芳于弘治十四年（1501）乡试高中亚元（举人第二名），年二十五岁。
正德三年（1508），钟芳赴京会试，修撰康海等主考官员力挺其为“榜首”（会试中式首名），殿试后，登二甲第三（进士第六名），一时名动京师，官授翰林院编修。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钟芳当过文官、学官、法官、武官、财官。其宦迹遍及北京、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累官翰林院编修、宁国府推官、漳州知府、户部员外郎、吏部稽勋郎中、浙江提学使、广西右参政、江西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南京国子监祭酒（全国最高学府校长）、南京兵部右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南京户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等要职。
钟芳出身寒微，自小目睹地方动乱不断，民不聊生，因此他在朝为官几十年，极力施行仁政，同情民间疾苦，为百姓多做好事、善事。
被贬为宁国府推官期间，钟芳“能折滞狱”，厘清了近百宗民间冤案、难案。一些地方发大水，田园失收，饿殍载道，钟芳积极组织官民协力抗灾，并上疏要求朝廷赈恤，使“民获奠居”，重建家园。任广西右参政时，“贵县多虎患”，地方官府无从过问，“父老遮道泣诉”，钟芳亲自带领捕虎队上山“搜获六虎”，荡平虎患，当地民众在感激之余，勒石以纪。
嘉靖二年（1523），广西洛容、马平、田州、平乐等地发生内乱，朝廷命钟芳协同王阳明率军平乱。久征不下后，王阳明采纳了钟芳提出的分置土官之策，遂不战而胜。其间，钟芳单车简从，深入乱区，规劝乱军头目，降服乱军首领，兵不血刃地平定了这场内乱，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在福建漳州知府任上，钟芳严肃查处贪官污吏和不法商贾，坚决打击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行为。
浙江科考多出弊端，钟芳任提学使后，坚意革新，向朝廷上疏提出科举取士应不重权贵，不轻庶民，公平公正，坚持以德为上，德才兼备者为优的朝议，并亲自在浙江实施，于是“浙士斐然向风”，江南人才荟萃。
嘉靖十一年（1532），钟芳升兵部右侍郎，屡次统军到边境征讨外患，军功卓著。钟芳协同参赞王廷相革弊立制，解决了诸如“马快船旧累戎伍”等大量积重难返的军政问题。军粮不足，边储告急，钟芳亲赴戍军驻地，将两名暗中倒卖军粮的官员予以正刑，安定军心。钟芳实施“散余米给军，固战时之米”的战备储粮法，做到有计划地供给戍边用粮、用银，使军队有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在边关连打胜仗。
嘉靖十二年（1533），钟芳改任户部右侍郎，殚精竭虑为国理财。其时，由于嘉靖皇帝大兴土木，修斋建醮，不理朝政，各级官员骄奢淫逸，贪糜成风，导致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嘉靖之季，太仓所存无一年之蓄”。为缓国计，纾民力，钟芳针砭时弊，在户部的行文中规定：除皇家外，土大夫和一切官员举行的祭礼，不得铺张浪费，禁止宰杀牺牲，止用“脯醢酒果”。官员薪俸不得前支、超领、无账、掺假，掌握财政的各级官员，“失规滞濡”者从重整肃。大旱之年，钟芳周密地安排各地的储粮和运粮，缓解了全国很多受旱地区的“饥民潮”，安定了民心。
学术成就 蜚声翰苑
作为一代名儒，钟芳治学严谨，博极而精，“虽律、力、医、卜之书，靡无通贯”，声名流布朝野。理学宗师王阳明和钟芳曾同道共事，王阳明对钟芳十分赏识，常与之探讨“理心”学说。王阳明“心学”理论，与钟芳的理学观点互有异同，互为借鉴。
钟芳与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家、理学名臣李东阳、罗钦顺、王廷相、湛若水、何瑭、吕楠等交谊甚深，对一些有争议的理学问题共同探讨，书简频传。罗钦顺、王廷相、吕楠等人的重要理学著作都特意推举钟芳为之作序。
钟芳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得到广泛的推崇。朝廷称其“学识宏博，造诣精纯，早蜚声于翰苑”。文学大家称其文章“雄浑精深，气随理昌”。钟芳著述等身，其主要著作有《春秋集要》《学易疑义》《小学广义》《皇极经世图续》《续古今纪要》《养生举要》《读书札记》和大量的序、记、论、传、碑、表、奏疏、杂著、诗词类作品，部分著作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其《春秋集要》《学易疑义》曾选为考生必修书目。
在哲学方面，钟芳以程朱理学为宗，取衷孔孟正道，而发展创新，独树一帜。钟芳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唯物倾向。钟芳批判汉代史学家班固的“五纬”以时顺逆的天象之说，批判宋代名儒陈同甫“天道六十年一变”之论，明确指出所谓神仙乃“逆天地之化也”。对嘉靖皇帝笃信道术，终日烧丹炼汞，不理朝政的事态，钟芳更激烈地予以抨击：所谓方士之法，纯粹是欺世之言，与老子的道学本原相去甚远，“内丹虽成，亦天石不死之理，加以金丹燥烈，是又促其死也”。钟芳主张以权时通变（与时俱进）作为当权者和朝廷官员基本的思想方法，认为“学莫大于知变，能变而后能权”，因而不赞成丘濬对许衡的批评。钟芳对自然现象也有独到的看法，认为大地有引力，大海潮汐是“地之嘘吸”所致。钟芳“地之嘘吸”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条件下，虽没有得到科学论证，但比西方科学家发现“地心引力”学说还早一百多年。
“性根诸心”和“知行合一”是钟芳理学思想的核心。钟芳从朱熹、王阳明、陆九渊理学的“龃龉”处发现，“理无内外，心亦无内外”，不否定“心”“理”之外的客观存在。他的哲学观点，对当时依宗从门的流派来说，相对保持了较为鲜明的个性。在“知”与“行”关系上，钟芳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知以导行，行以践知”，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这个合乎唯物辩证法的真知灼见，五百多年前钟芳就这样明明白白地提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是仅有的。钟芳的哲学思想，自明代中晚期之后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文学大家、理学宗师朱彝尊予以极高的评价。
在史学方面，钟芳的重要著作是《皇极经世图》和《续古今纪要》。这些著作记录和补正了历代皇帝的世家、政事、功业、起居、品行和重大的宫廷事件，“发前人所未发”。如辩汉儒之非，力排众议，刀笔刚正。王阳明称其鉴史甚严，不阿不从。
在文学方面，钟芳的作品多样，文有政论、书牍、疏本、札记、游记、传记、碑记、书评多种，共24卷；诗词共6卷。作品内容广泛，有评说历史人物的，也有反映人民生活和讴歌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还有抒写个人志趣、寄怀喜怒哀乐的。其诗词承唐宗遗风，流畅隽永，传咏遐迩。如《珠崖杂兴》中的“岛云尽扫月平槛，羌笛一吹风满楼。山下小园收吉贝，屋边深处叫轲辀”等诗句，描写海南乡村景物出神入化；又如《寓琼台》中的“客缘幽暇频留醉，天为遐荒倍惜春。潮落鱼龙归旧窟，雨余花柳拭新痕”等诗句，浪漫超脱，笔下琼台胜景幻若仙境；再如《景贤词祀邱苏二公》中的“胸吞云梦波澜阔，文演丝纶日月光。累帙有漠摅捆赤，一生多口任雌黄”等诗句，语成警拔，感人至深地抒写苏东坡和邱文庄二公博学多才和饱经忧患的一生。对诗的作法，钟芳认为“兴致近情，情达乎文”，反对华而不实、空洞无物。时人评其诗“写性灵而导醇气”。钟芳传世的诗词达600多首。钟芳还潜心研究佛学、道学、养生学、占卜学和音律学。在《乐论》中，钟芳对“去四清”古乐法提出新见解，并进行了矫正和完善。
心系海南 落叶归根
钟芳关心海南教化和家乡建设。在兵部、户部任上，曾多方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扶持琼州、崖州修建城池和学宫，安抚边境，救济贫困，平息动乱，使海南一度郡邑繁荣，教化蔚兴，科举入仕者“绳绳有人”，可“与曲江比隆”。为此，钟芳题写了《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钟芳编纂的《崖州志略》，是崖州第一部地方志。
钟芳对深受压迫之苦的海南黎族同胞十分同情，对黎族的历史、习俗和生活环境著文作了详尽的记述，主张对黎族同胞应予以优抚和善待。他向朝廷建议对少数民族的“叛乱”要慎重处理，“善杀不如善怀”，“喜多杀之意，则与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佑……”
历代海南名儒中，钟芳是继丘濬之后琼崖一南一北的两颗巨星。在海南文化史上，钟芳“上继文庄（丘濬）、下启忠介（海瑞）”，开启了海南文化鼎盛的局面，成为海南杰出人才的代表。
明嘉靖十三年（1534），钟芳致仕（退休），年五十八岁。致仕后迁居府城达士巷，室名“对斋”，取义“对越上帝”。家居十余年，钟芳未曾入闹市，上城府，唯以书自娱。亲友熟人想通过钟芳谋取名利，钟芳一一谢绝，说：我守志，犹如寡妇守身，岂能晚年失节！
钟芳躬行儒家传统道德。十二岁丧母，二十二岁丧父，钟芳“哀毁转笃”，孝心至备。同乡学友邵铨与其千里赴京应试，途中患病，钟芳置试期已逼于不顾，悉心疗理学友直至痊愈。钟芳待继母杨氏胜似生母，携奉任上至终。作为士大夫，钟芳权位显赫而无二娶，与原配夫人王氏白头偕老，对身边的妇婢“礼恤周致，人以为难”，表现了一代巨儒的高洁操守。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钟芳在家病逝，享年六十九岁，御祭，追赠都察院右都御史。
钟芳墓园坐落于琼山苍原（今海口市东山镇）境内。兄钟甦、弟钟瑛早逝。生母彭氏。长男钟允谦，嘉靖八年（1535）进士，官至莱州知府、福州知府。次子钟允直，举人，未仕而卒。钟芳墓园宏大，毁于20世纪60年代，碑石翁仲俱失。
被誉为“海青天”的海瑞，对钟芳的才德十分敬仰。海瑞罢官家居期间，曾有倭寇盗掘钟芳墓园，遭雷击而逃。海瑞闻之，欣然赋诗：
既归三尺乐斯堂，况有金函玉匣藏。
谁谓盖棺占事定，犹遗赫怒庇重冈。
丹忱贯石茔俱古，赤电明心山亦苍。
千载智愚都幻化，都来贤哲自洋洋。
原载于《三亚晨报》2013年7月14日《城市读本》副刊。
附二：钟芳乡愁诗词（七首）
现存的钟芳诗词作品约有600余篇，大部分编入《钟筠溪家藏集》。其中，思恋故土情怀、吟咏家乡风物的诗词作品有100余篇。时隔五百余年，开卷诵读，仍见“巨儒”对崖州这块生之养之的土地情深似海。在他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故土始终和他形影相随，家乡始终和他忧喜与共，其意殷殷，其心拳拳。兹择录七篇，以飨读者。
登第后寄家书
南极坤垠是故乡，故乡翘望正茫茫。
年年秋近归鸿急，一见归鸿一断肠。
除夕有感
除夕前年已去家，今年除夕在京华。
万山积雪断归雁，双柏隔窗栖乱鸦。
节序不情看过隙，浮名无蒂漫蒸沙。
思乡有梦无缘到，银烛销红斗柄斜。
故人寄槟榔
揽衣独坐窗宇凉，何物沁入秋庭香。
迢遥寄置必佳品，指点启封聊一尝。
君多啾唧齿牙脱，我亦潦倒须眉苍。
何当归去逐樵隐，同看洞天沧海旁。
还崖稿
地尽东南是故庐，感情风物在乘除。
道旁尚忆莱公竹，陇上多增白氏渠。
旧日主人今在少，同时僚友别来疏。
到家童稚迎相笑，仍是天涯一腐儒。
珠崖
前代珠崖郡，于今少窜臣。
山横天有障，地尽海无垠。
异种三生谷，殊言五等人。
淳风传古昔，力作自相亲。
鳌山
鹏味高骞吸晓虹，却怜孤绝自为宗。
舆图垂尽地千里，峰势半开波万重。
华夏封疆分徼外，斗牛光焰直天中。
似嫌川渎分流细，独向重离阅会同。
水调歌头·致仕别京中诸公
辞禄谐归愿，晨装出重关。才拙圣朝无补，得退却心安。莫问闲非闲是，都是一场春梦，醒后正须还。任耕云钓月，肯负寸心丹。
想故园，槐与柳，半凋残。好趁筋骸尚健，鸥鸟伴悠闲。晓霁长空一色，便可葛巾芒屦，长啸碧峰寒。食芹思献玉，万寿祝南山。
崖州古迹盛德堂
海口市“五公祠”奉祀的“五公”中，有两“公”——赵鼎和胡铨，都曾先后谪居“盛德堂”。因此，自宋代以来，“盛德堂”成为海南著名古迹。
“盛德堂”在崖州水南村（今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原为南宋昌化军守裴闻义宅。裴闻义是唐代名相裴度的直系十五世孙，其父裴瑑知吉阳军（崖州）落籍于崖，筑屋水南村。裴闻义为人忠厚，为官善政。宰相赵鼎因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荐岳飞为帅，被秦桧诬告罢相，绍兴十四年（1144）谪崖。裴闻义对赵鼎深表同情，不顾株连之罪，让赵鼎住在自己的家里，并多方周济抚慰。在这里，赵鼎泣血写下了《行香子·天涯万里》等词，表达了他远离京都，担忧社稷命运，系念士民安危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赵鼎虽远谪天涯，秦桧犹未忘旧恨，千方百计通过他的爪牙对赵鼎及其一家进行迫害，连赵鼎远在湘黔边界的一个儿子也不放过。赵鼎愁山悲海，身染重疾，自知大限将至，为表明自己“丹心未泯”“九死不移”的心迹，决定绝食而死，壮烈报国。于是，他自书铭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然后面北而卧，拒食七日而死。消息传到京城杭州，朝野人士一片唏嘘，街巷哭声不绝。诗人陆游叹道：“裴庐赵公，呜呼！不可谓伟人乎！”
赵鼎尸骨未寒，枢密院编修胡铨因犯颜上书请斩秦桧，被革职除名流放崖州。又是这位仗义贤达的裴闻义，把这个充军编管的“流犯”请进家里，尊为贵宾。目睹赵公灵堂袅袅香烟，坟头萋萋荒草，胡铨挥泪写下了《哭赵鼎》一诗。胡铨居崖八年，亲自办学教书，传播中原文化。绍兴二十六年（1156）秦桧死后，胡铨赦归。临行之日，裴闻义煮酒相别。有感于裴闻义的高风亮节，胡铨为裴宅题名“盛德堂”及四十字铭文。盛德堂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历史，堂内外留下了历代不少名士的诗文。明、清海南著名文人丘濬、钟芳、王佐、郑廷鹄、张岳崧等也曾先后慕名寻访盛德堂。丘濬《题崖州盛德堂》一诗流传甚广：
（一）
海天婺女散清光，光照裴公盛德堂。
晋国分来临振邑，年桥移在水南乡。
相门积庆千年祀，书种生香一脉长。
欲作铭文继胡老，愧无金薤映琳琅。
（二）
盛德堂巍海南边，门阑四序蔼祥烟。
先朝宰相多勋望，后代儿孙总俊贤。
赵鼎谪居心似铁，胡铨题匾笔如椽。
来游济济皆儒彦，为文春荣几大篇。
盛德堂是一处价值极大的古迹。历代较为忠直的封建地方官员均做过一些修缮，后来盛德堂作为裴氏宗祠更得到良好的保护。至清末，堂内悬挂的赵、胡二公及裴闻义的遗像，胡铨手书“盛德堂”三字木匾及“猗欤休耶，儋守裴公。震风凌雨，大厦帡幪，迁客所庐，丞相赵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恩，矧此八年”四十字铭文，赵鼎“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铭旌及《行香子·天涯万里》一词的复制品，历代名人诗文，还保存完好。1970年后，原有文物荡然无存。
原载于1986年《海南日报》《椰风》副刊。
慈禧“寿”字碑及其价值
三亚市崖城镇，自宋代至清代是崖州州治所在地，也是古代海南岛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文物古迹丰富。近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一批遗存在地下的历史文物得以发掘整理，重见天日，其中不乏价值重大的历史珍品。清末慈禧“寿”字碑，就是这些珍品中的一件。
慈禧“寿”字碑高2.67米，宽1.10米，厚0.30米，重约2000公斤。“寿”字阴刻于石碑阳面正中，字高1.45米，宽0.68米。碑额正中阴刻0.18米见方的慈禧玺印，文曰：“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寿”字之右阴刻两行款文，文曰：“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皇太后六旬万寿御笔”，其左有一“赐”字。“寿”字下方有阴刻碑记，全文曰：“亘世居湘楚粗娴绘事光绪甲午恭逢皇太后万寿亘充当内廷差遣蒙皇上谬爱亘技命代绘寿屏进祝亘复恭绘画幅册页纨扇进呈均蒙皇太后皇上嘉许赏收御赐用室寿字金绣蟒衣并如意袍褂图章笔墨等件辛丑冬奉摄崖州篆务敬镌寿字拾石以志天恩之难云耳臣王亘。”“寿”字左下方阴刻款文，文曰：“臣王亘。”石碑四围为卷草纹花边。全碑完整无损，字体笔画清楚。
慈禧“寿”字为草书，笔画潇洒遒劲，字形挺拔浑厚。慈禧玺印为篆书，款文碑记均为楷书。四围卷草花边清丽雅致。全碑雕工精细，技法纯熟，颇具匠心。
据《崖州志》和此碑的碑文记载，“寿”字碑刻制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立碑人王亘，湖南湘乡人，擅长绘画，慈禧六旬寿日时，王亘充当内廷差遣。光绪皇帝赏识他的画画技，命他绘制寿屏。王亘设计绘制的画幅、册页、纨扇均得慈禧和光绪皇帝的赞赏，并收了下来。慈禧又将她亲笔书写的“寿”字和金绣蟒衣，以及如意、袍褂、图章、笔墨等物件赐予王亘。光绪辛丑（1901），王亘载恩出任崖州知州。是年冬，王亘将慈禧御笔“寿”字交给崖州篆务镌于碑上。为安置“寿”字碑，王亘还创建了同善堂，内筑御书亭、鉴心亭、回春斋和康王庙等建筑群，“寿”字碑就矗竖在“御书亭”里。这些建筑，名为“鉴心”“回春”“益寿”“康王”，都表示对慈禧忠心耿耿和祝祷慈禧万寿无疆之意。
慈禧“寿”字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为研究清代宫廷史和慈禧生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慈禧为了她的一个寿日，不惜人力物力，连绘制寿屏这样的小事，也要从全国调集能工巧匠，逐一筛选，可想而知其庆典之隆重，规模之恢宏，挥耗之巨大。王亘是内廷的一个小听差的，仅有绘画小技，慈禧因得到他的几幅寿屏，就把他破例提拔为一个统管五县的知州。王亘在崖州任上几年，除了为慈禧建堂立碑，并无任何政绩。可见慈禧用人，只凭一己私情。如此吏治，难怪清廷混乱，国运不昌。除此之外，奇怪的是，慈禧如此宠爱王亘，为什么不安排他在京城内做官，而把他派到离京万里的崖州出任知州呢？这又是令人费解的一段清宫秘史了。
慈禧“寿”字碑，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慈禧亲笔书写的这一“寿”字，字体结构严谨，笔法圆熟练达，气势洒脱奔放，可见慈禧书法艺术具有高深的造诣。此碑采用崖州本土白花岗岩制作，质地坚硬，纹理复杂，不易磨砺，工雕难度较大，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为作碑所用。而此“寿”碑阳面十分平滑，阴文每字刀法一致，深浅适度；笔画的边沿线条流畅，没有外斜内扭之处；花边线条粗细有致，流转自然。“寿”字笔画的横竖勾提，都被镌刻得丝分缕明，清清楚楚地现于碑上，似见慈禧当年运笔的虚实疏密。一碑足以说明，崖州石工、碑工、篆工的艺术水平，在清代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叹服的高度。
此文系王隆伟、游师良于1984年合撰，载于1984年三亚市文化局编辑的《崖州八景》文集。
王仕熙笔下的“崖州八景”
崖州风景，古朴优美。自古以来，不少迁客骚人，为崖州风景写下千百篇赞美的诗歌。元代著名诗人王仕熙谪崖期间，写下了八首吟咏崖州山水的诗，总题为“崖州八景”。历代诗人沿袭其题，赋诗唱和，“崖州八景”因此遐迩闻名。
王仕熙，字举学，北海东平（今山东东平）人，生卒年不详，元仁宗前后在世，历官浙东廉访使、中书省参政等职，文学颇负盛名，尤长于乐府歌行和五、七律，有《江亭集》《尧山堂外纪》等诗文集传世。泰定五年（1328）被铁穆耳流放吉阳军（今三亚市），转迁琼山，至顺二年（1331）赦归。
王仕熙到崖后，郡守慕其高名，安排他居于州治附近一所华丽的官邸，仕熙“恶其完美，乃于城西陋地茅屋借居之”，名曰“水北新居”，“又于旁西南数十步筑江亭，为游息地”。他谪崖三年，游迹几乎遍及崖州，题诗三十余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八首吟咏崖州八处风景名胜的诗，即“崖州八景”。这“八景”是：“鳌山白云”“鲸海西风”“边城斜照”“水南暮雨”“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
鳌山，是崖州城南的天然屏障，方圆百里，形如巨鳌，险峰入云，气势雄伟，峰脉逸出，岩奇洞幽，流水飞瀑，青松黄槐，素有“南天小岱”之称。每当晨昏之际，“云似苍梧常突起，山疑蓬岛忽飞来”。这就是使人叹为观止的“鳌山白云”景色。
“鲸海西风”所描绘的是州城之西崖州湾海面时而波平浪静、一碧万顷，时而西风卷涛、大潮倒涌，宛若长鲸腾起，万雷奔吼的奇观。
“边城斜照”所吟咏的是地处南极的崖州古城，在夕阳斜照下，暮气如磐，一片迷茫莫测之景。由于诗人沦落天涯，心情抑郁，眼看长河落日，耳闻悲笳四起，更觉古城孤独凄冷。
“水南暮雨”中的水南村，林深草茂，瓜果飘香，小溪绕郭，燕啭莺鸣，是个富有田园风光的地方。历代文人以“水南村”为题所作的诗词不下百篇。王仕熙游水南村，适逢霏霏暮雨，诗人登楼而望，只见千树槟榔、万竿青竹和远近田野都遮隐在这茫茫的烟水中，别具一色，诗味更浓。
“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四景，写的是古城郊外一年四季的宜人景色。郊北万顷稻田，渠泊参差，鸥鹭不惊；郊南村舍错落，短竹编篱，百鸟啼鸣；郊东连天牧原，绿草如茵，牛羊成群；到了秋天，秋月朗朗，城南十里的南山高触云天，似手托明月，盥身银河，奇幻异常。
王仕熙所题“崖州八景”在《崖州志》等史书上谓之“州旧八景”，清代诗人又题“州新八景”。“新八景”是：“鳌山叠翠”“抱郭双流”“洞天幽胜”“落笔凌空”“镜湖秋月”“玉井温泉”“灵山腾云”“峻岭回风”。新旧八景，各有特色。如今，王仕熙及历代诗人题咏的“崖州八景”部分已不复存在，部分还保存原貌或变化不大，仍不失为佳景。
原载于1986年《海南日报》《椰风》副刊。
附：王仕熙题“崖州八景”诗（八首选四）
鳌山白云
青山宛在海之东，赑屃浮云逐晓风。
直上二有如香吐兽，横围还似带垂虹。
寻仙武帝身难到，断足娲皇迹已空。
绕谷穿岩飞不定，沧波无际雨蒙蒙。
边城斜照
炎州此去更无城，薄暮天涯倦客程。
残日尚浮高岭树，悲笳先起士军营。
沉沉碧汉归山鹘，灿灿晴霞射海鲸。
明月照人茅屋上，与谁藜杖听江声？
水南暮雨
千树槟榔养素封，城南篱落暮云重。
稻田流水鸦濡翅，石峒浮烟鹿养茸。
明日买山栽薯蓣，早春荷锸剪芙蓉。
客来蛋浦寻蓑笠，黄篾穿鱼酒正浓。
牧原芳草
曾识沙陀放马群，雨晴喜见满川云。
四时芳草平如剪，一气中原远不分。
水际带沙青苒苒，山中和露碧氤氯。
乘黄天上多鞿策，款段从教卧夕曛。
才充行洁利国纾民
——明代海南名士为国理财小记
丘濬上言劝君王
——“节财用不至于耗国”
明孝宗朱祐棠登基不久，内乱外患繁生，天灾人祸频发。陕西、辽东战事正告方殷，西南边境又遭安南侵扰；天津一线旱得秋麦已枯，南京诸地又发倾城大水。黎民百姓“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国家到了“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上之储，官缺累岁之俸”的地步。而朱祐棠终日沉迷于西苑，四时惰心于朝政，对烧丹炼汞、大举斋蘸之事，却乐此不疲，为此挥金如土。弘治五年（1492）身为相辅之一的大学士丘濬，于六部公卿缄口结舌之际，正色上言孝宗：“愿陛下礼天之仁爱，念祖宗之艰难，正身清心以立本而应务，谨好尚不惑于异端，节财用不至于耗国，公任使不失于偏听，禁私谒，明义理，慎俭德，勤政务……”并列出二十二条时弊呈奏孝宗，得到朝廷的采纳。时丘濬七十二岁，其忧国忧民之心，为朝野所共赏。
钟芳掌管国计
——有“寅清保厘”之誉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钟芳由兵部右侍郎改任户部右侍郎，“掌管天下土田、生齿、谷帛、货泉、会计、调度、经费之务”。当时，由于嘉靖皇帝信奉道术，四方搜罗方士，遍地兴建道观，各地贪官污吏欺上罔下，巧立名目诈取钱财，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嘉靖之季，太仓所存无一年之蓄”。为缓国计，纾民力，钟芳针砭时弊，在户部的行文中规定：除皇家之外，一切官员举行的祭礼，不得铺张浪费，禁止宰杀牺牲，只用“脯醢酒果”。官员薪俸不得预支、超领、无账、掺假；掌握财政的各级官员，“失规滞濡”者从重处罚，等等，并付诸实施。嘉靖十一年（1532），军粮不足，边储告急，钟芳亲赴戍军驻地，查处了两名暗中倒卖军粮捞大钱的官员，实行“散余米给军，固战时之米”的良策，做到有计划地供给戍边用粮，使军队在边境连打胜仗，文武官员皆称钟芳有“寅清保厘之誉”。
海瑞为老母祝寿
——不设宴席，仅“市肉二斤”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丈地减徭，推行保甲，明断疑案，政声大振。最得民心的是，海瑞还取消了相沿成习的官吏之间行贿送礼的陋规，减轻了士民的负担。如地方官员赴京朝觐，知县以下的官员向巡按御史、巡道官吏馈送钱财，官员之间互贿礼金，所有的财物银两都得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海瑞取消了这些陋规之后，老百姓欢天喜地，“相告于市井乡里”，而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则处心积虑诽谤海瑞，扬言一有“把柄之机”就上告海瑞。海瑞一贯生活节俭，任淳安知县后，更为体察民情，“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使诽谤者无从获得“状据”。一天，正逢海瑞的老母寿日，小吏乡绅纷纷登门送礼道贺，想试试这位“海青天”是否“明镜高悬”，对海瑞恨之入骨的浙江总督胡宗宪，也暗中派人来海府看个究竟。结果，海瑞一不收任何礼品，二不设宴招待任何贺客，只差仆人到菜市割回两斤肉，一家人吃顿荤汤，给母亲敬盅寿酒，就此收场。事后，胡宗宪谈及海瑞的人品，说：“海令为母寿，止市肉二斤矣！”
本文参考文献资料有《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丘濬、海瑞、钟芳有关史料。
“天涯”义士 “戊戌”君子
——林缵统传略
引语
林缵统“戊戌”史实，久有传闻，盖因清末重修《崖州志》的编撰者慑于清廷淫威而未为之立传，其生平著述又佚不可查，故鲜为人知。阅“戊戌”史籍，海南参与康、梁其事者，唯缵统一人。其人其事，在海南近代史上是占有独特位置的。几年前，笔者发现其史料，多次向史志部门通报，引起高度重视并委托本人见诸文字。蒙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三亚市政协、三亚市档案局、三亚市图书馆、三亚市崖城镇人民政府等大力支持，崖城镇各乡耆老、林氏族人及知事者热心相助，深表谢意。
林缵统，字承先，号天民，崖州官塘（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拱北村）人，清咸丰二年（1852）正月十八日生，民国十一年（1922）正月二十日卒。考《崖县林氏族谱》（简称《族谱》）及汤志钧先生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简称《传稿》）诸史籍，可以确证，自1893年至1898年，林缵统积极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投身“戊戌变法”，是康、梁党人的中坚分子，海南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杰出人物。因此，其史迹是值得书以传世的。
缵统出身于封建书香门第，祖父祥士是个岁贡，在乡里德高望重，父亲受年也是个监生。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今乡间尚流传他的许多勤奋读书、才华过人的逸事，还说他能倒背古文。他尤其精读《易经》，玄奥的东西他说起来头头是道。正统的儒家说教，使他对父母十分敬孝，有谁忤逆父母时，他便“引兄率弟环跪谏之”，唯求父母宽心。书香门第也使他过早地走上科举的仕途。十多岁时，他便是个博得知州奖掖的秀才郎。约二十岁，他就参加郡试，名列第一，不久又被“保举”，授“八品顶戴”而“名倾一时”。
少年功名给这户人家带来了荣光，还增置了田地家产，可是这位初涉社会的林公子在思想上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忧虑：清末崖州连年外忧、内乱、飓风、洪水、蝗虫、干旱、地震、瘟疫，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州官们却仿佛无事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年年呈奏“圣光普照，海陬太平”。就在乡绅富豪为他的科考祝捷而摆设的宴席上，他直问州官：“读书是为了做官还是为了做事？做官是为了升官还是为了理政？”同时表明心志：“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也只是为了升官，我便不去读书，将来也不去做官好了。”父母察其语异，恐缵统“误入歧途”，便督促他北上科考，以期平步青云。然而，缵统这时已经决定走一条有违于父母切望的道路了。
光绪元年（1875），工部右侍郎汪鸣銮督学广东，缵统不顾家人的阻挠，凛然上《崖州利弊书》，提出兴利除弊，改良吏治。这是一件要坐班房的事，年轻人血气方刚，干出这等事，族人忧心如焚，他却心安理得，书楹联自勉，曰：“国有宁日当学包拯诛奸宄，民得安时应仿海瑞正纪纲。”幸好，汪鸣銮是个有心革政的官，不加罪，反彰励，与他煮酒论政，视之为同路人。于是，缵统便勇气倍增。州牧加征民间钱粮，缵统三诉于督抚，使其减复如初。缵统的行为利民损官，官说他“疯”了，呼之为“疯缵统”。缵统是有点“离经叛道”了。
光绪十九年（1893），年方四十的林缵统因学业优异，被送到广东高级学府——广州“广雅书院”读书。当时，清廷夕阳西下，列强觊觎，正处于“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阁沉沉叫不得”（康有为诗）的形势。缵统无心向学，有志求知，可是粤海茫茫，到哪里去求知呢？听说有个誉满岭南的大家康有为正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和卫道边“邝氏祠”讲学，学生皆是出类拔萃的才子，连名人梁启超也在其门下，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便登门聆听。康有为讲儒学、经学、理学、史学、西学，纵横捭阖，驰八极而戏九空，诸生莫不钦服。缵统本是个自负之人，始觉五内皆空，昔日之所学不过沧海一粟。林长康六岁，文人习气，长不师幼，他却顾不得这些缛礼，虚心受业于康门。他结识了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等人，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得意门生。在康门，缵统受康、梁“变法兴国”思想熏陶。其间，康有为初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常与缵统等弟子论《春秋》“三世之义”，《易经》“阴阳之变”，对缵统才学颇为赏识。受业二年，缵统大为长进，决定追随康有为“变法”，每传家书，必述及此事。
光绪二十年（1894），缵统乡试中举，二十一年（1895）春，缵统随康、梁等人入京会试，适中日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激起朝野义愤。由康、梁领导的包括康门弟子为骨干的全国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清廷，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缵统及康门弟子为发动外省举人上书奔走呼号，充当主要角色，自己也在上皇帝书上签上了大名。军机大臣孙毓汶秉西太后意旨，利诱威胁上书人，各省举人陆续“取回知单（撤除名册）”，削存六百余人。琼、崖、儋、万海南同乡有与缵统友善者，劝其以前途为重，尽快“取回知单”，无事无非好归乡。缵统说：“康南海通古今之变，万国之理，我本万里天涯一介微儒，得遇良师乃如云开见月，三生之幸也，读书人当勇赴国难，吾意不移，虽九死而不悔矣！”有为闻之，知其语甚剀切，赞曰：“南荒斯人，真义士也！”上书次日发榜，有为中式进士，授官工部主事，未到署，其弟子不第者，朝廷或授以官职，他们大都没有到任。缵统是“拣选知县委用教谕”而不受的，表现了他的气节。“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上清帝第三、第四书，缵统助他做些内务，五月中旬（闰）以家事告急南归。
缵统参与康、梁上书一事，风闻于琼。且光绪帝又赞成“变法”，因此，自府至州，缵统路过处，官员皆出迎迓，提壶执辔。崖州更是全城出动，于城外十里举行隆重礼仪。缵统家的庭院中早已竖起高高的举人“旗杆”，门楼上“贤书第”三字重彩新涂，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累月不绝。缵统继续鼓吹“变法”，使之深入人心。初，人闻“变法”以为神奇，渐知“变法”能“富国强兵”，于是，众望孚于一身，官讼民冤皆诉于缵统，得一一厘清。琼州逢水旱风灾，缵统具民情禀报督抚，给灾民发放钱银一万五千，不足，又奔走各郡，向善堂、巨富、殷户捐集钱银三万九千六百。时人有谚：“缵统，缵统，缵万民为天之统；大捧，小捧，不如捧个疯缵统。”缵统由是自号“天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康有为自桂返粵讲学，缵统兼程赴穗，再次随康入京，参与康有为在北京南海馆创办“粤学会”和“经济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又参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发动的百余应试举人上书都察院（小公车）事件。四月，缵统加入“戊戌变法”的中坚组织——由康梁党人组成的“保国会”，先后在北京“粤东馆”和“崧云草堂”参加“保国会”召开的第一、二次大会，共拟“保国会”章程和商讨变法大计。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康有为连上了几十道奏折，条陈变法之策。缵统被“保国会”推举为负责“条陈时事奏缮具”的“领衔”人，成为协助康、梁理事的得力助手。八月，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慈禧通令缉捕党人。康、梁出走日本，缵统遁返海南。之后，潜心著述，也曾力事一些社会活动，与故人仍有鸿雁之交，不表。家居三十二年，因事离家，卒于万宁，年七十，归葬。子作霖，先父而殁；妇黄氏，助夫有义。
原载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政协1986年《文史资料》第一辑、《海南日报》1986年4月27日《椰风》副刊。
林缵统筹办开发西沙群岛事略
我国历代史籍和各类舆地志、航海志对西沙群岛均有记载，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中已经述及。明顾玠《海槎余录》纪云：“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所谓“千里石塘”，指的就是西沙群岛。古籍还对西沙群岛的地形、地貌、物类作了详细的介绍。西沙群岛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西沙群岛上的古井、古树以及岛上出土的铜钱、网具、器皿，都是我们的祖先开辟营建这方海上疆土的历史见证。
据明代学者顾玠所撰的《海槎余录》和民国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等文献记载，我国对西沙群岛进行了多次开发，其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始于清朝末年，终于民国初年，热点是海南岛。清末崖州举人林缵统，就是这次开发西沙群岛的先驱。
林缵统，字承先，号天民，崖州官塘村人。他是康有为、梁启超的高足弟子，曾两度入京，投身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运动，充当主要角色，深为康、梁器重。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八月，由于西太后慈禧的镇压，“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康、梁出走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海南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举人林缵统，在北京“松筠庵”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将“保国会”拟定的一些文件和康有为交给他缮清的几道奏折匆匆焚毁，星夜逃出北京城。他绕道广西，几经辗转，挣脱朝廷的缉捕网，回到崖州。
年近五十的林缵统不安于家居的清淡落寞。这场旷古未有的惊变，连皇帝都被囚禁的严酷的现实，激起了他对西太后慈禧卖国行径的无比憎恶和对大清一统江山的无限眷恋。去京未敢忘忧国，林缵统在家居的年月里，努力寻找报国之门。其间，琼、崖、儋、万旧友时有来访。他从万宁友人那里得知海南人土中曾有人提出要开发西沙群岛而苦于无人倡导无力谋事时，便带头呼引光绪二十六年（1900）和之后的几年间，林缵统曾两次率领乡绅数人到万宁、琼海、琼山、文昌、定安、海口等地做鼓动工作，他自己则越海往来于广东沿海诸县串联，召集商贾富户议事。在广东深孚众望的汪督学欣闻这一义举，十分赏激，认为这是“华夏开疆之一幸事”，建议八方同人予以声援。林缵统把开发西沙事宜写成议案呈交各级官府，同时成立开发西沙群岛公司，着手筹办开发事务。一时应者甚众，风潮大振。林缵统与友人通力合作，拟订了开发西沙的具体计划并付诸实施。这次行动，揭开了清末海南人民大规模开发西沙群岛的历史序幕。
正义的事业常遭毁谤。崖州官府首先发难，斥之为“异端危言”，表告林缵统“其人近乎疯癫”。鉴于林缵统是“已革举人”，上官中有意助之者，也不好与之明堂正议，只能任其为之。缵统秉性刚直，不改初衷，继续操办开发西沙事务。他以公司名义在崖州、陵水、万宁、琼海一带雇募，集银两，造舟楫，连年未归。船只、水手、测绘员生、小工及器械、用品、医药等经筹就绪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1906）两次试航，皆因海象不良风波骤变而折返。为了顺利到达西沙，往来便当，取给周全，并作长远之计，林缵统和他的同仁们提议以三亚之榆林港作为开发西沙的根据地，同时要出洋招设公司组织华侨资助。几番精诚劝说，几番据理力争，琼州府终于同意上述二议。官方的支持，使开发西沙这一义举再次在海南掀起波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热。自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开发西沙群岛由群众性的自发行动发展成为政府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晚年的林缵统时常患疾卧床，不能继续担任领导人，更不能与众人一起蹈海登岛。然而同人们忘不了他，每自西沙归来，他们总把海途上的艰辛和岛上的一切都告知于他。林缵统曾郑重其事地告示他的同人们：临死前要嘱咐各自的子孙在墓碑上大书其事，但在他自己的墓碑上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选于1989年出版，李建璋、王隆伟主编的文史集《崖州史话》。
古崖州的“生黎”和“熟黎”
古崖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境内有汉、黎、回、苗等民族。各民族以其独特的习俗风情生活在古崖州这块土地上，也以其聪明才智和共同劳动创造了古崖州多姿多彩的历史。
黎族是海南岛的土著居民。崖州是海南岛疆域最大的一个州，崖州的黎族人口约占全岛黎族人口的一半以上。黎族是开发崖州的先驱。
黎族，俗称“黎人”，古称“俚人”“黎僚”，《汉书·地理志》及汉代以后的文献均有记载。考古发现黎族先民远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在海南岛上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至于黎族族源，学术界尚未有结论。
“黎族”是他族对黎族公认的族称，黎族自称其为“赛人”。黎族按其支系而分，有“赛人”（“赛人”既是黎族的通称，也是本民族的一个支系）、“杞人”“润人”“侾人”“美孚人”等；按其方言而分（俗以“吃饭”一词为志），有“德透黎”“唠嗒黎”“啰嗒黎”“唎嗒黎”；按其穿戴修饰而分，有“长〓黎”“短〓黎”“多文黎”“少文黎”等。崖州大部分地区的黎人属“侾人”支系，其族内称之为“崖州侾”。“崖州侾”中又分“崖州三星侾”“崖州四星侾”“头侾”“尾侾”等。此外，崖州也有“赛人”和“杞人”支系。
古崖州汉人对黎人则有其奇特的划分，即将境内的黎人分成两类：生黎和熟黎。生黎显著特征是：（一）“伏居深山”“结茅为屋”。（二）“嚣顽无知”“质直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役”。（三）“缠头跣足”“（男）以片布包下体”“（女）以椰壳遮乳及下体”。（四）“以木为弓、以竹为弦”“誓以熊甲、卜以鸭跖”“与人贸易，不欺，亦不受人欺”。熟黎显著特征是：（一）“开险阻，置村峒”。（二）“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语言相通，间有识字者”。（三）“好斗乐乱，不能久安”。（四）“祭必斩牛，贫曰吃茶，富曰作八”，“近民居者，饮食衣服亦与齐民同”，“婚亦避同姓”。归结起来，生黎和熟黎的区别是：“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
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说，这种划分法是不科学的，不体现血缘关系的。但从社会学角度说，这种划分却不无道理。它是根据生黎、熟黎不同的生活地域、生活环境和各自的生活习俗、外貌性格、待人处事等方法来划分的。古人的记述，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种族歧视的观点，有不少遗讹及欠全之处，但为今人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资料。
生黎，是黎族最原始部落的纯种族群。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长期实行征剿政策，黎族部落迁徙山岐岭峒，过着非人的生活，于是这些部落被称之为“生黎”。明代“巨儒”、崖州进士钟芳在《悯群黎文》中纪云；“予观黎獠之俗，而思人生之始……裸体涅面，言语侏〓，无冠履衣裳之制，匪惟礼义不知，也或不知有郡邑也……”。这就是对生黎的写照。千百年来，生黎地区一直处于封闭式的原始氏族社会状态，生产力水平极其底下，靠“刀耕火种、手捻牛踩”的农业和原始狩猎维系生存。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部分生黎地区还使用石器和木器工具。生产关系实行共耕制和平均分配。共耕制即所谓“合亩制”，是以血亲为基础而组成的生产群体，领导人称为“亩头”，同耕者称为“亩仔”，尤其是生黎中属于“杞人”支系的部落，“合亩制”更为普遍。这种“合亩制”的生产关系，使得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共同分配成果，共同抵御天灾，成为连结血脉的纽带。但由于“合亩制”的“亩仔”对“亩头”有一定程度上的隶从、依附关系，而产品又平均分配，因此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民族压迫、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山居环境，造成生黎不识字、不通教化、不与异族来往的状态。男女长大后，均文身面。结绳记事，刻木记年。崇拜图腾，动物以蛇为主，植物以葫芦瓜为主（认为葫芦救他们的祖先逃出水患）。以牛角为号，以击鼓为乐。铜锣是生黎权利和财富的象征，谁拥有越多、越贵重的铜锣，谁就能成为峒主、亩头和奥雅。
封闭的民族在和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既自然而然地形成落后、愚昧的习俗，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生黎织“吉贝”为布，在历史上是先于其他民族的。生黎没有文字，也不使用汉字，但有自己的歌谣、乐器和舞蹈。生黎的歌谣，句式和用韵都很灵活、自然，是任何一个民族歌谣都无法代替的。生黎自制的竹管乐器——唎咧，音色婉转而悦耳，清脆而甜美，是一种独特的民族乐器。
生黎在漫长的历史年代，曾发动了上百次起义，反抗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压迫，维护了自己民族的尊严。如汉代较大规模的黎族起义，是生黎地区首先发起的，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直捣珠崖郡城杀死珠崖太守。在革命战争年代，生黎地区的民众也是十分踊跃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多开辟在这一地区。
熟黎，相对生黎而言。熟黎居于沿海和深山之间。熟黎不是纯种的黎族人，其来源一是与汉人长期互通贸易而不愿久居岐峒的生黎，二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入山长居的汉人。熟黎是以黎为主的黎汉群居体。
熟黎的来源和近汉而居的地理环境，使其在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与生黎显然有别。
熟黎地区没有“合亩制”，看不见原始氏族社会的影子。共耕制为独耕制所代替，“亩头”为地主所代替。平均分配为个体占有所代替。生产工具以铁器为主。农业以种“山兰”为主，还开垦水田。狩猎让位于畜牧业。
生黎不识字，而熟黎自宋代起就“遣子入学”，学汉字习汉文。生黎无姓氏，仅以“榕树下”“木棉树下”“石头下”等呼号定其血亲，而熟黎有与汉人相同的姓氏。古崖州的黎族，罗、符、董、李为最大姓氏。熟黎除了行巫拜鬼，还举行祭祖活动。熟黎有年节之庆，婚丧之典。熟黎既固留生黎的传统技艺，也博采汉族的文化艺术。生黎织“吉贝”用木板，熟黎造出了腰机。熟黎绣织的黎锦、黎单和黎被，尤其是“崖州被”，精美绝伦，在历史上曾名噪一时。熟黎的歌舞更为奇绝，如“打竹舞”“钱铃双刀舞”，历久而不衰，富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高深的艺术功力，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先有生黎而后有熟黎。生黎和熟黎共同创造黎族历史。而熟黎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
原载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建璋、王隆伟主编的文史集《崖州史话》。
古崖州的苗人苗风苗术
海南岛的苗族人口，仅次于黎族，主要分布在五指山、琼中、保亭、万宁、屯昌、临高、乐东和三亚等市县。其中三亚市的苗族人口约占苗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按清代光绪年间海南版图来圈划，全岛苗族人口有一半以上分布在崖州直隶州（今三亚及周边市县）境内。海南的苗族有自己来源、繁衍、发展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习俗，本文略述其一二。
荆蛮·苗黎
远古的苗族相传为盘古的子孙。盘古开天辟地，其子孙从黄河流域南迁，两千多年前辗转迁徙于长江中游地区，秦汉以后散布于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史称“五溪蛮”“武陵蛮”“黔中蛮”，概称“荆蛮”（“荆蛮”还泛指西南其他少数民族）。苗族族称始见于南宋绍熙年间的文献。
古崖州境内的苗族，古称“苗黎”。《崖州志》载：“有一种曰苗黎，凡数百家，常徙移于东西黎境，故偷郎、抱杠之间……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定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苗族移居琼崖的确切时限大致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迄今400多年。海南的苗族与广西的“山子瑶”在服饰、习俗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曾有人质疑海南的苗族应为瑶族。两族之间是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尚待进一步考证。但至少可以认为，两族同属古“荆蛮”的一个支系。海南的苗族是明代封建朝廷实施“以夷制夷”政策，征调来剿伏黎族“内乱”的，然而自古以来苗、黎两族没有因之而成为天仇，也没有异族杀戮之虞。苗人“性最恭顺，从无滋事”，几百年来与岛内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密切往来，树立了民族团结的旗帜。
伐岭·流徙
苗人和黎人一样世居深山，以刀耕火种的农业为主，即所谓“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镰、钩、斧、锄等铁器农具从汉族地区输入。苗人种山兰，一朝点播便指待收获。有牛不以养驯，有木不造犁耙。三月烧山，五月种山，七月看山，九月收山，山光人走，终年流徙。
流徙是苗族的生活习俗。谷子晒干了，或呼群而去，或拔寨而走，或以血亲为伍分而散居。苗人在深山里流徙的路程、范围不定，近则十里，远则几十里、几百里，有“东边来的东边去，西边来的西边去”之规。一旦流徙上路，击皮鼓、敲铜锣、鸣猎枪，且舞且歌，亦悲亦喜；怀恋故土者，破石为记，断树为号；流徙不定时，隔年或几年便又往复。
苗人流徙，也有其自然的、社会的原因。苗人敬山，认为山林砍了一茬，应留一至二茬，方可得到山神的庇佑。苗人隐世不争，重于防患与避祸，认为久居一地，与人必有物利之争，不如离去的好。苗人在古代不供税赋，但要给州府出贡山珍山宝，违者要受惩罚。苗人崇拜“令公”（传说中搭救他们渡海登岛的祖先），有疑难事先拜请“令公”作主，有矛盾和纠纷通常是由代表“令公”的“洋戈”和“山甲”（首领）来解决的，而当“洋戈”和“山甲”对这些矛盾和纠纷束手无策，无法调解时，只好任由村民们各自分手。化内部为平和，流徙是最好的形式。
入赘·打斋
入赘是海南尤其是崖州地区苗族古婚俗的一大异俗。男女青年恋爱成熟后，由父母作主成婚，实行入赘婚，即男到女家一起生活，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五载。如女方以婿继嗣或男方无力定聘，男子入赘的时日会更长。入赘男子在女子家里为了博得女子父母的欢心，减短赘程，做工必须下大气力，山兰要种得比人家的好，狩猎的胆识、技艺要比人家的高。因此，入赘男子常常怨叹：“有命替妹家做工，无命好与妹做人……”苗女富于同情心，也常常规劝其父母让她和男子早日归门团聚，过小日子，父母不依，只好偷泪吞声，暗自帮助男子料理活计。当然，也有不入赘的男子，这完全由双方家庭条件来决定。入赘婚不是或不完全是包办婚姻。苗族男女青年的结合，一般都经过自由恋爱，双方钟情后再行定聘。随着历史的演变和现代生活的冲击，苗族入赘婚俗现象已基本消失。
对歌和劳动，是苗族男女结合的感情基础。自古以来，苗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苗歌调子柔和，节奏纾缓，情深意浓。与黎族一样，情歌对答是苗族男女青年建立感情、交流思想的桥梁，情歌随感而发，即兴而唱，一些地区的苗人还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十八日欢庆“姐妹节”，山兰园里、槟榔林中、芭蕉蓬下，一对对苗族少男少女对歌传情，唱得火火热热。苗族歌谣也很有特色，如《伏羲兄妹结婚歌》《秀眉》《盘皇舞》等歌舞，真切动人，历久不衰。
劳动是苗族青年男女能否互相结合、成家立业的重要考验。苗族女子对男子的要求是，除了会种山兰、会狩猎外，还必须学会织渔网、编藤器、做竹篓、制板凳等，而且要力争出众；男子对女子的要求是，会织绣、会蜡染、会操持家务，尤其是织绣和蜡染。蜡染是苗族妇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首屈一指的手艺。苗女穿的裙子和披盖的尖角头巾，经蜡染后的彩织物，色泽和美、图案鲜艳、线条清丽、雅致大方。迎娶之日，其穿戴互相攀比，美轮美奂。
苗人实行一夫一妻制，夫妻和合，白头偕老。苗族社会要求有贤妻孝子，贤妻持家，孝子送终。苗村人死，先由孝子向道公报丧，再由道公主持葬礼。葬礼中有一环节叫“打斋”，即停尸数日。“打斋”期间，礼仪较为隆重，铳响i巡，山兰佳酿要喝个精光。有些地方的苗人“打斋”后即行火葬，或将尸体悬挂于树杪，以风化五体，意谓“魂行”“升天”。受汉族葬礼的影响，苗人在近代接受木棺土葬，入殓时给死者换衣洗浴，葬后给死者立碑为记，只是没有清明祭扫的规俗。
药石·弓弩
封闭的山居环境玉成了苗人具有善用药石和优制弓弩两大法宝。
苗人能采用上百种野生植物入药，丰富了祖国的医药宝库。苗药分治药、养药、毒药、迷药、解药五类，以治药、养药为主。刀伤、枪伤、蛇伤、疟疾、痢疾、麻醉，用药甚灵。战争年代，苗人用药物为部队伤员救护，南漏附近（今三亚市育才乡一带）的苗人能用草药拔出弹头。古代苗人用苗药为汉人和黎人治病，但绝不传给汉人和黎人。
除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苗人一般不用毒药，也不轻易使用迷药，只用来对付奸商滑客，使其神志不清，吐露真情，还奸为仁，自己不致中骗受害。古代苗人只有独耕制，没有共耕制。每家除了种山兰稻，还另辟一园种植芭蕉、槟榔、益智及瓜果，在园中施放迷药，盗者入园如入“八卦阵”，不知东西南北，出园无计，坐待擒拿。盗者赔礼道歉后会被施放解药，平平安安得以放归。
苗人家家户户都能掌握火炙疗法，且疗效甚奇。苗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汉字，火炙疗法用汉字记载，代代传授。苗人还会阉牲，其技艺在本土的汉人和黎人之上。
狩猎是苗人仅次于农业的主要副业，弓弩、粉枪和猎狗是苗人随身携带之物，缺一不可。自弓而弩，是苗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苗弩的制作、使用和有效命中，是苗族男子智慧和勇力的象征。用于射获象熊、豹、野猪之类凶顽野兽的苗弩，取“见血封喉”等树之毒汁浸泡弩箭，猎物中箭后即刻倒伏。故苗弩有“神弓”之名，苗族男子有“神弓手”之誉。
古代苗人狩猎有村猎与户猎之分。村猎是公有的，猎物平均分配；户猎是私有的，猎物家用之余可卖之于市，换回盐、铁。
原载于2005年4月24日《三亚晨报》。
赤岭佛迹闻知录
赤岭是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西部的一座小山，方圆约20华里，海拔约180米，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境内。赤岭濒临南海（北部湾），其海湾名为赤岭湾。赤岭左挹碧波万顷的清水湾，右揽弧弦百里的土福湾，海中有黛色参天的古崎洲岛（蜈支洲岛），岭之西正对海南名山“回风岭”笔架峰，与之互为呼应。自古以来，赤岭成为佛、道、儒公认的一方风水宝地。
山不在高，有佛则昌。赤岭与佛有千年之缘。
唐玄宗天宝七载（748）七月，唐高僧鉴真应日本天皇之邀，在日僧荣睿、普照的引领下，率僧人、工匠、药师及水手等35人，第五次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从江苏扬州起航），海上遇飓风漂流至海南岛南端振州宁远河口（今三亚市崖城镇大疍港），并在振州修寺传教。一年后，鉴真一行在振州别驾冯崇债率兵护送下赶赴崖州（今海口琼山），途经万安郡（万安郡郡治在今万宁市）。一日黄昏，进入英州地界后，鉴真驻足一望，只见西南方不远的一座小山上，红云冉冉，彤光万丈，鉴真双手合十，口中不停地诵念佛经，对前来迎接他的万安郡首领冯若芳说：“此乃佛光也！此乃祥光也！”遂命众僧停了下来，分水、陆两路北上崖州，陆路由鉴真亲自带领，水路（海路）由日僧荣睿、普照带领，从佛光照射下的小山西麓海港登船航行。从那天起，红云日不散，彤光半月犹在。自此，这座小山名为“赤岭”，僧人启航的海港名为“赤岭港”。
鉴真在万安郡冯若芳家中小住三日，举行了几场法会，参加法会的信众近千人，受戒者也不下百人。。鉴真到海南前，海南各地已有佛寺，但大都是朝廷令行设置的，在民众中影响甚微，因此不成气候。鉴真布道传经后，海南各地大兴土木建造佛寺，佛事经年不断，信众与日俱增，佛经深入人心。如振州的大云寺、崖州的开元寺等佛寺，常年暮鼓晨钟，一时名扬海外。
自唐代至清代，海南各地的大小佛教寺庙就有一百多座，光陵水县就有三昧寺、火雷寺、清云寺、赤岭庵、五里庵、庆善庵等10多座寺庙。
赤岭庵，俗称赤岭庙，始建于唐代，历代屡废屡建。宋、明两代，赤岭庵与五里庵、庆善庵并称“陵水三庵”。清代，因赤岭靠海，又有天然海港，来自岛内各地和广东、福建沿海渔民移民至此，落地生根，形成赤岭村落。乾隆年间有人提议，为了让：渔民起航风顺、归航平安，须拆除赤岭庵，改建天妃庙（妈祖庙），于是赤岭庵毁于一旦。建天妃庙升梁吉日，红云朵朵自南海朝赤岭聚拢而来，云中飘落一条中规中矩、八菱见光的“正梁”，“正梁”不偏不倚、稳稳当当地构架在庙顶之村民近前一看，“正梁”上：有一行谁也不懂的文字（梵文）。天意不可违，佛缘不可灭，于是，在新建的庙宇中，村民既奉祀妈祖，也奉祀观音，信众纷至沓来，香火历久弥盛
佛教经典之一《中阿含经》第四十七卷云：“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赤岭佛事传开之后，引起各级官府的关注，大官小员也前来视察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崖州知州钟元棣到赤岭参谒，并在与赤岭近在咫尺的海岛“古崎洲岛”（当时是崖州辖境）创建佛教庵堂，主祀如来，兼祀仓颉。因岛上原建有著名道人吴存华的道场草堂，岛东北又有赤岭庙宇，释、老、孔集于一地，佛、道、儒相得益彰，形成赤岭地区山与海的洋洋文化大观。知州钟元棣有感于此，挥笔在庵堂的颜额上题写“海上涵三观”五个大字。庵堂今残存半间。至20世纪50年代，庵中尚有和尚、尼姑护灯守庵。。
综上所录，赤岭佛缘久远，跨越千年时空，是海南佛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日本著名佛学家梅原猛认为：“当今世界因文化多元化而精彩，我们应该宣扬佛教十二因缘说，才能站在世界和平运动的最前面。”在人类面前，佛教的慈悲精神是永恒的，佛教的“四弘愿”也是永恒的，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数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本文参阅的文献、资料：
1．《新唐书》。
2．《琼州府志》《崖州志》《陵水县志》。
3．《唐大和上东征传》。
4．《海南历史文化大系·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
5．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历史纪年辑要》。
6．日本梅原猛有关佛学教义。
7．三亚、陵水两市县民间资料。
江山锦绣 石刻千秋
——追寻“南天一柱”石刻题书人始末记
1984年，为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中共三亚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市文化局组织编写《崖州八景》一书，我是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我在书中撰有《古崖州史迹》一文，读者以为我对三亚的历史通晓一二，便来信向我询问古崖州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人物和事件，诸如李德裕贬地、鉴真和尚登陆点、黄道婆的籍贯、“寿”字碑是否慈禧真迹等。询问较多的，是天涯海角游览区内“南天一柱”石刻系何人题书（可能因1980年版人民币面值贰元背面印有“南天一柱”图案影响所致）。我将这一问题向市文化局及市委、市政府作了汇报，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并指定我负责调查考证。这样，我就开始了追寻“南天一柱”石刻题书人的历程。
天涯海角游览区内有三处古石刻，其中两处史有明载，石有明签。“海判南天”石刻系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钦差苗曹汤题书，“天涯”石刻系清雍正丁未年（1727）崖州知州程哲题书，唯“南天一柱”石刻未见落款，不知是何人手笔，因而众说纷纭。郭沫若1962年重访天涯海角游览区（“天涯海角游览区”七字系郭沫若题书），曾实地察看“南天一柱”石刻，由于岩面严重风化未能勘明，时间仓促，只好作罢。
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整整一年，我大量研读
海南各地史志资料和中国石刻文字资料，走遍古崖州的“三坊四厢五都”，展开调查考证工作。我搜寻到一些零零碎碎的史料，也采访到一些若隐若现的线索。我将这些史料和线索，以及对“南天一柱”四字阴刻、楷书、字体结构、笔画风格、凿石痕迹、风化程度等情况和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反复琢磨，得出了一个初步的推断：“南天一柱”石刻的题书人应定为清代官员，题书时间应定为“天涯”二字石刻题书之后。
1986年初，我和三亚市政协原副主席、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振东先生到广州参加广东民族研究学会学术年会，我向学会秘书长朱洪先生提起此事，朱洪先生对此很有兴趣，建议周振东先生协助我再作深入调查考证，学会必要时也可给我一些资助。周振东先生回忆，1974年，天涯海角游览区附近渔村有一年过七旬的老翁与他闲聊时无意间谈起，约十多岁时，此翁曾随其父亲一起，为“南天一柱”巨石制作攀岩竹梯和其他用具，曾亲眼看见工匠在这一巨石上镌石刻字，还记得主持镌石刻字工作的是个州官模样的人，人长得高大俊秀，说话风趣，笑声朗朗，待人和善，完工后还送给他们一些银两和茶叶。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我想，如这位老翁提供的情况属实，则“南天一柱”石刻题刻时间应锁定为清末。我从案头上抽出清末几位知州的档案，逐一甄筛。从历史记录中发现，清末崖州直隶州知州范云梯，抱负高远，酷爱山水，擅长书画。范云梯到任后，常在公务之余，单车简从，览风景于山海之间，访古迹于村巷之中，每到一处，多有题书，寄怀心志。于是，范云梯就成为我选定的“南天一柱”石刻第一题书人。
1986年，作为市政协委员，我被临时抽调到三亚市政协文史组，担任《三亚文史》丛书副主编，有幸与世居崖州城的
陈锡礼老先生同组工作。其间，陈老先生多次陪我到崖州城寻访范云梯史迹，尤其努力寻找范云梯的书法手迹。民间传闻，范云梯的是个难得的清官、好官，尽管大清王朝已经走向穷途末路，风雨飘摇，他仍然坚守天涯海角这方领地，无二心于事国，似一柱以擎天。他不酷不贪，不疏不怠，兴利除弊，革旧布新，把当时乱象丛生的崖州治理得井然有序。人文蔚兴，民物丰饶。范云梯在任知州期间，常自书文告张贴于东西门外，自书楹联高挂于州府门前，以表示向庶民咨政德，将心事质神明。陈老先生及一些同辈的乡间文化人在“文革”前曾见过范云梯为他首创的公立学堂题书的“急公兴学”木质牌匾，见过范云梯题书的原嵌于州府门前的木质楹联：“有如此锦绣江山恰称天南极地，看将来文明气象居然海上雄州。”陈老先生认为，楹联中的“天南”两字与“南天一柱”石刻中的“南天”两字，书法风格俨然一致，应出于同一人之手。
1986年春，我借参加拍摄三亚旅游专题电视片《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之机，特请三亚市电视台记者麦上钦用摄像机把“南天一柱”石刻四字周边岩面分块拍摄下来，然后进行放大细化处理。我利用近三个月的假期，到天涯海角游览区扶梯登岩，在“南天一柱”石刻周边，用指头沿着岩面上的沟沟坎坎、上下左右不停地来回比画，反复辨识，有时指头磨出血来竟然也不未察觉。终于，我从剥蚀几尽的岩面上，一笔一画地勾勒出“南天一柱”石刻左侧“宣统元年”四个石刻小字和右侧“永安范云梯题”六个石刻小字，然后用磨尖的粉笔按勾勒出的笔画逐字恢复题书全文原样，形成了一幅有正文、有左右落款、有题书者姓名和题书时间的结构完整的古石刻形制（拓片保存）。
1986年6月29日，《海南日报》发表了我撰写的《南天
一柱石刻考略》一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范云梯家乡广西蒙山县人士也不断来信祝贺。1990年，三亚市旅游局经三亚市政府批准，（在我的认真监督下）天涯海角游览区管理处将“南天一柱”石刻的左右落款“宣统元年”“永安范云梯题”10个石刻文字按原笔迹一笔一画悉心修葺、复原，重新施墨涂丹。至此，我对著名的“南天一柱”石刻题书人历时3年的苦苦追寻，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清末崖州直隶州最后一任知州范云梯的英名和他题书的“南天一柱”，也重新记入了海南古代史。
此文选入2011年出版、刁光全主编的《范云梯》一书。
千古仙航原不朽
——大小洞天“石船”搜寻记
1992年夏，我奉命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开赴鳌山，重建有近千年历史的“海山奇观”（大小洞天）旅游区。首期工作，是修复“小洞天”“海山奇观”“岩瞻亭”“钓台”等历史景点。6月、7月、8月三个月，多处摩崖石刻文字已修葺复原。但是，作为大小洞天最早历史记录的“石船”，却不见踪影。9月3日，时任三亚市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人忠同志给我下达了硬任务，即于中秋节前无论如何都得把“石船”找出来，中秋节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9月11日是中秋节，仅剩7天时间，我犯难了，不敢应承。吃饭时，陈人忠同志斟满三杯茅台酒让我喝下，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酒酣耳热，劲上心头，我当即向在座的陈人忠、林安彬、黎树祥等领导同志立下“军令状”：7天内找到“石船”，找不到辞职。话虽出口，心里没底。自清末至今，多少官员、文人及好其事者都在我“石船”，找传说中的“大洞天”，可都无法找到，我能在7天内找到吗？酒后，我渗出了一身冷汗。
就看运气吧。从9月4日开始，我们对“石船”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行动。参加搜寻行动的除旅游区管理处20多名员工外，我还请来了附近的汉族、黎族村民10多人。9月4日到9月8日，我们天天冒着夏日难耐的酷暑，爬沟越壑，登山攀岩，进行地毯式的踩踏。搜遍了方圆几十里的鳌山，“石船”仍隐踪匿迹，这使我十分懊丧。时任三亚市文联主席的蔡明康同志向我提了一个很及时的建议，按照这个建议，我于9月9日采访了1962年曾陪郭沫若同志访古的崖县教育局原副局长周振东先生。周振东先生提供，郭沫若当年在大小洞天考察，因见不到“石船”再三叹息，就以海滩上一块船形的石头权且代之，并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用餐（郭沫若《游崖县鳌山》诗中有“海噬坐石船，馒头代中餐”句）。我又一次感到无望，但没有放弃，必须做最后的努力。我坚信“石船”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几百年来，古人不会凭空为它写下这么多的诗文。当晚，我一字一句地研读了明代崖州举人裴崇礼撰写的纪实游记《大小洞天记》，并将文中“船之东巨石上刻有‘石船’二字，又刻《石船记》一百七十五字”及“陵下有泉一脉沥下石穴”等记载，画成草图，重新拟定“石船”方位。9月10日清晨，我按图索骥，带领员工和村民给山上的每块石头都做了搜寻记录。然而，除了“海山奇观”巨石外，鳌山上所有大小石头都没有保留175个石刻文字的痕迹，全都风化了；所有的“陵下”也并无一泉，全都断流，空留下上百个“石穴”。这天是上级限定的最后一天。我们急切、焦虑而又无奈。在“小洞天”的洞口前，有的员工竟焚香烧烛，默默祷告希望神仙显灵相助，指点迷津。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祈愿，一种寄托而已。
当日下午4时许，我们把“石船”的方位缩小在假想的几亩地大小的范围内，步步搜寻。我和王昌忠、杨芳、黄浩、苏开祥、高志文、武铜春、曲勇等人，在长满密密麻麻的仙人掌和带刺的灌木林中，发现两丛高出地面约0.3米的石尖，相距约4米。我反复地观看这两丛石尖，疑为“石船”的船头和船尾，而整个船身我疑为深埋在黄土之下。于是，以假当真，我召集全体人员和村民一齐赤膊上阵，清理场地，挖土刨山，奋战了几个小时，硬是把这块石头挖出了原形。
这就是历代文人为之吟咏的“千古仙航原不朽”的“石船”吗？它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清洗干净后，用卷尺一量，石船长4.36米，宽1.73米，高1米，与明代裴崇礼游记中石船“长丈余”的记载恰好相符。经仔细寻觅辨认，船身有一个阴刻“何”字，也与清代咸丰年间崖州廪生孙元度撰写的游记《鳌山探胜记》中“船面石刻俱蚀，惟一何字可辨”的记载完全相同。我连夜给陈人忠同志打电话报喜。9月11日，陈人忠、林安彬、黎树样等市领导和有关专家都来到现场验认。欣喜之余，陈人忠同志给我发了500元奖金。
“千古仙航原不朽。”（清·卢轺诗《石船》）至此，自洪荒之年一直“停泊”在鳌山之麓，800多年前吉阳（崖州）郡守周〓勒石作记的“石船”，在“失踪”了100多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当天，正是中秋佳节，我用奖金买来月饼，酬谢所有在“石船”大搜寻行动中献计献策、流血流汗的员工和村民。
“石船”是周〓于距今800多年前的重阳节发现并为之命名的。周〓发现“石船”整整60年后，又有一位吉阳（崖州）郡守毛奎，也是在重阳节前后亲访“石船”，并在鳌山开辟了“洞天八景”，使大小洞天成为“琼崖第一山水名胜”。九九重阳，是“大小洞天”永远的历史与文化情缘，是“大小洞天”富有诗意和魅力的华诞，也应该成为三亚市的旅游节庆之一。
原载于2014年三亚市政协主编的《三亚文史》专辑，选入《三亚文艺》杂志2014年第2期。
珠崖及珠崖郡治小考
——答中共三亚市委书记问（2007年11月）
问：“珠崖”一名从何而来，“珠崖郡”郡治在何处？“珠崖”与“崖州”在沿革上有否承袭关系？
答：秦之前的“三代”“唐虞”，海南岛为百越之地。秦统一六国后，以武力开边，征服南越，在南方设置三郡：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海南岛是象郡“外徼”，为象郡统辖。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海南岛设置儋耳、珠崖二郡。儋耳郡为今之儋州市，郡治在儋州市那大镇西北。珠崖郡为海南岛东北部。《汉书·武帝纪》注：珠崖郡治在“瞫都”，“郡在大海崖岸之边，出珍珠，故曰珠崖”，现三亚市地域在珠崖郡辖境内。
梁大同年间废儋耳郡置崖州，这是“崖州”一名之始。隋大业年间改崖州为珠崖郡，统辖海南岛北部；又设临振郡，统领延德、宁远、临川、吉阳、落屯五县，辖区为海南岛西南部（以今三亚市、乐东县为中心）。
唐改临振郡为振州，宋改振州为崖州，元改崖州为吉阳军，明、清复为崖州。
珠崖一名，历经汉、三国、魏晋、宋齐梁陈、隋等朝代，时间跨越近千年，因此海南岛古称珠崖。宋之后，海南岛北部一般称为琼台，而海南岛南部一般称为珠崖，在贬官和文人的诗文中较为常见，如北宋宰相卢多逊谪崖时有“珠崖风景水南村”的诗句。
朱崖（珠崖）郡治在何处，“瞫都”又在何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今之学者以《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旧志）所载“瞫村汉珠崖郡旧址”为据，认为珠崖郡治在今海口市（琼山区）东南南渡江边的遵谭镇，但无相应遗址。道光《琼州府志》载珠崖郡治在“东潭都石陵村”。我曾到东潭寻访，虽有夯丘轮廓，而未发现有汉代城垣遗存。战火兵燹，千年来连绵不断，古迹难免一劫。珠崖郡治到底在哪里，尚有待考古确认。又如汉代路博德、马援两伏波将军有否到过海南，我认为马援到过海南，今东方、儋州尚有“伏波井”“白马井”遗址，郭沫若也曾实地考察。至于隋代洗夫人，古振州（今三亚）是她的封地，但正史没有冼夫人本人到过海南的文字实录，只有她统领下的军队征战海南的记载。
唐代振州大云寺在何处
——答《三亚日报》记者问
问：唐代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海上遇飓风漂流到今崖州湾，从宁远河口登岸。鉴真一行在振州（今三亚）修复了大云寺，传经布道一年。大云寺遗址应在何处？
答：唐代振州（今三亚市）大云寺在何处？因年代久远，历代史志也未有明确记载，故其遗址至今仍无从查考。近年来，有关部门虽有过勘访，也无法做出合乎史实的、令人信服的定论。
我认为，要确定大云寺在何处，必须从大云寺寺名的起源及演变的历史入手，从唐代振州大云寺、开元寺等佛寺兴建的历史、地理等因素入手，进行综合探讨和研究。
中国的佛教，是东汉时期从南亚次大陆传入而兴盛于隋、唐时期。唐武则天因信奉御制《大云经》，敕令两京（洛阳、长安）及天下诸州兴建大云寺，原有的佛寺也更名为大云寺，振州大云寺也就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唐玄宗登基后开创“开元盛世”，也曾颁诏将天下各州佛寺改名为“开元寺”。各佛寺为迎合盛世，一时间纷纷改名，重立牌匾。据中日两国文献记载，唐代两京、江南、闽广等地的大云寺，这一时期均改名为开元寺。鉴真大师多年弘法授律的扬州大明寺，先改名为龙兴寺，开元年间又改名为开元寺。自然，振州大云寺也不例外。
因此，要确定振州大云寺的位置，首先必须确定振州开元寺的位置，振州大云寺和振州开元寺应为同一座佛寺。《崖州志》载：“开元寺，在城南百余步。”唐代振州州治，在“去水南村二里”之“宁远县旧治”。由此推知，唐振州大云寺（开元寺）的确切位置，可确定在今水南村东南二里的区域内。我及多位同仁经实地勘察，认为自古以来水南村村民称为“大云山”的地块，应确定为“大云寺”遗址所在地之一。
载于2019年1月14日《三亚日报》。
一个村级剧团之25年
（根据符史梅口述整理）
我们洪李村是原海南崖县林旺公社（今三亚市海棠湾镇）的一个自然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人口有2000多，8个生产队。洪李村人都是清代至民国年间从海南文昌县的锦山、迈号、清澜、文教等地陆续迁徙过来的。最早从文昌过来落土定居的是洪姓和李姓两家，因此村名叫“洪李”。文昌移民喜爱琼剧，新中国成立前已有琼剧戏班，班主姓郑，全村人都叫她“郑大婆”。郑大婆戏班逢年过节都为全村人免费演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村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1957年，洪李村琼剧团就在全体村民的一片呼声中自发地组建起来，而且一直坚持下去，直到1982年剧团解散停演，整整25年。这25年间，我都在洪李村琼剧团工作和生活。剧团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和深刻的印象。
印象之一：一个村级剧团的诞生
1957年春，洪李村村民陈宏伟（时年40岁）发起组建洪李村琼剧团。他的这一义举，立即得到全体村民的响应，也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于是，陈宏伟顺利地组织了一支有20多人的剧团。剧团的编导、演员和勤杂人员都是我们洪李村人。陈宏伟担任团长，村民符名德、符名学担任编导，剧目都是从琼海、文昌一带移植过来的。当时我只有16岁，是剧团里年龄最小的女演员，充当“小梅香”角色。我至今还记得剧团组建时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我们洪李村组建琼剧团的消息，在本村和邻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乡亲们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沸扬扬。群众对剧团寄予厚望，予以大力支持。生产队给剧团垫付了启动资金，并派人协同剧团业务人员到海口采购演出用品。学校主动给剧团腾出场地，每晚还给剧团点亮两盏大汽灯，供剧团排练。各家各户捐砖献瓦，有的拆下自家的门板，有的砍下自家的竹木，男女老幼挑土搬石，人人动手帮剧团搭建戏台；村里凡有缝纫机的人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为剧团裁缝戏服、鞋帽和幕布。村里和邻村的民间艺人纷纷主动上门，土法上马，为剧团制作各种道具和乐器，如用剑麻叶制作麾羽、用椰子壳制作板胡等。青年民间艺人张国昌，花了两个月时间，义务为剧团精心制作三弦、唢呐、铜锣、铜钹等乐器，还自己掏钱买下一张牛皮为剧团制作一面大鼓、两面小鼓。琼海籍村民陈时道，将家中一台其亲戚从南洋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十张琼剧唱片，无私地赠送给剧团，供演员们学习唱腔。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我们洪李村琼剧团终于如期诞生了。那年的八月中秋之夜，剧团为乡亲们成功公演了第一场琼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晚观众竟达1000多人，大家都赞不绝口。
印象之二：“拿工分”的村级演员
我们洪李村琼剧团，是一个村级业余剧团，剧团的服务对象是洪李村和邻村村民。剧组人员台上是演员，台下是社员，农闲时排练、演出，农忙时和社员一样到田间劳作。在村里演出，每演一场，村里给我们剧团每人记上8分工，年终与社员一样凭工分分红分粮，没有一点点特殊。剧团人员从无怨言，从不叫苦，人人心甘情愿，喜笑颜开。大家都觉得，能把欢乐带给洪李村乡亲们，让乡亲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是一份职责，一种担当。乡亲们看在眼里，都很心疼剧团人员，多次提出给我们剧团人员多记些工分，多分些口粮，可是我们剧团从不接受。记得1960年冬的一晚，我们剧团的演员都饿着肚子，为村民上演琼剧《狗衔金钗》，还未收场，有4名演员就昏倒过去。乡亲们闻讯赶来，给演员们端上热饭热菜。大队和公社也很关心我们剧团，给我们剧团每人每天增补2两米，每人每月增补半斤油。剧团将这些粮油匀出部分，用于救济村里的贫困户和老弱病残。
1963年秋，我们剧团第一次应邀到陵水新村港为渔民演出几场琼剧，收入260多元，回到洪李村后，剧团分文不取，将这笔收入上缴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们都过意不去，要求剧团把这笔收入留下来发给大家作生活补贴，大家都一致谢绝。团长说：“我们是村里的剧团，拿工分是我们农民剧团的本色，我们的演出收入无条件归集体，归社员，我们不能私分。”我们这些“拿工分”的演员，就这样凭着为父老乡亲服务的满腔热情，在集体和乡亲们的呵护下，度过了艰难岁月，度过了长长的25年。
印象之三：特殊的奖赏
1963年，我们洪李村剧团因团长年事偏高，大家推举我担任团长并兼导演、演员（旦角）。重任在肩，为了不负众望，我和副团长符泽模、符泽平使出浑身解数，带领剧团继续前行。
作为一个村级业余剧团，我们深知剧团在演艺方面是“先天不足”的。为了提高演艺水平，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即把剧团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到琼海民声剧团、澄迈县剧团观看演出，请教取经。在澄迈，我们得到剧作家陈东和多名演员的指导，获益匪浅。我们还把本县琼剧团“台柱子”之一的陈敏初先生（名生）及男女主角演员黎和香（男）、梁娥英等请到村里来做示范演教。陈敏初先生在我们剧团驻团带演了三个多月。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改进，我们剧团从戏台的布置、剧中人物的扮相到演员唱打念做的一招一式，乃至扇子功、水袖功的运用等方面的演艺技巧，都取得突破性的提高，都能让观众耳目一新。我们剧团到本县的藤桥、崖城、红沙、羊栏、马岭等公社演出，各地群众观看演出后说：“你们洪李村琼剧团越演越捧了，吃番薯粥的（业余剧团）和吃大米饭的（专业剧团）一样样了！”1964年，我们剧团参加全县文艺会演，以传统剧目《糟糠之妻》和现代移植剧目《打铜锣》《补锅》力压群芳，获戏剧类节目表演一等奖，县政府给我们剧团颁发了锦旗和奖状。
我们洪李村琼剧团以出色的表现和骄人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赞誉，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到县文化部门，都在资金等方面予以剧团力所能及的扶持。这样一来，我们剧团就更加壮大了。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剧团的名气越来越大，几乎天天都有县内县外的“特派员”到我们洪李村来“绑戏”（预订演出）。乐东县乐罗村前来“绑戏”的陈老伯，当时已七十多岁，为了“绑”到我们剧团，天天跟着我们到各地演出，从陵水的新村、英州，一路随我们到藤桥、崖城，天寒地冻也不在乎。当他得知我们剧团决定当晚在保港头灶村演完《搜书院》一场就到乐罗村演出的消息后，就连口赶回乐罗村，带上10多个乡亲和10多辆牛车在戏场外等候我们，散场后七手八脚帮我们收拾行装，硬是要我们连夜赶到乐罗村。在陈大伯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全团人员从头灶村步行到乐罗村，这4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摸黑走了足足10多个小时（从晚上12点到次日上午11点）。虽然周身酸软，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因为这是群众对我们剧团莫大的信任、期待，是无声的赞许。
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在乐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请我们去做客，请我们去住宿，如遇故人，如逢喜事，人人春风满面。我们演了《张文秀》，又让我们演《秦香莲》；演了《打金枝》，又让我们演《林攀桂》。我们在村里连续上演了11场，村民们还舍不得让我们离去。因为我扮演琼剧《张文秀》剧中人“三姐”，男女老幼白天见到我都亲热地叫我“三姐”。我住宿的人家，只有一对小夫妻。男的被队里派到村外放养鸭子，女的被队里派到水利工地当炊事员，夫妻俩一年难得回家团聚一回。听到风言风语，便互相猜疑，闹别扭，话说不到一块儿，双方都跟我诉说各自的“委屈”。一天，我让这对小夫妻和我一起吃晚饭。饭间，我给小夫妻讲述了琼剧中好几个夫妻释疑的故事，还给他们演唱了琼剧《张文秀》里“三姐”的一个唱段：
劝郎君你莫生气，
为妻跪下愿赔礼。
千万要体谅莫怪你妻，
她含冤受苦度日如年……
一曲未了，小夫妻动情了，丈夫当即放开歌喉，也给我和他妻子演唱了一首崖州民歌：
千错万错哥认错，
恳求妹子原谅哥。
“三姐”请你来作证，
今生今世对妹好……
小夫妻终于和好如初。
离开乐罗村那天早晨，父老乡亲们都来给我们送行，并送上他们精心准备的礼品：生猪1头、鸭子20只、鸭蛋200个。临别时，“绑戏”的陈老伯匆匆赶来，给我送来10包草药，说：“梅侬，老伯我发现你的声音哑了，戏唱得吃力了，特地上山为你采挖这些祖传的清肺润喉草药……”我从陈老伯那双皱巴巴的手中接过草药。此刻，我觉得陈老伯给我送来的不是草药，而是一份暖融融的爱心，一份沉甸甸的希望，一份无比珍贵的特殊的奖赏。我回过头来，还来不及说声谢谢，心头一热，止不住泪水盈盈……
此文应海南省政协文史委之约采写。全文由亲历者符史梅口述，三亚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卢鸿书记录，游师良撰写。收录于2014年12月出版的丛书《琼剧亲历见闻录》，为获奖作品之一。
“钟进士”——古代崖州妇孺皆知、世代景仰的名贤。崖州人从未直呼他的名字，而以他的科举头衔敬称为“钟进士”。“钟进士”名钟芳，字仲实，号筠溪，崖州高山所（今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人，明代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和哲学家，明、清两代被尊为“岭海巨儒”“艺林冠冕”。
钟芳和丘濬、海瑞等是明代有全国性影响的海南先哲。在崖州，钟芳是五百年来读书人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的典型人物。
家境家风 玉汝于成
钟芳之家系，源于三国魏太傅、著名书法家钟繇。太祖唐中书侍郎钟绍京，自河南长葛南迁江西龙南，至宋龙图学士钟佃安，因受命征战两广地区而落籍于琼。高祖钟铠自琼（琼山）迁万（万宁），曾祖钟惠自万迁崖，定居于水南高山村。祖父钟京，家道中落，不得不过继外亲养育。曾祖母黄氏，故钟芳生父钟明原名黄明，钟芳原名黄芳，直到入朝为官后才奏复其钟姓。
钟芳生于明成化十二年（1476）。生父钟明“以卖浆为业”，家境贫寒。然而，钟氏一家不失祖训，安贫守志。曾有州府收粮吏陈里胥在他家的店寮中不慎遗失三百两银子，钟明夫妇见财而不动心，冒着严寒在店寮中苦苦等候，直至深夜时分才见失主号啕而来，于是如数奉还，对失主回馈的银两分文不取。为此，后人为钟芳父母兴建一座名为“还金寮”的祠宇，立碑著文，纪念和表彰钟氏一家拾金不昧的高尚德行。如此家境、家风、家教，使钟芳从小就明白做人，立志为学，奋发进取。
钟芳颖异超人。七岁时，祖父钟京（字锦堂）将家中所养的一匹马卖给西里人陈士郎。买卖议成后，钟芳代写马契。少年钟芳信笔挥洒，写下了一首流传至今的《马契》七言诗：
立契高山钟锦堂，西里买马陈士郎。
家中早养马一匹，今年天旱马难当。
聚首会面先商议，善价而沽不久长。
钱马过交后不反，任君骑过龙眼山。
陈士郎一看，惊呼：“真神童也！”不仅不买马，还将买马的钱悉数捐赠钟氏一家，作为钟芳日后读书深造的费用。
钟芳十岁入州学，中秀才，扬名于琼崖四州。江西名进士、时任海南道员的陈英十分欣赏钟芳的才华，阅其文后赞叹：“童子有这样的才思，真乃丘文庄（丘濬）公再生！”并预言：“钟芳参加广东乡试，不是第一便是第二。”果然，钟芳于弘治十四年（1501）乡试高中亚元（举人第二名），年二十五岁。
正德三年（1508），钟芳赴京会试，修撰康海等主考官员力挺其为“榜首”（会试中式首名），殿试后，登二甲第三（进士第六名），一时名动京师，官授翰林院编修。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钟芳当过文官、学官、法官、武官、财官。其宦迹遍及北京、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累官翰林院编修、宁国府推官、漳州知府、户部员外郎、吏部稽勋郎中、浙江提学使、广西右参政、江西布政使、南京太常寺卿、南京国子监祭酒（全国最高学府校长）、南京兵部右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南京户部右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等要职。
钟芳出身寒微，自小目睹地方动乱不断，民不聊生，因此他在朝为官几十年，极力施行仁政，同情民间疾苦，为百姓多做好事、善事。
被贬为宁国府推官期间，钟芳“能折滞狱”，厘清了近百宗民间冤案、难案。一些地方发大水，田园失收，饿殍载道，钟芳积极组织官民协力抗灾，并上疏要求朝廷赈恤，使“民获奠居”，重建家园。任广西右参政时，“贵县多虎患”，地方官府无从过问，“父老遮道泣诉”，钟芳亲自带领捕虎队上山“搜获六虎”，荡平虎患，当地民众在感激之余，勒石以纪。
嘉靖二年（1523），广西洛容、马平、田州、平乐等地发生内乱，朝廷命钟芳协同王阳明率军平乱。久征不下后，王阳明采纳了钟芳提出的分置土官之策，遂不战而胜。其间，钟芳单车简从，深入乱区，规劝乱军头目，降服乱军首领，兵不血刃地平定了这场内乱，表现了非凡的胆识。在福建漳州知府任上，钟芳严肃查处贪官污吏和不法商贾，坚决打击官商勾结、巧取豪夺的行为。
浙江科考多出弊端，钟芳任提学使后，坚意革新，向朝廷上疏提出科举取士应不重权贵，不轻庶民，公平公正，坚持以德为上，德才兼备者为优的朝议，并亲自在浙江实施，于是“浙士斐然向风”，江南人才荟萃。
嘉靖十一年（1532），钟芳升兵部右侍郎，屡次统军到边境征讨外患，军功卓著。钟芳协同参赞王廷相革弊立制，解决了诸如“马快船旧累戎伍”等大量积重难返的军政问题。军粮不足，边储告急，钟芳亲赴戍军驻地，将两名暗中倒卖军粮的官员予以正刑，安定军心。钟芳实施“散余米给军，固战时之米”的战备储粮法，做到有计划地供给戍边用粮、用银，使军队有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在边关连打胜仗。
嘉靖十二年（1533），钟芳改任户部右侍郎，殚精竭虑为国理财。其时，由于嘉靖皇帝大兴土木，修斋建醮，不理朝政，各级官员骄奢淫逸，贪糜成风，导致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嘉靖之季，太仓所存无一年之蓄”。为缓国计，纾民力，钟芳针砭时弊，在户部的行文中规定：除皇家外，土大夫和一切官员举行的祭礼，不得铺张浪费，禁止宰杀牺牲，止用“脯醢酒果”。官员薪俸不得前支、超领、无账、掺假，掌握财政的各级官员，“失规滞濡”者从重整肃。大旱之年，钟芳周密地安排各地的储粮和运粮，缓解了全国很多受旱地区的“饥民潮”，安定了民心。
学术成就 蜚声翰苑
作为一代名儒，钟芳治学严谨，博极而精，“虽律、力、医、卜之书，靡无通贯”，声名流布朝野。理学宗师王阳明和钟芳曾同道共事，王阳明对钟芳十分赏识，常与之探讨“理心”学说。王阳明“心学”理论，与钟芳的理学观点互有异同，互为借鉴。
钟芳与当时著名的文学大家、理学名臣李东阳、罗钦顺、王廷相、湛若水、何瑭、吕楠等交谊甚深，对一些有争议的理学问题共同探讨，书简频传。罗钦顺、王廷相、吕楠等人的重要理学著作都特意推举钟芳为之作序。
钟芳的学术成就在当时得到广泛的推崇。朝廷称其“学识宏博，造诣精纯，早蜚声于翰苑”。文学大家称其文章“雄浑精深，气随理昌”。钟芳著述等身，其主要著作有《春秋集要》《学易疑义》《小学广义》《皇极经世图续》《续古今纪要》《养生举要》《读书札记》和大量的序、记、论、传、碑、表、奏疏、杂著、诗词类作品，部分著作收入《四库全书》总目。其《春秋集要》《学易疑义》曾选为考生必修书目。
在哲学方面，钟芳以程朱理学为宗，取衷孔孟正道，而发展创新，独树一帜。钟芳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唯物倾向。钟芳批判汉代史学家班固的“五纬”以时顺逆的天象之说，批判宋代名儒陈同甫“天道六十年一变”之论，明确指出所谓神仙乃“逆天地之化也”。对嘉靖皇帝笃信道术，终日烧丹炼汞，不理朝政的事态，钟芳更激烈地予以抨击：所谓方士之法，纯粹是欺世之言，与老子的道学本原相去甚远，“内丹虽成，亦天石不死之理，加以金丹燥烈，是又促其死也”。钟芳主张以权时通变（与时俱进）作为当权者和朝廷官员基本的思想方法，认为“学莫大于知变，能变而后能权”，因而不赞成丘濬对许衡的批评。钟芳对自然现象也有独到的看法，认为大地有引力，大海潮汐是“地之嘘吸”所致。钟芳“地之嘘吸”这一论断，在当时的条件下，虽没有得到科学论证，但比西方科学家发现“地心引力”学说还早一百多年。
“性根诸心”和“知行合一”是钟芳理学思想的核心。钟芳从朱熹、王阳明、陆九渊理学的“龃龉”处发现，“理无内外，心亦无内外”，不否定“心”“理”之外的客观存在。他的哲学观点，对当时依宗从门的流派来说，相对保持了较为鲜明的个性。在“知”与“行”关系上，钟芳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知以导行，行以践知”，即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这个合乎唯物辩证法的真知灼见，五百多年前钟芳就这样明明白白地提出来，是非常了不起的，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是仅有的。钟芳的哲学思想，自明代中晚期之后产生深远的影响，清代文学大家、理学宗师朱彝尊予以极高的评价。
在史学方面，钟芳的重要著作是《皇极经世图》和《续古今纪要》。这些著作记录和补正了历代皇帝的世家、政事、功业、起居、品行和重大的宫廷事件，“发前人所未发”。如辩汉儒之非，力排众议，刀笔刚正。王阳明称其鉴史甚严，不阿不从。
在文学方面，钟芳的作品多样，文有政论、书牍、疏本、札记、游记、传记、碑记、书评多种，共24卷；诗词共6卷。作品内容广泛，有评说历史人物的，也有反映人民生活和讴歌自然风光、风土人情的，还有抒写个人志趣、寄怀喜怒哀乐的。其诗词承唐宗遗风，流畅隽永，传咏遐迩。如《珠崖杂兴》中的“岛云尽扫月平槛，羌笛一吹风满楼。山下小园收吉贝，屋边深处叫轲辀”等诗句，描写海南乡村景物出神入化；又如《寓琼台》中的“客缘幽暇频留醉，天为遐荒倍惜春。潮落鱼龙归旧窟，雨余花柳拭新痕”等诗句，浪漫超脱，笔下琼台胜景幻若仙境；再如《景贤词祀邱苏二公》中的“胸吞云梦波澜阔，文演丝纶日月光。累帙有漠摅捆赤，一生多口任雌黄”等诗句，语成警拔，感人至深地抒写苏东坡和邱文庄二公博学多才和饱经忧患的一生。对诗的作法，钟芳认为“兴致近情，情达乎文”，反对华而不实、空洞无物。时人评其诗“写性灵而导醇气”。钟芳传世的诗词达600多首。钟芳还潜心研究佛学、道学、养生学、占卜学和音律学。在《乐论》中，钟芳对“去四清”古乐法提出新见解，并进行了矫正和完善。
心系海南 落叶归根
钟芳关心海南教化和家乡建设。在兵部、户部任上，曾多方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扶持琼州、崖州修建城池和学宫，安抚边境，救济贫困，平息动乱，使海南一度郡邑繁荣，教化蔚兴，科举入仕者“绳绳有人”，可“与曲江比隆”。为此，钟芳题写了《琼州府学科目题名记》。钟芳编纂的《崖州志略》，是崖州第一部地方志。
钟芳对深受压迫之苦的海南黎族同胞十分同情，对黎族的历史、习俗和生活环境著文作了详尽的记述，主张对黎族同胞应予以优抚和善待。他向朝廷建议对少数民族的“叛乱”要慎重处理，“善杀不如善怀”，“喜多杀之意，则与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佑……”
历代海南名儒中，钟芳是继丘濬之后琼崖一南一北的两颗巨星。在海南文化史上，钟芳“上继文庄（丘濬）、下启忠介（海瑞）”，开启了海南文化鼎盛的局面，成为海南杰出人才的代表。
明嘉靖十三年（1534），钟芳致仕（退休），年五十八岁。致仕后迁居府城达士巷，室名“对斋”，取义“对越上帝”。家居十余年，钟芳未曾入闹市，上城府，唯以书自娱。亲友熟人想通过钟芳谋取名利，钟芳一一谢绝，说：我守志，犹如寡妇守身，岂能晚年失节！
钟芳躬行儒家传统道德。十二岁丧母，二十二岁丧父，钟芳“哀毁转笃”，孝心至备。同乡学友邵铨与其千里赴京应试，途中患病，钟芳置试期已逼于不顾，悉心疗理学友直至痊愈。钟芳待继母杨氏胜似生母，携奉任上至终。作为士大夫，钟芳权位显赫而无二娶，与原配夫人王氏白头偕老，对身边的妇婢“礼恤周致，人以为难”，表现了一代巨儒的高洁操守。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钟芳在家病逝，享年六十九岁，御祭，追赠都察院右都御史。
钟芳墓园坐落于琼山苍原（今海口市东山镇）境内。兄钟甦、弟钟瑛早逝。生母彭氏。长男钟允谦，嘉靖八年（1535）进士，官至莱州知府、福州知府。次子钟允直，举人，未仕而卒。钟芳墓园宏大，毁于20世纪60年代，碑石翁仲俱失。
被誉为“海青天”的海瑞，对钟芳的才德十分敬仰。海瑞罢官家居期间，曾有倭寇盗掘钟芳墓园，遭雷击而逃。海瑞闻之，欣然赋诗：
既归三尺乐斯堂，况有金函玉匣藏。
谁谓盖棺占事定，犹遗赫怒庇重冈。
丹忱贯石茔俱古，赤电明心山亦苍。
千载智愚都幻化，都来贤哲自洋洋。
原载于《三亚晨报》2013年7月14日《城市读本》副刊。
附二：钟芳乡愁诗词（七首）
现存的钟芳诗词作品约有600余篇，大部分编入《钟筠溪家藏集》。其中，思恋故土情怀、吟咏家乡风物的诗词作品有100余篇。时隔五百余年，开卷诵读，仍见“巨儒”对崖州这块生之养之的土地情深似海。在他几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故土始终和他形影相随，家乡始终和他忧喜与共，其意殷殷，其心拳拳。兹择录七篇，以飨读者。
登第后寄家书
南极坤垠是故乡，故乡翘望正茫茫。
年年秋近归鸿急，一见归鸿一断肠。
除夕有感
除夕前年已去家，今年除夕在京华。
万山积雪断归雁，双柏隔窗栖乱鸦。
节序不情看过隙，浮名无蒂漫蒸沙。
思乡有梦无缘到，银烛销红斗柄斜。
故人寄槟榔
揽衣独坐窗宇凉，何物沁入秋庭香。
迢遥寄置必佳品，指点启封聊一尝。
君多啾唧齿牙脱，我亦潦倒须眉苍。
何当归去逐樵隐，同看洞天沧海旁。
还崖稿
地尽东南是故庐，感情风物在乘除。
道旁尚忆莱公竹，陇上多增白氏渠。
旧日主人今在少，同时僚友别来疏。
到家童稚迎相笑，仍是天涯一腐儒。
珠崖
前代珠崖郡，于今少窜臣。
山横天有障，地尽海无垠。
异种三生谷，殊言五等人。
淳风传古昔，力作自相亲。
鳌山
鹏味高骞吸晓虹，却怜孤绝自为宗。
舆图垂尽地千里，峰势半开波万重。
华夏封疆分徼外，斗牛光焰直天中。
似嫌川渎分流细，独向重离阅会同。
水调歌头·致仕别京中诸公
辞禄谐归愿，晨装出重关。才拙圣朝无补，得退却心安。莫问闲非闲是，都是一场春梦，醒后正须还。任耕云钓月，肯负寸心丹。
想故园，槐与柳，半凋残。好趁筋骸尚健，鸥鸟伴悠闲。晓霁长空一色，便可葛巾芒屦，长啸碧峰寒。食芹思献玉，万寿祝南山。
崖州古迹盛德堂
海口市“五公祠”奉祀的“五公”中，有两“公”——赵鼎和胡铨，都曾先后谪居“盛德堂”。因此，自宋代以来，“盛德堂”成为海南著名古迹。
“盛德堂”在崖州水南村（今三亚市崖城镇水南村），原为南宋昌化军守裴闻义宅。裴闻义是唐代名相裴度的直系十五世孙，其父裴瑑知吉阳军（崖州）落籍于崖，筑屋水南村。裴闻义为人忠厚，为官善政。宰相赵鼎因力主抗金，反对议和，荐岳飞为帅，被秦桧诬告罢相，绍兴十四年（1144）谪崖。裴闻义对赵鼎深表同情，不顾株连之罪，让赵鼎住在自己的家里，并多方周济抚慰。在这里，赵鼎泣血写下了《行香子·天涯万里》等词，表达了他远离京都，担忧社稷命运，系念士民安危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赵鼎虽远谪天涯，秦桧犹未忘旧恨，千方百计通过他的爪牙对赵鼎及其一家进行迫害，连赵鼎远在湘黔边界的一个儿子也不放过。赵鼎愁山悲海，身染重疾，自知大限将至，为表明自己“丹心未泯”“九死不移”的心迹，决定绝食而死，壮烈报国。于是，他自书铭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然后面北而卧，拒食七日而死。消息传到京城杭州，朝野人士一片唏嘘，街巷哭声不绝。诗人陆游叹道：“裴庐赵公，呜呼！不可谓伟人乎！”
赵鼎尸骨未寒，枢密院编修胡铨因犯颜上书请斩秦桧，被革职除名流放崖州。又是这位仗义贤达的裴闻义，把这个充军编管的“流犯”请进家里，尊为贵宾。目睹赵公灵堂袅袅香烟，坟头萋萋荒草，胡铨挥泪写下了《哭赵鼎》一诗。胡铨居崖八年，亲自办学教书，传播中原文化。绍兴二十六年（1156）秦桧死后，胡铨赦归。临行之日，裴闻义煮酒相别。有感于裴闻义的高风亮节，胡铨为裴宅题名“盛德堂”及四十字铭文。盛德堂经历了八百多年的历史，堂内外留下了历代不少名士的诗文。明、清海南著名文人丘濬、钟芳、王佐、郑廷鹄、张岳崧等也曾先后慕名寻访盛德堂。丘濬《题崖州盛德堂》一诗流传甚广：
（一）
海天婺女散清光，光照裴公盛德堂。
晋国分来临振邑，年桥移在水南乡。
相门积庆千年祀，书种生香一脉长。
欲作铭文继胡老，愧无金薤映琳琅。
（二）
盛德堂巍海南边，门阑四序蔼祥烟。
先朝宰相多勋望，后代儿孙总俊贤。
赵鼎谪居心似铁，胡铨题匾笔如椽。
来游济济皆儒彦，为文春荣几大篇。
盛德堂是一处价值极大的古迹。历代较为忠直的封建地方官员均做过一些修缮，后来盛德堂作为裴氏宗祠更得到良好的保护。至清末，堂内悬挂的赵、胡二公及裴闻义的遗像，胡铨手书“盛德堂”三字木匾及“猗欤休耶，儋守裴公。震风凌雨，大厦帡幪，迁客所庐，丞相赵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恩，矧此八年”四十字铭文，赵鼎“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铭旌及《行香子·天涯万里》一词的复制品，历代名人诗文，还保存完好。1970年后，原有文物荡然无存。
原载于1986年《海南日报》《椰风》副刊。
慈禧“寿”字碑及其价值
三亚市崖城镇，自宋代至清代是崖州州治所在地，也是古代海南岛南部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文物古迹丰富。近年来，随着文物普查工作的开展，一批遗存在地下的历史文物得以发掘整理，重见天日，其中不乏价值重大的历史珍品。清末慈禧“寿”字碑，就是这些珍品中的一件。
慈禧“寿”字碑高2.67米，宽1.10米，厚0.30米，重约2000公斤。“寿”字阴刻于石碑阳面正中，字高1.45米，宽0.68米。碑额正中阴刻0.18米见方的慈禧玺印，文曰：“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寿”字之右阴刻两行款文，文曰：“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皇太后六旬万寿御笔”，其左有一“赐”字。“寿”字下方有阴刻碑记，全文曰：“亘世居湘楚粗娴绘事光绪甲午恭逢皇太后万寿亘充当内廷差遣蒙皇上谬爱亘技命代绘寿屏进祝亘复恭绘画幅册页纨扇进呈均蒙皇太后皇上嘉许赏收御赐用室寿字金绣蟒衣并如意袍褂图章笔墨等件辛丑冬奉摄崖州篆务敬镌寿字拾石以志天恩之难云耳臣王亘。”“寿”字左下方阴刻款文，文曰：“臣王亘。”石碑四围为卷草纹花边。全碑完整无损，字体笔画清楚。
慈禧“寿”字为草书，笔画潇洒遒劲，字形挺拔浑厚。慈禧玺印为篆书，款文碑记均为楷书。四围卷草花边清丽雅致。全碑雕工精细，技法纯熟，颇具匠心。
据《崖州志》和此碑的碑文记载，“寿”字碑刻制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立碑人王亘，湖南湘乡人，擅长绘画，慈禧六旬寿日时，王亘充当内廷差遣。光绪皇帝赏识他的画画技，命他绘制寿屏。王亘设计绘制的画幅、册页、纨扇均得慈禧和光绪皇帝的赞赏，并收了下来。慈禧又将她亲笔书写的“寿”字和金绣蟒衣，以及如意、袍褂、图章、笔墨等物件赐予王亘。光绪辛丑（1901），王亘载恩出任崖州知州。是年冬，王亘将慈禧御笔“寿”字交给崖州篆务镌于碑上。为安置“寿”字碑，王亘还创建了同善堂，内筑御书亭、鉴心亭、回春斋和康王庙等建筑群，“寿”字碑就矗竖在“御书亭”里。这些建筑，名为“鉴心”“回春”“益寿”“康王”，都表示对慈禧忠心耿耿和祝祷慈禧万寿无疆之意。
慈禧“寿”字碑，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它为研究清代宫廷史和慈禧生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慈禧为了她的一个寿日，不惜人力物力，连绘制寿屏这样的小事，也要从全国调集能工巧匠，逐一筛选，可想而知其庆典之隆重，规模之恢宏，挥耗之巨大。王亘是内廷的一个小听差的，仅有绘画小技，慈禧因得到他的几幅寿屏，就把他破例提拔为一个统管五县的知州。王亘在崖州任上几年，除了为慈禧建堂立碑，并无任何政绩。可见慈禧用人，只凭一己私情。如此吏治，难怪清廷混乱，国运不昌。除此之外，奇怪的是，慈禧如此宠爱王亘，为什么不安排他在京城内做官，而把他派到离京万里的崖州出任知州呢？这又是令人费解的一段清宫秘史了。
慈禧“寿”字碑，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慈禧亲笔书写的这一“寿”字，字体结构严谨，笔法圆熟练达，气势洒脱奔放，可见慈禧书法艺术具有高深的造诣。此碑采用崖州本土白花岗岩制作，质地坚硬，纹理复杂，不易磨砺，工雕难度较大，在通常的情况下，不为作碑所用。而此“寿”碑阳面十分平滑，阴文每字刀法一致，深浅适度；笔画的边沿线条流畅，没有外斜内扭之处；花边线条粗细有致，流转自然。“寿”字笔画的横竖勾提，都被镌刻得丝分缕明，清清楚楚地现于碑上，似见慈禧当年运笔的虚实疏密。一碑足以说明，崖州石工、碑工、篆工的艺术水平，在清代已经达到了一个令人叹服的高度。
此文系王隆伟、游师良于1984年合撰，载于1984年三亚市文化局编辑的《崖州八景》文集。
王仕熙笔下的“崖州八景”
崖州风景，古朴优美。自古以来，不少迁客骚人，为崖州风景写下千百篇赞美的诗歌。元代著名诗人王仕熙谪崖期间，写下了八首吟咏崖州山水的诗，总题为“崖州八景”。历代诗人沿袭其题，赋诗唱和，“崖州八景”因此遐迩闻名。
王仕熙，字举学，北海东平（今山东东平）人，生卒年不详，元仁宗前后在世，历官浙东廉访使、中书省参政等职，文学颇负盛名，尤长于乐府歌行和五、七律，有《江亭集》《尧山堂外纪》等诗文集传世。泰定五年（1328）被铁穆耳流放吉阳军（今三亚市），转迁琼山，至顺二年（1331）赦归。
王仕熙到崖后，郡守慕其高名，安排他居于州治附近一所华丽的官邸，仕熙“恶其完美，乃于城西陋地茅屋借居之”，名曰“水北新居”，“又于旁西南数十步筑江亭，为游息地”。他谪崖三年，游迹几乎遍及崖州，题诗三十余首，其中最有名的是八首吟咏崖州八处风景名胜的诗，即“崖州八景”。这“八景”是：“鳌山白云”“鲸海西风”“边城斜照”“水南暮雨”“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
鳌山，是崖州城南的天然屏障，方圆百里，形如巨鳌，险峰入云，气势雄伟，峰脉逸出，岩奇洞幽，流水飞瀑，青松黄槐，素有“南天小岱”之称。每当晨昏之际，“云似苍梧常突起，山疑蓬岛忽飞来”。这就是使人叹为观止的“鳌山白云”景色。
“鲸海西风”所描绘的是州城之西崖州湾海面时而波平浪静、一碧万顷，时而西风卷涛、大潮倒涌，宛若长鲸腾起，万雷奔吼的奇观。
“边城斜照”所吟咏的是地处南极的崖州古城，在夕阳斜照下，暮气如磐，一片迷茫莫测之景。由于诗人沦落天涯，心情抑郁，眼看长河落日，耳闻悲笳四起，更觉古城孤独凄冷。
“水南暮雨”中的水南村，林深草茂，瓜果飘香，小溪绕郭，燕啭莺鸣，是个富有田园风光的地方。历代文人以“水南村”为题所作的诗词不下百篇。王仕熙游水南村，适逢霏霏暮雨，诗人登楼而望，只见千树槟榔、万竿青竹和远近田野都遮隐在这茫茫的烟水中，别具一色，诗味更浓。
“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四景，写的是古城郊外一年四季的宜人景色。郊北万顷稻田，渠泊参差，鸥鹭不惊；郊南村舍错落，短竹编篱，百鸟啼鸣；郊东连天牧原，绿草如茵，牛羊成群；到了秋天，秋月朗朗，城南十里的南山高触云天，似手托明月，盥身银河，奇幻异常。
王仕熙所题“崖州八景”在《崖州志》等史书上谓之“州旧八景”，清代诗人又题“州新八景”。“新八景”是：“鳌山叠翠”“抱郭双流”“洞天幽胜”“落笔凌空”“镜湖秋月”“玉井温泉”“灵山腾云”“峻岭回风”。新旧八景，各有特色。如今，王仕熙及历代诗人题咏的“崖州八景”部分已不复存在，部分还保存原貌或变化不大，仍不失为佳景。
原载于1986年《海南日报》《椰风》副刊。
附：王仕熙题“崖州八景”诗（八首选四）
鳌山白云
青山宛在海之东，赑屃浮云逐晓风。
直上二有如香吐兽，横围还似带垂虹。
寻仙武帝身难到，断足娲皇迹已空。
绕谷穿岩飞不定，沧波无际雨蒙蒙。
边城斜照
炎州此去更无城，薄暮天涯倦客程。
残日尚浮高岭树，悲笳先起士军营。
沉沉碧汉归山鹘，灿灿晴霞射海鲸。
明月照人茅屋上，与谁藜杖听江声？
水南暮雨
千树槟榔养素封，城南篱落暮云重。
稻田流水鸦濡翅，石峒浮烟鹿养茸。
明日买山栽薯蓣，早春荷锸剪芙蓉。
客来蛋浦寻蓑笠，黄篾穿鱼酒正浓。
牧原芳草
曾识沙陀放马群，雨晴喜见满川云。
四时芳草平如剪，一气中原远不分。
水际带沙青苒苒，山中和露碧氤氯。
乘黄天上多鞿策，款段从教卧夕曛。
才充行洁利国纾民
——明代海南名士为国理财小记
丘濬上言劝君王
——“节财用不至于耗国”
明孝宗朱祐棠登基不久，内乱外患繁生，天灾人祸频发。陕西、辽东战事正告方殷，西南边境又遭安南侵扰；天津一线旱得秋麦已枯，南京诸地又发倾城大水。黎民百姓“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国家到了“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上之储，官缺累岁之俸”的地步。而朱祐棠终日沉迷于西苑，四时惰心于朝政，对烧丹炼汞、大举斋蘸之事，却乐此不疲，为此挥金如土。弘治五年（1492）身为相辅之一的大学士丘濬，于六部公卿缄口结舌之际，正色上言孝宗：“愿陛下礼天之仁爱，念祖宗之艰难，正身清心以立本而应务，谨好尚不惑于异端，节财用不至于耗国，公任使不失于偏听，禁私谒，明义理，慎俭德，勤政务……”并列出二十二条时弊呈奏孝宗，得到朝廷的采纳。时丘濬七十二岁，其忧国忧民之心，为朝野所共赏。
钟芳掌管国计
——有“寅清保厘”之誉
明世宗嘉靖十年（1531），钟芳由兵部右侍郎改任户部右侍郎，“掌管天下土田、生齿、谷帛、货泉、会计、调度、经费之务”。当时，由于嘉靖皇帝信奉道术，四方搜罗方士，遍地兴建道观，各地贪官污吏欺上罔下，巧立名目诈取钱财，国家财政和百姓生活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嘉靖之季，太仓所存无一年之蓄”。为缓国计，纾民力，钟芳针砭时弊，在户部的行文中规定：除皇家之外，一切官员举行的祭礼，不得铺张浪费，禁止宰杀牺牲，只用“脯醢酒果”。官员薪俸不得预支、超领、无账、掺假；掌握财政的各级官员，“失规滞濡”者从重处罚，等等，并付诸实施。嘉靖十一年（1532），军粮不足，边储告急，钟芳亲赴戍军驻地，查处了两名暗中倒卖军粮捞大钱的官员，实行“散余米给军，固战时之米”的良策，做到有计划地供给戍边用粮，使军队在边境连打胜仗，文武官员皆称钟芳有“寅清保厘之誉”。
海瑞为老母祝寿
——不设宴席，仅“市肉二斤”
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丈地减徭，推行保甲，明断疑案，政声大振。最得民心的是，海瑞还取消了相沿成习的官吏之间行贿送礼的陋规，减轻了士民的负担。如地方官员赴京朝觐，知县以下的官员向巡按御史、巡道官吏馈送钱财，官员之间互贿礼金，所有的财物银两都得摊派到老百姓的头上。海瑞取消了这些陋规之后，老百姓欢天喜地，“相告于市井乡里”，而那些鱼肉乡民的官吏，则处心积虑诽谤海瑞，扬言一有“把柄之机”就上告海瑞。海瑞一贯生活节俭，任淳安知县后，更为体察民情，“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使诽谤者无从获得“状据”。一天，正逢海瑞的老母寿日，小吏乡绅纷纷登门送礼道贺，想试试这位“海青天”是否“明镜高悬”，对海瑞恨之入骨的浙江总督胡宗宪，也暗中派人来海府看个究竟。结果，海瑞一不收任何礼品，二不设宴招待任何贺客，只差仆人到菜市割回两斤肉，一家人吃顿荤汤，给母亲敬盅寿酒，就此收场。事后，胡宗宪谈及海瑞的人品，说：“海令为母寿，止市肉二斤矣！”
本文参考文献资料有《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丘濬、海瑞、钟芳有关史料。
“天涯”义士 “戊戌”君子
——林缵统传略
引语
林缵统“戊戌”史实，久有传闻，盖因清末重修《崖州志》的编撰者慑于清廷淫威而未为之立传，其生平著述又佚不可查，故鲜为人知。阅“戊戌”史籍，海南参与康、梁其事者，唯缵统一人。其人其事，在海南近代史上是占有独特位置的。几年前，笔者发现其史料，多次向史志部门通报，引起高度重视并委托本人见诸文字。蒙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政协、三亚市政协、三亚市档案局、三亚市图书馆、三亚市崖城镇人民政府等大力支持，崖城镇各乡耆老、林氏族人及知事者热心相助，深表谢意。
林缵统，字承先，号天民，崖州官塘（今海南省三亚市崖城镇拱北村）人，清咸丰二年（1852）正月十八日生，民国十一年（1922）正月二十日卒。考《崖县林氏族谱》（简称《族谱》）及汤志钧先生所著《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简称《传稿》）诸史籍，可以确证，自1893年至1898年，林缵统积极追随康有为、梁启超，投身“戊戌变法”，是康、梁党人的中坚分子，海南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杰出人物。因此，其史迹是值得书以传世的。
缵统出身于封建书香门第，祖父祥士是个岁贡，在乡里德高望重，父亲受年也是个监生。他自幼聪明好学，博览群书。今乡间尚流传他的许多勤奋读书、才华过人的逸事，还说他能倒背古文。他尤其精读《易经》，玄奥的东西他说起来头头是道。正统的儒家说教，使他对父母十分敬孝，有谁忤逆父母时，他便“引兄率弟环跪谏之”，唯求父母宽心。书香门第也使他过早地走上科举的仕途。十多岁时，他便是个博得知州奖掖的秀才郎。约二十岁，他就参加郡试，名列第一，不久又被“保举”，授“八品顶戴”而“名倾一时”。
少年功名给这户人家带来了荣光，还增置了田地家产，可是这位初涉社会的林公子在思想上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忧虑：清末崖州连年外忧、内乱、飓风、洪水、蝗虫、干旱、地震、瘟疫，哀鸿遍野，生灵涂炭，州官们却仿佛无事一样，安安稳稳过日子，年年呈奏“圣光普照，海陬太平”。就在乡绅富豪为他的科考祝捷而摆设的宴席上，他直问州官：“读书是为了做官还是为了做事？做官是为了升官还是为了理政？”同时表明心志：“如果读书只是为了做官，而做官也只是为了升官，我便不去读书，将来也不去做官好了。”父母察其语异，恐缵统“误入歧途”，便督促他北上科考，以期平步青云。然而，缵统这时已经决定走一条有违于父母切望的道路了。
光绪元年（1875），工部右侍郎汪鸣銮督学广东，缵统不顾家人的阻挠，凛然上《崖州利弊书》，提出兴利除弊，改良吏治。这是一件要坐班房的事，年轻人血气方刚，干出这等事，族人忧心如焚，他却心安理得，书楹联自勉，曰：“国有宁日当学包拯诛奸宄，民得安时应仿海瑞正纪纲。”幸好，汪鸣銮是个有心革政的官，不加罪，反彰励，与他煮酒论政，视之为同路人。于是，缵统便勇气倍增。州牧加征民间钱粮，缵统三诉于督抚，使其减复如初。缵统的行为利民损官，官说他“疯”了，呼之为“疯缵统”。缵统是有点“离经叛道”了。
光绪十九年（1893），年方四十的林缵统因学业优异，被送到广东高级学府——广州“广雅书院”读书。当时，清廷夕阳西下，列强觊觎，正处于“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阁沉沉叫不得”（康有为诗）的形势。缵统无心向学，有志求知，可是粤海茫茫，到哪里去求知呢？听说有个誉满岭南的大家康有为正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和卫道边“邝氏祠”讲学，学生皆是出类拔萃的才子，连名人梁启超也在其门下，自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便登门聆听。康有为讲儒学、经学、理学、史学、西学，纵横捭阖，驰八极而戏九空，诸生莫不钦服。缵统本是个自负之人，始觉五内皆空，昔日之所学不过沧海一粟。林长康六岁，文人习气，长不师幼，他却顾不得这些缛礼，虚心受业于康门。他结识了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等人，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得意门生。在康门，缵统受康、梁“变法兴国”思想熏陶。其间，康有为初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二书，常与缵统等弟子论《春秋》“三世之义”，《易经》“阴阳之变”，对缵统才学颇为赏识。受业二年，缵统大为长进，决定追随康有为“变法”，每传家书，必述及此事。
光绪二十年（1894），缵统乡试中举，二十一年（1895）春，缵统随康、梁等人入京会试，适中日甲午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签订，激起朝野义愤。由康、梁领导的包括康门弟子为骨干的全国各省应试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在北京“松筠庵”集会，联名上书清廷，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公车上书”事件。缵统及康门弟子为发动外省举人上书奔走呼号，充当主要角色，自己也在上皇帝书上签上了大名。军机大臣孙毓汶秉西太后意旨，利诱威胁上书人，各省举人陆续“取回知单（撤除名册）”，削存六百余人。琼、崖、儋、万海南同乡有与缵统友善者，劝其以前途为重，尽快“取回知单”，无事无非好归乡。缵统说：“康南海通古今之变，万国之理，我本万里天涯一介微儒，得遇良师乃如云开见月，三生之幸也，读书人当勇赴国难，吾意不移，虽九死而不悔矣！”有为闻之，知其语甚剀切，赞曰：“南荒斯人，真义士也！”上书次日发榜，有为中式进士，授官工部主事，未到署，其弟子不第者，朝廷或授以官职，他们大都没有到任。缵统是“拣选知县委用教谕”而不受的，表现了他的气节。“公车上书”后，康有为又上清帝第三、第四书，缵统助他做些内务，五月中旬（闰）以家事告急南归。
缵统参与康、梁上书一事，风闻于琼。且光绪帝又赞成“变法”，因此，自府至州，缵统路过处，官员皆出迎迓，提壶执辔。崖州更是全城出动，于城外十里举行隆重礼仪。缵统家的庭院中早已竖起高高的举人“旗杆”，门楼上“贤书第”三字重彩新涂，五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累月不绝。缵统继续鼓吹“变法”，使之深入人心。初，人闻“变法”以为神奇，渐知“变法”能“富国强兵”，于是，众望孚于一身，官讼民冤皆诉于缵统，得一一厘清。琼州逢水旱风灾，缵统具民情禀报督抚，给灾民发放钱银一万五千，不足，又奔走各郡，向善堂、巨富、殷户捐集钱银三万九千六百。时人有谚：“缵统，缵统，缵万民为天之统；大捧，小捧，不如捧个疯缵统。”缵统由是自号“天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康有为自桂返粵讲学，缵统兼程赴穗，再次随康入京，参与康有为在北京南海馆创办“粤学会”和“经济学会”。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月，又参与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发动的百余应试举人上书都察院（小公车）事件。四月，缵统加入“戊戌变法”的中坚组织——由康梁党人组成的“保国会”，先后在北京“粤东馆”和“崧云草堂”参加“保国会”召开的第一、二次大会，共拟“保国会”章程和商讨变法大计。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颁“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康有为连上了几十道奏折，条陈变法之策。缵统被“保国会”推举为负责“条陈时事奏缮具”的“领衔”人，成为协助康、梁理事的得力助手。八月，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慈禧通令缉捕党人。康、梁出走日本，缵统遁返海南。之后，潜心著述，也曾力事一些社会活动，与故人仍有鸿雁之交，不表。家居三十二年，因事离家，卒于万宁，年七十，归葬。子作霖，先父而殁；妇黄氏，助夫有义。
原载于海南黎族苗族自治政协1986年《文史资料》第一辑、《海南日报》1986年4月27日《椰风》副刊。
林缵统筹办开发西沙群岛事略
我国历代史籍和各类舆地志、航海志对西沙群岛均有记载，有些学者认为《山海经》中已经述及。明顾玠《海槎余录》纪云：“千里石塘，在崖州海面之七百里外……”所谓“千里石塘”，指的就是西沙群岛。古籍还对西沙群岛的地形、地貌、物类作了详细的介绍。西沙群岛自古就是我国的领土。西沙群岛上的古井、古树以及岛上出土的铜钱、网具、器皿，都是我们的祖先开辟营建这方海上疆土的历史见证。
据明代学者顾玠所撰的《海槎余录》和民国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西沙岛东沙岛成案汇编》等文献记载，我国对西沙群岛进行了多次开发，其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始于清朝末年，终于民国初年，热点是海南岛。清末崖州举人林缵统，就是这次开发西沙群岛的先驱。
林缵统，字承先，号天民，崖州官塘村人。他是康有为、梁启超的高足弟子，曾两度入京，投身康、梁发起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运动，充当主要角色，深为康、梁器重。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八月，由于西太后慈禧的镇压，“百日维新”宣告失败，康、梁出走日本，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海南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举人林缵统，在北京“松筠庵”附近的一家旅馆里，将“保国会”拟定的一些文件和康有为交给他缮清的几道奏折匆匆焚毁，星夜逃出北京城。他绕道广西，几经辗转，挣脱朝廷的缉捕网，回到崖州。
年近五十的林缵统不安于家居的清淡落寞。这场旷古未有的惊变，连皇帝都被囚禁的严酷的现实，激起了他对西太后慈禧卖国行径的无比憎恶和对大清一统江山的无限眷恋。去京未敢忘忧国，林缵统在家居的年月里，努力寻找报国之门。其间，琼、崖、儋、万旧友时有来访。他从万宁友人那里得知海南人土中曾有人提出要开发西沙群岛而苦于无人倡导无力谋事时，便带头呼引光绪二十六年（1900）和之后的几年间，林缵统曾两次率领乡绅数人到万宁、琼海、琼山、文昌、定安、海口等地做鼓动工作，他自己则越海往来于广东沿海诸县串联，召集商贾富户议事。在广东深孚众望的汪督学欣闻这一义举，十分赏激，认为这是“华夏开疆之一幸事”，建议八方同人予以声援。林缵统把开发西沙事宜写成议案呈交各级官府，同时成立开发西沙群岛公司，着手筹办开发事务。一时应者甚众，风潮大振。林缵统与友人通力合作，拟订了开发西沙的具体计划并付诸实施。这次行动，揭开了清末海南人民大规模开发西沙群岛的历史序幕。
正义的事业常遭毁谤。崖州官府首先发难，斥之为“异端危言”，表告林缵统“其人近乎疯癫”。鉴于林缵统是“已革举人”，上官中有意助之者，也不好与之明堂正议，只能任其为之。缵统秉性刚直，不改初衷，继续操办开发西沙事务。他以公司名义在崖州、陵水、万宁、琼海一带雇募，集银两，造舟楫，连年未归。船只、水手、测绘员生、小工及器械、用品、医药等经筹就绪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三十二年（1906）两次试航，皆因海象不良风波骤变而折返。为了顺利到达西沙，往来便当，取给周全，并作长远之计，林缵统和他的同仁们提议以三亚之榆林港作为开发西沙的根据地，同时要出洋招设公司组织华侨资助。几番精诚劝说，几番据理力争，琼州府终于同意上述二议。官方的支持，使开发西沙这一义举再次在海南掀起波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开发热。自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开发西沙群岛由群众性的自发行动发展成为政府有组织有领导的行动。晚年的林缵统时常患疾卧床，不能继续担任领导人，更不能与众人一起蹈海登岛。然而同人们忘不了他，每自西沙归来，他们总把海途上的艰辛和岛上的一切都告知于他。林缵统曾郑重其事地告示他的同人们：临死前要嘱咐各自的子孙在墓碑上大书其事，但在他自己的墓碑上一个字也没有提及。
选于1989年出版，李建璋、王隆伟主编的文史集《崖州史话》。
古崖州的“生黎”和“熟黎”
古崖州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境内有汉、黎、回、苗等民族。各民族以其独特的习俗风情生活在古崖州这块土地上，也以其聪明才智和共同劳动创造了古崖州多姿多彩的历史。
黎族是海南岛的土著居民。崖州是海南岛疆域最大的一个州，崖州的黎族人口约占全岛黎族人口的一半以上。黎族是开发崖州的先驱。
黎族，俗称“黎人”，古称“俚人”“黎僚”，《汉书·地理志》及汉代以后的文献均有记载。考古发现黎族先民远在汉代之前就已经在海南岛上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至于黎族族源，学术界尚未有结论。
“黎族”是他族对黎族公认的族称，黎族自称其为“赛人”。黎族按其支系而分，有“赛人”（“赛人”既是黎族的通称，也是本民族的一个支系）、“杞人”“润人”“侾人”“美孚人”等；按其方言而分（俗以“吃饭”一词为志），有“德透黎”“唠嗒黎”“啰嗒黎”“唎嗒黎”；按其穿戴修饰而分，有“长〓黎”“短〓黎”“多文黎”“少文黎”等。崖州大部分地区的黎人属“侾人”支系，其族内称之为“崖州侾”。“崖州侾”中又分“崖州三星侾”“崖州四星侾”“头侾”“尾侾”等。此外，崖州也有“赛人”和“杞人”支系。
古崖州汉人对黎人则有其奇特的划分，即将境内的黎人分成两类：生黎和熟黎。生黎显著特征是：（一）“伏居深山”“结茅为屋”。（二）“嚣顽无知”“质直犷悍”“不服王化、不供赋役”。（三）“缠头跣足”“（男）以片布包下体”“（女）以椰壳遮乳及下体”。（四）“以木为弓、以竹为弦”“誓以熊甲、卜以鸭跖”“与人贸易，不欺，亦不受人欺”。熟黎显著特征是：（一）“开险阻，置村峒”。（二）“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语言相通，间有识字者”。（三）“好斗乐乱，不能久安”。（四）“祭必斩牛，贫曰吃茶，富曰作八”，“近民居者，饮食衣服亦与齐民同”，“婚亦避同姓”。归结起来，生黎和熟黎的区别是：“治则为熟黎，乱则为生黎。”
从人类学、民族学的角度说，这种划分法是不科学的，不体现血缘关系的。但从社会学角度说，这种划分却不无道理。它是根据生黎、熟黎不同的生活地域、生活环境和各自的生活习俗、外貌性格、待人处事等方法来划分的。古人的记述，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种族歧视的观点，有不少遗讹及欠全之处，但为今人提供了一份极有价值的资料。
生黎，是黎族最原始部落的纯种族群。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长期实行征剿政策，黎族部落迁徙山岐岭峒，过着非人的生活，于是这些部落被称之为“生黎”。明代“巨儒”、崖州进士钟芳在《悯群黎文》中纪云；“予观黎獠之俗，而思人生之始……裸体涅面，言语侏〓，无冠履衣裳之制，匪惟礼义不知，也或不知有郡邑也……”。这就是对生黎的写照。千百年来，生黎地区一直处于封闭式的原始氏族社会状态，生产力水平极其底下，靠“刀耕火种、手捻牛踩”的农业和原始狩猎维系生存。生产工具十分落后，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部分生黎地区还使用石器和木器工具。生产关系实行共耕制和平均分配。共耕制即所谓“合亩制”，是以血亲为基础而组成的生产群体，领导人称为“亩头”，同耕者称为“亩仔”，尤其是生黎中属于“杞人”支系的部落，“合亩制”更为普遍。这种“合亩制”的生产关系，使得大家共同劳动，共同创造财富，共同分配成果，共同抵御天灾，成为连结血脉的纽带。但由于“合亩制”的“亩仔”对“亩头”有一定程度上的隶从、依附关系，而产品又平均分配，因此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民族压迫、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山居环境，造成生黎不识字、不通教化、不与异族来往的状态。男女长大后，均文身面。结绳记事，刻木记年。崇拜图腾，动物以蛇为主，植物以葫芦瓜为主（认为葫芦救他们的祖先逃出水患）。以牛角为号，以击鼓为乐。铜锣是生黎权利和财富的象征，谁拥有越多、越贵重的铜锣，谁就能成为峒主、亩头和奥雅。
封闭的民族在和大自然抗争的过程中，既自然而然地形成落后、愚昧的习俗，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和艺术。生黎织“吉贝”为布，在历史上是先于其他民族的。生黎没有文字，也不使用汉字，但有自己的歌谣、乐器和舞蹈。生黎的歌谣，句式和用韵都很灵活、自然，是任何一个民族歌谣都无法代替的。生黎自制的竹管乐器——唎咧，音色婉转而悦耳，清脆而甜美，是一种独特的民族乐器。
生黎在漫长的历史年代，曾发动了上百次起义，反抗封建王朝的统治和压迫，维护了自己民族的尊严。如汉代较大规模的黎族起义，是生黎地区首先发起的，酿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直捣珠崖郡城杀死珠崖太守。在革命战争年代，生黎地区的民众也是十分踊跃的，琼崖革命根据地多开辟在这一地区。
熟黎，相对生黎而言。熟黎居于沿海和深山之间。熟黎不是纯种的黎族人，其来源一是与汉人长期互通贸易而不愿久居岐峒的生黎，二是由于各种原因而入山长居的汉人。熟黎是以黎为主的黎汉群居体。
熟黎的来源和近汉而居的地理环境，使其在生产关系、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与生黎显然有别。
熟黎地区没有“合亩制”，看不见原始氏族社会的影子。共耕制为独耕制所代替，“亩头”为地主所代替。平均分配为个体占有所代替。生产工具以铁器为主。农业以种“山兰”为主，还开垦水田。狩猎让位于畜牧业。
生黎不识字，而熟黎自宋代起就“遣子入学”，学汉字习汉文。生黎无姓氏，仅以“榕树下”“木棉树下”“石头下”等呼号定其血亲，而熟黎有与汉人相同的姓氏。古崖州的黎族，罗、符、董、李为最大姓氏。熟黎除了行巫拜鬼，还举行祭祖活动。熟黎有年节之庆，婚丧之典。熟黎既固留生黎的传统技艺，也博采汉族的文化艺术。生黎织“吉贝”用木板，熟黎造出了腰机。熟黎绣织的黎锦、黎单和黎被，尤其是“崖州被”，精美绝伦，在历史上曾名噪一时。熟黎的歌舞更为奇绝，如“打竹舞”“钱铃双刀舞”，历久而不衰，富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高深的艺术功力，是珍贵的文化遗产。
先有生黎而后有熟黎。生黎和熟黎共同创造黎族历史。而熟黎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
原载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建璋、王隆伟主编的文史集《崖州史话》。
古崖州的苗人苗风苗术
海南岛的苗族人口，仅次于黎族，主要分布在五指山、琼中、保亭、万宁、屯昌、临高、乐东和三亚等市县。其中三亚市的苗族人口约占苗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按清代光绪年间海南版图来圈划，全岛苗族人口有一半以上分布在崖州直隶州（今三亚及周边市县）境内。海南的苗族有自己来源、繁衍、发展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习俗，本文略述其一二。
荆蛮·苗黎
远古的苗族相传为盘古的子孙。盘古开天辟地，其子孙从黄河流域南迁，两千多年前辗转迁徙于长江中游地区，秦汉以后散布于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史称“五溪蛮”“武陵蛮”“黔中蛮”，概称“荆蛮”（“荆蛮”还泛指西南其他少数民族）。苗族族称始见于南宋绍熙年间的文献。
古崖州境内的苗族，古称“苗黎”。《崖州志》载：“有一种曰苗黎，凡数百家，常徙移于东西黎境，故偷郎、抱杠之间……盖前明时，剿平罗活、抱由二峒，建乐定营，调广西苗兵防守，号为药弩手，后营汛废，子孙散居山谷，仍以苗名……”苗族移居琼崖的确切时限大致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迄今400多年。海南的苗族与广西的“山子瑶”在服饰、习俗等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因此曾有人质疑海南的苗族应为瑶族。两族之间是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尚待进一步考证。但至少可以认为，两族同属古“荆蛮”的一个支系。海南的苗族是明代封建朝廷实施“以夷制夷”政策，征调来剿伏黎族“内乱”的，然而自古以来苗、黎两族没有因之而成为天仇，也没有异族杀戮之虞。苗人“性最恭顺，从无滋事”，几百年来与岛内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密切往来，树立了民族团结的旗帜。
伐岭·流徙
苗人和黎人一样世居深山，以刀耕火种的农业为主，即所谓“不耕平土，仅伐岭为园，以种山稻”。镰、钩、斧、锄等铁器农具从汉族地区输入。苗人种山兰，一朝点播便指待收获。有牛不以养驯，有木不造犁耙。三月烧山，五月种山，七月看山，九月收山，山光人走，终年流徙。
流徙是苗族的生活习俗。谷子晒干了，或呼群而去，或拔寨而走，或以血亲为伍分而散居。苗人在深山里流徙的路程、范围不定，近则十里，远则几十里、几百里，有“东边来的东边去，西边来的西边去”之规。一旦流徙上路，击皮鼓、敲铜锣、鸣猎枪，且舞且歌，亦悲亦喜；怀恋故土者，破石为记，断树为号；流徙不定时，隔年或几年便又往复。
苗人流徙，也有其自然的、社会的原因。苗人敬山，认为山林砍了一茬，应留一至二茬，方可得到山神的庇佑。苗人隐世不争，重于防患与避祸，认为久居一地，与人必有物利之争，不如离去的好。苗人在古代不供税赋，但要给州府出贡山珍山宝，违者要受惩罚。苗人崇拜“令公”（传说中搭救他们渡海登岛的祖先），有疑难事先拜请“令公”作主，有矛盾和纠纷通常是由代表“令公”的“洋戈”和“山甲”（首领）来解决的，而当“洋戈”和“山甲”对这些矛盾和纠纷束手无策，无法调解时，只好任由村民们各自分手。化内部为平和，流徙是最好的形式。
入赘·打斋
入赘是海南尤其是崖州地区苗族古婚俗的一大异俗。男女青年恋爱成熟后，由父母作主成婚，实行入赘婚，即男到女家一起生活，时间短则一年，长则三年五载。如女方以婿继嗣或男方无力定聘，男子入赘的时日会更长。入赘男子在女子家里为了博得女子父母的欢心，减短赘程，做工必须下大气力，山兰要种得比人家的好，狩猎的胆识、技艺要比人家的高。因此，入赘男子常常怨叹：“有命替妹家做工，无命好与妹做人……”苗女富于同情心，也常常规劝其父母让她和男子早日归门团聚，过小日子，父母不依，只好偷泪吞声，暗自帮助男子料理活计。当然，也有不入赘的男子，这完全由双方家庭条件来决定。入赘婚不是或不完全是包办婚姻。苗族男女青年的结合，一般都经过自由恋爱，双方钟情后再行定聘。随着历史的演变和现代生活的冲击，苗族入赘婚俗现象已基本消失。
对歌和劳动，是苗族男女结合的感情基础。自古以来，苗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苗歌调子柔和，节奏纾缓，情深意浓。与黎族一样，情歌对答是苗族男女青年建立感情、交流思想的桥梁，情歌随感而发，即兴而唱，一些地区的苗人还在每年农历三月十五至十八日欢庆“姐妹节”，山兰园里、槟榔林中、芭蕉蓬下，一对对苗族少男少女对歌传情，唱得火火热热。苗族歌谣也很有特色，如《伏羲兄妹结婚歌》《秀眉》《盘皇舞》等歌舞，真切动人，历久不衰。
劳动是苗族青年男女能否互相结合、成家立业的重要考验。苗族女子对男子的要求是，除了会种山兰、会狩猎外，还必须学会织渔网、编藤器、做竹篓、制板凳等，而且要力争出众；男子对女子的要求是，会织绣、会蜡染、会操持家务，尤其是织绣和蜡染。蜡染是苗族妇女在西南少数民族中首屈一指的手艺。苗女穿的裙子和披盖的尖角头巾，经蜡染后的彩织物，色泽和美、图案鲜艳、线条清丽、雅致大方。迎娶之日，其穿戴互相攀比，美轮美奂。
苗人实行一夫一妻制，夫妻和合，白头偕老。苗族社会要求有贤妻孝子，贤妻持家，孝子送终。苗村人死，先由孝子向道公报丧，再由道公主持葬礼。葬礼中有一环节叫“打斋”，即停尸数日。“打斋”期间，礼仪较为隆重，铳响i巡，山兰佳酿要喝个精光。有些地方的苗人“打斋”后即行火葬，或将尸体悬挂于树杪，以风化五体，意谓“魂行”“升天”。受汉族葬礼的影响，苗人在近代接受木棺土葬，入殓时给死者换衣洗浴，葬后给死者立碑为记，只是没有清明祭扫的规俗。
药石·弓弩
封闭的山居环境玉成了苗人具有善用药石和优制弓弩两大法宝。
苗人能采用上百种野生植物入药，丰富了祖国的医药宝库。苗药分治药、养药、毒药、迷药、解药五类，以治药、养药为主。刀伤、枪伤、蛇伤、疟疾、痢疾、麻醉，用药甚灵。战争年代，苗人用药物为部队伤员救护，南漏附近（今三亚市育才乡一带）的苗人能用草药拔出弹头。古代苗人用苗药为汉人和黎人治病，但绝不传给汉人和黎人。
除了不共戴天的敌人，苗人一般不用毒药，也不轻易使用迷药，只用来对付奸商滑客，使其神志不清，吐露真情，还奸为仁，自己不致中骗受害。古代苗人只有独耕制，没有共耕制。每家除了种山兰稻，还另辟一园种植芭蕉、槟榔、益智及瓜果，在园中施放迷药，盗者入园如入“八卦阵”，不知东西南北，出园无计，坐待擒拿。盗者赔礼道歉后会被施放解药，平平安安得以放归。
苗人家家户户都能掌握火炙疗法，且疗效甚奇。苗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使用汉字，火炙疗法用汉字记载，代代传授。苗人还会阉牲，其技艺在本土的汉人和黎人之上。
狩猎是苗人仅次于农业的主要副业，弓弩、粉枪和猎狗是苗人随身携带之物，缺一不可。自弓而弩，是苗族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苗弩的制作、使用和有效命中，是苗族男子智慧和勇力的象征。用于射获象熊、豹、野猪之类凶顽野兽的苗弩，取“见血封喉”等树之毒汁浸泡弩箭，猎物中箭后即刻倒伏。故苗弩有“神弓”之名，苗族男子有“神弓手”之誉。
古代苗人狩猎有村猎与户猎之分。村猎是公有的，猎物平均分配；户猎是私有的，猎物家用之余可卖之于市，换回盐、铁。
原载于2005年4月24日《三亚晨报》。
赤岭佛迹闻知录
赤岭是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西部的一座小山，方圆约20华里，海拔约180米，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境内。赤岭濒临南海（北部湾），其海湾名为赤岭湾。赤岭左挹碧波万顷的清水湾，右揽弧弦百里的土福湾，海中有黛色参天的古崎洲岛（蜈支洲岛），岭之西正对海南名山“回风岭”笔架峰，与之互为呼应。自古以来，赤岭成为佛、道、儒公认的一方风水宝地。
山不在高，有佛则昌。赤岭与佛有千年之缘。
唐玄宗天宝七载（748）七月，唐高僧鉴真应日本天皇之邀，在日僧荣睿、普照的引领下，率僧人、工匠、药师及水手等35人，第五次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从江苏扬州起航），海上遇飓风漂流至海南岛南端振州宁远河口（今三亚市崖城镇大疍港），并在振州修寺传教。一年后，鉴真一行在振州别驾冯崇债率兵护送下赶赴崖州（今海口琼山），途经万安郡（万安郡郡治在今万宁市）。一日黄昏，进入英州地界后，鉴真驻足一望，只见西南方不远的一座小山上，红云冉冉，彤光万丈，鉴真双手合十，口中不停地诵念佛经，对前来迎接他的万安郡首领冯若芳说：“此乃佛光也！此乃祥光也！”遂命众僧停了下来，分水、陆两路北上崖州，陆路由鉴真亲自带领，水路（海路）由日僧荣睿、普照带领，从佛光照射下的小山西麓海港登船航行。从那天起，红云日不散，彤光半月犹在。自此，这座小山名为“赤岭”，僧人启航的海港名为“赤岭港”。
鉴真在万安郡冯若芳家中小住三日，举行了几场法会，参加法会的信众近千人，受戒者也不下百人。。鉴真到海南前，海南各地已有佛寺，但大都是朝廷令行设置的，在民众中影响甚微，因此不成气候。鉴真布道传经后，海南各地大兴土木建造佛寺，佛事经年不断，信众与日俱增，佛经深入人心。如振州的大云寺、崖州的开元寺等佛寺，常年暮鼓晨钟，一时名扬海外。
自唐代至清代，海南各地的大小佛教寺庙就有一百多座，光陵水县就有三昧寺、火雷寺、清云寺、赤岭庵、五里庵、庆善庵等10多座寺庙。
赤岭庵，俗称赤岭庙，始建于唐代，历代屡废屡建。宋、明两代，赤岭庵与五里庵、庆善庵并称“陵水三庵”。清代，因赤岭靠海，又有天然海港，来自岛内各地和广东、福建沿海渔民移民至此，落地生根，形成赤岭村落。乾隆年间有人提议，为了让：渔民起航风顺、归航平安，须拆除赤岭庵，改建天妃庙（妈祖庙），于是赤岭庵毁于一旦。建天妃庙升梁吉日，红云朵朵自南海朝赤岭聚拢而来，云中飘落一条中规中矩、八菱见光的“正梁”，“正梁”不偏不倚、稳稳当当地构架在庙顶之村民近前一看，“正梁”上：有一行谁也不懂的文字（梵文）。天意不可违，佛缘不可灭，于是，在新建的庙宇中，村民既奉祀妈祖，也奉祀观音，信众纷至沓来，香火历久弥盛
佛教经典之一《中阿含经》第四十七卷云：“此有则彼有，此无则彼无；此生则彼生，此灭则彼灭”赤岭佛事传开之后，引起各级官府的关注，大官小员也前来视察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崖州知州钟元棣到赤岭参谒，并在与赤岭近在咫尺的海岛“古崎洲岛”（当时是崖州辖境）创建佛教庵堂，主祀如来，兼祀仓颉。因岛上原建有著名道人吴存华的道场草堂，岛东北又有赤岭庙宇，释、老、孔集于一地，佛、道、儒相得益彰，形成赤岭地区山与海的洋洋文化大观。知州钟元棣有感于此，挥笔在庵堂的颜额上题写“海上涵三观”五个大字。庵堂今残存半间。至20世纪50年代，庵中尚有和尚、尼姑护灯守庵。。
综上所录，赤岭佛缘久远，跨越千年时空，是海南佛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日本著名佛学家梅原猛认为：“当今世界因文化多元化而精彩，我们应该宣扬佛教十二因缘说，才能站在世界和平运动的最前面。”在人类面前，佛教的慈悲精神是永恒的，佛教的“四弘愿”也是永恒的，即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数誓愿断，法门无尽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本文参阅的文献、资料：
1．《新唐书》。
2．《琼州府志》《崖州志》《陵水县志》。
3．《唐大和上东征传》。
4．《海南历史文化大系·海南岛历代建置沿革考》。
5．广东民族研究所编《黎族历史纪年辑要》。
6．日本梅原猛有关佛学教义。
7．三亚、陵水两市县民间资料。
江山锦绣 石刻千秋
——追寻“南天一柱”石刻题书人始末记
1984年，为适应旅游业的发展，中共三亚市委、市政府决定由市文化局组织编写《崖州八景》一书，我是该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我在书中撰有《古崖州史迹》一文，读者以为我对三亚的历史通晓一二，便来信向我询问古崖州历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人物和事件，诸如李德裕贬地、鉴真和尚登陆点、黄道婆的籍贯、“寿”字碑是否慈禧真迹等。询问较多的，是天涯海角游览区内“南天一柱”石刻系何人题书（可能因1980年版人民币面值贰元背面印有“南天一柱”图案影响所致）。我将这一问题向市文化局及市委、市政府作了汇报，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并指定我负责调查考证。这样，我就开始了追寻“南天一柱”石刻题书人的历程。
天涯海角游览区内有三处古石刻，其中两处史有明载，石有明签。“海判南天”石刻系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十一月钦差苗曹汤题书，“天涯”石刻系清雍正丁未年（1727）崖州知州程哲题书，唯“南天一柱”石刻未见落款，不知是何人手笔，因而众说纷纭。郭沫若1962年重访天涯海角游览区（“天涯海角游览区”七字系郭沫若题书），曾实地察看“南天一柱”石刻，由于岩面严重风化未能勘明，时间仓促，只好作罢。
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整整一年，我大量研读
海南各地史志资料和中国石刻文字资料，走遍古崖州的“三坊四厢五都”，展开调查考证工作。我搜寻到一些零零碎碎的史料，也采访到一些若隐若现的线索。我将这些史料和线索，以及对“南天一柱”四字阴刻、楷书、字体结构、笔画风格、凿石痕迹、风化程度等情况和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反复琢磨，得出了一个初步的推断：“南天一柱”石刻的题书人应定为清代官员，题书时间应定为“天涯”二字石刻题书之后。
1986年初，我和三亚市政协原副主席、市教育局副局长周振东先生到广州参加广东民族研究学会学术年会，我向学会秘书长朱洪先生提起此事，朱洪先生对此很有兴趣，建议周振东先生协助我再作深入调查考证，学会必要时也可给我一些资助。周振东先生回忆，1974年，天涯海角游览区附近渔村有一年过七旬的老翁与他闲聊时无意间谈起，约十多岁时，此翁曾随其父亲一起，为“南天一柱”巨石制作攀岩竹梯和其他用具，曾亲眼看见工匠在这一巨石上镌石刻字，还记得主持镌石刻字工作的是个州官模样的人，人长得高大俊秀，说话风趣，笑声朗朗，待人和善，完工后还送给他们一些银两和茶叶。
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我想，如这位老翁提供的情况属实，则“南天一柱”石刻题刻时间应锁定为清末。我从案头上抽出清末几位知州的档案，逐一甄筛。从历史记录中发现，清末崖州直隶州知州范云梯，抱负高远，酷爱山水，擅长书画。范云梯到任后，常在公务之余，单车简从，览风景于山海之间，访古迹于村巷之中，每到一处，多有题书，寄怀心志。于是，范云梯就成为我选定的“南天一柱”石刻第一题书人。
1986年，作为市政协委员，我被临时抽调到三亚市政协文史组，担任《三亚文史》丛书副主编，有幸与世居崖州城的
陈锡礼老先生同组工作。其间，陈老先生多次陪我到崖州城寻访范云梯史迹，尤其努力寻找范云梯的书法手迹。民间传闻，范云梯的是个难得的清官、好官，尽管大清王朝已经走向穷途末路，风雨飘摇，他仍然坚守天涯海角这方领地，无二心于事国，似一柱以擎天。他不酷不贪，不疏不怠，兴利除弊，革旧布新，把当时乱象丛生的崖州治理得井然有序。人文蔚兴，民物丰饶。范云梯在任知州期间，常自书文告张贴于东西门外，自书楹联高挂于州府门前，以表示向庶民咨政德，将心事质神明。陈老先生及一些同辈的乡间文化人在“文革”前曾见过范云梯为他首创的公立学堂题书的“急公兴学”木质牌匾，见过范云梯题书的原嵌于州府门前的木质楹联：“有如此锦绣江山恰称天南极地，看将来文明气象居然海上雄州。”陈老先生认为，楹联中的“天南”两字与“南天一柱”石刻中的“南天”两字，书法风格俨然一致，应出于同一人之手。
1986年春，我借参加拍摄三亚旅游专题电视片《不是夏威夷，胜似夏威夷》之机，特请三亚市电视台记者麦上钦用摄像机把“南天一柱”石刻四字周边岩面分块拍摄下来，然后进行放大细化处理。我利用近三个月的假期，到天涯海角游览区扶梯登岩，在“南天一柱”石刻周边，用指头沿着岩面上的沟沟坎坎、上下左右不停地来回比画，反复辨识，有时指头磨出血来竟然也不未察觉。终于，我从剥蚀几尽的岩面上，一笔一画地勾勒出“南天一柱”石刻左侧“宣统元年”四个石刻小字和右侧“永安范云梯题”六个石刻小字，然后用磨尖的粉笔按勾勒出的笔画逐字恢复题书全文原样，形成了一幅有正文、有左右落款、有题书者姓名和题书时间的结构完整的古石刻形制（拓片保存）。
1986年6月29日，《海南日报》发表了我撰写的《南天
一柱石刻考略》一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范云梯家乡广西蒙山县人士也不断来信祝贺。1990年，三亚市旅游局经三亚市政府批准，（在我的认真监督下）天涯海角游览区管理处将“南天一柱”石刻的左右落款“宣统元年”“永安范云梯题”10个石刻文字按原笔迹一笔一画悉心修葺、复原，重新施墨涂丹。至此，我对著名的“南天一柱”石刻题书人历时3年的苦苦追寻，画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清末崖州直隶州最后一任知州范云梯的英名和他题书的“南天一柱”，也重新记入了海南古代史。
此文选入2011年出版、刁光全主编的《范云梯》一书。
千古仙航原不朽
——大小洞天“石船”搜寻记
1992年夏，我奉命带领一支20多人的队伍开赴鳌山，重建有近千年历史的“海山奇观”（大小洞天）旅游区。首期工作，是修复“小洞天”“海山奇观”“岩瞻亭”“钓台”等历史景点。6月、7月、8月三个月，多处摩崖石刻文字已修葺复原。但是，作为大小洞天最早历史记录的“石船”，却不见踪影。9月3日，时任三亚市旅游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陈人忠同志给我下达了硬任务，即于中秋节前无论如何都得把“石船”找出来，中秋节后举行新闻发布会。
9月11日是中秋节，仅剩7天时间，我犯难了，不敢应承。吃饭时，陈人忠同志斟满三杯茅台酒让我喝下，我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酒酣耳热，劲上心头，我当即向在座的陈人忠、林安彬、黎树祥等领导同志立下“军令状”：7天内找到“石船”，找不到辞职。话虽出口，心里没底。自清末至今，多少官员、文人及好其事者都在我“石船”，找传说中的“大洞天”，可都无法找到，我能在7天内找到吗？酒后，我渗出了一身冷汗。
就看运气吧。从9月4日开始，我们对“石船”组织了大规模的搜寻行动。参加搜寻行动的除旅游区管理处20多名员工外，我还请来了附近的汉族、黎族村民10多人。9月4日到9月8日，我们天天冒着夏日难耐的酷暑，爬沟越壑，登山攀岩，进行地毯式的踩踏。搜遍了方圆几十里的鳌山，“石船”仍隐踪匿迹，这使我十分懊丧。时任三亚市文联主席的蔡明康同志向我提了一个很及时的建议，按照这个建议，我于9月9日采访了1962年曾陪郭沫若同志访古的崖县教育局原副局长周振东先生。周振东先生提供，郭沫若当年在大小洞天考察，因见不到“石船”再三叹息，就以海滩上一块船形的石头权且代之，并坐在这块石头上休息用餐（郭沫若《游崖县鳌山》诗中有“海噬坐石船，馒头代中餐”句）。我又一次感到无望，但没有放弃，必须做最后的努力。我坚信“石船”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几百年来，古人不会凭空为它写下这么多的诗文。当晚，我一字一句地研读了明代崖州举人裴崇礼撰写的纪实游记《大小洞天记》，并将文中“船之东巨石上刻有‘石船’二字，又刻《石船记》一百七十五字”及“陵下有泉一脉沥下石穴”等记载，画成草图，重新拟定“石船”方位。9月10日清晨，我按图索骥，带领员工和村民给山上的每块石头都做了搜寻记录。然而，除了“海山奇观”巨石外，鳌山上所有大小石头都没有保留175个石刻文字的痕迹，全都风化了；所有的“陵下”也并无一泉，全都断流，空留下上百个“石穴”。这天是上级限定的最后一天。我们急切、焦虑而又无奈。在“小洞天”的洞口前，有的员工竟焚香烧烛，默默祷告希望神仙显灵相助，指点迷津。其实，这不过是一种祈愿，一种寄托而已。
当日下午4时许，我们把“石船”的方位缩小在假想的几亩地大小的范围内，步步搜寻。我和王昌忠、杨芳、黄浩、苏开祥、高志文、武铜春、曲勇等人，在长满密密麻麻的仙人掌和带刺的灌木林中，发现两丛高出地面约0.3米的石尖，相距约4米。我反复地观看这两丛石尖，疑为“石船”的船头和船尾，而整个船身我疑为深埋在黄土之下。于是，以假当真，我召集全体人员和村民一齐赤膊上阵，清理场地，挖土刨山，奋战了几个小时，硬是把这块石头挖出了原形。
这就是历代文人为之吟咏的“千古仙航原不朽”的“石船”吗？它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清洗干净后，用卷尺一量，石船长4.36米，宽1.73米，高1米，与明代裴崇礼游记中石船“长丈余”的记载恰好相符。经仔细寻觅辨认，船身有一个阴刻“何”字，也与清代咸丰年间崖州廪生孙元度撰写的游记《鳌山探胜记》中“船面石刻俱蚀，惟一何字可辨”的记载完全相同。我连夜给陈人忠同志打电话报喜。9月11日，陈人忠、林安彬、黎树样等市领导和有关专家都来到现场验认。欣喜之余，陈人忠同志给我发了500元奖金。
“千古仙航原不朽。”（清·卢轺诗《石船》）至此，自洪荒之年一直“停泊”在鳌山之麓，800多年前吉阳（崖州）郡守周〓勒石作记的“石船”，在“失踪”了100多年之后终于重见天日。当天，正是中秋佳节，我用奖金买来月饼，酬谢所有在“石船”大搜寻行动中献计献策、流血流汗的员工和村民。
“石船”是周〓于距今800多年前的重阳节发现并为之命名的。周〓发现“石船”整整60年后，又有一位吉阳（崖州）郡守毛奎，也是在重阳节前后亲访“石船”，并在鳌山开辟了“洞天八景”，使大小洞天成为“琼崖第一山水名胜”。九九重阳，是“大小洞天”永远的历史与文化情缘，是“大小洞天”富有诗意和魅力的华诞，也应该成为三亚市的旅游节庆之一。
原载于2014年三亚市政协主编的《三亚文史》专辑，选入《三亚文艺》杂志2014年第2期。
珠崖及珠崖郡治小考
——答中共三亚市委书记问（2007年11月）
问：“珠崖”一名从何而来，“珠崖郡”郡治在何处？“珠崖”与“崖州”在沿革上有否承袭关系？
答：秦之前的“三代”“唐虞”，海南岛为百越之地。秦统一六国后，以武力开边，征服南越，在南方设置三郡：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海南岛是象郡“外徼”，为象郡统辖。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海南岛设置儋耳、珠崖二郡。儋耳郡为今之儋州市，郡治在儋州市那大镇西北。珠崖郡为海南岛东北部。《汉书·武帝纪》注：珠崖郡治在“瞫都”，“郡在大海崖岸之边，出珍珠，故曰珠崖”，现三亚市地域在珠崖郡辖境内。
梁大同年间废儋耳郡置崖州，这是“崖州”一名之始。隋大业年间改崖州为珠崖郡，统辖海南岛北部；又设临振郡，统领延德、宁远、临川、吉阳、落屯五县，辖区为海南岛西南部（以今三亚市、乐东县为中心）。
唐改临振郡为振州，宋改振州为崖州，元改崖州为吉阳军，明、清复为崖州。
珠崖一名，历经汉、三国、魏晋、宋齐梁陈、隋等朝代，时间跨越近千年，因此海南岛古称珠崖。宋之后，海南岛北部一般称为琼台，而海南岛南部一般称为珠崖，在贬官和文人的诗文中较为常见，如北宋宰相卢多逊谪崖时有“珠崖风景水南村”的诗句。
朱崖（珠崖）郡治在何处，“瞫都”又在何处，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今之学者以《正德琼台志》《琼州府志》（旧志）所载“瞫村汉珠崖郡旧址”为据，认为珠崖郡治在今海口市（琼山区）东南南渡江边的遵谭镇，但无相应遗址。道光《琼州府志》载珠崖郡治在“东潭都石陵村”。我曾到东潭寻访，虽有夯丘轮廓，而未发现有汉代城垣遗存。战火兵燹，千年来连绵不断，古迹难免一劫。珠崖郡治到底在哪里，尚有待考古确认。又如汉代路博德、马援两伏波将军有否到过海南，我认为马援到过海南，今东方、儋州尚有“伏波井”“白马井”遗址，郭沫若也曾实地考察。至于隋代洗夫人，古振州（今三亚）是她的封地，但正史没有冼夫人本人到过海南的文字实录，只有她统领下的军队征战海南的记载。
唐代振州大云寺在何处
——答《三亚日报》记者问
问：唐代高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海上遇飓风漂流到今崖州湾，从宁远河口登岸。鉴真一行在振州（今三亚）修复了大云寺，传经布道一年。大云寺遗址应在何处？
答：唐代振州（今三亚市）大云寺在何处？因年代久远，历代史志也未有明确记载，故其遗址至今仍无从查考。近年来，有关部门虽有过勘访，也无法做出合乎史实的、令人信服的定论。
我认为，要确定大云寺在何处，必须从大云寺寺名的起源及演变的历史入手，从唐代振州大云寺、开元寺等佛寺兴建的历史、地理等因素入手，进行综合探讨和研究。
中国的佛教，是东汉时期从南亚次大陆传入而兴盛于隋、唐时期。唐武则天因信奉御制《大云经》，敕令两京（洛阳、长安）及天下诸州兴建大云寺，原有的佛寺也更名为大云寺，振州大云寺也就是这一时期兴建的。唐玄宗登基后开创“开元盛世”，也曾颁诏将天下各州佛寺改名为“开元寺”。各佛寺为迎合盛世，一时间纷纷改名，重立牌匾。据中日两国文献记载，唐代两京、江南、闽广等地的大云寺，这一时期均改名为开元寺。鉴真大师多年弘法授律的扬州大明寺，先改名为龙兴寺，开元年间又改名为开元寺。自然，振州大云寺也不例外。
因此，要确定振州大云寺的位置，首先必须确定振州开元寺的位置，振州大云寺和振州开元寺应为同一座佛寺。《崖州志》载：“开元寺，在城南百余步。”唐代振州州治，在“去水南村二里”之“宁远县旧治”。由此推知，唐振州大云寺（开元寺）的确切位置，可确定在今水南村东南二里的区域内。我及多位同仁经实地勘察，认为自古以来水南村村民称为“大云山”的地块，应确定为“大云寺”遗址所在地之一。
载于2019年1月14日《三亚日报》。
一个村级剧团之25年
（根据符史梅口述整理）
我们洪李村是原海南崖县林旺公社（今三亚市海棠湾镇）的一个自然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村人口有2000多，8个生产队。洪李村人都是清代至民国年间从海南文昌县的锦山、迈号、清澜、文教等地陆续迁徙过来的。最早从文昌过来落土定居的是洪姓和李姓两家，因此村名叫“洪李”。文昌移民喜爱琼剧，新中国成立前已有琼剧戏班，班主姓郑，全村人都叫她“郑大婆”。郑大婆戏班逢年过节都为全村人免费演戏。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物质生活不断提高，村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1957年，洪李村琼剧团就在全体村民的一片呼声中自发地组建起来，而且一直坚持下去，直到1982年剧团解散停演，整整25年。这25年间，我都在洪李村琼剧团工作和生活。剧团给我留下了不少美好的记忆和深刻的印象。
印象之一：一个村级剧团的诞生
1957年春，洪李村村民陈宏伟（时年40岁）发起组建洪李村琼剧团。他的这一义举，立即得到全体村民的响应，也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于是，陈宏伟顺利地组织了一支有20多人的剧团。剧团的编导、演员和勤杂人员都是我们洪李村人。陈宏伟担任团长，村民符名德、符名学担任编导，剧目都是从琼海、文昌一带移植过来的。当时我只有16岁，是剧团里年龄最小的女演员，充当“小梅香”角色。我至今还记得剧团组建时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
我们洪李村组建琼剧团的消息，在本村和邻村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乡亲们奔走相告，一时间沸沸扬扬。群众对剧团寄予厚望，予以大力支持。生产队给剧团垫付了启动资金，并派人协同剧团业务人员到海口采购演出用品。学校主动给剧团腾出场地，每晚还给剧团点亮两盏大汽灯，供剧团排练。各家各户捐砖献瓦，有的拆下自家的门板，有的砍下自家的竹木，男女老幼挑土搬石，人人动手帮剧团搭建戏台；村里凡有缝纫机的人家，不讲代价，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为剧团裁缝戏服、鞋帽和幕布。村里和邻村的民间艺人纷纷主动上门，土法上马，为剧团制作各种道具和乐器，如用剑麻叶制作麾羽、用椰子壳制作板胡等。青年民间艺人张国昌，花了两个月时间，义务为剧团精心制作三弦、唢呐、铜锣、铜钹等乐器，还自己掏钱买下一张牛皮为剧团制作一面大鼓、两面小鼓。琼海籍村民陈时道，将家中一台其亲戚从南洋带回来的留声机和几十张琼剧唱片，无私地赠送给剧团，供演员们学习唱腔。经过近半年的筹备，我们洪李村琼剧团终于如期诞生了。那年的八月中秋之夜，剧团为乡亲们成功公演了第一场琼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当晚观众竟达1000多人，大家都赞不绝口。
印象之二：“拿工分”的村级演员
我们洪李村琼剧团，是一个村级业余剧团，剧团的服务对象是洪李村和邻村村民。剧组人员台上是演员，台下是社员，农闲时排练、演出，农忙时和社员一样到田间劳作。在村里演出，每演一场，村里给我们剧团每人记上8分工，年终与社员一样凭工分分红分粮，没有一点点特殊。剧团人员从无怨言，从不叫苦，人人心甘情愿，喜笑颜开。大家都觉得，能把欢乐带给洪李村乡亲们，让乡亲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是一份职责，一种担当。乡亲们看在眼里，都很心疼剧团人员，多次提出给我们剧团人员多记些工分，多分些口粮，可是我们剧团从不接受。记得1960年冬的一晚，我们剧团的演员都饿着肚子，为村民上演琼剧《狗衔金钗》，还未收场，有4名演员就昏倒过去。乡亲们闻讯赶来，给演员们端上热饭热菜。大队和公社也很关心我们剧团，给我们剧团每人每天增补2两米，每人每月增补半斤油。剧团将这些粮油匀出部分，用于救济村里的贫困户和老弱病残。
1963年秋，我们剧团第一次应邀到陵水新村港为渔民演出几场琼剧，收入260多元，回到洪李村后，剧团分文不取，将这笔收入上缴生产队。队长和社员们都过意不去，要求剧团把这笔收入留下来发给大家作生活补贴，大家都一致谢绝。团长说：“我们是村里的剧团，拿工分是我们农民剧团的本色，我们的演出收入无条件归集体，归社员，我们不能私分。”我们这些“拿工分”的演员，就这样凭着为父老乡亲服务的满腔热情，在集体和乡亲们的呵护下，度过了艰难岁月，度过了长长的25年。
印象之三：特殊的奖赏
1963年，我们洪李村剧团因团长年事偏高，大家推举我担任团长并兼导演、演员（旦角）。重任在肩，为了不负众望，我和副团长符泽模、符泽平使出浑身解数，带领剧团继续前行。
作为一个村级业余剧团，我们深知剧团在演艺方面是“先天不足”的。为了提高演艺水平，我们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即把剧团人员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到琼海民声剧团、澄迈县剧团观看演出，请教取经。在澄迈，我们得到剧作家陈东和多名演员的指导，获益匪浅。我们还把本县琼剧团“台柱子”之一的陈敏初先生（名生）及男女主角演员黎和香（男）、梁娥英等请到村里来做示范演教。陈敏初先生在我们剧团驻团带演了三个多月。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改进，我们剧团从戏台的布置、剧中人物的扮相到演员唱打念做的一招一式，乃至扇子功、水袖功的运用等方面的演艺技巧，都取得突破性的提高，都能让观众耳目一新。我们剧团到本县的藤桥、崖城、红沙、羊栏、马岭等公社演出，各地群众观看演出后说：“你们洪李村琼剧团越演越捧了，吃番薯粥的（业余剧团）和吃大米饭的（专业剧团）一样样了！”1964年，我们剧团参加全县文艺会演，以传统剧目《糟糠之妻》和现代移植剧目《打铜锣》《补锅》力压群芳，获戏剧类节目表演一等奖，县政府给我们剧团颁发了锦旗和奖状。
我们洪李村琼剧团以出色的表现和骄人的成绩，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赞誉，从生产队、大队、公社到县文化部门，都在资金等方面予以剧团力所能及的扶持。这样一来，我们剧团就更加壮大了。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剧团的名气越来越大，几乎天天都有县内县外的“特派员”到我们洪李村来“绑戏”（预订演出）。乐东县乐罗村前来“绑戏”的陈老伯，当时已七十多岁，为了“绑”到我们剧团，天天跟着我们到各地演出，从陵水的新村、英州，一路随我们到藤桥、崖城，天寒地冻也不在乎。当他得知我们剧团决定当晚在保港头灶村演完《搜书院》一场就到乐罗村演出的消息后，就连口赶回乐罗村，带上10多个乡亲和10多辆牛车在戏场外等候我们，散场后七手八脚帮我们收拾行装，硬是要我们连夜赶到乐罗村。在陈大伯这种精神的感召下，我们全团人员从头灶村步行到乐罗村，这4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摸黑走了足足10多个小时（从晚上12点到次日上午11点）。虽然周身酸软，但心里却是甜滋滋的，因为这是群众对我们剧团莫大的信任、期待，是无声的赞许。
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在乐罗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请我们去做客，请我们去住宿，如遇故人，如逢喜事，人人春风满面。我们演了《张文秀》，又让我们演《秦香莲》；演了《打金枝》，又让我们演《林攀桂》。我们在村里连续上演了11场，村民们还舍不得让我们离去。因为我扮演琼剧《张文秀》剧中人“三姐”，男女老幼白天见到我都亲热地叫我“三姐”。我住宿的人家，只有一对小夫妻。男的被队里派到村外放养鸭子，女的被队里派到水利工地当炊事员，夫妻俩一年难得回家团聚一回。听到风言风语，便互相猜疑，闹别扭，话说不到一块儿，双方都跟我诉说各自的“委屈”。一天，我让这对小夫妻和我一起吃晚饭。饭间，我给小夫妻讲述了琼剧中好几个夫妻释疑的故事，还给他们演唱了琼剧《张文秀》里“三姐”的一个唱段：
劝郎君你莫生气，
为妻跪下愿赔礼。
千万要体谅莫怪你妻，
她含冤受苦度日如年……
一曲未了，小夫妻动情了，丈夫当即放开歌喉，也给我和他妻子演唱了一首崖州民歌：
千错万错哥认错，
恳求妹子原谅哥。
“三姐”请你来作证，
今生今世对妹好……
小夫妻终于和好如初。
离开乐罗村那天早晨，父老乡亲们都来给我们送行，并送上他们精心准备的礼品：生猪1头、鸭子20只、鸭蛋200个。临别时，“绑戏”的陈老伯匆匆赶来，给我送来10包草药，说：“梅侬，老伯我发现你的声音哑了，戏唱得吃力了，特地上山为你采挖这些祖传的清肺润喉草药……”我从陈老伯那双皱巴巴的手中接过草药。此刻，我觉得陈老伯给我送来的不是草药，而是一份暖融融的爱心，一份沉甸甸的希望，一份无比珍贵的特殊的奖赏。我回过头来，还来不及说声谢谢，心头一热，止不住泪水盈盈……
此文应海南省政协文史委之约采写。全文由亲历者符史梅口述，三亚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卢鸿书记录，游师良撰写。收录于2014年12月出版的丛书《琼剧亲历见闻录》，为获奖作品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