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在黎族社会，人们的生产生活大多表现为团体主义形式，团体是人们共同的生产与生活的家园。每个人都要以团体为中心，为团体承担责任与义务，当然每个人也会受到来自团体的庇护和照顾。团体是黎族习惯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家庭、合亩、村、峒，都是一个团体，对内它是人们的公共组织，对外它代表了本组织的全体成员，在具体行为中以一人或数人为代表。在家庭中家长是代表，他带领全家从事生产劳动和其他活动；在合亩内亩头是代表，掌管亩内的生产，村有村头，峒有峒首，分别承担类似的责任。
  合亩是除家庭外的最小公共团体和生产单位，它由家庭构成，在这个团体内，全体亩众充分享受着集体的福利。在“亩头”夫妇的带领下全体亩众进行简单的集体劳动，对劳动力的使用和分配一般事先不做有计划的调配，而是以“一起做完”为原则。例如，犁田时，事先不考虑需要翻土的面积有多少，而是“合亩”内男性成员一齐下田，犁完之后再做其他工作；妇女插秧，也是一齐动手把秧拔完后再插秧。①合亩的生产习惯是共同劳动，同出同归，每一样农事大都集中全亩的男劳动力和耕牛一起干，插秧亦是集中全亩妇女一起下田，表现了平均主义的简单劳动协作。如果不履行劳动的义务，亩众就可能被取消亩众资格，被强制退出合亩组织，这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相当于被判了死刑。如“极个别好吃懒做的亩众，屡教不改，便有勒令退亩，成为单干户的可能”。②合亩制地区都是小家庭制，以户为消费单位。合亩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原则是按户平均分配，不考虑每家的人口多少劳动力多寡的区别，共同劳动、按户分配、家庭消费是合亩团体性的首要表现。合亩内的团体主义还表现在公共财产的预留与使用上，每到收获季节，在分配产品之前，都要预先扣除集体用粮，如种子、稻公稻母、新禾、聚餐粮、公家粮、青年粮等。排除其中的迷信色彩，这些预留基本上都是集体名义用于亩内成员的。“聚餐粮”交由亩头酿酒，待来年插完秧后合亩成员共饮，有米剩余则煮饭吃。留公家粮的数量由大家商定，需要动用也由大家商定，亩头也可以用它来待客，因结婚、盖房或者有困难的合亩成员也可以动用此粮。有的合亩还设有“青年粮”，一般是劳动力强的给24把（约48斤），劳动力弱的给12把，供他们积攒做衣服。当年要办婚事的青年（一年只限一人）应留糯谷72把以备酿酒。
  村峒两级组织，虽是基层行政组织的性质，但其是按一定的血缘或地缘构成的。村长、峒首是头领，全体成员既受到村峒的保护，同时也需为村峒事务出力出资，每遇大事，召开全体会议公议解决，村峒的公共资产同样也用于集体事务和集体福利。
  在这些黎族社会团体中，成员间彼此相互尊敬，按照团体的要求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进行生产劳作，互帮互助。这些团体主义的习惯习俗与黎族社会内部的天理和人情是一致的，成员内部讲究诚实守信。从黎族习惯法文化的团体主体特征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团体主义内部的义务性要求，与封建中央集权下的土地制度所放射出来的义务观念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央政府在黎族地区“因俗而治”的政策能够顺利实施的原因所在。①

① 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36页。 ② 中南民族学院本书编辑组：《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上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第41页。 ①今天的黎族社会，其团体主义仍然存在，族内习惯法仍然影响着黎民的生活。重合村黎民与外村、外族的械斗，新中国成立以来已多次发生，每次都有伤亡发生，然而在该村黎族人民内部，却很少有打架斗殴等恶性事件的发生。在对外关系方面，村内成员可谓是高度的团结一心，协调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