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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习惯法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法系的一部分，融入中华法文化之中，是中华法文化的先进性、包容性和融合性使然，也是黎族自身发展之需求。黎族与汉民族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也是其融合的重要基础。
1．中华法文化的先进性、包容性与融合性，接受并发展了黎族习惯法
中华法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而中原文化的核心又主要是汉族文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族代表了中国，华夏汉族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在中国各民族中，汉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引领中国逐步走向文明。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深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兄弟民族，无隔阂地与各民族和平相处。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族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汉族所同化，①正是在这一学习与同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自身文明得到了质的飞越。海南黎族正是在汉族中央政权进入以后，开始学习中原文化，学习中原先进生产力和农业生产技术，并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与帮助下，发展经济，实现了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中央法制权威的逐步渗透，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原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技术的引进，促进了黎族习惯法的变迁，促进了黎族习惯法文化的文明与进步。
中华法文化的包容性、融合性使中华法文化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法文化。论及黎族习惯法与中华法系的牵手，首先就要正确认识中华法文化。陈顾远先生在《中国固有法系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在其起源上即为多元，且不是以某一部族的文化为主体，而吸收他族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最早形态就是华夏民族的华夏文化，而华夏民族并非由一部族为主而逐渐扩大，乃系融合各部族而交错其文化，形成早期的华夏民族的华夏文化。……因为出自多元，便有诸夏之称。……华夏文化创立后，由周至秦，更与东夷文化，荆蛮文化，吴越文化，北狄文化，西戎文化互相融合成为秦汉统一后的汉族文化。自汉以后，匈奴、东胡、南蛮、百越、氐、羌渐次加入汉族的队伍。中经五胡乱华的结果，又接受了鲜卑、柔然等族的文化，构成了隋唐时代中华民族再次形成，而增加了文化方面的新血液。唐又吸收了西域各邦的文化，而宋代并将印度佛教的文化吸入儒说之内。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入据中国，加入中国文化圈不算，明代西方基督教东来，又与西方的文化开始接触而至今日。总之，始终多元的中国文化，影响到中国固有的法系方面，无论其创始，其建立，其延续，也是同样情形。”②张晋藩先生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固然以汉民族为主导，但其他少数民族也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法系正是融合了各民族的法律意识与创造力才形成的。”③中华法文化的兼容并蓄为黎族习惯法融入中华法系提供了精神契机。中华法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法文化，她好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周围少数民族向自己靠近，不论是汉人掌握国家大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都能实现各民族的同一。中华法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凝聚力，是因为她自身无壁垒，能够兼收并蓄，她十分亲和，不强行改变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习俗，“因俗而治”是中华法文化包容性和融合性的集中体现。统治者对于落后的少数民族，只要他们不反抗，不滋事，便以大国情怀来吸纳，以强者身份来抚助，在思想意识上通过教育感化，通过文化改变，在经济生活上，通过先进生产力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物质财富，通过减免赋役来降低少数民族的经济压力，提高其生活水平，在社会管理上，因俗而治，承认其风俗习惯，并赋予其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使之成为国家法的一部分。正是中华法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性，使得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时候都能和谐共处，都能保留并传承自己的习惯法体系，保持自己的法文化特征，并且在传承本民族传统的同时，融入中华大家庭中，从而构成了体系完备的中华法系，内容丰富、多元一体的中华法律文化。
2．黎族习惯法文化的融入是黎族自身发展的需要
低下的生产力，使得黎族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使得生活毫无保障；与世隔绝的生产生活，使文明的进步相对缓慢。在中央政权进入黎区以后，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在与汉人的交往中，黎族人民看到了自身与汉族的差别，逐渐意识到文明进步的意义，于是在黎族社会内部开始主动抑或被动地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改变原始落后的思想。随着与汉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交往越来越广泛，交易方式与交易内容越来越丰富，黎族人民愈发看到黎族社会的落后，这更加激发和促进了黎族人民学习中原文化、接受中原文化改造的热情，因此，从被动到主动的融入中华法文化，也是黎族自身希望发展的需要。①
3．黎汉接触交往、中原文化输入，是黎族习惯法融入中华法文化的直接原因
黎族是最早开发海南的居民，早在秦汉时就开始与汉族人民交往。中央政权在海南建制后，就不断有新的汉人进入海南，由于中央军队的军事镇压，黎人由原居住地逐步向中部山区退守。正是汉人的进入，使黎人接触了外面的世界，与汉族有了接触与交往，在接触与交往中，黎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黎族人民的这种变化是由四周沿海逐步向中部山区展开的，首先是与汉族混居或与汉族居住区交界的黎民的变化，在长期交往中，他们逐渐被汉化，与汉族融为一体，正如《道光琼州府志》所记载，“黎人归化既久，与齐民等……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然后是由外及内的逐步变化。宋以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海南的管理，汉人也随之不断地向中部山区挺进，既有开荒种植的，也有与黎族人民进行贸易活动的。在这种交往中，黎族人民学到了中原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产生了财产私有的观念，引入汉字，开始在借贷、买卖、租佃等民事活动中使用书面契约。清冯子材奉命镇压五指山区黎族人民的反抗，取得军事征剿胜利后，着手实施对黎人的安抚政策，除开十字路、垦荒造田等经济措施外，要开展了对黎人的改造活动，薙发改装，这一切都深得黎民的欢迎。正是在与汉族人民的长期接触交往中，黎族人民被潜移默化，黎族习惯法也在这种接触交往中被融合到中华法系中。
如果说与汉人的接触交往是一种不自觉行为，那么，中原文化的输入则是一种有意行为，这种有意行为加速了黎族习惯法的变迁。唐代时在海南开始兴起文化教育，《新唐书·王义方传》记载，“义方素善张亮，亮抵罪，故贬吉安丞……吉安皆蛮夷，梗悍不驯，义方招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典礼……”①可以说这是黎族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开始。有宋一代，一批被贬到海南岛的文人政客，如李德裕、苏轼、胡铨等，在海南黎族地区教民读书著文，中央政府也在琼山、万州、陵水、感恩、崖州等州县成立儒学堂，在琼州郡学中特别设立新学，方便黎人“遣子弟入学”。“庆元初，通判刘汉修，崇郡学讲明道义，激劝生徒，延师导训，黎僚犷悍亦知遣子就学，衣裳佩服踵至者十余人。”②明朝时在黎族地区也设立多所社学，有更多的黎人子女入学读书。清代将中原文化教育进一步推广到五指山中心地区，冯子材在海南施行的《抚黎章程十二条》的第
12条就是关于教育的：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请塾师，习学汉语汉文，宣讲圣谕。暂且不论封建统治者在海南黎族地区设学办教育的统治同化目的，单就黎族人民接受中原文化教育以后的效果，就是十分值得肯定之事。中原汉文化的输入，从思想上改变了黎人，极大地促进了黎人走向文明。在学习中原文化，接受儒家经义洗礼的过程中，黎族习惯法也在与中华法文化的交融中发展提高。
1．中华法文化的先进性、包容性与融合性，接受并发展了黎族习惯法
中华法文化以中原文化为主，而中原文化的核心又主要是汉族文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汉族代表了中国，华夏汉族文化代表了中华文化。在中国各民族中，汉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引领中国逐步走向文明。在与各民族的交往中，深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的汉族，能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兄弟民族，无隔阂地与各民族和平相处。与此同时，各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汉族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汉族所同化，①正是在这一学习与同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自身文明得到了质的飞越。海南黎族正是在汉族中央政权进入以后，开始学习中原文化，学习中原先进生产力和农业生产技术，并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与帮助下，发展经济，实现了从原始父系氏族社会直接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中央法制权威的逐步渗透，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以及中原先进生产力与生产技术的引进，促进了黎族习惯法的变迁，促进了黎族习惯法文化的文明与进步。
中华法文化的包容性、融合性使中华法文化成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法文化。论及黎族习惯法与中华法系的牵手，首先就要正确认识中华法文化。陈顾远先生在《中国固有法系与中国文化》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在其起源上即为多元，且不是以某一部族的文化为主体，而吸收他族文化。因为中国的文化最早形态就是华夏民族的华夏文化，而华夏民族并非由一部族为主而逐渐扩大，乃系融合各部族而交错其文化，形成早期的华夏民族的华夏文化。……因为出自多元，便有诸夏之称。……华夏文化创立后，由周至秦，更与东夷文化，荆蛮文化，吴越文化，北狄文化，西戎文化互相融合成为秦汉统一后的汉族文化。自汉以后，匈奴、东胡、南蛮、百越、氐、羌渐次加入汉族的队伍。中经五胡乱华的结果，又接受了鲜卑、柔然等族的文化，构成了隋唐时代中华民族再次形成，而增加了文化方面的新血液。唐又吸收了西域各邦的文化，而宋代并将印度佛教的文化吸入儒说之内。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入据中国，加入中国文化圈不算，明代西方基督教东来，又与西方的文化开始接触而至今日。总之，始终多元的中国文化，影响到中国固有的法系方面，无论其创始，其建立，其延续，也是同样情形。”②张晋藩先生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法系的形成和发展固然以汉民族为主导，但其他少数民族也同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华法系正是融合了各民族的法律意识与创造力才形成的。”③中华法文化的兼容并蓄为黎族习惯法融入中华法系提供了精神契机。中华法文化是一种开放的法文化，她好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周围少数民族向自己靠近，不论是汉人掌握国家大权，还是少数民族统治，都能实现各民族的同一。中华法文化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凝聚力，是因为她自身无壁垒，能够兼收并蓄，她十分亲和，不强行改变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习俗，“因俗而治”是中华法文化包容性和融合性的集中体现。统治者对于落后的少数民族，只要他们不反抗，不滋事，便以大国情怀来吸纳，以强者身份来抚助，在思想意识上通过教育感化，通过文化改变，在经济生活上，通过先进生产力来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物质财富，通过减免赋役来降低少数民族的经济压力，提高其生活水平，在社会管理上，因俗而治，承认其风俗习惯，并赋予其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使之成为国家法的一部分。正是中华法文化的包容性和融合性，使得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绝大多数时候都能和谐共处，都能保留并传承自己的习惯法体系，保持自己的法文化特征，并且在传承本民族传统的同时，融入中华大家庭中，从而构成了体系完备的中华法系，内容丰富、多元一体的中华法律文化。
2．黎族习惯法文化的融入是黎族自身发展的需要
低下的生产力，使得黎族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刀耕火种的耕作方式，使得生活毫无保障；与世隔绝的生产生活，使文明的进步相对缓慢。在中央政权进入黎区以后，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在与汉人的交往中，黎族人民看到了自身与汉族的差别，逐渐意识到文明进步的意义，于是在黎族社会内部开始主动抑或被动地学习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发展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平，改变原始落后的思想。随着与汉族等其他少数民族交往越来越广泛，交易方式与交易内容越来越丰富，黎族人民愈发看到黎族社会的落后，这更加激发和促进了黎族人民学习中原文化、接受中原文化改造的热情，因此，从被动到主动的融入中华法文化，也是黎族自身希望发展的需要。①
3．黎汉接触交往、中原文化输入，是黎族习惯法融入中华法文化的直接原因
黎族是最早开发海南的居民，早在秦汉时就开始与汉族人民交往。中央政权在海南建制后，就不断有新的汉人进入海南，由于中央军队的军事镇压，黎人由原居住地逐步向中部山区退守。正是汉人的进入，使黎人接触了外面的世界，与汉族有了接触与交往，在接触与交往中，黎族人民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生活习惯也发生了变化。黎族人民的这种变化是由四周沿海逐步向中部山区展开的，首先是与汉族混居或与汉族居住区交界的黎民的变化，在长期交往中，他们逐渐被汉化，与汉族融为一体，正如《道光琼州府志》所记载，“黎人归化既久，与齐民等……虽有黎都之名，实无黎人之实”。然后是由外及内的逐步变化。宋以后，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海南的管理，汉人也随之不断地向中部山区挺进，既有开荒种植的，也有与黎族人民进行贸易活动的。在这种交往中，黎族人民学到了中原的农业生产方式，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产生了财产私有的观念，引入汉字，开始在借贷、买卖、租佃等民事活动中使用书面契约。清冯子材奉命镇压五指山区黎族人民的反抗，取得军事征剿胜利后，着手实施对黎人的安抚政策，除开十字路、垦荒造田等经济措施外，要开展了对黎人的改造活动，薙发改装，这一切都深得黎民的欢迎。正是在与汉族人民的长期接触交往中，黎族人民被潜移默化，黎族习惯法也在这种接触交往中被融合到中华法系中。
如果说与汉人的接触交往是一种不自觉行为，那么，中原文化的输入则是一种有意行为，这种有意行为加速了黎族习惯法的变迁。唐代时在海南开始兴起文化教育，《新唐书·王义方传》记载，“义方素善张亮，亮抵罪，故贬吉安丞……吉安皆蛮夷，梗悍不驯，义方招首领，稍选生徒，为开陈经书，行释典礼……”①可以说这是黎族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开始。有宋一代，一批被贬到海南岛的文人政客，如李德裕、苏轼、胡铨等，在海南黎族地区教民读书著文，中央政府也在琼山、万州、陵水、感恩、崖州等州县成立儒学堂，在琼州郡学中特别设立新学，方便黎人“遣子弟入学”。“庆元初，通判刘汉修，崇郡学讲明道义，激劝生徒，延师导训，黎僚犷悍亦知遣子就学，衣裳佩服踵至者十余人。”②明朝时在黎族地区也设立多所社学，有更多的黎人子女入学读书。清代将中原文化教育进一步推广到五指山中心地区，冯子材在海南施行的《抚黎章程十二条》的第
12条就是关于教育的：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请塾师，习学汉语汉文，宣讲圣谕。暂且不论封建统治者在海南黎族地区设学办教育的统治同化目的，单就黎族人民接受中原文化教育以后的效果，就是十分值得肯定之事。中原汉文化的输入，从思想上改变了黎人，极大地促进了黎人走向文明。在学习中原文化，接受儒家经义洗礼的过程中，黎族习惯法也在与中华法文化的交融中发展提高。
附注
①在这个学习与同化过程中，接受者往往不加甄别、不分精华与糟粕地学习与模仿，结果是汉族先进的、优秀的东西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进步与文明，汉族的陋俗与糟粕却同时又改变了少数民族原本好的习惯与传统，如男女平等问题，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黎族的男女平等受到了较大影响，妇女地位远没有合亩制时期的高。
② 陈顾远：《中国固有法系与中国文化》，载《中国文化与中国法系——陈顾远法律史论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转引自刘广安《中华法系生命力的重新认识》，《政法论坛》201 1年第2期。
③ 张晋藩：《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第12页。
①在学习汉文化这个问题上，当今的黎族有些矫枉过正，许多邻近汉区的黎族逐渐融入汉族，不再承认自己是黎族，而以自己是汉族为荣，不再以自己祖上是黎族为荣，甚至以穿汉装为荣，以穿黎装为耻，以讲汉话为荣；以讲黎话为耻，以从汉俗为荣，以守黎俗为耻。
①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王义方传》卷一二五。
② （清）明谊修，张岳崧纂《道光琼州府志》卷三十五，成文出版社，1961，第8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