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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以降，由于实行了土官制度和因俗而治，黎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仍以村峒为主要范围，交往的内容方式等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黎族习惯法的解决纠纷机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来的风貌，传承了以往的做法。
（一）纠纷类型
黎族人民之间的纠纷仍然主要表现在财产、民事交往和婚姻家庭等方面。在财产纠纷上，主要表现在对插星标记物的侵犯和对盗窃行为的处理。尊重插星的公告与先占效力，这是黎族的千年传统，直至民国时期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对已有插星标记的财物再行占有，则以偷盗论。对盗窃犯的处理也一如既往。在民事契约方面，主要是黎族内部和黎汉之间的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其纠纷主要是有关买卖土地、牛只，典当、租佃、雇佣、借贷事由。如合亩所有的土地出卖，按照习惯法，几户所有的或一户所有的土地可自行决定出卖，但在出卖时，首先应卖给本合亩的人，如本合亩无人购买，就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依次卖给同村的其他合亩、同族远祖的其他村；最后才能卖给无血缘关系的人。如违背这一土地出让原则，则会引起亩内纠纷。在债权方面，如果借贷人到期不能归还标的物，则可能会出现土地的买卖、典押等。在商事纠纷方面，主要涉及黎族内部或黎汉之间的交易，黎族内部仍以物物交换为主，黎汉之间既有物物交换，也有以货币结算的。在借贷租赁等方面，缔结契约的方法以刻木为契、砍箭为信、结绳记事、书面契约4种为主。借贷不能偿还，时间无论多久子孙可拿借据讨债。此种行为规范得到了普遍的遵守，以防止纠纷的出现。①
黎族对于生产领域内的纠纷通常是重者按损失大小加以赔偿，轻者赔礼道歉。例如，民国时期的雅袁乡曾发生这样一件毁坏庄稼的纠纷：王老论的牛吃王老猛山栏地里的苞粟（玉米）时，被王老新看到后打伤了牛腿；但王老论断言是王老猛打伤他的牛，罚了一头牛。后来，他得知是王老新打伤他的牛，又罚了王老新一头牛。①
婚姻家庭方面的纠纷，一是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二就是婚姻纠纷，如通奸、违反婚姻禁忌等。禁止近亲结婚，有血缘关系的不能通婚，这是黎族习惯法的禁忌之一。如：琼中红毛地区黎族隔十多代也不能结婚，如两人执意要结婚，族中长老罚两人脖子上挂牛轭、牛铃铛游村方可结婚。上辈认了“同年”、“老童”（即结拜兄弟姐妹）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能通婚。保亭加茂镇毛林村，男女双方的祖先，由于婚姻的关系而引起械斗赔款，定下双方不能通婚的规矩。②
有关放寮的纠纷。由于比较常见，所以规定也相对细致。例如：放寮的范围与通婚范围相同。与汉族差异的地方是：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放寮，被丈夫当场发现，不但要打骂妻子及第三者，还要罚与妻子偷情的人家各一口锅，罚岳父家一缸酒，当然这也是引发离婚的直接因素。③
（二）纠纷解决的方法
社会公共秩序方面，黎族地区由于远离中原大陆，孤悬海外，所以历代统治阶级对黎族地区的实际统治比较薄弱，实行土官制度以后，中央政权才得以对黎族地区实行有效管理。在土官的管理下，黎族地区仍然是以古老的方式来解决各类纠纷。这些方式主要有：
第一种是由黎族长老出面的调解协商、族内公议。当族内发生盗窃、动物侵害等各类纠纷时，受害人会请族内长老出面解决，长老的处理方法仍然是召开全族会议，由纠纷双方陈述，长老提出解决方法与意见后，族人如果没有异议，则照此执行，然后全族在一起聚餐饮酒。
第二种是各种神明裁判，有神（鬼）审判、雷公判等。上一章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种纠纷解决的方法是比较极端的械斗。在黎族地区，复仇是一种“集体的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④在黎族社会，由于民族、土地、财产、人口、婚姻、债务、仇恨等方面的纠纷，个人、家庭、家族、村寨、地区、部族、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即便是某一个人被害或犯罪，于是不但是其族群所有人，甚至是其祖先的鬼，也要来参与索赔或理赔，由此便往往发生纠纷，发生武装械斗。①械斗的失败方需赔偿胜利方一定数目的财产。
（三）妇女在纠纷解决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妇女在黎族人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受到人民的普遍尊重，在生产生活中妇女自身也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纠纷处理方面，妇女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据清代《黎岐纪闻》（卷二）记载：“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一语言不合，辄持弓矢标枪相向，势不可当，有妇人从中间之，即立解”。《广东新语》、《峒溪纤志》、《琼黎一览》等文献也有类似记载。清末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合亩制”地区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时，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派出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叫“蕊岔”。现今黎族的某些地区仍有“蕊岔”的和解仪式。如《广东新语》、《琼黎一览》、《黎岐纪闻》、《琼崖黎岐风俗图说》等都记载了只要妇女出面调解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案例。
（四）解决纠纷的主体仍然是黎头峒首
黎族地区解决纠纷的主体名称众多（包括峒长、亩头、村头、奥雅等），但统称为纠纷的调处组织或调处者。以峒为例，峒长除参与本村、本血缘单位的事务外，还参加村与村之间和全峒性的事务。在纠纷解决的顺序上，是先由合亩或村峒内的头家解决纠纷，头家不能解决者，诉诸哨官，哨官不能解决者，诉诸峒长；由峒长召集全峒的哨官、头家开会共同解决。峒长不能处理的问题，报请总管处理。②
（一）纠纷类型
黎族人民之间的纠纷仍然主要表现在财产、民事交往和婚姻家庭等方面。在财产纠纷上，主要表现在对插星标记物的侵犯和对盗窃行为的处理。尊重插星的公告与先占效力，这是黎族的千年传统，直至民国时期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对已有插星标记的财物再行占有，则以偷盗论。对盗窃犯的处理也一如既往。在民事契约方面，主要是黎族内部和黎汉之间的贸易及其他经济活动，其纠纷主要是有关买卖土地、牛只，典当、租佃、雇佣、借贷事由。如合亩所有的土地出卖，按照习惯法，几户所有的或一户所有的土地可自行决定出卖，但在出卖时，首先应卖给本合亩的人，如本合亩无人购买，就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依次卖给同村的其他合亩、同族远祖的其他村；最后才能卖给无血缘关系的人。如违背这一土地出让原则，则会引起亩内纠纷。在债权方面，如果借贷人到期不能归还标的物，则可能会出现土地的买卖、典押等。在商事纠纷方面，主要涉及黎族内部或黎汉之间的交易，黎族内部仍以物物交换为主，黎汉之间既有物物交换，也有以货币结算的。在借贷租赁等方面，缔结契约的方法以刻木为契、砍箭为信、结绳记事、书面契约4种为主。借贷不能偿还，时间无论多久子孙可拿借据讨债。此种行为规范得到了普遍的遵守，以防止纠纷的出现。①
黎族对于生产领域内的纠纷通常是重者按损失大小加以赔偿，轻者赔礼道歉。例如，民国时期的雅袁乡曾发生这样一件毁坏庄稼的纠纷：王老论的牛吃王老猛山栏地里的苞粟（玉米）时，被王老新看到后打伤了牛腿；但王老论断言是王老猛打伤他的牛，罚了一头牛。后来，他得知是王老新打伤他的牛，又罚了王老新一头牛。①
婚姻家庭方面的纠纷，一是财产继承方面的问题，二就是婚姻纠纷，如通奸、违反婚姻禁忌等。禁止近亲结婚，有血缘关系的不能通婚，这是黎族习惯法的禁忌之一。如：琼中红毛地区黎族隔十多代也不能结婚，如两人执意要结婚，族中长老罚两人脖子上挂牛轭、牛铃铛游村方可结婚。上辈认了“同年”、“老童”（即结拜兄弟姐妹）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也不能通婚。保亭加茂镇毛林村，男女双方的祖先，由于婚姻的关系而引起械斗赔款，定下双方不能通婚的规矩。②
有关放寮的纠纷。由于比较常见，所以规定也相对细致。例如：放寮的范围与通婚范围相同。与汉族差异的地方是：如果丈夫发现妻子放寮，被丈夫当场发现，不但要打骂妻子及第三者，还要罚与妻子偷情的人家各一口锅，罚岳父家一缸酒，当然这也是引发离婚的直接因素。③
（二）纠纷解决的方法
社会公共秩序方面，黎族地区由于远离中原大陆，孤悬海外，所以历代统治阶级对黎族地区的实际统治比较薄弱，实行土官制度以后，中央政权才得以对黎族地区实行有效管理。在土官的管理下，黎族地区仍然是以古老的方式来解决各类纠纷。这些方式主要有：
第一种是由黎族长老出面的调解协商、族内公议。当族内发生盗窃、动物侵害等各类纠纷时，受害人会请族内长老出面解决，长老的处理方法仍然是召开全族会议，由纠纷双方陈述，长老提出解决方法与意见后，族人如果没有异议，则照此执行，然后全族在一起聚餐饮酒。
第二种是各种神明裁判，有神（鬼）审判、雷公判等。上一章已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第三种纠纷解决的方法是比较极端的械斗。在黎族地区，复仇是一种“集体的责任”（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④在黎族社会，由于民族、土地、财产、人口、婚姻、债务、仇恨等方面的纠纷，个人、家庭、家族、村寨、地区、部族、民族之间经常发生摩擦。即便是某一个人被害或犯罪，于是不但是其族群所有人，甚至是其祖先的鬼，也要来参与索赔或理赔，由此便往往发生纠纷，发生武装械斗。①械斗的失败方需赔偿胜利方一定数目的财产。
（三）妇女在纠纷解决上仍有一定的影响力
妇女在黎族人民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受到人民的普遍尊重，在生产生活中妇女自身也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纠纷处理方面，妇女也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据清代《黎岐纪闻》（卷二）记载：“其俗贱男贵女，有事则女为政”，“遇有事妇人主之，男不敢预也”，“一语言不合，辄持弓矢标枪相向，势不可当，有妇人从中间之，即立解”。《广东新语》、《峒溪纤志》、《琼黎一览》等文献也有类似记载。清末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合亩制”地区毛枝峒和毛道峒发生械斗时，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双方各派出寡妇一人为代表，举行一种传统的和解仪式，黎语叫“蕊岔”。现今黎族的某些地区仍有“蕊岔”的和解仪式。如《广东新语》、《琼黎一览》、《黎岐纪闻》、《琼崖黎岐风俗图说》等都记载了只要妇女出面调解就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案例。
（四）解决纠纷的主体仍然是黎头峒首
黎族地区解决纠纷的主体名称众多（包括峒长、亩头、村头、奥雅等），但统称为纠纷的调处组织或调处者。以峒为例，峒长除参与本村、本血缘单位的事务外，还参加村与村之间和全峒性的事务。在纠纷解决的顺序上，是先由合亩或村峒内的头家解决纠纷，头家不能解决者，诉诸哨官，哨官不能解决者，诉诸峒长；由峒长召集全峒的哨官、头家开会共同解决。峒长不能处理的问题，报请总管处理。②
附注
①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1页。
①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27页。
② 王学萍主编《中国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第112页。
③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64～165页。
④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91，第207页。
① 张冠梓：《论法的成长——来自中国南方山地法律民族志的诠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15页。
② 广东省编辑组：《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