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贡品出天南，崖州多奇珍。
  你也许熟知海南沉香、崖州被，然而，你并不一定知道，在崖州的大海之中，也盛产着那珍稀的 天方贡品——
  崖州紫贝，是历代皇家和贵族显耀权势和财富的珍品；皇宫的御用玳瑁制品，就有贡自崖州的玳瑁；宫廷八珍佳肴中的江瑶柱，首推味最佳者就产自崖州；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鹦鹉杯酒器，就是用产自崖州的鹦鹉螺琢造……
  崖州海中珍宝，溶入了中国古代紫贝文化、玳瑁文化、美食文化、酒器文化。崖州紫贝与古代紫贝文化
  历史上，崖州（今三亚市）紫贝曾被视为“海外珍物”和“天南贡品”，并一度成为周代前的稀珍古代贝币。秦汉后，崖州紫贝依然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并与中国古代紫贝文化紧密地联系一起。
  海中之螺贝虽有多种，但古往今来视为最珍贵者为紫贝。
  宋代《两汉博闻》记：“紫贝”，“古以为货（币）也”。《岭表录异》云：“紫贝，即蚜螺。儋振夷俚采以为货。”“儋振”，即指海南岛上的古儋州、古振州（今三亚市）。《本草纲目》在“集解”中说：“紫贝出东、南海中……南夷采以为货币”；“贝类极多，古人以为宝货，而紫贝为贵。”“货”，一指作为货物，一指作为货币。秦代以前，中原以贝为币。贝币最初用于赏赐，后来广及民间。贝币包括有海贝、骨贝、石贝、金属贝多种。海贝在远古时代，因产地远距内陆腹地，更显得来之不易和珍贵。海南岛上所产的紫贝，以其珍稀著称，成为了当时最为昂贵的古代货币。
  《广州志》曰：“凡贝有八，紫贝最美。”《汉书》载，汉文帝前的秦代，南粤王献“紫贝五百”。《汉书·两粤传》亦载，南越王赵佗在向汉文帝开列的贡品名单中，紫贝列其中，一次就进献五百枚。而汉代以前，紫贝一直是外国的朝贡珍品。许多记载表明，在贝币时期，海南振州（今三亚市）大海中所出产的紫贝，就已视为海外奇珍及充当最贵重的货币代品。钱币通行后，崖州紫贝一直是“天南贡品”，成为皇家珍品和中原豪宅的藏品，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
  货币，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到商品生产阶段的产物，中国古代货币，是世界上起源最早的货币之一。周代，金、钱、布、帛，都曾作过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参与经济活动，但最多使用的还是贝币。在金文中，记录最多的，贝币为其一。《尔雅翼》云：“古者货贝而宝龟”。汉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龟贝，即是龟壳和贝壳的合称，是周朝流通的实物货币。至秦始皇统一货币，周朝及先秦时期常用的货币主要有实物货币、称量货币和铸造币。实物货币中以牧畜、布帛、珠玉、皮毛和海贝为主，而海贝最为通行。海贝分品次，紫贝为最珍贵，亦即最具“含金量”，多为皇家贵族珍藏。
  经近代考古挖掘发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就有以金银包饰的“包金贝”、“鎏金贝”等贵金贝币，均为紫贝。这些紫贝包金贝币，据说就有来自三亚历史上的古崖州。“秦废贝而行钱”，中国金属货币最初形式仍然为仿制海贝的青铜贝。秦始皇统一货币后，虽然以海贝为主的实物货币退出了流通领域，但紫贝仍然以其如玉温润、天然华彩的品质，成为高贵和富丽的象征。
  崖州紫贝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紫贝登入中国医药宝殿后，名称也有了变化。在《南州异物志》称“文贝”，《本草纲目》称“砑螺”，《中国医学大辞典》称“紫贝齿”。紫贝主要分布在海南岛、西沙群岛及福建、台湾等地，而以崖州所产最为珍贵。其具有清热、平肝、安神、明目等医药功效，历代皇家宫廷御药之一。
  《南国异物志》云：“文贝甚大，质白文紫，天姿自然，不假外饰而光彩焕烂。”古代中原，由于紫贝的珍稀，加上其色泽鲜丽，纹彩如釉，被视为只有神仙才能享用的珍宝。《西游记》中有一章回，写孙悟空访仙学道，在师父居住的洞天中，孙悟空所见到的仙景是：“一层层深阁琼楼，一进进珠宫贝阙，说不尽那静室幽居，直至瑶台。”这里的珠宫贝阙，指的就是用珍珠、紫贝装饰的宫殿。在上古神话中，河神、海神居住的地方也都是用紫贝装饰的，如屈原在《九歌》中，描绘九河之神河伯住的地方是：鱼鳞盖的屋顶，龙纹饰的厅堂，紫贝搭的门楼，珍珠镶嵌的殿房；描绘湘夫人的住处是筑室水中，“荪壁兮紫坛”，即用香草为壁，用紫贝垒基。此后，“紫贝阙”便用作指代丽宫华堂，频频出现在历代诗人歌咏词赋之中，如“传闻紫贝阙，薜荔充帷幔”；“朱宫紫贝阙，冠佩俨以珍”；“鱼鳞屋兮仙堂，紫贝阙兮朱宫”等。
  汉武帝开疆海南后，在海南岛上最初所设置的郡县中，有不少是以海产珍宝命名的，其中之一就是“紫贝县”。有史记载，玳瑁、珍珠及紫贝，正是汉武帝开疆海南的诱因之一。汉代后，随着海南的开疆和贸易的发展，崖州盛产的紫贝便源源输入中原，元代诗人笔下的“明珠紫贝输南船”，写的就是这种贸易的繁荣。
  崖州紫贝，在中国古代贝币视为珍宝，在皇室贡品中视为珍品，在民间中视为珍奇，在文学艺术中视为珍闻。在中国紫贝文化琳琅艺苑中，崖州紫贝独秀一葩。
  崖州江瑶柱与古代八珍美食文化
  “江瑶柱”是中国古代“八珍”之一。
  江瑶柱，是海中贝类，又名江珧、马甲柱、干贝、玉桃，海南人叫“带子”。江瑶柱生活于浅海底沙，捕捉后，即可剖取肉柱，鲜者为鲜贝，经过干燥加工后，称为干贝。《崖州志》载：“江瑶柱，一名玉桃，甲美如玉”。又载：“江瑶如蚌，而稍大，肉腥而韧，仅四肉柱美耳。柱长寸余，圆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鲜脆美，不可名状。过火，则味尽。四月南风起，最多。”因其肉质鲜美，脆嫩清香，风味独特，素有“天下绝品”的美称，历代均列为山海佳肴美食的“八珍”之一。
  自周朝始，皇家宫廷中便以“八珍”命名食谱，专指极为稀贵的山珍海味烹饪原料，有“山八珍”、“海八珍”和“山海八珍”。其中山八珍常为豹胎、狸唇、熊掌、鹿尾、鹿茸、鹿筋、犀鼻、驼峰、猴脑、猩唇、天鹅、彩雀等；海八珍常为海参、燕窝、鱼翅、鲍鱼、鱼肚、海豹、蛎黄、江瑶柱（干贝）等。尽管古代八珍的分类较多，但江瑶柱（干贝）一直是八珍之一。
  江瑶柱具有较高的营养和药用价值，虽与鱼翅、海参列为一类，但味较两者佳。清代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云：江瑶柱，“甘温，补贤。鲜脆胜之，为海味冠”；“味美不腥，娇嫩异常。”近代医学家研究证明，江瑶柱是一种高蛋白的海味补品，能增强体质，具有养生回春和抑制癌肿的功效。
  有关江瑶柱一名的出处，最早见于唐代刘恂的《岭表录异》：“马甲柱，即江瑶柱。”其名原俗称“江珧”，因壳肌似柱，白嫩如玉，宫廷中便以本义为美玉的“瑶”称之，美誉“瑶柱”，同瑶池、瑶华、瑶宫、瑶草、瑶琴一样，以区别于凡物。
  《琼台志》载：“崖州临川港，……产海镜并江跳（瑶）柱。”《方舆志》载：江瑶“出崖州前临川港，泥中者味佳”。汪瑶柱虽产于福建、广东一带沿海，但因产地不同，其色味也有差别。据传说，经古代宫廷御厨及古代美食家的品尝鉴别后，都共同认为海南岛上崖州出产的江瑶柱品质最佳，被列为宫廷八珍的上选之料。
  江瑶柱，在古代多为八珍佳肴贡品，内陆民间难觅，即是有名的美食家，平生也难得品尝一次。清代著名美食家李渔以介绍食谱名闻于世，但对江瑶柱则只闻其名，不知其味，他曾慕名往福建求尝，终未如愿，只好在《闲情偶记》中写下了这样的遗憾：“海错之至美，人所艳羡而不得食者，为闽之‘西施舌’、‘江瑶柱’二种。‘西施舌’予既食之，独‘江瑶柱’未获一尝，为入闽恨事”。而苏东坡则比李渔有口福，他被贬岭南第一次吃到荔枝时便写诗赞道：“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做岭南人。”后来贬到海南品尝了江瑶柱后便说：“荔枝风味，江瑶柱可以敌之”，并把吃荔枝也比作“似开江瑶斫玉柱”了，甚至对好诗文亦用“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作评论。苏东坡在海南还写了一篇《江瑶柱传》的拟人谐文，以江瑶柱自喻，虽“浪迹泥涂中”，不能“深藏海上”，但“资质之美有如玉川者”。并由此赞美江瑶柱是“为席上之珍，风味蔼然，虽龙肝凤髓，有不及者”。由于受苏东坡的影响，即使从未尝过江瑶柱的诗人词客，把对绝妙好词的评价也说成是：“如入武夷啖荔枝，鲜美独绝；又如馔设江瑶柱，与群肴错迥别”。
  福建有道名菜，叫“佛跳墙”，其主要原料之一就是江瑶柱，取喻为味道太美了，连和尚也忍不住跳过墙来吃。一次，苏东坡与佛徒惮友参寥子论诗，参寥子在回答对好诗品味时说道：“这好比从未讨口福的人，见了肉脆味美的江瑶肉柱，总免不了鼓动腮帮子大嚼一番”。连佛也脱俗难奈，可见江瑶柱不愧八珍美誉。
  古之文人是不可能在皇宫内目睹和品尝八珍佳肴的，但在笔下亦多有真实的描绘。清代陈端生在《再生缘》中，有一段描写了天子宴请皇太后的八珍盛宴：“千金凤眼观瞻看，果然是，皇家富贵本非轻。珊瑚筷子金镶就，碧玉杯儿龙凤樽。席上边，龙肝凤脑江瑶柱，熊掌驼峰与鹿筋。海错山珍说不尽，馨香五味善庖烹”。对如此皇家盛宴的赞叹，清代诗人袁枚还写下了“盘餮别有江瑶柱，不在寻常食谱中”的美食佳句。鲁迅在《两地书》中，记录了自己“很阔了一通”之事，就是“将伏园的火腿用江瑶柱煮了一大锅，吃了。”
  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曾写过一首《食江瑶柱》诗：“荔枝曾饱啖，瑶柱此新尝。味美胜熊白，形潜似蛎黄。孤撑非独骨，相倚有连肪。口福吾滋愧，居然服玉方”。熊白，是唐代专为唐宪宗创制的著名菜肴，用雪白的熊脊肉和红润的鹿肉干烹制而成，是当时御膳及官僚士人喜食的菜肴。玉方，是古代指令人面色润腻鲜白的回春药方，称如玉方。然而，这位朝廷大臣在初尝江瑶柱之后，情不自禁为江瑶柱写下了这首“广告诗”。
  清代有一位监察御史还别出心裁地将江瑶柱比作“梅妃骨”。梅妃，原名江采苹，莆田人，婉丽能文，开元初高力士出使闽越选美女，进献以侍唐玄宗李隆基，甚得宠幸，因其喜欢梅花，李隆基便赐其名曰梅妃。江瑶柱“美惟在柱也”，尝之，犹将象梅妃那样的玉嫩美女含在口中，其滋味难尽言中。据此，用江瑶柱制作的佳肴，也便有了一个雅称——“梅妃骨”。
  崖州玳瑁与古代玳瑁文化
  秦代以前，海南岛尚未开疆，当时被视为域外的珍奇之宝，有部分贡品就产自海南岛上，玳瑁便是其中之一。
  汉武帝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越，元丰元年（前110年）越海开琼，设珠崖、儋耳两郡，将海南岛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和中央的统辖。汉武帝开琼，扩大中国疆域，有着开创的历史功绩，但是也有史学家认为，汉武帝开琼，是因为唾涎海南岛上盛产着的海外珍奇方物——玳瑁。
  班固在《汉书·西域》中写道：汉武帝“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郡”。当时南越王贡献给汉王朝的方物，如玳瑁、犀角等，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产于海南岛。《汉书·地理志》写到汉武帝平南越及在海南建郡后的情况是：“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西汉王朝经历了文帝、景帝的无为而治、休养生息之后，到了汉武帝时，天下富庶，财力有余，兵强马壮，已足以有实力借开疆而搜珍猎奇了。史记中的事实也正是这样。《汉书·地理志》载：平定南越和海南开疆之后，在皇室中，从此“明珠、文甲（玳瑁甲片）、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当时，海南的二郡十六县都是环海建置，其中就有以海珍命名的玳瑁县、紫贝县，连珠崖郡亦因其崖岸出珍珠而冠名。汉元帝初元三年（公元前46年），在朝廷议罢弃珠崖郡时，贾捐之谏劝皇帝弃珠崖的理由之一便是：“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损威。”由此可佐证，汉武帝开疆海南原因与罢郡理由都与海南玳瑁密切相关。
  玳瑁居然与汉武帝开疆海南有关，足见玳瑁在当时帝王心目中的品位。汉代前，玳瑁主要来自外国朝贡，被称为海外奇珍。自汉唐以后，海南的玳瑁便成了国内的天南贡品，进贡玳瑁器也便成为地方官员表示忠顺之举。据史志记载，汉代统治岭南地区的南海王刘隐，每年都要向中央政权进贡各种产自南方的珍品，而犀玉、饰金玳瑁器不下百余件。
  我国海岸线虽长，但玳瑁喜繁殖在温海，因而海南尤为崖州盛产的玳瑁更成为珍中奇珍。唐代，玳瑁是振州贡品。现三亚湾海面上所称的东、西岛，就因盛产玳瑁，自汉唐便被命名为“东玳瑁洲”、“西玳瑁洲”。《崖州志》载：“玳瑁，状类龟鼋，而壳稍长，足三爪，后二足无爪。背鳞十三片，黑白班纹，相错而成。用作器，则煮之，刀切如意。治以鲛皮，则莹滑。俗称十三鳞者是。州境多生，故洲名玳瑁云”。据传说，汉至唐宋朝代海南进贡的玳瑁，主要产自崖州的“玳瑁洲”岛上。
  玳瑁，属于大型海龟，又名瑇瑁、文甲，因背有十三片鳞甲，俗称十三鳞，又叫长寿龟，据说其寿命可长1500年，是最长寿的动物。玳瑁的麟片色泽艳丽，花纹晶莹剔透，美丽悦目，高贵典雅，具有灵气，万年不朽，可制成珍贵的艺术品和装饰之物。玳瑁片甲又是名贵中药，可解毒、避邪，药用功效和有名的犀角一样。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玳瑁解岭南百毒。因为玳瑁的甲片有解毒的功效，被一切有毒的东西所嫉妒，才又有了“瑇瑁”这个名字。因此，玳瑁自古就有“海金”之誉，被视为祥瑞、幸福、长寿之物，代表高贵、神圣，是身价百倍的象征。
  在古代，精致的玳瑁品是宫廷御用品，是皇权与万寿无疆的象征。古代皇帝的御用笔是专用的毛笔，做工精制，装饰华丽。唐朝时宫廷中专门设有御笔作坊，笔管、笔帽就用进贡的玳瑁加工制作。现故宫珍藏的国宝中，有一种用玳瑁制成笔管、笔帽并镶金镌龙的毛笔，叫玳瑁紫毫笔，就是皇帝专用的御笔。唐代女皇武则天，使用的就是用玳瑁制作的梳子。在近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墓中的珍贵文物中，最为显示当时主人高贵身份的就是玳瑁梳、篦和玳瑁壁等。这其中，大多贡自崖州。
  在唐代，玳瑁仅供皇宫使用，庶民不得享用。因其稀珍和宝贵，佛教密宗将其列为佛教七宝之一，这七宝是金、银、珍珠、珊瑚、玳瑁、水晶、琉璃等。1987年，在法门寺的地宫中考古发现具有“世界之最”的稀世之宝之一，就是13枚唐代开元年间制作供奉佛舍利专用的“开元通宝”玳瑁币。这种用玳瑁所制作的供奉钱币，具有施财、奉佛、吉祥之意，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为珍贵的古代货币种类。明代秦淮一流的名妓才女董小宛，曾与顺治皇帝有过哀艳情缘，她随身珍藏的一柄玳瑁桃花扇，小巧玲珑，雕刻剔透，桃花栩栩如生，一见使人心荡。据说这是顺治皇帝用崖州玳瑁贡品为之所专制，现已成为董小宛的遗世孤品。
  中国加工玳瑁工艺有久远的历史，唐代已达较高水平，使玳瑁广泛运用在工艺品上，以及雕刻成各种艺术品和饰品。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朝廷专门设置了“温犀玳瑁局”官署，负责专门从内陆沿海及海南岛上搜寻制作皇宫用品、饰品的玳瑁器。由于玳瑁的名贵及其饰品的华丽，深受历代贵族、商贾、文人、名女的宠爱，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古代玳瑁文化。
  《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宠信韩嫣，赏赐甚多，韩嫣便用受赐的玳瑁制成了一张玳瑁床，以显示自己的荣尊。此后，“玳瑁床”便成了高贵、典雅和温馨的卧具代称。如“水晶帘箔云母扇，琉璃窗牖玳瑁床”；“寒尽鸳鸯怨，春生玳瑁床”；“泪尽珊瑚枕，魂销玳瑁床”，写的就是以玳瑁床显衬恩爱情侣的合欢。宋代最高贵的皇妃花蕊夫人，曾写过一首后宫诗：“窗窗户户院相当，总有珠帘玳瑁床。虽道君王不来宿，帐中长是炷牙香”，虽诉深宫之怨，但却也状出了后宫居处尽以玳瑁饰床的豪华，君王不来也生香。
  在古代，皇宫及贵族还常用玳瑁装饰坐具，逢盛宴方以出坐，以示高贵和盛情，称为“玳瑁筵”。原指富贵者的饮宴，“轰醉王孙玳瑁筵，渴虹垂地吸长川”，即是状写了这种玳瑁筵的豪派，后借指为最精美的筵席。唐代诗人李白曾在《对酒》诗中写过这样的名句：“玳瑁筵中杯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还有“文章献纳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极尽纵酒后之浪漫无拘。其他古代朝官和文士诗人笔下的“芙蓉镜映花含笑，玳瑁筵开酒合欢”；“玳瑁筵开，下朝无事”；“五色绣团圆，登君玳瑁筵”等，写出了盛宴之酒乐酒趣。而“蓬莱盘进长生果，玳瑁筵开百岁觞”，则是贺人百岁的名联。
  玳瑁饰品走进皇宫，走进仕女文化阶层，走进民间，始终不改其稀珍华贵的美誉。宋代皇帝赵佶笔下的“水晶宫，金锁龙盘，玳瑁帘，玉钩云卷”，尽显皇家宫室的华贵艳丽；“美女争窥玳瑁帘，圣人卷上真珠箔”，是仕女与文人的追求；汉代著名诗篇《孔雀东南飞》中“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虽写民间淑女，但因插上玳瑁头簪也便有了珠光宝气。此外，民间还将居室及婚姻用“玳瑁梁”作喻，以弥华贵，如“卢家少妇郁金堂，海燕双栖玳瑁梁”；“齐眉纪念金刚石，比翼侨栖玳瑁梁”等即是。
  当玳瑁饰品由皇宫珍宝变为稀世文物，由华丽的玳瑁器凝结成独特的玳瑁文化，三亚古崖州正是绽放这一珍艺奇葩和文化之花的母生之地。
  崖州鹦鹉螺与古代鹦鹉杯酒器文化
  在古代宫廷用品中，有一种显示至尊荣贵的酒器，名叫“鹦鹉杯”。这种古代宫廷酒器，多以产自崖州三亚港的鹦鹉螺制作而成。
  “鹦鹉杯”，是用海中珍稀的“鹦鹉螺”琢磨精制而成，它的壳外有暗紫色、鲜红色或青绿色的花斑，壳内光莹如云母，此杯用于盛酒，谓“香螺酌美酒”。它既是宫廷酒器，亦为唐宋诗酒文士所喜爱，在民间更视为吉祥贺寿之奇宝。
  《崖州志》载：“鹦鹉螺，即青螺，多生东玳瑁洲等处。绿色如鹦哥，故名。土人取其小者琢为杯。”明代曹昭《格古论要》道：“鹦鹉杯即海螺盏，出广南，土人琢磨，或用银或用金镶足，作酒杯。”明代顾山介《海槎余录》记：“鹦鹉杯即海螺，产于海南海面，头淡青色，身白色，周遭间赤色数棱。好事者用金镶饰，凡头额足翅均备。”《南州异物志》说：“鹦鹉螺状似霞，拓形如鸟，头向其腹，视似鹦鹉，故以为名。”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述：“鹦鹉杯本海螺壳也，出琼州三亚港青栏海中。前屈而朱，如鹦鹉嘴然，尾旋尖处作数层，一穴相贯，甚诘曲，可以藏酒。”在诸多志述中，唯屈大均指明鹦鹉螺产地，即崖州三亚港是盛产制作鹦鹉杯的鹦鹉螺产地之一。
  传说鹦鹉杯为神杯。《说孚》载：“金母召群仙宴于赤水……坐中有碧金鹦鹉杯、白玉鸬鹚杓，杯干则杓自挹，欲饮则杯自举。”汉至唐宋时期，由于岭南沿海的开发，海中珍奇之物不断被采贡入朝廷，出产于崖州的鹦鹉螺，被琢磨制作成盛酒酒器和祭祀礼器，有的还镶以金银、碧玉、翡翠等，称为“翡翠鹦鹉杯”、“碧玉鹦鹉杯。”“神杯”变成了现实。
  汉唐时，鹦鹉杯被视为“岭表异物”。东晋时，广州剌史陶侃曾“上成帝螺杯一枚”；《宋书·张畅传》：“孝武帝又致螺杯杂物，南土所珍。”此所谓螺杯，指的是鹦鹉螺制的酒杯。因鹦鹉螺腔蜿曲，蔽穴幽深，饮酒时不易一饮而尽，故号称“九曲螺杯”，为帝王所宝爱。仅上“螺杯一枚”，都在国史上记载，足见珍稀。
  鹦鹉杯是皇家用品，在宫廷中，用鹦鹉杯敬酒，是长寿的颂祝。据载，宋代孝宗皇帝给皇太后祝寿时，先请皇太后入座，然后亲自与皇后捧起翡翠鹦鹉杯，向皇太后敬酒，可见鹦鹉杯在皇宫庆寿典礼中的至尊与吉祥。
  《宋书·礼志》中还规定，祭祀皇家庙坛、名山大川，“盛酒当以蠡杯”。“蠡杯”即鹦鹉螺杯，为显示高贵和庄严肃穆，才把鹦鹉杯变为古雅之称。
  在唐宋及明清文豪、诗人的题咏下，鹦鹉杯同夜光杯一样，与中国酒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唐代诗人李白写过一首千百年来广泛流传的诗篇，叫《襄阳歌》，其中写道：“鸬鹚杯，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古人据此画“太白醉酒”图，李白手里拿着的方形酒斗，就是鹦鹉螺酒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看来这亦是鹦鹉酒杯壮的胆。
  其他古代诗人笔下的鹦鹉杯，更是佳句迭出。隋代薛道衡的“共酌琼苏酒，同倾鹦鹉杯”，是至交深情的豪爽；唐代骆宾王的“凤凰楼上罢吹箫，鹦鹉杯中休劝酒”，是登临琼台胜景畅饮的酒趣；元代诗人张养浩的“鹦鹉杯从来有味，凤凰池再也休提”，是宦海无常唯酒香如常的感叹。此外，“鹦鹉螺斟玉薤香”、“鹦鹉杯深君莫诉”，说的是以珍器斟酒的盛情；“瑟琶弦促千般语，鹦鹉杯深四散飞”，诉的是诗人与艺女的情绵；“绝交鹦鹉杯，退佃鸳鸯被，早寻个稳便处闲坐处”，道的是劝世人莫为名利争闲气；“银河半倚凤凰台，玉酒相传鹦鹉杯”，言的是人间对仙境的憧憬；“情牵柳下燕莺期，醉倒花前鹦鹉杯”，则是佳期相约共醉怀的情迫之态。
  以鹦鹉杯入诗入联为婚寿贺庆，古往今来进入民间百姓家。中国古代有副婚联写道：“杯交玉液飞鹦鹉，曲奏瑶笙引凤凰”，将鹦鹉杯视为连理和合的爱情信物。海南明代诗人王桐乡有首《鹦鹉杯》诗：“海不扬波三载来，飞潜蠢动在春台。枯螺托质为鹦鹉，去作南山万寿杯”。诗中用拟人的写法，写出了鹦鹉杯的高贵，它既在华丽宫廷和美好胜景中交筹，又以其天生丽质化作让人举饮而“寿比南山”的万寿杯。
  崖州鹦鹉螺，古之“南土所珍”，它曾贡入宫廷，成为了显耀皇家、权贵的宫廷酒器——鹦鹉杯，演绎了中国古代独特的鹦鹉杯酒器文化。
  葡萄美酒夜光杯，宫廷旨酒鹦鹉杯。
  元代元诗四大家范椁咏崖州春光
  在咏赋崖州的历史名人中，有一位誉称为“元诗四大家”的元代著名诗人、文学家范椁。
  范椁（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元代江西清江人。被举荐为翰林院编修官，后任福建闽海道知事，擢升为海北海南道廉访司照磨。耽诗工文，用力精深。散文学秦汉，诗主盛唐，风格多样，与虞集、杨载、揭傒斯合称“元诗四大家”，为当时文坛领袖。著有《范德机诗》七卷等。
  范椁任海北海南道廉访使期间，常年巡察于廉州、雷州，并渡海过琼州，巡察到崖州。在海南岛上，他作诗近十首，其中一首《封州作》，通过对崖州春光的赞美，抒发了在天涯惠政于民的心志。
  魏阙迢迢隔彩霞，
  别来几岁客天涯。
  春风二月崖州道，
  时见棠梨一树花。
  诗中写出了范椁当年巡行崖州的感怀。自古视海南岛为畏途，崖州更是“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的“鬼门关”，发出多是悲叹哀怨之音。而范椁在这首小诗中，借景抒情，以“棠梨”喻志，轻松活泼，充满豪情。
  棠梨，又称甘棠，生南方山野，二三月开花。崖州道上，二月棠花遍野，点缀天涯好春光。诗人观赏着沿道盛开的棠梨花，联想起了那千古传颂的“召伯甘棠”故事——
  西周时，召伯辅佐成王，布政于外，行巡南国，曾宿于甘棠树下，向百姓宣传周王朝的政令，决狱政事皆在其下，人民写了《甘棠》篇以赞美他。后人便用“召伯甘棠”作为称颂亲政惠民官吏之辞。
  范椁所任海北海南道廉访司照磨，是朝廷派出纠察地方吏治得失的监察职官。因此，他在诗中借用西周召伯南巡为施行德政宿于甘棠树下的典故，抒发了巡察天涯亲政惠民心愿：自己虽然离开了“封州”，但仍牢记悬挂国法的“魏阙”，效仿召公，佐国安民。《元史》记载：范椁在巡察海北海南道及崖州期间，“持身廉正，不可干以私，蔬食饮水，泊如也”；“巡历遐僻，不惮风波瘴疠，所至兴学教民，雪理冤滞甚众”。诗言志，史留芳，范椁不失为中国历史上“文以载德”的廉吏。
  “别来几岁客天涯”，范椁有着浓厚的“天涯”情结。据史志记载，范椁“少孤贫，及长，辞家北游，卖卜燕市”。因才德拔萃，获曾任过翰林学士的吴澄举荐，任翰林国史编修官。他志存高远，在诗中写下过“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生万事须自为，跬步江山即寥廓”名句。他巡察至广西合浦廉州，自幸到了陆之尽头，于是重建一纪念亭，命名“海角亭”，撰写《重建海角亭记》：“钦廉僻在百粤，距中国万里而远，郡南皆大洋，而廉又居其折，故曰海角也”。本以为到了廉州滨海就是到了天涯海角，可到了雷州徐闻，登上沓磊驿楼遥望琼州海峡之外的海南岛时，却又发出一番感慨：“半生长以客为家，罢值初来瀚海槎。始信人间行不尽，天涯更复有天涯”。
  范椁正是以这种穷尽天涯海角的政治抱负，登上了海南岛，留下了亲政惠民芳踪。“春风二月崖州道，时见棠梨一树花”。天涯春光风物，在元代著名诗人的笔下，极尽赞美，得到了传扬。
  明代伟大戏剧家汤显祖咏崖州物产
  汤显祖（1550—1616），是享有“中国莎士比亚”誉称的明代伟大戏剧家、文学家、诗人。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祖籍江西临川。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历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年），他因抨击朝廷，先被贬为广东徐闻县典史，后任浙江遂昌知县。晚年弃官归里，致力于戏剧和文学创作。
  汤显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戏剧方面，代表作是《牡丹亭》，与其创作的《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汤显祖以他的剧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戏剧家关汉卿、王实甫齐名，代表了明代戏曲创作的最高峰。
  汤显祖毕生对海南岛有着向往之情，并写下了许多咏赋海南风情、风物的诗歌，现收录在《汤显祖诗文集》中的，就有《五指山》、《槟榔园》、《黎女歌》、《万州藤障子歌》等。
  贬徐闻任职后，汤显祖得遂泛海游琼岛之愿。虽然有人质疑汤显祖是否来过海南，但从他在徐闻任上所作咏海南的诗歌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汤显祖不仅来过海南，而且还来到了崖州。
  在其题咏的《海上杂咏》组诗中，大都是记述海南岛特有的地理物候，民俗风情，以及有关历史人物故事。其中第十二首杂咏就直接写到了崖州：
  见说临川港，
  江珧海月佳。
  故乡无此物，
  名县古珠崖。
  这首诗中，点到了崖州的临川港、特产和古地名。
  临川港，是现三亚港的古称，自古便是著名的盐渔港。清道光《琼州府志》记载：“临川港在崖州城东一百二十里，旧名临川水，唐朝置临川县。”
  “江珧”和“海月”是一种螺类，为海味珍品。江珧，又叫江瑶柱，直立于港内泥沙中生活，以足丝固着，终生不再移动。其肉也称干贝，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是古代“海鲜八珍”和“山水八珍”之一。海月，亦称海镜，也是佳珍螺类。《崖州志》载：海镜“形圆如镜”，“壳圆，莹如云母光。内少肉，如蚌蛤。中有蟹子，如榆荚，合体共生”。江珧和海月是古代临川港的特产。《琼台志·山川》云：“临川港……产海镜（海月）并江瑶柱”。《方舆志》载：江珧“出崖州前临川港，泥中者味佳。”
  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当他踏上海南岛南部崖州的临川港时，倍感亲切。然而，两地“临川”，虽地名相同，但物产风物有异。在崖州临川港，他品尝了江珧和海月美味佳肴后，联想到了自己的故乡，于是写下了这首赞美小诗，并特别强调，这盛产江珧和海月的临川港，就在古称珠崖的崖州。
  汤显祖在四百年前题咏崖州临川港，虽然只是短期旅游的见闻小吟，但却流露了诗人对海南山川风物的赞美之情。崖州曾留下汤显祖的足迹和声响，三亚的历史天空，也因之闪耀多彩的人文星光。
  临川人咏临川港，诗韵海韵荡天涯。
  清代李鸿章孙女婿江东才子杨圻咏崖州夕阳
  何人酌酒倚山楼，
  看尽沧州云水秋。
  海上青峰千万点，
  夕阳红尽是崖州。
  这是清末享有“江东才子”之誉的杨圻，在游览海南时题咏崖州的一首诗，结于总题为《庚戌路经交广南渡岛国杂诗》的组诗中。
  杨圻（1875—1941），字云史，号野王，江苏常熟人，是李鸿章的长孙女婿。其父崇伊，光绪庚辰进士，授编修，由御史外放汉中府知府。杨圻早年就读于同文馆，21岁以秀才录为詹事府主簿，27岁为户部郎中，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举，官至邮传部郎中。曾出使英国，出任驻新加坡领事。辛亥革命后返国，1920年任吴佩孚秘书长。1938年离京移居香港，1941年卒。
  杨圻擅诗，有才华，与汪荣宝、何震彝、翁之润，并称为“江南四公子”。他“天才横溢，诗文并茂”，有“江东才子”之誉，诗歌以《擅青引》、《天山曲》最著名。晚年居香港时所作抗战诗篇，沉郁苍凉，无愧诗史。著有《江山万里楼诗词钞》，诗歌艺术风格获评价为“盛唐高调，追踪杜甫”，“风格雄浑，才华艳发”。
  杨圻年17岁时，娶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长孙女。据云，杨圻虽系翩翩公子，但喜游山玩水，“风流倜傥，才思艳发，徜徉山水，含漱芳腴，以琴歌自乐”。宣统二年（1910年），他游历路经广东，曾渡游海南岛，并来到了天涯海角古崖州，留下了“江东才子”咏天涯的佳作。
  “看尽沧洲云水秋”，“夕阳红尽是崖州”。这是诗人在崖州城楼上，观海上青峰、赏天涯夕阳时所生发的陶醉之咏。这位游踪遍海内外的江东风流才子，没想到在这天之涯、海之角，山海风光竞如此秀丽壮美。当观赏到彤红绚丽的天涯夕照壮景时，竟然忘情到连谁酌酒也不知道了。
  赞叹犹未尽，杨圻用唐诗韵彩，当即描绘了一幅“夕阳红尽是崖州”的天涯壮景。
  胡铨与张伯麟崖州怨月
  胡铨在贬居吉阳军期间，写过不少壮怀激烈的爱国词篇，其中一首《醉落魄》词，鲜见有载，故特以介绍。该词题为《辛未九月望和答庆符》，诉说了胡铨与张伯麟在吉阳军望月对饮时的忧愤。
  庆符，是指南宋爱国志士、太学生张伯麟。庆符是张伯麟的字。当时，秦桧把持朝政，向金国屈膝“求和”，陷害忠良，在临安过起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苟安生活。对此，张伯麟愤而在壁上题云：“夫差，尔忘越王之杀尔父乎？”。奏桧闻之，捕伯麟下狱，并将他杖打得体无完肤后流放吉阳军。
  胡铨是“中兴名将”，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和议即将签订之际，他冒死上奏请斩王伦、秦桧、孙近三个奸臣之头以谢天下，并申明：“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辞意激切，声振中外。当时金国“募其书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夺气”。胡铨因此遭到秦桧的陷害，于绍兴十二年（1142年）除名新州编管，十八年（1148年）移吉阳军。
  张伯麟与胡铨都是因为申张爱国正义，反对投降先后被流放吉阳军的。一个是朝廷名将，一个是太学生，两人在吉阳军时相遇，成了患难之交和天涯知音，常互往来，以酒消愁，赋诗言志，《醉落魂》即是胡铨和答张伯麟词作之一。词中写道：
  百年强半，高秋犹在天南畔。幽怀己被黄花乱。更恨银蟾，故向愁人满。招呼诗酒颠狂伴，羽觞到手判无算，浩歌箕踞巾聊岸。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盌。
  这首词作于宋高宗辛未年，即高宗二十一年（1151年）。这一年，胡铨49岁，已被逐出京城，羁留南方13年，故说：“百年强半”，“犹在天南畔”。全词状写了胡铨与张伯麟在天涯望月，借酒消愁的幽怀狂态。
  秋高气爽，天涯圆月，把酒观菊，临轩赏月，这本是很惬意的时节。虽是良辰美景，但胡铨与张伯麟却被贬谪在天涯海角，只能望月伤怀。想到奸贼当道，金瓯残缺，山河破碎，而又不能逞报国之志时，更愁恨满腔，于是，便把怨恨发泄到了那天上的圆月，责之不应“故向愁人满”。虽写怨月幽怀，实则渲泄爱国志士不能锄奸复国的愤慨。
  词的下片转而状写两人借纵酒浩歌解愁的情态：“招呼诗酒颠狂伴，羽觞到手判无算，浩歌箕踞巾聊岸。”“伴”，指的是与自己一样不畏奸权，志同道合的张伯麟。沦落天涯，知己知音，两人无拘无束，纵饮高歌，几乎到了颠狂的程度。词中“羽觞”，指的是状如雀鸟的酒器。“箕踞”，形容两足前伸，以手据膝，如箕状，是古时为傲慢不敬之容。此时，他们顾不上什么仪尊了，席地而坐，并把头巾推向后脑露出前额。这种放浪形骸的颠狂之态，仍不能渲泄尽幽怀积愤，“酒欲醒时，兴在卢仝盌”。借酒消愁愁更愁。两人便又以茶对饮，希望能从卢仝的茶妙中排谴掉心中的积郁和块垒。“卢仝盌”之“盌”，即喝茶用之碗。典出唐代诗人卢仝的茶论。卢仝号玉川子，善诗，亦善饮茶。曾赋诗盛赞茶之妙用：“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词中用此典，反衬了报国忧愤是酒茶所不能破解的。
  诗人正是通过怨月酒茶浩歌，曲折传达，由隐而显，淋漓痛快地表达了贬不夺志、不屈不挠的爱国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