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古崖州，凝聚着志士仁人的雄才大略——
张之洞用战略家的眼光，最早提出了榆林港的军事建设，与毛泽东所见略同；
张人骏首航西沙申张主权，孙中山国民政府将榆林港、三亚港作为了开发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
胡适之父胡传第一个徒步考察海南，在崖州提出了保护海南森林资源的奏议；
清末爱国华侨首领胡子春，用西方经营理念开发了近代临川盐场……
古崖州，充满着神奇--
明代建文帝从崖州搭上便船潜往海外；
乾隆皇帝亲自平反了崖州回民携还经书案；
林宝慈在吉阳军脱险，使崖州黎族的信义令中原人士赞叹莫如……
宋代黎族酋长义救吉阳知军林宝慈
林宝慈是宋代乾祐年间（1170—1179）吉阳军（今三亚市）知军。
林宝慈，福建人，以父荫授承务郎，累迁秩至奉议，宋代乾祐年间知吉阳军。据《广东通志》、《夷坚志》及《崖州志》所载，林宝慈赴任吉阳军期间，曾经历了海上、异国及吉阳军惊险，成了三亚历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林宝慈赴任吉阳军时，渡琼州海峡遇巨风，所乘航船被刮到占城古国（今越南）。当时，占城国正与古腊国开战，双方皆乘大象，相持不决胜负。林宝慈向占城国王献计：“当习骑射以胜之”。因宝慈献计，占城国获大胜。占城国王大悦，亲自备舟船将林宝慈护送到了吉阳军。
在吉阳军，林宝慈与黎族酋长以礼相待，亲善黎族人民。当时，海南岛上所归化的黎峒均减轻征徭，黎族百姓因此对守令都很尊重，凡遇有新官上任，都要集结“持香币来贺”。林宝慈很感激黎族盛情，便亲自摆宴嘉赏，厚待黎族人民之情，胜过了以往守官，这更感动了黎族酋长，遂互结诚信，盟立兄弟。
林宝慈有一位名叫龚实之同乡好友，任参政。时任广西漕使的唐君因对龚实之忌恨，便迁怒于林宝慈，欲找机会对林宝慈进行报复。一次，有出自吉阳军的盐商向漕使唐君诬告林宝慈在吉阳军“侵民”。唐君正“着意求其过”，便以此为借口，派遣官兵围困吉阳军城，欲擒林宝慈，声势甚恶。在危急关头，林宝慈命走仆奔黎母山，告急求救。黎族酋长闻讯后，立择壮勇三百人，兼程赶往吉阳军城，将林宝慈一家解困出来，置于船上，浮海东遁，至于潮阳。
见林宝慈突围后，唐君即上书朝廷，倒打一耙说：“吉阳军守臣林宝慈，贪虐黎民，被黎人攻陷其郡，俘其妻子入峒矣。”朝廷不知虚实，下令经略司审究。经略使赶到吉阳军时，救危黎勇已撤回。经略使见吉阳军城并无所犯，但访林宝慈去向，却莫测存亡，朝廷便以林宝慈弃城之罪诏捕。
数月后，林宝慈自潮阳雇两民丁荷轿赴福州，拜谒乡师陈丞相，说明了事情发生的原因，获得为之开奏本末，朝廷方诏免其弃城逋逃之罪，复为原补官，调监饶州永平监，未几而卒。
对黎族酋长解围智救林宝慈的义举，中原人士闻之无不为之感慨道：“议者常谓蛮溪无信义，观此一事，报德排难之节可侔古人，中州有所不如也。”吉阳军黎族的义举，令中原人士自叹莫如。
黎峒酋长恪守诚信，报德义救知军林宝慈，一时传为中原佳话。
崖州与明代建文帝下落之谜
明代建文帝的下落，至今仍是中国历史之谜。为揭开这一千古之迷，有研究新论表明，建文帝当年自福建泉州漂泊崖州，然后自崖州乘搭便船逃往了海外。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被立为皇太子，不幸英年早逝，谥懿文。其后，朱元璋便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时，时年21岁的朱允炆开始登基称惠帝。因取登基年号为建文，史称建文帝，在位四年。
《明史》记载，建文帝继位后，便和亲信大臣实施了意在打击分封亲王的“削藩”政策，先后将分封河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等地的亲王或废为平民，或囚禁高墙等，引起了各地亲王的恐慌。分封北京的燕王朱棣奋起反抗，于建文帝在位的第二年，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发起“靖难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挥师渡过长江，兵临明都南京城下。大兵压境，建文帝求和不允，颁命死守，但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门迎燕军入城，于是，满朝文武纷纷投降。
明永乐年间著述的《明实录》和《明史稿》，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载：当时燕王攻破南京城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烧明故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多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的下落。宫内侍人都说建文帝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燕王见到尸体时，已分不清面目。朱棣继位称帝后，便“以天子之礼葬建文帝”。这是历史上建文帝自焚之说，《明史·成祖本记》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定论。
建文帝是否自焚，自当年便受到质疑。《明史·姚广孝传》记载：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对建文帝自焚产生过怀疑，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临难时削发扮僧从明故宫内的地道外逃了。这是建文帝外逃之说。明代文学家许相卿在《革朝志》中力主此说。
自“靖难之役”后，虽然建文帝自焚说与外逃说一直并存，但明代以来的史学家对建文帝自焚说大多持否定态度。建文帝是自焚还是削发为僧外逃，甚至流落海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使这一悬案成为中国历史上“四大谜案”之一，并由此引出了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搜寻建文帝下落的种种说法。连《明史·郑和传》也作这样的推断：永乐帝怀疑建文帝逃亡海外，所以让郑和下西洋寻其下落。此外，明代史籍《革朝志》等也明确记载着郑和下西洋的这一隐秘目的。
建文帝下落之谜，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既在民间演绎成了许多传奇故事，也引起了台湾及日本等海内外学者的兴趣。其中台湾学者陈水源所著的《杰出航海家郑和》、日本学者上杉千年所著的《郑和下西洋》两部研究专著，都作出了同样的结论——明代建文帝从明故宫逃出来后，曾到过福建泉州开元寺当和尚，而后才伺机潜逃海外。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研究人员经研究这两部专著后，认为所引用的资料及对事实的论证可信。于是，建文帝到泉州当和尚后潜逃海外，成了揭开建文帝下落之谜的又一新论，即流落海外说。
依据《杰出航海家郑和》和《郑和下西洋》两部专著提供的史料，建文帝下落之谜有了这样的新解——
明太祖朱元璋生前曾留给建文帝一个铁箱子，嘱其在大难临头时打开。朱棣攻入南京城时，建文帝急忙打开铁箱子，发现里面放着度牒、僧衣、剃头刀和一些白金。建文帝悟然，于是按照明太祖的指点，与随从装扮成僧人模样，趁焚宫之乱，逃出了明故宫。
建文帝和随从自南京顺着长江来到武昌罗汉寺，后经罗汉寺主持派人带到福建泉州开元寺，以当和尚掩身，伺机漂洋过海。
明成祖朱元棣登基称永乐皇帝后，一直担心建文帝未死而外逃，在派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在内陆地区追查建文帝的下落。永乐二年正月底，朱棣皇帝派郑和旧友李挺赴武昌追查建文帝踪迹，获悉曾有一贩盐商人于永乐元年，陪伴二僧侣由江西鹰潭向南出发，往福建方向而去。此讯让李挺断定建文帝可能已逃到福建，便迅速赶到泉州。
在泉州，李挺首先走访了开元寺的住持。住持告诉他，永乐元年底，有两位男子搭乘阿拉伯航线的商船前往印尼，后商船在广东搁浅，漂到了海南岛。获此信息后，李挺又马上搭乘便船赴海南岛的琼州探察，先后走访了一个多月，最后来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
在崖州的海边，李挺看到了一艘破损的阿拉伯商船。经访探，其间有人告诉他，曾看到一位貌似建文帝的年轻人，在崖州候搭乘坐通往印尼的便船，往海外去了。
明成祖朱棣听了李挺的探访汇报后，确信建文帝已经从崖州乘船逃往海外了，于是便令李挺同郑和一起下西洋，继续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2004年10月15日，福建《海峡都市报》以题为《明代建文帝曾到泉州开元寺当和尚》的报道披露了上述史论后，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获得了建文帝在泉州开元寺当和尚的新佐论。泉州史学界专家认为，《杰出航海家郑和》和《郑和下西洋》是严肃的史学专著而并非历史“戏说”。陈水源是台湾彰化人，管理硕士，农学博士，兼任大学讲师、副教授，《杰出航海家郑和》是他花十年心血才完成的，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查阅资料上，可见其治学与著述的严谨。日本学者上杉千年所著《郑和下西洋》一书，图文并茂，书中资料图书都有证可考，真实性不值得怀疑。这两部专著都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在揭开建文帝下落之谜方面自成一说。
建文帝从崖州乘搭阿拉伯船渡海逃往海外国家，在当时是极备条件的。宋代，已有大批海外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民族泊来崖州，其中崖州大蛋港一带是海外阿拉伯国家民族泊来最早聚居地之一。在明代，崖州三亚港、大蛋港及保平港已成为海南岛南部繁华的商港，不仅泉州、广东商船往返于此，而且东南亚一带国家商船亦常来贸易。阿拉伯民族的交融和海上交通的方便，为建文帝自崖州潜往海外提供了便利和安全。
如果建文帝下落“逃往海外”说成立的话，那么，建文帝自泉州漂泊崖州后再搭乘便船逃往海外东南亚国家是可信的。诚然，建文帝下落之谜至今仍未揭开，但上述学者的合理猜想，亦使三亚的人文历史随之闪烁新的亮点。
注：①《郑和下西洋》（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②《杰出航海家郑和》（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2月出版）。
清代崖州义士王熀与南明永历皇帝
王熀，明末清初崖州人。《崖州志》载，清代顺治初年，王熀为抗清复明，曾自崖州投奔桂王——南明永历皇帝，被任命为总兵，跟随永历皇帝在南方进行抗清复明征战十年余。《崖州志》彰为忠义人物。
明代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朱明王朝宣告灭亡。但是，李自成的大顺朝，也只是匆匆过客，40天后，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弃京而逃。与此同时，清帝国开始了在全国的统治，这正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立桂王朱常瀛四子朱由榔为永历皇帝，“称监国于肇庆”，“改明年为永历元年”，成为南明四朝之末在南方被推立的末代皇帝。
朱由榔从称帝之日起，带着少数朝臣和侍从，在南方招募抗清兵马。虽有不少义士投奔效力，但终难挽回败局，在强大的清军追逼下，只得在转战逃亡中度日。
王熀，字日宣，明末崖州生员。清顺治四年（1647年），其父因抗拒崖州知州“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号令而被杀死。王熀愤而策动志士联结黎汉两族“义民”，举兵抗清。屡战失利后，王熀于顺治六年（1649年）投奔效忠永历皇帝，并上疏陈诉其父和崖州士民“戴发效忠”、抗清殉节的事迹，得到永历皇帝的表旌，随之在永历皇帝身边供职。后因屡立攻夺城邑战功，被授总兵职衔。自顺治六年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王熀跟随永历皇帝转战两广边境，历战10余年。
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清朝的大举追逼下，王熀随永历皇帝逃亡缅甸。由于转战既久，资粮已尽，又处异域，难支危急。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皇帝及太子等在缅甸被清军俘获处死。
王熀随永历皇帝逃往缅甸后不久，便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带印信潜回崖州，继续招兵反清。后在崖州大过岭被清军打败，带残部逃到“天涯”附近的“禁港”扎兵安营。此时，王熀知道败局已定，遂在“禁港”将印信旗帜烧掉，埋名隐姓入山匿居，取居室名为“水竹居”，自号“水北渔人”，终生不再入城市。康熙年间，崖州知州李应谦亲自前往招抚，王熀不从。
王熀隐居深山，赋诗咏志。其中《中秋玩月》云：“阴霾久障中天月，此夕中秋月复盈。皎洁一轮天下照，从今不改万年明。飒飒西风薄暮生，黑云吹尽碧天清。广寒今夜皎皎月，万国中秋庆大明。”他在诗中借咏中秋月之“明”，抒发了自己山居不改效忠明朝矢志。在《前作元戎后削为副戎历战十余年间触作》写道：“满腔热血死从龙，统领王师耀戟矛。事业无成天命改，时人轻薄笑予庸”。他回忆了自己效忠永历皇帝征战的经历，并不为曾被削职及失势后的幽居而伤叹。
《崖州志》的纂修者对当年王熀的抗清义举给予同情，称他是“不失为有明之义士”，并将他列为“忠义”之士，以“慰忠魂而昭定论”。对他不忘复明之咏，评曰：“功虽不成，志亦可悲矣”。而今看来，这一评价是失当的，功虽不成，忠义之节亦可贵。
王熀当年在“天涯”附近扎兵安营的地方，后人叫为“扎兵村”。其烧焚印信旗帜的“禁港”，后人因之改名为“烧旗水”和“烧旗沟”。而今通往西岛的“肖旗港”旅游码头，即是王熀当年烧焚印信旗帜之地。
乾隆皇帝为崖州回民“海富润事件”平反
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中国曾发生过一起最著名的对回民穆斯林迫害的“文字狱”，即所谓“崖州回民海富润携还经书案”，史称“海富润事件”。此案株连多人，波及全国，使崖州穆斯林一度受到冲击。后来，乾隆皇帝接奏审阅此案后，认为处理失当，诏谕平反，终使崖州回民避免了一场“文字狱”劫难。
海富润，清代崖州人，回族，为崖州回族清真寺阿訇。他虔信伊斯兰教，在清乾隆年间由崖州启程，历广西、湖南、甘肃、陕西等回族地区游学和抄录汉文穆斯林经籍，每抵一地，必以随身携带之汉文经书，当众论经讲道。
乾隆四十六年，已游学八年的海富润自陕西返回崖州，途经汉口时，因病住在观音桥礼拜寺内，结识了当时在汉口经商的南京籍回民袁国柞。
袁国柞，亦称袁二，字景初，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市郊）人，约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袁国柞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刊刻发行了刘智撰的《天方至圣实录》，并为该书写了序、跋和书引。《天方至圣实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穆罕默德生平活动的编年史。伊斯兰教虽然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就传入中国，穆罕默德的名字在唐代史书中也早有记载，但历唐、宋、元、明诸朝，中国穆斯林信徒对先知穆罕默德仅限于在清真寺听阿訇的宣讲，或彼此间的口头相传，能直接阅读阿拉伯文有关资料的人，终究是少数。而在汉文典籍中，或仅偶尔涉及伊斯兰的习俗礼仪，或只零星概述穆圣的局部经历，根本上看不到较系统完备的记载。直到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江苏南京人、伊斯兰教学者刘智用汉文编撰的《天方至圣实录》完稿，这个空白才算得以弥补。
海富润结识袁国柞后成为知己，两人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为此，袁国柞特送给了海富润一部自己刻版的《天方至圣实录》十册，还有《天方字母解义》、《清真释疑》、《天方三字经》等，这些都是当时视为珍稀的刻体汉文伊斯兰经书。
海富润返故里时，正值清廷在镇压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撒拉、回回、东乡各族人民起义之后，各地官府奉命搜查“漏网逆党”、“邪教”之事。海富润离开汉口途经广西桂林时被盘查，搜出了他历经八年抄录准备带回崖州的经书，及袁国柞赠送的伊斯兰经籍。广西巡抚朱椿接报后，即以携带“不知敬避狂悖”的汉文经书为由，将海富润拘捕，严刑逼讯。同时，一面行文将此事通报江南各省查办，一面罗织罪状上奏朝廷。这一海富润携带经书案，很快便波及广西、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东数省，著书人、作序者、送书人、译刻者、藏版人等均被捉拿，袁国柞及兄袁国裕被逮捕解往北京。一大批受牵连的回民及清真寺被搜查，弄得国内回民人人自危。
当时，广西巡抚朱椿将海富润捉拿入狱后，还派人前往崖州，对崖州回族清真寺和海富润家进行搜查，捉拿与海富润书案有关联的“案犯”，一时间，崖州回族村落陷入了恐怖之中。
崖州回族是唐宋元年间自海外泊来的伊斯兰教民族，被称为“海外番客”。《崖州志》载：“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
据近年文物普查发现，在三亚市、陵水县沿海海岸有多处古波斯墓葬群遗址。依据墓碑文字、图案及葬式，专家学者们得出的最新结论是，海南回族是自唐代至宋元年间，先后从海外不同的阿拉伯国家泊来，原散居在海南岛沿海港岸，后才逐渐迁移汇聚到崖州三亚湾羊栏（今三亚市凤凰镇）海岸，形成了岭南地区独特的伊斯兰文化聚落，入籍并纳入了崖州编管建置村都，称“所三亚里”。
至清代乾隆年间，所三亚里的回族繁兴。他们“建清真寺”，“恪守其教”，“捕渔办课，广植生产”，在与汉黎民族的交融中，传承着有异于中原大陆伊斯兰的语言与习俗，成为了崖州原居民族之一，共同开发崖州文明。因居住在海南岛上的最南端，与外界相对隔绝，因此，崖州回民不断派出穆斯林信徒前往海外“天方”朝圣，同时加强与国内伊斯兰民族的联系，广搜汉文翻译及刻印的伊斯兰教经籍著作。海富润就是当年不辞劳苦，跋涉抵西北等回民地区学习和交流伊斯兰回教的有志者。孰料，这一被广西官方查获的海富润“携还经书案”，却给崖州回族带来了空前的冲击，致使一批崖州回民为避祸出逃海外。
海富润一案波及全国，引起了各地伊斯兰教回民的惊恐不安，震惊了朝廷，也引起了乾隆皇帝的警觉。当接到朱椿的奏折后，乾隆皇帝亲自审阅了此案，发觉处理不当，立即诏谕“不必查办”。
乾隆皇帝在御旨中指出：“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其平日所诵经典多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毁谤，显为悖逆之语”；“此等回民各奉其教，若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乾隆皇帝还斥责查办此案的朱椿不善“仰体朕意”，“殊属过当”。于是下旨释放被捕的海富润、袁国柞及被牵连的人士，发还经籍。因大搞“文字狱”，迫害回民的广西巡抚朱椿被内阁革职。至此，折腾近一年的海富润文字案方告了结。
海富润携带着回教经籍，安然回到了崖州，崖州回民避免了一场“以文罹祸”的劫难。
雍正皇帝为崖州黎峒减税
据《崖州志》载，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雍正皇帝谕旨为崖州黎族百姓减轻税赋。
清代雍正年间，在雍正皇帝的励精图治下，地方大臣们都加意宣慰与抚绥，使边疆出现了安定的局面。雍正八年正月，崖州又有三十九黎峒“输诚向化，愿入版图。”根据当时赋役之法，凡入籍的民丁，都要按田地确定人丁年赋税，以保证税源的稳定，满足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收纳开支。当时，崖州实行的就是这种以户籍管理为依据的赋役制度，对此次归化入籍的三十九个村峒，依法典“每丁岁纳银二分二厘，以供赋役”。
时任广东总督的郝玉麟亲办了崖州黎峒抚绥及岁赋之事，及妥后，便以密折方式奏报雍正皇帝。雍正八年三月，雍正皇帝欣闻崖州黎峒“输诚向化”后，御批了郝玉麟的密折，并就此谕旨：
（崖州）“生黎诚心向化，愿附版图，朕念其无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赋税。但既倾心依向，若将丁银全行豁免，恐无以达输诚纳贡之悃忱。将递年每名输纳丁银二分二厘之数，减去一分二厘，止收一分，以作徭赋。地方文武大臣，时时训饬所属有司员弁等，加意抚绥，悉心教养，令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以副朕胞与地方之至意。”（《广东通志》）
历朝大都实行大汉族主义，多以征讨弹压海南黎境，以致不断激起民变和反抗，使民族矛盾成了治边安民的突出问题。雍正皇帝欣闻此次崖州黎峒未经征扰便自愿归化入籍，视为皇恩泽及所致，于是，便在谕旨中破例为崖州黎峒百姓减了赋税。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国税皇粮免不得”。在清代，赋役管理加强，赋税之法完善，逃避赋役的不仅要被削没财产甚至杀头，而且还把擅兴擅减赋税列为地方官吏的职务犯罪。因此，凡新入籍民户一律按朝廷颁布的赋役法典，强制征收赋税。当时，对崖州“向化”的黎峒百姓按“每丁岁纳银二分二厘”征收赋税，是依据大清律典作出的，属初征的轻薄赋税，这本已体现了朝廷对边境百姓的安抚，但雍正皇帝念及黎峒初归附，“无田可耕”，便在不能全行豁免的情况下，御批将地方大臣奏议的“每丁岁纳银二分二厘”，“减去一分二厘，止收一分。”
在封建社会，因地方灾害或战祸需要减轻赋税的，朝廷大都依从地方官的奏请，而鲜有皇帝在地方官奏请的减税额内再给予降减的。从这一事典上看，雍正皇帝对解决民族矛盾，安定边疆是着意重视的。他为崖州黎民减赋，旨在推行亲民的统治政策，诱导地方大臣们对海南黎族著意抚慰。为此，他还在御旨特别谕告广东及海南地方文武大臣，要“时训饬所属有司员弁等，加意抚绥，悉心教养，令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以副朕胞与地方之至意”。
在清代，雍正皇帝为便于掌握全国地方官员忠侫及宦绩，实行了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即在全国建立了情报网，以控制各级臣子，巩固专治统治。凡地方上给朝廷的密折，均用宫廷特制的折匣传递，任何人是绝对打不开的。密折须本人亲笔，派专人送达，由皇帝亲睹。这种文书制度的改革，有利于皇帝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雍正皇帝认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对官员要不时休访，防其改节，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察访和乾纲独断。为此，他曾标谤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当时，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和荣誉，有资格上奏密折的只有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广东总督郝玉麟便是具有密折使命的朝臣之一。
郝玉麟，汉军镶白旗人，清代著名封疆大臣，一生“安抚夷氏，颇著劳绩”。他曾任云南提督，率兵赴中甸驻扎，扬威塞外。雍正七年（1729年）至十年（1732年），任广东总督。在任广东总督期间，重视文化教育，主修了《广东通志》六十四卷，称为“郝《通志》”。在郝玉麟主修的《广东通志》中，载有不少与崖州相关的条目，清代纂修的《崖州志》均有引录。任闽浙总督期间，主修了《福建通志》七十八卷。后官至吏部尚书。
郝玉麟虽然没有到过崖州，但因他奏议而使崖州黎族百姓获得皇帝的御批减轻赋税，使朝廷“加意抚绥，悉心教养”的安民之政泽及远民。崖州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也倾注入了这位封疆大臣的爱民之心。
清代著名封疆大吏范时捷与崖州海防
范时捷是清代著名封疆大吏、汉军都统，他在任琼州总兵期间，曾巡抚崖州，视察边防，并向朝廷提出了加强崖州海防的奏议。
范时捷（？-1738），抚顺人，出身将相名门。其祖父范文程，官历议政大臣、太傅兼太子太师，前后仕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帝、康熙帝四代，是享有“一生扶大清”之誉的清代开国名臣。其父范承武，袭一等子爵。范时捷以军功和镇边政绩，历官至陕甘提督、陕西巡抚等，授汉军镶白旗都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四十二年，曾在广东、广西任广东南雄副将、广西浔州副将、广东韶州总兵、琼州总兵。
在崖州历史上，倭寇海贼曾为一方祸患。据《崖州志·海防志》所载，明至清代康熙年间，海贼倭寇常自海上窜入崖州，劫村掠财。由于海防不固，每有寇犯，防不胜防，难于克敌。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至十一年，倭寇两次大举犯境，崖州百户王英和尹敬率兵抵抗，皆战没。正德十四年，渤泥番寇登榆林港，知州陈尧恩督军迎战失利；同年十二月，海贼何乔、林容等复犯崖州，突入大蛋港，烧杀抢掠后，掳数十人而去。隆庆五年，海贼李茂等突入三亚港、大蛋港，大肆劫掠，烧毁兵船。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闽人林八等作乱，攻劫番人塘等村，州西震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范时捷调任琼州总兵。上任当年，崖州正遭受到志书所载历时最长的大规模海寇劫难。是年十二月，七艘全副武装的海贼船停泊三亚港。“初七日，上村掳民财。十一日，至大蛋港”。“中军守备刘士伟率兵御敌，不克”；“十二日，千总王兴玉领兵防海口。贼从南山岭后登岸，掠民财富”；十九日，贼寇突入崖州城西厢，“民皆惊散”。海贼自三亚港至崖州城沿海一带劫掠近半个月。临危受命上任的范时捷闻讯后，急派黄友赞赴任崖州游击迎击海寇。二十日，黄友瓒日夜兼程抵崖州，“率兵追至岭头营”，经过一场激战，全歼海贼，大获全胜。
此役大捷，黄友瓒威名大振。为此，范时捷于康熙四十三（1704年）年亲抵崖州，犒酬将士、抚慰百姓。为加强海防，防患未然，他与黄友瓒一同对崖州各海湾及港口布防情况进行了考察，依据海防形势，对崖州海防作了重新的部署调整。此后，范时捷向朝廷呈上有关此次崖州海防巡察及驻防调整的奏议。
在奏议中，范时捷强调了崖州海防的重要性。指出：“崖州为全琼之后户，其濒海冲险处，较各州邑为多。即如自番人塘起，历黄流湾、榕村、酸梅塘、南山岭止，计海面约二百余里。虽设有炮台，及了守兵丁，奈此一带地方，处处可登岸取水，又处处逼近村庄。今应于榕村适中之地，设兵五十名，拨千总一员，每年轮换，带兵防守。自南山岭至番人塘一带地方，诚不可少缓者”。
在崖州历史上，所设营、寨、讯、台，大多面对内陆黎境的防范，所驻营兵也为应琼州府贴防“黎讯“之备。在崖州巡察期间，范时捷通过深入黎境和出巡海面，发现这一重“内防”而轻“海防”的防范部署，造成了崖州海防“讯广兵单”，难于防御寇贼的犯境。他认为危及崖州边境安全的祸患，已不再是所谓的“黎变”，而是来自海上的倭寇海贼。因此，他在上朝廷奏议大胆指出：“今黎岐遵化”，不应再抽调崖兵贴防岛内各地“黎讯”，而应在重要的海湾增添营讯，增加兵额，以利加强海防。
倭寇、海贼突入崖州之境，主要依托沿海港口。为此，范时捷亲自实地考察了崖州境内保平港、大蛋港、三亚港、榆林港、望楼港等重要港口的布防情况，采纳了游击黄友瓒提出的布防意见，及至布防调整得宜之后，一并在奏议中反映：“又有保平港，距州城十里，额设兵五十名，兼顾大蛋港。其港虽大，然内有城讯，外有港汛，可以互相应援。又有三亚港，离城一百二十里。港面阔大，船只出入自如。据游击黄友瓒指陈：此港旧系钉桩扼守，今宜如旧。至其营盘布置，皆已得宜。又有榆林港，与三亚港只隔一山，呼吸可通，无容更议。”
范时捷的奏议，得到朝廷的重视，从而使崖州边防营盘布置的重点由“黎讯”转向“海汛”，在保平港、大蛋港、三亚港、榆林港、虎头岭、望楼港等港口关隘修筑了炮台，增强了崖州海防防御能力。
就在范时捷巡察崖州当年，即康熙四十三年，海贼首石起孙又“复犯三亚港”。这次进犯的海寇人数众多，配有长枪大炮，为历次犯境之最。由于有备在先，接讯后，范时捷立即谴琼州水师与崖州海防营讯官兵追剿合歼，在乐盘海湾上与海贼进行了激烈的炮战。此役大捷，共缴获贼船一艘、大小炮十二门、鸟枪等武器五十三件，生擒贼首石起孙等四十六人，并将贼首石起孙斩首示众。此后，虽仍屡有海贼犯境，大都被击溃。
康熙四十七年，范时捷因琼州总兵之功升任陕西宁夏总兵，后擢陕甘提督、陕西巡抚。雍正三年，授汉军镶白旗都统，即汉军统帅。清代的军事官制有八旗兵制。八旗兵分满、蒙、汉共24旗，每旗设都统1人，官阶与加尚书衔的总督品位相同，掌管该旗军政事务及兼防地区的民政事务。
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川陕总督时羹尧因被弹劾坐赃贪婪罢总督，降为杭州将军。时羹尧与范时捷有交往，钦佩其才，曾称赞范时捷“才品超群，汉满官员无比”。就因这一句赞扬之话，范时捷受到了牵连，被兵部尚书奏请罢免了汉军都统，充侍卫。雍正八年，授散秩大臣，护陵寝。乾隆元年（1736年），授一等子，后以病召还京，病卒。
范时捷是清代著名封疆大使，多有军功政绩。他当年向朝廷所上的崖州海防条议，独具卓识，是当朝加强崖州海防建设的宏良对策，为三亚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海防文献史料。
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与崖州榆林港
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光绪皇帝在两广总督张之洞所上的《查勘榆林港形势筹议驻营筑台片》奏折上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自此，崖州榆林港的海防军事地位得到了朝廷的重视。
张之洞是毛泽东说过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一位近代人物。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番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他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辅佐，曾在广西边境指挥打败入侵的法国军队，倡导“中体西用”，谋求富国强兵，是清末洋务派的首领。
清末，外国列强，朝廷开始重视海防。张之洞从与法国军队在广西镇南关大战的教训中，清醒意识到加强边防的紧迫性，也警觉到外国列强入侵中国将会由陆疆转向海疆。在光绪十年（1884年）年任两广总督之后，他便向朝廷指出，重内陆边防轻沿海海防的防御政策已不足取，只有加强海防军事防御，才能更有效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并提出了“立基南粤”的海防战略主张。在朝廷的重视下，张之洞调集留洋学生测绘了东南沿海边防海图，加强沿海驻营和炮台建设，使广州重镇的海上防御力量得到了增强。
此时，一起法国兵轮擅自驰入崖州榆林港事件引起了张之洞的关注。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崖州海关巡船发现有法国兵轮驰进榆林港，“沿海量水，由港西上岸钉桩四处，港口有石桩均用灰涂，东西两岸分插红白四小旗，十七日复来插标十五处”。
崖州知州唐镜沅及时禀报了这一异动情况后，引起了张之洞的警觉：榆林港仅为一般渔港，并非通商口岸，法国兵轮擅自入港量水，上岸钉桩插标，违背了中法签订的条约，“实属包藏祸心”。
为防患未然，张之洞当机立断，“饬将各桩标撤毁，并照会法领事严切禁阻”。同时，急命署琼州总兵李先义、代理雷琼道顾元勋、署崖州知州唐镜沅，“带同精于测绘将弁数员，乘驾兵轮前往榆林港测量勘察。”
这是历史上首次由官方组织对崖州榆林港的勘察。这次勘察详尽绘制了榆林港地理形势图，并就港口状况及军事地位作了说明，形成了对榆林港最早的原始记录。其中勘察说明写道：
“勘得榆林港两山环抱，水口紧而且深，形如葫芦，口门内水深港阔，可泊铁甲大船十余艘，中号兵轮二三十艘。各山林木丛杂，泉水甚甘。周围十余里土人及来往舢板皆往取水，如海防有事扎水寨为营，形势之胜，不独为琼海他口所无，即广东省各海岛亦所罕靓。查琼州海面七洋州一带风浪最恶，无可停泊，若将此港筹备完密，设琼海有事，我之铁舰与敌舰攻击之时，倘值风暴不便，得此可资收泊。又有炮台以为犄角，实为讲求海军必争之地。”①
张之洞在审阅了有关榆林港的勘察图和说明后，向光绪皇帝上了《勘察榆林港形势筹议驻营筑台片》奏折，提出了筹办榆林港军事海防的对策，其中写道：
“臣查法人窥伺琼州已非一日，此次在榆林港量水插标狡谋显露。该港水深能泊铁舰，并可取水避风，若不幸为敌所据、兵轮中道停泊所，岂惟琼州一府之忧，将南洋各口胥被其害。方今环瀛各国眈眈群伺，此港既为形势之区，牖户绸缪，自应亟图豫防之计。现拟于榆林港口门外东山乐道岭、西山独田岭分筑炮台各三座，两岸相距二百余丈，敌船若欲进口，中等炮力尽可摧坚，若配十五生新式长炮六尊，足资扼守。惟该港经营必须及早筑台，尚可从容，现经雷琼道朱采调派一营前往驻扎，令其覆加体察，一俟定议即行筹款购炮兴工”。②
光绪皇帝硃批了这一奏折后，张之洞即筹办了榆林港的军事防范，在榆林港西的独田岭、榆林港东南的虎头岭修筑了炮台，正式设营驻兵，加强了海防。
在《崖州志》中，记载了与这一历史事件有关的印证。
《崖州志·海防志》载：榆林港，“光绪十五年，督宪调琼军右营练兵驻扎防守，今改驻巡防第三营。旧有炮台，已圮。”
《崖州志·金石》载：榆林港烟墩岭上，有一镌“龟蛇图石刻”的长方形磊石，石的南垣刻“委暑崖州协副将川东徐赞彪统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徐赞彪，四川人，光绪十六年署任崖州协水陆副将。
张之洞的“富国强兵”梦，因晚清朝廷的腐败无能终不能实现，但他一百多年前组织对崖州榆林港的勘察和奏议，使榆林港的军事地位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张之洞《查勘榆林港形势筹议驻营筑台片》奏折，体现了他的爱国热忱、战略卓识，为三亚海防建设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月24日，毛泽东对榆林港的军事地位给予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对东南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意见》中，向周恩来、陈毅等提出：“榆林港是否照虎门那样建筑一个炮兵团的要塞，你们可设计作预算电呈考虑”。当时，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设立的海防军事要塞只有两个，一个是虎门要塞，一个是榆林港要塞。张之洞虽不能与毛泽东等同而言，但在对榆林港军事地位的认识上，亦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注：①②引自《张之洞全集》。
清代两江总督张人骏与崖州经营西沙根据地
《三亚市志·大事记》载：清代宣统元年（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海军官兵100余人前往西沙群岛，逐岛查勘，命名刻碑，重申主权”。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朝廷派出军舰对西沙群岛进行全面勘察。这次查勘取得了三方面成果：一是重申国家领土主权；二是促进了筹办西沙群岛开发；三是确定将崖州榆林港和三亚港作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唐代，朝廷就将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西中南沙群岛划归海南岛上的振州（今三亚市）管辖。宋代，位于岛北的崖州南移至振州，将振州易名为崖州（吉阳军），南海诸岛仍属崖州（吉阳军）管辖。在北宋时，朝廷曾命水师出巡至“九乳螺州”（今西沙群岛），这是我国海军最早的巡海活动。现西沙群岛中的“吉阳礁”，便是早在宋代时以“吉阳军”郡名对西沙群岛主要岛礁的命名。“吉阳礁”是西沙群岛唯一以州郡命名的岛礁，以吉阳军之命名，既申明了国家主权，也确立了吉阳军对西沙群岛的管辖。元代至明代中期，南海诸群岛屿仍由吉阳军（崖州）管辖。明末至清代，南海诸群岛划归万安州（今万宁市）管辖。辛亥革命（1911年）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决定，将西沙群岛重新划归崖州管辖，并以崖州榆林港、三亚港作为筹办开发西沙群岛的根据地。
这一崖州历史重大事典，与晚清两位著名人物有关，一位是辛亥革命时清廷的两江总督、著名封疆大吏张人骏，另一位是当时的两广水师提督李准。
张人骏（1846—1927），清末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字千里、安圃。进士出身，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出任山东布政使，迁漕运总督，升山西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擢两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两广任职期间，指挥反击英国、日本、葡萄牙等列强的挑衅和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李准（1863—1936），字直绳，四川邻水人，是清廷的一名悍将，曾任珠江巡阅使等职，后署两广水师。
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侵占东沙群岛，大量掠夺了东沙群岛资源。此时，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第一个站起来反对日本侵占东沙群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是两江总督端方。他致电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强调东沙群岛“确是中国之地，不可置之不问”。
张人骏接电后，立刻派人收集有关东沙群岛资料，并派出海军前往东沙群岛调查日本人侵掠的事实。通过用事实和证据及时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和交涉，迫使日本政府承认了中国政府对东沙群岛的主权，撤出了侵掠的东沙群岛岛屿。
接受日本入侵东沙群岛的教训后，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张人骏提出应把筹办开发西沙群岛和维护国家主权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奏议经清政府军机处批准后，张人骏便于宣统元年（1909年）初，派出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副将吴敬荣、刘义宽等，率“伏波”、“琛舰”、“广金”三艘军舰，开赴西沙群岛进行巡视，并由西沙至崖州三亚、榆林两港复勘。
这次巡视考察航行共20天，同航考察的有港商、官员、测绘员、化验师、无线电工程师、摄影及水木工等170多人。考察军舰于四月初自广州起航至香港后抵琼州，十七日由榆林港展轮，十八日抵西沙群岛海域。
经过巡视考察，绘制了西沙群岛各岛分布图，查明岛屿15座，并首次以中国官方名义给各岛正式命名，勒石纪念，于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重申南海诸岛屿为中国神圣不可侵犯之领土。
依据巡察结果，张人骏立刻下令设立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处，并在上皇帝的奏报中提出，为便于西沙群岛开发，应调整对西沙群岛的辖属管理，以崖州的榆林港和三亚港作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不久，张人俊卸两广总督之职，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为此，他又在上书中要求，“应由新任督臣”核办。张人骏当年倡导以开发西沙群岛巩固主权的思想，为后人所继承。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广东省建设厅厅长何启澧在向广东省政府提交的报告再次提出：
“至于西沙群岛，它原属海南岛万州（今万宁市）管辖，宣统元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接受日本入侵东沙群岛的教训，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锐意经营西沙，设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统理筹划经营西沙一切事务，该处考虑到，西沙各岛孤悬海外，既无淡水，又无粮食，轮船并无避风之所，必选择一妥近之地，借资接应。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广东官员选择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所属榆林港和三亚港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因为榆林港和三亚港距西沙较近，相距仅一百五十余海里，旦暮可达，而且此二港，山水环抱，形势天然，地土亦颇饶沃，实擅琼崖之胜，所以决定以此两港为经营西沙根据地……此后，经营西沙群岛的重心便从万州转移到了崖州。”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决定，将西沙群岛划归崖州管辖，并由内政部咨行广东省政府遵照执行。广东省政府以指令的形式，公布了这一决定。
1912年，废崖州直隶州，改名为崖县。民国八年（1919年），广东省政府再次宣布将西沙群岛划归崖县管辖。
清代抗法英雄冯子材在崖州上“抚黎章程”
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命广西提督冯子材统办全琼军务，负责在海南黎境开道及筹办开发海南岛事宜。自此，这位在广西镇南关抗击法军的民族英雄，军旅遍全琼，并曾驻扎崖州，谋划开发经略，并于光绪十三年，在崖州向朝廷提出《抚黎章程十二条》。
在海南岛历史上，民族矛盾是影响民族融合和边疆安定的突出问题。朝廷虽然主张“安抚”，但大多以武力征讨。其间不乏“怀善”名宦，从维护民族团结、安定边陲和加强封建统治的角度上，提出过各种对策，如明代海南名人海瑞就提出过以“开通黎峒十字路”，促进海南岛上黎汉民族的交融和共同进步。崖州明代进士钟芳也有憾于对黎境的滥施征讨，提出了“善杀不如善怀”的仁政主张。冯子材在海南岛上的开发经略，可说是对海瑞、钟芳的主张兼收并蓄。
冯子材（1818—1903），字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行伍出身，累迁至提督，后退职。1885年法军占领广西镇南关后，经张之洞举荐，复起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率部在镇南关前击败法军主力，收复谅山，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后曾任云南提督、贵州提督。
冯子材是清代著名爱国将领，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治理边疆的卓识政治家。受命统办全琼军务后，他总结历代海南岛上“治黎”教训，以独到的见解，在崖州向朝廷提出了《抚黎章程十二条》。
《抚黎章程十二条》，虽然是为朝廷服务的对策，具有一定的政治局限性，但从其主张上，在当时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明确使命。即官军此举，“开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丝毫无扰，毋庸畏惧。”
二是申明目的。即“选择要地，设官抚治，”“略仿黔滇各省土司之例，不令吏胥索扰。”
三是提出经略主张。即开通路后，黎族“有主之田，断不能强夺。”“开通田业，三年之内，不收赋税，三年之外，务从轻起微。”
四是维护黎族利益。即“黎境有矿各山，由官商来采者，给钱租赁，绝不强行占踞，黎汉均享其利”；“汉民盐布百货与黎地牛、木、棉、药等物，在各峒设场集市，往来畅通，公平交易，严禁汉民讹赖盘驳，总令于黎人有益。”
五是推行文明。即“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师塾师，学习汉语汉文，宜讲圣谕广训，此需经费就地筹办，令在籍崖州总兵林宜华等分遣能晓黎语团绅，经历各峒，剀切宜谕。”
这一奏议获得清朝廷的赞许。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十三年（1887年），冯子材按其奏议所定的治理方略，在海南岛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治理活动。在军事上，实施少镇压多抚慰政策，“收抚黎众十万人”（《清史稿·兵志八·边防》）；实施“开通十字大路”举措，推进了沿海平原向深山腹地道路的开通，促进了黎境的文明开化；通过实行减税、黎汉共享其利政策，鼓励开发黎区、垦荒造田和开挖矿山，利用黎境资源，发展黎族经济；通过设立义学馆等，延师教育黎族子弟，并实行优惠政策，开科时，黎族子弟到州府赴试，其卷皮上写“民童”二字，关照取录；设立招商局，在各峒口设集市，公平交易；在府及州设抚黎局，组建黎团，实行土司制度，由黎族上层首领充当总管等职，实行内部自治；在海口、崖州等地设电报局，及时互通情报，防患未然。为开化黎境，冯子材还将一部分从广西率入海南的士兵留在黎族地区，并引入一批内陆汉人进入黎境居住，使汉民族文化在黎族地区得到传播，促进了黎汉民族的交融。
在清代一年多时间内，通过开道路、平叛乱、设墟市、促造田、兴教化……，冯子材将明代以来所筹划的海南岛黎境治理之策变为现实，成为了清代海南黎族地区全面筹划开发的志士仁人之一。
冯子材提出的海南黎境治理开发措施，除他曾付诸实施之外，大多都因历史原因未能实行。他当年向朝廷所上的《抚黎章程十二条》体现了他对边疆治理的卓识远见，成为了海南岛早期开发建设的珍贵文献史料。
冯子材一生军功累身，获清廷赏尚书衔。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帝国主义联军进犯津京时，年已76岁的冯子材爱国抗敌不减当年勇，多次奏请“为国出力”。光绪二十九年，逝于南宁军营中，享年86岁，谥勇毅。海南岛五指山地区，现仍留有冯子材当年手书的“手劈南荒”摩崖石刻，铭记下了他经略开发海南的功绩。
清末爱国华侨首领胡子春与崖州临川场盐田开发
胡子春是清末著名的爱国华侨首领，崖州临川盐场的开拓者。
三亚制盐业历史悠久。《唐书·地理志》载：乾元元年（758年），振州（今三亚市）“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清末，爱国华侨胡子春以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在崖州建筑了著名的“临川场”盐田，奠定了新中国三亚榆亚盐场的开发基础。
胡子春（1859—1921），福建永定县人，字子春，生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其祖父早年侨居马来亚，父亲生于槟榔屿，后返家乡结婚。1872年，胡子春随父移居槟榔屿，20岁起独立经营采锡业。由于他富有经营天赋，善于吸收西方先进的开矿技术和管理经验，数年后便拥有了几座大矿场，成为马来亚华人锡矿主，被称为“锡矿大王”。胡子春对开发马来亚贡献巨大，获英国国王封为“矿务大臣”。
胡子春是一位爱国华侨。他在马来亚开矿及种植橡胶致富后，便不断回到国内各地行善、赈济灾荒、兴办教育等。他还捐赠给清朝廷大量的白银，获清廷封赠荣禄大夫衔。光绪年间，慈禧皇太后御赐给他“福寿”二字。
清末，朝廷开始重视海南开发，委任胡子春为开发海南督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察南洋钦差大臣杨士琦侍郎乘战舰宣慰海外华侨，看到胡子春在海外矿业宏大，便向朝廷奏定矿章，“以琼崖矿权，准公专利”，并疏胡子春为二品京堂大仆寺正卿、花翎三品顶戴盐运使。经奏准，胡子春获得了海南矿产的开发经营专利权。与此同时，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也委任他为槟榔屿领事，但他电辞不受，致力于海南种植和矿业的开发。
三亚历史上制盐多为“灶丁自煎”。至光绪年间，三亚临川一带的盐田虽有了发展，但大都为沙田池〓，靠风车和人力车水，人力艰辛，效益低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胡子春在三亚临川一带开发建设了大规模盐田后，直接引海水晒盐，减轻了盐工的劳苦，提高了制盐产量。
清代以前，崖州制盐“听任盐丁自煎自卖”，地方官府“无收盐配引转运筹事”，产销不畅。胡子春“乃创侨丰公司”，“禀准采运，配省行销”。胡子春运用西方企业经营理念，把盐田整治、开办公司和促进运销结合起来，加快了崖州制盐业的发展，“盐田渐多，输出益增”。据《崖州志》载，光绪三十四年，“临川场”盐田己共开得晒生盐田五百七十五丘，水田一百三十三丘。当时，各地盐商云集崖州三亚港。至民国初年，海南盐业开放，整个海南岛上计有运盐场馆20家，而三亚港便占13家。盐商大量采运三亚优质海水盐，经广州、香港转销大陆各地。产销两旺，得益盐户，增加了地方行政经费的收入。胡子春因之成为海南历史上以实业模式经营开发海水制盐业第一人。
胡子春具有爱国思想，接受民主革命思潮，坚决走实业救国道路。晚清时，他看清了朝廷的腐败，毅然与清政府决裂，辞去了清廷封授的各种官职。
离开海南后，他在海外联络华侨，全力支持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并秘密购买军火运回国内，为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廷的武昌起义，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胡子春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成为了清末爱国华侨的首领。
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崖州直隶州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丁未，崖州升为直隶州，称崖州直隶州，领陵水、万县、昌化、感恩四县。这是三亚历史上首次在州级建制上的升格。这一建置的升格，是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朝廷批准设置的。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壮族，清光绪举人。早年曾参加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提出过“非发奋自强，不能图存。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吏治、信赏罚”的维新良策，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破格提拔为广东、甘肃布政使。
1900年义和团崛起，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陕西省，岑春煊从甘肃率兵入京勤王护驾到西安。途中，岑春煊向慈禧太后力陈：“欲雪此耻，要在自强”；“自强之道，首需培植人才。”他重申兴教办学的重要，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重用，赏头品顶戴，后委任陕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和两广总督。
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岑春煊推行维新良策，重视兴教办学育才，创办了两广实业学堂、两广优质师范、广东政治学堂等一批高等新学。同时，向朝廷奏请，升崖州为直隶州，使崖州在历史上首次“升格”为直隶建制。
自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始，改地方州的建制为两种，一为直隶州，直隶于布政使司（即省一级），地位与府同，为中级地方行政机关；一为散州，地位与县同。清多沿袭明制，惟布政使司改称为“省”，省下为省辖府、直隶州和直隶厅，成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在清代，崖州未升为直隶州前，为散州建制，隶属于广东省所领的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崖州为直隶州后，崖州直隶州便不再是散州建制，也不再受琼州府的领辖，而是与琼州府平行，直接由广东省领辖。当时，海南岛上由广东省领辖的有琼州府和崖州直隶州，琼州府辖1州7县，崖州直隶州辖4县。
州，原是府属的地方行政单位，有的因地而特设，有的由重要的县改设，统称散州，其规制与县相同。还有一种州，是直属于省一级的，称为直隶州，都有属县，其规制与府同。直隶州与散州的长官都称为知州，但任官品级不同，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散州知州为从五品。直隶州辖县，散州与县无别。普通府与直隶州的主要区别在于：普通府的知府不亲辖地，知府驻于辖区内某一县城，该县仍设知县。直隶州长官所驻县不另设知县，由直隶州长官兼任该县长官，亲临其民。直隶州结构虽然与府相似，但在行政方面比府广泛而具体，可以直接行使地方政务职权。
《清史稿·地理志》载：崖州直隶州，“旧隶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为直隶州”；“东北距省治2680里。广242里，袤175里。北极高18度27分。京师偏西7度36分。领县4：感恩、昌化、陵水、万县”。从这一辖域上看，当时崖州直隶州已管辖了半个海南岛。清代，全国有直隶州76个，广东省有7个，崖州便是其中之一。升崖州为直隶州，海南岛形成了一府一直隶州的行政管辖格局。这一建制上的“升格”不仅体现了清朝廷对崖州边陲重镇的重视，也体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卓炽远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岑春煊由广东入京任邮传部尚书。此后，曾参加反袁世凯斗争，支持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南洋。晚年反对蒋介石的独载专制，资助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后因病在上海去世。有《乐斋漫笔》一书。现被彰为广西民族英杰。
安徽历史名人胡适之父胡传考察黎峒献良策
在海南岛历史上，胡传是受朝廷之命穿越五指山，对海南岛全境黎峒区域进行边疆地理考察的第一人。其考察后所写的《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对研究清代海南黎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风情极有史料价值。这次考察自琼州府启程，游历黎境80多个村峒和墟镇，并以崖州为终点，最后从崖州取海道返回广东省府，历时一个月。
胡传（1841—1895），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胡适之父，也是我国近代对勘察东北、海南和台湾地理起一定作用的安徽历史名人。
胡传是安徽绩溪上庄人，原名祥蛟，字守珊（又字铁花），号钝夫。幼年勤读书，嗜诗文，“倜傥负大志，欲有所建树于世”。及长，“刚正不阿”，“为人耿直，见义勇为”，曾参加过民团与太平军作战。多次参加府试不中后，潜心研究宋儒理学，对地理研究有浓厚兴趣。
光绪七年（1881年），胡传束装前往东北边疆游历和考察，受到驻防吉林的清廷钦差大臣吴大澄的赏识，留在营中当幕僚，曾参加1882年清廷与俄国勘定中俄晖春边界的会晤。在吴大澄的特力保荐下，胡传获清廷委任了地方行政官职。后来，吴大澄调广东巡抚，胡传转奔广东投吴大澄。
清代光绪年间，清朝政府想通过在海南岛黎境内再分区置县治理，以便加大开采林木。此前，虽已派出两广提督冯子材到海南岛黎境筹办过开道立县事宜，但奏议搁置。胡传到广东后，广东巡抚吴大澄、两广总督张之洞便邀请他赴海南，对黎境地理、土著及置县、开采的可行性，再进行全面考察，以便做可能的开发筹划。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胡传抵海南。十月二十一日自琼州府启程，至十一月初九日抵崖州。其间，他徒步穿越五指山腹地，考察了琼山、澄迈、临高、儋州、乐东、陵水、崖州等黎峒情况，并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沿途考察情况。艰辛的跋涉，恶劣的环境，使他染上瘴疠。后来，他曾在遣嘱中写下这一经历：“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直穿黎心达崖州，染瘴病困”，大难“亦不死”。据说，他的万余言《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就是在崖州州治崖城疗病期间整理完稿的。
胡传于十一月二十日离开崖州。回广州后，他依据考察情况，只用三句话、19个字作出了考察结论：“生黎训，不必剿；林木少，不足采；黎峒窄，不置郡县。”就当时而言，胡传的考察结论和建议，对维护黎族利益和保护海南岛林木资源，是有着进步意义的。
考察琼州黎峒后不久，胡传应新设台湾省署巡抚邵友濂之请，由吏部调往台湾，先后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台东直隶州知州，并兼任东汶山军务。胡传在台湾任职近四年间，巡视和考察了台湾全岛各地，提出了更新军事防务设施和加强海军训练的建议。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此时，胡传与爱国将领刘永福共同组织反割让斗争，并率领军民在台南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抵抗战斗。在战事危急之际，他写下一份遗书给他的次子，作了为保卫台湾战死沙场的准备。不料在抗战中病情复发恶化，被迫返回厦门治疗，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8月22日病卒，时年54岁。
有一说，胡传在台湾与日军作战殉难，并被割去头颅，后将遗体运回故乡埋葬。究竟是病死，还是在抗日保台中殉难，至今仍是个迷，其死因已列入《中国文化1000疑案》。
张之洞用战略家的眼光，最早提出了榆林港的军事建设，与毛泽东所见略同；
张人骏首航西沙申张主权，孙中山国民政府将榆林港、三亚港作为了开发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
胡适之父胡传第一个徒步考察海南，在崖州提出了保护海南森林资源的奏议；
清末爱国华侨首领胡子春，用西方经营理念开发了近代临川盐场……
古崖州，充满着神奇--
明代建文帝从崖州搭上便船潜往海外；
乾隆皇帝亲自平反了崖州回民携还经书案；
林宝慈在吉阳军脱险，使崖州黎族的信义令中原人士赞叹莫如……
宋代黎族酋长义救吉阳知军林宝慈
林宝慈是宋代乾祐年间（1170—1179）吉阳军（今三亚市）知军。
林宝慈，福建人，以父荫授承务郎，累迁秩至奉议，宋代乾祐年间知吉阳军。据《广东通志》、《夷坚志》及《崖州志》所载，林宝慈赴任吉阳军期间，曾经历了海上、异国及吉阳军惊险，成了三亚历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林宝慈赴任吉阳军时，渡琼州海峡遇巨风，所乘航船被刮到占城古国（今越南）。当时，占城国正与古腊国开战，双方皆乘大象，相持不决胜负。林宝慈向占城国王献计：“当习骑射以胜之”。因宝慈献计，占城国获大胜。占城国王大悦，亲自备舟船将林宝慈护送到了吉阳军。
在吉阳军，林宝慈与黎族酋长以礼相待，亲善黎族人民。当时，海南岛上所归化的黎峒均减轻征徭，黎族百姓因此对守令都很尊重，凡遇有新官上任，都要集结“持香币来贺”。林宝慈很感激黎族盛情，便亲自摆宴嘉赏，厚待黎族人民之情，胜过了以往守官，这更感动了黎族酋长，遂互结诚信，盟立兄弟。
林宝慈有一位名叫龚实之同乡好友，任参政。时任广西漕使的唐君因对龚实之忌恨，便迁怒于林宝慈，欲找机会对林宝慈进行报复。一次，有出自吉阳军的盐商向漕使唐君诬告林宝慈在吉阳军“侵民”。唐君正“着意求其过”，便以此为借口，派遣官兵围困吉阳军城，欲擒林宝慈，声势甚恶。在危急关头，林宝慈命走仆奔黎母山，告急求救。黎族酋长闻讯后，立择壮勇三百人，兼程赶往吉阳军城，将林宝慈一家解困出来，置于船上，浮海东遁，至于潮阳。
见林宝慈突围后，唐君即上书朝廷，倒打一耙说：“吉阳军守臣林宝慈，贪虐黎民，被黎人攻陷其郡，俘其妻子入峒矣。”朝廷不知虚实，下令经略司审究。经略使赶到吉阳军时，救危黎勇已撤回。经略使见吉阳军城并无所犯，但访林宝慈去向，却莫测存亡，朝廷便以林宝慈弃城之罪诏捕。
数月后，林宝慈自潮阳雇两民丁荷轿赴福州，拜谒乡师陈丞相，说明了事情发生的原因，获得为之开奏本末，朝廷方诏免其弃城逋逃之罪，复为原补官，调监饶州永平监，未几而卒。
对黎族酋长解围智救林宝慈的义举，中原人士闻之无不为之感慨道：“议者常谓蛮溪无信义，观此一事，报德排难之节可侔古人，中州有所不如也。”吉阳军黎族的义举，令中原人士自叹莫如。
黎峒酋长恪守诚信，报德义救知军林宝慈，一时传为中原佳话。
崖州与明代建文帝下落之谜
明代建文帝的下落，至今仍是中国历史之谜。为揭开这一千古之迷，有研究新论表明，建文帝当年自福建泉州漂泊崖州，然后自崖州乘搭便船逃往了海外。
建文帝朱允炆是明朝第二代皇帝。其父朱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早年被立为皇太子，不幸英年早逝，谥懿文。其后，朱元璋便立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元璋死时，时年21岁的朱允炆开始登基称惠帝。因取登基年号为建文，史称建文帝，在位四年。
《明史》记载，建文帝继位后，便和亲信大臣实施了意在打击分封亲王的“削藩”政策，先后将分封河南、湖南、湖北、山东、山西等地的亲王或废为平民，或囚禁高墙等，引起了各地亲王的恐慌。分封北京的燕王朱棣奋起反抗，于建文帝在位的第二年，便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起兵南下，发起“靖难之役”。不到四年，燕王即挥师渡过长江，兵临明都南京城下。大兵压境，建文帝求和不允，颁命死守，但他的主帅李景隆却打开金门迎燕军入城，于是，满朝文武纷纷投降。
明永乐年间著述的《明实录》和《明史稿》，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载：当时燕王攻破南京城后，建文帝见大势已去，不得已下令焚烧明故宫，顿时火光熊熊，建文帝携皇后马氏，跳入火中自焚，妃嫔侍从等大多亦随其蹈火而死。燕王朱棣入宫后，清宫三日，搜查建文帝的下落。宫内侍人都说建文帝已自焚，并从火堆里扒出一具烧焦的尸体证明之。燕王见到尸体时，已分不清面目。朱棣继位称帝后，便“以天子之礼葬建文帝”。这是历史上建文帝自焚之说，《明史·成祖本记》及《明史·方孝儒传》均持此定论。
建文帝是否自焚，自当年便受到质疑。《明史·姚广孝传》记载：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对建文帝自焚产生过怀疑，有人告诉他，那具烧焦的尸体是马皇后的，建文帝临难时削发扮僧从明故宫内的地道外逃了。这是建文帝外逃之说。明代文学家许相卿在《革朝志》中力主此说。
自“靖难之役”后，虽然建文帝自焚说与外逃说一直并存，但明代以来的史学家对建文帝自焚说大多持否定态度。建文帝是自焚还是削发为僧外逃，甚至流落海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而使这一悬案成为中国历史上“四大谜案”之一，并由此引出了明成祖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搜寻建文帝下落的种种说法。连《明史·郑和传》也作这样的推断：永乐帝怀疑建文帝逃亡海外，所以让郑和下西洋寻其下落。此外，明代史籍《革朝志》等也明确记载着郑和下西洋的这一隐秘目的。
建文帝下落之谜，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既在民间演绎成了许多传奇故事，也引起了台湾及日本等海内外学者的兴趣。其中台湾学者陈水源所著的《杰出航海家郑和》、日本学者上杉千年所著的《郑和下西洋》两部研究专著，都作出了同样的结论——明代建文帝从明故宫逃出来后，曾到过福建泉州开元寺当和尚，而后才伺机潜逃海外。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研究人员经研究这两部专著后，认为所引用的资料及对事实的论证可信。于是，建文帝到泉州当和尚后潜逃海外，成了揭开建文帝下落之谜的又一新论，即流落海外说。
依据《杰出航海家郑和》和《郑和下西洋》两部专著提供的史料，建文帝下落之谜有了这样的新解——
明太祖朱元璋生前曾留给建文帝一个铁箱子，嘱其在大难临头时打开。朱棣攻入南京城时，建文帝急忙打开铁箱子，发现里面放着度牒、僧衣、剃头刀和一些白金。建文帝悟然，于是按照明太祖的指点，与随从装扮成僧人模样，趁焚宫之乱，逃出了明故宫。
建文帝和随从自南京顺着长江来到武昌罗汉寺，后经罗汉寺主持派人带到福建泉州开元寺，以当和尚掩身，伺机漂洋过海。
明成祖朱元棣登基称永乐皇帝后，一直担心建文帝未死而外逃，在派郑和下西洋之前，就已在内陆地区追查建文帝的下落。永乐二年正月底，朱棣皇帝派郑和旧友李挺赴武昌追查建文帝踪迹，获悉曾有一贩盐商人于永乐元年，陪伴二僧侣由江西鹰潭向南出发，往福建方向而去。此讯让李挺断定建文帝可能已逃到福建，便迅速赶到泉州。
在泉州，李挺首先走访了开元寺的住持。住持告诉他，永乐元年底，有两位男子搭乘阿拉伯航线的商船前往印尼，后商船在广东搁浅，漂到了海南岛。获此信息后，李挺又马上搭乘便船赴海南岛的琼州探察，先后走访了一个多月，最后来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
在崖州的海边，李挺看到了一艘破损的阿拉伯商船。经访探，其间有人告诉他，曾看到一位貌似建文帝的年轻人，在崖州候搭乘坐通往印尼的便船，往海外去了。
明成祖朱棣听了李挺的探访汇报后，确信建文帝已经从崖州乘船逃往海外了，于是便令李挺同郑和一起下西洋，继续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2004年10月15日，福建《海峡都市报》以题为《明代建文帝曾到泉州开元寺当和尚》的报道披露了上述史论后，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和争论，并由此获得了建文帝在泉州开元寺当和尚的新佐论。泉州史学界专家认为，《杰出航海家郑和》和《郑和下西洋》是严肃的史学专著而并非历史“戏说”。陈水源是台湾彰化人，管理硕士，农学博士，兼任大学讲师、副教授，《杰出航海家郑和》是他花十年心血才完成的，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查阅资料上，可见其治学与著述的严谨。日本学者上杉千年所著《郑和下西洋》一书，图文并茂，书中资料图书都有证可考，真实性不值得怀疑。这两部专著都已在国内翻译出版，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和学术地位，在揭开建文帝下落之谜方面自成一说。
建文帝从崖州乘搭阿拉伯船渡海逃往海外国家，在当时是极备条件的。宋代，已有大批海外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民族泊来崖州，其中崖州大蛋港一带是海外阿拉伯国家民族泊来最早聚居地之一。在明代，崖州三亚港、大蛋港及保平港已成为海南岛南部繁华的商港，不仅泉州、广东商船往返于此，而且东南亚一带国家商船亦常来贸易。阿拉伯民族的交融和海上交通的方便，为建文帝自崖州潜往海外提供了便利和安全。
如果建文帝下落“逃往海外”说成立的话，那么，建文帝自泉州漂泊崖州后再搭乘便船逃往海外东南亚国家是可信的。诚然，建文帝下落之谜至今仍未揭开，但上述学者的合理猜想，亦使三亚的人文历史随之闪烁新的亮点。
注：①《郑和下西洋》（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②《杰出航海家郑和》（晨星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12月出版）。
清代崖州义士王熀与南明永历皇帝
王熀，明末清初崖州人。《崖州志》载，清代顺治初年，王熀为抗清复明，曾自崖州投奔桂王——南明永历皇帝，被任命为总兵，跟随永历皇帝在南方进行抗清复明征战十年余。《崖州志》彰为忠义人物。
明代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朱明王朝宣告灭亡。但是，李自成的大顺朝，也只是匆匆过客，40天后，清军攻入北京，李自成弃京而逃。与此同时，清帝国开始了在全国的统治，这正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立桂王朱常瀛四子朱由榔为永历皇帝，“称监国于肇庆”，“改明年为永历元年”，成为南明四朝之末在南方被推立的末代皇帝。
朱由榔从称帝之日起，带着少数朝臣和侍从，在南方招募抗清兵马。虽有不少义士投奔效力，但终难挽回败局，在强大的清军追逼下，只得在转战逃亡中度日。
王熀，字日宣，明末崖州生员。清顺治四年（1647年），其父因抗拒崖州知州“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号令而被杀死。王熀愤而策动志士联结黎汉两族“义民”，举兵抗清。屡战失利后，王熀于顺治六年（1649年）投奔效忠永历皇帝，并上疏陈诉其父和崖州士民“戴发效忠”、抗清殉节的事迹，得到永历皇帝的表旌，随之在永历皇帝身边供职。后因屡立攻夺城邑战功，被授总兵职衔。自顺治六年至顺治十七年（1660年），王熀跟随永历皇帝转战两广边境，历战10余年。
顺治十五年（1658年），在清朝的大举追逼下，王熀随永历皇帝逃亡缅甸。由于转战既久，资粮已尽，又处异域，难支危急。康熙元年（1662年），永历皇帝及太子等在缅甸被清军俘获处死。
王熀随永历皇帝逃往缅甸后不久，便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带印信潜回崖州，继续招兵反清。后在崖州大过岭被清军打败，带残部逃到“天涯”附近的“禁港”扎兵安营。此时，王熀知道败局已定，遂在“禁港”将印信旗帜烧掉，埋名隐姓入山匿居，取居室名为“水竹居”，自号“水北渔人”，终生不再入城市。康熙年间，崖州知州李应谦亲自前往招抚，王熀不从。
王熀隐居深山，赋诗咏志。其中《中秋玩月》云：“阴霾久障中天月，此夕中秋月复盈。皎洁一轮天下照，从今不改万年明。飒飒西风薄暮生，黑云吹尽碧天清。广寒今夜皎皎月，万国中秋庆大明。”他在诗中借咏中秋月之“明”，抒发了自己山居不改效忠明朝矢志。在《前作元戎后削为副戎历战十余年间触作》写道：“满腔热血死从龙，统领王师耀戟矛。事业无成天命改，时人轻薄笑予庸”。他回忆了自己效忠永历皇帝征战的经历，并不为曾被削职及失势后的幽居而伤叹。
《崖州志》的纂修者对当年王熀的抗清义举给予同情，称他是“不失为有明之义士”，并将他列为“忠义”之士，以“慰忠魂而昭定论”。对他不忘复明之咏，评曰：“功虽不成，志亦可悲矣”。而今看来，这一评价是失当的，功虽不成，忠义之节亦可贵。
王熀当年在“天涯”附近扎兵安营的地方，后人叫为“扎兵村”。其烧焚印信旗帜的“禁港”，后人因之改名为“烧旗水”和“烧旗沟”。而今通往西岛的“肖旗港”旅游码头，即是王熀当年烧焚印信旗帜之地。
乾隆皇帝为崖州回民“海富润事件”平反
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中国曾发生过一起最著名的对回民穆斯林迫害的“文字狱”，即所谓“崖州回民海富润携还经书案”，史称“海富润事件”。此案株连多人，波及全国，使崖州穆斯林一度受到冲击。后来，乾隆皇帝接奏审阅此案后，认为处理失当，诏谕平反，终使崖州回民避免了一场“文字狱”劫难。
海富润，清代崖州人，回族，为崖州回族清真寺阿訇。他虔信伊斯兰教，在清乾隆年间由崖州启程，历广西、湖南、甘肃、陕西等回族地区游学和抄录汉文穆斯林经籍，每抵一地，必以随身携带之汉文经书，当众论经讲道。
乾隆四十六年，已游学八年的海富润自陕西返回崖州，途经汉口时，因病住在观音桥礼拜寺内，结识了当时在汉口经商的南京籍回民袁国柞。
袁国柞，亦称袁二，字景初，江宁府上元县（今江苏南京市郊）人，约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袁国柞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刊刻发行了刘智撰的《天方至圣实录》，并为该书写了序、跋和书引。《天方至圣实录》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关于穆罕默德生平活动的编年史。伊斯兰教虽然早在一千三百年前就传入中国，穆罕默德的名字在唐代史书中也早有记载，但历唐、宋、元、明诸朝，中国穆斯林信徒对先知穆罕默德仅限于在清真寺听阿訇的宣讲，或彼此间的口头相传，能直接阅读阿拉伯文有关资料的人，终究是少数。而在汉文典籍中，或仅偶尔涉及伊斯兰的习俗礼仪，或只零星概述穆圣的局部经历，根本上看不到较系统完备的记载。直到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年），江苏南京人、伊斯兰教学者刘智用汉文编撰的《天方至圣实录》完稿，这个空白才算得以弥补。
海富润结识袁国柞后成为知己，两人对伊斯兰教经典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讨。为此，袁国柞特送给了海富润一部自己刻版的《天方至圣实录》十册，还有《天方字母解义》、《清真释疑》、《天方三字经》等，这些都是当时视为珍稀的刻体汉文伊斯兰经书。
海富润返故里时，正值清廷在镇压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撒拉、回回、东乡各族人民起义之后，各地官府奉命搜查“漏网逆党”、“邪教”之事。海富润离开汉口途经广西桂林时被盘查，搜出了他历经八年抄录准备带回崖州的经书，及袁国柞赠送的伊斯兰经籍。广西巡抚朱椿接报后，即以携带“不知敬避狂悖”的汉文经书为由，将海富润拘捕，严刑逼讯。同时，一面行文将此事通报江南各省查办，一面罗织罪状上奏朝廷。这一海富润携带经书案，很快便波及广西、湖北、江苏、安徽、云南、广东数省，著书人、作序者、送书人、译刻者、藏版人等均被捉拿，袁国柞及兄袁国裕被逮捕解往北京。一大批受牵连的回民及清真寺被搜查，弄得国内回民人人自危。
当时，广西巡抚朱椿将海富润捉拿入狱后，还派人前往崖州，对崖州回族清真寺和海富润家进行搜查，捉拿与海富润书案有关联的“案犯”，一时间，崖州回族村落陷入了恐怖之中。
崖州回族是唐宋元年间自海外泊来的伊斯兰教民族，被称为“海外番客”。《崖州志》载：“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
据近年文物普查发现，在三亚市、陵水县沿海海岸有多处古波斯墓葬群遗址。依据墓碑文字、图案及葬式，专家学者们得出的最新结论是，海南回族是自唐代至宋元年间，先后从海外不同的阿拉伯国家泊来，原散居在海南岛沿海港岸，后才逐渐迁移汇聚到崖州三亚湾羊栏（今三亚市凤凰镇）海岸，形成了岭南地区独特的伊斯兰文化聚落，入籍并纳入了崖州编管建置村都，称“所三亚里”。
至清代乾隆年间，所三亚里的回族繁兴。他们“建清真寺”，“恪守其教”，“捕渔办课，广植生产”，在与汉黎民族的交融中，传承着有异于中原大陆伊斯兰的语言与习俗，成为了崖州原居民族之一，共同开发崖州文明。因居住在海南岛上的最南端，与外界相对隔绝，因此，崖州回民不断派出穆斯林信徒前往海外“天方”朝圣，同时加强与国内伊斯兰民族的联系，广搜汉文翻译及刻印的伊斯兰教经籍著作。海富润就是当年不辞劳苦，跋涉抵西北等回民地区学习和交流伊斯兰回教的有志者。孰料，这一被广西官方查获的海富润“携还经书案”，却给崖州回族带来了空前的冲击，致使一批崖州回民为避祸出逃海外。
海富润一案波及全国，引起了各地伊斯兰教回民的惊恐不安，震惊了朝廷，也引起了乾隆皇帝的警觉。当接到朱椿的奏折后，乾隆皇帝亲自审阅了此案，发觉处理不当，立即诏谕“不必查办”。
乾隆皇帝在御旨中指出：“旧教回民各省多有”；“其平日所诵经典多系相沿旧本，并非实有毁谤，显为悖逆之语”；“此等回民各奉其教，若鳃鳃绳以国法，将不胜其扰。”乾隆皇帝还斥责查办此案的朱椿不善“仰体朕意”，“殊属过当”。于是下旨释放被捕的海富润、袁国柞及被牵连的人士，发还经籍。因大搞“文字狱”，迫害回民的广西巡抚朱椿被内阁革职。至此，折腾近一年的海富润文字案方告了结。
海富润携带着回教经籍，安然回到了崖州，崖州回民避免了一场“以文罹祸”的劫难。
雍正皇帝为崖州黎峒减税
据《崖州志》载，清代雍正八年（1730年）三月，雍正皇帝谕旨为崖州黎族百姓减轻税赋。
清代雍正年间，在雍正皇帝的励精图治下，地方大臣们都加意宣慰与抚绥，使边疆出现了安定的局面。雍正八年正月，崖州又有三十九黎峒“输诚向化，愿入版图。”根据当时赋役之法，凡入籍的民丁，都要按田地确定人丁年赋税，以保证税源的稳定，满足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收纳开支。当时，崖州实行的就是这种以户籍管理为依据的赋役制度，对此次归化入籍的三十九个村峒，依法典“每丁岁纳银二分二厘，以供赋役”。
时任广东总督的郝玉麟亲办了崖州黎峒抚绥及岁赋之事，及妥后，便以密折方式奏报雍正皇帝。雍正八年三月，雍正皇帝欣闻崖州黎峒“输诚向化”后，御批了郝玉麟的密折，并就此谕旨：
（崖州）“生黎诚心向化，愿附版图，朕念其无田可耕，本不忍收其赋税。但既倾心依向，若将丁银全行豁免，恐无以达输诚纳贡之悃忱。将递年每名输纳丁银二分二厘之数，减去一分二厘，止收一分，以作徭赋。地方文武大臣，时时训饬所属有司员弁等，加意抚绥，悉心教养，令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以副朕胞与地方之至意。”（《广东通志》）
历朝大都实行大汉族主义，多以征讨弹压海南黎境，以致不断激起民变和反抗，使民族矛盾成了治边安民的突出问题。雍正皇帝欣闻此次崖州黎峒未经征扰便自愿归化入籍，视为皇恩泽及所致，于是，便在谕旨中破例为崖州黎峒百姓减了赋税。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国税皇粮免不得”。在清代，赋役管理加强，赋税之法完善，逃避赋役的不仅要被削没财产甚至杀头，而且还把擅兴擅减赋税列为地方官吏的职务犯罪。因此，凡新入籍民户一律按朝廷颁布的赋役法典，强制征收赋税。当时，对崖州“向化”的黎峒百姓按“每丁岁纳银二分二厘”征收赋税，是依据大清律典作出的，属初征的轻薄赋税，这本已体现了朝廷对边境百姓的安抚，但雍正皇帝念及黎峒初归附，“无田可耕”，便在不能全行豁免的情况下，御批将地方大臣奏议的“每丁岁纳银二分二厘”，“减去一分二厘，止收一分。”
在封建社会，因地方灾害或战祸需要减轻赋税的，朝廷大都依从地方官的奏请，而鲜有皇帝在地方官奏请的减税额内再给予降减的。从这一事典上看，雍正皇帝对解决民族矛盾，安定边疆是着意重视的。他为崖州黎民减赋，旨在推行亲民的统治政策，诱导地方大臣们对海南黎族著意抚慰。为此，他还在御旨特别谕告广东及海南地方文武大臣，要“时训饬所属有司员弁等，加意抚绥，悉心教养，令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以副朕胞与地方之至意”。
在清代，雍正皇帝为便于掌握全国地方官员忠侫及宦绩，实行了别出心裁的密折制度，即在全国建立了情报网，以控制各级臣子，巩固专治统治。凡地方上给朝廷的密折，均用宫廷特制的折匣传递，任何人是绝对打不开的。密折须本人亲笔，派专人送达，由皇帝亲睹。这种文书制度的改革，有利于皇帝通达下情，直接批上自己的意见。雍正皇帝认为，用人得宜则地方获治，对官员要不时休访，防其改节，此乃敷政宁人的根本所在。他的用人政策有三个要旨：广采舆论、时加察访和乾纲独断。为此，他曾标谤自己“朕励精图治，耳目甚广。”当时，给皇帝上密折是一种特权和荣誉，有资格上奏密折的只有中央派到地方上的常设官员，广东总督郝玉麟便是具有密折使命的朝臣之一。
郝玉麟，汉军镶白旗人，清代著名封疆大臣，一生“安抚夷氏，颇著劳绩”。他曾任云南提督，率兵赴中甸驻扎，扬威塞外。雍正七年（1729年）至十年（1732年），任广东总督。在任广东总督期间，重视文化教育，主修了《广东通志》六十四卷，称为“郝《通志》”。在郝玉麟主修的《广东通志》中，载有不少与崖州相关的条目，清代纂修的《崖州志》均有引录。任闽浙总督期间，主修了《福建通志》七十八卷。后官至吏部尚书。
郝玉麟虽然没有到过崖州，但因他奏议而使崖州黎族百姓获得皇帝的御批减轻赋税，使朝廷“加意抚绥，悉心教养”的安民之政泽及远民。崖州人民“安居乐业，各得其所”，也倾注入了这位封疆大臣的爱民之心。
清代著名封疆大吏范时捷与崖州海防
范时捷是清代著名封疆大吏、汉军都统，他在任琼州总兵期间，曾巡抚崖州，视察边防，并向朝廷提出了加强崖州海防的奏议。
范时捷（？-1738），抚顺人，出身将相名门。其祖父范文程，官历议政大臣、太傅兼太子太师，前后仕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帝、康熙帝四代，是享有“一生扶大清”之誉的清代开国名臣。其父范承武，袭一等子爵。范时捷以军功和镇边政绩，历官至陕甘提督、陕西巡抚等，授汉军镶白旗都统。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至四十二年，曾在广东、广西任广东南雄副将、广西浔州副将、广东韶州总兵、琼州总兵。
在崖州历史上，倭寇海贼曾为一方祸患。据《崖州志·海防志》所载，明至清代康熙年间，海贼倭寇常自海上窜入崖州，劫村掠财。由于海防不固，每有寇犯，防不胜防，难于克敌。明代永乐九年（1411年）至十一年，倭寇两次大举犯境，崖州百户王英和尹敬率兵抵抗，皆战没。正德十四年，渤泥番寇登榆林港，知州陈尧恩督军迎战失利；同年十二月，海贼何乔、林容等复犯崖州，突入大蛋港，烧杀抢掠后，掳数十人而去。隆庆五年，海贼李茂等突入三亚港、大蛋港，大肆劫掠，烧毁兵船。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闽人林八等作乱，攻劫番人塘等村，州西震动。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范时捷调任琼州总兵。上任当年，崖州正遭受到志书所载历时最长的大规模海寇劫难。是年十二月，七艘全副武装的海贼船停泊三亚港。“初七日，上村掳民财。十一日，至大蛋港”。“中军守备刘士伟率兵御敌，不克”；“十二日，千总王兴玉领兵防海口。贼从南山岭后登岸，掠民财富”；十九日，贼寇突入崖州城西厢，“民皆惊散”。海贼自三亚港至崖州城沿海一带劫掠近半个月。临危受命上任的范时捷闻讯后，急派黄友赞赴任崖州游击迎击海寇。二十日，黄友瓒日夜兼程抵崖州，“率兵追至岭头营”，经过一场激战，全歼海贼，大获全胜。
此役大捷，黄友瓒威名大振。为此，范时捷于康熙四十三（1704年）年亲抵崖州，犒酬将士、抚慰百姓。为加强海防，防患未然，他与黄友瓒一同对崖州各海湾及港口布防情况进行了考察，依据海防形势，对崖州海防作了重新的部署调整。此后，范时捷向朝廷呈上有关此次崖州海防巡察及驻防调整的奏议。
在奏议中，范时捷强调了崖州海防的重要性。指出：“崖州为全琼之后户，其濒海冲险处，较各州邑为多。即如自番人塘起，历黄流湾、榕村、酸梅塘、南山岭止，计海面约二百余里。虽设有炮台，及了守兵丁，奈此一带地方，处处可登岸取水，又处处逼近村庄。今应于榕村适中之地，设兵五十名，拨千总一员，每年轮换，带兵防守。自南山岭至番人塘一带地方，诚不可少缓者”。
在崖州历史上，所设营、寨、讯、台，大多面对内陆黎境的防范，所驻营兵也为应琼州府贴防“黎讯“之备。在崖州巡察期间，范时捷通过深入黎境和出巡海面，发现这一重“内防”而轻“海防”的防范部署，造成了崖州海防“讯广兵单”，难于防御寇贼的犯境。他认为危及崖州边境安全的祸患，已不再是所谓的“黎变”，而是来自海上的倭寇海贼。因此，他在上朝廷奏议大胆指出：“今黎岐遵化”，不应再抽调崖兵贴防岛内各地“黎讯”，而应在重要的海湾增添营讯，增加兵额，以利加强海防。
倭寇、海贼突入崖州之境，主要依托沿海港口。为此，范时捷亲自实地考察了崖州境内保平港、大蛋港、三亚港、榆林港、望楼港等重要港口的布防情况，采纳了游击黄友瓒提出的布防意见，及至布防调整得宜之后，一并在奏议中反映：“又有保平港，距州城十里，额设兵五十名，兼顾大蛋港。其港虽大，然内有城讯，外有港汛，可以互相应援。又有三亚港，离城一百二十里。港面阔大，船只出入自如。据游击黄友瓒指陈：此港旧系钉桩扼守，今宜如旧。至其营盘布置，皆已得宜。又有榆林港，与三亚港只隔一山，呼吸可通，无容更议。”
范时捷的奏议，得到朝廷的重视，从而使崖州边防营盘布置的重点由“黎讯”转向“海汛”，在保平港、大蛋港、三亚港、榆林港、虎头岭、望楼港等港口关隘修筑了炮台，增强了崖州海防防御能力。
就在范时捷巡察崖州当年，即康熙四十三年，海贼首石起孙又“复犯三亚港”。这次进犯的海寇人数众多，配有长枪大炮，为历次犯境之最。由于有备在先，接讯后，范时捷立即谴琼州水师与崖州海防营讯官兵追剿合歼，在乐盘海湾上与海贼进行了激烈的炮战。此役大捷，共缴获贼船一艘、大小炮十二门、鸟枪等武器五十三件，生擒贼首石起孙等四十六人，并将贼首石起孙斩首示众。此后，虽仍屡有海贼犯境，大都被击溃。
康熙四十七年，范时捷因琼州总兵之功升任陕西宁夏总兵，后擢陕甘提督、陕西巡抚。雍正三年，授汉军镶白旗都统，即汉军统帅。清代的军事官制有八旗兵制。八旗兵分满、蒙、汉共24旗，每旗设都统1人，官阶与加尚书衔的总督品位相同，掌管该旗军政事务及兼防地区的民政事务。
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川陕总督时羹尧因被弹劾坐赃贪婪罢总督，降为杭州将军。时羹尧与范时捷有交往，钦佩其才，曾称赞范时捷“才品超群，汉满官员无比”。就因这一句赞扬之话，范时捷受到了牵连，被兵部尚书奏请罢免了汉军都统，充侍卫。雍正八年，授散秩大臣，护陵寝。乾隆元年（1736年），授一等子，后以病召还京，病卒。
范时捷是清代著名封疆大使，多有军功政绩。他当年向朝廷所上的崖州海防条议，独具卓识，是当朝加强崖州海防建设的宏良对策，为三亚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海防文献史料。
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与崖州榆林港
清代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光绪皇帝在两广总督张之洞所上的《查勘榆林港形势筹议驻营筑台片》奏折上硃批：“该衙门议奏。钦此”。自此，崖州榆林港的海防军事地位得到了朝廷的重视。
张之洞是毛泽东说过的中国人不应该忘记的一位近代人物。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番涛，直隶南皮（今河北）人。他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辅佐，曾在广西边境指挥打败入侵的法国军队，倡导“中体西用”，谋求富国强兵，是清末洋务派的首领。
清末，外国列强，朝廷开始重视海防。张之洞从与法国军队在广西镇南关大战的教训中，清醒意识到加强边防的紧迫性，也警觉到外国列强入侵中国将会由陆疆转向海疆。在光绪十年（1884年）年任两广总督之后，他便向朝廷指出，重内陆边防轻沿海海防的防御政策已不足取，只有加强海防军事防御，才能更有效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并提出了“立基南粤”的海防战略主张。在朝廷的重视下，张之洞调集留洋学生测绘了东南沿海边防海图，加强沿海驻营和炮台建设，使广州重镇的海上防御力量得到了增强。
此时，一起法国兵轮擅自驰入崖州榆林港事件引起了张之洞的关注。
光绪十五年七月初三日，崖州海关巡船发现有法国兵轮驰进榆林港，“沿海量水，由港西上岸钉桩四处，港口有石桩均用灰涂，东西两岸分插红白四小旗，十七日复来插标十五处”。
崖州知州唐镜沅及时禀报了这一异动情况后，引起了张之洞的警觉：榆林港仅为一般渔港，并非通商口岸，法国兵轮擅自入港量水，上岸钉桩插标，违背了中法签订的条约，“实属包藏祸心”。
为防患未然，张之洞当机立断，“饬将各桩标撤毁，并照会法领事严切禁阻”。同时，急命署琼州总兵李先义、代理雷琼道顾元勋、署崖州知州唐镜沅，“带同精于测绘将弁数员，乘驾兵轮前往榆林港测量勘察。”
这是历史上首次由官方组织对崖州榆林港的勘察。这次勘察详尽绘制了榆林港地理形势图，并就港口状况及军事地位作了说明，形成了对榆林港最早的原始记录。其中勘察说明写道：
“勘得榆林港两山环抱，水口紧而且深，形如葫芦，口门内水深港阔，可泊铁甲大船十余艘，中号兵轮二三十艘。各山林木丛杂，泉水甚甘。周围十余里土人及来往舢板皆往取水，如海防有事扎水寨为营，形势之胜，不独为琼海他口所无，即广东省各海岛亦所罕靓。查琼州海面七洋州一带风浪最恶，无可停泊，若将此港筹备完密，设琼海有事，我之铁舰与敌舰攻击之时，倘值风暴不便，得此可资收泊。又有炮台以为犄角，实为讲求海军必争之地。”①
张之洞在审阅了有关榆林港的勘察图和说明后，向光绪皇帝上了《勘察榆林港形势筹议驻营筑台片》奏折，提出了筹办榆林港军事海防的对策，其中写道：
“臣查法人窥伺琼州已非一日，此次在榆林港量水插标狡谋显露。该港水深能泊铁舰，并可取水避风，若不幸为敌所据、兵轮中道停泊所，岂惟琼州一府之忧，将南洋各口胥被其害。方今环瀛各国眈眈群伺，此港既为形势之区，牖户绸缪，自应亟图豫防之计。现拟于榆林港口门外东山乐道岭、西山独田岭分筑炮台各三座，两岸相距二百余丈，敌船若欲进口，中等炮力尽可摧坚，若配十五生新式长炮六尊，足资扼守。惟该港经营必须及早筑台，尚可从容，现经雷琼道朱采调派一营前往驻扎，令其覆加体察，一俟定议即行筹款购炮兴工”。②
光绪皇帝硃批了这一奏折后，张之洞即筹办了榆林港的军事防范，在榆林港西的独田岭、榆林港东南的虎头岭修筑了炮台，正式设营驻兵，加强了海防。
在《崖州志》中，记载了与这一历史事件有关的印证。
《崖州志·海防志》载：榆林港，“光绪十五年，督宪调琼军右营练兵驻扎防守，今改驻巡防第三营。旧有炮台，已圮。”
《崖州志·金石》载：榆林港烟墩岭上，有一镌“龟蛇图石刻”的长方形磊石，石的南垣刻“委暑崖州协副将川东徐赞彪统带水陆五营驻扎榆林，时法兰西来测水，是为筹备海防之始。”徐赞彪，四川人，光绪十六年署任崖州协水陆副将。
张之洞的“富国强兵”梦，因晚清朝廷的腐败无能终不能实现，但他一百多年前组织对崖州榆林港的勘察和奏议，使榆林港的军事地位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张之洞《查勘榆林港形势筹议驻营筑台片》奏折，体现了他的爱国热忱、战略卓识，为三亚海防建设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1月24日，毛泽东对榆林港的军事地位给予高度重视。毛泽东在《对东南沿海设防和构筑工事的意见》中，向周恩来、陈毅等提出：“榆林港是否照虎门那样建筑一个炮兵团的要塞，你们可设计作预算电呈考虑”。当时，经毛泽东主席批准设立的海防军事要塞只有两个，一个是虎门要塞，一个是榆林港要塞。张之洞虽不能与毛泽东等同而言，但在对榆林港军事地位的认识上，亦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注：①②引自《张之洞全集》。
清代两江总督张人骏与崖州经营西沙根据地
《三亚市志·大事记》载：清代宣统元年（1909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派谴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海军官兵100余人前往西沙群岛，逐岛查勘，命名刻碑，重申主权”。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朝廷派出军舰对西沙群岛进行全面勘察。这次查勘取得了三方面成果：一是重申国家领土主权；二是促进了筹办西沙群岛开发；三是确定将崖州榆林港和三亚港作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早在唐代，朝廷就将称为“千里长沙，万里石塘”的西中南沙群岛划归海南岛上的振州（今三亚市）管辖。宋代，位于岛北的崖州南移至振州，将振州易名为崖州（吉阳军），南海诸岛仍属崖州（吉阳军）管辖。在北宋时，朝廷曾命水师出巡至“九乳螺州”（今西沙群岛），这是我国海军最早的巡海活动。现西沙群岛中的“吉阳礁”，便是早在宋代时以“吉阳军”郡名对西沙群岛主要岛礁的命名。“吉阳礁”是西沙群岛唯一以州郡命名的岛礁，以吉阳军之命名，既申明了国家主权，也确立了吉阳军对西沙群岛的管辖。元代至明代中期，南海诸群岛屿仍由吉阳军（崖州）管辖。明末至清代，南海诸群岛划归万安州（今万宁市）管辖。辛亥革命（1911年）后，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作出决定，将西沙群岛重新划归崖州管辖，并以崖州榆林港、三亚港作为筹办开发西沙群岛的根据地。
这一崖州历史重大事典，与晚清两位著名人物有关，一位是辛亥革命时清廷的两江总督、著名封疆大吏张人骏，另一位是当时的两广水师提督李准。
张人骏（1846—1927），清末直隶丰润（今属河北）人，字千里、安圃。进士出身，授庶吉士、翰林院编修。出任山东布政使，迁漕运总督，升山西巡抚。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擢两广总督。宣统元年（1909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在两广任职期间，指挥反击英国、日本、葡萄牙等列强的挑衅和侵略，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李准（1863—1936），字直绳，四川邻水人，是清廷的一名悍将，曾任珠江巡阅使等职，后署两广水师。
清末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日本侵占东沙群岛，大量掠夺了东沙群岛资源。此时，在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第一个站起来反对日本侵占东沙群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是两江总督端方。他致电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人骏，强调东沙群岛“确是中国之地，不可置之不问”。
张人骏接电后，立刻派人收集有关东沙群岛资料，并派出海军前往东沙群岛调查日本人侵掠的事实。通过用事实和证据及时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和交涉，迫使日本政府承认了中国政府对东沙群岛的主权，撤出了侵掠的东沙群岛岛屿。
接受日本入侵东沙群岛的教训后，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张人骏提出应把筹办开发西沙群岛和维护国家主权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奏议经清政府军机处批准后，张人骏便于宣统元年（1909年）初，派出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副将吴敬荣、刘义宽等，率“伏波”、“琛舰”、“广金”三艘军舰，开赴西沙群岛进行巡视，并由西沙至崖州三亚、榆林两港复勘。
这次巡视考察航行共20天，同航考察的有港商、官员、测绘员、化验师、无线电工程师、摄影及水木工等170多人。考察军舰于四月初自广州起航至香港后抵琼州，十七日由榆林港展轮，十八日抵西沙群岛海域。
经过巡视考察，绘制了西沙群岛各岛分布图，查明岛屿15座，并首次以中国官方名义给各岛正式命名，勒石纪念，于永兴岛升旗鸣炮，公告中外，重申南海诸岛屿为中国神圣不可侵犯之领土。
依据巡察结果，张人骏立刻下令设立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处，并在上皇帝的奏报中提出，为便于西沙群岛开发，应调整对西沙群岛的辖属管理，以崖州的榆林港和三亚港作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不久，张人俊卸两广总督之职，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为此，他又在上书中要求，“应由新任督臣”核办。张人骏当年倡导以开发西沙群岛巩固主权的思想，为后人所继承。辛亥革命后，当时的广东省建设厅厅长何启澧在向广东省政府提交的报告再次提出：
“至于西沙群岛，它原属海南岛万州（今万宁市）管辖，宣统元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接受日本入侵东沙群岛的教训，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锐意经营西沙，设立了筹办西沙岛事务处，统理筹划经营西沙一切事务，该处考虑到，西沙各岛孤悬海外，既无淡水，又无粮食，轮船并无避风之所，必选择一妥近之地，借资接应。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广东官员选择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所属榆林港和三亚港为经营西沙群岛的根据地。因为榆林港和三亚港距西沙较近，相距仅一百五十余海里，旦暮可达，而且此二港，山水环抱，形势天然，地土亦颇饶沃，实擅琼崖之胜，所以决定以此两港为经营西沙根据地……此后，经营西沙群岛的重心便从万州转移到了崖州。”
1911年，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决定，将西沙群岛划归崖州管辖，并由内政部咨行广东省政府遵照执行。广东省政府以指令的形式，公布了这一决定。
1912年，废崖州直隶州，改名为崖县。民国八年（1919年），广东省政府再次宣布将西沙群岛划归崖县管辖。
清代抗法英雄冯子材在崖州上“抚黎章程”
清代光绪十二年（1886年），两广总督张之洞命广西提督冯子材统办全琼军务，负责在海南黎境开道及筹办开发海南岛事宜。自此，这位在广西镇南关抗击法军的民族英雄，军旅遍全琼，并曾驻扎崖州，谋划开发经略，并于光绪十三年，在崖州向朝廷提出《抚黎章程十二条》。
在海南岛历史上，民族矛盾是影响民族融合和边疆安定的突出问题。朝廷虽然主张“安抚”，但大多以武力征讨。其间不乏“怀善”名宦，从维护民族团结、安定边陲和加强封建统治的角度上，提出过各种对策，如明代海南名人海瑞就提出过以“开通黎峒十字路”，促进海南岛上黎汉民族的交融和共同进步。崖州明代进士钟芳也有憾于对黎境的滥施征讨，提出了“善杀不如善怀”的仁政主张。冯子材在海南岛上的开发经略，可说是对海瑞、钟芳的主张兼收并蓄。
冯子材（1818—1903），字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行伍出身，累迁至提督，后退职。1885年法军占领广西镇南关后，经张之洞举荐，复起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率部在镇南关前击败法军主力，收复谅山，取得了震惊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后曾任云南提督、贵州提督。
冯子材是清代著名爱国将领，不仅是军事家，而且是治理边疆的卓识政治家。受命统办全琼军务后，他总结历代海南岛上“治黎”教训，以独到的见解，在崖州向朝廷提出了《抚黎章程十二条》。
《抚黎章程十二条》，虽然是为朝廷服务的对策，具有一定的政治局限性，但从其主张上，在当时是有着进步意义的。主要内容有：
一是明确使命。即官军此举，“开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丝毫无扰，毋庸畏惧。”
二是申明目的。即“选择要地，设官抚治，”“略仿黔滇各省土司之例，不令吏胥索扰。”
三是提出经略主张。即开通路后，黎族“有主之田，断不能强夺。”“开通田业，三年之内，不收赋税，三年之外，务从轻起微。”
四是维护黎族利益。即“黎境有矿各山，由官商来采者，给钱租赁，绝不强行占踞，黎汉均享其利”；“汉民盐布百货与黎地牛、木、棉、药等物，在各峒设场集市，往来畅通，公平交易，严禁汉民讹赖盘驳，总令于黎人有益。”
五是推行文明。即“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师塾师，学习汉语汉文，宜讲圣谕广训，此需经费就地筹办，令在籍崖州总兵林宜华等分遣能晓黎语团绅，经历各峒，剀切宜谕。”
这一奏议获得清朝廷的赞许。自光绪十二年（1886年）至十三年（1887年），冯子材按其奏议所定的治理方略，在海南岛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开发治理活动。在军事上，实施少镇压多抚慰政策，“收抚黎众十万人”（《清史稿·兵志八·边防》）；实施“开通十字大路”举措，推进了沿海平原向深山腹地道路的开通，促进了黎境的文明开化；通过实行减税、黎汉共享其利政策，鼓励开发黎区、垦荒造田和开挖矿山，利用黎境资源，发展黎族经济；通过设立义学馆等，延师教育黎族子弟，并实行优惠政策，开科时，黎族子弟到州府赴试，其卷皮上写“民童”二字，关照取录；设立招商局，在各峒口设集市，公平交易；在府及州设抚黎局，组建黎团，实行土司制度，由黎族上层首领充当总管等职，实行内部自治；在海口、崖州等地设电报局，及时互通情报，防患未然。为开化黎境，冯子材还将一部分从广西率入海南的士兵留在黎族地区，并引入一批内陆汉人进入黎境居住，使汉民族文化在黎族地区得到传播，促进了黎汉民族的交融。
在清代一年多时间内，通过开道路、平叛乱、设墟市、促造田、兴教化……，冯子材将明代以来所筹划的海南岛黎境治理之策变为现实，成为了清代海南黎族地区全面筹划开发的志士仁人之一。
冯子材提出的海南黎境治理开发措施，除他曾付诸实施之外，大多都因历史原因未能实行。他当年向朝廷所上的《抚黎章程十二条》体现了他对边疆治理的卓识远见，成为了海南岛早期开发建设的珍贵文献史料。
冯子材一生军功累身，获清廷赏尚书衔。在中日甲午战争和帝国主义联军进犯津京时，年已76岁的冯子材爱国抗敌不减当年勇，多次奏请“为国出力”。光绪二十九年，逝于南宁军营中，享年86岁，谥勇毅。海南岛五指山地区，现仍留有冯子材当年手书的“手劈南荒”摩崖石刻，铭记下了他经略开发海南的功绩。
清末爱国华侨首领胡子春与崖州临川场盐田开发
胡子春是清末著名的爱国华侨首领，崖州临川盐场的开拓者。
三亚制盐业历史悠久。《唐书·地理志》载：乾元元年（758年），振州（今三亚市）“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清末，爱国华侨胡子春以西方先进的经营理念，在崖州建筑了著名的“临川场”盐田，奠定了新中国三亚榆亚盐场的开发基础。
胡子春（1859—1921），福建永定县人，字子春，生于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其祖父早年侨居马来亚，父亲生于槟榔屿，后返家乡结婚。1872年，胡子春随父移居槟榔屿，20岁起独立经营采锡业。由于他富有经营天赋，善于吸收西方先进的开矿技术和管理经验，数年后便拥有了几座大矿场，成为马来亚华人锡矿主，被称为“锡矿大王”。胡子春对开发马来亚贡献巨大，获英国国王封为“矿务大臣”。
胡子春是一位爱国华侨。他在马来亚开矿及种植橡胶致富后，便不断回到国内各地行善、赈济灾荒、兴办教育等。他还捐赠给清朝廷大量的白银，获清廷封赠荣禄大夫衔。光绪年间，慈禧皇太后御赐给他“福寿”二字。
清末，朝廷开始重视海南开发，委任胡子春为开发海南督办。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考察南洋钦差大臣杨士琦侍郎乘战舰宣慰海外华侨，看到胡子春在海外矿业宏大，便向朝廷奏定矿章，“以琼崖矿权，准公专利”，并疏胡子春为二品京堂大仆寺正卿、花翎三品顶戴盐运使。经奏准，胡子春获得了海南矿产的开发经营专利权。与此同时，出使英国大臣汪大燮也委任他为槟榔屿领事，但他电辞不受，致力于海南种植和矿业的开发。
三亚历史上制盐多为“灶丁自煎”。至光绪年间，三亚临川一带的盐田虽有了发展，但大都为沙田池〓，靠风车和人力车水，人力艰辛，效益低下。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胡子春在三亚临川一带开发建设了大规模盐田后，直接引海水晒盐，减轻了盐工的劳苦，提高了制盐产量。
清代以前，崖州制盐“听任盐丁自煎自卖”，地方官府“无收盐配引转运筹事”，产销不畅。胡子春“乃创侨丰公司”，“禀准采运，配省行销”。胡子春运用西方企业经营理念，把盐田整治、开办公司和促进运销结合起来，加快了崖州制盐业的发展，“盐田渐多，输出益增”。据《崖州志》载，光绪三十四年，“临川场”盐田己共开得晒生盐田五百七十五丘，水田一百三十三丘。当时，各地盐商云集崖州三亚港。至民国初年，海南盐业开放，整个海南岛上计有运盐场馆20家，而三亚港便占13家。盐商大量采运三亚优质海水盐，经广州、香港转销大陆各地。产销两旺，得益盐户，增加了地方行政经费的收入。胡子春因之成为海南历史上以实业模式经营开发海水制盐业第一人。
胡子春具有爱国思想，接受民主革命思潮，坚决走实业救国道路。晚清时，他看清了朝廷的腐败，毅然与清政府决裂，辞去了清廷封授的各种官职。
离开海南后，他在海外联络华侨，全力支持孙中山在海外的革命活动，并秘密购买军火运回国内，为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廷的武昌起义，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胡子春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成为了清末爱国华侨的首领。
两广总督岑春煊与崖州直隶州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丁未，崖州升为直隶州，称崖州直隶州，领陵水、万县、昌化、感恩四县。这是三亚历史上首次在州级建制上的升格。这一建置的升格，是由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朝廷批准设置的。
岑春煊（1861—1933），原名春泽，字云阶，广西西林人，壮族，清光绪举人。早年曾参加康有为的维新运动，提出过“非发奋自强，不能图存。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吏治、信赏罚”的维新良策，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破格提拔为广东、甘肃布政使。
1900年义和团崛起，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陕西省，岑春煊从甘肃率兵入京勤王护驾到西安。途中，岑春煊向慈禧太后力陈：“欲雪此耻，要在自强”；“自强之道，首需培植人才。”他重申兴教办学的重要，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重用，赏头品顶戴，后委任陕西、山西巡抚，四川总督和两广总督。
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岑春煊推行维新良策，重视兴教办学育才，创办了两广实业学堂、两广优质师范、广东政治学堂等一批高等新学。同时，向朝廷奏请，升崖州为直隶州，使崖州在历史上首次“升格”为直隶建制。
自明代洪武九年（1376年）始，改地方州的建制为两种，一为直隶州，直隶于布政使司（即省一级），地位与府同，为中级地方行政机关；一为散州，地位与县同。清多沿袭明制，惟布政使司改称为“省”，省下为省辖府、直隶州和直隶厅，成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在清代，崖州未升为直隶州前，为散州建制，隶属于广东省所领的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崖州为直隶州后，崖州直隶州便不再是散州建制，也不再受琼州府的领辖，而是与琼州府平行，直接由广东省领辖。当时，海南岛上由广东省领辖的有琼州府和崖州直隶州，琼州府辖1州7县，崖州直隶州辖4县。
州，原是府属的地方行政单位，有的因地而特设，有的由重要的县改设，统称散州，其规制与县相同。还有一种州，是直属于省一级的，称为直隶州，都有属县，其规制与府同。直隶州与散州的长官都称为知州，但任官品级不同，直隶州知州为正五品，散州知州为从五品。直隶州辖县，散州与县无别。普通府与直隶州的主要区别在于：普通府的知府不亲辖地，知府驻于辖区内某一县城，该县仍设知县。直隶州长官所驻县不另设知县，由直隶州长官兼任该县长官，亲临其民。直隶州结构虽然与府相似，但在行政方面比府广泛而具体，可以直接行使地方政务职权。
《清史稿·地理志》载：崖州直隶州，“旧隶琼州府，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升为直隶州”；“东北距省治2680里。广242里，袤175里。北极高18度27分。京师偏西7度36分。领县4：感恩、昌化、陵水、万县”。从这一辖域上看，当时崖州直隶州已管辖了半个海南岛。清代，全国有直隶州76个，广东省有7个，崖州便是其中之一。升崖州为直隶州，海南岛形成了一府一直隶州的行政管辖格局。这一建制上的“升格”不仅体现了清朝廷对崖州边陲重镇的重视，也体现了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卓炽远见。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岑春煊由广东入京任邮传部尚书。此后，曾参加反袁世凯斗争，支持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南洋。晚年反对蒋介石的独载专制，资助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后因病在上海去世。有《乐斋漫笔》一书。现被彰为广西民族英杰。
安徽历史名人胡适之父胡传考察黎峒献良策
在海南岛历史上，胡传是受朝廷之命穿越五指山，对海南岛全境黎峒区域进行边疆地理考察的第一人。其考察后所写的《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对研究清代海南黎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风情极有史料价值。这次考察自琼州府启程，游历黎境80多个村峒和墟镇，并以崖州为终点，最后从崖州取海道返回广东省府，历时一个月。
胡传（1841—1895），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胡适之父，也是我国近代对勘察东北、海南和台湾地理起一定作用的安徽历史名人。
胡传是安徽绩溪上庄人，原名祥蛟，字守珊（又字铁花），号钝夫。幼年勤读书，嗜诗文，“倜傥负大志，欲有所建树于世”。及长，“刚正不阿”，“为人耿直，见义勇为”，曾参加过民团与太平军作战。多次参加府试不中后，潜心研究宋儒理学，对地理研究有浓厚兴趣。
光绪七年（1881年），胡传束装前往东北边疆游历和考察，受到驻防吉林的清廷钦差大臣吴大澄的赏识，留在营中当幕僚，曾参加1882年清廷与俄国勘定中俄晖春边界的会晤。在吴大澄的特力保荐下，胡传获清廷委任了地方行政官职。后来，吴大澄调广东巡抚，胡传转奔广东投吴大澄。
清代光绪年间，清朝政府想通过在海南岛黎境内再分区置县治理，以便加大开采林木。此前，虽已派出两广提督冯子材到海南岛黎境筹办过开道立县事宜，但奏议搁置。胡传到广东后，广东巡抚吴大澄、两广总督张之洞便邀请他赴海南，对黎境地理、土著及置县、开采的可行性，再进行全面考察，以便做可能的开发筹划。
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月，胡传抵海南。十月二十一日自琼州府启程，至十一月初九日抵崖州。其间，他徒步穿越五指山腹地，考察了琼山、澄迈、临高、儋州、乐东、陵水、崖州等黎峒情况，并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沿途考察情况。艰辛的跋涉，恶劣的环境，使他染上瘴疠。后来，他曾在遣嘱中写下这一经历：“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直穿黎心达崖州，染瘴病困”，大难“亦不死”。据说，他的万余言《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就是在崖州州治崖城疗病期间整理完稿的。
胡传于十一月二十日离开崖州。回广州后，他依据考察情况，只用三句话、19个字作出了考察结论：“生黎训，不必剿；林木少，不足采；黎峒窄，不置郡县。”就当时而言，胡传的考察结论和建议，对维护黎族利益和保护海南岛林木资源，是有着进步意义的。
考察琼州黎峒后不久，胡传应新设台湾省署巡抚邵友濂之请，由吏部调往台湾，先后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台东直隶州知州，并兼任东汶山军务。胡传在台湾任职近四年间，巡视和考察了台湾全岛各地，提出了更新军事防务设施和加强海军训练的建议。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朝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割让台湾、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此时，胡传与爱国将领刘永福共同组织反割让斗争，并率领军民在台南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抵抗战斗。在战事危急之际，他写下一份遗书给他的次子，作了为保卫台湾战死沙场的准备。不料在抗战中病情复发恶化，被迫返回厦门治疗，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8月22日病卒，时年54岁。
有一说，胡传在台湾与日军作战殉难，并被割去头颅，后将遗体运回故乡埋葬。究竟是病死，还是在抗日保台中殉难，至今仍是个迷，其死因已列入《中国文化1000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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