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你知道“海判南天”隐藏着的秘密吗？
  你知道“落笔洞”是谁题刻的吗？
  你知道慈禧太后“寿”字碑的来历吗？
  崖州多胜景，天涯无处不奇观。山川风物留下历史名人开拓的芳踪，也在向你讲述一个神奇的三亚——
  周康队毛奎呼仙唤道，把“大小洞天”移栽崖州南山；程哲、范人梯用儒家智慧，将“天涯海角”定格崖州。在“盛德堂”，你可读出爱国正气；在“崖州学宫”，你可追溯崖州的诗礼文明。在古崖州的历史长卷和而今三亚如诗如画的美景之中，你还可以读出那鲜为人知的崖州名胜开拓先驱的传奇故事……周〓与南山“石船”、“石室”
  周〓是南宋淳熙丙午年（1186年）崖州南山洞天胜景的始拓者，他当年寻访并题刻的“石船”、“石室”，成为了古崖州第一山水名胜，至今已有八百二十多年。
  周〓，字其乂，海陵人，宋淳熙年间知吉阳军。《崖州志》载，周〓在吉阳军“酷爱山水，寻访洞天”，作《磨崖石船记》，题刻《石室》、《洞口记》等，最早为今三亚南山奠定了道教文化主题。
  周〓知吉阳军后，崇慕南山形胜，亲率属僚前往探秘，在海湄山麓处发现有一巨石，长二丈、阔三尺，恰似道教传说中神仙泊来不朽之舟，便取神仙乘石船浮海上的道教之典，命题“石船”，并作《石船记》刻其上。同时，又将“石船”之北一状如“巨室”的岩壁命题“石室”，镌刻《洞口记》二百零三字。而今，《洞口记》、《石船记》的摩崖石刻已湮灭，唯“石船”千古不朽，“石室”千年犹固。其中“石室”的题刻仍清晰地记录着周〓当年开拓南山的初衷：
  海陵周其乂，与郡僚王霈然泽之、都领周丕承师武，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石船。因以见山水之奇，可为海邦之盛纪也。
  周〓命题的“石室”与“石船”题刻，成了海南岛上最早的人文胜迹。“石船”曾没迹近百年，后经搜寻重现。江泽民总书记在1993年4月18日游览南山大小洞天时，曾在“石船”旁连称奇、妙、绝，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为周〓当年开拓及今人开掘再现这一宋代人文胜迹给予赞赏。
  “石室”，是中国早期道教洞天文化概念。
  道教“洞天”有广义与狭义，早期狭义洞天仅指曾经充当过修道士留居场所名山之中的“石室”或“洞窟”。
  道教对山的偏爱与世俗社会有所不同，它并不关注山在现实中的经济、政治价值，而是具有自身的一套解释逻辑。在道教宫观流行之前，修道之士普遍栖处在名山中的石室和洞窟进行修行活动。“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因此，凡有道人修炼之“石室”幽所，道教都看作是神山仙岛之境。按照早期道经所载，道教称为天界神山的大罗天之玉京山、太微天之玉寿山、内景天之紫空山、上清天之虹映山、玉虚天之飞霞山、七晨天之三宝山、太玄天之空峰山、玉清天之玉根山、太无天之峨眉山等，山中石室、石窟、幽谷都曾有神仙修炼过，因此这些名山便视为各种等级仙灵栖居之所。
  按道教的解释，神仙居神山，所以修道亦山居，一些得道的神仙都是在名山的山洞、石室中炼就通身本事，才得以飞升仙界的。传说广成子居崆峒山石室之中，千二百岁不尝衰老。他为黄帝说《道德经》、《道戒经》，教以理身之道，“黄帝修之，白日升天”。道教始祖老子，也是在崆峒山石室修道，著《道德经》，修道养寿，活二百岁，得道后莫知所终。老子所著《道德经》，对后世影响深远，唐代皇帝曾尊封他为太上玄元皇帝，宋代加号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后来道教尊老子为祖师，称为太上老君。相传西域净乐国太子曾在五雷山垒石室苦修，“得道高升”，后成为道教诸神中著名的真武帝君。因《山海经》中记载有“不死之国”、“不死之药”、和“不死树”、“不死民”，以及古代有彭祖在世八百余岁，广成子修身二千余岁等神仙人物传说，致使人们笃信，在海上有神山，并居住着能传教人不死的仙人，因此激发了古人的无限遐想，连秦皇汉武都掀起了大规模的求仙访神浪潮。
  南山多神奇。陕西终南山，峰峦叠嶂，白云缭绕，山中幽谷拥翠，溪流潺潺，似藏蛟蜃之市、若隐神仙缥缈之台，因此，自黄帝始便不断有人前往寻仙问道。周〓也许由终南山联及崖州南山，由“石船”引发了神思，才以洞天狭义之“石室”，作为了崖州南山早期道教胜境的命名。
  “石船”，是中国神话中神道仙人所乘仙物。
  传说中的圣姑是位女仙，她在东海乘石船，张石帆游于诸海山、仙山和神岛。道教文化中海上神山的仙道，并不腾云降雾，而是乘石船浮游于天上人间。石船、石室，是早期道教文化中仙人所乘之物与所居之所。周〓正是依托这一道教文化载体，使崖州南山自南宋始拓后，便注入了鲜明的道教文化色彩。在周〓看来，崖州南山，才真正是秦始皇、汉武帝“寻仙访不到”的海外神山。
  据《崖州志》载，周〓在吉阳军多有善政。他“宽平御下，修建学宫。谕生黎归化者五十余峒”。他还“设立墟市”，诱导黎族“持沉香、吉贝”等土产出城贸易，开拓了崖州早期民族贸易，“黎人和悦，民得安息”。他钟情吉阳军山水，除寻访南山洞天胜景外，还在吉阳军境内营建多处山水胜景。《舆地纪胜》记：“石盘，离城十三里。面平如掌，周围数丈，可坐十客。林木茂密，旁有涧，秋夏不竭。周使君（周〓）爱其清绝，结亭石盘之北，曰清赏”。
  周〓是三亚历史上旅游开发肇始者，并为之献身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据南宋周辉《清波杂志》记载，周〓在吉阳军得疾乞归，“行至琼筦，竞殂。三女继亡，诸丧皆寄湖广不得归”。为此，当时中原的宦官以周〓父女身亡海外之例，作为“行险远宦者之戒”。
  纵观周〓在吉阳军的宦迹惠政，中原的宦官们应是误解了他。周〓是有史所记的崖州历史上全面开拓先驱之一。政声人去后。《崖州志》将他列为名宦，州人将他奉祀崖州名宦祠，受到历代崖州士民的敬仰。他为崖州留下了山水精神文化，而今他的芳名也在这片古吉阳军的山海天中唱响。
  毛奎与崖州“大小洞天”
  毛奎是继周〓之后，继续开拓经营南山大小洞天的崖州名宦。经毛奎营造后，南山大小洞天成了饮誉中原的“珠崖第一山水名胜”。
  最早记载毛奎的事略，见于明代郭棐所撰的《粤大记》：“毛奎，字子文，一字文通，昭州富川人。淳祐间，知吉阳军。能文章，通术数，知地理。修城池，移学养士。尝经营州南大小洞天，作记题诗，皆可传后。任满去，至南山铺，不知所终。后人于铺前山中立祠祀之”。清代重修《崖州志》时所作毛奎传，即摘录自《粤大记》。
  毛奎是广西昭州富川秀水村人，宋代淳祐年间（1241—1252）知吉阳军。《富川瑶族自治县志》载，毛奎知吉阳军前，曾于嘉定年间，在家乡秀峰村“建书院以授生徒”。富川秀水村《毛氏族谱》略记：“毛奎，嘉定十三年（1220年）登科及第，官知吉阳军事”。《广西教育志》载，毛奎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中进士。知吉阳军时，已距周〓六十多年。
  毛奎“通术数，知地理”，是崇道之士。为经营南山洞天，他还邀请家乡秀峰山清凉寺主持善庆与维那来吉阳军，一同到南山继续寻访胜景，依周〓奠定的早期道教文化主题，命题造景，营造了“小洞天”、“海山奇观”、“仙梯”、“钓台”、“试剑峰”、“岩瞻”等新景，与周〓当年所拓的“石船”、“石室”，形成以南山“洞天八景”为组景的“海山奇观”。为便于游赏，毛奎还在半山腰上营建了一座“大洞天亭”观阁，开辟了“渐入佳景”路线，标示游榜，形成了早期南山洞天规模。自此，南山洞天成了海南岛上最早的旅游名胜。现三亚南山大小洞天旅游风景区，正是在依托周〓、毛奎当年所开拓、营造的景观及确立的洞天仙道文化主题基础上而发展的。
  由周〓“石室”的命题而演绎为“大小洞天”的洞天福地主题，毛奎使崖州山水文化精神得到了升华。
  在道教文化中，“石室”与“洞天”，虽然都是指仙道神人居住和修炼之所，但“石室”多指名山中洞窟或岩谷，是特指的简单地域，而“洞天”则是指一种神仙生活的世界，即道教理论中的“洞天福地”。
  所谓洞天福地，是道教的宇宙论。道教文化将人类栖居的空间称“大天世界”，在这一空间内，还存在着道教神圣的生活世界，它所涵括的地域有洞天、福地、靖治、水府、神山、海岛等，具体说来就是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十八水府、二十四治及十洲三岛。在早期道教经籍《茅传》中开列出的十大洞天，除少数无法考实外，大都位于中国境内的各大名山之中，是现实存在的地理空间，分别是王屋山、委羽山、西城山、西玄山、青城山、赤城山、罗浮山、句曲山、林屋山、括苍山。早期道教特别强调这十山在诸山中的殊胜地位，得到道教普遍尊崇。道教的“福地”与“洞天”一样位于名山之中，共有七十二处。从古人所列七十二福地的目录上看，也大都是具有山清水秀、土良水美等自然特点的名胜之地和道士修炼场所。
  依据狭义的洞天福地概念，道经将洞天区分为大洞天、小洞天、福地三类。大小洞天及福地的等级序列，实际上是按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次序来决定，十洞天之名先出，故冠为“大洞天”，三十六洞天后出，故名为“小洞天”，至于七十二福地的形成又较二者为晚。唐代以前，还将洞天的功能分类为：避世洞天、修炼洞天、仙居洞天；有山洞型、海岛型、水府型和园林型。
  尽管洞天有不同的分类，但道教文化中所对洞天环境的描写，都是一致的：异香芬芳，绿树成行；井泉甘美，气候宜人；灵凤翱翔，神龙飞舞；五灾不侵，百病不生。树则为玉树琳碧，空青万条；泉则为石髓金精，益寿延年；气候温度则为祥云弥覆，是长青之境。洞天还有“天籁”之音：花木无风而动，神籁自韵，琅琅皆为八会九奏之音；禽鸟鸣啭，鸾凤抃舞，恰然中节。总之，洞天胜境，一切皆与人世迥异，是人类理想的一种至乐至福、和谐舒美的自然环境系统。
  崖州南山胜景，比道教文化中所描绘的洞天福地环境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虽未列在中国早期道教经籍的洞天福地排行榜上，但却综合了洞天福地仙道环境要素，这恰给了毛奎更为广阔的神思和创造空间。于是，他秉大手笔，一气呵成，将道教洞天福地理念全溶入崖州南山一境之内，总命题为“大小洞天”，足见其当年道智之宏大与道眼的卓识。
  营造既就，毛奎激扬文字，题刻《大小洞天记》、《大小洞天诗序》，题命“洞天八景”，为山水注入精神文化。毛奎在《记》及《诗序》中，洋溢了对吉阳山水的赞叹和营造洞天胜境的欣慰：
  “吉阳，形势甲乎海外。南山盘踞，气象雄伟”；“必有深崖幽洞之奇”，“是皆大小洞天之景致也”。“予既经营朱崖胜概”，“携客泛舟登赏”，“奇观杰阁，凭栏眺望，海色涵山，天光照水，烟霞异状，风月无边”，“恍若身在五云而到三岛之上也”。
  毛奎当年是以“大小洞天”命题南山洞天胜景的。自宋代后，崖州名人经对摩崖石刻勘对验证，均据此志入了历代修纂的《崖州志》。
  1962年，郭沫若点校《崖州志》时，曾亲临其境校验，但却以毛奎摩崖石刻诗序中有“小有洞天”之句，便推断原摩崖题刻中的“大小洞天”为后人纂改，于是将毛奎原题记及题诗中的“大小洞天”字样全部改为了“小洞天”。因郭沫若的史界权威地位，自其点校《崖州志》后，人们便也将南山“大小洞天”改称为“小洞天”，景区内的原始摩崖题刻，也因之有了改镌。这其实是有违了毛奎当年经营南山洞天的道心。
  毛奎在《大小洞天》诗中有“潜通小有天”之句，有人便以此作为应将“大小洞天”改为“小洞天”之证。其实，毛奎是引用了唐代诗人杜甫的诗句，杜甫诗中的“小有天”亦并非“小洞天”之意。
  《中国方术大辞典》释：“小有天，道教传说三十六洞天之首。泛指方士、道士修炼之地。”《太平御览》中说：“王屋山有小天，号曰小有天，周回一万里，三十六洞天之第一焉。又称‘小有清虚之天’，为十大洞天之首”。《洞天福地·十大洞天》载：“第一王屋山洞，周回万里，号曰小有清虚之天”。据此，“小有天”亦是道教对洞天的命名之一，确指王屋山。道教文化中，“清虚天”是高于一般洞天的仙道境界，王屋山是十大洞天之首，因此被尊为“小有清虚之天”。“小有天”，便是王屋山“小有清虚之天”的简称。杜甫在《秦州》组诗之十四中的“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之句，咏的就是王屋山。
  毛奎既造“大小洞天”景，又建“大洞天亭”，摩崖作《大小洞天记》、《大小洞天诗并序》，在“大小洞天”诗中又借杜甫诗句引入“小有天”之典，如此反复渲染，意欲告诉人们：吉阳军南山，不仅可与十大洞天之首王屋山并尊，更是荟萃洞天福地及海上三山神岛之胜境。
  所幸的是，人们逐渐认识了南山仙道形胜的“真面目”，也逐渐悟出了毛奎留下的南山山水文化之道，于是，在几经易名之后，而今“南山大小洞天”又重新叫响，使“南山大小洞天”成为了彰显三亚山水名胜和古崖州历史人文的一张魅力名片。
  毛奎的故乡秀水村，原称“秀峰”，有“小桂林”之美称，是风水宝地，人杰地灵。因该村世代聚居着毛姓人家，被称“毛氏村”，该村历代共出状元、进士33名，又有“状元村”之誉。毛奎的故乡今属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毗邻湖南韶山毛姓聚居地。近年，有关专家学者依据《毛泽东家族世系图》及清代秀水村《毛氏族谱》的记载，曾组织对秀水村毛姓宗族源流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所得结论认为，广西富川秀水村居住的毛姓家族与湖南韶山毛泽东家族是“同源异流”。若此论成真，毛奎与一代伟人毛泽东亦有血缘上的一脉相承了。
  毛奎离开吉阳军时，行至南山便“不知所终”。民间传说，他因营造“大小洞天”得道，已化作神仙遁入南山，用自己的仙魂呵护了洞天幽胜。明代永乐年间，州人便在他“得道成仙”之处，建造“毛知军祠”奉祀他，俗称为“毛公祠”，后人亦将毛奎改称“毛公”。
  唐代宰相裴度与崖州“盛德堂”
  崖州“盛德堂”，是著名的海南历史人文胜迹，自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爱国名相胡铨命题至今，已有850年的历史。
  崖州“盛德堂”，原是唐代中兴宰相裴度后裔落籍古崖州后，建筑在水南村的裴氏院宅。因后人在盛赞崖州“盛德堂”之时，无不溢美于贤相裴度，故先从裴度及其后裔移崖事典说起。
  裴度（765—839），唐代著名宰相、政治家。字中立，山西闻喜人，自幼饱读经史，博览群籍，能诗善文。唐德宗贞元五年（789年）进士及第，登宏辞科授校书郎，又以制策高等迁京畿尉，旋入为监察御史。裴度升任宰相后，以身系国家之安危，屡建奇功，成为唐宪宗至文宗时的举足轻重辅佐宰相。唐宪宗元和（806—820）时，中央对割据藩镇的战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号称“中兴”，而佐助这一中兴事业最著名的宰相就是裴度，所以旧史说他是“用之则治，舍之则乱”的中兴名相。
  裴度虽两度为相，佐国勋高，但却因此遭妒，两次被诬贬为节度使。两起两落，使他在晚年厌恶了宦官专权，建别墅名为“绿野堂”，辞官后常与白居易、刘锡禹咏赋其间。
  裴度的十四世孙裴★于北宋末年任雷州守，后召知吉阳军（今三亚市）。因钟爱吉阳军山川风物和水南村胜景，裴王瑑离任后便举家落籍在吉阳军水南村，成为崖州早期移民和裴氏移崖始祖，历代奉祀于崖州名宦祠。
  宋绍兴年间，裴瑑之子裴闻义，即裴度第十五世孙，以父得荫补，知昌化军，任职九年，卒于官。因有善政义举，祀昌化名宦、崖州乡贤。裴闻义之子嘉瑞以荫补官，知昌化军。裴闻义父子同知昌化军，传为崖州佳话。
  赵鼎当年贬谪抵吉阳军时，裴闻义正在昌化军任上。裴闻义与赵鼎同是闻喜人。他明知奸相秦桧欲置赵鼎于死地，也知道秦桧大搞株连手段的残忍，但仍不顾被革职和祸及的安危，仗义将赵鼎接入其水南村之宅安置，让家人悉心照料。赵鼎在裴闻义宅寓居了三年。因秦桧迫害日甚，为不连累一家及裴度后裔，便满怀报国壮志未酬的悲愤，在裴闻义宅内绝食而死。
  赵鼎逝后第二年，胡铨也相继被贬至吉阳军。裴闻义义无反顾，又将胡铨接入其宅寓居。胡铨在裴闻义宅寓居八年，绍兴二十六年五月获赦。
  胡铨在即将离开吉阳军时，对裴度后裔在吉阳军所表现出来的相门风范和忠肝义胆深为崇敬和感激，对所寓居的水南村裴氏之宅更依依不舍。为此，他亲笔为裴闻义宅题赠了“盛德堂”匾额，并题铭文曰：“猗欤休耶，儋州裴公。震风凌雨，大厦帲幪。迁客所居，丞相赵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恩，矧此八年。绍兴丙子夏五月镌”。同时，还书赠两联：“珠崖新色象，闻喜旧衣冠”；“史记威名震四夷源流自有，颜堂盛德垂千古继述无疆”。胡铨取《左传》“盛德必百世祀之”之意，通过亲题匾、铭、联，盛赞裴度功业，彰显了裴度后裔在海外吉阳军的相门懿德。
  崖州“盛德堂”还与南宋抗金名相李光有着不解之缘。
  李光（1078—1159），字泰发，越州上虞（今属浙江省）人。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宋钦宗即位时擢吏部侍郎，绍兴初年升任吏部尚书，官至参加政事。李光是爱国名相，为反对秦桧与金国议和，他曾当宋高宗之面怒斥秦桧“盗弄国权，怀奸误国”，然后愤而辞职。赵鼎、李光、胡铨是当时的主战派和抗金中坚，他们共同反对秦桧投降卖国，遭到秦桧的忌恨。当时，秦桧在一德格天阁的墙壁上，写上赵鼎、李光、胡铨三人的姓名，视为眼中盯，欲拔而后快。在秦桧迫害下，李光、赵鼎、胡铨三人都先后被贬到了海南岛上。绍兴十一年（1141年），李光被贬藤州安置。绍兴十四年（1144年），又以“作诗讽刺朝政”、“动摇国是”为罪名，再贬琼州。
  李光与赵鼎在同一年贬到海南岛。两人志同道合，曾在中原战场上共同抗金，在朝廷内共同反对秦桧，又同遭秦桧陷害。到海南岛后，李光居岛北，赵鼎居岛南，虽相隔崇山峻岭，但两人心心相印，在迫害日甚的困境中，仍不时以诗唱和，砥励壮志。一次，李光读了赵鼎的《海鸣》诗后，和了一首《次韵赵丞相海鸣》，诗写道：
  幽人一枕梦魂清，风鼓寒潮夜有声。
  海色天容本澄静，年来应为不平鸣。
  李光同情赵鼎的遭遇，在海南岛上的寒潮之夜，他似乎听出了大海也在为这世间的不公平发出鸣冤的怒吼。赵鼎绝食身亡后，李光对赵鼎的爱国忠节更敬仰不已。
  胡铨贬吉阳军寓居裴闻义宅后，李光终得以“时亦至焉”。他在裴闻义宅内凭吊赵鼎，并继续与胡铨唱和酬志。李光先于胡铨一年获赦。及至胡铨获赦后犹念赵鼎忠魂依依，遂满怀忧愤地写下了一首《哭赵鼎》诗：
  以身去国故求死，抗议犯颜公独难。阁下大书三姓在，海南唯见两翁还。一丘孤冢留穷岛，千古高名屹泰山。天地只因悭一老，中原何复三关？
  崖州“盛德堂”，因寓居赵鼎、胡铨被颂赞为德宅，因当年赵鼎、胡铨、李光在此间诗赋正气，更成为中原忠臣义士景仰的海外人文胜迹。“盛德必百世祀之”。自宋以来，前往崖州“盛德堂”瞻仰和题赋的名宦、名士络绎不绝。而今，崖州“盛德堂”已列为三亚市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以史为鉴，激发爱国主义豪情的历史人文胜迹。
  元代征南大将军云从龙与“落笔洞”
  清代光绪年间，崖州知州钟元棣主持重修《崖州志》，纂修者对旧志未见有载的“落笔洞”摩崖题刻，作了全面抄录，并首次载入《崖州志》“金石”条目中，填补了上代《崖州志》的空白。但由于纂修者当时对题刻“落笔洞”三个大字的“维山”考证未祥，只好在志中留下了这样的存疑：“洞左壁刻‘落笔洞’三字，字大尺余，未知何人题。旁只有‘维山’二字，余模糊莫辨。”
  “落笔洞”题刻者既是‘维山’，而‘维山’又是何人？至郭沫若点校《崖州志》时，也疏而未证。现经考证，此“维山”，即是元代征南大将军云从龙，题刻时间为“至元癸未”，即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年）。
  云从龙（？-1296），字无心，号维山，蒙古族人，祖籍甘肃省陇西人。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进士，于咸淳年间任广东钤辖。钤辖是宋代官职，为重要州郡或军事重镇掌管禁兵的编制官。宋末元初，云从龙曾两次到崖州。第一次在宋末任钤辖期间，与当时崖州发生的一起事件有关。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崖州人陈明甫在临川镇海边凿石为栏，养殖玳瑁，后据鹿回头建“连珠寨”，自号“三巴大王”，募兵设营，造船巡海，与官府分庭抗礼，势力日盛。
  咸淳六年（1270年），钦州守马成旺被荐任征南大将军后，曾偕其子马抚机率军入琼平乱安疆，以功升知琼州府。此后，马成旺不断派谴官军攻打连珠寨。陈明甫率义军据寨凭险与官军抵抗，历时两年，官军终未能获胜。在长期的征讨中，官军滥杀无辜，毁林焚寨，激起民变，一时震惊朝廷。
  咸淳十年（1274年）三月，马抚机亲自总制军马，申命云从龙钤辖协赞军议，驾舟从海上攻打“连珠寨”。激战四月，义军失败，陈明甫被捕斩首。马抚机因此次所谓“平崖”之功，晋升离琼。
  云从龙虽奉命协赞征讨陈明甫，但却有憾官军妄杀，浩劫成灾。南宋灭亡后，他便解甲归隐。
  有关史料对云从龙的生平评价是：“为人正直，虑志廉正，忠义大度，德量恢弘。”他第二次到崖州的“善后”政德，也印证了这一评价。
  云从龙后来归附元朝，获授怀远大将军，任琼州安抚使，并于至元二十年前后亲抵崖州抚绥。为抚平当年官军征讨陈明甫给崖州留下的战乱疮痍，他“抚余党，相阴阳，造庐舍，捐徭税，劳来民理，乃疆乃理。”因“抚绥有方”，“诸黎峒多服之”。在他殚心治理下，崖州重现生机，“远村近峒，色喜相告曰，此地昔为暴区，今为乐土。襁负而至者，摩肩接踵，殆无虚晷”，呈现出了“崖风以和，崖人以歌”的安乐景象。
  安抚经略既定，云从龙方有暇游览了开拓于宋代年间的崖州落笔洞胜景。
  落笔洞，原仅指在俗称为“印岭”脚下的一个溶岩石洞。因洞中“有石柱下垂如悬笔，笔尖水滴不断”，故名。此外，“印岭”内还有岩洞贯穿，洞内幽深琳琅，幻如洞天仙境，相传海上神山仙人安期生曾在此修道成仙，后有“僧于此禅化”。早在宋淳熙年间，就有州官及文人慕名前往观赏并赋诗题刻，但一直无人为之命题景名。
  云从龙早年崇道，知术数，懂阴阳，亦被称维山道士。他置身落笔洞，犹入神山洞天，顿消征尘。他常年戎马征战，目睹战争灾难，此时，他多么渴望天下太平，让百姓能过上如同仙道消遥的生活。触景生情，诗思神来，他当即挥毫写下了“落笔洞”三个大字，命镌刻在洞额百尺悬崖之上，并题了一首咏《落笔洞》诗：
  地极南溟阔，洞天琳宇奇。
  好山如绣画，野路自逶蛇。
  不见飞仙蜕，空留谪客诗。
  清风驾归羽，乘此访安期。
  云从龙命题及诗赋后，“落笔凌空”被列为崖州八景之一。
  也许是海南的仙道胜境令他依依眷恋，离开崖州后，他将部分随行家属落籍崖州，其子孙致仕后也遵嘱返琼落籍。云从龙至今被海南云氏家族尊为入琼始祖。
  云从龙是历史上的爱国名将。元初，任山林平章事（主管农林的宰相）的蒙古贵族阿里海牙很器重他，多次举荐他出任主掌诸道的军政官职，都被拒绝。到至元十四年（1277年），当他看到国家政治动荡、民不聊生时，才又接受朝廷的召命。元世祖降金牌钦授他为宣武将军。此后，他军旅遍及湖广，在平定内乱、安定边疆、抚慰百姓方面，大施仁政，治绩卓著。先后授广东海北海南道宣慰使、昭勇大将军海北广东道提刑按察使、资善大夫湖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元贞元年（1295年），授征南大将军。
  云从龙一生军功政德累身。生前号称“三将军”，即集宣武将军、征南大将军、昭勇大将军三大职衔于一身，在朝廷中地位显赫。因他一生功在边疆，卒后皇帝谕赐葬于广州白云山后峰梅林，该墓现为广东省唯一保存的元代皇帝御旨赐葬古墓，获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云从龙功在南粤，德泽崖州，《崖州志·宦绩志》列为武功人物。他当年命题“落笔洞”，为崖州山水留下了点睛之笔，为今日三亚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人文胜迹。
  康熙大帝与“海判南天”石刻
  在天涯海角旅游风景区内，有一块经刀削斧凿的如壁巨石，置埋在沙滩上，其上镌刻着“海判南天”四个古朴苍劲大字，与“天涯”、“海角”、“南天一柱”等题刻岩磊，共同组成了古老雄浑的“天涯海角”胜景。
  在“天涯海角”景区内的题刻，大都早已弄清了题刻者及题刻年代，其中“天涯”为雍正年间崖州知州程哲题刻，“南天一柱”为宣统元年崖州直隶州知州范云梯题刻，“海角”为民国时期国民党驻琼将领王毅题刻。唯独“海判南天”题刻，因清光绪年间重修《崖州志》时在引录宋锦旧志时有误，以至讹传近百年。直至2004年，有人通过大量考证后，才终于揭开了“海判南天”题刻之谜。
  “海判南天”刻石，与清代康熙年间康熙大帝主持的中国历史上首次全国舆图测绘重大事件有关。
  在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有这么一段情节：康熙皇帝去探望卧病的周培公，周培公在临死前送给康熙一件礼物——《皇舆全览图》，这是一幅当时全国范围的地图，康熙皇帝将之视为珍宝。在这幅《皇舆全览图》中，当时康熙帝国版图陆地南极点就标在崖州“下马岭”海滨处，即现“天涯海角”旅游区。“海判南天”石刻，就是当年为绘制《皇舆全览图》，由朝廷派遣崖州的中外测绘大臣，以人工方式置埋的清代中国版图陆地南极点测绘标志物。
  《皇舆全览图》是在康熙皇帝亲自组织和策划下进行测绘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康熙皇帝决定在全国进行大规模的疆域勘测，并派出大批官员分赴全国各地进行了实地测量。这次测量范围，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北至蒙古，西南至西藏青海，东南至台湾，南至海南岛崖州。测绘人员背着仪器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历经10年千辛万苦，才终于完成了这一史无前例的全国各省重要地形的勘测。
  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实测结果汇总北京，经运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法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按140万分之一的比例绘制成全国地图。此图所绘地域幅员辽阔，东北至萨哈连岛（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阿克苏以西叶勒肯城，北至白尔鄂博（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三亚市）。图中，内地各省注记汉文，满蒙地名用满文。全图绘制完成后，由康熙皇帝赐命名为《皇舆全览图》。这是我国第一次经过大规模实地勘测，并运用科学方法绘制的行政区划的地图，被外国地理学家称为“是亚州当时所有地图中最好的一份。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州地图都更好、更精确”。在这份地图的绘制过程中，人们发现了地球经线的长度因纬度上下而有所不同，从而第一次在实践中证实了牛顿关于地球为椭圆形的理论。《皇舆全览图》因此成为了世界地理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为绘制《皇舆全览图》，康熙皇帝一方面培训中国学生，一方面征用了有科技才能的外国传教士，同时派传教士到广州、澳门，以至返回国去招聘人员，采办仪器。经过近十年的培养人才、购置仪器、测定各地纬度、绘制局部地图等准备工作后，测绘全国地图工作才正式开始。康熙四十七年，康熙谕“传教士分赴内蒙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制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并各省督抚将军，札行各地方宫，供应一切需要”（《正教奉褒》）。
  当时朝廷派赴崖州测绘的有三人，分别是钦天监五品官苗正、理藩院郎中绰尔代和外国传教士汤尚贤。汤尚贤，是1701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初在江西、山西传教。汤尚贤对中国《易经》有研究，他曾对《易经》中艰深难解之处特作注解，为国外学者用拉丁文翻译《易经》作出了贡献。因他精通数理，被奉召入京，参加晋、陕、甘、赣、粤、桂等省的地图绘制工作。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汤尚贤等三人来到崖州，经过精心测量和计算后，确定崖州下马岭滨海处（现天涯海角风景区），是中国版图陆地中的最南极点。于是，他们按照此次测绘规定的“埋置石点，以为标志，并须永久保存”要求，在崖州官民的帮助下，选取了一块滨海岩磊，经削凿之后，依测定位置埋置，并题“海判南天”四个大字镌刻其上，作为标志。就这样，“海判南天”刻石，便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南极地标。
  崖州知州宋锦在当年重修《崖州志》时，曾记录下了这一重大事件：“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钦差苗、曹、汤三大人巡边至此，镌。”宋锦将三位测绘人员姓名取首字并称，因朝臣绰尔代中的“绰”与“曹”同音，便将“绰”误译为曹，但仍确指是“三大人”。光绪年间再次重修《崖州志》，纂修者引用宋《志》时望文生义，以为“曹苗汤”是一个人的姓名，便将旧志所记的“三大人”省掉，以“钦差曹苗汤巡边至此”入志。自此始，钦差曹苗汤巡边至天涯海角镌刻“海判海天”，不仅成了百年误说，还淹没崖州与康熙测绘《皇舆全览图》相关的这一重大人文历史。
  “海判南天”还其“庐山真面目”后，为三亚增添了珍贵的历史人文瑰宝，丰富了天涯文化的内涵。虽然其题写究竟出自“三大人”中谁人之手，目前尚未知晓，但“海判南天”石刻，作为中国历史上首次测绘确定的中国版图南极标志物，其历史文物价值已得到新的升华。
  徽州历史名人程哲与“天涯”
  程哲是现三亚市天涯海角风景旅游区始命名者，他当年命题的“天涯”胜景，已成为三亚市的标志性景物、镇市之宝，也成了三亚走向世界的一张历史文化“名片”。
  程哲，江南歙县人，监生，雍正四年（1726年）任崖州知州。据《崖州志》载，程哲在崖州多有善政，尤以题刻“天涯”著称，列为崖州名宦。
  程哲在崖州曾立《藤桥市劝戒客民碑》，劝喻市民“八勿”：
  勿嗜酒而沉醉，勿见色而贪淫；
  勿因风而晓坐，勿被露而夜行；
  勿因饥而饱食，勿因渴而多饮；
  勿因垢而晨沐，勿因倦而昼寝。
  这“八勿”，分别从酒、性、坐、行、饮、沐、食、睡等八个日常生活行为方面，教育和引导崖州市民养成有益身心的饮食起居生活习惯，培养健康文明的养生品行。
  雍正四年，崖州天旱，七月始雨，次年米贵。程哲“开仓平粜，民得聊生，州人勒碑称颂。”
  程哲在崖州题刻“天涯”，壮扬山川风物，营造海天胜景，为崖州注入了“天涯文化”主题，因之与周〓、毛奎并称为三亚旅游发展史上的开拓先贤。
  在古代，由于人们对地域认识上的局限，“天涯”、“海角”多为泛指，“天涯地角”或“天涯海角”并称后，特指遥远之处。崖州尚未有“天涯”、“海角”题刻前，在内陆就早已有以“天涯”、“海角”命名的地方。
  最早以“天涯”、“地角”命名之地在山西。在现山西原平市郊，有一座在盆地上突起之山，叫石鼓山。石鼓山突兀而起，如垂天之壁，早在两千年前就被命名为“天涯山”，亦称“天涯石鼓山”。而后，又将与天涯山遥相对望的五峰山称为“地角”，从而形成了“天涯是为天涯，五峰好比地角”的中国最早的“天涯地角”胜景。而今，原平市亦依据古代题咏天涯山的“天涯八景”，已建造了“天涯山风景区”。
  最早以“海角”命名之地在广西。在古称廉州的广西合浦有一海隅，宋代以前，人们普遍以为这里地处“南海之角”，已是陆之尽头了，便称之为“海角”，并早于北宋时便建“海角亭”，题“海天胜景”纪胜。
  山西“天涯山”，广西“海角亭”，命名逾千年，也曾分别以“天涯”、“海角”名胜在内陆享誉一时。然而，程哲在崖州命题“天涯”，虽只有二百七十多年历史，但终使“天涯”定格崖州，后人继而命题“海角”后，使泛指喻称的“天涯海角”地理词语概念，在中国地缘上有了名符其实和具体形象的载体。而今，人们淡忘了山西“天涯山”、广西“海角亭”，唯知道中国的“天涯海角”就在海南岛上，“天涯海角”也因之成了三亚的别名。而今看来，程哲确是慧眼独具。
  在郭沫若未点校《崖州志》前，有关“天涯”题刻者，曾一度误传为苏东坡手书。1962年，郭沫若莅崖县（今三亚市）点校残本《崖州志》，为考证“天涯”题刻，三次攀崖验证，结果与志书所载相符，即“天涯”题刻者为清代崖州知州程哲，题刻时间是“雍正十一年”（1733年）。
  后来有人又对“天涯”题刻时间提出质疑。理由是《崖州志·职官志》对程哲离任时间未志，而载其继任者的始任时间在清代雍正七年，由此推定，程哲自雍正四年至七年在崖州任职约四年，而雍正十一年程哲已不在崖州了。这一说法已得到了印证。在已出版的《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中，载有雍正七年雍正皇帝关于程哲任职的谕旨，全文如下：
  “雍正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吏部奉上旨，广东崖州新升户部员外郎程哲，著仍留广东交与该督抚量补用，户部员外郎员缺部另行铨补。钦此。”
  从谕旨上看，程哲在雍正七年三月前已由崖州升任户部员外郎，然后再奉旨留广东补用。又据《徽州府志》载其“官潮州同知”，也为此提供佐证。新的史料表明，雍正七年三月之后，程哲已升调离开崖州。若依《崖州志》所记的“雍正十一年”为题刻时间，那此时程哲也早已不再是崖州知州了。诚然，程哲命题“天涯”已既成事实，题刻时间则可存疑另当别论。
  程哲不仅是崖州名宦，也是名见经传的徽州名人、中国历史名人。
  程哲是徽州历史名人。《徽州府志》载：“程哲，字至跂，岑山渡人。幼颖悟嗜学。师事新城王士正。博考深思，经史百家，靡不究览。收蓄书籍、金石、文字甚富。所著有《蓉槎蠡说》若干卷。尝刊校《罗鄂州小集》。官潮州同知”。
  程哲是中国清代陶瓷鉴赏家。著有《窑器说》，论述明代诸窑器的特点风格，诸如成窑、宣窑、永窑、隆窑、彭窑、龙泉窑、象窑、瓯窑、建窑、古窑及烧窑，皆有指明。此外，山西窑、陕窑、大食国窑、广东窑、高丽窑和磁州古窑也有所叙及，言简意赅。《窑器说》获收入《四库全书》，成为现存最珍贵的中国古代陶瓷鉴赏文献资料之一。
  程哲是清代著名写刻家。清代的雕版书籍，以私家写刻书最有价值。这类由著名文人所刻自己的著作和前贤诗文，大都是手写上板，称为“写刻”，选用纸墨都比较考究，是刻本中的精品。这类书籍的刻印流传，对保存和传播古代文化遗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程哲曾创办“七略书堂”，以刻印传播经典文化为己任，先后刻印了自撰的《蓉槎蠡说》12卷，后晋刘峋《旧唐书》200卷、王士祯《带经堂全集》92卷及宋代罗愿《罗鄂州小集》6卷、明代林古度《林茂之诗选》2卷等。程哲的刻本书写精劲，镌刻工整，阅读起来令人悦目怡神，在清代的刻书事业中独树一帜，在中国印刷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程哲是清代著名散文家。程哲生父程浚，当过学官，多做善事，朱彝尊在为其写的《墓志铭》称他“通经史百家之言”。程哲四兄弟都师从获有清代诗坛领袖和“清代第一诗人”之称的王士祯。长兄程喈，康熙四十八年中进士；二兄程启，官至五品；弟程鸣是清代著名画家。程哲多才多艺，画、诗、文并茂。著有文集《蓉槎蠡说》十二卷，王士祯在序中称他是“抱博辨之才”。《蓉槎蠡说》收录入《四库全书存目》。
  广西历史名贤范云梯与“南天一柱”
  在三亚天涯海角旅游风景区内，最引人注目的天涯奇观是获有“国景”之称的“南天一柱”。
  “南天一柱”是古崖州人文胜景。形为一屹海挺拔的圆椎形奇石，柱高7米。风平浪静时，它如撑天巨柱，骇浪滔天时，它似中流砥柱。“南天一柱立”，它给人无限遐想，给人精神砥砺。2000年12月，江泽民总书记游览了天涯海角胜景，观赏了“南天一柱”后，在为“天涯”题词中，写下了“重到天涯海角，喜看气象万千，任它风起云涌，我自岿然不动”豪迈佳句。“南天一柱”，象征着自强不息的风发意气，奋发向上的凌云壮志，百折不挠的中华民族精神。
  1990年，天涯海角“南天一柱”胜景，被选用作中华人民共和国1990年版贰元人民币图案。自此，“南天一柱”随着国币的流通，便如同黄河、长江、泰山一样，成为了举世熟知的中华“国景”。
  “南天一柱”传承着古崖州文脉，焕发新姿丽采，走进当今世界。然而，有关“南天一柱”的题刻者，曾一度是三亚人文历史之谜。因清代光绪年间重修的《崖州志》未见有载，郭沫若点校《崖州志》时又未考，直到八十年代，“南天一柱”题刻出自何人之手，仍弄不清楚，以至引起种种猜测。1991年，有人意外发现，在“南天一柱”题刻的左下方有落款依稀，经辨认，落款分别为“宣统元年”及“永安范云梯”字样。
  据此进一步考证，终于揭开了“南天一柱”题刻之谜，其题刻者即为清代崖州直隶州知州范云梯。
  范云梯，广西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人，清丁酉科拔贡，历任广东琼州兵备道、总督，儋州、崖州直隶州知州，广东巡警局总稽查，肇、罗、阳巡察，高雷道尹，广西南宁府长兼洋关监督，邕南道观察使等。
  范云梯在海南为官18年，于宣统元年出任崖州直隶州知州。在崖州多有善政，主要宦绩有：
  立禁碑，维护民族团结。范云梯在任海南兵备道和抚黎分局委员时，针对汉族不法之徒窜入黎峒侵民、欺诈等贻害事态，联合10多个黎峒，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趋于崖州之境的五指山地区立“奉道宪严禁”禁碑，以“禁条”的形式规定：
  对下毒害人、偷盗别人牛马庄稼果菜及以牛马损食别人财物等行为，将按法律办罪；客（汉）、黎之间买卖货物要公平交易，有买有送，不得强牵牛马及将儿女抵债，违者送官究办；客（汉）民进入黎峒要有固定住址和屋主，如果强人生妻幼女，欺诈屋主，将送官究治。
  这些禁约条规，约束了汉人进入黎境从事经商和生产活动的行为，整治了当时黎境突出的治安问题，起到了维护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的作用。
  办新学，发展地方教育。范云梯在崖州直隶州一上任，便在州城衙门口张贴出自撰楹联：在一日位，尽一日心，自我无私严执法，敢视机关为传舍；让几分情，说几分理，大家有事好商量，莫因涉讼到公堂。横批是：廉明公正。
  当时崖州正由废科举后转向兴新学。任上，他捐出廉俸，发动州绅及富户捐钱银，在崖州直隶州创办起了高等小学堂、平民夜学堂、农业学堂、工艺学堂及巡警学堂等新学，成为了崖州教育史上兴办新学和职业教育的开拓者。他还奉文在崖州首设巡警局，加强了地方治安防范。
  壮扬天涯，题刻“南天一柱”。在崖州，范云梯游赏了程哲题刻的“天涯”胜景后，似尤不足，便命题了“南天一柱”，新拓了一处天涯奇观，给在当时仍显得悲沉郁重的崖州“天涯”，赋予了人文精神，增添了生气，壮扬了崖州山海。
  范云梯在崖州任职三年。离任时，崖州士民送“万民伞”、“万民衣”，表达对他清正爱民的感念。
  范云梯在崖州题“南天一柱”励志，留下惠民政德，及至后来回到故乡广西后，依然保持了其题刻喻志的“南天一柱”凛然风采。为更了解范云梯的生平事迹，还得叙述其早年及晚年故事。
  光绪年间，范云梯赴京参加朝考获一等第二名，因病不能参加复试。后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又遇戊戌政变不能赴任，只好去吏部以直隶州判注册，由京南归直赴广西。时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是范云梯的老乡，便将他安排在其统领的马盛治营中当师爷。
  当时，广西有一名叫陆荣廷的绿林好汉，组织兵马袭击边境上的法军，劫其财物。为此，法国领事照会广西提督苏元春，要他消灭陆荣廷这支“游寇”。苏元春念陆荣廷是条好汉，招抚他在马盛治营中当管带。
  范云梯初到军营，对杀敌立功的英雄崇敬不已，当他得知陆荣廷是袭击法军的好汉时，便由衷敬佩。后来，陆荣廷又带23名弟兄袭击在边境寻衅滋事、打死边民的法军，结果全部被捕。在法国驻龙州领事的抗议下，清朝政府严令将陆荣廷等24人处斩。朝廷之命违抗不得，马盛治只好吩咐范云梯预先写好二十四道斩牌，待次日午时三刻行刑。
  范云梯写斩牌看到陆荣廷名字时，心里一震，随即心生一计，便把陆荣廷写在最后一名。翌日，刀手在行斩到陆荣廷时，便按范云梯之计，突然脱刀落地。见此，范云梯便急忙跪下向监斩提督苏元春及观斩的提督义母说：“刀手掉刀，这是上天不绝陆管带之命，请太夫人念他于国有功，让苏大人赦免了他吧。”太夫人相信天命，而且刀手掉刀又是她亲眼所见，便吩咐刀下留人。经商量后，只得从死牢中选出了一名面貌与陆荣廷相似的死囚杀了交差。当陆荣廷知道是范云梯设计救了他的性命后，便备百两黄金去报答范云梯，但此时范云梯已到广东琼州赴任了。为此，他牢记恩人的名字，发誓日后定要报答。
  陆荣廷是广西武鸣人，早年绿林出身，对邪恶势力痛恨入骨。自范云梯救他一命后，后来便一跃成了旧桂系领袖，曾任两广巡阅使，手握两广军政大权，称雄西南一方，与当时奉系军阀领袖张作霖并称“北张南陆”，成了中国历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1912年2月，陆荣廷任广西提督，将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次年又兼任广西民政长，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当时，范云梯已调离琼州知广东高雷道尹，因抗击龙济光失利被谗，愤而辞官还乡。陆荣廷闻讯后，为报答救命之恩，便将这位曾在崖州题刻“南天一柱”明志的清官请来省府，委任南宁府长兼洋关监督之职。
  南宁处广西边境，虽设有洋关，但由于清廷腐败，官商勾结，洋关如同虚设，致使大批走私货物及鸦片毒品公然通关源源贩运进入国内。
  范云梯上任伊始，有人便携大量金条、银元前来与他打交道，说：“老番有一批货要入关，给个方便，事后再重赏”。范云梯问：“老番要放何货入关？”来人以为妥道，暗示“鸦片”，范云梯当即拍案怒起。来人见他既不收礼，又不给办入关批文，便依仗洋人势力恐吓道：“你是什么人？老番的货要入关，你敢不办？”范云梯噌地站起来，一拍胸膛，厉声说：“我是中国人！”
  范云梯一身正气，极力整治洋关，严惩奸商，打击不法之徒，遏住了通过洋关走私鸦片之祸。因治理洋关有功，经陆荣廷推荐，民国二年，中央简任范云梯为邕南观察使，并为他颁发了一枚三等嘉禾勋章。后来陆荣廷与民政长又以“治行为六道之冠”的荐语衔保范云梯进京，不料抱病折回。
  范云梯一生为官清廉，以至逝后逾两月仍无钱发丧，成为备受广西百姓称道的清官。
  清代探花张岳崧与“崖州学宫”
  张岳崧是始为现址崖州学宫迁建落成作题记的清代海南探花。
  张岳崧（1773—1842），字子骏，号指山，海南定安人。清代嘉庆六年（1801年）优贡甲子科举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恩科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壬午科四川正考官、陕甘提督学政、江苏常镇通海兵备道、两浙盐运使、浙江按察使、大理寺少卿、湖北布政使等，诰授通奉大夫。博学多才，涉猎广泛，精通书画、经济、军事、医学，与丘浚、海瑞、王佐并称为海南四大才子，被誉为古代广东五大书法家之冠。《中国画家大辞典》称他：“画宗元人，不多作，人争宝之。”著有《筠心堂集》，合著《琼州府志》四十四卷。
  道光三年四月，经崖州乡贤孙子麟等倡捐，将崖州学宫从城外迁入城内重建，并始开文明门于学宫前，增尊经阁于后，形成了新的文庙学宫合一建制，成为清代海南岛上规模最大的州级建制学宫。此次崖州学宫迁建，经两任州守主持，历时三年。落成后，州人庆贺，并盛请当朝探花、时任湖北布政使的海南名人张岳崧为重修学宫作记。
  崖州学宫原为崖州儒学，始创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历宋、元、明、清780年间，先后易址迁徙、重建达20多次，直至道光三年，才由城外迁入州城内重建（今崖州学宫址），形成定址。
  张岳崧在《重修崖州学宫碑记》中，记述了当时崖州崇圣礼俗及迁建崖州学宫的缘由：
  “崖州处琼郡极南，去京师万余里。群山罗列，环以巨浸。人士朴愿，殆胜中土。州故有孔子庙，或濒湫溢，杂圜，迁徒靡常，弗安厥居。乃卜吉城中，居高居阳，据有形胜。盖旧武弁廨，岁久圯。州牧率绅士白上宫得之。庀材鸠役，经营惟新。华而不侈，质而有文。高敞深邃，咸式于制。……将所为尊圣道而振文教者，皆是赖焉”。
  崖州儒学肇兴于宋，办学历史悠久，士民乡绅重教，及至明代，教育振兴，人文蔚起。据《崖州志·选举志》载，宋至明代，崖州中进士4人，举人材14人，中举26人，武举2人，恩拔贡6人，岁贡206人，入监18人。在上述科举人才中，获授出任朝廷及地方职官的共150多人，其中，进士钟芳累官至户部右侍郎，进士钟允谦累官至山东蓬莱知府，进士周世昭累官至户部员外郎。此外，获授任知州、知县以上职官30人，教授、教谕、训导、学正73人，通判、大使、判官、推官等21人，椽吏25人。明代，是古崖州教育史上人文蔚兴的辉煌时期。
  至清代，海南教育由盛转衰，崖州人才也一度不振。在当时，人们不可能究出是清政府腐败积弱的政治原因，只是凭“创修文庙，每兆科名”的直觉，寄希望于迁建学宫的验兆上。为此，自康熙六年（1667年）至乾隆四十二年间，崖州学宫几经大兴土木迁移，仍未尽理想。嘉庆二十五年，“士民呈请以抚黎同知旧署易参将署，即其地为学基”。道光三年四月，经州人孙子麟等倡捐，将州城外屡建屡迁的崖州学宫，迁入城内重建，至道光五年七月告竣落成，形成了新的规模和建制。
  张岳崧是明清两代海南唯一的探花，为当时海南巨儒。当受到崖州士民的盛请后，欣然撰题了《重修崖州学宫碑记》。
  在这篇碑记中，张岳崧阐述了尊崇儒教的要义：
  “圣人之道大矣。其于政也，循之则治，悖之则乱。其于人也，尊而信之者为贤人君子，名公卿大夫，亵而弃之者不免为庸愚昧，而罔以自振”；“尊崇圣道，而可以昌教化启文明者也。”
  接着，他提出了自己的教育思想，阐明了“尊圣”与“为学”，“为学”与“为人”的辨正道理：
  “其心知尊圣，则必知所以为人、知所以为学。知所以为人，则纲常伦纪之修明、礼义廉耻之检束。知所以为学，则服圣言，遵守经训，作为文章，发挥义蕴，羽翼微言，而不徒藻缋雕饰之尚。夫如是，则贤流接踵，善俗日兴。学业勋名，辉映往哲。盖尊圣之心，其效若此，而不啻圣人之启牖而默佑之也。今崖州僻远，民俗质悫，相安于耕桑诵读，而尊崇庙制。期所以妥圣灵而肃祀典者，聚情鼓舞，不约而同。将嗣兹以往，州之人士，必于所以为人、所以为学之理，俯焉孳孳，求其庶几。是故文行忠信，习圣人之教；诗书执礼，佩圣人之言。父兄子弟，以此为陶成。庠序师儒，以此为董劝。然则风俗之兴、人才之盛、科名勋业之美，不于是而可券欤？”
  张岳崧的碑记，对崖州士民尊崇孔庙之制，尊圣尚学的风俗，给予了赞美。同时，寄希望于崖州士民，要通过崇圣道、肃祀典、兴学宫之善举，促进地方“倡教化启文明”，把“习圣人之教”体现在“文行忠信”、“善俗日兴”上。他主张“为学”的要旨在于“知所以为人”，即做到“纲常伦纪之修明，礼义廉耻之检束”。这样，才能以兴学促进“风俗之兴、人才之盛、科举勋业之美。”
  张岳崧的《重修崖州学宫碑记》，见解独到，论述精辟，为清代崖州教育注入了新的理念。他在碑记中阐述的教育思想，端正了崖州崇圣之制，倡导了耕桑诵读善俗。特别是“为学”要“不徒藻缋雕饰”，“为人”要“礼义廉耻检束”之诲，在当代仍有启迪意义。
  唐镜沅与《崖州劝耕图》
  唐镜沅是清代崖州知州、崖州名宦。
  清代江苏名人金武祥所撰的《粟香五笔》中，收录并点评了两首清代人为崖州知州唐镜沅《崖州劝耕图》题咏的诗话。这两首《题崖州劝耕图》诗，对唐镜沅在崖州的政声及其家声作了赞扬。为有助对题诗的理解，先从唐镜沅在崖州的宦绩说起。
  唐镜沅，字芷庵，广西灌阳人。曾祖唐滋椿是清代举人，于嘉庆六年（1801年）知崖州。《崖州志》载，唐滋椿在崖州多有惠政，“爱民礼士”，“决断滞案”，莅任九个月，“弊绝风清”，离崖时州人为他立政德碑。唐镜沅自副贡举孝廉方正，光绪十四年知崖州。他传承曾祖政德，兴教育，彰先贤，劝耕桑，造胜景，州人口碑。唐滋椿、唐镜沅祖孙同知崖州，并列崖州名宦，传为崖州佳话。
  在历代知崖州职官中，唐镜沅堪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垂范。他莅任虽两年，但善政迭出。故此，《崖州志》为其作传时，亦多加写实之墨：
  始下车，兴学课士，息讼安民。凡胥役土棍讹诈民黎者，治之不遗余力。河水将倾城址，禀请上宪：将州仓旧有红腐之谷，变价，以济修河工食。故谷得不败，而城址复固。更若俯顺舆情，详请全州民粮照旧征收，豁免屯田荒米，以及建钟公还金寮以风世，造既济亭以纪胜，凡诸善政，至今载之州人口碑。去之日，士民爱戴。
  从唐镜沅的传记中，可知其是一位政声人去后的清官。他不仅留下政德、政声，还建“还金寮”彰先贤、倡卓行，造“既济亭”纪胜景、启新风，为崖州留下了人文胜迹和精神文化。
  “还金寮”，是唐镜沅彰显崖州先贤，倡教化、启文明的人文胜迹。自明至清，崖州盛传明代崖州进士钟芳父母还金卓行佳话。钟芳父亲钟明，因家道贫寒，夫妇俩在路旁搭茅寮卖茶水以维持生计。一日，有一收粮钱的衙门公差因为赶路，将所收取的一袋子银钱遗忘在寮中，待钟明夫妇发现时已天黑。钟明夫妇不生贪念，急人之难，在寮中坐守钱袋子至深夜，一直候到那公差前来认领。公差感激钟明夫妇拾金不昧，便当场拿出一半银子欲作酬谢。钟明毫不动心，喻劝道：“吾不私其全，而利其半乎？亟投柜，吾卖浆足自给也”。
  后来，钟芳父子先后中进士，功名显耀，崖州民间便以钟明作为守诚信、知荣耻和以卓行传家的楷模。为彰显钟明夫妇还金懿行美德，唐镜沅亲自探访了钟明当年茶寮旧址，在原址上重建一纪念寮亭，题名“还金寮”，并题刻《鼎建钟公还金寮记》，赞扬钟明是：“坐视百金，弃之如敝屣，与圣人富贵浮云之心何异哉？”唐镜沅为钟明树碑立传，旨在寓教于彰先贤之中——“不求利而利长，不求名而名显”，倡导讲诚信和知荣耻的良风善俗。此后，“还金寮”便一直成为崖州士民弘扬崖州先贤卓行美德的胜迹。至民国时，大规模重修，辟为胜景。现迁移至南山大小洞天景区内重建。
  “既济亭”，是唐镜沅在崖州营造的海南历史上最早的古温泉胜迹。“既济亭”，依托俗称为“热水塘”的崖州古温泉而建。崖州“热水塘”，是一处早在清代以前开掘的古温泉遗址，唐镜沅寻访重新开掘时，仍在旧址中发现了前人开拓时的遗物。因崖州古温泉有一池之内半热半凉之奇，故取《易经》中与和谐、相济之义相关的“既济”卦辞，建造“既济亭”纪胜，并作碑记及题壁诗八首。自此，“既济亭”成了古崖州新添的一处人文胜景，分别命题为“玉井温泉”、“温泉漱玉”，誉为崖州新八景之一。
  历史上，隋文帝曾将临振县（今三亚市）赐作冼夫人“汤沐邑”。因“汤沐”有以热水沐身的本义，加之崖州曾是冼夫人的赐封地，故崖州历史上亦有了崖州古温泉是当年冼夫人家族在崖州所拓的“汤沐”温泉传说。“谁怜临振怀汤沐，空说华清赐浴池”，唐镜沅当年为崖州古温泉题咏的这一诗句，足见其彰扬崖州山川风物的用心。周〓、毛奎拓南山，题落笔洞，程哲、范云梯壮天涯，唐镜沅掘古温泉……崖州的山川风物，正是得益于历代名宦的开拓，才注入了仙灵神韵，有了绵延不断的崖州山水文化文脉。
  唐镜沅兴教育、彰先贤、造胜景，为崖州营造了安定和谐的环境。为激励崖州黎汉百姓安居乐业，他还亲绘了一幅《崖州劝耕图》，配以题诗，用图文形式，喻劝崖州士民勤耕务本，耕读并重。该图虽已佚，但当朝人士为其《崖州劝耕图》所题的诗章乃幸见有载。
  清代光绪年间，曾任过广东赤溪知县的晚清诗人金武祥，为撰《粟香五笔》，广为收录名流诗文、公牍、书画及考证山川、风俗等。他当时曾亲睹了唐镜沅的《崖州劝耕图》，并为之作了一首《题崖州劝耕图》诗。后来，他发现亦有人为《崖州劝耕图》题咏，于是收录了其中两首佳作，并特以说明：“余为灌阳唐芷庵刺史镜沅《题崖州劝耕图》诗，前有各家题咏，颇多佳者。”并对所引录的两首清代人《题崖州劝耕图》作了点评。
  其一，为别驾蒋梦岩所题：
  野草蛮花望欲昏，烟销远见毕兰村；
  卫公遗迹都磨灭，剩有农庄长子孙。
  郎勇城头树影疏，保平港口浪声粗；
  槟榔宜早椰宜水，都趁春耕祝满车。
  金武祥点评该诗“颇有竹枝遗意”。毕兰村、郎勇、保平港是崖州的古地名。毕兰村是相传为李德裕流落崖州（今三亚市）贬居遗址。槟榔、椰子是崖州特产。该诗通过崖州特有的遗迹、物产和风情，描绘出了在唐镜沅劝耕下，崖州呈现出的一幅人勤春早新景图。
  其二，为大令林祝萱所题：
  十年戎马一书生，脱剑归来又劝耕；
  春满珠崖新气象，日高铜柱旧勋名。
  传家治谱贻孙子，报国文章有弟兄；
  更喜图中添好景，龙江秋月照花明。
  金武祥点评该诗为“细切、华贵”。该诗由画颂人，对唐镜沅的宦绩及其家声作了评价。唐镜沅是出征越南立军功后知崖州的，故有“脱剑归来又劝耕”之誉。“传家治谱贻孙子”，指唐镜沅祖孙两代知崖州留政声。唐镜沅的胞弟子和，乙酉拔贡，出任台北要职，故有“报国文章有弟兄”之说。
  “劝耕”，是历代皇帝倡导的安民政策，并以此作为对地方官吏的劝勉。唐代李隆基皇帝曾写过一首《赐诸州刺史以题座右》诗，在这首专为赐给各州刺史作为座右铭的诗中，皇帝把治天下寄以州郡的地方官，要求他们做到：“贤能既俟进，黎献实伫康。视人当如子，爱人亦如伤。讲学试诵论，阡陌劝耕桑。虚誉不可饰，清知不可忘。求名迹易见，安贞德自彰。讼狱必以情，教民贵有常。恤且存志，扶弱复绥强。勉哉各祗命，知予眷万方”。
  李隆基这首颇有人民性的座右铭诗，可以说是封建社会地方官吏为官之道的准则。如果以唐镜沅在崖州惠政及当朝人的《题崖州劝耕图》诗作注，唐镜沅堪称崖州历史上清知、安贞和惠民的好地方官。
  慈禧太后与崖州“御书亭”
  崖州“御书亭”，建于清代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是当时崖州知州王亘为安竖慈禧太后御笔“寿”字碑刻的亭阁，原建于州城南门的“同善堂”址内，后因堂亭建筑久废，“寿”字碑弃于原址瓦砾之中，一度湮没无闻。直到1984年才被重新挖掘，先在今崖城学宫左旁建亭安竖，后迁移至南山大小洞天景区今址。
  文物部门对刚出土时的“寿”字碑拓片后发现，所谓慈禧太后御笔“寿”字，并非今人所说的为崖州所赐，这其中有着一段与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活动有关的清宫故事。因现安竖于南山大小洞天景区内“寿”字碑中的原碑记文字已重镌，故依原文加标点录如下：
  “亘世居湘楚，粗娴绘事。光绪甲午，恭逢皇太后万寿，亘充当内廷差遣，蒙皇上谬爱亘技，命代绘寿屏进祝。亘复恭绘画幅、册页、纨扇进呈，均蒙皇太后、皇上嘉许，赏收御赐用宝寿字、金绣蟒衣并如意袍褂、图章、笔墨等件。辛丑冬，奉摄崖州，篆务敬镌寿字拾石，以志天恩之难云耳。臣王亘”。
  除碑记外，碑中“寿”字顶额正中刻有五寸见方玺印，印文曰：“慈禧太后御笔之宝”。右旁刻有含慈禧太后生前所得的十六字尊号在内的题款：“光绪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六旬万寿御笔”，另行单刻一“赐”字。
  据碑记及其他碑中文字考，崖州“御书亭”所竖立的慈禧太后御笔“寿”字，是当年慈禧太后赐赏给王亘的赏品之一。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岁生日。这一年，也是国耻之年。当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爆发了中日之战，因光绪二十年按干支纪年为甲午年，史称为“甲午战争”。这场战争在慈禧六十岁当年爆发，次年4月结束。战争结果，朝廷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不但被日本人割去了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及其附近岛屿，还赔款白银两万万两，从此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加深。
  慈禧太后是在当时“国弱民贫，外敌欺辱”的背景下，不失挥霍国库筹办自己六十大寿庆典的。为了庆寿，他费尽心思做了准备，花了3000万两国库白银大修清漪园，并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还拟“在颐和园受贺，仿康熙、乾隆年间成例，自大内至园，路所经，设彩棚经坛，举行庆典。”
  乾隆时代是“府库丰盈，富有四海”，而慈禧时代是“国库空虚，四面楚歌”。尽管如此，慈禧太后还是在清政府的风雨飘摇和百姓一片骂声中，如期举办了六旬庆典。在一本叫《藏园群书题记》的书中，披露了慈禧太后六旬庆寿共花费了700万两银子，其中户部国库出400万两，京官捐121万两，外官捐167万两，两淮盐商各捐40万两，连宫女太监都捐了银子。原计划从北京城里摆到颐和园的饽饽桌要摆850桌。此外，张灯结彩的红绸缎十万匹，铺红地毯五十万尺。后来惧于朝臣压力，虽有所收敛，但仍极尽奢华。
  为了“普天同庆”，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庆典，惊动了全中国。朝廷的亲王、大臣等都要送很贵重的礼品，各地的珍宝异物也纷纷贡入皇宫。中国历史上的第一辆第二代奔驰牌外国小轿车，是直隶总督袁世凯为讨好慈禧，用1万两白银购进作为慈禧六十大寿的贡礼。
  在国难当头，慈禧太后却大耗国资、大搜民财，为自己搞“普天同庆”，引起朝野上下怨骂。她举行六十大寿庆典当天，有人愤然在北京城书联道：“万寿无疆，普天同庆；三军败绩，割地求和”。有人还根据慈禧的十六字尊号，书联讽之：“垂帘廿余年，年年割地；尊号十六字，字字欺天”。
  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前，光绪皇帝为讨慈禧欢心，便从各地调派一批善绘技的能人进宫，专为绘制寿屏。当时，有一位名叫王亘的湖南人，因精于绘艺，被选入内廷充当画师及差遣。王亘在绘制寿屏之后，又再绘“画幅册页纨扇”进呈，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欢心。于是，在大寿庆典前十四天，慈禧太后将亲笔书写的一个“寿”字及“金绣蟒衣如意袍褂图章笔墨”等物赏赐给了他。
  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过后七年，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当年入宫绘制寿屏等寿礼获赏赐的王亘，获授知崖州。知崖州到任，王亘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命崖州篆务将早年慈禧太后所赐给他的“寿”字，依原字样放大，镌刻在一块高二点七六米，宽一点一米，厚零点三米的花岗岩石碑上，其中阴刻的“寿”字，高一点四五米，宽零点六八米。此外，还加刻上碑记及其它文字。同时，在崖州城内的同善堂后新建造一华丽亭阁，将“寿”字碑竖立其内，题名“御书亭”。“御书亭”坐西向东，面朝京阙。王亘此举，正如他在碑记中所表明的那样：“以志天恩难云之耳”。他立碑作记，以示效忠，是为感激慈禧太后对他的“天恩”。王亘是一位从民间进入宫廷的绘技超群的能人，但若仅以绘寿礼得宠而授崖州知州，这则是破天荒之事了。
  王亘在崖州任职约两年，除建御书亭外，他还在光绪二十九年重修曾毁于战乱的乐安新城，“计增广周围三百四十丈，南月楼十八丈”。从这点上看，王亘在崖州还算是有作为的，至于他曾为慈禧太后六十寿庆绘寿屏之事，今人亦不必苛责。
  崖州“寿”字碑中的“寿”字，经鉴定确为出自慈禧手笔，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该碑已被列为三亚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