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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初平是宋代著名廉吏。在任琼管安抚使期间，曾革除了崖州盐赋弊政，扶持了崖州煎盐业，留下了“以惠远民”的政德，获列为崖州名宦，《崖州志》传其事略。
  朱初平是宋代宰相欧阳修举荐的人才。历任湖南提点刑狱、琼管体量安抚使等。据《宋史》载，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皇帝要从馆职中选拔提点刑狱等人才，朱初平获得了宰相欧阳修的举荐。宋代朝廷中设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称为“三馆”。“三馆”是辅相养才之地，一般由文学之士考选授职，称为入馆，入馆职也被称为“进贤路”。由馆职出任大臣，都要经由宰相及参知政事举荐，并由皇帝亲自考其“策论”，以这种方式出职，称“试馆职”。朱初平能由试馆职成为出任地方的朝廷大臣，可见其治国“策论”颇得皇帝赏识。
  朱初平于宋代元丰年间出任设置于海南岛上的琼管体量安抚使。在唐代，朝廷派出巡视经过战乱或受灾地区，安定社会秩序的大臣，称安抚使。宋代沿之，凡诸路遇天灾及边境用兵等，辄派安抚使“体量安抚”，亦称为“体量安抚使”。安抚使掌管一路兵民之政，有“便宜行事”之权，实际上成为一路的第一长官，后逐渐成为各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以知州、知府兼任。
  宋代，崖州兴盐业，多为沿海居民依海场营灶自煎，称为煎盐，是当时由官府派额征售的主要食货，也是地方赋税的土产品之一。
  由于崖州地处偏远，交通阻塞，煎盐运销困难，所产煎盐征调后销售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在衙门前。一方面是煎盐积压不销，一方面官府即又不断擅增煎盐数额，并以所增大数额征收盐税。盐户有产无售，反而税负加重，致使崖州盐户陷入破产。
  朱初平出任海南安抚使后，对崖州等擅增盐税造成困民荒业的弊政，进行了治理。《宋史》中对这一事典作了这样的记载：
  “琼、崖诸州，其地荒阻，卖盐不售，类抑配衙前。前后官此者，或擅增盐数，煎盐户力不给，有破产者。元丰三年，朱初平奏蠲盐之不售者，又约所卖数为煎额，以惠远民”。
  朱初平奏请朝廷批准后，对崖州煎盐户所产的煎盐，凡征调后没有售出的部分，免除赋税。同时规定，只有卖售出去的方能计作煎额，不能以擅增盐数计税盘剥盐户。这一举措，有效抑制了地方官府故意屯积滞压煎盐，而以擅增盐数加重赋税的弊政，使一度陷入破产的崖州煎盐业又得到扶植和发展。《宋史》中用“以惠远民”四个字，对他体恤崖州民情的安抚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
  史志上还记载了朱初平在海南奏请革除不利海南商舶贸易“商税”的事迹。北宋，海南岛上的海口、崖州两地港口，是岛内外商品贸易的集散地之一。自崖州、海口集货的商船还往广州、泉州贸易。当时征收的商船贸易“商税”，不是依船载商品价值纳税，而是依商船之大小来纳税，称为“格纳”。这些可说为“船舶税”的征收办法，造成了船舶贸易负税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当时，崖州所输出的大多为价廉的土产品，如香料、槟榔、木材、藤品、吉贝等，而两浙、湖广等地所船载贸易的物品大多为昂贵物品。如果不论物品价位的高低而一概以船舶计税，必然加重海南船舶贸易“商税”，不利于促进海南船舶贸易的发展。针对这一弊端，朱初平在向朝廷的奏议中指出：
  “由福建、两浙、湖广、广南等地来的商船，皆载金银布匹，依价不下万贯”，而高、化及崖州来的商船，“仅载米包、瓦器、牛畜等类，依价不过一二百贯，今仅依船之大小而课税，殊不合理”。
  朝廷采纳了朱初平的奏议，从而使在广州、海口等港口贸易的船舶商税得以船载商品价值课税，减轻了海南以及崖州船舶贸易的不合理课税，增加了海南商税收入，促进了当时海南、崖州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