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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声人去后，崖州名宦多。
唐代政治家宋庆礼在这里巡边安民；
北宋卓越将领李崇矩在这里化干戈为玉帛；
南宋治国名宦崔与之在这里惠政于民；
明代抗倭名将汤克宽在这里荡平倭寇；
清代循吏陶元淳在这里为民惩治“六害”；
清代武状元、武探花在这里戍守边疆……
历代的文官武将，不惧瘴炎，不畏绝域，在古崖州劝耕兴学、保城安民，传播文明、开启善俗，抗倭平乱、惩贪革弊，维护团结、促进和谐。
崖州，是中国大历史的一章，书写下了历代名贤惠泽天涯的政德武功。
唐代政治家宋庆礼不惧炎瘴宣抚振州
宋庆礼是崖州名宦祠历代奉祀的唐代入崖名宦之一。
宋庆礼是唐代著名政治家。河北洛州永年（今河北永年）人，举明经，授卫县尉。武则天时，佐助侍御史桓彦范谋划塞北居庸关等边防建设，“雅有方略”。寻迁大理评事，仍充岭南（主要为今广东及海南地区）采访使。宋庆礼任岭南采访使期间，因不惧炎瘴巡边，宣抚振州，安疆保民，在中国古代监察史上留下美誉。
采访使，唐代置，即采访处置使的简称，主管检察州、县刑狱和考核地方官吏。隋代疆域区划以州为主，后又改州为郡。唐太宗贞观年间，始以山河形便，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再加分析形成十五道（即十五个监察区），各道置采访使，以检察吏弊。采访使各有治所，成为各道的都会，岭南道采访使驻所在广州。除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御史中丞领之外，其余各道采访使均由朝廷派出的要臣担任。采访使权力极大，除变革旧章须先报可外，其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报。因“道”不是行政区，故采访使亦非行政首长。朝廷遣采访使分巡天下，只要是察问民间疾苦，考察官吏，检察非法，旌廉斥贪，以使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海南岛上的崖州、振州等五州的部落首领，“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民深受其苦”。朝廷的使者因“惧其炎瘴”，都不愿过海到海南岛宣抚，致使动乱加剧，振州尤甚。
宋庆礼出任岭南采访使后，为安定边陲，保民平安，他深怀大义，无所畏惧，亲自渡海到海南岛，往返五州之间，监察吏治，巡边安民。
在最偏远的振州（今三亚市），宋庆礼不惧瘴炎，“躬至其境，询问风俗，示以祸福”。在他晓以礼义规劝下，振州部落首领与他州部落首领“释仇相亲”，官府亦罢撤了弹压黎境的镇兵五千人，从而化干戈为玉帛。此后，海南岛上各民族和睦相处，“州土相安”。为彰显宋庆礼巡边安抚振州的功迹，崖州士民将他奉祀于崖州名宦祠，《崖州志》列之为崖州名宦。
宋庆礼不惧瘴疠，躬至海南，以“怀柔政策”化解了黎族首领矛盾，维护了边陲的安定和民族团结，得到了朝廷的嘉赏，擢升监察、殿中侍御史，后被唐玄宗调进京迁为御史中丞。卒后赠工部尚书，谥敬。
宋庆礼是唐代杰出的少数民族管理者之一，极富有统边经验和才能，一生在边陲三十年，获张九龄称为“事国劳臣”。《旧唐书》将他列为“良吏”，史家在《宋庆礼传》中对他的评价是：“为政严、少私，吏畏威而不敢犯”。
《中国历代廉政通观》以“宋庆礼巡边不惧炎瘴”为题，记述了宋庆礼在振州等地巡边慰民事迹，彰其为中国古代监察廉吏。
宋代安抚大臣朱初平崖州革弊兴业
朱初平是宋代著名廉吏。在任琼管安抚使期间，曾革除了崖州盐赋弊政，扶持了崖州煎盐业，留下了“以惠远民”的政德，获列为崖州名宦，《崖州志》传其事略。
朱初平是宋代宰相欧阳修举荐的人才。历任湖南提点刑狱、琼管体量安抚使等。据《宋史》载，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皇帝要从馆职中选拔提点刑狱等人才，朱初平获得了宰相欧阳修的举荐。宋代朝廷中设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称为“三馆”。“三馆”是辅相养才之地，一般由文学之士考选授职，称为入馆，入馆职也被称为“进贤路”。由馆职出任大臣，都要经由宰相及参知政事举荐，并由皇帝亲自考其“策论”，以这种方式出职，称“试馆职”。朱初平能由试馆职成为出任地方的朝廷大臣，可见其治国“策论”颇得皇帝赏识。
朱初平于宋代元丰年间出任设置于海南岛上的琼管体量安抚使。在唐代，朝廷派出巡视经过战乱或受灾地区，安定社会秩序的大臣，称安抚使。宋代沿之，凡诸路遇天灾及边境用兵等，辄派安抚使“体量安抚”，亦称为“体量安抚使”。安抚使掌管一路兵民之政，有“便宜行事”之权，实际上成为一路的第一长官，后逐渐成为各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以知州、知府兼任。
宋代，崖州兴盐业，多为沿海居民依海场营灶自煎，称为煎盐，是当时由官府派额征售的主要食货，也是地方赋税的土产品之一。
由于崖州地处偏远，交通阻塞，煎盐运销困难，所产煎盐征调后销售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在衙门前。一方面是煎盐积压不销，一方面官府即又不断擅增煎盐数额，并以所增大数额征收盐税。盐户有产无售，反而税负加重，致使崖州盐户陷入破产。
朱初平出任海南安抚使后，对崖州等擅增盐税造成困民荒业的弊政，进行了治理。《宋史》中对这一事典作了这样的记载：
“琼、崖诸州，其地荒阻，卖盐不售，类抑配衙前。前后官此者，或擅增盐数，煎盐户力不给，有破产者。元丰三年，朱初平奏蠲盐之不售者，又约所卖数为煎额，以惠远民”。
朱初平奏请朝廷批准后，对崖州煎盐户所产的煎盐，凡征调后没有售出的部分，免除赋税。同时规定，只有卖售出去的方能计作煎额，不能以擅增盐数计税盘剥盐户。这一举措，有效抑制了地方官府故意屯积滞压煎盐，而以擅增盐数加重赋税的弊政，使一度陷入破产的崖州煎盐业又得到扶植和发展。《宋史》中用“以惠远民”四个字，对他体恤崖州民情的安抚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
史志上还记载了朱初平在海南奏请革除不利海南商舶贸易“商税”的事迹。北宋，海南岛上的海口、崖州两地港口，是岛内外商品贸易的集散地之一。自崖州、海口集货的商船还往广州、泉州贸易。当时征收的商船贸易“商税”，不是依船载商品价值纳税，而是依商船之大小来纳税，称为“格纳”。这些可说为“船舶税”的征收办法，造成了船舶贸易负税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当时，崖州所输出的大多为价廉的土产品，如香料、槟榔、木材、藤品、吉贝等，而两浙、湖广等地所船载贸易的物品大多为昂贵物品。如果不论物品价位的高低而一概以船舶计税，必然加重海南船舶贸易“商税”，不利于促进海南船舶贸易的发展。针对这一弊端，朱初平在向朝廷的奏议中指出：
“由福建、两浙、湖广、广南等地来的商船，皆载金银布匹，依价不下万贯”，而高、化及崖州来的商船，“仅载米包、瓦器、牛畜等类，依价不过一二百贯，今仅依船之大小而课税，殊不合理”。
朝廷采纳了朱初平的奏议，从而使在广州、海口等港口贸易的船舶商税得以船载商品价值课税，减轻了海南以及崖州船舶贸易的不合理课税，增加了海南商税收入，促进了当时海南、崖州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的发展。
南宋宰相崔与之崖州为民除“三害”
崔与之是南宋著名的治国名臣、政治家、军事家。岭南“菊坡学派”的创始人，为毛泽东生前所喜爱的南宋豪放派词人之一。他在任广西提点刑狱期间，巡视至崖州，在崖州为民除了“三害”，惠政于民，被列为崖州名宦。
崔与之（1158—1239），字子正，号菊坡，广东增城人。少年时“卓有奇节”，“不远千里游太学”。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成为广东由太学考中进士的第一人。累官浔州司法参军、宾州军事、广西提点刑狱、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后升秘书监兼太子侍讲、权工部侍郎，拜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是中国历史上以廉吏著称的南宋朝宰相。还曾任川陕抗金总指挥，是著名军事家。
崔与之以简政清廉、惩贪革弊著称。特授广西提点刑狱后，他走遍所属的二十五州，并渡海巡察到海南岛上的崖州（今三亚市）。南宋，崖州隶属广南西路（广西）。提点刑狱，宋代官名，亦称“提点刑狱公事”，系宋代设于路一级的司法官，掌管所属州县司法、刑狱。《宋史·刑法志》：“凡管内州府10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者，即驰往视之”。对发现有稽留案件及审判不实等，提点刑狱有权对该州县司法长官进行弹劾。
《宋史·崔与之传》中，对崔与之巡察海南、崖州事迹作如下记述：
“寻特授广西提点刑狱，遍历所部，至浮海巡珠崖，秋毫无扰州县，而停车裁决，奖廉劾贪，风采凛然。珠崖地产苦䔲，民或取叶以代茗，州郡征之，岁五百缗。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皆妇人，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遗老，民尤苦之。与之皆为榜免。其他利病，罢行甚众。琼之人次其事为《海上澄清录》。岭海去天万里，用刑惨酷，贪吏厉民，乃疏为十事，申论而痛惩之。高惟肖尝刻之，号《岭南便民榜》。
《粤大记》对崔与之渡海到海南岛时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崔与之在渡海赴海南岛时，海峡风浪骤起，“风作柁折”。船上同行官吏担惊受怕，请他“决诸神”，勿冒行。崔与之说：“海外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为民除害，岂问神耶！”说罢，“风浪帖息”。
依《宋史·崔与之传》所记及当时海南岛上状况，崔与之在海南事典大多与崖州有关。崔与之之所以不畏艰险巡察海南，志在惩治那些“倚海外之州”而贪掠民财的酷吏。在崖州，他关心百姓疾苦，执法严明，为民除了“三害”：
一是免除强征苦䔲之役。苦䔲，即“苦丁”，是当时海南特产，民取其叶制成“苦丁茶”。海南“苦丁茶”消暑解毒、益肝明目，尤为崖州所产最佳，既是天南贡品，也是中原商贾搜求的珍茗。苦䔲为深山野生，数量有限，采之艰难。地方官府为获取暴利，强令“岁五百缗”，州民疲于采摘也难于充数，为此屡遭刑狱加身。崔与之巡察后，就地责令地方官府公开榜免这一强征役民苛政，解除了地方贪黩之害。
二是解除强征民女织吉贝布之役。崖州盛产吉贝，并以吉贝纺纱织为吉贝布，编织成工艺精巧、图案多样、色彩灿然的食单、黎锦、黎单等棉纺织品。早在汉、唐时期，崖州吉贝布及以吉贝布编织成的织锦、崖州被、龙被等成为了珍贵的方物贡品。自宋代后，崖州吉贝布及崖州织锦成为中原的俏品，崖州因之成了当时吉贝布的出产源地。宋代崖州妇女多为织吉贝布的能工巧匠，“崖州织女”闻名于世。为牟取暴利，官府与奸商勾结，强征善织吉贝的妇女终年服役，以致“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违老，民尤苦之”。州民虽怨声载道，但崖州去天万里，贪吏侵民，屡用酷刑。崔与之察访到这一役民苛政后，严加痛斥，张榜豁免了这一强征民女纺织吉贝布之苦役。
三是严惩滥用酷刑之害。当时海南岛上普遍存在贪吏滥用酷刑及不守朝廷边疆免役之法的弊政。崔与之为民请命，将巡察崖州等州发现的滥用酷刑、贪吏侵民、强征赋税等吏弊，疏为十事，申论而痛陈之，使滥用酷刑及“其他利病”得到罢行。崔与之免赋税、去酷刑、征贪吏，风采凛然，琼人作《海上澄清录》记其事颂之。
在金国不断进犯中原的危急时刻，崔与之被召为金部员外郎，离开海南岛后，又在抗金战场上屡建奇功。崔与之一生为政清简，洁身自好，尤重事功，政绩斐然。理宗即位时，欲加授其要职，但他淡泊仕途，曾8次辞任参知政事，13次辞任右丞相，为世人赞叹，文天祥为此称他是“盛德清风，跨映一代”的岭南名宦。
嘉熙三年（1239年），崔与之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而归。他把皇帝赐给他的私家园林建成“菊坡书院”，创立了岭南“菊坡学派”。终年82岁，葬于广东增城朱村镇华山。累封至南海郡公，谥清献。主要著作有《崔献公集》。《宋史》有传。
崔与之是著名的宋代豪迈派词人，代表名篇为《水调歌头·题剑阁》：
万里云间戌，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丹心。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蒲涧清泉白石，梅岑绿阴青子，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
该词抒写抗金立马雄关，誓以身报国的赤胆忠心，气势恢弘，豪迈雄壮，获毛泽东圈点和手书，收入《毛泽东圈注史传诗文集成》、《毛泽东书艺精萃博览》。《题剑阁》一词，还收入了《毛泽东最喜爱的古诗三百首》、《历代爱国诗词选》等。崔与之在崖州的廉政事迹，载入了当代以史为鉴读本《勤政廉政史鉴》。
宋代宰辅李崇矩振州仁义安边
李崇矩是北宋著名的宰相辅佐和卓越的军事将领，曾移海南岛四州都巡检使，在崖州有抚慰宦绩，为崖州名宦祠历代奉祀的名宦。
李崇矩（924-988），字守则，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幼孤贫，有至行，乡里推服”。早年跟随北汉将领史弘肇，宋太祖即位后归宋，鞍随宋太祖征战，平息叛乱，以功授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964年），任枢密使，成为宰相赵普的辅佐。
李崇矩将女儿嫁给了宰相赵普的儿子，违反朝廷宰辅大臣之间不得联姻的禁令，“为太祖所忌”。一次，他的一个门客因得不到赏识，便击鼓诬告他私纳黄金，触发了太祖大怒。就因这两件事，李崇矩被罢为镇国军节度使。太平兴国中为邕、贵等六州巡检使，后移海南岛琼州、崖州、儋州、万州等四州都巡检使。
都巡检使，宋代置，掌训甲兵及州县治安等事。《宋史·官职志》：“海南琼管”“跨连数郡，控制溪峒”，“置水陆都巡检使或三州都巡检使，以增重之。”太平兴国初，海南岛上土著部落之间常因冲突，引起动乱，危及边陲安定，属朝廷“增重”巡检的要地。李崇矩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为琼州、崖州等都巡检使，并率部来到海南岛的。
当时，中原视海南岛为海外炎荒瘴疠之地，崖州是“千之千不还”的“鬼门关”。所以，当他欲赴任时，跟随他的士卒都不愿随他前往。李崇矩不辱使命，为安定边陲，矢志渡海巡检。为激励士气，他将朝廷赐给的值数百万钱的器皿金帛，分送给麾下军士安置家属，使随行士卒打消顾虑，只需一日，便顺利渡海登上了海南岛。
在海南岛上，李崇矩不惧瘴炎，跋涉巡检。《宋史·李崇矩传》记载，他在崖州“悉抵其峒穴抚慰，以己财遗其酋长，众怀附”。李崇矩亲抵崖州黎峒谕诏大义，并慷慨地将自己的钱物赠送部落酋长，以诚信仁义之举，化解了部落矛盾。因他抚慰有方，不动一兵一卒，很快消除了海南岛上诸州动乱，息灭边寨烽火，使边民生产、生活得到了安定。
据《宋史》记载，李崇矩在海南岛上四五年，入峒境毫不虑及瘴疠染身，渡海峡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往官吏渡海出入海南岛，都要俟便风才起舟，每渡海一次要一个多月，而李崇矩则“往来皆一日而渡，未尝留滞。”他关怀爱护士卒，终使“士卒僮仆随者皆无恙”。他因在海南巡检抚慰有功，后迁判右金吾街仗司兼六军司事。
李崇矩笃信佛教，曾“造像建寺尤多”，“饭僧至七十万”。他还崇道，修身养术。端拱元年卒，享年65岁。赠太尉，谥元靖。《宋史》有传，称其“性纯厚寡言，尤重然诺”。
李崇矩是历史上能起能落的宰辅。他由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罢职，降任镇国军节度使，又调到被称为“海外炎荒”的海南岛任都巡检使。虽然朝廷对他不公，但他因在海南岛上的抚慰之功，政声人去后，成为了宣付国史和流芳海南的古代廉吏名宦。
元代辅国上将军朱国宝信义宣抚吉阳军
朱国宝是元代开国功勋名将、辅国上将军、都元帅，《二十五史》有载的中国历史名人。
《崖州志》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朱国宝为海南四州宣慰使。训兵息民。”宣抚“蛮峒降者三十所”。所谓“降者”，即指经招抚后入籍纳入地方行政管辖，编户赋税。因其曾在吉阳军（今三亚市）有宣慰功绩，据元史《朱国宝传》及有关史料，对其生平事迹补述以祥。
朱国宝（1230—1288），世居徐州，后徙宝坻。父存器，历官至修内司使。元代宪宗朝招募水军时，朱国宝以职官子从军，隶水军万户解诚麾下。后随元世祖征战，率锐兵在中流与宋军麈战，凡十七战，诸军毕济。中统二年，授千户，佩银符；后因军功又佩金符，镇戍东海。
金符，又称兵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君主、皇帝授于臣属兵权后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符从中剖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两半互相符合，表示命令验证可信。一般右半由中央保存，左半发给统领军队的将军，调动军队由君王或皇帝派出的使臣们持符相会，方可调兵。从“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中，可以看出兵符的重要作用。元代，只有军官才能佩符牌。牌与符是一回事，分为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为金虎符、金符和银符。牌符体现军官级别和所管军户的多少，大致是千户佩银符，万户佩金符。牌符皆由朝廷颁发，军官升迁或去职后，都要按规定交回原来持有的符牌。
朱国宝自佩金符后，征襄阳、拨沙州、临岳州、攻新城、进广西，屡有战功，获朝廷再赐金虎符，成为一方最高将帅。至元十四年（1277年），攻克广西静江，镇守梧州，领安抚司事；十五年，加怀远大将军；十六年，升定远大将军、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宣慰使，官名，始于唐代，凡朝廷遣派朝臣巡视经过战争及受灾的地区，称宣慰安抚使或宣抚使。元代置安抚使司，分道以统郡县。宣慰使为宣慰使司派出掌管各道民政事务的长官。当时，吉阳军隶属海北海南道，朱国宝是在任海北海南道宣抚使期间亲抵琼州，并巡慰了吉阳军（今三亚市）。
元史《朱国宝传》记述了朱国宝在琼州及吉阳军的宣慰宦绩：一是革弊安民。“立官程，更弊政，训兵息民，具有条制。”二是招抚黎峒。“黎民降者三千户，蛮峒降者三十所”。三是恩威并举。对“未服化”者，“开示信义”，使其感悟，“以其属来归”；对殃民祸首，才“以兵略取之”。因抚慰海南岛有功，加镇国上将军。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朱国宝迁广南西道宣慰使。朱国宝一生跟随元世祖征战近三十年，凡所筹供军饷，“事集而民不扰”，在平乱及安定边疆上军功卓著。至元二十四年，他入京朝见皇帝时，皇帝亲自慰劳他。进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后卒军中，年五十九。
明代《孝经》学家瞿罕崖州善政惠民
瞿罕是明代著名《孝经》注疏家，《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入载人物。知崖州有惠政，为《崖州志》志载名宦。
瞿罕，字日有，湖广黄梅县（今属湖北）人。“七岁能文，上书白父冤。”由廪生经“科道交章荐于朝”。明代崇祯十二年（1639年）征授崖州知州。瞿罕在崖州，兴教育，传《孝经》；修城池，保民安；守廉洁，严吏治；平贼乱，赈灾饥……多有善举惠政。
智荡海寇，保民平安。福建海寇林八，是明代崖州海患祸首之一。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海寇林八又大举复犯崖境，劫掠崖州沿海番人塘等村后，窜入崖州西境，纠集当地土寇据寨作乱，一时“州西震动”。此时，瞿罕正出访感恩县，闻讯后急返崖州城。林八寇贼在瞿罕必经之道设伏，欲劫持他后使守军无首，进而攻掠崖州城。瞿罕急中生智，先化妆潜行，再让人抬轿在后，诱使贼捕空轿，安恙脱险。回到州城后，瞿罕即智用奇计，命部将率兵突入贼巢，趁林八等贼首无防备之时，伏杀了林八，将其余海寇、土寇贼首全部擒拿归案。不见刃血，一举平定了祸患已久的“林八之乱”。
罢免黎供，严约吏胥。瞿罕上任后，制订法章布告衙门，严禁官吏僚属贪暴扰民，带头革除了侵民弊例。按惯例，崖州黎族每月都要无偿供给知州大米三十石，称为“黎供”。对此，瞿罕拒不收纳，说：“国家已供给奉禄和大米，为何还有黎供？”于是具请罢免了这一侵黎陈规，“黎人大悦，为之勒石”。
开仓赈灾，体恤边卒。崇祯十三年（1640年）九月，崖州暴雨成灾，山洪冲毁了沿海平原田地，农田失收，灾民遍野。为救济灾民，瞿罕亲自打开官仓，用官米沿途煮粥赊赈饥民。他经常微服出访，体察民情，亲临营讯，抚慰守卒，沿途均以粗菜代饭，安步当车，令士民感激不已。
瞿罕在崖州积劳成疾，以病告退。他离开崖州当日，崖州父老一早便赶到衙门前为他送别。只见他独身单骑从衙门内走出来，随身只带一只小木箱。他当着众父老打开了小木箱，让大家查看，说：“如果有一物是出自崖州的，任你们拿去。”随即跨上马背，单骑出郭而去。士民见状，感动不已，为他“祖饯百余里，各悲不自胜。”瞿罕一身正气入崖来，两袖清风单骑归，被崖州人民传为清官佳话。
瞿罕是明代著名的《孝经》学家、注疏家。《孝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是古代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集中体现，也是封建社会不容违背的金科玉律。《孝经》一书在西汉中后期就受到普遍重视，汉文帝时置有《孝经》博士。此后，历代盛传不衰，到了南宋，《孝经》被奉为儒家经典，列入《十三经》中。历代为《孝经》作注疏及从事《孝经》研究的不乏其人，瞿罕就是突出的一位。《明史》在《艺文志》中共选载《孝经》“三十五部，一百二十八卷”，其中收录瞿罕所撰的就有四部二十七卷，分别为《孝经余存》三卷、《孝经考异》一卷、《孝经对问》三卷、《孝经贯注》二十卷。
瞿罕逝后，至清代乾隆年间，仍发生了一起与瞿罕《孝经》著作有关的文字狱案，即《清代文字狱案》中所录的“吴碧峰刊刻《孝经对问》及《体孝录》案”。吴碧峰是湖北黄梅县的生员，他父亲叫吴永述，早年间买了瞿罕所撰的《孝经对问》和《体孝录》，本想将这两部书翻刻，但没来得及就去逝了。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吴碧峰为完成父亲的遗愿，便将这两部书照着旧本原样翻刻了，自己写了一篇序后，又请王模再作序一篇，共刷印了24部，分送瞿学富等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朝廷有旨查缴余书，吴碧峰便主动把这两部书呈缴。经专门书局审查后，认为瞿罕所撰的《孝经对问》和《体孝录》，有“未避庙讳御名”及“语有违背”。于是，将吴碧峰下狱。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至四十七年正月，经由湖广总督舒常审理此案后，提出请求朝廷作处理的奏议：因吴碧峰已死于监狱不再议处，收藏此书的瞿学富和为此书作序的王模拟发乌鲁木齐为奴，原黄梅知县姚思廉因失察、原湖北巡抚陈辉祖因查勘迟延，应交部严处。不知何因，此案当时并没有结案材料。
纪晓岚主持修撰《四库全书》时，将上述文字案审查情况进呈皇帝。后来，在《四库全书》的“孝经类”中，仍兼采了瞿罕的孝经之说。看来，瞿罕的《孝经》著作还是得到纪晓岚及皇帝赞许的。
《崖州志》记载，瞿罕在崖州“以兴教育为己任”，想必当年传授《孝经》是他在崖州兴教育的笃行之一。《崖州志》对崖州明末至清代的民风民俗有了这样的记载：“习礼义之教，有邹鲁之风”；“士多业儒，人重廉耻”；“民风朴茂，不喜华靡”；“孝友节烈，经济文章。”这正与瞿罕当年的教化无不有关。
瞿罕在崖州亲政爱民，两袖清风，成了践行儒家《孝经》内核“忠孝”思想的典范。
誓与崖州城共存亡的客家邬姓先贤邬若虚
邬若虚，是《崖州志》志载的崖州名宦。字君受，浙江宁海人。明万历年间中举人副榜，授崖州知州。清代嘉靖年间，阮元主持修纂《广东通志》时，以他在崖州宦绩，首次为之立传。
明代万历年间，土寇和海寇常侵扰崖州。崖州城因经年失修，护城河堵塞，难于抗御侵扰，腹背受敌，百姓蒙受掠劫之苦。
邬若虚知崖州后，以保城护民为己任。他一到任，便首先动员兵民重修城墙，疏通护城河，加强了御敌防范。为激励士气，安定民心，他自上任之日始，亲与总镇协力日夜防守城池，五十天“裹甲不解”。城池重建加固后，兵士常备不懈，使土寇闻之不敢再复犯。
一次，倭寇又大规模地从海上犯境，“蹂躏崖土”，并进逼围困了崖州城。在万分危急之际，邬若虚镇定自若，“以信义纠结众民兵登城御敌”。并身先士卒，做好舍身护城、与百姓共存亡的准备。
他嘱咐妻子洪氏说：“封疆任重，身与城共存亡，义不反顾。尔等须自为计”。其妻听罢，预先将城内一口枯井洁净，淡妆素衣，候守井旁，以备陷城时投井自尽，殉夫保节。
兵民们见邬若虚及夫人如此大义和壮烈，于是“厉气登城，将士用命”。邬若虚智用奇计，兵民同仇敌悍，“寇乃惊溃”，全城士民避免了一场大洗劫。
邬若虚以御倭寇保城护民之功，升福建邵武府同知。在邵府他亦多有“兴利除害，训课士民”的惠政，现被列为浙江宁海历史名人。
福建、广东的客家邬姓人家，都尊邬若虚为宗族先贤。在梅州“邬姓宗祠”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嘉猷荣后，善道授贤。”其中“善道授贤”的联典，指的是邬若虚立功崖州，兴利邵府的邬姓先贤善政贤德。
明代福建名贤郑瑞星崖州化解民患
郑瑞星，字廷奎，福建仙游人，于明代万历年间知崖州。《崖州志》仅载其职官，未列入名宦以志。从福建地方史籍查考，郑瑞星是明代一位治乱安民的好地方官，现被彰为福建仙游历史名贤。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瑞星中丙戌科进士，任河南信阳知州。在信阳，有一富户枉法，被郑瑞星捉拿下狱。那富户赂托一权贵请求开脱，被郑瑞星严辞拒绝。因忤逆权贵，他被调往边远的广东知崖州。在《仙游古今》一书中，记载了郑瑞星在崖州治乱安民的事迹：
明朝政府曾在海南岛上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一度激化了民族矛盾，影响了边境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安定。郑瑞星莅任崖州时，虽然当地“峒蛮久为民患”，但他并不采用朝廷主张的征讨政策，而是以安抚为政，“恩威并用”，使踞山立寨的少数民族归化入籍，化解民患，安定了边陲。
在郑瑞星莅崖之前的明正德年间，由于驻地方营兵及官吏的侵掠，挑起了崖州境内黎汉民族冲突，寇首从中作乱，造成村寨自危，使一度兴旺的崖州出现了田园荒芜、贸易阻绝、百姓困苦的衰落景象。当时，琼州兵备道王倬曾奉命提军崖州，重创了为乱寇首，使村寨得以解困。在王倬的抚定下，崖州境内又重现了安居乐业、商贸繁荣的生机。崖州进士钟芳曾撰文对这一由乱而治后出现的兴旺景象，作了这样的记叙和描绘：“于是，尽崖之疆内，出入者各摒弓矢。牧畜恣于野，商旅歌于途，垦田尽于荒莱，贸易通于深谷”。
郑瑞星莅崖已距王倬近百年之后，其间虽民患又复起，但在他的抚定和治理下，崖州又再现了钟芳当年笔下的耕商兴旺景象。在保寨安民的同时，郑瑞星还通过彰表先贤，启迪教化，诱导汉黎民族和睦相融，使世风得以和畅，百姓安居乐业。
郑瑞星因治崖有绩，经考工后，自崖州升刑部员外郎。时有国子祭酒范应期遭诬陷致死，范妻击鼓鸣冤，他极力为范应期雪冤，受到了朝臣的称赞。后因依法惩治失职的太监，触怒宦党，降为赣都郡通判。在赣郡，常有寇贼在江河上打劫商船，为一方之祸。瑞星上任后，“擒斩贼首”，使“商船赖以无虞”。告老回乡后，献出积蓄的俸禄，在榜头溪口处筑坝截流，引水灌田，百姓将其倡修之渠，称“尚书渠”。福建地方志对郑瑞星评价是：“性嗜学，虽莅事，亦以文史自随，录乞养归”。
郑瑞星在崖州事略，亦佐其平生文治之仁政。郑瑞星故居在今福建蒲田市榜头镇，1997年1月列为仙游县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开国元勋廖永忠崖州保疆安民
廖永忠是明代开国元勋，历任中书平章政事、征南副将、征南大将军，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封德庆侯。一生战功卓著，宦绩斐然，为中国历史著名将帅和军事家。他在明初转战收复广东、广西时，曾赴海南抚绥，惠及崖州，《崖州志·宦绩志》列其为崖州武功人物。
廖永忠（1323—1375），巢州（今安徽巢县）人，少有大志。元代至正年间，与兄廖永安聚义兵保巢县。至正十五（1355年）以舟师归附朱元璋。当时在军中廖永忠年纪最小，朱元璋便问他：“汝亦欲富贵？”廖永忠答道：“获事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是所愿也”。朱元璋听后大喜，当即任命他当哥哥廖永安的副将，统帅水师。后来，廖永安在一次作战中失利被俘遭杀，朱元璋便让廖永忠接替哥哥职位，任枢密佥事，成为朱元璋麾下的第一位水师统帅。
此后，廖永忠与朱元璋戌马相随，南征北战，多次冲入敌阵决死战斗，救朱元璋突出重围。廖永忠英勇善战，攻无不克，在明朝开国前后的历次大战和征讨中屡立战功，为朱元璋所倚重。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廖永忠凯旋南京时，朱元璋亲赐漆牌，以御笔“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字表彰他，命悬于门额，并晋升为中书省右丞。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廖永忠任征南副将，率领水军取海道攻克福州，被晋升为同知詹事院事。
元至正二十八（1368年）正月，朱元璋正式称帝，建国号明，年号洪武，称太祖皇帝。此时，两广尚未平定，廖永忠仍在福建。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朱元璋升廖永忠为征南大将军，命其再由福建从海上进军广东、广西。当时，朱元璋在诏书中言：“今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久矣。定乱安民，正在今日。”并告曰：“王者之师，顺天应人，所以除暴乱，解倒悬，以慰民望”；“慎勿杀掠，沮向化之心”。
廖永忠是在明朝开国之初奉旨进入广东并开赴海南的。在海南岛上，廖永忠以“定乱安民”为己任，恩信招谕，使崖州等黎境峒主在改朝换代之际示诚归附。他还举兵荡平了为祸琼州及崖州的海寇土贼，使南疆边陲得到安定。廖永忠在海南不骚百姓，一路安抚，“民怀其惠，为之立祠”。
当朝的史家称赞廖永忠在广东、广西及海南的“忠善抚绥”之举，并作了这样的评价：
廖永忠师所到之处，“兵不战而倒戈，城不攻而受垒，民心不二而殷殷输服。即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不宾之国，亦皆献琛内附，则我高皇帝柔远之仁，不杀之武，岂不度越百王哉！”
朱元璋称帝后，曾对追随他的开国功臣加封爵号，给予重赏，但却又出于个人政治目的诛杀元勋，廖永忠便是在朱元璋开国后第一个被诛杀的功臣。
廖永忠被杀的原因，史学家认为这与朱元璋一大政治隐私有关。元朝末年，各地义军涌起。韩林儿因最先举义领导农民起义，被北方各支红巾军尊为共主。因得到各方义军拥护和支持，韩林儿便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毫州称帝，即史称“小明主”。当时元朝尚未灭亡，在元军的袭击下，韩林儿于危急之际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派军将韩林儿救出后便禁于滁州，以此“挟天子令诸侯”，获得了各地义军归附于他。朱元璋见夺天下大势已定，但又担心韩林儿欲与他争主，便设出一计，谋密派出廖永忠以迎韩林儿入南京为名，将韩林儿溺死在瓜步的长江水中。
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大封功臣时，廖永忠以为功超众臣会得到更高的封赏，结果没有得到公爵封号，只封为德庆侯。对此，廖永忠很不满，而朱元璋则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亡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只封侯而不公。”及后，因怕廖永忠为封赠不满而泄露暗害韩林儿之事，朱元璋便以廖永忠私自穿用绣有龙凤纹的服饰为由，免除其官职，并将韩林儿被溺死之过归咎于廖永忠。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赐廖永忠死，年五十二岁。
廖永忠之死，虽然成了“弓箭藏，良将死”的悲剧，但他当年善抚岭海，怀惠天涯的武功之德，受到历代崖州士民的感念。
明代镇浙都督何斌臣武德沐崖州
何斌臣是明代军事将领，历任广东南澳副总兵、镇浙都督，约在明万历四十五年前后任崖州参将，在崖州留下了“善后”惠政。
何斌臣，浙江山阴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武进士。何斌臣一生功在边疆海防。在海南岛上，他以怀仁武德，维护了边疆的安定因广东南澳，他英勇抗击海寇，威镇南天，成为了明代东南沿海抗倭英雄。而今，在海南、广东及闽浙，仍留下他的芳踪美誉。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崖州官兵土舍的侵掠，激起诸峒反抗，进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崖州全境黎族起义，一时震惊朝廷。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朝廷紧急调集各路官军，并西粤狼兵，分七路赴崖州合剿镇压。经历时一年多的围攻，黎族起义终告失败。
何斌臣是在这场朝廷镇压黎族起义的战乱后莅任崖州参将的。当时，战后百废待兴。海南分巡提学副使戴熹正奉命在崖州“筹办善后”。戴熹是漳州进士，在海南有仁政，曾编修《琼州府志》，主持海南名人王弘诲的谕葬。何斌臣反对滥杀，主张怀善“抚顺”，与戴熹“躬历险阻”，抚慰安民，恢复了战乱后的安定。
为严防官兵土舍侵扰黎境，保障黎汉民族的交融和互通贸易，何斌臣任崖州参将期间，加固崖州乐安新城，添设南靖远楼、北真武楼、南门月城小楼等城堡，使崖州境内形成崖州城和乐安新城两城互防格局，加强守备，维护了海南岛南部少数民族边境的安定。何斌臣在崖州提出的“慰顺寓招抚”的“善后”主张，体现了他治理边疆的怀善武德。
何斌臣自崖州升任广东南澳副总兵后，抗击进犯东南沿海海寇屡有战功，至今流传妈祖显灵助何斌臣大胜海寇的故事。南澳妈屿岛上原有一座妈祖庙，经年失修。一次，海寇大举进犯妈屿岛，何斌臣率兵至岛后，前往祭拜妈祖，祷祝庇佑大胜海寇，并许愿胜后拓修一座新的妈祖庙。结果，何斌臣率兵在海上歼贼寇千余获胜。战后，何斌臣践约拓新址重建了一座妈祖庙，“以谢妈祖”灵佑，并将这一妈祖显灵助战之事写入了所撰碑记。何斌臣当年修建的妈祖庙及撰碑，现已成为南澳岛上妈祖文化的瑰宝，何斌臣也因之成为南澳岛上的历史传奇人物。
在祖国山河上，至今仍可觅见何斌臣戎马生涯中留下的诸多历史芳踪。在海南岛陵水县，留下了他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在分界洲牛岭竖立的碑铭。在广东南澳县，留下了他消灭海匪后筑建的古关隘和“威镇南天”题刻；在南澳岛上有其拓筑的“云深古寺”及题匾；在福建普陀洛迦山的净土庵，他当年题写的“真如妙境”匾额，仍悬挂如新。浙江宁波市有一处风景名胜，名叫“招宝山”。招宝山如柱耸立，屹立波涛骇浪中，原名候涛山，又称鳌柱山，历代名人多有题咏。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已升任镇浙都督的何斌臣题写了“撑半壁天”刻立在招宝山上，其题刻已成为招宝山上现存明清9块碑碣中的文化瑰宝之一。
明代抗倭英雄俞大猷崖州献“善略”
在明代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最著名的抗倭英雄有两个，一个是戚继光，一个是俞大猷，时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在未受命赴东南沿海抗倭前，曾被派往海南分守琼州，首任崖州参将，并为经略治理崖州向朝廷上《交黎图说》，体现了一代名将安邦伟略。《崖州志》志载了其在崖州的武功文治宦绩，并录其《交黎图说》。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少时有大志，好读书，善射骑，研兵法，练就了一身武艺，并自创“俞家棍”。嘉靖十四年（1535年）考中武举后，由百户举进士，派住金门守御。因敢于陈述己见，曾一度被杖责和削职。后被委为汀漳守备，从此有了用武之地，在率兵屡破海寇中展现了军事才能，被提拔为代理都指挥佥事，分领广东都司事务。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浙江巡抚朱纨受命兼管福建军事，巡视福建御倭情况，见俞大猷确有将才，便推荐他赴福建任备倭都指挥。当时正遇上安南（今越南）入侵广东边境，国门告急，广东总督欧阳必进为此奏请将俞大猷留下广东，由他率军前往边境征战。俞大猷智用奇兵，获胜凯旋。此役虽立战功，但因严嵩当权，并未给他予嘉奖进用，只赏赐白银五十两而已。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崖州知州邵浚因为官不廉，“虐取黎赋”，激起民愤，引发了震惊朝廷的以那燕为首领的黎族起义，波及全岛，官军大举镇压后，更加剧地方动乱。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俞大猷征战安南归来，征尘未洗，旋即又被两广总督欧阳必进命赴海南，分守琼州，经略黎境治理。当时，朝廷正商议在崖州（今三亚市）设参将，俞大猷便被委任为崖州历史上的首任参将。
俞大猷是一位武将军，但不失文韬。到崖州后，他忧民所忧，对官军镇压黎族起义造成的黎族人民灾难深表同情。当时，官军与黎峒仍在对峙中，他不愿意执行朝廷对黎族人民采取的杀戳政策，便向总督欧阳必进进议：“黎亦人也，卒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欧阳必进纳其议。于是，俞大猷按兵不动，不顾危险，“单骑入峒”，“亲按各峒，推诚抚慰”，并与黎族首领签立和约，很快便抚平战乱，使“海南遂安”。这一事典，获志入《明史·余大猷传》。
为促进对黎境的辖治和推行文明，俞大猷在崖州“遍历各峒，备览形势”，随即向朝廷上了一篇《交黎图说》的奏议。在《交黎图说》中，他用自己对黎峒考察的事实指出，对黎族地区“动大兵以剿”的后果必定造成“费用之多，杀戳之惨，元气之伤”。并指出这是“皆苟一时之暂安，无千百年之长虑”。为此，他向朝廷提出了独到的治理经略：
一是设立崖州参将衙门。在黎境地区增设县和屯所，推行汉族地区的里甲编管，以促进黎汉交融，完善自治。二是实行减赋政策。在已纳入统辖自治的黎境地区，除纳粮外，不得再加差役。三是推行文明，改变陋俗。“严禁童女不得如前涅面纹身；男人务着衣衫，不得如前赤身露腿；其首要加帽，不得如前簪髻倒颠。”四是兴办教育，开启民智。“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设社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五是实行对地方州县抚黎考察制度。“每一年间，守巡官查考各州县官变化各熟黎几村，招抚过生黎为熟黎几村，具呈抚按衙门，以为殿后”。
俞大猷的《交黎图说》，在当时是较具人民性和进步意义的。他笃信，以抚慰为本，海南黎境“不数年间，皆登州县之版籍矣”。正当他欲践行《图说》之时，倭寇大肆入侵东南沿海，朝廷便急调他赴任宁波、台州诸郡参将。俞大猷虽然离去了，但他在《图说》中提出的治理经略，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借鉴。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俞大猷升为福建总兵官，离开崖州。后在东南沿海指挥抗击倭寇的战役中，击退了葡萄牙入侵者，肃清了侵犯东南沿海的倭寇，屡建奇功，表现出了卓著的军事天才，威振国内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与戚继光并列的明代抗倭英雄。
余大猷从嘉靖十年（1531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四任参将，七为总兵，在军中征战50年，战功赫赫，被誉为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列为中国古代百将之一。著有《正气堂集》、《剑经》等传世。
《明史·余大猷传》对余大猷的评价是：“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武平、崖州、饶平皆为祠记”。
俞大猷在崖州仁政惠民，在抗倭斗争中更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明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抗倭民族英雄，深爱后人的敬仰与怀念，已成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明朝开国元勋华高巡边尽瘁崖州
华高是佐助朱元璋建立明朝帝国的开国武功之臣，《明史》有传，为《二十五史》著名人物。他曾主动请命到广东沿海营缮城堡和循抚营卫，卒于崖州。《崖州志》列其为武功人物，载宦绩志。
华高（1313—1371），和州人（今安徽和县）。初为巢湖水军主帅，后率水军归附朱元璋，成为朱元璋麾下一名将帅。华高具有军事才能，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为朱元璋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称帝后论功行赏，赐华高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阶荣禄大夫，勋桂国。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封广德侯，食禄六百石，以功累官至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华高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便居功思退。朱元璋欲派他镇边及训练水师等，他多以借口推辞。因为他是开国元勋，又没子女，所以朱元璋多迁就于他。因此，朝臣都议论华高是功高“怯战”，并埋怨皇帝对他过于“优容”。当时，朱元璋将很多勋臣派谴治四方，因惧于朝臣们的压力，唯独华高不谴。
后来，朝廷为加强广东沿海的边防，需要派出朝廷大臣前往循抚驻军及营缮城堡。这一次，华高主动请命，朱元璋高兴地对他说：“卿复自力，甚善”。
华高循抚广东时，已年近花甲，但老将不减当年勇。他不辱使命，不惧瘴炎，亲历海南岛，最后来到了地处天涯海角的崖州。在崖州，华高深入海防要塞，抚慰驻守官兵，详察崖州海防形势，规划要隘驻防，亲自组织在沿海营缮了海防城堡，为安边保民，竭尽心力。华高在事竣欲返京城之时，不幸染上瘴疾，于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卒于崖州，年五十九岁。
朱元璋闻讣后，深表哀怜。华高因不被委地方大臣，“岁禄独薄”，以至“贫不能葬”。皇帝念其归附开国之功，“纳诰券墓中”，并亲为文祭之。赠巢国公，谥武庄。因华高无子，授从子指挥佥事。
明代广东总兵汤克宽崖州歼灭海寇集团
明代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在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州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围歼吴平海寇的海战，主战的是抗倭名将汤克宽。此役终使东南沿海猖獗一时的海寇集团头目吴平及其余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为崖州人民剪除了一大倭患。
汤克宽（？-1576），邳州（今江苏邳县）人，是将门之子。他的父亲汤庆，当过防守长江的总兵官。汤克宽承世荫，历官都指挥佥事、广东总兵，充浙江参将，是明代与戚继光、余大猷齐名的抗倭爱国将领。
倭患初兴时，驻守在东南沿海诸将，每遇倭寇来犯，大多望风溃败，唯汤克宽英勇善战，率兵在浙江温州、海盐、奉化、宁海等地屡败倭寇。一次，他从总督张泾大战于王江径（今浙江嘉兴），率部斩杀倭寇近二千人，倭寇从此闻之丧胆。后来，因功罪颠到，他被诬劾论死，严嵩捕入狱，不久获释赦免。
明初，东南沿海一带海盗与倭寇勾结，形成了强大的海寇集团。其中，以吴平为首的海寇集团最为猖獗，是东南沿海乃至海南岛的一大海患。
吴平海寇集团以广东南澳岛为据点，安营扎寨，共有舰船四百艘，势力强大。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汤克宽从余大猷入粤，率三万水兵前往清剿。后在湘浙江总兵戚继光统领五千精兵驰援下，斩海寇三千余人。这次合剿虽大获全胜，但因吴平弃寨而逃，寇首未除。余大猷因此役吴平脱逃，被革职。
吴平逃出南澳岛后，转移到琼、廉、雷沿海，又纠合逃散部率，“势复振”，在海南岛海面上打劫过往商船，掠夺海南岛沿海州县，打村劫寨，杀人放火，崖州亦深受其害。
朝廷闻悉吴平海寇在海南岛等沿海再起，敦促务歼穷寇。此时，汤克宽已获出任狼山副总兵，仍奉命驻留，等待战机，歼灭吴平寇首。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五月，海寇吴平又大举武装侵掠崖州，州城士民面临着一场浩劫。汤克宽闻讯后，遂率水师前往征讨，崖州，水师协同作战，将吴平海寇包围在崖州湾海面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上围歼之战。此次海战大胜，擒获了吴平之妻及酋首陈二老等，斩寇400余人。吴平在官兵的围歼夹击下无路可逃，投海自尽。海战结束后，官兵尽焚贼寇之船，捷胜回师。
崖州湾海上一战，彻底剿灭了吴平海寇集团，铲除了东南沿海一大海患，保护了崖州士民的平安。
因征讨海寇吴平立功，汤克宽进署都督佥事，升任广东总兵官。万历初，调蓟镇（今天津蓟县）。万历四年（1576年），汤克宽在追击倭寇时遇伏战死。《明史》志其传。《崖州志》载其平海寇吴平事迹，列武功名宦。
明代福建名贤苏寅宾崖州义平“山王”之乱
苏寅宾是在崖州有宦绩的武功人物。
苏寅宾，字初仲，金门蔡店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乙未进士，授昆山县令。昆山闹蟹灾，他为民祈灭而五谷丰登，县民感其救活之恩，特建生祠永载其德。因忤逆权贵，贬为宁波府教授。后晋升国子监助教，累迁海南兵备道兼提学。据有关地方志记载，苏寅宾在任海南兵备道及兼提学期间，惩治污吏，革除弊政，“饮清宴廉，惠泽及民”，士民“勒石永记”。后转湖广粮储道布政司参议。
《崖州志》记载了苏寅宾在崖州义平“山王之乱”事迹。
明代崇祯八年六月，崖州境内有两“山王”纠乱，祸及羊栏、妙山等诸村寨。州守亲率逭国进驻三亚，强行征讨，结果加剧民变，形成了百姓与官兵的对峙。对此，知州不分情由，上文奏变请求朝廷派军驰援。
十月，兵备道苏寅宾命参将引兵到崖州。在三亚安营扎寨后，苏寅宾并未急于征讨镇压。他先了解引起动乱的原因，斥责了州守不实之奏，然后不断派人深入村峒，晓之以理，申明大义。由于谕劝有方，获得百姓的拥护，敦促为乱贼首自主受降，从而不动干戈，平息了为期四个月并波及崖州半境的“山王之乱”。苏寅宾义平贼乱，保寨安民，在崖州留下了武功美德。
苏寅宾一生亲民善政，但因其刚正不阿，见逆于当朝而被削职赋归故里。他一生清廉，及归时“家无担石，杖履自适”。卒于故里，年八十一岁。福建府志将他列为名贤，以“廉静清平，刚正不阿”褒誉。
明代钦差大臣赵瑶崖州励学
赵瑶是明代在崖州激励兴学的朝廷钦差督学大臣。
赵瑶，字德用，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县）人，明代成化丙戌进士。明宪宗成化年间曾任钦差提督学校广东按察司佥事，是明代朝廷委驻一省管理学校教育行政的高级官吏。
赵瑶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爱国情怀的文官。在广东提学期间，他激励兴学养士，政德共诗名留芳。广东崖门至今流传他当年观“崖门奇石”题诗佳话。
崖门奇石，位于广东“崖门祠”西北约3公里。原有数块巨石相聚屹立于崖门海中，其中最高一块巨石突出海面二三丈，称为“奇石”。相传南宋宋军抗元时，曾用此石为缆趸，结大船千余艘，作“一字阵”海中，与元军展开壮烈的海战。后宋军被打败，宋丞相陆秀夫背少帝投海殉国于“奇石”下。南宋灭亡后，投降元军的南宋将领张弘范，在“奇石”上摩崖刻上“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这一辱国奇耻的题刻一直受到后人的谴责，唾骂张弘范为民族败类。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赵瑶过访陈白沙，陈白沙陪他到崖山吊古。当赵瑶看到奇石上张弘范的刻字时，怒不可遏，遂作“崖门奇石诗”一首，对张弘范的丧国败类行径给予了尖锐的抨击：
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赵瑶这一正气诗，洗雪了张弘范的题刻耻辱。随后，世人铲除了张弘范的题刻，在崖门奇石重刻上“陆秀夫背皇殉难处”，以悼亡国之痛。
明代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赵瑶巡视学校到崖州。在崖州，他以激励兴学为己任，巡视学校，瞻仰名胜，凭吊先贤，题赋了不少壮扬崖州山水和激励崖州学子的诗章。
在瞻仰崖州盛德堂时，他题写了《赠盛德堂》诗：
四朝忧国鬓成霜，绿野堂更盛德堂。茂绩已知封晋国，元勋应得此汾阳。名垂汗简千秋远，济及云百世芳。又有青云天上客，要将功业绍前光。
这首诗借赞颂唐宰相裴度佐国功业及其移崖后代世德，激励崖州裴氏后代，要传承宰相家风，以青云之志崛起天涯。
在崖州，赵瑶欣闻“落笔洞”之奇胜，特假节前往游览观赏，并题诗一首：
盘石凌空列翠屏，呀然一洞野云扃。
乳悬自结乾坤液，怪石犹疑蛟蜃精。
天马高蹲岑树碧，玉泉细溜石苔青。
奇观海上神仙宅，落笔应知亦浪名。
这是历代入崖州名人题咏“落笔洞”胜景佳篇之一。崖州山川秀美，风物奇异，是钟灵毓秀之地。赵瑶借咏崖州山川名胜，取“落笔生花”之典故，意在激励崖州学士腾起于如同海上仙山的佳丽之地，浪名中原。
赵瑶巡察之后，崖州社学有了较大发展，“州有学16所”，为崖州明代教育和人才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清代循吏陶元淳威武不屈除崖州“六害”
陶元淳是清代著名清官，也是当代彰为国史镜鉴的治政成功典范之一。其宦绩惠政主要体现在崖州任上，尤以威武不屈精神，获誉为天涯廉吏和海南“包青天”，《崖州志》列为崖州名宦。
陶元淳（1646-1698），字子师，江苏常熟人。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词，以疾未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在殿试“临事敢言”，主张“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他本可中一甲进士，但因各地粮赋均为皇帝钦定，不得随便更改，读卷官虽然钦佩他的胆量，终以其言“赣直”而“置二甲”。后来有人问及此事，他明示：“吾不欲苟进”。
陶元淳在朝廷内与清代文学家王份、翰林院编修何焯为好友，同具文名。在授外职前，拜学于工部尚书翁叔元、刑部尚书徐乾学门下，并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陶元淳授广东昌化（今海南昌江县）知县，次年擢任崖州知州。
琼州地处海外，驻军营将自以为山高皇帝远，又有兵权在握，串通作歹，欺压百姓，勒索民财，侵凌地方政府，崖州尤其严重。当时驻崖州绿营游击余虎，骄横逞霸，操纵守军干预文官、干扰民政、搜刮民财，并指使守备黄镇中殴打官吏、非刑杀人，民愤虽大，但又畏之如虎。
陶元淳知崖州后，百姓纷纷禀告了余虎、黄镇中之害。一身正气的陶元淳接到状子后，决心秉公严办黄镇中擅杀人命之案，肃治地方营将守军之害。
余虎得知陶元淳欲办黄镇中案后，欲以百金行贿，被严辞斥退。行贿不成，余虎便造蜚语污蔑陶元淳，并串通上司给陶元淳施加压力，干扰办案。当时，琼州总督石琳为袒护地方武官，便以陶元淳在地方有非议为由，要将黄镇中另行提审，以便为之开脱。陶元淳识其阴谋，正气凛然申辩道：“私下告发不应立案审理，镇将不应侵犯地方官吏。如果定要这么做，必定会挫伤执法官吏的正气，使任职的官吏灰心。陶元淳当弃官以全政体，不能屈服于武臣之下，让州县蒙羞。”于是，不惜罢官，为民作主，决定开审黄镇中之案。
黄镇中依仗总督和余虎之势，急狗跳墙。在开审前，他命令一百名士兵披甲佩刀冲入衙门，以武力相威胁。面对突其如来的刀光剑影，陶元淳毫无惧色，端坐到大堂上一拍公案，指着黄镇中怒斥道：“我奉命治事，守备敢让甲士劫持，这是藐视国法，难道守备要造反了吗？”黄镇中被陶元淳凛然正气所压倒，气慑地让士兵退出了公堂。由于陶元淳威武不屈，秉公办案，终使黄镇中坐罪下狱，为民剪除了一大祸首。崖州百姓无不称快地说：“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
惩治黄镇中恶首之后，陶元淳进而治理崖州守军侵官、侵民之害。经过调查之后，他奋笔直书，向上司连续呈上了《请禁崖州营将肆虐状》、《请严职守条文》、《议设土舍之患状》等书牍，其中《请严职守条文》堪称正气檄文。
在这篇专向上司反映崖州营将之害的《请严职守条文》中，他开宗明义：“卑职自到崖州，所见职掌混杂，军兵骄纵，不得不具实直陈”。接着，指斥了崖州守军营将在地方上所造成的“六害”：
一是“侮文之害”，即武将骄横，殴打地方官，越权擅政；二是“征粮之害”，即干预民政，私征民粮，从中弁利；三是“占丁之害”，即擅设“余丁”，弄虚作假，逃避民役；四是“保村之害”，即自设粮长，擅增粮额，搜刮民粮；五是“虐黎之害”，即假公济私，强行征派，致使“黎人财产尽于诛求，筋力困于差役”；六是“穿黎之害”，即擅入黎峒，掠采花梨，勒索民财，“酒浆鸡黍，攘攫罄尽”。甚至“擅锁平民，入营拷打；畜养无赖，狗偷鼠窃”。
最后，陶元淳一针见血指出：“以上六款，皆地方大害。职思崖南巨镇，而兵无律纪如此。本欲卫民，而反至于虐民。本以禁暴，反而至于为暴”。为此，他直呼：“诚以崖民此时，如坐汤火。仰冀大人极力主张，方能拯救。若仅腾檄戒谕，彼直视为具文，益肆其虐。崖民就死无日矣”。如此情急意切，足见陶元淳为民除害，拯民于水火的果敢和正义。
陶元淳在海南岛上任职四年，多有惠政。在昌江县，他“裁革杂征”，劝民“力耕为业”，“时步行闾里间，周咨疾苦，煦妪如家人”。在崖州，他“简约自律”，节衣缩食，平日只吃“韭菜一束”。他不仅体恤民情，还热心教育，常与诸生讲文论道，乃至夜不归宿。他殚精竭虑，终致积劳成疾，病逝于崖州任上。海南赴乡试百名学子，亲护灵枢渡海归葬。
陶元淳以其在崖州的政德，饮誉朝野。在整个清代近三百年间，被列为“循吏”而宣付国史、载入《清史稿》的共53人，陶元淳便是其中之一。陶元淳擅诗古文词，著有《南崖集》、《志学集》。在崖州任上所上的书牍，包括收录在《崖州志》部分，全部收录编入清代《皇朝经世文编》。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清史列传》及《陶先生元淳墓表》等。
陶元淳是清代当朝“循吏”，也是当代廉政典范。其在崖州事迹分别编入《古代清官故事》、《国史镜鉴》、《新资治通鉴》、《中外治政纲鉴》、《历朝四百五十人传记》等，被彰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成功典范。
当年崖州民间俚语：“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已成了中华历史典故。“陶公一怒”，成了秉公执法，正气凛然的成语。
清代崖州知州张擢士清廉正气惠天涯
张擢士是历代知崖州职官中，为崖州人民“造福一方”的垂范。《崖州志》虽然未将张擢士列为崖州名宦，但据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考，张擢士在崖州宦绩卓著，堪称崖州名贤。
张擢士，江南通州人（今湖北通州市），贡生，清代顺治年间任湖北孝感知县。
孝感是中国孝子董永的第二故乡，亦称董永故乡。张擢士知孝感县时，倡学倡孝，重视地方人文建设。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倡导重建了纪念程颢、程颐的“二程祠”，弘扬“程门立雪”的地方精神文化，激励立德尚学，尊师重道，为孝感营造了著名的孝感古八景之一“程台望月”。
董永行孝、天女婚配的故事流传千古，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历史上董永确有其人。董永的故乡在今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董家庄，是早成定论，但据古籍图志文献记载，孝感又是董永曾经流徙迁居之地。张擢士经过一番考究后，证实了孝感就是董永的第二故乡。为此，他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倡建了纪念董永的孝子祠，并撰写了《新建孝子祠记》，彰表董永卓行，倡导弘扬中华孝道美德。
康熙七年（1668年），张擢士迁知崖州。这位曾在董永故乡孝感倡学倡孝的宦官，从此在崖州立德之言。他在崖州任职近十年，留下了功行政绩。
张擢士不惧天涯万里，在崖州以政系民，“义命自安”。从他在崖州所上的《请复边俸详文》中，可觅见他莅任崖州的心志。他在这篇向上司所上的书牍中首先写道：“琼郡孤悬海外，《禹贡》不列九州。蕞尔崖城，尤居岛末。过此并无寸土，对洋皆为异国”。接着写出身处天涯的状况：“卑职先任湖广孝感知县，十载冲繁，重移兹土。离家万里，不便携眷。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当时，朝廷实行边俸制度，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官员三年即可考功升俸，但对处于海外绝域的崖州，朝廷却不予重视，致使有的官员连任八年十年，都没有得到升俸转迁。面对前任多有终老崖州的现实，他亦无所顾忌。他在指出这一边俸制度弊端的同时，表明虽身处崖州，“绝域危疆，天下第一偏僻”，但“今较俸不作边境，惟有义命自安，何敢妄希躐等？”他当时是独身一人赴任的，明知在崖州考功升俸机会渺茫，但他唯“义命自安”，决心有为而治。
张擢士知崖州十年，在发展崖州文化教育、倡导民族团结、拓展城建及纯化民风民俗等方面，多有文德武功惠政。
张擢士是清代纂修《崖州志》第一人。崖州有志始于何时，现难于查考。据《崖州志》载，清代以前，曾有宋人所撰《吉阳军图经》，还有明代钟芳所撰《崖州志略》四卷等，但至清代时均已佚。现郭沫若点校本《崖州志》在序言、条目、议论中所称的《旧志》，即指张擢士所修纂的《崖州志》。
《崖州志·职官志二》记载，张擢士到任后，为拯救地方史志文化，即广访博采，按志书体例，亲自修纂了《崖州志》。志书纂成后，直到康熙三十三年，经由继任知州李如柏增补作总序后正式刻印，形成了现存最早的《崖州志》版本，称为李如柏、张擢士修纂本，也即后世重修的《崖州志》中所称《旧志》。自张擢士、李如柏之后，《崖州志》又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重修，一次是乾隆年间知崖州宋锦的增辑重修，另一次是光绪年间知崖州钟元棣的开局重修，这两次重修，都均以张擢士的《旧志》为底本，使崖州的地方历史得到了上下传承志载。现称为郭沫若点校本的《崖州志》中，共存录了张擢士在《旧志》中的序言、论语、按语及条目计一百多条。张擢士、李如柏纂修的《崖州志》，现列入海南地方志丛刊，经重新整理校刊并标点，已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志记载了清代乾隆以前崖州地方的历史沿革、山川物产、人丁赋税、名宦名人、文化教育、军事海防、人文古迹以及自然灾害等，是海南史志典籍和研究三亚历史的珍本。
张擢士在崖州敢于上陈弊害，为民请命。《崖州志·书牍》收录了张擢士在康熙庚戌年所上的《上金制军崖州利弊条款》。“制军”，清代对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的尊称。在这篇上书中，张擢士正气凛然，大胆地指出了当时崖州存在着的滥采沉香、征派沉香过度及营吏侵民、苛税伤民等六大弊害，请求总督详察并豁免繁征强赋。其中所痛陈大肆搜刮、派征沉香之弊，足见其真知灼见。
沉香是一种名贵中药材，又是高级香料。海南盛产沉香，且品质一流，历来与南珠、吉贝、槟榔等均是受中原青睐的海南特产。据古籍记载，汉代开琼后，海南沉香便成为朝廷指派的贡品。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海南沉香，一片万钱，冠绝天下。清代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言：“欲求名材香块者，必于海之南也”；“诸香首称崖州，以出自藤桥内者为胜”。由于朝廷的不断派征，加上商贾的大量窜入，致使海南沉香资源遭到疯狂的采掠，濒临灭绝。
张擢士在崖州目睹此情，心痛万分。为此，他在上书中首先预警朝廷，掠采沉香势必导致资源灭绝，并针对赋贡派征之弊，斗胆建议朝廷，请免供香。他指出：“伏思沉香乃天地灵秀之气，千百年而一结，……自康熙七年奉文采买，三州二县，各以取获迟速为考成殿最。猾役入其中，狡贾入其中，奸民入其中。而诸黎亦莫不知寸香可获寸金，由此而沉香之种料尽矣。若俟再生再结，非有千百年之久，难望珍物之复钟。……近因采买艰难，催提务在，本年春夏初犹银香兑重，及至逼迫起解之时，甚有香重一倍而银重两倍者，……况琼属十三州县供香百斤，而崖独有十三斤之数。嗟！崖荒凉瘠苦，以其极边而近黎也，且香多则解费亦多。借曰产香，岂又产银乎？倘由此年复一年，将虑上缺御供，下累残黎，区区经征末吏又不足惜矣。今蒙俯赐采访，合亟首列，吁恩再造，特疏题豁，地方幸甚，官民幸甚”。
此外，他在所上的《崖州利弊条款》中，还针对朝廷实行海禁后仍对崖州沿海渔民征收鱼税的弊政，指出：“自奉禁海之后，商贾绝迹，人同面墙”；“各里疍户，逃亡改业，各居其半。”“切念有鱼斯有课，有船斯有鱼。今片板不敢下海，小民不敢望洋。鱼无入手之时，而课有必征之额。末吏徒存悲悯，无能拯救残黎。今蒙俯赐采访，敢不亟为斯民请命。”他还据实反映了当时崖州战乱后造成荒户荒田的萧条景况：“自陈武踞城之后，半遭杀戮，余尽逃亡。迨至剿除底定，招抚残黎，十存一二。”在他“救民水火莫此为甚”的请求下，禁海后渔税及荒户荒田的赋税得到了豁免。
张擢士在崖州修葺城楼，创建城隍庙、关帝庙，为拓展崖州城建付诸心血。他与崖州营游击张德远同捐岁俸，在“上三亚、藤桥要津”的“官沟河”，倡修砖石结构石拱桥，并表示“振武修文固不同，而济人利物一念，不甘多让古人。”张擢士的义举感动了一名叫性俊的僧人，此桥后由性俊募修而成。石拱桥建成后，张擢士取“济人利物”之义，命名为“广济桥”，并撰写了《广济桥碑记》。“广济桥”建成后，使昔日“奔流湍急，人惟临河浩叹”的险途，变成了“昼迈宵征”的坦途，州人“髦发稚齿，往来其间，色动眉舞”。“广济桥”虽历经三百三十多年，至今仍古貌犹存，已获列为三亚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擢士在崖州，不仅留下了为民正气，而且还留下精神文化和物质遗产。
清代四川进士高溥崖州留诗芳
高溥，四川灌县人，进士，生卒年不详。据《崖州志·职官》载，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至五年（1855年），知崖州。他曾在成都青城山“长生宫钟”的题撰自述为“乙未科进士即用县正堂”，得知他是中进士后，先任县令后升任崖州知州的。
清代咸丰年间，崖州无战事，风调雨顺，百姓太平。高溥任满离别时，百姓感念这位太平年的清官，而他即为坐享天时地利而自惭。《崖州志》未见载其事略，却录其《任满留别》诗两首，以诗观人，亦可觅其清廉品德。其诗如下：
任满留别
（一）
频年鹿鹿感风尘，小住珠崖亦夙因。
行李半肩仍故我，清廉两字愧斯民。
此来笑似唐人谪，往日空谈汉吏循。
莫道南交边地薄，四时花木总阳春。
（二）
放衙小坐对南山，拨眼岚光指顾间。
花嚼槟榔稀瘴染，伴偕琴鹤觉愁删。
膏苗甘雨从何润？出岫闲云应早还。
为语临歧诸父老，年华荏苒鬓毛斑。
这两首留别诗由衷而言，表明心志，抒发了对崖州的眷恋。
其（一）看似自述，实则一首“广告诗”。“莫道南交边地薄，四时花木总阳春”，力否了那些视崖州为炎荒之地的偏见，用亲临其境所见告诉世人：崖州四季如春，山清水秀，宛如海上仙山，有人曾笑我似唐代谪客，哪知道此来小住不久，即成全了崇仙慕道的夙愿。
其（二）是通过对崖州风物的赞美，流露自己惜别之情。公务之余望南山，口嚼槟榔避瘴邪，伴鹤弹琴忘忧愁，这是何等悠然。在依依惜别之际，他深情赠言崖州父老，在这钟灵毓秀的地方一定会长命百岁。
高溥离开崖州后去向未详。高溥崇尚道教文化，在四川青城山留下了不少题咏诗文。青城山，是我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获道家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天下幽”是道家推崇的道教胜景幽美之一。高溥多次历游题咏，为青城山增添了道教文化遗宝。兹录如下：
为青城山“前山上清宫”正殿题联：
泯色像于清虚，道非常道；
宰天地之化育，名无可名。
为青城山“鸳鸯井”题诗：
盈盈双井小廓西，赐号鸳鸯费品题。
地面相离刚咫尺，泉源岐出异高低。
水源情景无澜起，理有雌雄莫浪迷。
寄语栖真诸羽客，盈虚消息即玄机。
鸳鸯井，传为五代前蜀所凿，二井一方一圆，相源相通，一浊一清，一深一浅，为煮茶名泉，道家常在此泉品茗论道，为青城山胜景之一。
为青城山“掷笔槽”题诗：
洞天九室入云峰，磴道千岩万壑重。
笔槽黑洞惊山鬼，翠微半隐上清钟。
投笔槽，传说为张道陵降魔掷笔所致。
清代武探花周自超崖州剿寇保海疆
周自超是清代以战功升崖州参将的武举探花，也是一位爱国正义的抗倭名将。
周自超，原名柏，字子兰，号岚溪，又号伟斋，福建泉州永春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自幼聪颖，博学能诗文，工书法。年青时参加童子试，名列前茅。以勇力过人，遂应考武科，中武举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考中武进士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及第，被委为侍卫。他曾在随御驾护卫皇帝到热河时，抓获妄图行杀皇帝的刺客，以功赐独眼花翎，赏穿黄马褂，诰封武功将军。
嘉靖初，同安人蔡牵在福建沿海聚众起义，清廷命孙全谋会师厦门镇压。周自超奉令率水师营协战。他善于领兵，屡破义军，以功委派驻镇金门。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与蔡牵战于高崎，杀蔡将辛德成等三十余人，并乘胜以渔舟追至铜山宫口，攻占义军营地，被任命代理海门总兵，兼管平海。
因屡有战功，朝廷闻报，嘉庆七年（1802年）提升为崖州参将，兼香山水陆协统，保荐提举为虎门总兵。
清代，海寇仍是广东沿海外患。崖州为全琼门户，分管洋面至北部湾及“千里长沙”之外。因驻防不足，海寇常自崖州突入，百姓“常受剽掠之患”。周自超任崖州参将后，加强巡防，追剿贼寇，维护了东南沿海及崖州边防的安定。
在一次战役中，周自超辖内的新会黄象新炮台被义军攻占，上司以他疏于防范，给予革职留任。周自超为表忠赎罪，率部追踪深入义军阵营，不顾身受重伤，重创义军，事闻于朝廷，后得以官复原职。
周自超是一位爱国正义的武将。他曾受命于朝廷，屡为清朝统治者建立功勋，但在为朝廷效力与义军作战十数年后，发现义军到处得到百姓拥戴，难于“剿灭”，深感师出无名，于心有亏。同时，他还看到了清朝廷的腐败无能，清军诸将良莠不齐，事权不一，中枢失察，常自坐累。于是遂萌退志，告病乞归。
返里后，周自超在家乡桃溪之虎溪山坳建屋舍数间，题其额：“环谷草堂”，每日以诗赋弹琴自娱。后来，朝廷诏令重新征召应用，他托词眼力衰退逊谢。从此，一心课督子孙读书，耕种田园，自甘淡泊，绝口不谈战功。道光十七年卒。著有《环谷草堂诗集》行世。
清代武状元孙宗夏镇守崖州边关
清代乾隆年间，崖州来了一位名叫孙宗夏的武状元，任崖州参将。这是海南历史上唯一莅任的武状元。
据《中国历代武状元》载，孙宗夏，陕西镇安（今陕西商县）人，一说陕西安武人，字号及生卒年不详。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癸丑科武举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武状元，授头等侍卫。该榜榜眼是袁秉敬，直隶宣化人；探花是特格慎，蒙古正蓝旗人；俱授二等侍卫。孙宗夏连中会元、状元，是本朝又一位二元状元。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赐殿试武举孙宗夏等101人武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清代武科会试后，没有“进士题名碑”及“馆选录”之类传世，官私史籍对这方面的记载也极少。中国的武举制度始于唐朝。武则天取得唐王朝的政权后，改国号为周。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十七日，武则天诏令设置“武举”，由兵部主考。考试内容有靶射、骑射、马枪、步射、负重、攻翘关及身材相貌等项。此后，武举作为常科，与当时的文科进士、明经等科处于同等地位。历代沿袭，清末废止。清代从顺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共取中武状元109人，其中雍正朝武状元只有5人。清代重视边陲用兵。孙宗夏在武科考连中两元，夺取武状元后历官至洞庭水师协副将。
《崖州志》载其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至三十年，任崖州参将。由武状元出守崖州，可见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对崖州的边防是极为重视的。
未赴而卒的南宋词家石安民
南宋朝代，有一位名叫石安民的官吏，曾被任知吉阳军，但“未赴而卒”。
在海南及三亚地方史志上，石安民未见有载。偶搜索，略获片羽。因之是广西历史名人，又与古崖州期而不遇，故述补三亚人文历史遗珠。
石安民，生卒年未详，字惠叔，宋代官吏，南宋著名词人，广西桂林历史名人。据桂林市文史资料记述，石安民于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进士，曾任象州判官，后分教廉、藤二州。《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对其评价为：“执法严明，决狱明恕”；“提倡德教，文风大振”。由此可见，石安民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德政宦绩的廉吏。
据地方史料记载，石安民“少有大志，择善而从”。其交游的沈晦、胡寅，受学门下的张浚，都是南宋著名忠臣和历史名人。其中，沈晦是宋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廷试第一高中状元，官累至迁徽猷阁直学士。胡寅于宋宣和三年中进士，官累迁至礼部侍郎兼侍读。在宋金交战中，胡寅曾大义凛然上书高宗，力主抗金，触忤秦桧，后被贬新州。张浚是宋徽宗时进士，抗金名将，多有战功，自绍兴五年（1135年）始当了三年宰相。
石安民能诗善文，博学多能，是南宋知名词人，著有《惠淑文集》传世，《全宋词》录其《西江月》词一首，流传至今成为咏山水名胜的诗词佳作。这首《西江月》词，当年题刻在广西桂林叠彩山上，词章抒写了诗人恣意登高和潇洒风趣的浪漫情怀：
飞阁下临无地，
层峦上出重宵。
重阳未到客登高，
信是今年秋早。
随意烟霞笑傲，
多情猿鹤招邀。
山翁笑我太丰标，
竹杖棕鞋桐帽。
石安民晚年授知吉阳军，可惜“未赴而卒”。天涯多胜景，叠彩胜织锦。若当年石安民不逝而赴任，在这位南宋词人的笔下，当会咏赋出比广西叠彩山更为秀美的天涯诗篇。
唐代政治家宋庆礼在这里巡边安民；
北宋卓越将领李崇矩在这里化干戈为玉帛；
南宋治国名宦崔与之在这里惠政于民；
明代抗倭名将汤克宽在这里荡平倭寇；
清代循吏陶元淳在这里为民惩治“六害”；
清代武状元、武探花在这里戍守边疆……
历代的文官武将，不惧瘴炎，不畏绝域，在古崖州劝耕兴学、保城安民，传播文明、开启善俗，抗倭平乱、惩贪革弊，维护团结、促进和谐。
崖州，是中国大历史的一章，书写下了历代名贤惠泽天涯的政德武功。
唐代政治家宋庆礼不惧炎瘴宣抚振州
宋庆礼是崖州名宦祠历代奉祀的唐代入崖名宦之一。
宋庆礼是唐代著名政治家。河北洛州永年（今河北永年）人，举明经，授卫县尉。武则天时，佐助侍御史桓彦范谋划塞北居庸关等边防建设，“雅有方略”。寻迁大理评事，仍充岭南（主要为今广东及海南地区）采访使。宋庆礼任岭南采访使期间，因不惧炎瘴巡边，宣抚振州，安疆保民，在中国古代监察史上留下美誉。
采访使，唐代置，即采访处置使的简称，主管检察州、县刑狱和考核地方官吏。隋代疆域区划以州为主，后又改州为郡。唐太宗贞观年间，始以山河形便，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再加分析形成十五道（即十五个监察区），各道置采访使，以检察吏弊。采访使各有治所，成为各道的都会，岭南道采访使驻所在广州。除西京长安、东都洛阳以御史中丞领之外，其余各道采访使均由朝廷派出的要臣担任。采访使权力极大，除变革旧章须先报可外，其余听便宜从事，先行后报。因“道”不是行政区，故采访使亦非行政首长。朝廷遣采访使分巡天下，只要是察问民间疾苦，考察官吏，检察非法，旌廉斥贪，以使政通人和、国泰民安。
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海南岛上的崖州、振州等五州的部落首领，“更相侵掠，荒俗不安”，“民深受其苦”。朝廷的使者因“惧其炎瘴”，都不愿过海到海南岛宣抚，致使动乱加剧，振州尤甚。
宋庆礼出任岭南采访使后，为安定边陲，保民平安，他深怀大义，无所畏惧，亲自渡海到海南岛，往返五州之间，监察吏治，巡边安民。
在最偏远的振州（今三亚市），宋庆礼不惧瘴炎，“躬至其境，询问风俗，示以祸福”。在他晓以礼义规劝下，振州部落首领与他州部落首领“释仇相亲”，官府亦罢撤了弹压黎境的镇兵五千人，从而化干戈为玉帛。此后，海南岛上各民族和睦相处，“州土相安”。为彰显宋庆礼巡边安抚振州的功迹，崖州士民将他奉祀于崖州名宦祠，《崖州志》列之为崖州名宦。
宋庆礼不惧瘴疠，躬至海南，以“怀柔政策”化解了黎族首领矛盾，维护了边陲的安定和民族团结，得到了朝廷的嘉赏，擢升监察、殿中侍御史，后被唐玄宗调进京迁为御史中丞。卒后赠工部尚书，谥敬。
宋庆礼是唐代杰出的少数民族管理者之一，极富有统边经验和才能，一生在边陲三十年，获张九龄称为“事国劳臣”。《旧唐书》将他列为“良吏”，史家在《宋庆礼传》中对他的评价是：“为政严、少私，吏畏威而不敢犯”。
《中国历代廉政通观》以“宋庆礼巡边不惧炎瘴”为题，记述了宋庆礼在振州等地巡边慰民事迹，彰其为中国古代监察廉吏。
宋代安抚大臣朱初平崖州革弊兴业
朱初平是宋代著名廉吏。在任琼管安抚使期间，曾革除了崖州盐赋弊政，扶持了崖州煎盐业，留下了“以惠远民”的政德，获列为崖州名宦，《崖州志》传其事略。
朱初平是宋代宰相欧阳修举荐的人才。历任湖南提点刑狱、琼管体量安抚使等。据《宋史》载，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十月，皇帝要从馆职中选拔提点刑狱等人才，朱初平获得了宰相欧阳修的举荐。宋代朝廷中设有史馆、昭文馆、集贤馆，称为“三馆”。“三馆”是辅相养才之地，一般由文学之士考选授职，称为入馆，入馆职也被称为“进贤路”。由馆职出任大臣，都要经由宰相及参知政事举荐，并由皇帝亲自考其“策论”，以这种方式出职，称“试馆职”。朱初平能由试馆职成为出任地方的朝廷大臣，可见其治国“策论”颇得皇帝赏识。
朱初平于宋代元丰年间出任设置于海南岛上的琼管体量安抚使。在唐代，朝廷派出巡视经过战乱或受灾地区，安定社会秩序的大臣，称安抚使。宋代沿之，凡诸路遇天灾及边境用兵等，辄派安抚使“体量安抚”，亦称为“体量安抚使”。安抚使掌管一路兵民之政，有“便宜行事”之权，实际上成为一路的第一长官，后逐渐成为各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以知州、知府兼任。
宋代，崖州兴盐业，多为沿海居民依海场营灶自煎，称为煎盐，是当时由官府派额征售的主要食货，也是地方赋税的土产品之一。
由于崖州地处偏远，交通阻塞，煎盐运销困难，所产煎盐征调后销售不出去，造成大量积压在衙门前。一方面是煎盐积压不销，一方面官府即又不断擅增煎盐数额，并以所增大数额征收盐税。盐户有产无售，反而税负加重，致使崖州盐户陷入破产。
朱初平出任海南安抚使后，对崖州等擅增盐税造成困民荒业的弊政，进行了治理。《宋史》中对这一事典作了这样的记载：
“琼、崖诸州，其地荒阻，卖盐不售，类抑配衙前。前后官此者，或擅增盐数，煎盐户力不给，有破产者。元丰三年，朱初平奏蠲盐之不售者，又约所卖数为煎额，以惠远民”。
朱初平奏请朝廷批准后，对崖州煎盐户所产的煎盐，凡征调后没有售出的部分，免除赋税。同时规定，只有卖售出去的方能计作煎额，不能以擅增盐数计税盘剥盐户。这一举措，有效抑制了地方官府故意屯积滞压煎盐，而以擅增盐数加重赋税的弊政，使一度陷入破产的崖州煎盐业又得到扶植和发展。《宋史》中用“以惠远民”四个字，对他体恤崖州民情的安抚举措，给予了高度评价。
史志上还记载了朱初平在海南奏请革除不利海南商舶贸易“商税”的事迹。北宋，海南岛上的海口、崖州两地港口，是岛内外商品贸易的集散地之一。自崖州、海口集货的商船还往广州、泉州贸易。当时征收的商船贸易“商税”，不是依船载商品价值纳税，而是依商船之大小来纳税，称为“格纳”。这些可说为“船舶税”的征收办法，造成了船舶贸易负税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当时，崖州所输出的大多为价廉的土产品，如香料、槟榔、木材、藤品、吉贝等，而两浙、湖广等地所船载贸易的物品大多为昂贵物品。如果不论物品价位的高低而一概以船舶计税，必然加重海南船舶贸易“商税”，不利于促进海南船舶贸易的发展。针对这一弊端，朱初平在向朝廷的奏议中指出：
“由福建、两浙、湖广、广南等地来的商船，皆载金银布匹，依价不下万贯”，而高、化及崖州来的商船，“仅载米包、瓦器、牛畜等类，依价不过一二百贯，今仅依船之大小而课税，殊不合理”。
朝廷采纳了朱初平的奏议，从而使在广州、海口等港口贸易的船舶商税得以船载商品价值课税，减轻了海南以及崖州船舶贸易的不合理课税，增加了海南商税收入，促进了当时海南、崖州商品经济和海上贸易的发展。
南宋宰相崔与之崖州为民除“三害”
崔与之是南宋著名的治国名臣、政治家、军事家。岭南“菊坡学派”的创始人，为毛泽东生前所喜爱的南宋豪放派词人之一。他在任广西提点刑狱期间，巡视至崖州，在崖州为民除了“三害”，惠政于民，被列为崖州名宦。
崔与之（1158—1239），字子正，号菊坡，广东增城人。少年时“卓有奇节”，“不远千里游太学”。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中进士，成为广东由太学考中进士的第一人。累官浔州司法参军、宾州军事、广西提点刑狱、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广东经略安抚使兼知广州，后升秘书监兼太子侍讲、权工部侍郎，拜参知政事、右丞相兼枢密使，是中国历史上以廉吏著称的南宋朝宰相。还曾任川陕抗金总指挥，是著名军事家。
崔与之以简政清廉、惩贪革弊著称。特授广西提点刑狱后，他走遍所属的二十五州，并渡海巡察到海南岛上的崖州（今三亚市）。南宋，崖州隶属广南西路（广西）。提点刑狱，宋代官名，亦称“提点刑狱公事”，系宋代设于路一级的司法官，掌管所属州县司法、刑狱。《宋史·刑法志》：“凡管内州府10日一报囚帐，有疑狱未决者，即驰往视之”。对发现有稽留案件及审判不实等，提点刑狱有权对该州县司法长官进行弹劾。
《宋史·崔与之传》中，对崔与之巡察海南、崖州事迹作如下记述：
“寻特授广西提点刑狱，遍历所部，至浮海巡珠崖，秋毫无扰州县，而停车裁决，奖廉劾贪，风采凛然。珠崖地产苦䔲，民或取叶以代茗，州郡征之，岁五百缗。琼人以吉贝织为衣衾，工作皆妇人，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遗老，民尤苦之。与之皆为榜免。其他利病，罢行甚众。琼之人次其事为《海上澄清录》。岭海去天万里，用刑惨酷，贪吏厉民，乃疏为十事，申论而痛惩之。高惟肖尝刻之，号《岭南便民榜》。
《粤大记》对崔与之渡海到海南岛时的情况，有这样一段记述：
崔与之在渡海赴海南岛时，海峡风浪骤起，“风作柁折”。船上同行官吏担惊受怕，请他“决诸神”，勿冒行。崔与之说：“海外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为民除害，岂问神耶！”说罢，“风浪帖息”。
依《宋史·崔与之传》所记及当时海南岛上状况，崔与之在海南事典大多与崖州有关。崔与之之所以不畏艰险巡察海南，志在惩治那些“倚海外之州”而贪掠民财的酷吏。在崖州，他关心百姓疾苦，执法严明，为民除了“三害”：
一是免除强征苦䔲之役。苦䔲，即“苦丁”，是当时海南特产，民取其叶制成“苦丁茶”。海南“苦丁茶”消暑解毒、益肝明目，尤为崖州所产最佳，既是天南贡品，也是中原商贾搜求的珍茗。苦䔲为深山野生，数量有限，采之艰难。地方官府为获取暴利，强令“岁五百缗”，州民疲于采摘也难于充数，为此屡遭刑狱加身。崔与之巡察后，就地责令地方官府公开榜免这一强征役民苛政，解除了地方贪黩之害。
二是解除强征民女织吉贝布之役。崖州盛产吉贝，并以吉贝纺纱织为吉贝布，编织成工艺精巧、图案多样、色彩灿然的食单、黎锦、黎单等棉纺织品。早在汉、唐时期，崖州吉贝布及以吉贝布编织成的织锦、崖州被、龙被等成为了珍贵的方物贡品。自宋代后，崖州吉贝布及崖州织锦成为中原的俏品，崖州因之成了当时吉贝布的出产源地。宋代崖州妇女多为织吉贝布的能工巧匠，“崖州织女”闻名于世。为牟取暴利，官府与奸商勾结，强征善织吉贝的妇女终年服役，以致“役之有至期年者，弃稚违老，民尤苦之”。州民虽怨声载道，但崖州去天万里，贪吏侵民，屡用酷刑。崔与之察访到这一役民苛政后，严加痛斥，张榜豁免了这一强征民女纺织吉贝布之苦役。
三是严惩滥用酷刑之害。当时海南岛上普遍存在贪吏滥用酷刑及不守朝廷边疆免役之法的弊政。崔与之为民请命，将巡察崖州等州发现的滥用酷刑、贪吏侵民、强征赋税等吏弊，疏为十事，申论而痛陈之，使滥用酷刑及“其他利病”得到罢行。崔与之免赋税、去酷刑、征贪吏，风采凛然，琼人作《海上澄清录》记其事颂之。
在金国不断进犯中原的危急时刻，崔与之被召为金部员外郎，离开海南岛后，又在抗金战场上屡建奇功。崔与之一生为政清简，洁身自好，尤重事功，政绩斐然。理宗即位时，欲加授其要职，但他淡泊仕途，曾8次辞任参知政事，13次辞任右丞相，为世人赞叹，文天祥为此称他是“盛德清风，跨映一代”的岭南名宦。
嘉熙三年（1239年），崔与之以观文殿大学士致仕而归。他把皇帝赐给他的私家园林建成“菊坡书院”，创立了岭南“菊坡学派”。终年82岁，葬于广东增城朱村镇华山。累封至南海郡公，谥清献。主要著作有《崔献公集》。《宋史》有传。
崔与之是著名的宋代豪迈派词人，代表名篇为《水调歌头·题剑阁》：
万里云间戌，立马剑门关。乱山极目无际，直北是长安。人苦百年涂炭，鬼哭三边锋镝，天道久应还。手写留屯奏，炯炯寸丹心。对青灯，搔白首，漏声残。老来勋业未就，妨却一身闲。蒲涧清泉白石，梅岑绿阴青子，怪我旧盟寒。烽火平安夜，归梦绕家山。
该词抒写抗金立马雄关，誓以身报国的赤胆忠心，气势恢弘，豪迈雄壮，获毛泽东圈点和手书，收入《毛泽东圈注史传诗文集成》、《毛泽东书艺精萃博览》。《题剑阁》一词，还收入了《毛泽东最喜爱的古诗三百首》、《历代爱国诗词选》等。崔与之在崖州的廉政事迹，载入了当代以史为鉴读本《勤政廉政史鉴》。
宋代宰辅李崇矩振州仁义安边
李崇矩是北宋著名的宰相辅佐和卓越的军事将领，曾移海南岛四州都巡检使，在崖州有抚慰宦绩，为崖州名宦祠历代奉祀的名宦。
李崇矩（924-988），字守则，潞州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幼孤贫，有至行，乡里推服”。早年跟随北汉将领史弘肇，宋太祖即位后归宋，鞍随宋太祖征战，平息叛乱，以功授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964年），任枢密使，成为宰相赵普的辅佐。
李崇矩将女儿嫁给了宰相赵普的儿子，违反朝廷宰辅大臣之间不得联姻的禁令，“为太祖所忌”。一次，他的一个门客因得不到赏识，便击鼓诬告他私纳黄金，触发了太祖大怒。就因这两件事，李崇矩被罢为镇国军节度使。太平兴国中为邕、贵等六州巡检使，后移海南岛琼州、崖州、儋州、万州等四州都巡检使。
都巡检使，宋代置，掌训甲兵及州县治安等事。《宋史·官职志》：“海南琼管”“跨连数郡，控制溪峒”，“置水陆都巡检使或三州都巡检使，以增重之。”太平兴国初，海南岛上土著部落之间常因冲突，引起动乱，危及边陲安定，属朝廷“增重”巡检的要地。李崇矩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任为琼州、崖州等都巡检使，并率部来到海南岛的。
当时，中原视海南岛为海外炎荒瘴疠之地，崖州是“千之千不还”的“鬼门关”。所以，当他欲赴任时，跟随他的士卒都不愿随他前往。李崇矩不辱使命，为安定边陲，矢志渡海巡检。为激励士气，他将朝廷赐给的值数百万钱的器皿金帛，分送给麾下军士安置家属，使随行士卒打消顾虑，只需一日，便顺利渡海登上了海南岛。
在海南岛上，李崇矩不惧瘴炎，跋涉巡检。《宋史·李崇矩传》记载，他在崖州“悉抵其峒穴抚慰，以己财遗其酋长，众怀附”。李崇矩亲抵崖州黎峒谕诏大义，并慷慨地将自己的钱物赠送部落酋长，以诚信仁义之举，化解了部落矛盾。因他抚慰有方，不动一兵一卒，很快消除了海南岛上诸州动乱，息灭边寨烽火，使边民生产、生活得到了安定。
据《宋史》记载，李崇矩在海南岛上四五年，入峒境毫不虑及瘴疠染身，渡海峡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以往官吏渡海出入海南岛，都要俟便风才起舟，每渡海一次要一个多月，而李崇矩则“往来皆一日而渡，未尝留滞。”他关怀爱护士卒，终使“士卒僮仆随者皆无恙”。他因在海南巡检抚慰有功，后迁判右金吾街仗司兼六军司事。
李崇矩笃信佛教，曾“造像建寺尤多”，“饭僧至七十万”。他还崇道，修身养术。端拱元年卒，享年65岁。赠太尉，谥元靖。《宋史》有传，称其“性纯厚寡言，尤重然诺”。
李崇矩是历史上能起能落的宰辅。他由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罢职，降任镇国军节度使，又调到被称为“海外炎荒”的海南岛任都巡检使。虽然朝廷对他不公，但他因在海南岛上的抚慰之功，政声人去后，成为了宣付国史和流芳海南的古代廉吏名宦。
元代辅国上将军朱国宝信义宣抚吉阳军
朱国宝是元代开国功勋名将、辅国上将军、都元帅，《二十五史》有载的中国历史名人。
《崖州志》载，“至元十六年（1279年），朱国宝为海南四州宣慰使。训兵息民。”宣抚“蛮峒降者三十所”。所谓“降者”，即指经招抚后入籍纳入地方行政管辖，编户赋税。因其曾在吉阳军（今三亚市）有宣慰功绩，据元史《朱国宝传》及有关史料，对其生平事迹补述以祥。
朱国宝（1230—1288），世居徐州，后徙宝坻。父存器，历官至修内司使。元代宪宗朝招募水军时，朱国宝以职官子从军，隶水军万户解诚麾下。后随元世祖征战，率锐兵在中流与宋军麈战，凡十七战，诸军毕济。中统二年，授千户，佩银符；后因军功又佩金符，镇戍东海。
金符，又称兵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君主、皇帝授于臣属兵权后调兵遣将所用的凭证。符从中剖为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使用时两半互相符合，表示命令验证可信。一般右半由中央保存，左半发给统领军队的将军，调动军队由君王或皇帝派出的使臣们持符相会，方可调兵。从“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中，可以看出兵符的重要作用。元代，只有军官才能佩符牌。牌与符是一回事，分为虎头金牌、平金牌、平银牌三等，又称为金虎符、金符和银符。牌符体现军官级别和所管军户的多少，大致是千户佩银符，万户佩金符。牌符皆由朝廷颁发，军官升迁或去职后，都要按规定交回原来持有的符牌。
朱国宝自佩金符后，征襄阳、拨沙州、临岳州、攻新城、进广西，屡有战功，获朝廷再赐金虎符，成为一方最高将帅。至元十四年（1277年），攻克广西静江，镇守梧州，领安抚司事；十五年，加怀远大将军；十六年，升定远大将军、海北海南道宣慰使。宣慰使，官名，始于唐代，凡朝廷遣派朝臣巡视经过战争及受灾的地区，称宣慰安抚使或宣抚使。元代置安抚使司，分道以统郡县。宣慰使为宣慰使司派出掌管各道民政事务的长官。当时，吉阳军隶属海北海南道，朱国宝是在任海北海南道宣抚使期间亲抵琼州，并巡慰了吉阳军（今三亚市）。
元史《朱国宝传》记述了朱国宝在琼州及吉阳军的宣慰宦绩：一是革弊安民。“立官程，更弊政，训兵息民，具有条制。”二是招抚黎峒。“黎民降者三千户，蛮峒降者三十所”。三是恩威并举。对“未服化”者，“开示信义”，使其感悟，“以其属来归”；对殃民祸首，才“以兵略取之”。因抚慰海南岛有功，加镇国上将军。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朱国宝迁广南西道宣慰使。朱国宝一生跟随元世祖征战近三十年，凡所筹供军饷，“事集而民不扰”，在平乱及安定边疆上军功卓著。至元二十四年，他入京朝见皇帝时，皇帝亲自慰劳他。进辅国上将军、都元帅、参知政事，行尚书省。后卒军中，年五十九。
明代《孝经》学家瞿罕崖州善政惠民
瞿罕是明代著名《孝经》注疏家，《二十五史人名大辞典》入载人物。知崖州有惠政，为《崖州志》志载名宦。
瞿罕，字日有，湖广黄梅县（今属湖北）人。“七岁能文，上书白父冤。”由廪生经“科道交章荐于朝”。明代崇祯十二年（1639年）征授崖州知州。瞿罕在崖州，兴教育，传《孝经》；修城池，保民安；守廉洁，严吏治；平贼乱，赈灾饥……多有善举惠政。
智荡海寇，保民平安。福建海寇林八，是明代崖州海患祸首之一。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月，海寇林八又大举复犯崖境，劫掠崖州沿海番人塘等村后，窜入崖州西境，纠集当地土寇据寨作乱，一时“州西震动”。此时，瞿罕正出访感恩县，闻讯后急返崖州城。林八寇贼在瞿罕必经之道设伏，欲劫持他后使守军无首，进而攻掠崖州城。瞿罕急中生智，先化妆潜行，再让人抬轿在后，诱使贼捕空轿，安恙脱险。回到州城后，瞿罕即智用奇计，命部将率兵突入贼巢，趁林八等贼首无防备之时，伏杀了林八，将其余海寇、土寇贼首全部擒拿归案。不见刃血，一举平定了祸患已久的“林八之乱”。
罢免黎供，严约吏胥。瞿罕上任后，制订法章布告衙门，严禁官吏僚属贪暴扰民，带头革除了侵民弊例。按惯例，崖州黎族每月都要无偿供给知州大米三十石，称为“黎供”。对此，瞿罕拒不收纳，说：“国家已供给奉禄和大米，为何还有黎供？”于是具请罢免了这一侵黎陈规，“黎人大悦，为之勒石”。
开仓赈灾，体恤边卒。崇祯十三年（1640年）九月，崖州暴雨成灾，山洪冲毁了沿海平原田地，农田失收，灾民遍野。为救济灾民，瞿罕亲自打开官仓，用官米沿途煮粥赊赈饥民。他经常微服出访，体察民情，亲临营讯，抚慰守卒，沿途均以粗菜代饭，安步当车，令士民感激不已。
瞿罕在崖州积劳成疾，以病告退。他离开崖州当日，崖州父老一早便赶到衙门前为他送别。只见他独身单骑从衙门内走出来，随身只带一只小木箱。他当着众父老打开了小木箱，让大家查看，说：“如果有一物是出自崖州的，任你们拿去。”随即跨上马背，单骑出郭而去。士民见状，感动不已，为他“祖饯百余里，各悲不自胜。”瞿罕一身正气入崖来，两袖清风单骑归，被崖州人民传为清官佳话。
瞿罕是明代著名的《孝经》学家、注疏家。《孝经》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典籍之一，是古代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的集中体现，也是封建社会不容违背的金科玉律。《孝经》一书在西汉中后期就受到普遍重视，汉文帝时置有《孝经》博士。此后，历代盛传不衰，到了南宋，《孝经》被奉为儒家经典，列入《十三经》中。历代为《孝经》作注疏及从事《孝经》研究的不乏其人，瞿罕就是突出的一位。《明史》在《艺文志》中共选载《孝经》“三十五部，一百二十八卷”，其中收录瞿罕所撰的就有四部二十七卷，分别为《孝经余存》三卷、《孝经考异》一卷、《孝经对问》三卷、《孝经贯注》二十卷。
瞿罕逝后，至清代乾隆年间，仍发生了一起与瞿罕《孝经》著作有关的文字狱案，即《清代文字狱案》中所录的“吴碧峰刊刻《孝经对问》及《体孝录》案”。吴碧峰是湖北黄梅县的生员，他父亲叫吴永述，早年间买了瞿罕所撰的《孝经对问》和《体孝录》，本想将这两部书翻刻，但没来得及就去逝了。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吴碧峰为完成父亲的遗愿，便将这两部书照着旧本原样翻刻了，自己写了一篇序后，又请王模再作序一篇，共刷印了24部，分送瞿学富等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朝廷有旨查缴余书，吴碧峰便主动把这两部书呈缴。经专门书局审查后，认为瞿罕所撰的《孝经对问》和《体孝录》，有“未避庙讳御名”及“语有违背”。于是，将吴碧峰下狱。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一月至四十七年正月，经由湖广总督舒常审理此案后，提出请求朝廷作处理的奏议：因吴碧峰已死于监狱不再议处，收藏此书的瞿学富和为此书作序的王模拟发乌鲁木齐为奴，原黄梅知县姚思廉因失察、原湖北巡抚陈辉祖因查勘迟延，应交部严处。不知何因，此案当时并没有结案材料。
纪晓岚主持修撰《四库全书》时，将上述文字案审查情况进呈皇帝。后来，在《四库全书》的“孝经类”中，仍兼采了瞿罕的孝经之说。看来，瞿罕的《孝经》著作还是得到纪晓岚及皇帝赞许的。
《崖州志》记载，瞿罕在崖州“以兴教育为己任”，想必当年传授《孝经》是他在崖州兴教育的笃行之一。《崖州志》对崖州明末至清代的民风民俗有了这样的记载：“习礼义之教，有邹鲁之风”；“士多业儒，人重廉耻”；“民风朴茂，不喜华靡”；“孝友节烈，经济文章。”这正与瞿罕当年的教化无不有关。
瞿罕在崖州亲政爱民，两袖清风，成了践行儒家《孝经》内核“忠孝”思想的典范。
誓与崖州城共存亡的客家邬姓先贤邬若虚
邬若虚，是《崖州志》志载的崖州名宦。字君受，浙江宁海人。明万历年间中举人副榜，授崖州知州。清代嘉靖年间，阮元主持修纂《广东通志》时，以他在崖州宦绩，首次为之立传。
明代万历年间，土寇和海寇常侵扰崖州。崖州城因经年失修，护城河堵塞，难于抗御侵扰，腹背受敌，百姓蒙受掠劫之苦。
邬若虚知崖州后，以保城护民为己任。他一到任，便首先动员兵民重修城墙，疏通护城河，加强了御敌防范。为激励士气，安定民心，他自上任之日始，亲与总镇协力日夜防守城池，五十天“裹甲不解”。城池重建加固后，兵士常备不懈，使土寇闻之不敢再复犯。
一次，倭寇又大规模地从海上犯境，“蹂躏崖土”，并进逼围困了崖州城。在万分危急之际，邬若虚镇定自若，“以信义纠结众民兵登城御敌”。并身先士卒，做好舍身护城、与百姓共存亡的准备。
他嘱咐妻子洪氏说：“封疆任重，身与城共存亡，义不反顾。尔等须自为计”。其妻听罢，预先将城内一口枯井洁净，淡妆素衣，候守井旁，以备陷城时投井自尽，殉夫保节。
兵民们见邬若虚及夫人如此大义和壮烈，于是“厉气登城，将士用命”。邬若虚智用奇计，兵民同仇敌悍，“寇乃惊溃”，全城士民避免了一场大洗劫。
邬若虚以御倭寇保城护民之功，升福建邵武府同知。在邵府他亦多有“兴利除害，训课士民”的惠政，现被列为浙江宁海历史名人。
福建、广东的客家邬姓人家，都尊邬若虚为宗族先贤。在梅州“邬姓宗祠”中有这样一副对联：“嘉猷荣后，善道授贤。”其中“善道授贤”的联典，指的是邬若虚立功崖州，兴利邵府的邬姓先贤善政贤德。
明代福建名贤郑瑞星崖州化解民患
郑瑞星，字廷奎，福建仙游人，于明代万历年间知崖州。《崖州志》仅载其职官，未列入名宦以志。从福建地方史籍查考，郑瑞星是明代一位治乱安民的好地方官，现被彰为福建仙游历史名贤。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瑞星中丙戌科进士，任河南信阳知州。在信阳，有一富户枉法，被郑瑞星捉拿下狱。那富户赂托一权贵请求开脱，被郑瑞星严辞拒绝。因忤逆权贵，他被调往边远的广东知崖州。在《仙游古今》一书中，记载了郑瑞星在崖州治乱安民的事迹：
明朝政府曾在海南岛上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一度激化了民族矛盾，影响了边境民族团结和社会的安定。郑瑞星莅任崖州时，虽然当地“峒蛮久为民患”，但他并不采用朝廷主张的征讨政策，而是以安抚为政，“恩威并用”，使踞山立寨的少数民族归化入籍，化解民患，安定了边陲。
在郑瑞星莅崖之前的明正德年间，由于驻地方营兵及官吏的侵掠，挑起了崖州境内黎汉民族冲突，寇首从中作乱，造成村寨自危，使一度兴旺的崖州出现了田园荒芜、贸易阻绝、百姓困苦的衰落景象。当时，琼州兵备道王倬曾奉命提军崖州，重创了为乱寇首，使村寨得以解困。在王倬的抚定下，崖州境内又重现了安居乐业、商贸繁荣的生机。崖州进士钟芳曾撰文对这一由乱而治后出现的兴旺景象，作了这样的记叙和描绘：“于是，尽崖之疆内，出入者各摒弓矢。牧畜恣于野，商旅歌于途，垦田尽于荒莱，贸易通于深谷”。
郑瑞星莅崖已距王倬近百年之后，其间虽民患又复起，但在他的抚定和治理下，崖州又再现了钟芳当年笔下的耕商兴旺景象。在保寨安民的同时，郑瑞星还通过彰表先贤，启迪教化，诱导汉黎民族和睦相融，使世风得以和畅，百姓安居乐业。
郑瑞星因治崖有绩，经考工后，自崖州升刑部员外郎。时有国子祭酒范应期遭诬陷致死，范妻击鼓鸣冤，他极力为范应期雪冤，受到了朝臣的称赞。后因依法惩治失职的太监，触怒宦党，降为赣都郡通判。在赣郡，常有寇贼在江河上打劫商船，为一方之祸。瑞星上任后，“擒斩贼首”，使“商船赖以无虞”。告老回乡后，献出积蓄的俸禄，在榜头溪口处筑坝截流，引水灌田，百姓将其倡修之渠，称“尚书渠”。福建地方志对郑瑞星评价是：“性嗜学，虽莅事，亦以文史自随，录乞养归”。
郑瑞星在崖州事略，亦佐其平生文治之仁政。郑瑞星故居在今福建蒲田市榜头镇，1997年1月列为仙游县文物保护单位。
明朝开国元勋廖永忠崖州保疆安民
廖永忠是明代开国元勋，历任中书平章政事、征南副将、征南大将军，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封德庆侯。一生战功卓著，宦绩斐然，为中国历史著名将帅和军事家。他在明初转战收复广东、广西时，曾赴海南抚绥，惠及崖州，《崖州志·宦绩志》列其为崖州武功人物。
廖永忠（1323—1375），巢州（今安徽巢县）人，少有大志。元代至正年间，与兄廖永安聚义兵保巢县。至正十五（1355年）以舟师归附朱元璋。当时在军中廖永忠年纪最小，朱元璋便问他：“汝亦欲富贵？”廖永忠答道：“获事明主，扫除寇乱，垂名竹帛，是所愿也”。朱元璋听后大喜，当即任命他当哥哥廖永安的副将，统帅水师。后来，廖永安在一次作战中失利被俘遭杀，朱元璋便让廖永忠接替哥哥职位，任枢密佥事，成为朱元璋麾下的第一位水师统帅。
此后，廖永忠与朱元璋戌马相随，南征北战，多次冲入敌阵决死战斗，救朱元璋突出重围。廖永忠英勇善战，攻无不克，在明朝开国前后的历次大战和征讨中屡立战功，为朱元璋所倚重。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廖永忠凯旋南京时，朱元璋亲赐漆牌，以御笔“功超群将，智迈雄师”八个字表彰他，命悬于门额，并晋升为中书省右丞。
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廖永忠任征南副将，率领水军取海道攻克福州，被晋升为同知詹事院事。
元至正二十八（1368年）正月，朱元璋正式称帝，建国号明，年号洪武，称太祖皇帝。此时，两广尚未平定，廖永忠仍在福建。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朱元璋升廖永忠为征南大将军，命其再由福建从海上进军广东、广西。当时，朱元璋在诏书中言：“今两广之地，远在南方，彼此割据，民困久矣。定乱安民，正在今日。”并告曰：“王者之师，顺天应人，所以除暴乱，解倒悬，以慰民望”；“慎勿杀掠，沮向化之心”。
廖永忠是在明朝开国之初奉旨进入广东并开赴海南的。在海南岛上，廖永忠以“定乱安民”为己任，恩信招谕，使崖州等黎境峒主在改朝换代之际示诚归附。他还举兵荡平了为祸琼州及崖州的海寇土贼，使南疆边陲得到安定。廖永忠在海南不骚百姓，一路安抚，“民怀其惠，为之立祠”。
当朝的史家称赞廖永忠在广东、广西及海南的“忠善抚绥”之举，并作了这样的评价：
廖永忠师所到之处，“兵不战而倒戈，城不攻而受垒，民心不二而殷殷输服。即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不宾之国，亦皆献琛内附，则我高皇帝柔远之仁，不杀之武，岂不度越百王哉！”
朱元璋称帝后，曾对追随他的开国功臣加封爵号，给予重赏，但却又出于个人政治目的诛杀元勋，廖永忠便是在朱元璋开国后第一个被诛杀的功臣。
廖永忠被杀的原因，史学家认为这与朱元璋一大政治隐私有关。元朝末年，各地义军涌起。韩林儿因最先举义领导农民起义，被北方各支红巾军尊为共主。因得到各方义军拥护和支持，韩林儿便于至正十五年（1355年）在毫州称帝，即史称“小明主”。当时元朝尚未灭亡，在元军的袭击下，韩林儿于危急之际向朱元璋求援。朱元璋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派军将韩林儿救出后便禁于滁州，以此“挟天子令诸侯”，获得了各地义军归附于他。朱元璋见夺天下大势已定，但又担心韩林儿欲与他争主，便设出一计，谋密派出廖永忠以迎韩林儿入南京为名，将韩林儿溺死在瓜步的长江水中。
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大封功臣时，廖永忠以为功超众臣会得到更高的封赏，结果没有得到公爵封号，只封为德庆侯。对此，廖永忠很不满，而朱元璋则谕诸将曰：“永忠战鄱阳，亡躯拒敌，可谓奇男子。然使所善儒生窥朕意，徼封爵，故只封侯而不公。”及后，因怕廖永忠为封赠不满而泄露暗害韩林儿之事，朱元璋便以廖永忠私自穿用绣有龙凤纹的服饰为由，免除其官职，并将韩林儿被溺死之过归咎于廖永忠。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朱元璋赐廖永忠死，年五十二岁。
廖永忠之死，虽然成了“弓箭藏，良将死”的悲剧，但他当年善抚岭海，怀惠天涯的武功之德，受到历代崖州士民的感念。
明代镇浙都督何斌臣武德沐崖州
何斌臣是明代军事将领，历任广东南澳副总兵、镇浙都督，约在明万历四十五年前后任崖州参将，在崖州留下了“善后”惠政。
何斌臣，浙江山阴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武进士。何斌臣一生功在边疆海防。在海南岛上，他以怀仁武德，维护了边疆的安定因广东南澳，他英勇抗击海寇，威镇南天，成为了明代东南沿海抗倭英雄。而今，在海南、广东及闽浙，仍留下他的芳踪美誉。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因崖州官兵土舍的侵掠，激起诸峒反抗，进而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崖州全境黎族起义，一时震惊朝廷。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朝廷紧急调集各路官军，并西粤狼兵，分七路赴崖州合剿镇压。经历时一年多的围攻，黎族起义终告失败。
何斌臣是在这场朝廷镇压黎族起义的战乱后莅任崖州参将的。当时，战后百废待兴。海南分巡提学副使戴熹正奉命在崖州“筹办善后”。戴熹是漳州进士，在海南有仁政，曾编修《琼州府志》，主持海南名人王弘诲的谕葬。何斌臣反对滥杀，主张怀善“抚顺”，与戴熹“躬历险阻”，抚慰安民，恢复了战乱后的安定。
为严防官兵土舍侵扰黎境，保障黎汉民族的交融和互通贸易，何斌臣任崖州参将期间，加固崖州乐安新城，添设南靖远楼、北真武楼、南门月城小楼等城堡，使崖州境内形成崖州城和乐安新城两城互防格局，加强守备，维护了海南岛南部少数民族边境的安定。何斌臣在崖州提出的“慰顺寓招抚”的“善后”主张，体现了他治理边疆的怀善武德。
何斌臣自崖州升任广东南澳副总兵后，抗击进犯东南沿海海寇屡有战功，至今流传妈祖显灵助何斌臣大胜海寇的故事。南澳妈屿岛上原有一座妈祖庙，经年失修。一次，海寇大举进犯妈屿岛，何斌臣率兵至岛后，前往祭拜妈祖，祷祝庇佑大胜海寇，并许愿胜后拓修一座新的妈祖庙。结果，何斌臣率兵在海上歼贼寇千余获胜。战后，何斌臣践约拓新址重建了一座妈祖庙，“以谢妈祖”灵佑，并将这一妈祖显灵助战之事写入了所撰碑记。何斌臣当年修建的妈祖庙及撰碑，现已成为南澳岛上妈祖文化的瑰宝，何斌臣也因之成为南澳岛上的历史传奇人物。
在祖国山河上，至今仍可觅见何斌臣戎马生涯中留下的诸多历史芳踪。在海南岛陵水县，留下了他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在分界洲牛岭竖立的碑铭。在广东南澳县，留下了他消灭海匪后筑建的古关隘和“威镇南天”题刻；在南澳岛上有其拓筑的“云深古寺”及题匾；在福建普陀洛迦山的净土庵，他当年题写的“真如妙境”匾额，仍悬挂如新。浙江宁波市有一处风景名胜，名叫“招宝山”。招宝山如柱耸立，屹立波涛骇浪中，原名候涛山，又称鳌柱山，历代名人多有题咏。明代天启五年（1625年），已升任镇浙都督的何斌臣题写了“撑半壁天”刻立在招宝山上，其题刻已成为招宝山上现存明清9块碑碣中的文化瑰宝之一。
明代抗倭英雄俞大猷崖州献“善略”
在明代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最著名的抗倭英雄有两个，一个是戚继光，一个是俞大猷，时称“俞龙戚虎”。俞大猷在未受命赴东南沿海抗倭前，曾被派往海南分守琼州，首任崖州参将，并为经略治理崖州向朝廷上《交黎图说》，体现了一代名将安邦伟略。《崖州志》志载了其在崖州的武功文治宦绩，并录其《交黎图说》。
俞大猷（1503—1580），字志辅，号虚江，福建晋江（今福建泉州）人。少时有大志，好读书，善射骑，研兵法，练就了一身武艺，并自创“俞家棍”。嘉靖十四年（1535年）考中武举后，由百户举进士，派住金门守御。因敢于陈述己见，曾一度被杖责和削职。后被委为汀漳守备，从此有了用武之地，在率兵屡破海寇中展现了军事才能，被提拔为代理都指挥佥事，分领广东都司事务。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浙江巡抚朱纨受命兼管福建军事，巡视福建御倭情况，见俞大猷确有将才，便推荐他赴福建任备倭都指挥。当时正遇上安南（今越南）入侵广东边境，国门告急，广东总督欧阳必进为此奏请将俞大猷留下广东，由他率军前往边境征战。俞大猷智用奇兵，获胜凯旋。此役虽立战功，但因严嵩当权，并未给他予嘉奖进用，只赏赐白银五十两而已。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崖州知州邵浚因为官不廉，“虐取黎赋”，激起民愤，引发了震惊朝廷的以那燕为首领的黎族起义，波及全岛，官军大举镇压后，更加剧地方动乱。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俞大猷征战安南归来，征尘未洗，旋即又被两广总督欧阳必进命赴海南，分守琼州，经略黎境治理。当时，朝廷正商议在崖州（今三亚市）设参将，俞大猷便被委任为崖州历史上的首任参将。
俞大猷是一位武将军，但不失文韬。到崖州后，他忧民所忧，对官军镇压黎族起义造成的黎族人民灾难深表同情。当时，官军与黎峒仍在对峙中，他不愿意执行朝廷对黎族人民采取的杀戳政策，便向总督欧阳必进进议：“黎亦人也，卒数年一反一征，岂上天生人意？宜建城设市，用汉法杂治之”。欧阳必进纳其议。于是，俞大猷按兵不动，不顾危险，“单骑入峒”，“亲按各峒，推诚抚慰”，并与黎族首领签立和约，很快便抚平战乱，使“海南遂安”。这一事典，获志入《明史·余大猷传》。
为促进对黎境的辖治和推行文明，俞大猷在崖州“遍历各峒，备览形势”，随即向朝廷上了一篇《交黎图说》的奏议。在《交黎图说》中，他用自己对黎峒考察的事实指出，对黎族地区“动大兵以剿”的后果必定造成“费用之多，杀戳之惨，元气之伤”。并指出这是“皆苟一时之暂安，无千百年之长虑”。为此，他向朝廷提出了独到的治理经略：
一是设立崖州参将衙门。在黎境地区增设县和屯所，推行汉族地区的里甲编管，以促进黎汉交融，完善自治。二是实行减赋政策。在已纳入统辖自治的黎境地区，除纳粮外，不得再加差役。三是推行文明，改变陋俗。“严禁童女不得如前涅面纹身；男人务着衣衫，不得如前赤身露腿；其首要加帽，不得如前簪髻倒颠。”四是兴办教育，开启民智。“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设社学以教之，使其能言识字。”五是实行对地方州县抚黎考察制度。“每一年间，守巡官查考各州县官变化各熟黎几村，招抚过生黎为熟黎几村，具呈抚按衙门，以为殿后”。
俞大猷的《交黎图说》，在当时是较具人民性和进步意义的。他笃信，以抚慰为本，海南黎境“不数年间，皆登州县之版籍矣”。正当他欲践行《图说》之时，倭寇大肆入侵东南沿海，朝廷便急调他赴任宁波、台州诸郡参将。俞大猷虽然离去了，但他在《图说》中提出的治理经略，为后来的统治者提供了借鉴。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俞大猷升为福建总兵官，离开崖州。后在东南沿海指挥抗击倭寇的战役中，击退了葡萄牙入侵者，肃清了侵犯东南沿海的倭寇，屡建奇功，表现出了卓著的军事天才，威振国内外，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与戚继光并列的明代抗倭英雄。
余大猷从嘉靖十年（1531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四任参将，七为总兵，在军中征战50年，战功赫赫，被誉为中国古代杰出军事家，列为中国古代百将之一。著有《正气堂集》、《剑经》等传世。
《明史·余大猷传》对余大猷的评价是：“为将廉，驭下有恩。数建大功，威名震南服”；“忠诚许国，老而弥笃”；“武平、崖州、饶平皆为祠记”。
俞大猷在崖州仁政惠民，在抗倭斗争中更表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明代著名的爱国将领、抗倭民族英雄，深爱后人的敬仰与怀念，已成为当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明朝开国元勋华高巡边尽瘁崖州
华高是佐助朱元璋建立明朝帝国的开国武功之臣，《明史》有传，为《二十五史》著名人物。他曾主动请命到广东沿海营缮城堡和循抚营卫，卒于崖州。《崖州志》列其为武功人物，载宦绩志。
华高（1313—1371），和州人（今安徽和县）。初为巢湖水军主帅，后率水军归附朱元璋，成为朱元璋麾下一名将帅。华高具有军事才能，作战英勇，屡立战功，为朱元璋平定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朱元璋称帝后论功行赏，赐华高为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阶荣禄大夫，勋桂国。洪武三年（1370年）十一月，封广德侯，食禄六百石，以功累官至湖广行中书省平章政事。
华高佐朱元璋平定天下后，便居功思退。朱元璋欲派他镇边及训练水师等，他多以借口推辞。因为他是开国元勋，又没子女，所以朱元璋多迁就于他。因此，朝臣都议论华高是功高“怯战”，并埋怨皇帝对他过于“优容”。当时，朱元璋将很多勋臣派谴治四方，因惧于朝臣们的压力，唯独华高不谴。
后来，朝廷为加强广东沿海的边防，需要派出朝廷大臣前往循抚驻军及营缮城堡。这一次，华高主动请命，朱元璋高兴地对他说：“卿复自力，甚善”。
华高循抚广东时，已年近花甲，但老将不减当年勇。他不辱使命，不惧瘴炎，亲历海南岛，最后来到了地处天涯海角的崖州。在崖州，华高深入海防要塞，抚慰驻守官兵，详察崖州海防形势，规划要隘驻防，亲自组织在沿海营缮了海防城堡，为安边保民，竭尽心力。华高在事竣欲返京城之时，不幸染上瘴疾，于洪武四年（1371年）四月卒于崖州，年五十九岁。
朱元璋闻讣后，深表哀怜。华高因不被委地方大臣，“岁禄独薄”，以至“贫不能葬”。皇帝念其归附开国之功，“纳诰券墓中”，并亲为文祭之。赠巢国公，谥武庄。因华高无子，授从子指挥佥事。
明代广东总兵汤克宽崖州歼灭海寇集团
明代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在海南岛最南端的崖州湾，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围歼吴平海寇的海战，主战的是抗倭名将汤克宽。此役终使东南沿海猖獗一时的海寇集团头目吴平及其余寇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为崖州人民剪除了一大倭患。
汤克宽（？-1576），邳州（今江苏邳县）人，是将门之子。他的父亲汤庆，当过防守长江的总兵官。汤克宽承世荫，历官都指挥佥事、广东总兵，充浙江参将，是明代与戚继光、余大猷齐名的抗倭爱国将领。
倭患初兴时，驻守在东南沿海诸将，每遇倭寇来犯，大多望风溃败，唯汤克宽英勇善战，率兵在浙江温州、海盐、奉化、宁海等地屡败倭寇。一次，他从总督张泾大战于王江径（今浙江嘉兴），率部斩杀倭寇近二千人，倭寇从此闻之丧胆。后来，因功罪颠到，他被诬劾论死，严嵩捕入狱，不久获释赦免。
明初，东南沿海一带海盗与倭寇勾结，形成了强大的海寇集团。其中，以吴平为首的海寇集团最为猖獗，是东南沿海乃至海南岛的一大海患。
吴平海寇集团以广东南澳岛为据点，安营扎寨，共有舰船四百艘，势力强大。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汤克宽从余大猷入粤，率三万水兵前往清剿。后在湘浙江总兵戚继光统领五千精兵驰援下，斩海寇三千余人。这次合剿虽大获全胜，但因吴平弃寨而逃，寇首未除。余大猷因此役吴平脱逃，被革职。
吴平逃出南澳岛后，转移到琼、廉、雷沿海，又纠合逃散部率，“势复振”，在海南岛海面上打劫过往商船，掠夺海南岛沿海州县，打村劫寨，杀人放火，崖州亦深受其害。
朝廷闻悉吴平海寇在海南岛等沿海再起，敦促务歼穷寇。此时，汤克宽已获出任狼山副总兵，仍奉命驻留，等待战机，歼灭吴平寇首。
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五月，海寇吴平又大举武装侵掠崖州，州城士民面临着一场浩劫。汤克宽闻讯后，遂率水师前往征讨，崖州，水师协同作战，将吴平海寇包围在崖州湾海面上，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海上围歼之战。此次海战大胜，擒获了吴平之妻及酋首陈二老等，斩寇400余人。吴平在官兵的围歼夹击下无路可逃，投海自尽。海战结束后，官兵尽焚贼寇之船，捷胜回师。
崖州湾海上一战，彻底剿灭了吴平海寇集团，铲除了东南沿海一大海患，保护了崖州士民的平安。
因征讨海寇吴平立功，汤克宽进署都督佥事，升任广东总兵官。万历初，调蓟镇（今天津蓟县）。万历四年（1576年），汤克宽在追击倭寇时遇伏战死。《明史》志其传。《崖州志》载其平海寇吴平事迹，列武功名宦。
明代福建名贤苏寅宾崖州义平“山王”之乱
苏寅宾是在崖州有宦绩的武功人物。
苏寅宾，字初仲，金门蔡店人。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年）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乙未进士，授昆山县令。昆山闹蟹灾，他为民祈灭而五谷丰登，县民感其救活之恩，特建生祠永载其德。因忤逆权贵，贬为宁波府教授。后晋升国子监助教，累迁海南兵备道兼提学。据有关地方志记载，苏寅宾在任海南兵备道及兼提学期间，惩治污吏，革除弊政，“饮清宴廉，惠泽及民”，士民“勒石永记”。后转湖广粮储道布政司参议。
《崖州志》记载了苏寅宾在崖州义平“山王之乱”事迹。
明代崇祯八年六月，崖州境内有两“山王”纠乱，祸及羊栏、妙山等诸村寨。州守亲率逭国进驻三亚，强行征讨，结果加剧民变，形成了百姓与官兵的对峙。对此，知州不分情由，上文奏变请求朝廷派军驰援。
十月，兵备道苏寅宾命参将引兵到崖州。在三亚安营扎寨后，苏寅宾并未急于征讨镇压。他先了解引起动乱的原因，斥责了州守不实之奏，然后不断派人深入村峒，晓之以理，申明大义。由于谕劝有方，获得百姓的拥护，敦促为乱贼首自主受降，从而不动干戈，平息了为期四个月并波及崖州半境的“山王之乱”。苏寅宾义平贼乱，保寨安民，在崖州留下了武功美德。
苏寅宾一生亲民善政，但因其刚正不阿，见逆于当朝而被削职赋归故里。他一生清廉，及归时“家无担石，杖履自适”。卒于故里，年八十一岁。福建府志将他列为名贤，以“廉静清平，刚正不阿”褒誉。
明代钦差大臣赵瑶崖州励学
赵瑶是明代在崖州激励兴学的朝廷钦差督学大臣。
赵瑶，字德用，晋江（今福建省晋江县）人，明代成化丙戌进士。明宪宗成化年间曾任钦差提督学校广东按察司佥事，是明代朝廷委驻一省管理学校教育行政的高级官吏。
赵瑶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爱国情怀的文官。在广东提学期间，他激励兴学养士，政德共诗名留芳。广东崖门至今流传他当年观“崖门奇石”题诗佳话。
崖门奇石，位于广东“崖门祠”西北约3公里。原有数块巨石相聚屹立于崖门海中，其中最高一块巨石突出海面二三丈，称为“奇石”。相传南宋宋军抗元时，曾用此石为缆趸，结大船千余艘，作“一字阵”海中，与元军展开壮烈的海战。后宋军被打败，宋丞相陆秀夫背少帝投海殉国于“奇石”下。南宋灭亡后，投降元军的南宋将领张弘范，在“奇石”上摩崖刻上“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十二个大字。这一辱国奇耻的题刻一直受到后人的谴责，唾骂张弘范为民族败类。
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赵瑶过访陈白沙，陈白沙陪他到崖山吊古。当赵瑶看到奇石上张弘范的刻字时，怒不可遏，遂作“崖门奇石诗”一首，对张弘范的丧国败类行径给予了尖锐的抨击：
忍夺中华与外夷，乾坤回首重堪悲。镌功奇石张弘范，不是胡儿是汉儿。
赵瑶这一正气诗，洗雪了张弘范的题刻耻辱。随后，世人铲除了张弘范的题刻，在崖门奇石重刻上“陆秀夫背皇殉难处”，以悼亡国之痛。
明代成化十六年（1480年）正月，赵瑶巡视学校到崖州。在崖州，他以激励兴学为己任，巡视学校，瞻仰名胜，凭吊先贤，题赋了不少壮扬崖州山水和激励崖州学子的诗章。
在瞻仰崖州盛德堂时，他题写了《赠盛德堂》诗：
四朝忧国鬓成霜，绿野堂更盛德堂。茂绩已知封晋国，元勋应得此汾阳。名垂汗简千秋远，济及云百世芳。又有青云天上客，要将功业绍前光。
这首诗借赞颂唐宰相裴度佐国功业及其移崖后代世德，激励崖州裴氏后代，要传承宰相家风，以青云之志崛起天涯。
在崖州，赵瑶欣闻“落笔洞”之奇胜，特假节前往游览观赏，并题诗一首：
盘石凌空列翠屏，呀然一洞野云扃。
乳悬自结乾坤液，怪石犹疑蛟蜃精。
天马高蹲岑树碧，玉泉细溜石苔青。
奇观海上神仙宅，落笔应知亦浪名。
这是历代入崖州名人题咏“落笔洞”胜景佳篇之一。崖州山川秀美，风物奇异，是钟灵毓秀之地。赵瑶借咏崖州山川名胜，取“落笔生花”之典故，意在激励崖州学士腾起于如同海上仙山的佳丽之地，浪名中原。
赵瑶巡察之后，崖州社学有了较大发展，“州有学16所”，为崖州明代教育和人才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清代循吏陶元淳威武不屈除崖州“六害”
陶元淳是清代著名清官，也是当代彰为国史镜鉴的治政成功典范之一。其宦绩惠政主要体现在崖州任上，尤以威武不屈精神，获誉为天涯廉吏和海南“包青天”，《崖州志》列为崖州名宦。
陶元淳（1646-1698），字子师，江苏常熟人。康熙十八年诏举博学鸿词，以疾未试。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他在殿试“临事敢言”，主张“减浮额之粮，罢无益之费”。他本可中一甲进士，但因各地粮赋均为皇帝钦定，不得随便更改，读卷官虽然钦佩他的胆量，终以其言“赣直”而“置二甲”。后来有人问及此事，他明示：“吾不欲苟进”。
陶元淳在朝廷内与清代文学家王份、翰林院编修何焯为好友，同具文名。在授外职前，拜学于工部尚书翁叔元、刑部尚书徐乾学门下，并参与编修《大清一统志》。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陶元淳授广东昌化（今海南昌江县）知县，次年擢任崖州知州。
琼州地处海外，驻军营将自以为山高皇帝远，又有兵权在握，串通作歹，欺压百姓，勒索民财，侵凌地方政府，崖州尤其严重。当时驻崖州绿营游击余虎，骄横逞霸，操纵守军干预文官、干扰民政、搜刮民财，并指使守备黄镇中殴打官吏、非刑杀人，民愤虽大，但又畏之如虎。
陶元淳知崖州后，百姓纷纷禀告了余虎、黄镇中之害。一身正气的陶元淳接到状子后，决心秉公严办黄镇中擅杀人命之案，肃治地方营将守军之害。
余虎得知陶元淳欲办黄镇中案后，欲以百金行贿，被严辞斥退。行贿不成，余虎便造蜚语污蔑陶元淳，并串通上司给陶元淳施加压力，干扰办案。当时，琼州总督石琳为袒护地方武官，便以陶元淳在地方有非议为由，要将黄镇中另行提审，以便为之开脱。陶元淳识其阴谋，正气凛然申辩道：“私下告发不应立案审理，镇将不应侵犯地方官吏。如果定要这么做，必定会挫伤执法官吏的正气，使任职的官吏灰心。陶元淳当弃官以全政体，不能屈服于武臣之下，让州县蒙羞。”于是，不惜罢官，为民作主，决定开审黄镇中之案。
黄镇中依仗总督和余虎之势，急狗跳墙。在开审前，他命令一百名士兵披甲佩刀冲入衙门，以武力相威胁。面对突其如来的刀光剑影，陶元淳毫无惧色，端坐到大堂上一拍公案，指着黄镇中怒斥道：“我奉命治事，守备敢让甲士劫持，这是藐视国法，难道守备要造反了吗？”黄镇中被陶元淳凛然正气所压倒，气慑地让士兵退出了公堂。由于陶元淳威武不屈，秉公办案，终使黄镇中坐罪下狱，为民剪除了一大祸首。崖州百姓无不称快地说：“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
惩治黄镇中恶首之后，陶元淳进而治理崖州守军侵官、侵民之害。经过调查之后，他奋笔直书，向上司连续呈上了《请禁崖州营将肆虐状》、《请严职守条文》、《议设土舍之患状》等书牍，其中《请严职守条文》堪称正气檄文。
在这篇专向上司反映崖州营将之害的《请严职守条文》中，他开宗明义：“卑职自到崖州，所见职掌混杂，军兵骄纵，不得不具实直陈”。接着，指斥了崖州守军营将在地方上所造成的“六害”：
一是“侮文之害”，即武将骄横，殴打地方官，越权擅政；二是“征粮之害”，即干预民政，私征民粮，从中弁利；三是“占丁之害”，即擅设“余丁”，弄虚作假，逃避民役；四是“保村之害”，即自设粮长，擅增粮额，搜刮民粮；五是“虐黎之害”，即假公济私，强行征派，致使“黎人财产尽于诛求，筋力困于差役”；六是“穿黎之害”，即擅入黎峒，掠采花梨，勒索民财，“酒浆鸡黍，攘攫罄尽”。甚至“擅锁平民，入营拷打；畜养无赖，狗偷鼠窃”。
最后，陶元淳一针见血指出：“以上六款，皆地方大害。职思崖南巨镇，而兵无律纪如此。本欲卫民，而反至于虐民。本以禁暴，反而至于为暴”。为此，他直呼：“诚以崖民此时，如坐汤火。仰冀大人极力主张，方能拯救。若仅腾檄戒谕，彼直视为具文，益肆其虐。崖民就死无日矣”。如此情急意切，足见陶元淳为民除害，拯民于水火的果敢和正义。
陶元淳在海南岛上任职四年，多有惠政。在昌江县，他“裁革杂征”，劝民“力耕为业”，“时步行闾里间，周咨疾苦，煦妪如家人”。在崖州，他“简约自律”，节衣缩食，平日只吃“韭菜一束”。他不仅体恤民情，还热心教育，常与诸生讲文论道，乃至夜不归宿。他殚精竭虑，终致积劳成疾，病逝于崖州任上。海南赴乡试百名学子，亲护灵枢渡海归葬。
陶元淳以其在崖州的政德，饮誉朝野。在整个清代近三百年间，被列为“循吏”而宣付国史、载入《清史稿》的共53人，陶元淳便是其中之一。陶元淳擅诗古文词，著有《南崖集》、《志学集》。在崖州任上所上的书牍，包括收录在《崖州志》部分，全部收录编入清代《皇朝经世文编》。生平事迹见《清史稿》、《清史列传》及《陶先生元淳墓表》等。
陶元淳是清代当朝“循吏”，也是当代廉政典范。其在崖州事迹分别编入《古代清官故事》、《国史镜鉴》、《新资治通鉴》、《中外治政纲鉴》、《历朝四百五十人传记》等，被彰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成功典范。
当年崖州民间俚语：“虽有余虎，不敌陶公一怒”，已成了中华历史典故。“陶公一怒”，成了秉公执法，正气凛然的成语。
清代崖州知州张擢士清廉正气惠天涯
张擢士是历代知崖州职官中，为崖州人民“造福一方”的垂范。《崖州志》虽然未将张擢士列为崖州名宦，但据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考，张擢士在崖州宦绩卓著，堪称崖州名贤。
张擢士，江南通州人（今湖北通州市），贡生，清代顺治年间任湖北孝感知县。
孝感是中国孝子董永的第二故乡，亦称董永故乡。张擢士知孝感县时，倡学倡孝，重视地方人文建设。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他倡导重建了纪念程颢、程颐的“二程祠”，弘扬“程门立雪”的地方精神文化，激励立德尚学，尊师重道，为孝感营造了著名的孝感古八景之一“程台望月”。
董永行孝、天女婚配的故事流传千古，家喻户晓，脍炙人口。历史上董永确有其人。董永的故乡在今山东省博兴县陈户镇董家庄，是早成定论，但据古籍图志文献记载，孝感又是董永曾经流徙迁居之地。张擢士经过一番考究后，证实了孝感就是董永的第二故乡。为此，他于清康熙三年（1664年）倡建了纪念董永的孝子祠，并撰写了《新建孝子祠记》，彰表董永卓行，倡导弘扬中华孝道美德。
康熙七年（1668年），张擢士迁知崖州。这位曾在董永故乡孝感倡学倡孝的宦官，从此在崖州立德之言。他在崖州任职近十年，留下了功行政绩。
张擢士不惧天涯万里，在崖州以政系民，“义命自安”。从他在崖州所上的《请复边俸详文》中，可觅见他莅任崖州的心志。他在这篇向上司所上的书牍中首先写道：“琼郡孤悬海外，《禹贡》不列九州。蕞尔崖城，尤居岛末。过此并无寸土，对洋皆为异国”。接着写出身处天涯的状况：“卑职先任湖广孝感知县，十载冲繁，重移兹土。离家万里，不便携眷。孑然一身，形影相吊。”当时，朝廷实行边俸制度，对内陆边疆地区的官员三年即可考功升俸，但对处于海外绝域的崖州，朝廷却不予重视，致使有的官员连任八年十年，都没有得到升俸转迁。面对前任多有终老崖州的现实，他亦无所顾忌。他在指出这一边俸制度弊端的同时，表明虽身处崖州，“绝域危疆，天下第一偏僻”，但“今较俸不作边境，惟有义命自安，何敢妄希躐等？”他当时是独身一人赴任的，明知在崖州考功升俸机会渺茫，但他唯“义命自安”，决心有为而治。
张擢士知崖州十年，在发展崖州文化教育、倡导民族团结、拓展城建及纯化民风民俗等方面，多有文德武功惠政。
张擢士是清代纂修《崖州志》第一人。崖州有志始于何时，现难于查考。据《崖州志》载，清代以前，曾有宋人所撰《吉阳军图经》，还有明代钟芳所撰《崖州志略》四卷等，但至清代时均已佚。现郭沫若点校本《崖州志》在序言、条目、议论中所称的《旧志》，即指张擢士所修纂的《崖州志》。
《崖州志·职官志二》记载，张擢士到任后，为拯救地方史志文化，即广访博采，按志书体例，亲自修纂了《崖州志》。志书纂成后，直到康熙三十三年，经由继任知州李如柏增补作总序后正式刻印，形成了现存最早的《崖州志》版本，称为李如柏、张擢士修纂本，也即后世重修的《崖州志》中所称《旧志》。自张擢士、李如柏之后，《崖州志》又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重修，一次是乾隆年间知崖州宋锦的增辑重修，另一次是光绪年间知崖州钟元棣的开局重修，这两次重修，都均以张擢士的《旧志》为底本，使崖州的地方历史得到了上下传承志载。现称为郭沫若点校本的《崖州志》中，共存录了张擢士在《旧志》中的序言、论语、按语及条目计一百多条。张擢士、李如柏纂修的《崖州志》，现列入海南地方志丛刊，经重新整理校刊并标点，已由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志记载了清代乾隆以前崖州地方的历史沿革、山川物产、人丁赋税、名宦名人、文化教育、军事海防、人文古迹以及自然灾害等，是海南史志典籍和研究三亚历史的珍本。
张擢士在崖州敢于上陈弊害，为民请命。《崖州志·书牍》收录了张擢士在康熙庚戌年所上的《上金制军崖州利弊条款》。“制军”，清代对地方最高长官总督的尊称。在这篇上书中，张擢士正气凛然，大胆地指出了当时崖州存在着的滥采沉香、征派沉香过度及营吏侵民、苛税伤民等六大弊害，请求总督详察并豁免繁征强赋。其中所痛陈大肆搜刮、派征沉香之弊，足见其真知灼见。
沉香是一种名贵中药材，又是高级香料。海南盛产沉香，且品质一流，历来与南珠、吉贝、槟榔等均是受中原青睐的海南特产。据古籍记载，汉代开琼后，海南沉香便成为朝廷指派的贡品。明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称：海南沉香，一片万钱，冠绝天下。清代广东著名诗人屈大均言：“欲求名材香块者，必于海之南也”；“诸香首称崖州，以出自藤桥内者为胜”。由于朝廷的不断派征，加上商贾的大量窜入，致使海南沉香资源遭到疯狂的采掠，濒临灭绝。
张擢士在崖州目睹此情，心痛万分。为此，他在上书中首先预警朝廷，掠采沉香势必导致资源灭绝，并针对赋贡派征之弊，斗胆建议朝廷，请免供香。他指出：“伏思沉香乃天地灵秀之气，千百年而一结，……自康熙七年奉文采买，三州二县，各以取获迟速为考成殿最。猾役入其中，狡贾入其中，奸民入其中。而诸黎亦莫不知寸香可获寸金，由此而沉香之种料尽矣。若俟再生再结，非有千百年之久，难望珍物之复钟。……近因采买艰难，催提务在，本年春夏初犹银香兑重，及至逼迫起解之时，甚有香重一倍而银重两倍者，……况琼属十三州县供香百斤，而崖独有十三斤之数。嗟！崖荒凉瘠苦，以其极边而近黎也，且香多则解费亦多。借曰产香，岂又产银乎？倘由此年复一年，将虑上缺御供，下累残黎，区区经征末吏又不足惜矣。今蒙俯赐采访，合亟首列，吁恩再造，特疏题豁，地方幸甚，官民幸甚”。
此外，他在所上的《崖州利弊条款》中，还针对朝廷实行海禁后仍对崖州沿海渔民征收鱼税的弊政，指出：“自奉禁海之后，商贾绝迹，人同面墙”；“各里疍户，逃亡改业，各居其半。”“切念有鱼斯有课，有船斯有鱼。今片板不敢下海，小民不敢望洋。鱼无入手之时，而课有必征之额。末吏徒存悲悯，无能拯救残黎。今蒙俯赐采访，敢不亟为斯民请命。”他还据实反映了当时崖州战乱后造成荒户荒田的萧条景况：“自陈武踞城之后，半遭杀戮，余尽逃亡。迨至剿除底定，招抚残黎，十存一二。”在他“救民水火莫此为甚”的请求下，禁海后渔税及荒户荒田的赋税得到了豁免。
张擢士在崖州修葺城楼，创建城隍庙、关帝庙，为拓展崖州城建付诸心血。他与崖州营游击张德远同捐岁俸，在“上三亚、藤桥要津”的“官沟河”，倡修砖石结构石拱桥，并表示“振武修文固不同，而济人利物一念，不甘多让古人。”张擢士的义举感动了一名叫性俊的僧人，此桥后由性俊募修而成。石拱桥建成后，张擢士取“济人利物”之义，命名为“广济桥”，并撰写了《广济桥碑记》。“广济桥”建成后，使昔日“奔流湍急，人惟临河浩叹”的险途，变成了“昼迈宵征”的坦途，州人“髦发稚齿，往来其间，色动眉舞”。“广济桥”虽历经三百三十多年，至今仍古貌犹存，已获列为三亚市文物保护单位。
张擢士在崖州，不仅留下了为民正气，而且还留下精神文化和物质遗产。
清代四川进士高溥崖州留诗芳
高溥，四川灌县人，进士，生卒年不详。据《崖州志·职官》载，清代咸丰三年（1853年）至五年（1855年），知崖州。他曾在成都青城山“长生宫钟”的题撰自述为“乙未科进士即用县正堂”，得知他是中进士后，先任县令后升任崖州知州的。
清代咸丰年间，崖州无战事，风调雨顺，百姓太平。高溥任满离别时，百姓感念这位太平年的清官，而他即为坐享天时地利而自惭。《崖州志》未见载其事略，却录其《任满留别》诗两首，以诗观人，亦可觅其清廉品德。其诗如下：
任满留别
（一）
频年鹿鹿感风尘，小住珠崖亦夙因。
行李半肩仍故我，清廉两字愧斯民。
此来笑似唐人谪，往日空谈汉吏循。
莫道南交边地薄，四时花木总阳春。
（二）
放衙小坐对南山，拨眼岚光指顾间。
花嚼槟榔稀瘴染，伴偕琴鹤觉愁删。
膏苗甘雨从何润？出岫闲云应早还。
为语临歧诸父老，年华荏苒鬓毛斑。
这两首留别诗由衷而言，表明心志，抒发了对崖州的眷恋。
其（一）看似自述，实则一首“广告诗”。“莫道南交边地薄，四时花木总阳春”，力否了那些视崖州为炎荒之地的偏见，用亲临其境所见告诉世人：崖州四季如春，山清水秀，宛如海上仙山，有人曾笑我似唐代谪客，哪知道此来小住不久，即成全了崇仙慕道的夙愿。
其（二）是通过对崖州风物的赞美，流露自己惜别之情。公务之余望南山，口嚼槟榔避瘴邪，伴鹤弹琴忘忧愁，这是何等悠然。在依依惜别之际，他深情赠言崖州父老，在这钟灵毓秀的地方一定会长命百岁。
高溥离开崖州后去向未详。高溥崇尚道教文化，在四川青城山留下了不少题咏诗文。青城山，是我国道教发源地之一，获道家称为“第五洞天”，“青城天下幽”是道家推崇的道教胜景幽美之一。高溥多次历游题咏，为青城山增添了道教文化遗宝。兹录如下：
为青城山“前山上清宫”正殿题联：
泯色像于清虚，道非常道；
宰天地之化育，名无可名。
为青城山“鸳鸯井”题诗：
盈盈双井小廓西，赐号鸳鸯费品题。
地面相离刚咫尺，泉源岐出异高低。
水源情景无澜起，理有雌雄莫浪迷。
寄语栖真诸羽客，盈虚消息即玄机。
鸳鸯井，传为五代前蜀所凿，二井一方一圆，相源相通，一浊一清，一深一浅，为煮茶名泉，道家常在此泉品茗论道，为青城山胜景之一。
为青城山“掷笔槽”题诗：
洞天九室入云峰，磴道千岩万壑重。
笔槽黑洞惊山鬼，翠微半隐上清钟。
投笔槽，传说为张道陵降魔掷笔所致。
清代武探花周自超崖州剿寇保海疆
周自超是清代以战功升崖州参将的武举探花，也是一位爱国正义的抗倭名将。
周自超，原名柏，字子兰，号岚溪，又号伟斋，福建泉州永春人，生于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自幼聪颖，博学能诗文，工书法。年青时参加童子试，名列前茅。以勇力过人，遂应考武科，中武举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考中武进士一甲第三名，钦点探花及第，被委为侍卫。他曾在随御驾护卫皇帝到热河时，抓获妄图行杀皇帝的刺客，以功赐独眼花翎，赏穿黄马褂，诰封武功将军。
嘉靖初，同安人蔡牵在福建沿海聚众起义，清廷命孙全谋会师厦门镇压。周自超奉令率水师营协战。他善于领兵，屡破义军，以功委派驻镇金门。嘉庆七年（1802年）八月，与蔡牵战于高崎，杀蔡将辛德成等三十余人，并乘胜以渔舟追至铜山宫口，攻占义军营地，被任命代理海门总兵，兼管平海。
因屡有战功，朝廷闻报，嘉庆七年（1802年）提升为崖州参将，兼香山水陆协统，保荐提举为虎门总兵。
清代，海寇仍是广东沿海外患。崖州为全琼门户，分管洋面至北部湾及“千里长沙”之外。因驻防不足，海寇常自崖州突入，百姓“常受剽掠之患”。周自超任崖州参将后，加强巡防，追剿贼寇，维护了东南沿海及崖州边防的安定。
在一次战役中，周自超辖内的新会黄象新炮台被义军攻占，上司以他疏于防范，给予革职留任。周自超为表忠赎罪，率部追踪深入义军阵营，不顾身受重伤，重创义军，事闻于朝廷，后得以官复原职。
周自超是一位爱国正义的武将。他曾受命于朝廷，屡为清朝统治者建立功勋，但在为朝廷效力与义军作战十数年后，发现义军到处得到百姓拥戴，难于“剿灭”，深感师出无名，于心有亏。同时，他还看到了清朝廷的腐败无能，清军诸将良莠不齐，事权不一，中枢失察，常自坐累。于是遂萌退志，告病乞归。
返里后，周自超在家乡桃溪之虎溪山坳建屋舍数间，题其额：“环谷草堂”，每日以诗赋弹琴自娱。后来，朝廷诏令重新征召应用，他托词眼力衰退逊谢。从此，一心课督子孙读书，耕种田园，自甘淡泊，绝口不谈战功。道光十七年卒。著有《环谷草堂诗集》行世。
清代武状元孙宗夏镇守崖州边关
清代乾隆年间，崖州来了一位名叫孙宗夏的武状元，任崖州参将。这是海南历史上唯一莅任的武状元。
据《中国历代武状元》载，孙宗夏，陕西镇安（今陕西商县）人，一说陕西安武人，字号及生卒年不详。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癸丑科武举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武状元，授头等侍卫。该榜榜眼是袁秉敬，直隶宣化人；探花是特格慎，蒙古正蓝旗人；俱授二等侍卫。孙宗夏连中会元、状元，是本朝又一位二元状元。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十日，赐殿试武举孙宗夏等101人武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清代武科会试后，没有“进士题名碑”及“馆选录”之类传世，官私史籍对这方面的记载也极少。中国的武举制度始于唐朝。武则天取得唐王朝的政权后，改国号为周。长安二年（702年）正月十七日，武则天诏令设置“武举”，由兵部主考。考试内容有靶射、骑射、马枪、步射、负重、攻翘关及身材相貌等项。此后，武举作为常科，与当时的文科进士、明经等科处于同等地位。历代沿袭，清末废止。清代从顺治三年至光绪二十四年，共取中武状元109人，其中雍正朝武状元只有5人。清代重视边陲用兵。孙宗夏在武科考连中两元，夺取武状元后历官至洞庭水师协副将。
《崖州志》载其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至三十年，任崖州参将。由武状元出守崖州，可见清代乾隆年间，朝廷对崖州的边防是极为重视的。
未赴而卒的南宋词家石安民
南宋朝代，有一位名叫石安民的官吏，曾被任知吉阳军，但“未赴而卒”。
在海南及三亚地方史志上，石安民未见有载。偶搜索，略获片羽。因之是广西历史名人，又与古崖州期而不遇，故述补三亚人文历史遗珠。
石安民，生卒年未详，字惠叔，宋代官吏，南宋著名词人，广西桂林历史名人。据桂林市文史资料记述，石安民于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中进士，曾任象州判官，后分教廉、藤二州。《中国历史人物辞典》对其评价为：“执法严明，决狱明恕”；“提倡德教，文风大振”。由此可见，石安民在历史上是一位有德政宦绩的廉吏。
据地方史料记载，石安民“少有大志，择善而从”。其交游的沈晦、胡寅，受学门下的张浚，都是南宋著名忠臣和历史名人。其中，沈晦是宋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廷试第一高中状元，官累至迁徽猷阁直学士。胡寅于宋宣和三年中进士，官累迁至礼部侍郎兼侍读。在宋金交战中，胡寅曾大义凛然上书高宗，力主抗金，触忤秦桧，后被贬新州。张浚是宋徽宗时进士，抗金名将，多有战功，自绍兴五年（1135年）始当了三年宰相。
石安民能诗善文，博学多能，是南宋知名词人，著有《惠淑文集》传世，《全宋词》录其《西江月》词一首，流传至今成为咏山水名胜的诗词佳作。这首《西江月》词，当年题刻在广西桂林叠彩山上，词章抒写了诗人恣意登高和潇洒风趣的浪漫情怀：
飞阁下临无地，
层峦上出重宵。
重阳未到客登高，
信是今年秋早。
随意烟霞笑傲，
多情猿鹤招邀。
山翁笑我太丰标，
竹杖棕鞋桐帽。
石安民晚年授知吉阳军，可惜“未赴而卒”。天涯多胜景，叠彩胜织锦。若当年石安民不逝而赴任，在这位南宋词人的笔下，当会咏赋出比广西叠彩山更为秀美的天涯诗篇。
相关地名
崖州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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