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古崖州，曾是被视为“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的流放之地。李德裕在这里飘零身谢，赵鼎、胡铃在这里气壮山河，卢多逊、王仕熙在这里歌赋 天涯……
而今，当你走进这片古老深沉的土地，请细细寻觅、静静聆听，从那谪宦流人的名字里，可以读出一个个中国历史故事，听出中国历史旋律的高亢与低沉。
历史为古崖州注入了“流人文化”，今之三亚才增添了耐人寻味的历史人文魅力。
投荒零落振州的唐代良相李德裕
佐国宰相投荒海南
李德裕，字文饶，（787—850），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唐代河北赞皇（今河北省赵县）人，出身于山东世家大族，祖父李栖筠在德宗朝官至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朝两任宰相。李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善为文，因不乐意参加科举应试，以门荫入仕。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浙江、剑南、西川、淮南等节度使、观察使；兵部尚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
李德裕历事唐代宪、穆、敬、文、武、宣六朝。主政期间，推行政治革新，重视边防，力主抑制不服从朝命的藩镇，巩固中央政权，扭转了晚唐内忧外患局面。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平定泽、涟等五州。功成，加太尉赐封卫国公。李德裕有重大的政治建树，曾被李商隐誉为“万古良相”。
李德裕推行政治革新，受到一批朝臣的拥护，史称“李党”。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德裕持不同政见，其拥护者史称“牛党”。两派因政见不同，并由此展开了长达40余年争论，即史称的“牛李党争”。
因党争失利，李德裕被诬为“谬断刑狱”，于大中元年（847年）十二月，被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年）正月，李德裕举家自洛阳经江、淮方抵潮州，九月，却又接《再贬李德裕崖州司户参军制》诏令。李德裕是一年内连遭两贬的，两次贬谪性质有所不同。再贬崖州是因“数罪未穷”，“积恶既彰”，将刑罚升为“移投荒服”。“投荒”是唐代一种刑罚，即流放到最偏远荒凉的地方。贬职是降为“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
唐代司户参军，在州一级是没有品位的管民口小官。“员外置”是无实职的编外“闲吏”。《唐大诏令》规定，谪官皆属“员外”，即既不知州事，也无衙门可居住。从皇帝对李德裕两次贬制上看，贬潮州司马只是异地降职，并未处刑，而再贬崖州则是处刑罚，在海南岛上，他是被管制的罪人，还需要服“投荒”刑，“同正员”只是薪俸待遇。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李德裕举家再经跋涉渡海才登上了海南岛。不知何因，李德裕一家没在当时的崖州治所（原琼山县）登岸，而漂泊到了振州（今三亚市），寓居振州宁远河出海口处的古村落毕兰村。经过两年的贬途奔波，风烛残年的李德裕在抵振州后未及一年，便于大中四年（850年）正月病卒于贬所，终年63岁。李德裕逝后，随同家属也便零落在海南岛振州境内。
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右拾遗刘邺向皇帝上言：“李德裕父子为相，有声迹功效。窜逐以来，血属将尽，生涯已空，宜赐衰悯，赠以一官”。尔后，朝廷才准李德裕复官并许归葬故里。《旧唐书》有《李德裕传》。生前代表作有《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等。《旧唐书》中对他的评价赞语是“功烈光明，佐武中兴”；“破虏诛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在海南岛上，李德裕虽投荒而犹倔，著书立说，奖善嫉恶，备受海南人民的敬仰，称为海南“五公”之一，历代奉祀在崖州（今三亚市）“五贤祠”和“名宦祠”内，后奉祀于海南“五公祠”。
贬所聚讼成悬案
在皇帝诏令中，李德裕当年是自潮州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刑罚为“投荒服”，这是历史事实。但李德裕抵海南岛后，是寓居在唐崖州（原琼山县）还是唐振州（今三亚市），其家族是否沦落在唐代后的崖州境内？由于正史无所翔证，故历来聚讼纷纭，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李德裕贬所悬案。
自唐代后一直有传闻，说是李德裕被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后，年逾六十的他已无意仕途。因此，他并未抵唐代崖州，而是到了海南岛南端的振州，择居在振州宁远河出海口处的毕兰村内，后卒于毕兰村。此后，随从子弟及家属中有一部分飘零振州，化为土民。
清末洋务派首领、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的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期间，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巡琼崖，曾命崖州（今三亚市）知州唐镜沅咨询崖州乡绅，以确定李德裕的谪贬居所。
当时的清代崖州举人、福建候补道台吉大文受知州唐镜沅委托，亲历调查了李德裕贬所和寻访李德裕流落崖州后裔。经调查考证后，他向唐镜沅呈报了《上唐芷庵剌史书》。在这篇上书中，吉大文虽然主张李德裕贬所在唐之崖州张吴都颜村，但却又依据耳闻目睹的事实肯定：“其弟子移居，又为宁远，今日之崖州矣”。据传，唐镜沅当年还躬亲导访到了自称为李德裕的后裔两人，张之洞经辨认确信后欲将之带往广州，施以教育，膳养终身，以为良相之报，但李德裕的后裔却不愿再返中原。
1962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在崖县（今三亚市）点校《崖州志》时，针对吉大文的论点提出：“吉的原信颇长，立说虽辩而考证未精。……李德裕的谪贬地，究竟是在海南岛北部的琼山，还是在南部的崖县（今三亚市），是早就成为悬案，而未得到解决”。
郭沫若为此曾亲自到唐崖州和唐振州故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比较，最后依据《崖州志》的记载和唐振州治所崖城镇的地理形势，作出考证结论，认为李德裕的贬居地就在唐代的振州（今三亚市），并据此写出了历史论文《李德裕在海南岛上》。
1962年3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后，使李德裕贬地在唐振州自成一说。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将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列为丛书之一。首次正式出版的《崖州志》，还将郭沫若《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附后，并特加编者按强调指出：“唐相李德裕谪贬崖州，果为今之崖县否，历来聚讼未决。郭沫若同志《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辩之綦详”。广东人民出版社力挺了郭沫若的立论。
尽管对李德裕在海南岛上的贬居地至今仍有争论，但不可否认，郭沫若是历史上实地对唐代崖州和振州故址进行考察的第一人，其研究成果，当为李德裕贬所在唐振州的可信立论。
州志有载觅遗踪
1983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出版说明中，对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作出高度评价：“本书对于崖州从汉代至清末的疆士沿革、风土人物、典制文艺等，纂集颇详，是一部较有史料价值的地方志书”。在这部由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中，有多处志记了李德裕在振州的有关史迹。兹录如下：
毕兰村，相传于保平、港门之间。李卫公谪崖时，居此。（《崖州志·古迹》）
望阙亭，在崖州城南二里许。唐李德裕为司户时建。（《崖州志·古迹》）
郭沫若在此条目下作点评案语：吉大文“上唐芷庵剌史书”，说从黄《志》，然亦无确证。仅举望阙亭故址在琼为说。凡古代名人遗迹，傅会者多。即使琼山县有亭址，何可尽信？德裕子弟留崖化黎，安能如吉说由琼山而远徙宁远耶？谬甚。
崖州学宫名宦祠，祀历代名宦十八人。李德裕奉祀其中。（《崖州志·释奠考》）
五贤祠，在州城西门外，祀唐李德裕，宋赵鼎，胡铨，元王仕熙，明王倬。康熙十一年，知州张擢士修。久圯。乾隆十九年，知州宋锦重修。道光八年，知州袁斯熊迁建鳌山书院左。（《崖州志·坛庙》）
崖州唐为琼山县，振州乃今崖州。故迁谪诸人只载振州，而于崖州从略。惟韦执宜、李德裕，《旧志》相沿已久，且祀名宦。而（李德裕）子孙亦皆在崖，又难定非今之崖州也。故存之。（《崖州志·谪宦》）
李德裕谪崖，居于毕兰村。后故，归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后又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今其村李姓百余家，俱化于黎。德裕遗物尚存。副使李德至崖，招出验之，再三叹息。（《崖州志·遗事》）
李赞皇之南迁也，卒于崖州（今三亚市），子孙为獠族。明正德间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见其族，状与苗獠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相通。德裕诰敕尚存。（《崖州志·遗事》）
抱劝，即多港峒。李德裕弟德禧，从抱班迁居于此。今村中有李阁老祠。（《崖州志·村峒》）
上述志记，均为历代编纂的《崖州志》相沿所载，而原唐崖州治地（原琼山县）方志，李德裕遗事并不多见，故《崖州志》所志述李德裕在唐振州的遗事可信度较高。此外，《崖州志·艺文》中还载有多首历代名人在崖州凭吊李德裕的诗文，较有佐证价值的有以下三首：
其一，明代文学家汤显祖被贬为徐闻典史时，曾听说了李德裕后裔在崖州化为黎人遗事。后来，他自徐闻过琼，并为之写下了一首《琼人说生黎中先时出有李赞皇诰轴遗像在岁一曝之》诗：
英风名阀冠朝参，麻诰丹青委瘴岚。
解得鬼门关外客，千秋还唱梦江南。
其二，清代崖州拔贡王瑞瑄，是地方名贤，他曾深入到李德裕后人迁徙居住的抱劝黎寨，见到了李德裕后人为纪念李德裕所建的李氏祠屋，并为此写下了一首《唐李卫公德裕》凭吊诗：
将相当时任独专，勋名谁似两朝贤。
天南出谪一万里，朋党相倾四十年。
海畔孤亭空望阙，蛮村遗裔有荒烟。
千年祠屋苍崖里，断碣残碑咽暮蝉。
其三，清代崖州举人、福建候补道台吉大文，是当年奉张之洞之命寻访李德裕后裔遗踪的当事人。他虽依据地名所考，指出唐代崖州确在琼山境，但依《崖州志》所志，又在原唐振州境内的抱劝黎寨亲眼看见了如志所载的“李阁老祠”。因此，他肯定了李德裕弟子移居之地就在清代的崖州，并为此写下了一首《多港黎村李丞相祠》诗：
万里投荒客，今生入鬼门。
朝端无党羽，海外有儿孙。
冠带唐家宝，丞尝李氏村。
孤寒空下泪，南极望归魂。
李德裕在投荒崖州道上及寓居振州时，曾写下不少悲愤之作，也写下了记录当时海南岛上山川风物的佳篇，较著名的有《贬崖州司户道中》、《望阙亭》，为历代名人入琼的最早诗作之一。
新编的《三亚市志》未将李德裕列入三亚市古代名贤，似有遗珠之憾。也许，从正史的研究上，李德裕的贬居地之谜永远无法解开，那就从俗吧。郭沫若尚能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拥有众多李德裕贬居地信息资源的三亚市，也应叫响李德裕的名字——三亚历史上的古崖州，是李德裕的贬居之地。
南宋抗金名相赵鼎吉阳军气壮山河
抗金名相
赵鼎（1085—1147），字元稹，自号德全居士，宋代解州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四岁丧父，由母教学，自幼聪颖，通经史百家之学，登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曾知建州、洪州，累任河南洛阳令、司勋员外郎、右司谏、侍御史中丞平章事、尚书右仆射、江东和江西安抚大使、签书枢密院事、都督陕川荆襄军事等官职。绍兴初年拜御史中丞，曾两度为相，佐掌军国机务，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无所不预，以其杰出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个人品质，成为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享有“南宋贤相，首称赵鼎”之誉。
赵鼎才智过人，知人善任，举荐岳飞为抗金统帅，收复了失陷的襄阳重镇，传为千古佳话。为相时，在处理军国大事中，显现非凡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任右司谏时曾提出40项建议，36项被朝廷采纳。宋高宗因采纳了赵鼎的建议，使南宋转危为安，一度出现中兴局面。为此，宋高宗曾感叹道：“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朝廷屈服于金国的军事压力，主张议和。因地界之争，赵鼎坚持正义，极力反对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乞和卖国主张，遭到了秦桧的忌恨。秦桧任宰相主政后，便对赵鼎进行了报复。
赵鼎被罢相后，初降为绍兴知府。秦桧恐其东山再起，便一再捏造罪名，将赵鼎一贬再贬。绍兴十年（1140年）贬为清远军节度使，旋谪漳州、潮州安置。绍兴十四年（1144年）九月，又诬为受贿，由潮州再流放到吉阳军（今三亚市）。
赵鼎谪居吉阳军3年，在蛮荒天南，依然正气凛然。在秦桧的残酷迫害下，愤而绝食而死。赵鼎以死抗争的消息传到中原后，“天下闻而悲之”，一时“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
赵鼎逝后，吉阳军士民怜而共葬之。次年得旨归葬。孝宗即位后追赠太傅，谥忠简，封丰国公。《宋史》有《赵鼎传》。现海南昌江县仍保留着赵鼎的衣冠冢。
赵鼎善文、诗、词，一生著述颇多。文章多为奏疏，气势畅达，诗词多豪迈，真切感人。有《高宗日录》100卷、《神宗日录》200卷、《忠正德文集》10卷、《德全居士集》2卷传世。
赵鼎以其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品质和雄才大略的治国功业，彪炳青史。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崖州士民最先将其奉祀崖州“五贤祠”，后再祀于琼州“五公祠”，与李德裕、苏东坡、李光、胡铨同尊为“海南五公”，寄托了海南人民的崇敬之情。
气壮山河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九月，赵鼎由潮州渡海跋涉抵吉阳军后，寓居在水南村裴闻义之宅。
赵鼎当年离京时，秦桧假惺惺地为他送行，赵鼎只是轻蔑地瞧了他一眼，便昂然地走了。一贬再贬到达吉阳军后，赵鼎在给朝廷的谢表上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后惊叹道：“此夫犹倔也。”
赵鼎寓居吉阳军三年，秦桧迫害加剧，并要地方官每月向他呈报赵鼎的生死状况。
在秦桧的监视和胁迫下，赵鼎在寓所“杜门谢事，门人故吏不敢通问”。广西府元帅张宗元是赵鼎的知己，同情他的遭遇，经常派人送来米、酒和药品接济。内忧外虑，使年迈体虚的赵鼎患了重病。绍兴十七年（1147年），赵鼎为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壮志，决定以死抗争。他先托人送遗书给其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八月，他自书墓铭，并书写了“身骑箕尾归天去，气作山河壮本朝”的铭旌，最后面朝中原而卧，绝食而死，终年63岁。爱国诗人陆游读到赵鼎自书的铭旌时慨叹道：“呜呼！不可谓伟人乎？”
盛德留芳
赵鼎以死抗争，忠气贯天涯，其谪居的水南村裴闻义之宅，一时名盛。
裴闻义是唐代著名宰相晋国公裴度第十四代孙裴瑑之子。裴瑑，山西闻喜人，北宋末年任雷州太守，后召为吉阳军守，离任后，举家落籍崖州水南村，传有一子名闻义，因父得荫补，知昌化军。
赵鼎是当朝良相，抵吉阳军后，同是山西闻喜人的裴闻义慕名将他迎入自家安置，悉心照料。赵鼎逝后次年，与赵鼎志同道合的抗金主帅胡铨也被贬到吉阳军，相继寓居在裴闻义之宅。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五月，胡铨获赦离开吉阳军前，为裴闻义宅亲笔题写了“盛德堂”匾额。“盛德堂”取《左传》中“盛德必百世祀之”之意，表达了他对赵鼎忠义的崇敬，对唐晋国公裴度后裔义举的盛赞。
崖州“盛德堂”，从此成为崖州著名的“正气堂”，成为海南岛上著名的人文胜迹，历代名人志士瞻仰络绎，题咏不绝。明代海南名人、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的丘浚曾慕名瞻仰了崖州盛德堂，写下了《赠盛德堂诗》二首，其中之二借咏盛德堂，赞颂了赵鼎、胡铨的浩然正气：
盛德堂巍海南边，门阑四序蔼祥烟。
先朝宰相多勋望，后代儿孙总俊贤。
赵鼎谪居心似铁，胡铨题匾笔如椽。
来游济济皆儒彦，为文春荣几大篇。
赵鼎在吉阳军写下了多首诗词，为吉阳军留下了正气篇。其中《贺圣朝·道中闻子规》一词写道：
征鞍南去天涯路。
青山无数。
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
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声音！
更阑人静一声声，道“不如归去”。
这首词是赵鼎刚抵吉阳军时所作，抒写了被贬壮志未酬之慨，连那在“天涯路”上啼叫的子规，也仿佛在催他调转征鞍，归去杀敌锄奸，救国拯民，悲壮的爱国豪情，溢于字里行间。
赵鼎是南宋贤相，忠贞爱国，刚正不阿，贬不夺志，在吉阳军留下了浩然正气。他在临死前自书铭旌“身骑箕尾归天去，气作山河壮本朝”，已成为中国成语“气壮山河”的典源。他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反对投降，以死抗争的倔强精神，被树为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爱国为荣，“盛德必百世祀之”。古之吉阳军回荡着赵鼎忠魂，今日三亚亦唱响爱国正气之歌。
请斩秦桧赴贬吉阳军的爱国名臣胡铨
请斩秦桧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1135年），兵部尚书吕祉举荐，升枢密院编修官，主管军事机密、边防等军机要务。胡铨忠君爱国，恤念民艰，极力推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在国难当头，敢于与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作殊死斗争，成为了南宋反对和议、力主抗战的杰出代表。
绍兴八年（1138年），在宋金和议垂成之际，胡铨挺身而出，反对投降，置生死度外，给高宗皇帝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奏书，直言请将奸臣秦桧、王伦、孙近三人斩首悬街示众，以激励天下民心，并表示：“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胡铨的上书，朝野称快。而秦桧之党切齿痛恨，便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对胡铨进行迫害，将胡铨一贬再贬。先下诏除名，贬昭州，由于朝臣营救，改监广州盐仓；后被劾，贬新州（今广东新兴）。绍兴十八年（1148年），因作《好事近》一词，被秦桧死党张棣诬告，又以“与客唱酬，谤讪怨望”之罪，再移谪吉阳军（今三亚市）编管。
胡铨在吉阳军寓居八年，直至秦桧死后，才得徙移衡州。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后亲自宴请他说：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未葬身鱼腹，是天地祖宗留卿辅朕也。后被重用为兵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等。他始终与朝廷政见分歧，最后去职归庐陵，从事著述。淳熙七年（1180年）卒，年79，谥忠简。康熙十一年，奉祀崖州“五贤祠”。
胡铨虽遭贬谪，但伟名播天下，上至朝中大臣，下至武夫汗卒，以及边远之人，莫不津津乐道胡铨的奏书。他的奏书被朝臣陈师古刊印流行后，金国出重金求购，始知宋廷有中坚砥柱，不可轻视。
胡铨贬谪流离，半生岭海，但好学不倦，激情满腔。“既至珠崖，著书怡然。”他一生著述的文章和词作，内容丰富，驰聘古今，慷慨激昂，代表作《戊午上高宗封事》，是一篇声讨投降派的正义檄文，已成千古名诵。他在吉阳军所作的诗词多激愤之语，笔墨酣畅，意气豪迈。今有《管训诸经》及《澹庵文集》、《澹庵词》传世。
胡铨一生忠诚、正直、忠君、爱国，直到弥留之际还口授遗表，悖悖期望孝宗皇帝，要“舍己为人，安民和众”，要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胡铨身上体现了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冒死抗争的崇高民族气节，鲁迅曾将他赞扬是中国历史上敢于“拼命硬干的人”和“为民请命的人”。胡铨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其执著追求真理、至死不渝的精神，已成为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播爱吉阳
《资治通鉴》记载了胡铨再贬吉阳军时的情形：
秦桧为斩除力主抗金和反对朝廷议和的主帅，在自己的府第一德格天阁的壁上写下了赵鼎、李光、胡铨三人的姓名，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当时，赵鼎和李光都已贬到了海南岛上，唯胡铨贬在广东新州。为此，秦桧党人广东经略使王铁问右承议郎、知新州张棣：“胡铨何故未过海？”因为胡铨在新州所作的一首词中有“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之句，张棣便奏胡铨“不自省循，怨望朝廷，鼓唱前说，殊无忌惮”。于是，秦桧便以这为借口，将胡铨由新州移送吉阳军编管。
胡铨赴吉阳军时慷慨从容，“健步赴贬，人皆怜之”。当时，秦桧暗中派一押使，想在半途中杀害胡铨，到雷州时被太守王趯觉察，于是仗义将秦桧派来的押使拘捕，换上另一使臣将胡铨安全护送过海。胡铨在吉阳军“无薪粲百物”，也是王趯“辄津置之”。秦桧知情后，以接济胡铨治罪，杀死了赵趯。
胡铨在赵鼎逝后次年抵吉阳军，为追随忠烈，他同样寓居裴闻义宅。虽然“身陷九渊，处境险恶”，但依然表现出爱国爱民的高风亮节。他在吉阳军八年间，留下正气之歌、美德卓行，受到历代崖州士民的颂扬。
传播中原文化。在吉阳军，胡铨每日以训传经书为乐事，热心为吉阳军士民讲解《易》、《春秋》、《周礼》等儒家经典，传播文明礼仪和中原文化。他还亲自缘化筹资，在开元寺内修建了一座钟楼，弘扬了佛教文化。
开创黎族教育。胡铨在吉阳军传经办学，有教无类，消除了民族歧视。当地“黎酋闻之，遣子入学”，学习汉民族文化礼俗。胡铨因之成为了三亚历史上首倡民族教育的先驱。
维护民族团结。胡铨在吉阳军爱国爱民，引导民族团结。他广泛与吉阳军的社会名流、士民及黎族酋长交谊，主持在城西南二里水畔上建亭一座，取杜甫诗“洗净甲兵长不用”之义，题匾：“洗兵亭”，并赋《洗兵亭》诗一首镌其内，期望黎汉民族，化干戈为玉帛，和睦交融，过上“玉垒尘清闲擂鼓，玳筵人好细流觞”的和平生活。
营建浏览胜景。胡铨热爱吉阳山水，在城西南“洗兵亭”东茂林修竹处，营建一浏览胜景，取“六逸七贤”之典故，命名为“逸贤峒”，并题联曰：“溪边六逸李太白，林下七贤山巨源”。“逸贤峒”成为了当时黎汉民族游赏之地，也成为胡铨讲学、与贤士唱酬之所。
壮扬吉阳正气。胡铨为其及赵鼎寓居的裴闻义宅题写匾额“盛德堂”，并撰联及作诗咏赋，为崖州增添了“盛德堂”人文胜迹。胡铨在吉阳军还创作了爱国正气诗词佳篇，为崖州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文化。
天涯情缘
胡铨在吉阳军与一位名叫黎倩的民女结下了患难情缘。获赦后，九死一生的胡铨携黎倩从吉阳军返回中原。
一次，胡铨饮于湘潭胡氏园，微醺中题诗壁上曰：“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所谓“梨颊生微涡”者，即指吉阳军民女黎倩。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归途中宿湘潭胡氏园，见到了胡铨的题壁诗，认为胡铨是一位朝廷大臣，对民间女子钟情并携归京师，是“人欲险恶”，并提出了批评。但他从胡铨的题诗中，看出了胡铨对黎倩的一往情深，便在诗中写道：“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胡铨因迷恋吉阳女黎倩，受到了当朝一些理学者尖锐抗议。但重情主义者袁枚则认为，胡铨是真性情之人，为国家他不畏诛、不畏贬，为黎倩他不畏人訾议，值得钦佩和同情。
乾隆年间编篡《四库全书》时，有人对胡铨为黎倩题咏之作，由学术批评进而非议他的品行。乾隆皇帝亲览胡铨此诗后即为之感动，最后编《四库全书》的馆臣作出了官方的评价：“铨孤忠劲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遂坐以自娱平生，其操之为己蹙矣。平心而论，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四库全书》不主张以“陈烈逾墙之遁”作为道德标准，从而肯定了胡铨对黎倩之恋是富于人情的。
胡铨与黎倩之恋及由此遭致的是是非非，也是胡铨情结天涯的一段佳话。
咏崖州“水南村”的宋朝开国宰相卢多逊
开国宰相逝天涯
卢多逊是北宋开国宰相，宋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
卢多逊（934—985），河南怀州人（今河南泌阳），显德初年（954年），20岁中进士，先任集贤校理、迁集贤殿修撰等，后加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冬，命为翰林学士。开宝六年（973年），奉诏同修《五代史》，迁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同年，与刘翰等奉敕撰《开宝新详定本草》，由卢多逊刊定。太平兴国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四年（979年），加兵部尚书。
卢多逊博涉经史，聪明强记，文辞敏捷，才华横溢，多发奇中。宋太祖好读书，每问及书中内容，都对答如流，令众臣叹服。户多逊和赵普都是开国元勋，两人相继为宰相，也相互报怨。后来，赵普诬告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结党营私案有关连，宋太宗忿怒，以卢多逊不忠治罪，下诏削夺官职。初议死刑，诛斩九族，但太宗念其开国辅佐有功，身居重位，久事朝廷，便诏“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削毁官职、三代封赠及妻子封官，“一家亲属并配流崖州，所在驰驿发遣，纵经大赦，不在量移之内”。
卢多逊寓崖州三年，雍熙二年（985年）逝于崖州水南村贬所，年52岁。
先葬于水南村东三里处，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归葬襄阳。后诏其家属复籍，并录用其子为官。尚有部分家属落籍崖州。寓崖期间写《水南村》一诗，获录入《全宋诗》。新编《三亚市志》，列为三亚市古代名贤。
结缘崖州留佳话
忍辱嫁女。卢多逊被投荒流放崖州，受到地方官吏的欺凌。当他一家人历尽艰辛辗转抵崖州后，州守却不准在城内居住。无奈之下，卢多逊举家落籍在州城南二里的水南村。知州的牙校子见他的女儿貌美聪慧，欲娶为妻，并由知州出面逼婚。卢多逊恶其势利，再三拒绝，但却遭致知州及其僚属的侮辱和迫害。为避灾祸，保一家平安，卢多逊才被迫忍辱违心将女儿许嫁。
天涯知音。卢多逊落籍水南村后，村中士民同情他的遭遇，不为“流犯”而嫌避，与他一家亲密相处。水南村有一位饱学诗书的乡贤名叫黎伯淳，隐居故里，淡泊明志。卢多逊与他交情笃厚，称黎伯淳为“幽人学士”，引为天涯知音。俩人经常杖藜来往，以吟诗书为乐。水南村的乡风民俗，使他淡忘了那因京城皇权争斗而背负的冤屈。
咏水南村。卢多逊热爱崖州纯扑民风，更热爱富饶物美、耕读兴旺的崖州水南村，写下了深情赞美的《水南村》七律二首。一度视为蛮荒之地的崖州，在编修国史的宰相笔下，成了“桃源”善地。他题咏的《水南村》，成了千秋美文。“珠崖风景水南村”，“却疑身世在桃源”。在卢多逊笔下，崖州“水南村”不仅成了闻名于世之胜境，也成为了一千年前古崖州的一张亮丽“名片”，历代推为崖州八景之首。
传人繁衍。卢多逊身谢珠崖后，其家属获赦得旨迁返容州，后诏怀州籍，子孙也先后被朝廷录用为官。但仍有部分家族眷恋卢多逊为之赞美的水南村，留在了崖州。现水南村卢氏家族尚有卢多逊的传人，奉祀卢多逊为移崖始祖。崖州卢氏，传承着翰林朱墨的“卢家书法”，曾为崖州文化一秀。
卢多逊轶事逸闻
谢表遗表。卢多逊丞相谪海外（崖州），国史载其谢表。末云：“流星已远，拱北极以无由；海日空悬，望长安而不见”。又载其孙作《范阳家志》，附其临终自作遗表。略云：“昔日位居黄阁，众口烁金；此时身谢珠崖，蔓草萦骨”。（《类聚》）
谶语验兆。卢多逊从小聪明，思维敏捷，记忆力强。传说卢多逊幼年时，父亲领他到云阳观就学。观前台阶上有一只木桶，桶中盛满了写有谶语的竹签。刚入学的卢多逊从中随便拿了一个签，他父亲见上面写着：
身出政书堂，终因天水白，
登仙五十二，终为蓬海客。
后人解释说，这首诗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果然，卢多逊此后的政治生涯，不幸被这首谶语所言中。（《宋人轶事汇编》）
崖州地善。卢多逊被流放后，开封知府李符讨好赵普说：“崖州虽在海外，但水土不甚恶。春州近在内地，至者无生还。宜以多逊改窜春州，外示宽宥，而实置之必死之地”。赵普听后点头称是。后赵普怕他口风不紧泄露此言，竟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借故将李符贬至春州而亡。
（《宋人轶事汇编》）
北宋宰相丁谓在崖州为沉香立传
三朝元老
丁谓（966—1037），字谓之，后更字公言，苏州长洲（今吴县）人。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登进士甲科名列第四，授大理评事、饶州通判。历任转运使、工部员外郎、权三司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晋国公，是北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元老，前后共在相位七年，显赫一时。
丁谓为官勤奋，曾不动兵刃安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叛乱，稳定局势，表现出不寻常的能力，获朝廷以战功嘉赏。他曾奏议为民减赋，益于国计民生。
丁谓精于建筑统筹。宋真宗崇佛，要在宫城营建玉清昭应宫等大型佛寺建筑群，拟用工期25年，因这一浩大工程劳民伤财，遭众臣反对。皇帝力排众议，命丁谓为建寺宫总领。丁谓发挥聪明才智，科学运筹，仅用7年便依样建成，深得皇帝赞赏，亲自设宴嘉之。
丁谓显贵后，谄主媚君，恃权凌人，排斥异己，引起满朝文武不满。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卒，仁宗即位时年仅13岁，由太后听政。为把持朝政，丁谓勾结宦官雷允恭，凡重要奏章都要先送他阅后再送内廷。雷允恭在都督修建宋真宗皇陵时，擅自移改陵穴。对这一本该杀头的大事，丁谓不顾众议，庇护不作处理，后经揭发，触怒了太后。结果，雷允恭被诛。因丁谓深得太后之宠，不忍杀之，罢免宰相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四个儿子全部被降黜。
丁谓贬居崖州三年。明道年间（1032—1033）获准返京城，授以秘书监致仕，准许定居光州（今河南潢川）。景祐四年（1037年）闰月卒于光州。因丁谓在位时曾为家乡苏州奏请皇帝特免钱丁，乡人德之，祠于万寿祠。
历史上，丁谓曾利用职权迫害过不少忠直大臣，令朝野震怒。获有“忠臣良将保护者”和“卫国宰相”之称的名相寇准，曾一手将丁谓提拔当副宰相，但丁谓后来反目为仇，攻击寇准，乘机夺取了相位，并将寇准贬到了雷州。寇准是宋朝爱国名相，享有声望，丁谓排斥与贬谪寇准后，受到天下的唾骂。“寇准用丁谓之失”，成了古今用人失察失误之鉴。
丁谓足智多谋，多才多艺。《宋史·丁谓传》评价他是：“机智有智谋，文字数千言，经览成诵，善谈笑为诗，至图画、博奕、音律，无不通晓”。著有《景德会计录》、《建安茶录》、《青衿集》、《晋公集》等。
居崖事略
筑相公亭。《崖州志·古迹》条目记载：“相公亭，在州南山铺之东，地名竞田，宋丞相丁谓，天圣初贬崖，续有旨拘于荒僻无人烟之处，郡守乃建屋几椽于此，处之。后名相公亭。”
建亭占卜。丁谓曾在崖州城南三里处，修筑一座亭子，取名为“怀远亭”。亭基高丈许，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平台，亭前有塘数亩，林峦环秀，丁谓每次夜游，总要在台上瞻拜星斗，占侯星象云气，观测吉凶预兆。此塘因之得名“望天塘”，沿称至今。“怀远亭”曾作为崖州名人“古迹”载入《崖州志》。
修佛克责。丁谓在崖州三年，因贬思过。他教人读书为文、营造屋宇。自搭一楼，“焚香读书其上，专事浮图因果之说”，“书自克责”。他曾为此作诗道：“且作白衣菩萨观，海边孤绝宝陀山”。因修佛，使其心境渐为平静豁然。
仙游崖州。丁谓当年在洛阳时，与道士刘遁往来，互吟赠诗。一天，两人同游仙游亭及仙洞，在观赏景趣后，刘遁作诗一首赠丁谓：“屡上仙游亭上醉，仙游洞里杳无人。他时驾鹤游沧海，同看蓬莱岛上春”。丁谓初时不解其诗意，贬谪到崖州后，见崖州海外奇甸景致，恰似蓬莱仙境，始悟诗意，惊叹刘遁是先见的奇异道人。后来，刘遁云游至崖州，两人相遇，丁谓便复诗刘遁曰：“谪宦三年尚未回，故人今日又重来，莫道崖州一万里，今朝须尽数千杯”。于是，两人泛舟海上畅饮，且曰：“今日之游，成子之诗意矣”。
崖州最大。丁谓自崖州返回中原后，一次闲聊，丁谓问客人：“天下州郡，哪个最大？”客人说道：“当然是京城最大了”。丁谓不以为然，众人不解。丁谓傲然一笑说：“朝廷宰相任崖州司户，可见天下州郡崖州最大”。客人听罢，不禁为丁谓的机敏宛妙叫绝。
谢表名句。丁谓在崖州，虽老不衰，文字依然机智。他在崖州答胡则侍御书曰：“梦幻泡影，知既往之本无；地水风火，悟本来之不有”。亦颇有禅机佛理意味。
知命思悔。司马光《续诗话》云，丁谓“善为诗，在珠崖犹有诗近百篇，号《知命集》”。“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即是出自《知命集》中的名句。丁谓在历史上有陷害寇准宰相的恶名，曾“不以公道负天下之望”。从诗句中，似乎丁谓在贬所也有了思悔之心。
立沉香传。丁谓在崖州，潜心著述。大文学家欧阳修说他：“少以文称，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篇咏尤多。”宋代历史学家朱弁说他：“公谪崖州，曰赋一诗，皆一字题，每成集即寄归洛阳家中”；“居崖未尝废笔砚也。”他在崖州亲历品鉴后，撰写了《天香传》，详述了中国用香历史，产香之地，香材之优劣，推崖州沉香为沉香之冠，是佛界奠崇的“天国之香”。丁谓因此成为了对沉香进行评鉴和为海南沉香立传的第一人。《天香传》为宋元之后众家香谱所载，成为研究中医药用之沉香不可或缺的文献。
命题“崖州八景”的元代参政王仕熙
两帝争位受株连
两帝争位受株连
王仕熙，字继学，北海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元朝著名诗人，泰定帝朝时（1324—1327）任吏部侍郎、参知政事。
元代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36岁的泰定帝暴卒于上都。此后五年间内，元朝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皇帝。其中文、明两帝之争形成的皇族内战，使泰定朝的一批文武大臣成了牺牲品。王仕熙就是在这动荡的政治背景下，被株连流放到了吉阳军（今三亚市）。
泰定帝死后，丞相倒剌沙立刻在上都拥立泰定帝9岁的儿子为皇帝，并匆匆地在上都举行登位仪式，称天顺皇帝。
留守在大都的军事统帅燕帖木儿，对皇位的继承却有自己的谋算。燕帖木儿曾追随武宗皇帝海山十多年，是海山一手提拔的宠臣，为佥书枢密院事，实握兵权。趁泰定帝崩驾之机，他欲拥武宗海山的次子图帖睦尔为帝。
武宗海山有两个儿子，长子和世瑓被封为周王，指定封地在云南，后来转到了西北边陲，定居在扎颜。次子怀王图帖睦尔曾被赶到海南岛，泰定帝崩时留驻在江陵（今湖北荆沙）。按照元宗室继承的顺序，应由和世瑓当皇帝，但他定居的地方太远，要花很久时间才能赶回大都。
为赶在和世王柬返大都之前拥立图帖睦尔，致和元年八月，燕帖木儿与西安王发动了宫廷政变。政变那天刚黎明，燕帖木儿以议事为借口，将文武官员全部集合到兴圣宫，命事先密伏的兵卒包围了文武官员。他威胁道：“武帝有子二人，大统所在，当迎立之，敢有不顺者斩！”说完便亲手将平章政事乌巴图尔缚住，并命兵士将执中书左丞托多、参知政事王仕熙、侍御史邱世杰等逮捕下狱。文武官员猝不及防，在刀枪的胁迫下，都表态同意由武帝的儿子当皇帝。燕帖木儿制服文武官员后，便秘密派人赶往江陵迎回图帖睦尔先行即位，称文宗帝，改元天历。
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武宗的长子和世瑓也在宁和（今蒙古鄂文浑得上游东岸一带）即皇帝位，称明宗帝。对此，文宗曾公开承诺，待其大哥明宗归来后即让位与兄。不久，明宗帝突然暴死，文宗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帝，并称自己当皇帝是“天命所在，诚不可违”。后来有人臆猜，明宗帝之死是燕帖木儿与文宗帝共同谋害，这则是宫廷秘史了。
文宗称帝后，将燕帖木儿在兵变中逮捕的朝廷大臣全部远谪。其中，参知政事王仕熙和侍御史邱世杰一同被流放到海南岛，邱世杰流万安军，王仕熙流吉阳军。
为巩固文宗的帝位，燕帖木儿率官军与拥立天顺帝的皇家宗室，进行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战斗，取得了胜利。然而，文宗在动荡中只当了三年皇帝就病死了，年仅29岁。
宁宗帝即位后，至顺三年（1332年），王仕熙与邱世杰获赦。次年六月，王仕熙被朝廷召还任官。
诗礼吉阳垂风范
元代天历二年（1329），王仕熙抵吉阳军，寓居三年。王仕熙在吉阳军传播儒家文化，垂范诗礼，不仅留下儒相懿行，还首次命题了《崖州八景》，赋诗颂扬，为吉阳军留下一笔珍贵的山水精神文化。
甘居茅屋，固守清志。王仕熙在流放吉阳军未抵郡城时，军守慕崇其名节，事先在城内为他营建一间华室。王仕熙到吉阳军后，军守亲领他观看。然而，王仕熙不为浮华所动，“弃之不居”。后于城西租一间茅屋居住，取名为“水北新居”。他还在茅屋旁西南数十步临宁远河处筑一“江亭”，作为与州人游息之地。虽流放天涯，远离繁都，但王仕熙泰然处之，恪守淡泊之志，怡然自乐。
忍辱负重，礼遇士民。王仕熙在吉阳军，经常遭到一县令的侮辱，但他胸襟坦荡，礼而让之，不损君子之仪。他虽累日不出中庭，却与吉阳军士民及吏卒相处友善，礼貌恭谦，儒雅风度深得士民的喜爱。
遍访山水，题咏八景。王仕熙在吉阳军，洁身自爱，言谈严谨，非公事及宴请，静住其屋不苟出，平时以读书题咏为娱。他的诗作获远近敬爱，以能收藏其文字为珍宝。他热爱吉阳军山川风物，遍访胜景，首次对古崖州的自然风景进行系列点评，以当朝大学士的慧眼和灵感，为古崖州山海田园风情留下了点睛之笔。王仕熙题咏的“崖州八景”——鳌山白云、鲸海西风、边城斜照、水南暮雨、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在六百七十年前壮扬了崖州山水美誉。王仕熙题咏的《崖州八景》诗章，获当代推为中国山水风景诗的精华。
乐而忘返，留芳天涯。王仕熙陶醉于崖州佳境丽地，淡忘了朝廷宠辱，怡然不见归去之意。获赦后，州中士民相惜，留芳人去后。康熙十一年，崖州士民将他奉祀崖州“五贤祠”，受到历代景仰。
贬振州刺史遭追杀的唐代宰相韩瑗
韩瑗是唐高宗朝宰相，贬任振州刺史，《崖州志》志唐代名宦。
韩瑗（606—659），字伯玉，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有节操，博学多才，是唐代开国功臣。贞观中，以兵部侍郎袭父颖川公。永徽三年（652）拜相，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后加银青光禄大夫，又改任侍中兼太子宾客。
韩瑗风度卓识，刚正不阿，敢于仗义直谏，以公正之名誉称于世。高宗李治欲“废王皇后，立武后（武则天）”时，韩瑗与右仆射褚遂良等朝廷高级官员极力反对。褚遂良“涕泣诤谏”，触怒了武则天和高宗，被贬广西桂林。
韩瑗称褚遂良是社稷之臣，贬谪不公，便极力申辩并奏请高宗矫正，以雪冤屈。他在皇殿上面对高宗慷慨谏言道：“朝廷贬谪贤良之士，向为政风败坏之征兆”。接着引证历史实例，说明国家之衰亡，政治之腐败，皆因为疏贤良忠谏之臣所致，一针见血指出：“要使忠良之臣能在其位，问题是皇帝需用奴才，还是需用人才。如今臣深惧小人之势长，君子之道消矣！”。最后，他还引用《诗经》中“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之典作了忠告。当时，武后正在帘后窃听，认为韩瑗说此番话就是影射她，恨得咬牙切齿。此后，韩瑗仍多次进谏，但高宗始终不纳，于是忧愤上表请归故里，高宗也不允许。
武则天册封皇后后，便不惜手段打击报复那些反对她立后的贤良忠臣。在她的授意下，褚遂良被再贬到爱州（今越南河内），一年后病卒于贬所。
显庆二年（657年），武则天又授意捏造韩瑗与褚遂良欲谋反的罪名，将韩瑗贬为振州（今三亚市）刺史。韩瑗到振州后病逝。终年54。
韩瑗被贬到振州后，武则天还不甘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又授意奸臣许敬宗与宰相李义府继续诬告韩瑗。在武则天的一手操纵下，高宗不得不派遣特使赴振州处斩韩瑗。
特使从京都长安千里迢迢赶到振州时，韩瑗已刚病故。特使不相信，硬是挖棺验尸方罢。确信韩瑷死后，高宗仍追削其官爵，籍没家产，将其子孙谪广州为官奴。
武则天逝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朝廷方下诏为韩瑗平反昭雪，诏复官爵。
韩瑗是唐代第一位到振州任职的朝廷宰相。他在振州一年多，传播文明，启迪教化，留下了宰相风范。崖州士民极其同情韩瑗的遭遇，历代奉祀名宦祠。
贬振州刺史大难不死的唐宰相崔元综
《崖州志》职官志所载崖州职宦，始自唐代，所任振州（今三亚市）剌史两人，都为唐代宰相，即韩瑗与崔元综。因《崖州志》未记崔元综事略，现据《旧唐书》、《新唐书》及有关史料所载，述补志书阙如。
崔元综，郑州新郑人，武则天朝任宰相。《旧唐书·列传》中记载，崔元综天授中任秋宫侍郎，长寿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崔元综为相勤于政事，史官对他的评价是：“勤于政事，每在中书，必束带至晚，未尝休偃”；“性格慎”、“尤护细概”。但又指出他：“虽外示谨厚，而中深刻簿”，原因是他每次受命审查狱案时，都要细究并置于重刑，所以“人多畏而鄙之”。中国现代成语“披毛求疵”的典故，即出自《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每受制鞫狱，必披毛求疵，陷于重辟”。也许是过于苛刻而遭积怨的原因，延载元年（694年）八月，他因坐事被配流振州时，“朝野莫不相庆”。
崔元综虽然遭配流，但大难不死，还长命百岁，并因之成为唐代传奇人物。
《太平广记》有篇《定命录》，记述了崔元综流放振州前后大难不死的传奇故事：
崔元综在武则天朝任宰相后，一天，精于命理相术的令史奚三儿对他说：“公从今六十天内，要被流放到南海；六年之中有三次合死，但竟不死。从此以后，你将更换官职，最后还会官复原职，寿将百岁，但终要饿死”。
过了六十天，他果然得了罪名，被流放到了南海之外的海南岛振州。
在振州，他患百痢病百日，至困未死，后来遇大赦得回京城机会。
在乘船渡海北归时，遇大风浪将船淹沉，一同乘船的人都死了，唯有他一个人抱住一块木板，随波漂荡，最后漂泊到一个小岛上，被风浪推进芦苇里。
他抱的木板上有一根大钉子，正好刺在脊背上，扎进身体有几寸深，他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不已。后来遇一船人来到这个岛上，闻其呻吟，就可怜地把他扶上船，给他拔钉止血。问其姓名，方知是原来的宰相，众人才给他粮食接济。他后来沿路求乞，才回到京师。
六年后，他又被收录回来，破格当个小官职。到进宫拜谢那天，尽管他化了装，但武则天一见便认出了他。于是，他便把实情说了。武则天下诏吏部升他为赤尉，后又特敕给他御史职务。此后，他从御史做到郎官，多次升迁，直到官复原职时，已经九十九岁了。这时，他的侄子们都死了，独身一人，病卧床上，每当唤奴婢拿饭粥时，都欺他年老病重，不再愿伺奉他。崔元综气愤之下，不再吃东西，绝食而死。
《太平广记》中还记载了一则崔元综“梦中姻缘”的故事：
崔元综在益州任参军时，与一女孩定了亲，并选定了良辰吉日。
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对他说：“这家女孩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今天才出生”。他不相信，这人便将他带到附近的履信坊十字街西北，在一个院子的东边屋内，看见一妇刚生下了一女孩。这人便指着那个小女孩说：“看，这就是你的妻子”。
梦后没过多久，与他订亲的那个女孩突然得暴病死去。他因此很伤心，一直未婚。直到五十八岁做了四品官时，才准备和侍郎韦陟的堂妹结婚。韦陟的堂妹才十九岁，虽然崔元综的岁数大，但却愿意嫁给他。
于是，两人在履信坊韦家的院子里东边的屋内结了婚。这时，崔元综才突然想起了梦中见过的房子，问妻子的出生年月，正巧也是他做梦的那一天。
崔元综后来又升为三品官，活到九十岁。韦夫人与他白头偕老，共同生活四十年，享尽了荣华富贵。
以上两则传奇故事的真实性用不着去考究。
《旧唐书》中对崔元综自振州返回京城后的史事，是这样记述的：“寻赦还，复拜监察御史。中宗时，累迁尚书左丞、蒲州剌史，以老致仕。晚年好摄养引导之术，年九十余卒”。由配流至获赦复官，看来朝廷对崔元综还是器重的。至于他多舛命运大难不死而长命百岁，那是他深谐养生之术的缘故了。
剌史，官名，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常用作知州的别称。隋初撤销郡，只有州县两级，州的长官除雍州称牧以外，其余都称剌史，等于从前的郡太守，沿至唐代成为定制。唐代任振州剌史为崔元综及韩瑗，韩瑗列为名宦，崔元综仅载职官。
贬振州县尉的唐代佐国名相李昭德
李昭德是唐代著名宰相《崖州志》志载谪宦人物。
唐代武则天称帝后，凭借自己的明察善断，任人唯才，大胆选用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出色的将相辅佐治国。其中，李昭德便是曾经被贬谪振州的名臣。
李昭德，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父李乾祐，曾任长安地方官，名声甚好，官拜御史大夫，有“强直有器干”美称。李昭德“强干有父风”，年青时举明经，曾任御史中丞。后因坐事，于永昌初（689年）贬振州陵水尉，两年后返京，任夏官侍郎。
武则天一统天下后，于光宅元年（684年）将中书省改为凤阁、门下省改为鸾台。如意元年（692），李昭德拜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了武则天朝宰相之一。从此，这位从振州东山再起的宰相，显现了辅佐治国才能。
李昭德具有建筑天才。武则天称帝后愿住在东都洛阳，要大修洛阳城，当时洛阳都城的修建设计者便是李昭德。洛阳近洛水，常为水患，李昭德采用积石分水的办法，解决了洛水之患，“时人以为能”。
李昭德以戳穿欺君骗术著称。武则天特别喜欢所谓“祥瑞”之兆，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统治是顺天应人的。于是，别有用心的人投机奉承，不断向她报告或奉献所谓“祥瑞”。
一次，有人献上一块中间有一条红道的白石，群臣不知何异，献石者说：“因为它是赤心”。群臣无人应答，唯李昭德一人站出来驳斥道：“此石是赤心，莫非其他石头都是黑心、白心，都要造反吗？”献石者无言以对，当场被武则天斥退。
又一次，有个叫胡庆的人，事先用红漆在一只乌龟肚上的甲壳写了“天子万万年”五个字，并编造了发现此龟的神秘，然后到京城献给武则天。乌龟本来就是象征长寿的吉祥之物，现在又有天生的五个字，可谓吉上加吉，武则天很高兴，群臣亦向她祝贺。岂料，李昭德当场叫人取来小刀，几下就把龟肚上的字刮得干干净净。奉献者见把戏被揭穿，只得趴下叩头乞求饶命。李昭德怒斥道：“你胆大包天，竟敢当面欺骗圣上，该当何罪？”当即要求把那人交给司刑部惩办。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人敢轻易编造什么“祥瑞”了。
武则天在67岁时登上了皇帝宝座后，改国号为周，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自立号为圣神皇帝，启用了一批武姓的子侄，或擢为宰相，或封为将军，还追封武氏家族的先人，免天下武姓的租赋，并千方百计想传位于武氏。
武则天有个侄子，名叫武承嗣。武则天很器重武承嗣，委以左相，把国家重权交给他。眼看武则天欲立武承嗣为太子，李昭德、狄仁杰等几位有见识宰相便极力劝阻。李昭德以父子、母子之间尚有相逼侵夺之事，说明用人不应以亲疏为标准，更不应以姑侄关系逆天下之意。李昭德还指出立侄子为太子后果的危险性，使武则天一时悟省，当日罢免了武承嗣，从外地召回了三子李显，立为皇太子。
李昭德忠心事国，强直刚正，虽然维护了武则天的皇权和统治，但却成了朝中武氏要臣们的眼中钉。武承嗣因李昭德的干预未能被立为太子后，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报复。在武承嗣的策划和授意下，便不断有人向武则天举报诬告了李昭德，说他是“胆大如身”，“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等等。反复的诬告果然凑效，武则天对李昭德产生了不满。延载元年（694年）九月，李昭德再次被贬为南宾县尉，随后又追为免死流放。后被召回朝廷，重新起用为监察御史。此时，朝廷中的武氏已形成强大的武氏集团。因害怕李昭德东山再起，危及武氏皇族利益，武承嗣便又故伎重演，指使酷吏来俊臣诬告李昭德回京后欲谋叛反，李昭德因此被捕下狱。后来，酷吏来俊臣也被以“谋反”之罪下狱。
神功元年（697年）六月丁卯，李昭德和来俊臣一同被刑斩于市。据史书记载，当日天下大雨，时人一悲一喜，悲的是忠心事国的李昭德屈死，喜的是作恶多端的来俊臣伏诛。当时，人们都争着把来俊臣的肉割下来，放进嘴里大嚼，以解仇恨。
忠直自有公论。唐代神龙二年，朝廷终于降旨为李昭德雪冤并加彰显，称他“勤恪在公，强直自达，立朝正色”；“强干为臣，机巧立事”。追赠左御史大夫。唐德宗建中三年，加赠司空。
现代成语“胆大如身”，就源自李昭德的这一历史事典。
唐高祖十九子李灵夔反武则天魂断振州
李灵夔，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九子，生年不详，武则天朝时被处流放到振州（今三亚市），后在贬所自缢而死。《崖州志》载为谪宦人物。
李灵夔曾以皇族亲王任幽州都督、隆州刺吏，后封为鲁王。他被流放振州的缘由，与唐代李唐宗室诸王起兵反武则天称帝历史事典有关。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为中宗。高宗临终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样，武则天便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后来，因中宗想让其岳父韦玄贞任宰相，引起了武则天不满，于是下诏“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改由唐高宗四子豫王李旦为睿宗。但却又将睿宗幽居别处，而武则天则做好了登基称帝的准备。
李唐宗室知道武则天称帝后必然要除尽李氏宗室，因此人人自危，不断有人起义。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的第七个月，宰相裴炎与李敬业在扬州举兵对抗武则天，但不到五十天，便被武则天派出的三十万大军平定。武则天以平定扬州之乱震慑了满朝文武，逼使朝臣效忠道：“陛下天威，臣愿效犬马之劳”。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则天便自加尊号曰：“圣母神皇”，开始称“陛下”，这已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眼见武则天自立为皇帝已成为事实，李唐宗室更感岌岌可危。垂拱四年（688年）七月，各路诸王开始酝酿以“迎还中宗”、“救拔睿宗”为旗号起兵反武则天，并约定了共同行动计划。但因密谋泄露，未至约定日期，便在准备尚未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兵。首先韩王李元嘉起兵，继而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起兵，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霍王李元轨在青州起兵，鲁王李灵夔在邢州起兵。由于响应不齐，声势不大，力量不强，武则天只派出十万大军前往镇压，便轻而易举取得胜利。
在这场诸王起兵失败后，越王李贞（太宗第九子）兵败自杀，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剌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剌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剌史琅琊王李冲（李贞子）及李灵夔等诸王均被捕入狱，受牵连的朝廷大臣被杀数百家，李唐宗室被诛杀数百人。
一举荡平了李唐宗室势力后，武则天穿上龙袍，登上则天楼，宣布改唐为周，尊号“圣神皇帝”，在洛阳登上了大周皇帝的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
据《旧唐书》记载，李灵夔是一位具有才华的皇太子，从小好学，“善音律，攻草隶”，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武德中（618—625年）任隆州剌史有善政，《保宁府志》述其政绩称“政尚宽大，民甚怀之”。史家评价他“处世严整”。
史书记载，李灵夔是在响应诸王起义，“欲起兵接应李贞父子”时被捕的，后诏流配振州（今三亚市）。
据《武则天私密传记》记述，李灵夔被诏流振州后，仍被关在牢房里。一天，周兴一伙来到牢房，抛给他一根绳子，要他自缢。李灵夔拿出一块免死牌说：“此乃太宗御手亲赐，太宗朝一共赐了五块，本王这是第一次亮出此牌”。见免死牌不能免除一死，李灵夔便镇定地说：“请把麻绳给我换成三尺白绫。我是王爷，用麻绳自尽，有毁我皇室的声誉。”他还要求：“本王要沐浴更衣，临死沐浴更衣，是圣朝典律规定的权利”。当然，他的要求是不能如愿的，最后被强迫自缢而死。这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故事。
据《琼州府志》所载，李灵夔是在贬所振州自缢而死的。
同室操戈流振州的武则天之兄武元爽
唐代，在武则天正式称帝前后，围绕着皇权的争夺，李唐宗室与武则天武氏外戚展开了明争暗斗，甚至同室操戈。其结果，一批有功朝臣遭杀遭贬，一些皇室亲王大权旁落，就连亲兄姐妹在权力倾轧的漩涡中也厄运难免，武元爽就是突出一例。
武元爽是与武则天同父异母的哥哥，武则天称帝后被流放振州（今三亚市）而死。因《崖州志》对其人其事没有志载，故依《旧唐书》所载，先从武则天家世说起。
武则天的父亲名叫武士镬，原为山西木材大商人，有钱之后便买下了一个“队正”的军官职位，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后来结交了唐高祖李渊，提供资金，跟随李渊起事，冲锋陷战，成为唐朝开国的功勋之臣，被封为三品大员，位居侯爵，累官至工尚部书、荆州都督。
武士镬原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即元庆、元爽。相里氏病逝后，唐高祖李渊亲自保媒，为他娶了隋朝宰相杨达之女杨氏作继弦夫人。杨氏后来又为武士镬生了三个女儿，长女许配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三女配郭氏，武则天即是武士镬与杨氏所生的次女，乳名媚娘。
武士镬最大的愿望就是杨氏能为自己生个儿子，但没能如愿。武士镬死后，儿子元庆、元爽及其兄之子惟良、怀远，都对杨氏很不尊重。对此，杨氏忍耐着并怀记在心。
武则天册立为皇后之后，追赠武士镬为司徒、周忠孝王，封生母杨氏为代国夫人。贺兰越石早逝，封其妻即武则天同母姐姐为韩国夫人。不久，又加赠武士镬为太尉，杨氏改封为荣国夫人。当时，与武则天同父异母的两位哥哥都在朝廷任京官，元庆为宗正少卿，元爽为少府少监，士镬兄之子惟良为尉少卿。
武则天称帝后，使杨氏对元庆、元爽等的积恨，终于有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在杨氏的疏告下，武则天听从母亲之议，便以请出外职为名，将元庆、元爽等排斥出朝廷京师，元庆为龙州剌史，元爽为濠州剌史，惟良为始州剌史。
元庆到龙州不久即病卒。武元爽到濠州后，又被自濠州配流振州（今三亚市），后死于振州。
元庆、元爽两位异母哥哥坐配流放而死后，武则天便将她的同母姐姐韩国夫人之子敏之立为士镬嗣，改姓武氏，任兰台大使，袭爵周国公。
夺父姬逐流振州的唐高祖皇孙李茂
《旧唐书》列传第十四记载，唐代上元中，有一位名叫李茂的皇孙，被“配流振州（今三亚市）而死。”
据考，唐高祖李渊，共生有二十二子，第十子为徐王李元礼。李茂是李元礼之子，为唐高祖的皇孙。
《旧唐书》载，徐王元礼，“少恭谨，善骑射。武德四年，封郑王。贞观六年，赐实封七百户，授郑州剌史、封徐王，迁徐州都督。十七年，转绛州剌史。”元礼以善政闻名，太宗李世民曾降玺书劳勉，赐以锦彩。永徽四年（653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672年）薨，赠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皇帝在册封元礼为徐州都督的御文中，称他“器能明敏，业履祥和”，希望他莫负皇室，“执心于忠孝，践行于俭约，无好逸豫，以犯非礼”。对皇室的要求，李元礼做到了，孰料却有了一个不肖的儿子李茂。
李茂曾以皇孙袭封淮南王，史家对他的评价是“险薄无行”，即品行不端正。
正史记载，元礼有一姓赵的姬，颇有美色，李茂早打主意，欲相逼予夺。因受到元礼的严厉责备，李茂一直怀恨在心。及至元礼重病时，李茂便强令元礼的侍卫“断其药膳”，并说：“既得五十年为王，更何烦服药”。李茂为了夺取父亲的美姬，竟狠心地将父亲活活饿死了。
唐高宗上元中（675年），这一谋害父亲的真相被泄露，李茂受到了谴责。尽管李茂是一名皇孙，但朝廷还是将他逐出京城，流配振州（今三亚市）。
失去了荣华富贵，李茂在振州郁郁而死。
屈死振州的李贤皇太子导师刘纳言
《崖州志》志载的首位谪宦是唐代的刘纳言。
刘纳言，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幽素科进士及第，任都水监主簿。因其精通《汉书》，被推为当时释述《汉书》的宗匠，闻名于朝。
唐高宗李治的第六子李贤，是武则天册立皇后之后与高宗所生的次子。在诸太子中，李贤健壮聪慧，颇受高宗和武后的喜爱。为了教育和培养好李贤太子，刘纳言被召为李贤太子洗马，兼充侍读。
在唐代，太子洗马为三品官职，掌太子宫典籍，是太子的侍从官和导师。侍读，亦称侍读学士，是较高级的翰林官。唐玄宗时，“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此后置侍读学士，掌管皇宫刊辑经籍，以备皇帝质史籍疑义。历史上有名的纪晓岚、苏东坡等，都曾充任过皇帝的侍读学士。刘纳言既当太子的导师，又当高宗皇帝的顾问，可见其学问的精深和渊博。
刘纳言不负重望，在他的精心教导下，李贤太子六艺通晓，并成为精研《汉书》的学术太子。
《汉书》，又名《前汉书》，为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汉高祖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间的230年历史。《汉书》纂成后，一直成为后代帝王及太子必修的治国典籍。由于班固《汉书》用典较多，字词古奥，比较难读，因此便有了多家注本，形成了《续汉书》、《后汉书集解》等诠译互异的版本。后来，汉代南朝太子儋事范晔集各家对《汉书》注本，重新撰写和作注，补充了史实，弥补了《汉书》的缺陷，形成了定型的《后汉书》版本，获称为“范本”。当时，对范本《后汉书》第一个注释的是南朝刘昭，刘纳言初授予李贤太子的是刘昭的注本。
李贤太子有另注范本《后汉书》的愿望，得到了刘纳言的支持。在李贤太子的主持下，刘纳言与任太子右庶的张大安等鸿儒博士，精心指导李贤对范晔《后汉书》的重注。经李贤所作注的《后汉书》，征引广博，训释简当，经刊行后便取代了刘昭的注本。流传至今的《后汉书》，是刘纳言、张大安指导李贤太子的注本，即《章怀太子注·后汉书》。
当时，李贤太子将这部书献给父皇，高宗非常高兴，认为李贤日后定有出息。然而，武则天看后则付之一笑，说：“李贤哪有这么大的本事，还不是刘纳言、张大安所为。”
为使李贤太子扩充见闻，启迪心智，刘纳言还撰《俳谐集》，取材前代史传杂书及唐代轶闻，以笑话谐谑的形式，寓教于喻。孰料，这一用心，却为自己留下了日后被流放振州的祸根。
李贤太子按继位居于武则天长子李弘之后。上元二年，太子李弘中毒死后，李贤继立为皇太子，并随即令监国。因受宫庭绯闻的影响，李贤怀疑自己的生母并非武则天，便一直对武则天母后存有戒心。为防备不测，他暗中将刀戈等武器偷运入东宫藏在马槽内，甚至还派人追杀了武则天请来的内侍道士。后经密报，宫中禁军从李贤太子宫中搜出了秘藏于马槽中的武器五百余件。因李贤多次见忤武则天，马槽兵器被发现后，武则天决心整死李治。高宗素爱李贤，想宽宥他。因武则天执意“不可赦免”，于是下诏将李贤废为庶人，幽禁别所，后迁巴州（今四川巴州），最后被逼自杀身亡。直至睿宗时才得以追赠皇太子，谥章怀。
当时，在搜查李贤太子宫时，发现了刘纳言所撰的《俳谐集》十五卷。高宗阅后大怒，认为是刘纳言以此书教唆李贤逾越皇规，于是下诏曰：“刘纳言收其余艺，参侍经史，自府入宫，久淹岁月，朝游夕处，竞无匡赞。阙忠孝之良规，进诙谐之鄙说，储宫败德，抑有所由。性在好生，不忍加戮，宜从屏弃，以励将来。可除名。”
刘纳言虽然免受戮刑，但仍被除名为民，配流到海南岛振州（今三亚市），最后死于流放之地。
唐代皇宫监门将军唐地文贬振州别驾
《崖州志》职官志载：“唐地文，开元十九年贬”。唐地文被贬任的职官为振州别驾，即一州的行政长官。
唐地文，生卒年不详。据《资治通鉴》记载，其为唐代唐玄宗朝长安城皇宫玄武门的左监门将军。
左监门将军是皇宫出入口禁卫军总监，正三品，掌管宫禁门籍之法，凡京司及皇亲国戚应入宫殿门，由左将军判入，右将军判出。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是朝臣入宫奏事的必经之地，也是维系着宫城安全的咽喉要地，因此，守卫玄武门的将领皆为皇帝亲信。唐地文既能位居左监门将军要职，为何又被贬到振州？这得从唐代的一个著名人物王毛仲说起。
《新唐书》载，王毛仲的父亲是高丽人，因降于唐朝沦为官奴后生王毛仲。李隆基尚未称帝时，以临淄王的封爵兼任潞州别驾，幼年的王毛仲被收做李隆基府第的家用奴。王毛仲自幼就服侍李隆基，并因“善射骑”、“性识明悟”而得到李隆基宠信，引为心腹，“伏事左右”。后来，李隆基回京当皇太子，王毛仲随行被任大将军，“扶弓矢为冀”。
当时，皇宫中为争夺皇位继承，在后院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王毛仲受命平定了由太平公主主谋的宫廷政变，为李隆基称帝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延和元年（712年），李隆基登位，称唐玄宗皇帝，改元开元，开创了与“贞观之治”齐名的“开元盛世”。
李隆基称帝后，王毛仲作为有功之臣，倍受幸宠，以功升辅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进封霍国公。因他既是皇帝的亲信，又是皇宫禁卫军龙武将军葛福顺的亲家，所以，长安皇宫北门诸将多依附他，一切听任指使。
王毛仲虽已宠权满身，但尚不满足，还提出要当兵部尚书，被李隆基拒绝后，便由此不满，阴谋逆反。
当时，皇宫禁卫军中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右威卫将军王景耀等数十人与王毛仲相倚仗，咄势迫人，引起高力士等一批重臣的不满和警觉。
一次，毛仲妻刚生下一子，皇帝便命高力士前往赐予其子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后，皇帝问：“毛仲欢喜吗？”高力士奏道：“毛仲嫌五品太小了，问难道不能赐三品官？”皇帝原以为给王毛仲尚不满月的婴儿赐五品官，会令他欢喜谢恩，可听了高力士的回奏后，当场便怒责了王毛仲。高力士见整治王毛仲的时机成熟，便趁势继续进谏：“北门奴官皆毛仲所与，不除之，必起大患”。接着，少伊严挺之又奏王毛仲有私运军器之异动。
玄武门居皇宫地理要害位置，监卫着宫城皇帝居室及处理朝政宫殿的安全。唐代历史上就发生过秦王李世民伏兵玄门，袭杀皇太子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为防王毛仲及其党震惧为乱，重演“玄武之变”，李隆基便趁其不备，突然下诏，斥责王毛仲：“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宠莫二，委任斯崇。无涓尘之益，肆骄盈之志；”“在公无竭尽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词。迹其深愆，合从诛殛”。因两人旧情太深，皇帝不忍心将他当朝诛杀，便贬为瀼州别驾。王毛仲刚行至永州，便被李隆基派出的使节追上，命他自杀。
王毛仲遭贬杀后，他的同党及家族都受到了株连。皇宫禁卫军中的左领大将军、右武卫将军、右威卫将军等将官全都被贬到边远的各州任别驾。
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贬为振州员外别驾。别驾，为州剌史的佐官，总理众务，类似宋代的通判。
流振州的唐代宰相之子李津
在《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中，记载了李津被削籍除名，流放振州（今三亚市）的史实。李津是唐代唐高宗朝宰相李义府的长子，欲知其被流放的原因，还得从他父亲李义府说起。
李义府，瀛州饶阳人，出身一个小官僚之家，自幼刻苦好学，成人后颇有文采。唐贞观八年（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出巡，发现他才华出众，便将他带回京城，举荐当门下典仪。后来得到黄门侍郎刘洎、侍御史马周的赏识，共同举荐给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召见李义府时，令他当场以《咏鸟》为题赋诗一首。他脱口吟道：“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太宗听罢大笑道：“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即授他监察御史，并入侍唐高祖儿子晋王李治太子。
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后，李义府遂被授予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永徽元年（650年），李治继位当上了高宗皇帝后，擢升李义府为中书舍人，次年又命他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
当时朝廷忠奸分明，善恶不容。李义府却自奉中庸，以为谁也不得罪，做“老好人”会保全自己，结果被宰相长孙无忌以“虚美引恶”、“曲意奉迎”为由，奏请高宗将他贬为壁州（今四川通江）司马。因他曾力主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便秘密派人前往向他致谢，并承诺将来重用他。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武则天立为皇后，李义府便东山再起。一个月内，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龙溯三年，迁右相。从此，李义府投靠武则天皇后，一改中庸走上了极端邪恶的升迁路。
武则天在被立为皇后的前几个月，唐高宗曾就废立皇后之事，两次征求了宰相储遂良的意见，均被储遂良反对。武则天立为皇后后，首先要报复的第一个宿敌就是储遂良，于是李义府便诬告储遂良图谋不轨，使之被远贬而死。对其他反对过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人，李义府都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用卑劣行径取悦唐高宗和武则天，官职接连升迁，很快成了中书令、检校御史大夫、加太子宾客，接着兼王府长史、吏部尚书，后来又爬上了右相的高位。
李义府成为武则天的当朝红人后，依仗权力，卖官索贿，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他的三个儿子和女婿，乃至尚在襁褓中的孙子，也一个个封列为官，连死去多年的父亲也被追封为魏州刺史。
李义府的三个儿子和女婿，倚父权势，狼狈为奸，贪赃枉法，无所忌惮。特别是长子李津，“贿赂无厌，交流非所，潜报机密”做尽坏事，弄得怨声载道。唐高宗有所闻后，对李义府劝道：“你的儿子和女婿很不谨慎，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应当警告他们。”此时，胆大妄为的李义府已根本听不进皇帝的劝告，父子继续横行无忌。
龙朔三年（663年），左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忍无可忍，愤然上表陈述了李义府的种种罪状。高宗密诏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和御史共同密秘审查，结果与杨行颖所揭发的完全一致。这时，高宗感到李义府已危及自己的统治，才下决心除掉这一毒瘤。武则天也认为李义府罪不可赦，不得不忍痛割爱。于是，朝廷以“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的罪名，削除了李义府一切官职，长期流放嵩州（今四川西昌），最后惨死在一陋室中。
李义府遭到惩处后，朝野尤未解恨，仍就呼道：“今日巨唐年，还诛四凶族”。所谓“四凶族”，指的就是李义府的三个儿子和女婿。为平天下之怨，朝廷便诏将李义府的三个儿子及女婿四人削籍除名，全部流放远州。其中，李津被流放到了振州（今三亚市）。至此，朝野上下相告庆贺。
李义府在平常的行动和表情中，看似温和善良，而内心既刻薄又奸诈，经常使用阴险的计策害人，所以后人将他与李林甫同列为佞谀邪巧、“笑里藏刀”的小人。毛泽东在点评二十四史中，也将李义府点评为历史上“口蜜腹剑”的人。
死后追贬崖州的北宋宰相司马光
在宋代，有一位死后仍被追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的人，他就是《资治通鉴》作者、宋代著名的政治家、伟大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西夏县涑水人。出身世宦之家，自幼嗜学，从小聪明急智，“司马光砸缸救朋友”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千古佳话。
司马光19岁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20岁中进士甲科，先后为宋朝的四个皇帝服务，历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资政殿学士、尚书左仆射等，被称为“社稷之臣”，史称“司马相公”。
司马光是传统的儒家代表，主张以儒家的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在佐政期间，因与主持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在治国主张上有分歧，便自请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呕心沥血十五年，从事《资治通鉴》巨著的编撰。
宋哲宗（赵煦）继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王安石被罢相，重新起用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正宰相）。司马光上任后，主持废除了王安石在元丰年间推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68岁。太皇太后闻讯后与哲宗亲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宋哲宗还让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褒扬赞美之辞。
王安石和司马光先后去世后，元丰、元祐两党交替执政，党争持续，并进而由两个派别的“道义”之争，演变为残酷的权力斗争。宋徽宗赵佶称帝后，任蔡京为宰相。蔡京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奸相，他一上台便大肆打击和排斥异己，凡是反对他的，不论是反对变法或是赞成变法，都一律称为“奸党”，打击报复无所不用其极。
宋绍圣年间，在蔡京的操纵下，先是御史周秩奏议司马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而后三省又进谏：“司马光、吕公著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及当时同恶相济、首尾附会之人，偶缘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而亡没之后，尚且优以恩数及其子孙亲属，与见存者罪罚未称，轻重不伦。至于告老之人，虽已谢事，亦宜少示惩沮”。蔡京还提请出要对司马光“发冢斫棺。”皇帝不从“发冢斫棺”之议，便下诏追贬吕公著为武建军节度副使，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
蔡京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将司马光、苏东坡父子等一百二十人称作“元祐奸党”，凡死了的削去官职，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不久，又再追贬吕公著为昌化军司户参军，追贬司马光为崖州司户参军。就这样，朝廷不仅夺去了司马光的所有封号，还将司马光墓前的墓碑和神道碑统统推倒。
司马光一生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享有威望。在朝野的压力下，蔡京后来才不得不改变主意，将司马光排出“奸党”之外。
司马光为宋朝廷竭尽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不因追贬而沾污。他编撰的《资治通鉴》，已成为继《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在封建时代，司马光被尊为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在孔庙享配，至今仍为儒学教化的典范。
司马光生前不会料到死后还会追贬。崖州有幸，曾迎来了司马光的英魂，也许因此，古崖州的人文之脉，才更具幽光灵气。
遭诬陷刺配吉阳的韩家军部将耿著
在南宋历史上，曾发生过一起秦桧欲借刀杀人、陷害抗金主帅韩世忠的“耿著事件。”耿著因之被刺配流放吉阳军。
南宋抗金战争中，朝廷有两支威震中原、令金军胆寒的军队，一支是由岳飞统率的“岳家军”，另一支是由韩世忠统率的“韩家军”。耿著是韩世忠的亲信，“韩家军”中的一名主将，作战骁勇，忠主不二。
韩世忠是南宋将帅，统兵御将有方，作战英勇，屡有战功。宋金战争初，他是北方抗金主力，曾以数十骑兵击败金军的二千余军骑。一次，高宗陷入重围，他单骑冲入金军斩其首领，救宋高宗出困危。由于屡挫金军，以军功一度得到朝廷的重用，升武节大夫、南京东淮路宣抚处置使。
韩世忠富有爱国的民族气节，是主战中坚，多次上疏反对南宋朝廷对金国的屈服投降，并当面诘责秦桧卖国阴谋，因此遭到秦桧的忌恨，将他视为妨碍自己当朝主政的政敌。
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密命部属妆扮“红巾军”，想通过袭杀金国派来中国的使者张通古，以阻止和议。因被告密，袭杀未获成功，这即加快了秦桧对他的迫害。
绍兴十一年（1141），秦桧以借口收回了韩世忠和岳飞的兵权。为了罗列罪名，达到拆散韩世忠军队的目的，秦桧精心策划了一起陷害韩世忠的所谓“部将耿著谋反”冤案。
原来，秦桧早已买通了“韩家军”中一名叫胡纱的总领粮钱属吏，让他作为内奸，随时注视并密报“韩家军”的动向，以伺机对付韩世忠。韩世忠袭杀金国使者未获成功，正是胡纱所告密的。一次，耿著对朝廷收回韩世忠的兵权说了一些不满的话。胡纱为讨好秦桧，便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向秦桧密报，诬告耿著是“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要求以此为佐证，“上逮世忠”。秦桧接到密报后，立即将耿著拘捕入狱，严刑拷打，阴谋通过逼讯，以“部将谋反”的罪名加害韩世忠。
秦桧趁此急命岳飞前往楚州按察韩世忠的军队，欲以借此挑拨岳飞与韩世忠的矛盾，达到瓦解抗金力量的险恶目的。
岳飞与韩世忠志同道合，曾在抗金前线互相驰援，生死与共。当岳飞在按察中得知耿著的冤狱后，立即写信告诉了韩世忠。因韩世忠及时在皇帝面前申辩，才使秦桧欲加之罪未能得逞。在宋高宗的庇护下，耿著虽然免除一死，但仍然被杖脊刺配到吉阳军。
秦桧因不能把“耿著事件”扩大下去，便将怨恨集中到了岳飞身上，以同样的诬告手段，最后将岳飞父子投入了大理寺狱。
贬吉阳军函首议和的抗金名相韩侂胄
南宋朝廷与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嘉定和议”前，金国提出要一个人的头颅，这个人便是先遭暗杀，后被诏贬吉阳军的抗金名相韩侂胄。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北宋宰相韩琦曾孙。他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兄弟，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一家为皇亲国戚。韩侂胄以父荫入官，官至宰相兼掌枢密院事，还有太师头衔，势倾内外。因韩侂胄坚持抗金立场，被金国视为征服南宋的障碍。南宋朝廷屈辱投降后，便按金国的条件，割下了他的头颅，函封送金国签订了和议。
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南宋朝廷内部发生了一次由赵汝愚策划的宫廷政变，迫使光宗皇帝退位，立嘉王赵扩（宁宗）登基即位为皇帝。这次政变，赵汝愚主要借助韩侂胄、赵彦逾才得以成功，但政变成功后，赵汝愚却反脸不认人。韩侂胄原以为自己有“定策”之功，可以晋升高官，不料赵汝愚却以“吾宗室也，汝为外戚，何以言功”为借口，将他排斥，独占了“定策”功勋。
后来，赵汝愚被罢相贬往永州，韩侂胄才得到宋宁宗的重用。庆元二年七月，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使相。嘉泰元年（1201年）十月，宁宗“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使韩侂胄的权势得到了巩固。
嘉泰三年（1203年）后，韩侂胄听纳忠言，主张乘金国内乱起兵攻金，收复中原。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他出任平章军国事，总揽了军政大权，便亲自进行了北伐部署，主持伐金。为顺天下民心，鼓三军士气，他追夺了奸相秦桧的申王爵，取销其忠献之谥，改赐谬丑恶谥，同时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北伐中原制造舆论。这一举措，重燃起了主战派收复中原的希望。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主持了南宋历史上有名的“开禧北伐”，收复中原指日有望。
此次北伐，虽然顺应军心，但因用人不当而由胜转败。当时，辛弃疾是众望所归的军事天才，但韩侂胄却没有任用辛弃疾为主帅，而对西线主帅吴曦寄以重望。结果吴曦被金军招降，导致东西两线攻金计划破灭，这不仅震动了朝野，也动摇了韩侂胄北伐胜利的信心。北伐受挫后，朝廷遣使议和，但因金国的无礼要求而中断，战争继续进行。
韩侂胄的一度动摇，助长了投降势力的气焰。在礼部侍郎史弥远的策划下，开禧三年十一月，宋宁宗御笔罢免了韩侂胄平章军国事职。此时，韩侂胄还在抗金前线上，史弥远便背着宋宁宗，在御笔次日便指使夏震暗中杀死了韩侂胄，并封锁了消息。
对韩侂胄被暗杀的消息宁宗皇帝一点也不知道。在韩侂胄被暗杀后的第二天，宁宗皇帝下诏，将韩侂胄“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下诏：“改送英德府安置”；第四天再诏：“韩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直到这时，史弥远见隐瞒不住了，才向宁宗皇帝报告了韩胄已死的消息。
“开禧北伐”失败后，金军在战场上得势，迫使朝廷再次求和。这时金国提出的条件便是要韩侂胄的头颅。朝廷屈于金国压力，只好剖棺割尸，将韩侂胄的头颅密封在一个盒子里，由史弥远亲自送往金国。就这样，南宋朝廷用韩侂胄的头颅和岁贡三十万两白银的卖国条件，史上换取了金军撤兵，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这一屈辱事件，也称为“函首议和”。
韩侂胄伐金失败，虽被函首议和，但金国仍敬其忠贤威烈，葬其首，谥曰忠谬，即称他是“忠于为国，谬于为身”。
太学生张伯麟伸张正义刺配吉阳军
张伯麟是因对朝廷迫害忠良表示不满，被株连流放吉阳军的爱国志士。
张伯麟，字庆符，南宋太学生，是当朝内侍右武大夫、提举佑神观白锷的馆客。他富有爱国情怀，敢于伸张正义。
秦桧当上宰相后，极力主张与金国议和，遭到群臣的反对。主战派的代表胡铨毅然冒死向皇帝上谏，直言请斩秦桧等卖国奸党之首以谢天下，因此，遭到秦桧的疯狂报复。在秦桧的操纵和迫害下，胡铨、李光、赵鼎等一批爱国将相相继被贬逐流放，连抗金主帅岳飞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宋高宗坐失山河，屈辱投降，是非颠倒，迫害忠良，特别是听信秦桧馋言杀死岳飞后，引起天下不满，爱国的知识分子对岳飞之死更愤愤不平。当时，太学生张伯麟便在太学的墙壁上写道：“夫差，尔忘越王之杀汝父乎？”
此时，赵构的父亲徽宗，因被金人所掳已死于金国。张伯麟的题壁借古讽今，讽刺赵构皇帝忘记了国恨家仇，与金国议和是卖国求苟安的奇耻大辱。这虽然只是一位太学生爱国激情的抒发，但同样遭到了秦桧奸党的迫害。
张伯麟先被杖脊下狱，后剌配流放到海南岛吉阳军（今三亚市）。
白锷曾同情胡铨上书反对议和，并指责过秦桧“办事荒谬反常”，加上张伯麟又是其馆客，所以也被以“指斥皇帝”定罪罢官，先投入大理寺监狱，后与张伯麟同时刺配流放海南岛万安军（今万宁市）。
张伯麟与胡铨在吉阳军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结为知己在吉阳军时常往来，互相唱和，以诗言志。现存胡铨诗中，有《除夜次庆符》、《辛未七夕答庆符》、《辛未九月望和答庆符》等，是当年胡铨在吉阳军题赠张伯麟之佳作。
为岳飞鸣冤削籍流吉阳
的县令李振文
李振文是历史纪实作品叙述的贬谪吉阳军人物。
历史纪实作品《幻侠志》，以宋代秦桧大兴刑狱迫害忠良的史实为题材，采用纪实的手法，全面反映了当时怵目惊心的幕幕“秦祸”。其中，有一则记叙到李振文受秦桧“文字狱”迫害，被贬到海南岛吉阳军的故事。
李振文是南宋绍兴年间钱塘县令。他清廉正义，疾恶如仇，在地方上敢为民伸冤雪辱，对朝廷的弊政也大胆上疏谏言。李振文与胡铨是密友，互以兄弟相称。胡铨力主抗金，反对议和，是众望所归的爱国将帅，因受到秦桧的迫害遭贬谪后，李振文极为愤慨。当时，他虽然只是一名七品县令，但为伸张正义，便不顾及犯君之罪，毅然上疏，为胡铨、赵鼎等忠臣被贬以及岳飞被冤杀大鸣不平。
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秦桧为迫害忠贤、排斥异己而大兴“文字狱”、大搞株连的疯狂时期。此时，有小人投机取巧，趁机向秦桧密告了李振文与胡铨昔日交往及上疏之事。
在秦桧的操纵下，大理寺便以“狂妄上书”的罪名，免去了李振文的官职，将其全家削籍流放到了吉阳军。李振文连一点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便成了“秦祸”的牺牲品。
“苗傅兵变”遭贬吉阳军的
南宋大臣时希孟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驻抗州守官苗傅杀死无功受赏的宦官王渊，并以兵谏逼宋高宗赵构退位。这是一起著名的中国历史事件，即史称“苗傅兵变”。这场兵变虽以苗傅被诛斩告终，但却因此牵连了主管浙江安抚官时希孟被贬吉阳军（今三亚市）。
苗傅，潞州上党人，宋高宗朝统制官，为南宋将领。金国侵宋后，苗傅以所部八千人护卫隆裕皇太后南渡，并扈卫驻于杭州。
扬州一度危急时，宋高宗赵构匆忙逃往镇江，随后又逃往杭州，暂时以杭州府的衙署作为行宫。这时，南宋的主要大将皆统兵在外，由统制官苗傅担负扈卫宋高宗的任务，并与将官刘正彦受命率禁卫军，护卫着驻于杭州城内的皇子及六宫之妃。
宋高宗逃到杭州后，为鼓士气，对百官加阶进爵。由于赏赐不公，使贪生怕死的王渊骤升枢密院事。这引起了护驾保皇室有功的苗傅和刘正彦的不满，认为这是内侍宦官康履欺君所为。于是，苗傅与刘正彦以“为民请命”的名义，先将王渊杀死斩首示众，并发动了兵变，陈兵皇宫城门之下，提出了诛杀宦官康履和要赵构皇帝退位于皇太子等条件。
赵构皇帝急召百官登上宫城北门，凭栏相劝苗傅、刘正彦率部返营。苗傅毫不退让，一再表示：“请斩康履，以谢三军”；“若不斩康履等人，臣等决不还营。”
赵构无计可施，转身问身边百官：“策安出？”
主管浙西安抚司、机宜文字时希孟，是一位正义直言的朝臣，他平时对宦官欺君辱将的妄为也极为不满，而今见情势危急，而百官又畏缩不言，便只身出列对皇上说：“中官之患，至此为极，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
赵构听罢，迫于无奈，诏逮捕康履交与苗傅斩首。既斩康履，苗傅仍未罢休，又迫赵构惮位让于皇太子。
赵构再问策于百官，都默然不答。这时，又只有时希孟一人迈步出列，独谏道：“现在只有两种办法可供陛下选择，一是率百官抗争而死于社稷，二是只有听从三军之言而惮位。”
在苗傅兵谏之下，宋高宗只得“惧而从之，”当场答应退位，由皇太子继位，太后听政。
统军在外的张浚、韩世忠闻杭州兵变后，一同举兵声讨。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苗傅、刘正彦率二千兵马逃出了杭州，最后被韩世忠追逮斩首。
平息“苗傅兵变”之后，已退居忠显寺的宋高宗又重登帝位，将苗溥、刘正彦的余党或处斩或贬谪。
因时希孟在苗傅兵变时言辞偏于苗傅，被视同党人，诏贬吉阳军编管。
《宋史》评价时希孟：“希孟，君卿子也。”
“采石之战”功臣顿遇失节刺配吉阳军
宋代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史称为“采石之战”的宋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宋军大挫金军，使朝廷转危为安。为此，朝廷庆功重赏了一批立战功的部将，其中有一位名叫顿遇的前后统军制大将。然而，这位曾在“采石之战”立军功受嘉奖的顿遇，后来却因怯阵弃城而逃，被罢官剌配吉阳军（今三亚市）。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海陵王完颜亮征调大军，企图一举攻灭南宋。海陵王亲率金军主力，自南京开封府出发，首攻宋淮西地区，宋两淮驻军退至长江南岸。金军趁势直抵长江北岸，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渡江。
当时，宋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都统制王权因无能被罢官，所部一万八千兵马退至采石。因接替王权的将领李显忠尚未到任，士气一时涣散，防守告急。
到采石犒军的中书舍人虞允文见采石形势危急，便当机立断宣布朝廷抗金命令，犒赏军队，鼓励士气并组织当地民兵和群众进行支援，使采石一带的军事防务顿为好转，兵定计安，做好迎战准备。
金海陵王误以为宋军已经败退溃散，遂督兵过江。宋军凭借长江天堑，利用水军优势，在江中截断金军船只，金军败回北岸。次日，宋水军乘胜直迫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金军海陵王被迫移军扬州，强令金军冒死从瓜洲渡江，结果被部下杀死。金军败退，南宋再度转危为安。
这次宋金战争，史称“采石之战”，是中国转败为胜的典型战例。
顿遇，宋代隆兴至乾道年间（1163—1165），曾任前后军统制兼知寿春府。在“采石之战”中，他作为一名部将，跟随李显忠渡江作战。在战斗中，他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在横山涧陷阵与金兵交锋时身受重伤。战后，朝廷命“采石之战”主帅李显忠开具立功人的等次，顿遇获列为“见阵立功之人”，得到了朝廷的嘉赏。
顿遇虽然在采石之战中立功受赏，但未能忠勇始终。乾道元年（1165年）正春，金军又再次大举南侵。顿遇与部将孔福为淮西守将，在金军压境之时，怯阵而弃城逃遁。
为严明军纪，惩办怯阵之将，乾道元年（1165年）正月，朝廷下诏以“屯兵戌守边郡，金人未至，弃城逃避”治罪，伏诛了孔福。因念及顿遇曾在“采石之战”中奋身作战，立有军功，故免于处死。就这样，顿遇被诏“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剌配吉阳军牢城。”
吉阳军士民痛逐的秦桧奸党曹泳
曹泳是南宋奸相秦桧的同党，在秦桧死后的第二天，便被夺官贬新州，流放吉阳军编管。《崖州志》载谪宦。
曹泳，北宋大将曹彬的五世孙，原是一名军卒，因功赏列班行，当上监黄岩酒税的小官。
秦桧早年不得志时贫困潦倒，到处借贷，在做秀才时的曹泳曾将节余的学费“两绢”送给他。秦桧发迹后，在一次曹泳到吏部办理任满候补官缺登记时偶然发现了他，念及当年资助之恩，便予以留用。从此，曹泳一心投靠秦桧。后来，秦桧的养子秦禧还娶了曹泳的妹妹。成了秦桧的姻亲后，曹泳官运亨通，累任两淅转运副使、明州知府、绍兴知府、临安知府，直至户部侍郎。
曹泳为讨好主子，善于逢迎。任临安知府时，因秦桧的小女走失一只狮猫，他便令绘狮猫图挂于茶坊酒肆，悬赏千贯，让全城遍访失猫。惊动了临安府一个多月后，仍没有找到秦桧女儿走失的那只狮猫，曹泳便用黄金铸成了一只金猫，重贿奶娘送给秦桧女儿，方才了事。
曹泳与秦桧狼狈为奸，大搞文字狱。绍兴二十年（1150年）正月，时任两浙转运使的曹泳，密报李光之子李孟坚“诵其父所撰私史，语涉讥谤时政。”在曹泳制造的这一“文字狱”迫害下，李光家藏图书一万余卷全被焚毁，李孟坚被充军，朝中八名忠臣被以李光私党论罪，一应黜逐。
此时，李光虽早已被贬到海南岛，但仍下诏“遇赦不赦”。曹泳为此升了户部侍郎。
秦桧晚年时，处心积虑让自己的儿子秦禧接替相位。秦禧是秦桧的养子，因秦桧主和有功，赵构皇帝听顺秦桧的意见，任命秦禧为秘书少监，并在曹泳的策划下，主持修纂国史。曹泳操纵秦禧主持修纂的国史，颠倒黑白，把岳飞等忠臣名将诬为“谋反”，为秦桧歌功颂德，给赵构皇帝贴金。为了篡改历史，还不择手段更改诏书、奏章、纪要等，凡不能更改的便统统烧掉销毁。这部美化赵构皇帝、歪曲历史真相的“国史”修纂好后，赵构大喜过望，对秦禧大加封赏，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
用官修国史颠倒是非，是秦桧与曹泳为取悦赵构皇帝，以达到让秦禧继相位的目的。然而，秦桧居相十九年，执意主和，“专事推残善类”，所有忠臣良相，均被“诛斥殆尽”，已引起朝野怨声载道。此外，他还结党营私，大肆贿赂公行，广为搜刮，“富可敌国”，遭致朝臣非议不断。尽管秦桧奸猾无比，但宋高宗赵构后来还是觉察到了他的野心，并暗自有了打算，秘而不渲。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日，秦桧病危。曹泳以为由秦禧继相位的时机成熟了，便预先代写一封奏札子交与秦桧，札中的内容是向赵构皇帝提议，自己死后由儿子秦禧继任宰相辅佐。
十月二十一日，赵构皇帝亲自到秦桧府第视疾。这时秦桧已不能说话了，便从怀中取出奏札交与赵构皇帝。赵构看后无语，出来后即询问干办府：“是谁代写的札子？”被告知是曹泳所为。
秦桧死后第二天，赵构皇帝即突然下诏，停曹泳官，新州安置。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又诏将曹泳移吉阳军编管。
宋人笔记小说中有一则故事，说是曹泳成为秦桧爪牙当上大官后，不少人都巴结他，唯独他的妻兄厉德斯不买他的帐，因此遭曹泳忌恨。曹泳罢官贬谪吉阳军后，厉德斯立即写一封信派人送给曹泳。曹泳打开一看，是一篇题为“树倒猢狲散”的文章，文中痛斥了秦桧和曹泳为奸作歹的下场。现代成语“树倒猢狲散”的典源即出自于此。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在曹泳身上得到了验证。秦桧死后，曹泳当年参与迫害被贬到海南岛的李光、胡铨等爱国将相，相继被朝廷赦还复官，并追复了被屈死在吉阳军的赵鼎官爵，而曹泳却反被贬谪流放，孑然吉阳军。
曹泳依附秦桧迫害忠良，声名狼藉，爱憎分明的吉阳军士民都不愿意接纳他。起初，他想在赵鼎、胡铨寓居过的“盛德堂”内居住，结果被村民逐出。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村外自己动手搭建一间草屋独居，并为此写下了这样一首凄然自嘲之诗：
筑室开窗伴桔香，要令清洁似江乡。
偏宜南漏春朝雨，犹近裴公盛德堂。
健犊踏基如铁石，老奴编屋耐风霜。
迹安心定无余事，莫话归期路更长。
据载，曹泳后来获赦，返至新州而死。
“遣向崖州吃荔枝”的宋代诗僧惠洪
宋代政和元年（1111年），宋代著名诗僧、被皇帝赐予“宝觉圆明禅师”的惠洪，因朝廷党争株连，被刺配流放到了崖州（今三亚市），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被朝廷流放的佛门高僧。
惠洪（1071—1128），俗姓喻，字觉范，筠州新昌人（今江西宜丰）。14岁时父母双亡，入寺院为童子。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参加东京（今河南开封）天王寺佛经考试，因冒名顶替得剃度为僧。四年后南归，进入庐山归宗寺依真净惮师，后随真净迁住洪州石门寺。约29岁时，游历东吴、衡山、金陵等地，住金陵清凉寺。后来冒名剃度之事被揭发，判入狱一年，勒令还俗。宋徽宗大观年间，惠洪到东京，通过宰相张商英、枢密使郭天信奏请，再次得度为僧。
惠洪是北宋一代名僧、诗僧，也是禅宗史上著名的代表人物。他集惮、教、史、诗、文、画于一身，尤富作诗才华。，他13岁时写的一首《秋千》诗，被南宋文学家、龙图阁学士刘克庄选入《千家诗》。一次，云崖寺的三百僧人各持一纸求他作诗，他立就挥笔，一口气便作诗三百首，令众僧惊叹不己。因他在《上元宿百丈》诗写下过“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之句，王安石的女儿读后称他是“浪子和尚”。
惠洪与当时京城的知名士大夫交游密切，结交了被称为“宋朝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黄庭坚对惠洪的人品和诗品十分赞赏，给予高度评价。惠洪还凭借高超医术，结交了宰相张商英和枢密使郭天信，获两人保举参见了哲宗皇帝。在参见问答之中，哲宗赞赏其才华，当即赐他“宝觉圆明禅师”法号。由于惠洪“博通儒书”，尤精于诗，加上公卿高官的捧场，一时间成为“名重京华”的诗僧和惮师。
宰相蔡京专权后，将张商英和郭天信列入“元祐党籍”，张商英被罢相，郭天信被贬新州。因惠洪与张商英、郭天信交往密切，受到牵连。政和元年（1111年），年近40岁的惠洪先被捕下狱，后被流放到了海南岛崖州（今三亚市）。惠洪在崖州三年，“得失随缘”，“逢苦不忧”，表现了佛僧的豁达超脱。
他初到崖州时，写了一首著名的《初到崖州吃荔枝》：“口腹平生厌事治，上林珍果亦尝之。天公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枝。”虽遭流放仍幽默风趣，惮机佛智。
惠洪在崖州潜心研究佛典，热心传教度人。据传说，位于古崖州城西的广度寺，为惠洪当年所倡建。他在广度寺内，注释诸经，并创作了诗论《冷斋夜话》等。
惠洪流放崖州三年后获赦。他在离开崖州时写了一首《渡海》诗：“万里来偿债，三年坠瘴乡。逃惮解羊负，破律醉槟榔。瘦尽声音在，病残须鬓荒。余生实天幸，今日上归”。他把崖州当作是劫难余生之地，庆幸之言，依然是乐观昂扬。
惠洪获赦后回到家乡从事著作，并将他在崖州及平生作品整理汇集。主要著述有诗论《冷斋夜话》，史论《禅林僧宝传》、《林间录》，经注《法华》及《智征传》、《石门文字禅》、《论道歌》等。其著述大部分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被称为“宋代诗僧之冠”。《宋诗钞》评其诗为“僧诗之妙，无如洪范觉者”。
惠洪四次入狱，一次受株连流放崖州，几度磨难笃信佛。惠洪因此被后人称颂为“历尽坎坷，不叛佛门”的佛教禅师典范。
贬吉阳军途中诏斩的北宋将帅童贯
在《水浒传》中，有一位名叫童贯的宋朝枢密使，曾率领八十万宋军到梁山泊攻打宋江起义军，结果中了十面埋伏，被杀得只身逃回汴京。在宋代历史上，童贯确有其人，因居功自傲，被贬吉阳军（今三亚市）。《宋史》列传中载有《童贯传》。
童贯是个阉人，出身宦官，北宋末年的军事将领，多次为朝廷立功。
童贯进宫后，以出色的军事才能获得了宰相蔡京的推荐，并颇得宋徽宗重用。一次，徽宗命童贯监军西击夏国，合军十万取青唐。军至湟川，宫中起火，徽宗视为出师不祥之兆，便下旨童贯回师。此时，童贯已兵安计出，见战机成熟，便断然不奉诏，继续率军西进，果获大胜，连复四州。童贯此举更深得徽宗赏识，被破例任命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此后，又因功迁武康军节度使、加检校司空。政和元年（1111年），进太尉，领枢密院。从此，童贯位列三公，手握重兵转战于西北边陲，与外族夏、辽、金周旋十多年。
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遣童贯以宣抚制置使率兵十五万，征讨方腊农民起义军，作战450余日，歼起义军七万多人，以功封太师。宣和七年（1125年），又收复全燕之境，封广阳郡王，统率大军重镇边疆，驻扎太原。
金灭辽后，又大举兴兵南侵。这时，童贯见南宋大势已去，便不听当时尚未登基的钦宗要他留守汴京命令，在大敌当前的危急之际，由太原遁归汴梁，随徽宗南巡逍遥而去。
童贯掌握重权后，开始居功自傲，自认为是盖世无双的军事天才，妄图总揽朝廷军政大权，不仅冷落了推荐他的宰相蔡京，连钦宗的命令也不以为然了。因此，群臣都在背后贬称他为“媪相”，非议颇多，成为了众矢之的。
徽宗禅位，钦宗登基，童贯失恃。于是，大学士陈东等上书劾蔡京、童贯等六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靖康元年（1126年），童贯被削职，一贬再贬。七月，贬吉阳军（今三亚市）。
童贯在被贬赴吉阳军途中，钦宗又诏数十大罪，命监察御史张澄追而斩之。
童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虽被贬谪，但人们仍畏他诡诈，畏他勇力。所以，张澄奉诏追斩童贯时，不敢轻意动手。童贯到南雄州后，张澄先派人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旨赐给茶叶、药物，明天中使将来传旨，诏他回京担任河北宣抚。童贯信以为真，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并留下了张澄派来的人。
第二天上午，张澄来了，童贯欣然出迎，跪接圣旨，张澄当即宣诏，申其十大罪状。待童贯省悟过来为时已晚，被张澄派来的人一刀砍下了头颅。随后，将童贯人头带回汴京城头高高挂起，“观者如堵，京城轰动”。
莅刑崖州的宋代皇宫御药总管陈衍
陈衍是《崖州志》载宋代谪宦人物。
陈衍，开封人（今河南开封）。原为皇宫内侍太监，由殿庭给事累官为皇宫供备库使。后经被称为“太监头子”的内侍省内侍押班梁惟简的推荐，得幸于宋神宗的母亲宣仁皇后，主管高韩王宅，委以领御药院、内东门司要职。
在皇宫中，御药院主要掌按验皇宫医药方书、修合药剂，以侍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非有功之内臣是不能任“领御药院”的，因此最受宫中之人尊重。内东门司主要掌宫禁人物出入，不但可以限制朝臣出行，若发现有人携带可疑物品，还可以直接提交皇城司处理或禀告中书门下，可以说是皇宫内的管家。陈衍在皇城中兼此两要职，可见他是极为受宠的内侍宦官。
陈衍最后被贬到崖州（今三亚市），这与宋代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场因革新变法而引起的所谓“新旧党争”有关。
宋神宗赵顼继位当皇帝后，有立志改革、富国强兵的抱负。但他当时很年轻，老臣们也已年迈位高，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个个因循守旧，都不再愿意为他尽力了。
当时，王安石正在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执掌财政大权。王安石有才能、有朝气，曾向朝廷提出过不少富国强兵和变法图强的改革主张，但都没有得到采纳。宋神宗即位后，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与自己的治国思想接近，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治国抱负，于是力排众议，决定起用年轻的王安石辅佐自己。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实施变法，先后颁行了“青苗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一批新法，并很快收到成效。由于百姓富殷，国力增强，神宗开国后首战西夏便取得了熙河大捷。为此，神宗皇帝亲自召开庆功宴会，将自己身上的玉带解下来，当场赐给了王安石。
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也由此形成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所谓变法派新党与守旧派旧党的权力之争。后来，守旧派将暂时发生的自然灾害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利用天灾夸大其辞，诬贬变法是不应天意，迫使神宗皇帝诏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让其回家休养。此后，神宗皇帝继续亲自领导变法，但终抗不住旧党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致使新法名存实亡。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哲宗赵煦继位。哲宗当时尚不满十岁，宣仁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宣仁皇太后自始便不满王安石的变法，听政后便任司马光为宰相，让一批在变法期间失意的旧党重新上台，并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逐条废除。
在宣仁皇太后听政时期，陈衍成为了一名关键性人物。他仗恃宣仁太后的幸宠和淫威，奔走于宣仁后与司马光之间，出没于大官僚、大贵族之家，积极参与变更新法，成为旧党打击新党的代表人物，使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朝臣相继被逐被贬。为了培植个人势力，陈衍将亲信安插在要害部门，还把跟随宋哲宗的太监全部放出宫外，换上他的心腹，以控制小皇帝。司马光死后，吕大防当宰相，陈衍仍担负着宣仁太后与宰相间联系的使命，继续排斥新党。
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宋哲宗自幼便目睹旧党的专横，对陈衍的横行无忌很不满。他一执政后，便又罢斥旧党，启用新党。在御史来之邵、张商英等人的弹劾下，哲宗皇帝以“衍在垂帘日，怙宠骄肆，交结戚里，进退大臣，力引所私”及“交通宰相”、“结托词臣”等罪名，将陈衍逐出宫，贬到郴州当监酒税务小官。举荐陈衍的梁惟简，及党附张士良、梁知新等人也一同被罢斥。不久，又诏陈衍编管白州，再徙配崖州。
新党人物章惇被任为宰相之后，决定整死陈衍。经过一番策划，以旧党与陈衍等合谋要废掉宋哲宗为案由，将张士良从郴州召回京师，命他证实陈衍曾经与元祐年间的旧党勾结，阴谋废立皇帝。张士良拒不作证，说在宣仁太后临终之前，陈衍只参与一些正常的活动，并无大逆不道行为。严刑逼供，亦无所获。
最后，朝廷只好以陈衍离间太皇太后与皇帝关系、斥去皇帝身边太监及居心叵测等罪名，下诏将陈衍处死。此时，因陈衍已被流放在崖州，于是，便令广西转运使程节赶赴崖州莅刑。
《宋史·陈衍传》中，对陈衍未作正反评价，地方志书所引“罪名”，均为当时朝臣对陈衍的弹劾之辞。从史料上看，陈衍确实怙宠无忌，极力反对过王安石变法，并参与排斥新党。但有否废立皇帝之谋，则是今人难于解结的宫廷秘史了。因《崖州志》沿引《府志》所述较略，故依宋史《陈衍传》等史料作以上故事补述。
“蟋蟀宰相”幕官翁应龙误国流吉阳军
翁应龙，南宋末年军机处大臣、枢密院参事，宰相贾似道的属吏。因他与廖莹中专在贾似道府中处理大事，被称为贾似道左右文胆。贾似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误国“蟋蟀宰相”。翁应龙被刺配吉阳军，这与南宋宰相贾似道欺君误国事典有关。
贾似道生于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台州人。原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靠父亲“恩荫”，才当上了一个管理县级粮仓的小官。
后来，贾似道同父异母的姐姐被选进宫成为皇妃，幸得理宗宠爱，立为贵妃。贾似道这位小舅子成了国戚后，倍受恩隆，连连升官。先是提为籍田令、太常丞，后升为大宗正丞。不久，任为知州，再升任湖广总领、户部侍郎、宝章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等。淳祐（1241—1252）年间，才三十岁的贾似道便官居端明殿学士，到宝祐二年（1254年）任同知枢密院事时，威权日盛。
贾似道依仗姐姐的皇权，当上大官要臣后，便无所事事，整天带着歌女在西湖上喝酒作乐。因皇上对他百般纵容，侍臣们敢怒不敢言。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军侵宋，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忽必烈围住鄂州后，宋王朝命各路军救援，并命贾似道上汉阳前线督战，在军中被拜为右丞相。
贾似道贪生怕死，在前线上见蒙古军锐不可挡，便瞒着朝廷，悄悄派心腹去找蒙古军忽必烈求和，并私自订下了称臣纳币的密秘协定，以江北土地割给蒙古和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二十万的条件，换取了忽必烈的暂时撤兵。
贾似道回到临安后，隐瞒了私订和约之事，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用弥天大谎又骗得加官进爵。贾似道靠欺骗过日子，居然当了十几年的宰相。
宋理宗死后，宋度宗即位，加封贾似道为太师，拜魏国公，还专门在西湖葛岭为他营造了一座豪华别墅。从此，地位显赫的贾似道，每天在西湖纵乐，对朝政及军机大事等只是授意一下，便由属吏翁应龙、廖莹中等人办理。
忽必烈称帝后，建立元朝，称元世祖。这时，蒙古国已军力强盛，便以南宋不执行和约为由，再次大举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了五年。贾似道通过翁应龙等把持朝政，将前线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度宗知道，自己却躲在葛岭别墅里与歌女饮酒作乐，或沉迷于与侍女斗蟋蟀，朝臣背后都称他“蟋蟀宰相”。襄阳被蒙古军攻陷后，他便推卸责任，将襄阳守将革职代过。
元军长驱直入，朝廷告急，群臣纷纷要求贾似道出征御敌。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贾似道才迫不得已调十三万精兵应战，并督师于池州。这一次，他又想重演求和故伎，却遭元军拒绝。见势不妙，他便只身逃到扬州，使宋军伤亡惨重。
贾似道临战怯逃回朝后，仍装出一副忠臣的样子，请求太后迁都。此时，群臣激愤，纷纷上书，揭穿了贾似道的假面目，要求“诛之谢天下”。在强大的压力下，谢太后才将他免职，贬到广东一带。行至漳州时，被押解使臣郑虎臣迫其服毒自杀身亡。
贾似道被贬后，其幕官翁应龙等被逮捕，禁于临安府监狱。廖莹中、王庭皆自杀。翁应龙诏籍没全家，被剌配流放到了吉阳军（今三亚市）。
李纲部卒义斩贬吉阳军的叛臣许亢
在《资治通鉴》及《宋史》中，记载了一段南宋宰相、抗金名将李纲褒扬嘉赏部卒斩杀被流放吉阳军的叛官许亢史事。
南宋末年，朝廷腐败无能。在金国屡犯的国难之际，朝野上下形成了对垒分明的主战派和投降派。曾在徽宗朝任太常卿等职的李纲，在钦宗接位后，出任兵部侍郎。他力主抗金，并刺臂流血上疏，以“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的大无畏气概，决心誓死御敌。然而，在金兵压境之际，也有一些将帅贪生怕死，懦弱怯战，甚至临阵逃遁，坐失祖国山河，许亢就是突出一例。
钦宗靖康元年，金国不再接受南宋朝廷割地议和的条件，又大举兴兵，由汜水关渡黄河，欲划黄河为界。当时，京西北路提点刑狱公事许高、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许亢，受命总师防洛口。
洛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为黄河南岸的洛水入黄河处，是“中原之枢”和兵家必争的重要军事关隘。当时，金军刚抵黄河北岸，尚未渡河，但许高、许亢便闻风丧胆，自溃逃遁，使金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关隘防线，危及京城。皇帝闻讯后，急召百官疾速对策应战，并下诏夺许高、许亢之官，流许高于琼州，流许亢于吉阳军。
许高、许亢临战逃遁之后，虽然被诏夺官流放，但仍拒伏法。两人率五百兵骑自颖昌趋江南，沿途劫掠，到南康时阴谋兵变。危急关头，南康知军参事李定、通判韩〓，在未及上奏请旨的情况下，便当机立断斩杀了许高和许亢。
当时，朝中的投降派便指责李纲部卒的这一正义行动是“擅杀非是”，并欲借此非责李纲。对此，李纲正义凛然地说：“许高、许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沿途劫掠，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守卒能行之，真健卒也，是当赏”。
于是，李纲乃命给斩杀许高、许亢的南康守卒嘉赏，并各晋升了一级官职。
北宋屯田员外郎盛梁坐赃配流崖州
盛梁，生卒年不详。《崖州志》载谪宦。
有关盛梁被流放崖州的史事，见载于《宋史·本纪·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春二月庚寅，“屯田员外郎盛梁坐受赃枉法，流崖州”。《崖州志》所引，即录自《宋史》所记。
宋代沿袭唐制，在工部下设屯田司，置屯田郎中、员外郎，职掌天下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并执管租入种割，兴修给纳诸事。员外郎是皇帝近侍官之一，可见盛梁当时亦为朝廷显官。
《宋史·任中正传》中，记述了任中正秉公决断，论法惩治盛梁贪赃枉法之案。
任中正，字庆之，曹州济阴（今山东荷泽）人。举进士，历官通判大名府、江南转运副使等。宋真宗时擢升为监察御史、两浙转运使。历史上，任中正以敢于劾治酷吏、仁政恤民著称，多有政绩，为宋代廉吏。一次，任中正出巡按察时，发现沿途有百姓饥荒。他爱民心切，为救济灾民，“不俟诏，发官廪振之”。在晋州按察时，有人禀告了盛梁贪赃枉法之事。于是，他亲自“按晋州盛梁狱，论如法”。“既而有与梁（盛）善者”，也经由他派密探查明后一并受到了惩罚。任中正当机立断将盛梁判入狱后，朝廷对他严明吏治的行为给予嘉许，擢升枢密直学士，拜参知政事。
宋太祖、宋太宗朝时，为加强吏治，多以严惩作为驾驭臣吏的重要手段。到真宗时，严惩渐废，对贪赃枉法、害民误国的官吏，大多配以杖后流放。咸平六年（1003年）二月，朝廷下诏，以受赃枉法治罪，将屯田员外郎盛梁流放到了海南岛上的崖州。
仁宗称帝后，任中正拜兵部尚书。因任中正“素与丁谓善”，及至丁谓被贬崖州后，他被以曾“独营救谓”之罪，受牵连被降职坐贬。
北宋考工员外郎齐化基贪暴流崖州
齐化基是因贪赃枉法之罪被流放崖州的。
齐化基，生卒年不详。据《宋史》等史料查考，悉其在宋代真宗年间曾任考工员外郎、晋州知州。
齐化基为官不廉，心术奸邪。《欧阳修全集》中有一篇欧阳修当年写的墓志铭文，提及到齐化基的为官劣迹。文中写道，齐化基在任镇州真定主簿时，妒忌贤能，自以为是。有一位名叫李仲芳的官吏不讨好他，他便“恶君廉直不为屈，多求事可酿为罪者责君理之”。齐化基本想通过让李仲芳办理那些疑难之案，以刁难手段使之屈服于他。结果是李君不仅“辩愈明，不可污”，而且还在办案中显示了秉公执法、严正廉明的办案断狱才能，被部下荐举升迁威虏军判官，后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
多行不义必自毙。据《续资治通鉴》记载，齐化基所到之处，都以贪暴闻名，加上性情凶狠，百姓都躲避他。在知晋州时，齐化基父子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到了极点。他的儿子仗势搜刮民财，储蓄铜器，还将袍服涂饰上金彩，招遥过市。
工部郎中欧阳公巡察晋州时，百姓纷纷禀告了齐化基父子的劣行。欧阳公辨察得实后，依告发向上“制劾其事”。真宗接奏后大怒，诏令就地查办，“索其家，得铜器数十”。
齐化基因贪暴被捕后，朝廷派官员前往审讯。他害怕获罪，不吐实情，朝廷连续换了三个审讯使臣，又命御史艾仲孺拷打审问才认罪。于是，真宗皇帝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下诏：“考工员外郎、知晋州齐化基削籍，鲸面流崖州，纵遇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同时将其子淄州司理参军齐溥、同学究出身齐渎削籍，连同小儿子齐涤、侄儿齐涣一并放逐各州。下诏告谕晋州后，官员百姓无不欢欣。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为肃治吏弊，真宗皇帝又下诏：“诸路官吏有蠢政害民，辩鞠得实，本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司不能举察者，论其罪。”于是，原先对齐化基案失察的监察御史欧阳载等三人，均被以“监司初不以闻，故申敕之”问责，受连坐停职。
方腊义军驱逃遭贬吉阳的知杭州赵霆
赵霆，宋徽宗宣和年间杭州知州，被贬吉阳军，与中国历史上的“方腊起义”有关。
北宋时，杭州是两淅路的首府，既是朝廷重镇，也是皇帝、宫妃视为“人间天堂”的行宫之一，聚集着大批朝廷官吏、富商和豪绅。赵霆虽为重臣出任杭州知州，但由于他为政贪婪，勒索敲诈，杭州城里的百姓都恨透了他，称之为“恶棍”。
宋代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以方腊为首的两浙农民，不堪压迫，揭竿而起，爆发了北宋末年一场“官逼民反”的农民战争，史称“方腊起义”。
方腊自称“圣公”，年号永乐，誓师起义后建立了农民政权，老百姓一呼百应，纷纷参加起义军，与宋军展开了攻城掠地激战。
起义军发展迅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攻城掠地，连连获胜。宣和二年十二月，在一举攻克睦州之后，直逼朝廷的“安乐窝”杭州城。
起义军兵临城下，城内百姓呼应。赵霆闻风丧胆，连夜收拾金银软细，带着一妻一妾，趁混乱之际怆惶逃出了杭州城。知州临阵弃城遁逃后，城中守军无首，城防瓦解，被方腊率领义军攻陷突入。
杭州重镇被起义军占领后，徽宗惊恐万状，急忙派出15万禁军南下镇压。方腊亲自指挥义军据城抵抗，城内百姓踊跃助战。因寡不敌众，方腊被迫突围。
徽宗收复杭州城后，于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以“坐弃杭州罪”，将赵霆贬吉阳军。
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自杭州城突围的方腊父子等起义军首领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失败。
“两都之战”殃及元世祖皇孙流吉阳军
在元代，曾有一位元世祖第四世孙、世袭云南王，被处流刑来到海南岛吉阳军（今三亚市），他的皇族名字叫帖木儿不花。
帖木儿不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四世孙，元泰定帝时云南王王惮之子。
至元初，元世祖忽必烈称帝后，按照一些汉族大臣的建议，分封诸王子为王，统兵外出藩屏朝廷，这就是史称的宗王出镇，亦称封王。当时，所辖镇戍地区只要有四个宗王，即漠北前线的北平王、晋王，吐蕃地区的武靖王，云南地区的云南王、梁王，扬州地区的镇南王。
云南王在元代封爵中，为诸王第三等级封号之一。元《诸王表》曰：“元兴，宗室附马，通称诸王。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以印章以为轻重。厥后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曰也”。元世祖一世孙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封梁王，受金印兽纽，出镇云南。二十九年（1292年）改封晋王，出镇大斡耳朵。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甘麻剌卒，由其子、元世祖第二世孙松山袭封梁王。
松山与泰定帝同为甘麻剌之子，因此泰定帝一登位，便将松山的儿子、元世祖第三世孙王惮由云南王晋升为梁王，食邑益阳州六万五千户。同时，以王惮之子、元世祖第四世孙贴木儿不花袭封云南王。
元朝以封授给诸王的印章爵号来显示权位。元世祖忽必烈时确立了六等印章封爵制，六等印章顺序为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其中，最珍贵的是金印兽纽，因金印兽纽的国邑仅一字，所以又称为“一字王”。忽必烈一朝仅有四人获得金印兽纽。帖木儿不花祖孙四代世袭了梁王和云南王，其中，甘麻剌、松山、王惮均为金印兽纽诸王，贴木儿不花在泰定元年袭封云南王时，获授金镀银印驼纽，为金镀银印驼纽诸王。至泰定帝时，王惮父子成了泰定帝朝中要人，在云南地区势力日增。
帖木儿不花被流放吉阳军，是由于父亲王惮在元泰定年间参与拥立皇帝的“两都之战”而被牵连。
元泰定帝崩后，元朝皇室内部发生了皇位继承的争夺，并引发了一场内战，即史称“两都之战”。
忽必烈称帝后，以北京为元“大都”，又在原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领地内建城邑，为元“上都”，实行了两都制，即一个国家有两个首都。自忽必烈始，元朝历代皇帝都要两都巡幸，冬季住在大都，夏秋住在上都。
泰定五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后，丞相倒剌沙和梁王王惮等，立即在上都拥立泰定帝九岁的皇太子阿剌吉八继位。随后，留守在大都的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以他家世代掌握的京都宿卫军精锐钦察团为主力，与西安王乘机发动政变，于九月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在大都即帝位，称为文宗。由于同时拥立了两个皇帝，便形成了大都与上都两个皇帝对峙局面，并由此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拥立上都皇帝的梁王王惮奉命率部南下攻打大都。王惮作战悍强勇猛，屡挫大都之军，但终被燕帖木儿打败，单骑逃遁。
文宗称帝后，当即诏谕中外：“诸王王惮等，兵败而逃，有能擒者，授五品官；同党之人，若能去逆效顺，擒王惮等来归者，免本罪，依上授官；家奴获之者，得备宿卫；敢有隐匿者，事觉，与犯人同罪。”文宗天历二年十一月，王惮被擒获处死。十二月，没收王惮第府、弓矢，连同王惮奴婢赐于诸王。
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甲辰，因受王惮的牵连，虽尊为皇孙、云南王的帖木儿不花，被从上都流放到了吉阳军。
元代的流刑与唐宋有别，对宗室皇族的流放，只是一种非刑制约，在所流地方仍享有宗室权贵并任地方要职。《崖州志》对帖木儿不花未见有载，但其中所载元代职官中，仍有疑似姓名，有待考证。
明代开国将帅瞿能之孙瞿宏流寓崖州
瞿宏是《崖州志》志载明代“流寓”人物。
瞿宏，合肥人，是明代南宋杰出军事家、中军都督瞿能之孙，将门之后。于永乐九年，调发海南卫崖州千户所，后落籍崖州。
瞿宏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明代著名将帅。祖父瞿能曾跟随朱元璋征战，智勇双全，是明朝开国勋臣，官至南京中军都督。朱元璋称帝后，建都南京，设五军都督府，掌管全国军事，中军都督为京城守卫部队的主帅。瞿宏之父是瞿茂，为瞿能之子，骁勇善战。在历次征战中，父子皆同阵，称“父子将军”。
明代建文帝朝，曾发生过一场诸王争夺皇位的内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卒后，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称惠帝，亦即建文帝。
当时，诸亲王势力极强，因害怕威协到自己的皇位，朱允炆便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以“削藩”为名削弱亲王势力，从而引起了诸亲王的不满和反抗。于是，久蓄异志的燕王朱棣遂打出“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以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北平誓师起兵，南下攻打南京，这便是史称的“靖难之变”。
燕王朱棣起兵后，便形成了明朝内部由朱允炆统领的官军（亦称南军）与朱棣统领的燕军对峙与激战。在官军中，以南京中军都督瞿能父子为征讨朱棣的主将。在北上攻打北平战役中，瞿能父子主攻彰义门，率领精骑攻入了城内。主帅李景隆为贪夺战功，便命令瞿能父子撤出城外等待大队兵马，结果贻误战机。时值寒冬，北平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官军第二天再攻城时已难于攀爬，结果伤亡惨重，导致攻城失败。
北平之战后，双方都在对峙中厉兵秣马。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建文帝又命李景隆为主帅，号称百万大军，大举北伐。当时，仅十多万兵马的燕军在白河沟摆开阵势，与南军进行决战。这场战斗惊心动魄，惨壮激烈。南军中的瞿能父子主战朱棣，骁勇异常，朱棣招架不住，坐骑被连连射杀，宝剑也被砍折了，紧紧追击的南军已近在咫尺。
朱棣见大势不妙，急中生智拨马跑到河堤上，假意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南军以为坝后有伏兵，没敢继续追击，朱棣得以脱逃。危急之际，忽然一阵大风将南军的帅旗刮倒，使南军阵营发生混乱。朱棣抓住这一“天机”，指挥精锐蒙古劲骑反攻，一举击溃南军，转败为胜。白河沟之役，官军被杀及淹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瞿能父子也在这场激战中阵亡。白河沟大战使朱棣取得军事和战略上的主动，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永乐帝国。
白河沟之战，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抓住机遇以弱胜强的战争典范，毛泽东所评点的65例中外战争中，就特别提到了“白河沟大战”。白河沟之战南军是失败了，但瞿能父子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骁勇，被历代史家给予高度赞扬，列为杰出的将领和军事家。
明永乐九年（1411年），瞿能之孙瞿宏，被调发海南卫崖州千户所，流寓闲住崖州。
上叙瞿宏祖辈故事为中国事典，以佐《崖州志》志载所略。
在吉阳军募兵脱籍的严州富豪汪浮
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有一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话本，讲述了一则与流放吉阳军有关的人物故事。
话说南宋乾道年间，严州遂安县有一富豪，姓汪，名孚，字师中。汪孚出身富家，曾登乡荐，有财有势，武断乡曲，把持官府，成为一乡之豪霸。一次，他擅杀人命，遇到对头申告官府，结果被问配流放到吉阳军（今三亚市），入籍吉阳军编管。
汪孚到吉阳军后，通过魏国公张浚，假以募兵报效为由，得于从吉阳军脱籍返家。不久，他便又“益治资产，复致大富”。
汪孚有个嫡亲兄弟名叫汪信之，文武全才，自小与汪孚居住。一次，两人对饮，汪孚醉后讲了一句汪信之不思富之话。就因这一句酒中之话，汪信之便负气地说：“不致千金，誓不还乡。”尔后，只身出走。后来，汪信之果真发家成了豪富，并由此引出了“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及“汪孚让宅真高名”的喻世传奇故事。
欲知详情，不妨读一读《喻世明言》故事原本，亦可佐添吉阳军之趣谈。
而今，当你走进这片古老深沉的土地，请细细寻觅、静静聆听，从那谪宦流人的名字里，可以读出一个个中国历史故事，听出中国历史旋律的高亢与低沉。
历史为古崖州注入了“流人文化”，今之三亚才增添了耐人寻味的历史人文魅力。
投荒零落振州的唐代良相李德裕
佐国宰相投荒海南
李德裕，字文饶，（787—850），唐代政治家、文学家。唐代河北赞皇（今河北省赵县）人，出身于山东世家大族，祖父李栖筠在德宗朝官至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宪宗朝两任宰相。李德裕幼有壮志，苦心力学，尤精《汉书》、《左氏春秋》，善为文，因不乐意参加科举应试，以门荫入仕。历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浙江、剑南、西川、淮南等节度使、观察使；兵部尚书、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833年）、武宗开成五年（840年）两度为相。
李德裕历事唐代宪、穆、敬、文、武、宣六朝。主政期间，推行政治革新，重视边防，力主抑制不服从朝命的藩镇，巩固中央政权，扭转了晚唐内忧外患局面。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辅佐武宗讨伐擅袭泽潞节度使位的刘缜，平定泽、涟等五州。功成，加太尉赐封卫国公。李德裕有重大的政治建树，曾被李商隐誉为“万古良相”。
李德裕推行政治革新，受到一批朝臣的拥护，史称“李党”。牛僧孺、李宗闵与李德裕持不同政见，其拥护者史称“牛党”。两派因政见不同，并由此展开了长达40余年争论，即史称的“牛李党争”。
因党争失利，李德裕被诬为“谬断刑狱”，于大中元年（847年）十二月，被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848年）正月，李德裕举家自洛阳经江、淮方抵潮州，九月，却又接《再贬李德裕崖州司户参军制》诏令。李德裕是一年内连遭两贬的，两次贬谪性质有所不同。再贬崖州是因“数罪未穷”，“积恶既彰”，将刑罚升为“移投荒服”。“投荒”是唐代一种刑罚，即流放到最偏远荒凉的地方。贬职是降为“司户参军员外置同正员”。
唐代司户参军，在州一级是没有品位的管民口小官。“员外置”是无实职的编外“闲吏”。《唐大诏令》规定，谪官皆属“员外”，即既不知州事，也无衙门可居住。从皇帝对李德裕两次贬制上看，贬潮州司马只是异地降职，并未处刑，而再贬崖州则是处刑罚，在海南岛上，他是被管制的罪人，还需要服“投荒”刑，“同正员”只是薪俸待遇。
大中三年（849年）正月，李德裕举家再经跋涉渡海才登上了海南岛。不知何因，李德裕一家没在当时的崖州治所（原琼山县）登岸，而漂泊到了振州（今三亚市），寓居振州宁远河出海口处的古村落毕兰村。经过两年的贬途奔波，风烛残年的李德裕在抵振州后未及一年，便于大中四年（850年）正月病卒于贬所，终年63岁。李德裕逝后，随同家属也便零落在海南岛振州境内。
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右拾遗刘邺向皇帝上言：“李德裕父子为相，有声迹功效。窜逐以来，血属将尽，生涯已空，宜赐衰悯，赠以一官”。尔后，朝廷才准李德裕复官并许归葬故里。《旧唐书》有《李德裕传》。生前代表作有《会昌一品集》、《李文饶文集》等。《旧唐书》中对他的评价赞语是“功烈光明，佐武中兴”；“破虏诛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阙，骨葬南溟”。
在海南岛上，李德裕虽投荒而犹倔，著书立说，奖善嫉恶，备受海南人民的敬仰，称为海南“五公”之一，历代奉祀在崖州（今三亚市）“五贤祠”和“名宦祠”内，后奉祀于海南“五公祠”。
贬所聚讼成悬案
在皇帝诏令中，李德裕当年是自潮州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刑罚为“投荒服”，这是历史事实。但李德裕抵海南岛后，是寓居在唐崖州（原琼山县）还是唐振州（今三亚市），其家族是否沦落在唐代后的崖州境内？由于正史无所翔证，故历来聚讼纷纭，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李德裕贬所悬案。
自唐代后一直有传闻，说是李德裕被再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后，年逾六十的他已无意仕途。因此，他并未抵唐代崖州，而是到了海南岛南端的振州，择居在振州宁远河出海口处的毕兰村内，后卒于毕兰村。此后，随从子弟及家属中有一部分飘零振州，化为土民。
清末洋务派首领、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的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期间，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出巡琼崖，曾命崖州（今三亚市）知州唐镜沅咨询崖州乡绅，以确定李德裕的谪贬居所。
当时的清代崖州举人、福建候补道台吉大文受知州唐镜沅委托，亲历调查了李德裕贬所和寻访李德裕流落崖州后裔。经调查考证后，他向唐镜沅呈报了《上唐芷庵剌史书》。在这篇上书中，吉大文虽然主张李德裕贬所在唐之崖州张吴都颜村，但却又依据耳闻目睹的事实肯定：“其弟子移居，又为宁远，今日之崖州矣”。据传，唐镜沅当年还躬亲导访到了自称为李德裕的后裔两人，张之洞经辨认确信后欲将之带往广州，施以教育，膳养终身，以为良相之报，但李德裕的后裔却不愿再返中原。
1962年，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在崖县（今三亚市）点校《崖州志》时，针对吉大文的论点提出：“吉的原信颇长，立说虽辩而考证未精。……李德裕的谪贬地，究竟是在海南岛北部的琼山，还是在南部的崖县（今三亚市），是早就成为悬案，而未得到解决”。
郭沫若为此曾亲自到唐崖州和唐振州故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比较，最后依据《崖州志》的记载和唐振州治所崖城镇的地理形势，作出考证结论，认为李德裕的贬居地就在唐代的振州（今三亚市），并据此写出了历史论文《李德裕在海南岛上》。
1962年3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后，使李德裕贬地在唐振州自成一说。1983年，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将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列为丛书之一。首次正式出版的《崖州志》，还将郭沫若《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附后，并特加编者按强调指出：“唐相李德裕谪贬崖州，果为今之崖县否，历来聚讼未决。郭沫若同志《李德裕在海南岛上》一文，辩之綦详”。广东人民出版社力挺了郭沫若的立论。
尽管对李德裕在海南岛上的贬居地至今仍有争论，但不可否认，郭沫若是历史上实地对唐代崖州和振州故址进行考察的第一人，其研究成果，当为李德裕贬所在唐振州的可信立论。
州志有载觅遗踪
1983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广东地方文献》丛书出版说明中，对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作出高度评价：“本书对于崖州从汉代至清末的疆士沿革、风土人物、典制文艺等，纂集颇详，是一部较有史料价值的地方志书”。在这部由郭沫若点校的《崖州志》中，有多处志记了李德裕在振州的有关史迹。兹录如下：
毕兰村，相传于保平、港门之间。李卫公谪崖时，居此。（《崖州志·古迹》）
望阙亭，在崖州城南二里许。唐李德裕为司户时建。（《崖州志·古迹》）
郭沫若在此条目下作点评案语：吉大文“上唐芷庵剌史书”，说从黄《志》，然亦无确证。仅举望阙亭故址在琼为说。凡古代名人遗迹，傅会者多。即使琼山县有亭址，何可尽信？德裕子弟留崖化黎，安能如吉说由琼山而远徙宁远耶？谬甚。
崖州学宫名宦祠，祀历代名宦十八人。李德裕奉祀其中。（《崖州志·释奠考》）
五贤祠，在州城西门外，祀唐李德裕，宋赵鼎，胡铨，元王仕熙，明王倬。康熙十一年，知州张擢士修。久圯。乾隆十九年，知州宋锦重修。道光八年，知州袁斯熊迁建鳌山书院左。（《崖州志·坛庙》）
崖州唐为琼山县，振州乃今崖州。故迁谪诸人只载振州，而于崖州从略。惟韦执宜、李德裕，《旧志》相沿已久，且祀名宦。而（李德裕）子孙亦皆在崖，又难定非今之崖州也。故存之。（《崖州志·谪宦》）
李德裕谪崖，居于毕兰村。后故，归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后又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今其村李姓百余家，俱化于黎。德裕遗物尚存。副使李德至崖，招出验之，再三叹息。（《崖州志·遗事》）
李赞皇之南迁也，卒于崖州（今三亚市），子孙为獠族。明正德间吴人顾朝楚为儋州同知，以事至崖召见其族，状与苗獠无异。耳缀银环，索垂至地，言语亦不相通。德裕诰敕尚存。（《崖州志·遗事》）
抱劝，即多港峒。李德裕弟德禧，从抱班迁居于此。今村中有李阁老祠。（《崖州志·村峒》）
上述志记，均为历代编纂的《崖州志》相沿所载，而原唐崖州治地（原琼山县）方志，李德裕遗事并不多见，故《崖州志》所志述李德裕在唐振州的遗事可信度较高。此外，《崖州志·艺文》中还载有多首历代名人在崖州凭吊李德裕的诗文，较有佐证价值的有以下三首：
其一，明代文学家汤显祖被贬为徐闻典史时，曾听说了李德裕后裔在崖州化为黎人遗事。后来，他自徐闻过琼，并为之写下了一首《琼人说生黎中先时出有李赞皇诰轴遗像在岁一曝之》诗：
英风名阀冠朝参，麻诰丹青委瘴岚。
解得鬼门关外客，千秋还唱梦江南。
其二，清代崖州拔贡王瑞瑄，是地方名贤，他曾深入到李德裕后人迁徙居住的抱劝黎寨，见到了李德裕后人为纪念李德裕所建的李氏祠屋，并为此写下了一首《唐李卫公德裕》凭吊诗：
将相当时任独专，勋名谁似两朝贤。
天南出谪一万里，朋党相倾四十年。
海畔孤亭空望阙，蛮村遗裔有荒烟。
千年祠屋苍崖里，断碣残碑咽暮蝉。
其三，清代崖州举人、福建候补道台吉大文，是当年奉张之洞之命寻访李德裕后裔遗踪的当事人。他虽依据地名所考，指出唐代崖州确在琼山境，但依《崖州志》所志，又在原唐振州境内的抱劝黎寨亲眼看见了如志所载的“李阁老祠”。因此，他肯定了李德裕弟子移居之地就在清代的崖州，并为此写下了一首《多港黎村李丞相祠》诗：
万里投荒客，今生入鬼门。
朝端无党羽，海外有儿孙。
冠带唐家宝，丞尝李氏村。
孤寒空下泪，南极望归魂。
李德裕在投荒崖州道上及寓居振州时，曾写下不少悲愤之作，也写下了记录当时海南岛上山川风物的佳篇，较著名的有《贬崖州司户道中》、《望阙亭》，为历代名人入琼的最早诗作之一。
新编的《三亚市志》未将李德裕列入三亚市古代名贤，似有遗珠之憾。也许，从正史的研究上，李德裕的贬居地之谜永远无法解开，那就从俗吧。郭沫若尚能力排众议，坚持己见，作为拥有众多李德裕贬居地信息资源的三亚市，也应叫响李德裕的名字——三亚历史上的古崖州，是李德裕的贬居之地。
南宋抗金名相赵鼎吉阳军气壮山河
抗金名相
赵鼎（1085—1147），字元稹，自号德全居士，宋代解州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四岁丧父，由母教学，自幼聪颖，通经史百家之学，登崇宁五年（1106年）进士。曾知建州、洪州，累任河南洛阳令、司勋员外郎、右司谏、侍御史中丞平章事、尚书右仆射、江东和江西安抚大使、签书枢密院事、都督陕川荆襄军事等官职。绍兴初年拜御史中丞，曾两度为相，佐掌军国机务，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无所不预，以其杰出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个人品质，成为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享有“南宋贤相，首称赵鼎”之誉。
赵鼎才智过人，知人善任，举荐岳飞为抗金统帅，收复了失陷的襄阳重镇，传为千古佳话。为相时，在处理军国大事中，显现非凡的爱国热情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任右司谏时曾提出40项建议，36项被朝廷采纳。宋高宗因采纳了赵鼎的建议，使南宋转危为安，一度出现中兴局面。为此，宋高宗曾感叹道：“赵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兴，可谓宗社之幸也”。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朝廷屈服于金国的军事压力，主张议和。因地界之争，赵鼎坚持正义，极力反对以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乞和卖国主张，遭到了秦桧的忌恨。秦桧任宰相主政后，便对赵鼎进行了报复。
赵鼎被罢相后，初降为绍兴知府。秦桧恐其东山再起，便一再捏造罪名，将赵鼎一贬再贬。绍兴十年（1140年）贬为清远军节度使，旋谪漳州、潮州安置。绍兴十四年（1144年）九月，又诬为受贿，由潮州再流放到吉阳军（今三亚市）。
赵鼎谪居吉阳军3年，在蛮荒天南，依然正气凛然。在秦桧的残酷迫害下，愤而绝食而死。赵鼎以死抗争的消息传到中原后，“天下闻而悲之”，一时“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
赵鼎逝后，吉阳军士民怜而共葬之。次年得旨归葬。孝宗即位后追赠太傅，谥忠简，封丰国公。《宋史》有《赵鼎传》。现海南昌江县仍保留着赵鼎的衣冠冢。
赵鼎善文、诗、词，一生著述颇多。文章多为奏疏，气势畅达，诗词多豪迈，真切感人。有《高宗日录》100卷、《神宗日录》200卷、《忠正德文集》10卷、《德全居士集》2卷传世。
赵鼎以其无私无畏、光明磊落的品质和雄才大略的治国功业，彪炳青史。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崖州士民最先将其奉祀崖州“五贤祠”，后再祀于琼州“五公祠”，与李德裕、苏东坡、李光、胡铨同尊为“海南五公”，寄托了海南人民的崇敬之情。
气壮山河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九月，赵鼎由潮州渡海跋涉抵吉阳军后，寓居在水南村裴闻义之宅。
赵鼎当年离京时，秦桧假惺惺地为他送行，赵鼎只是轻蔑地瞧了他一眼，便昂然地走了。一贬再贬到达吉阳军后，赵鼎在给朝廷的谢表上写道：“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后惊叹道：“此夫犹倔也。”
赵鼎寓居吉阳军三年，秦桧迫害加剧，并要地方官每月向他呈报赵鼎的生死状况。
在秦桧的监视和胁迫下，赵鼎在寓所“杜门谢事，门人故吏不敢通问”。广西府元帅张宗元是赵鼎的知己，同情他的遭遇，经常派人送来米、酒和药品接济。内忧外虑，使年迈体虚的赵鼎患了重病。绍兴十七年（1147年），赵鼎为表明自己宁死不屈的壮志，决定以死抗争。他先托人送遗书给其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八月，他自书墓铭，并书写了“身骑箕尾归天去，气作山河壮本朝”的铭旌，最后面朝中原而卧，绝食而死，终年63岁。爱国诗人陆游读到赵鼎自书的铭旌时慨叹道：“呜呼！不可谓伟人乎？”
盛德留芳
赵鼎以死抗争，忠气贯天涯，其谪居的水南村裴闻义之宅，一时名盛。
裴闻义是唐代著名宰相晋国公裴度第十四代孙裴瑑之子。裴瑑，山西闻喜人，北宋末年任雷州太守，后召为吉阳军守，离任后，举家落籍崖州水南村，传有一子名闻义，因父得荫补，知昌化军。
赵鼎是当朝良相，抵吉阳军后，同是山西闻喜人的裴闻义慕名将他迎入自家安置，悉心照料。赵鼎逝后次年，与赵鼎志同道合的抗金主帅胡铨也被贬到吉阳军，相继寓居在裴闻义之宅。
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五月，胡铨获赦离开吉阳军前，为裴闻义宅亲笔题写了“盛德堂”匾额。“盛德堂”取《左传》中“盛德必百世祀之”之意，表达了他对赵鼎忠义的崇敬，对唐晋国公裴度后裔义举的盛赞。
崖州“盛德堂”，从此成为崖州著名的“正气堂”，成为海南岛上著名的人文胜迹，历代名人志士瞻仰络绎，题咏不绝。明代海南名人、历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的丘浚曾慕名瞻仰了崖州盛德堂，写下了《赠盛德堂诗》二首，其中之二借咏盛德堂，赞颂了赵鼎、胡铨的浩然正气：
盛德堂巍海南边，门阑四序蔼祥烟。
先朝宰相多勋望，后代儿孙总俊贤。
赵鼎谪居心似铁，胡铨题匾笔如椽。
来游济济皆儒彦，为文春荣几大篇。
赵鼎在吉阳军写下了多首诗词，为吉阳军留下了正气篇。其中《贺圣朝·道中闻子规》一词写道：
征鞍南去天涯路。
青山无数。
更堪月下子规啼，向深山深处。
凄然推枕，难寻新梦，忍听伊声音！
更阑人静一声声，道“不如归去”。
这首词是赵鼎刚抵吉阳军时所作，抒写了被贬壮志未酬之慨，连那在“天涯路”上啼叫的子规，也仿佛在催他调转征鞍，归去杀敌锄奸，救国拯民，悲壮的爱国豪情，溢于字里行间。
赵鼎是南宋贤相，忠贞爱国，刚正不阿，贬不夺志，在吉阳军留下了浩然正气。他在临死前自书铭旌“身骑箕尾归天去，气作山河壮本朝”，已成为中国成语“气壮山河”的典源。他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反对投降，以死抗争的倔强精神，被树为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爱国为荣，“盛德必百世祀之”。古之吉阳军回荡着赵鼎忠魂，今日三亚亦唱响爱国正气之歌。
请斩秦桧赴贬吉阳军的爱国名臣胡铨
请斩秦桧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县）人。南宋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转承直郎。绍兴五年（1135年），兵部尚书吕祉举荐，升枢密院编修官，主管军事机密、边防等军机要务。胡铨忠君爱国，恤念民艰，极力推行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在国难当头，敢于与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作殊死斗争，成为了南宋反对和议、力主抗战的杰出代表。
绍兴八年（1138年），在宋金和议垂成之际，胡铨挺身而出，反对投降，置生死度外，给高宗皇帝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奏书，直言请将奸臣秦桧、王伦、孙近三人斩首悬街示众，以激励天下民心，并表示：“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胡铨的上书，朝野称快。而秦桧之党切齿痛恨，便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对胡铨进行迫害，将胡铨一贬再贬。先下诏除名，贬昭州，由于朝臣营救，改监广州盐仓；后被劾，贬新州（今广东新兴）。绍兴十八年（1148年），因作《好事近》一词，被秦桧死党张棣诬告，又以“与客唱酬，谤讪怨望”之罪，再移谪吉阳军（今三亚市）编管。
胡铨在吉阳军寓居八年，直至秦桧死后，才得徙移衡州。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孝宗即位后亲自宴请他说：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未葬身鱼腹，是天地祖宗留卿辅朕也。后被重用为兵部侍郎、资政殿学士等。他始终与朝廷政见分歧，最后去职归庐陵，从事著述。淳熙七年（1180年）卒，年79，谥忠简。康熙十一年，奉祀崖州“五贤祠”。
胡铨虽遭贬谪，但伟名播天下，上至朝中大臣，下至武夫汗卒，以及边远之人，莫不津津乐道胡铨的奏书。他的奏书被朝臣陈师古刊印流行后，金国出重金求购，始知宋廷有中坚砥柱，不可轻视。
胡铨贬谪流离，半生岭海，但好学不倦，激情满腔。“既至珠崖，著书怡然。”他一生著述的文章和词作，内容丰富，驰聘古今，慷慨激昂，代表作《戊午上高宗封事》，是一篇声讨投降派的正义檄文，已成千古名诵。他在吉阳军所作的诗词多激愤之语，笔墨酣畅，意气豪迈。今有《管训诸经》及《澹庵文集》、《澹庵词》传世。
胡铨一生忠诚、正直、忠君、爱国，直到弥留之际还口授遗表，悖悖期望孝宗皇帝，要“舍己为人，安民和众”，要牢记家仇国恨，收复失地。胡铨身上体现了为国家和民族利益冒死抗争的崇高民族气节，鲁迅曾将他赞扬是中国历史上敢于“拼命硬干的人”和“为民请命的人”。胡铨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其执著追求真理、至死不渝的精神，已成为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播爱吉阳
《资治通鉴》记载了胡铨再贬吉阳军时的情形：
秦桧为斩除力主抗金和反对朝廷议和的主帅，在自己的府第一德格天阁的壁上写下了赵鼎、李光、胡铨三人的姓名，视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当时，赵鼎和李光都已贬到了海南岛上，唯胡铨贬在广东新州。为此，秦桧党人广东经略使王铁问右承议郎、知新州张棣：“胡铨何故未过海？”因为胡铨在新州所作的一首词中有“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之句，张棣便奏胡铨“不自省循，怨望朝廷，鼓唱前说，殊无忌惮”。于是，秦桧便以这为借口，将胡铨由新州移送吉阳军编管。
胡铨赴吉阳军时慷慨从容，“健步赴贬，人皆怜之”。当时，秦桧暗中派一押使，想在半途中杀害胡铨，到雷州时被太守王趯觉察，于是仗义将秦桧派来的押使拘捕，换上另一使臣将胡铨安全护送过海。胡铨在吉阳军“无薪粲百物”，也是王趯“辄津置之”。秦桧知情后，以接济胡铨治罪，杀死了赵趯。
胡铨在赵鼎逝后次年抵吉阳军，为追随忠烈，他同样寓居裴闻义宅。虽然“身陷九渊，处境险恶”，但依然表现出爱国爱民的高风亮节。他在吉阳军八年间，留下正气之歌、美德卓行，受到历代崖州士民的颂扬。
传播中原文化。在吉阳军，胡铨每日以训传经书为乐事，热心为吉阳军士民讲解《易》、《春秋》、《周礼》等儒家经典，传播文明礼仪和中原文化。他还亲自缘化筹资，在开元寺内修建了一座钟楼，弘扬了佛教文化。
开创黎族教育。胡铨在吉阳军传经办学，有教无类，消除了民族歧视。当地“黎酋闻之，遣子入学”，学习汉民族文化礼俗。胡铨因之成为了三亚历史上首倡民族教育的先驱。
维护民族团结。胡铨在吉阳军爱国爱民，引导民族团结。他广泛与吉阳军的社会名流、士民及黎族酋长交谊，主持在城西南二里水畔上建亭一座，取杜甫诗“洗净甲兵长不用”之义，题匾：“洗兵亭”，并赋《洗兵亭》诗一首镌其内，期望黎汉民族，化干戈为玉帛，和睦交融，过上“玉垒尘清闲擂鼓，玳筵人好细流觞”的和平生活。
营建浏览胜景。胡铨热爱吉阳山水，在城西南“洗兵亭”东茂林修竹处，营建一浏览胜景，取“六逸七贤”之典故，命名为“逸贤峒”，并题联曰：“溪边六逸李太白，林下七贤山巨源”。“逸贤峒”成为了当时黎汉民族游赏之地，也成为胡铨讲学、与贤士唱酬之所。
壮扬吉阳正气。胡铨为其及赵鼎寓居的裴闻义宅题写匾额“盛德堂”，并撰联及作诗咏赋，为崖州增添了“盛德堂”人文胜迹。胡铨在吉阳军还创作了爱国正气诗词佳篇，为崖州人民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文化。
天涯情缘
胡铨在吉阳军与一位名叫黎倩的民女结下了患难情缘。获赦后，九死一生的胡铨携黎倩从吉阳军返回中原。
一次，胡铨饮于湘潭胡氏园，微醺中题诗壁上曰：“君恩许归此一醉，旁有梨颊生微涡。”所谓“梨颊生微涡”者，即指吉阳军民女黎倩。
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会讲于岳麓书院，归途中宿湘潭胡氏园，见到了胡铨的题壁诗，认为胡铨是一位朝廷大臣，对民间女子钟情并携归京师，是“人欲险恶”，并提出了批评。但他从胡铨的题诗中，看出了胡铨对黎倩的一往情深，便在诗中写道：“十年湖海一身轻，归对梨涡却有情。”
胡铨因迷恋吉阳女黎倩，受到了当朝一些理学者尖锐抗议。但重情主义者袁枚则认为，胡铨是真性情之人，为国家他不畏诛、不畏贬，为黎倩他不畏人訾议，值得钦佩和同情。
乾隆年间编篡《四库全书》时，有人对胡铨为黎倩题咏之作，由学术批评进而非议他的品行。乾隆皇帝亲览胡铨此诗后即为之感动，最后编《四库全书》的馆臣作出了官方的评价：“铨孤忠劲节，照映千秋，乃以偶遇歌筵，不能作陈烈逾墙之遁，遂坐以自娱平生，其操之为己蹙矣。平心而论，是固不足以为铨病也。”《四库全书》不主张以“陈烈逾墙之遁”作为道德标准，从而肯定了胡铨对黎倩之恋是富于人情的。
胡铨与黎倩之恋及由此遭致的是是非非，也是胡铨情结天涯的一段佳话。
咏崖州“水南村”的宋朝开国宰相卢多逊
开国宰相逝天涯
卢多逊是北宋开国宰相，宋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史学家。
卢多逊（934—985），河南怀州人（今河南泌阳），显德初年（954年），20岁中进士，先任集贤校理、迁集贤殿修撰等，后加兵部郎中、史馆修撰、判馆事。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冬，命为翰林学士。开宝六年（973年），奉诏同修《五代史》，迁中书舍人、参知政事。同年，与刘翰等奉敕撰《开宝新详定本草》，由卢多逊刊定。太平兴国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四年（979年），加兵部尚书。
卢多逊博涉经史，聪明强记，文辞敏捷，才华横溢，多发奇中。宋太祖好读书，每问及书中内容，都对答如流，令众臣叹服。户多逊和赵普都是开国元勋，两人相继为宰相，也相互报怨。后来，赵普诬告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结党营私案有关连，宋太宗忿怒，以卢多逊不忠治罪，下诏削夺官职。初议死刑，诛斩九族，但太宗念其开国辅佐有功，身居重位，久事朝廷，便诏“特宽尽室之诛，止用投荒之典”，削毁官职、三代封赠及妻子封官，“一家亲属并配流崖州，所在驰驿发遣，纵经大赦，不在量移之内”。
卢多逊寓崖州三年，雍熙二年（985年）逝于崖州水南村贬所，年52岁。
先葬于水南村东三里处，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归葬襄阳。后诏其家属复籍，并录用其子为官。尚有部分家属落籍崖州。寓崖期间写《水南村》一诗，获录入《全宋诗》。新编《三亚市志》，列为三亚市古代名贤。
结缘崖州留佳话
忍辱嫁女。卢多逊被投荒流放崖州，受到地方官吏的欺凌。当他一家人历尽艰辛辗转抵崖州后，州守却不准在城内居住。无奈之下，卢多逊举家落籍在州城南二里的水南村。知州的牙校子见他的女儿貌美聪慧，欲娶为妻，并由知州出面逼婚。卢多逊恶其势利，再三拒绝，但却遭致知州及其僚属的侮辱和迫害。为避灾祸，保一家平安，卢多逊才被迫忍辱违心将女儿许嫁。
天涯知音。卢多逊落籍水南村后，村中士民同情他的遭遇，不为“流犯”而嫌避，与他一家亲密相处。水南村有一位饱学诗书的乡贤名叫黎伯淳，隐居故里，淡泊明志。卢多逊与他交情笃厚，称黎伯淳为“幽人学士”，引为天涯知音。俩人经常杖藜来往，以吟诗书为乐。水南村的乡风民俗，使他淡忘了那因京城皇权争斗而背负的冤屈。
咏水南村。卢多逊热爱崖州纯扑民风，更热爱富饶物美、耕读兴旺的崖州水南村，写下了深情赞美的《水南村》七律二首。一度视为蛮荒之地的崖州，在编修国史的宰相笔下，成了“桃源”善地。他题咏的《水南村》，成了千秋美文。“珠崖风景水南村”，“却疑身世在桃源”。在卢多逊笔下，崖州“水南村”不仅成了闻名于世之胜境，也成为了一千年前古崖州的一张亮丽“名片”，历代推为崖州八景之首。
传人繁衍。卢多逊身谢珠崖后，其家属获赦得旨迁返容州，后诏怀州籍，子孙也先后被朝廷录用为官。但仍有部分家族眷恋卢多逊为之赞美的水南村，留在了崖州。现水南村卢氏家族尚有卢多逊的传人，奉祀卢多逊为移崖始祖。崖州卢氏，传承着翰林朱墨的“卢家书法”，曾为崖州文化一秀。
卢多逊轶事逸闻
谢表遗表。卢多逊丞相谪海外（崖州），国史载其谢表。末云：“流星已远，拱北极以无由；海日空悬，望长安而不见”。又载其孙作《范阳家志》，附其临终自作遗表。略云：“昔日位居黄阁，众口烁金；此时身谢珠崖，蔓草萦骨”。（《类聚》）
谶语验兆。卢多逊从小聪明，思维敏捷，记忆力强。传说卢多逊幼年时，父亲领他到云阳观就学。观前台阶上有一只木桶，桶中盛满了写有谶语的竹签。刚入学的卢多逊从中随便拿了一个签，他父亲见上面写着：
身出政书堂，终因天水白，
登仙五十二，终为蓬海客。
后人解释说，这首诗预示着他未来的命运。果然，卢多逊此后的政治生涯，不幸被这首谶语所言中。（《宋人轶事汇编》）
崖州地善。卢多逊被流放后，开封知府李符讨好赵普说：“崖州虽在海外，但水土不甚恶。春州近在内地，至者无生还。宜以多逊改窜春州，外示宽宥，而实置之必死之地”。赵普听后点头称是。后赵普怕他口风不紧泄露此言，竟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借故将李符贬至春州而亡。
（《宋人轶事汇编》）
北宋宰相丁谓在崖州为沉香立传
三朝元老
丁谓（966—1037），字谓之，后更字公言，苏州长洲（今吴县）人。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登进士甲科名列第四，授大理评事、饶州通判。历任转运使、工部员外郎、权三司使、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晋国公，是北宋太宗、真宗、仁宗三朝元老，前后共在相位七年，显赫一时。
丁谓为官勤奋，曾不动兵刃安抚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叛乱，稳定局势，表现出不寻常的能力，获朝廷以战功嘉赏。他曾奏议为民减赋，益于国计民生。
丁谓精于建筑统筹。宋真宗崇佛，要在宫城营建玉清昭应宫等大型佛寺建筑群，拟用工期25年，因这一浩大工程劳民伤财，遭众臣反对。皇帝力排众议，命丁谓为建寺宫总领。丁谓发挥聪明才智，科学运筹，仅用7年便依样建成，深得皇帝赞赏，亲自设宴嘉之。
丁谓显贵后，谄主媚君，恃权凌人，排斥异己，引起满朝文武不满。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真宗卒，仁宗即位时年仅13岁，由太后听政。为把持朝政，丁谓勾结宦官雷允恭，凡重要奏章都要先送他阅后再送内廷。雷允恭在都督修建宋真宗皇陵时，擅自移改陵穴。对这一本该杀头的大事，丁谓不顾众议，庇护不作处理，后经揭发，触怒了太后。结果，雷允恭被诛。因丁谓深得太后之宠，不忍杀之，罢免宰相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四个儿子全部被降黜。
丁谓贬居崖州三年。明道年间（1032—1033）获准返京城，授以秘书监致仕，准许定居光州（今河南潢川）。景祐四年（1037年）闰月卒于光州。因丁谓在位时曾为家乡苏州奏请皇帝特免钱丁，乡人德之，祠于万寿祠。
历史上，丁谓曾利用职权迫害过不少忠直大臣，令朝野震怒。获有“忠臣良将保护者”和“卫国宰相”之称的名相寇准，曾一手将丁谓提拔当副宰相，但丁谓后来反目为仇，攻击寇准，乘机夺取了相位，并将寇准贬到了雷州。寇准是宋朝爱国名相，享有声望，丁谓排斥与贬谪寇准后，受到天下的唾骂。“寇准用丁谓之失”，成了古今用人失察失误之鉴。
丁谓足智多谋，多才多艺。《宋史·丁谓传》评价他是：“机智有智谋，文字数千言，经览成诵，善谈笑为诗，至图画、博奕、音律，无不通晓”。著有《景德会计录》、《建安茶录》、《青衿集》、《晋公集》等。
居崖事略
筑相公亭。《崖州志·古迹》条目记载：“相公亭，在州南山铺之东，地名竞田，宋丞相丁谓，天圣初贬崖，续有旨拘于荒僻无人烟之处，郡守乃建屋几椽于此，处之。后名相公亭。”
建亭占卜。丁谓曾在崖州城南三里处，修筑一座亭子，取名为“怀远亭”。亭基高丈许，左右两侧各有一个平台，亭前有塘数亩，林峦环秀，丁谓每次夜游，总要在台上瞻拜星斗，占侯星象云气，观测吉凶预兆。此塘因之得名“望天塘”，沿称至今。“怀远亭”曾作为崖州名人“古迹”载入《崖州志》。
修佛克责。丁谓在崖州三年，因贬思过。他教人读书为文、营造屋宇。自搭一楼，“焚香读书其上，专事浮图因果之说”，“书自克责”。他曾为此作诗道：“且作白衣菩萨观，海边孤绝宝陀山”。因修佛，使其心境渐为平静豁然。
仙游崖州。丁谓当年在洛阳时，与道士刘遁往来，互吟赠诗。一天，两人同游仙游亭及仙洞，在观赏景趣后，刘遁作诗一首赠丁谓：“屡上仙游亭上醉，仙游洞里杳无人。他时驾鹤游沧海，同看蓬莱岛上春”。丁谓初时不解其诗意，贬谪到崖州后，见崖州海外奇甸景致，恰似蓬莱仙境，始悟诗意，惊叹刘遁是先见的奇异道人。后来，刘遁云游至崖州，两人相遇，丁谓便复诗刘遁曰：“谪宦三年尚未回，故人今日又重来，莫道崖州一万里，今朝须尽数千杯”。于是，两人泛舟海上畅饮，且曰：“今日之游，成子之诗意矣”。
崖州最大。丁谓自崖州返回中原后，一次闲聊，丁谓问客人：“天下州郡，哪个最大？”客人说道：“当然是京城最大了”。丁谓不以为然，众人不解。丁谓傲然一笑说：“朝廷宰相任崖州司户，可见天下州郡崖州最大”。客人听罢，不禁为丁谓的机敏宛妙叫绝。
谢表名句。丁谓在崖州，虽老不衰，文字依然机智。他在崖州答胡则侍御书曰：“梦幻泡影，知既往之本无；地水风火，悟本来之不有”。亦颇有禅机佛理意味。
知命思悔。司马光《续诗话》云，丁谓“善为诗，在珠崖犹有诗近百篇，号《知命集》”。“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即是出自《知命集》中的名句。丁谓在历史上有陷害寇准宰相的恶名，曾“不以公道负天下之望”。从诗句中，似乎丁谓在贬所也有了思悔之心。
立沉香传。丁谓在崖州，潜心著述。大文学家欧阳修说他：“少以文称，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篇咏尤多。”宋代历史学家朱弁说他：“公谪崖州，曰赋一诗，皆一字题，每成集即寄归洛阳家中”；“居崖未尝废笔砚也。”他在崖州亲历品鉴后，撰写了《天香传》，详述了中国用香历史，产香之地，香材之优劣，推崖州沉香为沉香之冠，是佛界奠崇的“天国之香”。丁谓因此成为了对沉香进行评鉴和为海南沉香立传的第一人。《天香传》为宋元之后众家香谱所载，成为研究中医药用之沉香不可或缺的文献。
命题“崖州八景”的元代参政王仕熙
两帝争位受株连
两帝争位受株连
王仕熙，字继学，北海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元朝著名诗人，泰定帝朝时（1324—1327）任吏部侍郎、参知政事。
元代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年）七月，36岁的泰定帝暴卒于上都。此后五年间内，元朝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个皇帝。其中文、明两帝之争形成的皇族内战，使泰定朝的一批文武大臣成了牺牲品。王仕熙就是在这动荡的政治背景下，被株连流放到了吉阳军（今三亚市）。
泰定帝死后，丞相倒剌沙立刻在上都拥立泰定帝9岁的儿子为皇帝，并匆匆地在上都举行登位仪式，称天顺皇帝。
留守在大都的军事统帅燕帖木儿，对皇位的继承却有自己的谋算。燕帖木儿曾追随武宗皇帝海山十多年，是海山一手提拔的宠臣，为佥书枢密院事，实握兵权。趁泰定帝崩驾之机，他欲拥武宗海山的次子图帖睦尔为帝。
武宗海山有两个儿子，长子和世瑓被封为周王，指定封地在云南，后来转到了西北边陲，定居在扎颜。次子怀王图帖睦尔曾被赶到海南岛，泰定帝崩时留驻在江陵（今湖北荆沙）。按照元宗室继承的顺序，应由和世瑓当皇帝，但他定居的地方太远，要花很久时间才能赶回大都。
为赶在和世王柬返大都之前拥立图帖睦尔，致和元年八月，燕帖木儿与西安王发动了宫廷政变。政变那天刚黎明，燕帖木儿以议事为借口，将文武官员全部集合到兴圣宫，命事先密伏的兵卒包围了文武官员。他威胁道：“武帝有子二人，大统所在，当迎立之，敢有不顺者斩！”说完便亲手将平章政事乌巴图尔缚住，并命兵士将执中书左丞托多、参知政事王仕熙、侍御史邱世杰等逮捕下狱。文武官员猝不及防，在刀枪的胁迫下，都表态同意由武帝的儿子当皇帝。燕帖木儿制服文武官员后，便秘密派人赶往江陵迎回图帖睦尔先行即位，称文宗帝，改元天历。
天历二年（1329年）正月，武宗的长子和世瑓也在宁和（今蒙古鄂文浑得上游东岸一带）即皇帝位，称明宗帝。对此，文宗曾公开承诺，待其大哥明宗归来后即让位与兄。不久，明宗帝突然暴死，文宗便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帝，并称自己当皇帝是“天命所在，诚不可违”。后来有人臆猜，明宗帝之死是燕帖木儿与文宗帝共同谋害，这则是宫廷秘史了。
文宗称帝后，将燕帖木儿在兵变中逮捕的朝廷大臣全部远谪。其中，参知政事王仕熙和侍御史邱世杰一同被流放到海南岛，邱世杰流万安军，王仕熙流吉阳军。
为巩固文宗的帝位，燕帖木儿率官军与拥立天顺帝的皇家宗室，进行了一场自相残杀的战斗，取得了胜利。然而，文宗在动荡中只当了三年皇帝就病死了，年仅29岁。
宁宗帝即位后，至顺三年（1332年），王仕熙与邱世杰获赦。次年六月，王仕熙被朝廷召还任官。
诗礼吉阳垂风范
元代天历二年（1329），王仕熙抵吉阳军，寓居三年。王仕熙在吉阳军传播儒家文化，垂范诗礼，不仅留下儒相懿行，还首次命题了《崖州八景》，赋诗颂扬，为吉阳军留下一笔珍贵的山水精神文化。
甘居茅屋，固守清志。王仕熙在流放吉阳军未抵郡城时，军守慕崇其名节，事先在城内为他营建一间华室。王仕熙到吉阳军后，军守亲领他观看。然而，王仕熙不为浮华所动，“弃之不居”。后于城西租一间茅屋居住，取名为“水北新居”。他还在茅屋旁西南数十步临宁远河处筑一“江亭”，作为与州人游息之地。虽流放天涯，远离繁都，但王仕熙泰然处之，恪守淡泊之志，怡然自乐。
忍辱负重，礼遇士民。王仕熙在吉阳军，经常遭到一县令的侮辱，但他胸襟坦荡，礼而让之，不损君子之仪。他虽累日不出中庭，却与吉阳军士民及吏卒相处友善，礼貌恭谦，儒雅风度深得士民的喜爱。
遍访山水，题咏八景。王仕熙在吉阳军，洁身自爱，言谈严谨，非公事及宴请，静住其屋不苟出，平时以读书题咏为娱。他的诗作获远近敬爱，以能收藏其文字为珍宝。他热爱吉阳军山川风物，遍访胜景，首次对古崖州的自然风景进行系列点评，以当朝大学士的慧眼和灵感，为古崖州山海田园风情留下了点睛之笔。王仕熙题咏的“崖州八景”——鳌山白云、鲸海西风、边城斜照、水南暮雨、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在六百七十年前壮扬了崖州山水美誉。王仕熙题咏的《崖州八景》诗章，获当代推为中国山水风景诗的精华。
乐而忘返，留芳天涯。王仕熙陶醉于崖州佳境丽地，淡忘了朝廷宠辱，怡然不见归去之意。获赦后，州中士民相惜，留芳人去后。康熙十一年，崖州士民将他奉祀崖州“五贤祠”，受到历代景仰。
贬振州刺史遭追杀的唐代宰相韩瑗
韩瑗是唐高宗朝宰相，贬任振州刺史，《崖州志》志唐代名宦。
韩瑗（606—659），字伯玉，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少有节操，博学多才，是唐代开国功臣。贞观中，以兵部侍郎袭父颖川公。永徽三年（652）拜相，迁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后加银青光禄大夫，又改任侍中兼太子宾客。
韩瑗风度卓识，刚正不阿，敢于仗义直谏，以公正之名誉称于世。高宗李治欲“废王皇后，立武后（武则天）”时，韩瑗与右仆射褚遂良等朝廷高级官员极力反对。褚遂良“涕泣诤谏”，触怒了武则天和高宗，被贬广西桂林。
韩瑗称褚遂良是社稷之臣，贬谪不公，便极力申辩并奏请高宗矫正，以雪冤屈。他在皇殿上面对高宗慷慨谏言道：“朝廷贬谪贤良之士，向为政风败坏之征兆”。接着引证历史实例，说明国家之衰亡，政治之腐败，皆因为疏贤良忠谏之臣所致，一针见血指出：“要使忠良之臣能在其位，问题是皇帝需用奴才，还是需用人才。如今臣深惧小人之势长，君子之道消矣！”。最后，他还引用《诗经》中“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之典作了忠告。当时，武后正在帘后窃听，认为韩瑗说此番话就是影射她，恨得咬牙切齿。此后，韩瑗仍多次进谏，但高宗始终不纳，于是忧愤上表请归故里，高宗也不允许。
武则天册封皇后后，便不惜手段打击报复那些反对她立后的贤良忠臣。在她的授意下，褚遂良被再贬到爱州（今越南河内），一年后病卒于贬所。
显庆二年（657年），武则天又授意捏造韩瑗与褚遂良欲谋反的罪名，将韩瑗贬为振州（今三亚市）刺史。韩瑗到振州后病逝。终年54。
韩瑗被贬到振州后，武则天还不甘罢，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又授意奸臣许敬宗与宰相李义府继续诬告韩瑗。在武则天的一手操纵下，高宗不得不派遣特使赴振州处斩韩瑗。
特使从京都长安千里迢迢赶到振州时，韩瑗已刚病故。特使不相信，硬是挖棺验尸方罢。确信韩瑷死后，高宗仍追削其官爵，籍没家产，将其子孙谪广州为官奴。
武则天逝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朝廷方下诏为韩瑗平反昭雪，诏复官爵。
韩瑗是唐代第一位到振州任职的朝廷宰相。他在振州一年多，传播文明，启迪教化，留下了宰相风范。崖州士民极其同情韩瑗的遭遇，历代奉祀名宦祠。
贬振州刺史大难不死的唐宰相崔元综
《崖州志》职官志所载崖州职宦，始自唐代，所任振州（今三亚市）剌史两人，都为唐代宰相，即韩瑗与崔元综。因《崖州志》未记崔元综事略，现据《旧唐书》、《新唐书》及有关史料所载，述补志书阙如。
崔元综，郑州新郑人，武则天朝任宰相。《旧唐书·列传》中记载，崔元综天授中任秋宫侍郎，长寿元年迁鸾台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崔元综为相勤于政事，史官对他的评价是：“勤于政事，每在中书，必束带至晚，未尝休偃”；“性格慎”、“尤护细概”。但又指出他：“虽外示谨厚，而中深刻簿”，原因是他每次受命审查狱案时，都要细究并置于重刑，所以“人多畏而鄙之”。中国现代成语“披毛求疵”的典故，即出自《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每受制鞫狱，必披毛求疵，陷于重辟”。也许是过于苛刻而遭积怨的原因，延载元年（694年）八月，他因坐事被配流振州时，“朝野莫不相庆”。
崔元综虽然遭配流，但大难不死，还长命百岁，并因之成为唐代传奇人物。
《太平广记》有篇《定命录》，记述了崔元综流放振州前后大难不死的传奇故事：
崔元综在武则天朝任宰相后，一天，精于命理相术的令史奚三儿对他说：“公从今六十天内，要被流放到南海；六年之中有三次合死，但竟不死。从此以后，你将更换官职，最后还会官复原职，寿将百岁，但终要饿死”。
过了六十天，他果然得了罪名，被流放到了南海之外的海南岛振州。
在振州，他患百痢病百日，至困未死，后来遇大赦得回京城机会。
在乘船渡海北归时，遇大风浪将船淹沉，一同乘船的人都死了，唯有他一个人抱住一块木板，随波漂荡，最后漂泊到一个小岛上，被风浪推进芦苇里。
他抱的木板上有一根大钉子，正好刺在脊背上，扎进身体有几寸深，他在泥水中昼夜忍痛呻吟不已。后来遇一船人来到这个岛上，闻其呻吟，就可怜地把他扶上船，给他拔钉止血。问其姓名，方知是原来的宰相，众人才给他粮食接济。他后来沿路求乞，才回到京师。
六年后，他又被收录回来，破格当个小官职。到进宫拜谢那天，尽管他化了装，但武则天一见便认出了他。于是，他便把实情说了。武则天下诏吏部升他为赤尉，后又特敕给他御史职务。此后，他从御史做到郎官，多次升迁，直到官复原职时，已经九十九岁了。这时，他的侄子们都死了，独身一人，病卧床上，每当唤奴婢拿饭粥时，都欺他年老病重，不再愿伺奉他。崔元综气愤之下，不再吃东西，绝食而死。
《太平广记》中还记载了一则崔元综“梦中姻缘”的故事：
崔元综在益州任参军时，与一女孩定了亲，并选定了良辰吉日。
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对他说：“这家女孩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今天才出生”。他不相信，这人便将他带到附近的履信坊十字街西北，在一个院子的东边屋内，看见一妇刚生下了一女孩。这人便指着那个小女孩说：“看，这就是你的妻子”。
梦后没过多久，与他订亲的那个女孩突然得暴病死去。他因此很伤心，一直未婚。直到五十八岁做了四品官时，才准备和侍郎韦陟的堂妹结婚。韦陟的堂妹才十九岁，虽然崔元综的岁数大，但却愿意嫁给他。
于是，两人在履信坊韦家的院子里东边的屋内结了婚。这时，崔元综才突然想起了梦中见过的房子，问妻子的出生年月，正巧也是他做梦的那一天。
崔元综后来又升为三品官，活到九十岁。韦夫人与他白头偕老，共同生活四十年，享尽了荣华富贵。
以上两则传奇故事的真实性用不着去考究。
《旧唐书》中对崔元综自振州返回京城后的史事，是这样记述的：“寻赦还，复拜监察御史。中宗时，累迁尚书左丞、蒲州剌史，以老致仕。晚年好摄养引导之术，年九十余卒”。由配流至获赦复官，看来朝廷对崔元综还是器重的。至于他多舛命运大难不死而长命百岁，那是他深谐养生之术的缘故了。
剌史，官名，为一州的行政长官，常用作知州的别称。隋初撤销郡，只有州县两级，州的长官除雍州称牧以外，其余都称剌史，等于从前的郡太守，沿至唐代成为定制。唐代任振州剌史为崔元综及韩瑗，韩瑗列为名宦，崔元综仅载职官。
贬振州县尉的唐代佐国名相李昭德
李昭德是唐代著名宰相《崖州志》志载谪宦人物。
唐代武则天称帝后，凭借自己的明察善断，任人唯才，大胆选用李昭德、狄仁杰、魏元忠、姚崇等出色的将相辅佐治国。其中，李昭德便是曾经被贬谪振州的名臣。
李昭德，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父李乾祐，曾任长安地方官，名声甚好，官拜御史大夫，有“强直有器干”美称。李昭德“强干有父风”，年青时举明经，曾任御史中丞。后因坐事，于永昌初（689年）贬振州陵水尉，两年后返京，任夏官侍郎。
武则天一统天下后，于光宅元年（684年）将中书省改为凤阁、门下省改为鸾台。如意元年（692），李昭德拜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了武则天朝宰相之一。从此，这位从振州东山再起的宰相，显现了辅佐治国才能。
李昭德具有建筑天才。武则天称帝后愿住在东都洛阳，要大修洛阳城，当时洛阳都城的修建设计者便是李昭德。洛阳近洛水，常为水患，李昭德采用积石分水的办法，解决了洛水之患，“时人以为能”。
李昭德以戳穿欺君骗术著称。武则天特别喜欢所谓“祥瑞”之兆，想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统治是顺天应人的。于是，别有用心的人投机奉承，不断向她报告或奉献所谓“祥瑞”。
一次，有人献上一块中间有一条红道的白石，群臣不知何异，献石者说：“因为它是赤心”。群臣无人应答，唯李昭德一人站出来驳斥道：“此石是赤心，莫非其他石头都是黑心、白心，都要造反吗？”献石者无言以对，当场被武则天斥退。
又一次，有个叫胡庆的人，事先用红漆在一只乌龟肚上的甲壳写了“天子万万年”五个字，并编造了发现此龟的神秘，然后到京城献给武则天。乌龟本来就是象征长寿的吉祥之物，现在又有天生的五个字，可谓吉上加吉，武则天很高兴，群臣亦向她祝贺。岂料，李昭德当场叫人取来小刀，几下就把龟肚上的字刮得干干净净。奉献者见把戏被揭穿，只得趴下叩头乞求饶命。李昭德怒斥道：“你胆大包天，竟敢当面欺骗圣上，该当何罪？”当即要求把那人交给司刑部惩办。从此以后，便再没有人敢轻易编造什么“祥瑞”了。
武则天在67岁时登上了皇帝宝座后，改国号为周，改东都洛阳为神都，自立号为圣神皇帝，启用了一批武姓的子侄，或擢为宰相，或封为将军，还追封武氏家族的先人，免天下武姓的租赋，并千方百计想传位于武氏。
武则天有个侄子，名叫武承嗣。武则天很器重武承嗣，委以左相，把国家重权交给他。眼看武则天欲立武承嗣为太子，李昭德、狄仁杰等几位有见识宰相便极力劝阻。李昭德以父子、母子之间尚有相逼侵夺之事，说明用人不应以亲疏为标准，更不应以姑侄关系逆天下之意。李昭德还指出立侄子为太子后果的危险性，使武则天一时悟省，当日罢免了武承嗣，从外地召回了三子李显，立为皇太子。
李昭德忠心事国，强直刚正，虽然维护了武则天的皇权和统治，但却成了朝中武氏要臣们的眼中钉。武承嗣因李昭德的干预未能被立为太子后，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报复。在武承嗣的策划和授意下，便不断有人向武则天举报诬告了李昭德，说他是“胆大如身”，“作福专威，横绝朝野，爱憎与夺，旁若无人”等等。反复的诬告果然凑效，武则天对李昭德产生了不满。延载元年（694年）九月，李昭德再次被贬为南宾县尉，随后又追为免死流放。后被召回朝廷，重新起用为监察御史。此时，朝廷中的武氏已形成强大的武氏集团。因害怕李昭德东山再起，危及武氏皇族利益，武承嗣便又故伎重演，指使酷吏来俊臣诬告李昭德回京后欲谋叛反，李昭德因此被捕下狱。后来，酷吏来俊臣也被以“谋反”之罪下狱。
神功元年（697年）六月丁卯，李昭德和来俊臣一同被刑斩于市。据史书记载，当日天下大雨，时人一悲一喜，悲的是忠心事国的李昭德屈死，喜的是作恶多端的来俊臣伏诛。当时，人们都争着把来俊臣的肉割下来，放进嘴里大嚼，以解仇恨。
忠直自有公论。唐代神龙二年，朝廷终于降旨为李昭德雪冤并加彰显，称他“勤恪在公，强直自达，立朝正色”；“强干为臣，机巧立事”。追赠左御史大夫。唐德宗建中三年，加赠司空。
现代成语“胆大如身”，就源自李昭德的这一历史事典。
唐高祖十九子李灵夔反武则天魂断振州
李灵夔，唐高祖李渊的第十九子，生年不详，武则天朝时被处流放到振州（今三亚市），后在贬所自缢而死。《崖州志》载为谪宦人物。
李灵夔曾以皇族亲王任幽州都督、隆州刺吏，后封为鲁王。他被流放振州的缘由，与唐代李唐宗室诸王起兵反武则天称帝历史事典有关。
公元683年，唐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为中宗。高宗临终遗诏：“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这样，武则天便以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后来，因中宗想让其岳父韦玄贞任宰相，引起了武则天不满，于是下诏“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改由唐高宗四子豫王李旦为睿宗。但却又将睿宗幽居别处，而武则天则做好了登基称帝的准备。
李唐宗室知道武则天称帝后必然要除尽李氏宗室，因此人人自危，不断有人起义。在武则天临朝称制后的第七个月，宰相裴炎与李敬业在扬州举兵对抗武则天，但不到五十天，便被武则天派出的三十万大军平定。武则天以平定扬州之乱震慑了满朝文武，逼使朝臣效忠道：“陛下天威，臣愿效犬马之劳”。垂拱四年（688年）四月，武则天便自加尊号曰：“圣母神皇”，开始称“陛下”，这已接近于皇帝的称号了。
眼见武则天自立为皇帝已成为事实，李唐宗室更感岌岌可危。垂拱四年（688年）七月，各路诸王开始酝酿以“迎还中宗”、“救拔睿宗”为旗号起兵反武则天，并约定了共同行动计划。但因密谋泄露，未至约定日期，便在准备尚未充分的情况下仓促起兵。首先韩王李元嘉起兵，继而琅琊王李冲在博州起兵，越王李贞在豫州起兵，霍王李元轨在青州起兵，鲁王李灵夔在邢州起兵。由于响应不齐，声势不大，力量不强，武则天只派出十万大军前往镇压，便轻而易举取得胜利。
在这场诸王起兵失败后，越王李贞（太宗第九子）兵败自杀，韩王李元嘉（高祖第十一子）、剌史霍王李元轨（高祖第十四子）、剌史江都王李绪（元轨子）、剌史琅琊王李冲（李贞子）及李灵夔等诸王均被捕入狱，受牵连的朝廷大臣被杀数百家，李唐宗室被诛杀数百人。
一举荡平了李唐宗室势力后，武则天穿上龙袍，登上则天楼，宣布改唐为周，尊号“圣神皇帝”，在洛阳登上了大周皇帝的宝座，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
据《旧唐书》记载，李灵夔是一位具有才华的皇太子，从小好学，“善音律，攻草隶”，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武德中（618—625年）任隆州剌史有善政，《保宁府志》述其政绩称“政尚宽大，民甚怀之”。史家评价他“处世严整”。
史书记载，李灵夔是在响应诸王起义，“欲起兵接应李贞父子”时被捕的，后诏流配振州（今三亚市）。
据《武则天私密传记》记述，李灵夔被诏流振州后，仍被关在牢房里。一天，周兴一伙来到牢房，抛给他一根绳子，要他自缢。李灵夔拿出一块免死牌说：“此乃太宗御手亲赐，太宗朝一共赐了五块，本王这是第一次亮出此牌”。见免死牌不能免除一死，李灵夔便镇定地说：“请把麻绳给我换成三尺白绫。我是王爷，用麻绳自尽，有毁我皇室的声誉。”他还要求：“本王要沐浴更衣，临死沐浴更衣，是圣朝典律规定的权利”。当然，他的要求是不能如愿的，最后被强迫自缢而死。这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故事。
据《琼州府志》所载，李灵夔是在贬所振州自缢而死的。
同室操戈流振州的武则天之兄武元爽
唐代，在武则天正式称帝前后，围绕着皇权的争夺，李唐宗室与武则天武氏外戚展开了明争暗斗，甚至同室操戈。其结果，一批有功朝臣遭杀遭贬，一些皇室亲王大权旁落，就连亲兄姐妹在权力倾轧的漩涡中也厄运难免，武元爽就是突出一例。
武元爽是与武则天同父异母的哥哥，武则天称帝后被流放振州（今三亚市）而死。因《崖州志》对其人其事没有志载，故依《旧唐书》所载，先从武则天家世说起。
武则天的父亲名叫武士镬，原为山西木材大商人，有钱之后便买下了一个“队正”的军官职位，以此作为进身之阶。后来结交了唐高祖李渊，提供资金，跟随李渊起事，冲锋陷战，成为唐朝开国的功勋之臣，被封为三品大员，位居侯爵，累官至工尚部书、荆州都督。
武士镬原娶相里氏，生了两个儿子，即元庆、元爽。相里氏病逝后，唐高祖李渊亲自保媒，为他娶了隋朝宰相杨达之女杨氏作继弦夫人。杨氏后来又为武士镬生了三个女儿，长女许配越王府功曹贺兰越石，三女配郭氏，武则天即是武士镬与杨氏所生的次女，乳名媚娘。
武士镬最大的愿望就是杨氏能为自己生个儿子，但没能如愿。武士镬死后，儿子元庆、元爽及其兄之子惟良、怀远，都对杨氏很不尊重。对此，杨氏忍耐着并怀记在心。
武则天册立为皇后之后，追赠武士镬为司徒、周忠孝王，封生母杨氏为代国夫人。贺兰越石早逝，封其妻即武则天同母姐姐为韩国夫人。不久，又加赠武士镬为太尉，杨氏改封为荣国夫人。当时，与武则天同父异母的两位哥哥都在朝廷任京官，元庆为宗正少卿，元爽为少府少监，士镬兄之子惟良为尉少卿。
武则天称帝后，使杨氏对元庆、元爽等的积恨，终于有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在杨氏的疏告下，武则天听从母亲之议，便以请出外职为名，将元庆、元爽等排斥出朝廷京师，元庆为龙州剌史，元爽为濠州剌史，惟良为始州剌史。
元庆到龙州不久即病卒。武元爽到濠州后，又被自濠州配流振州（今三亚市），后死于振州。
元庆、元爽两位异母哥哥坐配流放而死后，武则天便将她的同母姐姐韩国夫人之子敏之立为士镬嗣，改姓武氏，任兰台大使，袭爵周国公。
夺父姬逐流振州的唐高祖皇孙李茂
《旧唐书》列传第十四记载，唐代上元中，有一位名叫李茂的皇孙，被“配流振州（今三亚市）而死。”
据考，唐高祖李渊，共生有二十二子，第十子为徐王李元礼。李茂是李元礼之子，为唐高祖的皇孙。
《旧唐书》载，徐王元礼，“少恭谨，善骑射。武德四年，封郑王。贞观六年，赐实封七百户，授郑州剌史、封徐王，迁徐州都督。十七年，转绛州剌史。”元礼以善政闻名，太宗李世民曾降玺书劳勉，赐以锦彩。永徽四年（653年），加授司徒，兼潞州刺史。咸亨三年（672年）薨，赠太尉、冀州大都督，陪葬献陵。
皇帝在册封元礼为徐州都督的御文中，称他“器能明敏，业履祥和”，希望他莫负皇室，“执心于忠孝，践行于俭约，无好逸豫，以犯非礼”。对皇室的要求，李元礼做到了，孰料却有了一个不肖的儿子李茂。
李茂曾以皇孙袭封淮南王，史家对他的评价是“险薄无行”，即品行不端正。
正史记载，元礼有一姓赵的姬，颇有美色，李茂早打主意，欲相逼予夺。因受到元礼的严厉责备，李茂一直怀恨在心。及至元礼重病时，李茂便强令元礼的侍卫“断其药膳”，并说：“既得五十年为王，更何烦服药”。李茂为了夺取父亲的美姬，竟狠心地将父亲活活饿死了。
唐高宗上元中（675年），这一谋害父亲的真相被泄露，李茂受到了谴责。尽管李茂是一名皇孙，但朝廷还是将他逐出京城，流配振州（今三亚市）。
失去了荣华富贵，李茂在振州郁郁而死。
屈死振州的李贤皇太子导师刘纳言
《崖州志》志载的首位谪宦是唐代的刘纳言。
刘纳言，唐代乾封元年（666年）幽素科进士及第，任都水监主簿。因其精通《汉书》，被推为当时释述《汉书》的宗匠，闻名于朝。
唐高宗李治的第六子李贤，是武则天册立皇后之后与高宗所生的次子。在诸太子中，李贤健壮聪慧，颇受高宗和武后的喜爱。为了教育和培养好李贤太子，刘纳言被召为李贤太子洗马，兼充侍读。
在唐代，太子洗马为三品官职，掌太子宫典籍，是太子的侍从官和导师。侍读，亦称侍读学士，是较高级的翰林官。唐玄宗时，“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此后置侍读学士，掌管皇宫刊辑经籍，以备皇帝质史籍疑义。历史上有名的纪晓岚、苏东坡等，都曾充任过皇帝的侍读学士。刘纳言既当太子的导师，又当高宗皇帝的顾问，可见其学问的精深和渊博。
刘纳言不负重望，在他的精心教导下，李贤太子六艺通晓，并成为精研《汉书》的学术太子。
《汉书》，又名《前汉书》，为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汉高祖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间的230年历史。《汉书》纂成后，一直成为后代帝王及太子必修的治国典籍。由于班固《汉书》用典较多，字词古奥，比较难读，因此便有了多家注本，形成了《续汉书》、《后汉书集解》等诠译互异的版本。后来，汉代南朝太子儋事范晔集各家对《汉书》注本，重新撰写和作注，补充了史实，弥补了《汉书》的缺陷，形成了定型的《后汉书》版本，获称为“范本”。当时，对范本《后汉书》第一个注释的是南朝刘昭，刘纳言初授予李贤太子的是刘昭的注本。
李贤太子有另注范本《后汉书》的愿望，得到了刘纳言的支持。在李贤太子的主持下，刘纳言与任太子右庶的张大安等鸿儒博士，精心指导李贤对范晔《后汉书》的重注。经李贤所作注的《后汉书》，征引广博，训释简当，经刊行后便取代了刘昭的注本。流传至今的《后汉书》，是刘纳言、张大安指导李贤太子的注本，即《章怀太子注·后汉书》。
当时，李贤太子将这部书献给父皇，高宗非常高兴，认为李贤日后定有出息。然而，武则天看后则付之一笑，说：“李贤哪有这么大的本事，还不是刘纳言、张大安所为。”
为使李贤太子扩充见闻，启迪心智，刘纳言还撰《俳谐集》，取材前代史传杂书及唐代轶闻，以笑话谐谑的形式，寓教于喻。孰料，这一用心，却为自己留下了日后被流放振州的祸根。
李贤太子按继位居于武则天长子李弘之后。上元二年，太子李弘中毒死后，李贤继立为皇太子，并随即令监国。因受宫庭绯闻的影响，李贤怀疑自己的生母并非武则天，便一直对武则天母后存有戒心。为防备不测，他暗中将刀戈等武器偷运入东宫藏在马槽内，甚至还派人追杀了武则天请来的内侍道士。后经密报，宫中禁军从李贤太子宫中搜出了秘藏于马槽中的武器五百余件。因李贤多次见忤武则天，马槽兵器被发现后，武则天决心整死李治。高宗素爱李贤，想宽宥他。因武则天执意“不可赦免”，于是下诏将李贤废为庶人，幽禁别所，后迁巴州（今四川巴州），最后被逼自杀身亡。直至睿宗时才得以追赠皇太子，谥章怀。
当时，在搜查李贤太子宫时，发现了刘纳言所撰的《俳谐集》十五卷。高宗阅后大怒，认为是刘纳言以此书教唆李贤逾越皇规，于是下诏曰：“刘纳言收其余艺，参侍经史，自府入宫，久淹岁月，朝游夕处，竞无匡赞。阙忠孝之良规，进诙谐之鄙说，储宫败德，抑有所由。性在好生，不忍加戮，宜从屏弃，以励将来。可除名。”
刘纳言虽然免受戮刑，但仍被除名为民，配流到海南岛振州（今三亚市），最后死于流放之地。
唐代皇宫监门将军唐地文贬振州别驾
《崖州志》职官志载：“唐地文，开元十九年贬”。唐地文被贬任的职官为振州别驾，即一州的行政长官。
唐地文，生卒年不详。据《资治通鉴》记载，其为唐代唐玄宗朝长安城皇宫玄武门的左监门将军。
左监门将军是皇宫出入口禁卫军总监，正三品，掌管宫禁门籍之法，凡京司及皇亲国戚应入宫殿门，由左将军判入，右将军判出。长安宫城北门玄武门是朝臣入宫奏事的必经之地，也是维系着宫城安全的咽喉要地，因此，守卫玄武门的将领皆为皇帝亲信。唐地文既能位居左监门将军要职，为何又被贬到振州？这得从唐代的一个著名人物王毛仲说起。
《新唐书》载，王毛仲的父亲是高丽人，因降于唐朝沦为官奴后生王毛仲。李隆基尚未称帝时，以临淄王的封爵兼任潞州别驾，幼年的王毛仲被收做李隆基府第的家用奴。王毛仲自幼就服侍李隆基，并因“善射骑”、“性识明悟”而得到李隆基宠信，引为心腹，“伏事左右”。后来，李隆基回京当皇太子，王毛仲随行被任大将军，“扶弓矢为冀”。
当时，皇宫中为争夺皇位继承，在后院明争暗斗，刀光剑影。王毛仲受命平定了由太平公主主谋的宫廷政变，为李隆基称帝扫除了最后一道障碍。延和元年（712年），李隆基登位，称唐玄宗皇帝，改元开元，开创了与“贞观之治”齐名的“开元盛世”。
李隆基称帝后，王毛仲作为有功之臣，倍受幸宠，以功升辅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兼殿中监，进封霍国公。因他既是皇帝的亲信，又是皇宫禁卫军龙武将军葛福顺的亲家，所以，长安皇宫北门诸将多依附他，一切听任指使。
王毛仲虽已宠权满身，但尚不满足，还提出要当兵部尚书，被李隆基拒绝后，便由此不满，阴谋逆反。
当时，皇宫禁卫军中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右威卫将军王景耀等数十人与王毛仲相倚仗，咄势迫人，引起高力士等一批重臣的不满和警觉。
一次，毛仲妻刚生下一子，皇帝便命高力士前往赐予其子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后，皇帝问：“毛仲欢喜吗？”高力士奏道：“毛仲嫌五品太小了，问难道不能赐三品官？”皇帝原以为给王毛仲尚不满月的婴儿赐五品官，会令他欢喜谢恩，可听了高力士的回奏后，当场便怒责了王毛仲。高力士见整治王毛仲的时机成熟，便趁势继续进谏：“北门奴官皆毛仲所与，不除之，必起大患”。接着，少伊严挺之又奏王毛仲有私运军器之异动。
玄武门居皇宫地理要害位置，监卫着宫城皇帝居室及处理朝政宫殿的安全。唐代历史上就发生过秦王李世民伏兵玄门，袭杀皇太子李建成的“玄武门之变”。为防王毛仲及其党震惧为乱，重演“玄武之变”，李隆基便趁其不备，突然下诏，斥责王毛仲：“擢自家臣，升于朝位。恩宠莫二，委任斯崇。无涓尘之益，肆骄盈之志；”“在公无竭尽之效，居常多怨望之词。迹其深愆，合从诛殛”。因两人旧情太深，皇帝不忍心将他当朝诛杀，便贬为瀼州别驾。王毛仲刚行至永州，便被李隆基派出的使节追上，命他自杀。
王毛仲遭贬杀后，他的同党及家族都受到了株连。皇宫禁卫军中的左领大将军、右武卫将军、右威卫将军等将官全都被贬到边远的各州任别驾。
左监门将军唐地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贬为振州员外别驾。别驾，为州剌史的佐官，总理众务，类似宋代的通判。
流振州的唐代宰相之子李津
在《资治通鉴》第二百零一卷中，记载了李津被削籍除名，流放振州（今三亚市）的史实。李津是唐代唐高宗朝宰相李义府的长子，欲知其被流放的原因，还得从他父亲李义府说起。
李义府，瀛州饶阳人，出身一个小官僚之家，自幼刻苦好学，成人后颇有文采。唐贞观八年（634年），剑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出巡，发现他才华出众，便将他带回京城，举荐当门下典仪。后来得到黄门侍郎刘洎、侍御史马周的赏识，共同举荐给唐太宗李世民。
唐太宗召见李义府时，令他当场以《咏鸟》为题赋诗一首。他脱口吟道：“日里飏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许树，不借一枝栖。”太宗听罢大笑道：“与卿全树，何止一枝！”当即授他监察御史，并入侍唐高祖儿子晋王李治太子。
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后，李义府遂被授予太子舍人、崇贤馆直学士。永徽元年（650年），李治继位当上了高宗皇帝后，擢升李义府为中书舍人，次年又命他兼修国史，加弘文馆学士。
当时朝廷忠奸分明，善恶不容。李义府却自奉中庸，以为谁也不得罪，做“老好人”会保全自己，结果被宰相长孙无忌以“虚美引恶”、“曲意奉迎”为由，奏请高宗将他贬为壁州（今四川通江）司马。因他曾力主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便秘密派人前往向他致谢，并承诺将来重用他。
永徽六年（655年）十月，武则天立为皇后，李义府便东山再起。一个月内，拜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监修国史。龙溯三年，迁右相。从此，李义府投靠武则天皇后，一改中庸走上了极端邪恶的升迁路。
武则天在被立为皇后的前几个月，唐高宗曾就废立皇后之事，两次征求了宰相储遂良的意见，均被储遂良反对。武则天立为皇后后，首先要报复的第一个宿敌就是储遂良，于是李义府便诬告储遂良图谋不轨，使之被远贬而死。对其他反对过立武则天为皇后的人，李义府都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用卑劣行径取悦唐高宗和武则天，官职接连升迁，很快成了中书令、检校御史大夫、加太子宾客，接着兼王府长史、吏部尚书，后来又爬上了右相的高位。
李义府成为武则天的当朝红人后，依仗权力，卖官索贿，为所欲为，无恶不作。他的三个儿子和女婿，乃至尚在襁褓中的孙子，也一个个封列为官，连死去多年的父亲也被追封为魏州刺史。
李义府的三个儿子和女婿，倚父权势，狼狈为奸，贪赃枉法，无所忌惮。特别是长子李津，“贿赂无厌，交流非所，潜报机密”做尽坏事，弄得怨声载道。唐高宗有所闻后，对李义府劝道：“你的儿子和女婿很不谨慎，做了不少违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你应当警告他们。”此时，胆大妄为的李义府已根本听不进皇帝的劝告，父子继续横行无忌。
龙朔三年（663年），左金吾仓曹参军杨行颖忍无可忍，愤然上表陈述了李义府的种种罪状。高宗密诏司刑太常伯刘祥道和御史共同密秘审查，结果与杨行颖所揭发的完全一致。这时，高宗感到李义府已危及自己的统治，才下决心除掉这一毒瘤。武则天也认为李义府罪不可赦，不得不忍痛割爱。于是，朝廷以“蓄邪黩货，实玷衣冠；稔恶嫉贤，载亏政道”的罪名，削除了李义府一切官职，长期流放嵩州（今四川西昌），最后惨死在一陋室中。
李义府遭到惩处后，朝野尤未解恨，仍就呼道：“今日巨唐年，还诛四凶族”。所谓“四凶族”，指的就是李义府的三个儿子和女婿。为平天下之怨，朝廷便诏将李义府的三个儿子及女婿四人削籍除名，全部流放远州。其中，李津被流放到了振州（今三亚市）。至此，朝野上下相告庆贺。
李义府在平常的行动和表情中，看似温和善良，而内心既刻薄又奸诈，经常使用阴险的计策害人，所以后人将他与李林甫同列为佞谀邪巧、“笑里藏刀”的小人。毛泽东在点评二十四史中，也将李义府点评为历史上“口蜜腹剑”的人。
死后追贬崖州的北宋宰相司马光
在宋代，有一位死后仍被追贬为崖州司户参军的人，他就是《资治通鉴》作者、宋代著名的政治家、伟大史学家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西夏县涑水人。出身世宦之家，自幼嗜学，从小聪明急智，“司马光砸缸救朋友”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千古佳话。
司马光19岁参加科举考试，名列前茅，20岁中进士甲科，先后为宋朝的四个皇帝服务，历任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资政殿学士、尚书左仆射等，被称为“社稷之臣”，史称“司马相公”。
司马光是传统的儒家代表，主张以儒家的人才、礼治、仁政、信义作为安邦治国的根本。在佐政期间，因与主持变法的宰相王安石在治国主张上有分歧，便自请出任西京御史台，退居洛阳，呕心沥血十五年，从事《资治通鉴》巨著的编撰。
宋哲宗（赵煦）继位后，高太后垂帘听政，王安石被罢相，重新起用司马光任尚书左仆射（正宰相）。司马光上任后，主持废除了王安石在元丰年间推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逝世，终年68岁。太皇太后闻讯后与哲宗亲去吊唁，追赠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宋哲宗还让苏东坡撰写神道碑文，洋洋几千言尽褒扬赞美之辞。
王安石和司马光先后去世后，元丰、元祐两党交替执政，党争持续，并进而由两个派别的“道义”之争，演变为残酷的权力斗争。宋徽宗赵佶称帝后，任蔡京为宰相。蔡京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奸相，他一上台便大肆打击和排斥异己，凡是反对他的，不论是反对变法或是赞成变法，都一律称为“奸党”，打击报复无所不用其极。
宋绍圣年间，在蔡京的操纵下，先是御史周秩奏议司马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而后三省又进谏：“司马光、吕公著诋毁先帝，变更法度，罪恶至深，及当时同恶相济、首尾附会之人，偶缘身死，不及明正典刑，而亡没之后，尚且优以恩数及其子孙亲属，与见存者罪罚未称，轻重不伦。至于告老之人，虽已谢事，亦宜少示惩沮”。蔡京还提请出要对司马光“发冢斫棺。”皇帝不从“发冢斫棺”之议，便下诏追贬吕公著为武建军节度副使，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
蔡京还操纵宋徽宗在端礼门前立一块“党人碑”，将司马光、苏东坡父子等一百二十人称作“元祐奸党”，凡死了的削去官职，活着的一律降职流放。不久，又再追贬吕公著为昌化军司户参军，追贬司马光为崖州司户参军。就这样，朝廷不仅夺去了司马光的所有封号，还将司马光墓前的墓碑和神道碑统统推倒。
司马光一生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享有威望。在朝野的压力下，蔡京后来才不得不改变主意，将司马光排出“奸党”之外。
司马光为宋朝廷竭尽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不因追贬而沾污。他编撰的《资治通鉴》，已成为继《史记》之后我国又一部不朽的历史巨著。在封建时代，司马光被尊为孔门的第三个圣人，位列孔子、孟子之下，在孔庙享配，至今仍为儒学教化的典范。
司马光生前不会料到死后还会追贬。崖州有幸，曾迎来了司马光的英魂，也许因此，古崖州的人文之脉，才更具幽光灵气。
遭诬陷刺配吉阳的韩家军部将耿著
在南宋历史上，曾发生过一起秦桧欲借刀杀人、陷害抗金主帅韩世忠的“耿著事件。”耿著因之被刺配流放吉阳军。
南宋抗金战争中，朝廷有两支威震中原、令金军胆寒的军队，一支是由岳飞统率的“岳家军”，另一支是由韩世忠统率的“韩家军”。耿著是韩世忠的亲信，“韩家军”中的一名主将，作战骁勇，忠主不二。
韩世忠是南宋将帅，统兵御将有方，作战英勇，屡有战功。宋金战争初，他是北方抗金主力，曾以数十骑兵击败金军的二千余军骑。一次，高宗陷入重围，他单骑冲入金军斩其首领，救宋高宗出困危。由于屡挫金军，以军功一度得到朝廷的重用，升武节大夫、南京东淮路宣抚处置使。
韩世忠富有爱国的民族气节，是主战中坚，多次上疏反对南宋朝廷对金国的屈服投降，并当面诘责秦桧卖国阴谋，因此遭到秦桧的忌恨，将他视为妨碍自己当朝主政的政敌。
绍兴八、九年间，韩世忠密命部属妆扮“红巾军”，想通过袭杀金国派来中国的使者张通古，以阻止和议。因被告密，袭杀未获成功，这即加快了秦桧对他的迫害。
绍兴十一年（1141），秦桧以借口收回了韩世忠和岳飞的兵权。为了罗列罪名，达到拆散韩世忠军队的目的，秦桧精心策划了一起陷害韩世忠的所谓“部将耿著谋反”冤案。
原来，秦桧早已买通了“韩家军”中一名叫胡纱的总领粮钱属吏，让他作为内奸，随时注视并密报“韩家军”的动向，以伺机对付韩世忠。韩世忠袭杀金国使者未获成功，正是胡纱所告密的。一次，耿著对朝廷收回韩世忠的兵权说了一些不满的话。胡纱为讨好秦桧，便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向秦桧密报，诬告耿著是“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要求以此为佐证，“上逮世忠”。秦桧接到密报后，立即将耿著拘捕入狱，严刑拷打，阴谋通过逼讯，以“部将谋反”的罪名加害韩世忠。
秦桧趁此急命岳飞前往楚州按察韩世忠的军队，欲以借此挑拨岳飞与韩世忠的矛盾，达到瓦解抗金力量的险恶目的。
岳飞与韩世忠志同道合，曾在抗金前线互相驰援，生死与共。当岳飞在按察中得知耿著的冤狱后，立即写信告诉了韩世忠。因韩世忠及时在皇帝面前申辩，才使秦桧欲加之罪未能得逞。在宋高宗的庇护下，耿著虽然免除一死，但仍然被杖脊刺配到吉阳军。
秦桧因不能把“耿著事件”扩大下去，便将怨恨集中到了岳飞身上，以同样的诬告手段，最后将岳飞父子投入了大理寺狱。
贬吉阳军函首议和的抗金名相韩侂胄
南宋朝廷与金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嘉定和议”前，金国提出要一个人的头颅，这个人便是先遭暗杀，后被诏贬吉阳军的抗金名相韩侂胄。
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北宋宰相韩琦曾孙。他父亲与皇帝赵构为姻兄弟，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一家为皇亲国戚。韩侂胄以父荫入官，官至宰相兼掌枢密院事，还有太师头衔，势倾内外。因韩侂胄坚持抗金立场，被金国视为征服南宋的障碍。南宋朝廷屈辱投降后，便按金国的条件，割下了他的头颅，函封送金国签订了和议。
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南宋朝廷内部发生了一次由赵汝愚策划的宫廷政变，迫使光宗皇帝退位，立嘉王赵扩（宁宗）登基即位为皇帝。这次政变，赵汝愚主要借助韩侂胄、赵彦逾才得以成功，但政变成功后，赵汝愚却反脸不认人。韩侂胄原以为自己有“定策”之功，可以晋升高官，不料赵汝愚却以“吾宗室也，汝为外戚，何以言功”为借口，将他排斥，独占了“定策”功勋。
后来，赵汝愚被罢相贬往永州，韩侂胄才得到宋宁宗的重用。庆元二年七月，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使相。嘉泰元年（1201年）十月，宁宗“以韩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馆”，使韩侂胄的权势得到了巩固。
嘉泰三年（1203年）后，韩侂胄听纳忠言，主张乘金国内乱起兵攻金，收复中原。开禧元年（1205年）七月，他出任平章军国事，总揽了军政大权，便亲自进行了北伐部署，主持伐金。为顺天下民心，鼓三军士气，他追夺了奸相秦桧的申王爵，取销其忠献之谥，改赐谬丑恶谥，同时追封岳飞为鄂王，为北伐中原制造舆论。这一举措，重燃起了主战派收复中原的希望。开禧三年（1207年），韩侂胄主持了南宋历史上有名的“开禧北伐”，收复中原指日有望。
此次北伐，虽然顺应军心，但因用人不当而由胜转败。当时，辛弃疾是众望所归的军事天才，但韩侂胄却没有任用辛弃疾为主帅，而对西线主帅吴曦寄以重望。结果吴曦被金军招降，导致东西两线攻金计划破灭，这不仅震动了朝野，也动摇了韩侂胄北伐胜利的信心。北伐受挫后，朝廷遣使议和，但因金国的无礼要求而中断，战争继续进行。
韩侂胄的一度动摇，助长了投降势力的气焰。在礼部侍郎史弥远的策划下，开禧三年十一月，宋宁宗御笔罢免了韩侂胄平章军国事职。此时，韩侂胄还在抗金前线上，史弥远便背着宋宁宗，在御笔次日便指使夏震暗中杀死了韩侂胄，并封锁了消息。
对韩侂胄被暗杀的消息宁宗皇帝一点也不知道。在韩侂胄被暗杀后的第二天，宁宗皇帝下诏，将韩侂胄“责为和州团练副使，郴州安置”；第三天又下诏：“改送英德府安置”；第四天再诏：“韩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阳军安置”。直到这时，史弥远见隐瞒不住了，才向宁宗皇帝报告了韩胄已死的消息。
“开禧北伐”失败后，金军在战场上得势，迫使朝廷再次求和。这时金国提出的条件便是要韩侂胄的头颅。朝廷屈于金国压力，只好剖棺割尸，将韩侂胄的头颅密封在一个盒子里，由史弥远亲自送往金国。就这样，南宋朝廷用韩侂胄的头颅和岁贡三十万两白银的卖国条件，史上换取了金军撤兵，订立了宋金和议史上最为屈辱的“嘉定和议”。这一屈辱事件，也称为“函首议和”。
韩侂胄伐金失败，虽被函首议和，但金国仍敬其忠贤威烈，葬其首，谥曰忠谬，即称他是“忠于为国，谬于为身”。
太学生张伯麟伸张正义刺配吉阳军
张伯麟是因对朝廷迫害忠良表示不满，被株连流放吉阳军的爱国志士。
张伯麟，字庆符，南宋太学生，是当朝内侍右武大夫、提举佑神观白锷的馆客。他富有爱国情怀，敢于伸张正义。
秦桧当上宰相后，极力主张与金国议和，遭到群臣的反对。主战派的代表胡铨毅然冒死向皇帝上谏，直言请斩秦桧等卖国奸党之首以谢天下，因此，遭到秦桧的疯狂报复。在秦桧的操纵和迫害下，胡铨、李光、赵鼎等一批爱国将相相继被贬逐流放，连抗金主帅岳飞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宋高宗坐失山河，屈辱投降，是非颠倒，迫害忠良，特别是听信秦桧馋言杀死岳飞后，引起天下不满，爱国的知识分子对岳飞之死更愤愤不平。当时，太学生张伯麟便在太学的墙壁上写道：“夫差，尔忘越王之杀汝父乎？”
此时，赵构的父亲徽宗，因被金人所掳已死于金国。张伯麟的题壁借古讽今，讽刺赵构皇帝忘记了国恨家仇，与金国议和是卖国求苟安的奇耻大辱。这虽然只是一位太学生爱国激情的抒发，但同样遭到了秦桧奸党的迫害。
张伯麟先被杖脊下狱，后剌配流放到海南岛吉阳军（今三亚市）。
白锷曾同情胡铨上书反对议和，并指责过秦桧“办事荒谬反常”，加上张伯麟又是其馆客，所以也被以“指斥皇帝”定罪罢官，先投入大理寺监狱，后与张伯麟同时刺配流放海南岛万安军（今万宁市）。
张伯麟与胡铨在吉阳军相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两人结为知己在吉阳军时常往来，互相唱和，以诗言志。现存胡铨诗中，有《除夜次庆符》、《辛未七夕答庆符》、《辛未九月望和答庆符》等，是当年胡铨在吉阳军题赠张伯麟之佳作。
为岳飞鸣冤削籍流吉阳
的县令李振文
李振文是历史纪实作品叙述的贬谪吉阳军人物。
历史纪实作品《幻侠志》，以宋代秦桧大兴刑狱迫害忠良的史实为题材，采用纪实的手法，全面反映了当时怵目惊心的幕幕“秦祸”。其中，有一则记叙到李振文受秦桧“文字狱”迫害，被贬到海南岛吉阳军的故事。
李振文是南宋绍兴年间钱塘县令。他清廉正义，疾恶如仇，在地方上敢为民伸冤雪辱，对朝廷的弊政也大胆上疏谏言。李振文与胡铨是密友，互以兄弟相称。胡铨力主抗金，反对议和，是众望所归的爱国将帅，因受到秦桧的迫害遭贬谪后，李振文极为愤慨。当时，他虽然只是一名七品县令，但为伸张正义，便不顾及犯君之罪，毅然上疏，为胡铨、赵鼎等忠臣被贬以及岳飞被冤杀大鸣不平。
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秦桧为迫害忠贤、排斥异己而大兴“文字狱”、大搞株连的疯狂时期。此时，有小人投机取巧，趁机向秦桧密告了李振文与胡铨昔日交往及上疏之事。
在秦桧的操纵下，大理寺便以“狂妄上书”的罪名，免去了李振文的官职，将其全家削籍流放到了吉阳军。李振文连一点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便成了“秦祸”的牺牲品。
“苗傅兵变”遭贬吉阳军的
南宋大臣时希孟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驻抗州守官苗傅杀死无功受赏的宦官王渊，并以兵谏逼宋高宗赵构退位。这是一起著名的中国历史事件，即史称“苗傅兵变”。这场兵变虽以苗傅被诛斩告终，但却因此牵连了主管浙江安抚官时希孟被贬吉阳军（今三亚市）。
苗傅，潞州上党人，宋高宗朝统制官，为南宋将领。金国侵宋后，苗傅以所部八千人护卫隆裕皇太后南渡，并扈卫驻于杭州。
扬州一度危急时，宋高宗赵构匆忙逃往镇江，随后又逃往杭州，暂时以杭州府的衙署作为行宫。这时，南宋的主要大将皆统兵在外，由统制官苗傅担负扈卫宋高宗的任务，并与将官刘正彦受命率禁卫军，护卫着驻于杭州城内的皇子及六宫之妃。
宋高宗逃到杭州后，为鼓士气，对百官加阶进爵。由于赏赐不公，使贪生怕死的王渊骤升枢密院事。这引起了护驾保皇室有功的苗傅和刘正彦的不满，认为这是内侍宦官康履欺君所为。于是，苗傅与刘正彦以“为民请命”的名义，先将王渊杀死斩首示众，并发动了兵变，陈兵皇宫城门之下，提出了诛杀宦官康履和要赵构皇帝退位于皇太子等条件。
赵构皇帝急召百官登上宫城北门，凭栏相劝苗傅、刘正彦率部返营。苗傅毫不退让，一再表示：“请斩康履，以谢三军”；“若不斩康履等人，臣等决不还营。”
赵构无计可施，转身问身边百官：“策安出？”
主管浙西安抚司、机宜文字时希孟，是一位正义直言的朝臣，他平时对宦官欺君辱将的妄为也极为不满，而今见情势危急，而百官又畏缩不言，便只身出列对皇上说：“中官之患，至此为极，若不悉除之，天下之患未已”。
赵构听罢，迫于无奈，诏逮捕康履交与苗傅斩首。既斩康履，苗傅仍未罢休，又迫赵构惮位让于皇太子。
赵构再问策于百官，都默然不答。这时，又只有时希孟一人迈步出列，独谏道：“现在只有两种办法可供陛下选择，一是率百官抗争而死于社稷，二是只有听从三军之言而惮位。”
在苗傅兵谏之下，宋高宗只得“惧而从之，”当场答应退位，由皇太子继位，太后听政。
统军在外的张浚、韩世忠闻杭州兵变后，一同举兵声讨。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苗傅、刘正彦率二千兵马逃出了杭州，最后被韩世忠追逮斩首。
平息“苗傅兵变”之后，已退居忠显寺的宋高宗又重登帝位，将苗溥、刘正彦的余党或处斩或贬谪。
因时希孟在苗傅兵变时言辞偏于苗傅，被视同党人，诏贬吉阳军编管。
《宋史》评价时希孟：“希孟，君卿子也。”
“采石之战”功臣顿遇失节刺配吉阳军
宋代历史上，曾发生过一场史称为“采石之战”的宋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宋军大挫金军，使朝廷转危为安。为此，朝廷庆功重赏了一批立战功的部将，其中有一位名叫顿遇的前后统军制大将。然而，这位曾在“采石之战”立军功受嘉奖的顿遇，后来却因怯阵弃城而逃，被罢官剌配吉阳军（今三亚市）。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国海陵王完颜亮征调大军，企图一举攻灭南宋。海陵王亲率金军主力，自南京开封府出发，首攻宋淮西地区，宋两淮驻军退至长江南岸。金军趁势直抵长江北岸，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渡江。
当时，宋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都统制王权因无能被罢官，所部一万八千兵马退至采石。因接替王权的将领李显忠尚未到任，士气一时涣散，防守告急。
到采石犒军的中书舍人虞允文见采石形势危急，便当机立断宣布朝廷抗金命令，犒赏军队，鼓励士气并组织当地民兵和群众进行支援，使采石一带的军事防务顿为好转，兵定计安，做好迎战准备。
金海陵王误以为宋军已经败退溃散，遂督兵过江。宋军凭借长江天堑，利用水军优势，在江中截断金军船只，金军败回北岸。次日，宋水军乘胜直迫长江北岸的杨林渡口。金军海陵王被迫移军扬州，强令金军冒死从瓜洲渡江，结果被部下杀死。金军败退，南宋再度转危为安。
这次宋金战争，史称“采石之战”，是中国转败为胜的典型战例。
顿遇，宋代隆兴至乾道年间（1163—1165），曾任前后军统制兼知寿春府。在“采石之战”中，他作为一名部将，跟随李显忠渡江作战。在战斗中，他奋不顾身，英勇杀敌，在横山涧陷阵与金兵交锋时身受重伤。战后，朝廷命“采石之战”主帅李显忠开具立功人的等次，顿遇获列为“见阵立功之人”，得到了朝廷的嘉赏。
顿遇虽然在采石之战中立功受赏，但未能忠勇始终。乾道元年（1165年）正春，金军又再次大举南侵。顿遇与部将孔福为淮西守将，在金军压境之时，怯阵而弃城逃遁。
为严明军纪，惩办怯阵之将，乾道元年（1165年）正月，朝廷下诏以“屯兵戌守边郡，金人未至，弃城逃避”治罪，伏诛了孔福。因念及顿遇曾在“采石之战”中奋身作战，立有军功，故免于处死。就这样，顿遇被诏“追毁出身以来文字”，“剌配吉阳军牢城。”
吉阳军士民痛逐的秦桧奸党曹泳
曹泳是南宋奸相秦桧的同党，在秦桧死后的第二天，便被夺官贬新州，流放吉阳军编管。《崖州志》载谪宦。
曹泳，北宋大将曹彬的五世孙，原是一名军卒，因功赏列班行，当上监黄岩酒税的小官。
秦桧早年不得志时贫困潦倒，到处借贷，在做秀才时的曹泳曾将节余的学费“两绢”送给他。秦桧发迹后，在一次曹泳到吏部办理任满候补官缺登记时偶然发现了他，念及当年资助之恩，便予以留用。从此，曹泳一心投靠秦桧。后来，秦桧的养子秦禧还娶了曹泳的妹妹。成了秦桧的姻亲后，曹泳官运亨通，累任两淅转运副使、明州知府、绍兴知府、临安知府，直至户部侍郎。
曹泳为讨好主子，善于逢迎。任临安知府时，因秦桧的小女走失一只狮猫，他便令绘狮猫图挂于茶坊酒肆，悬赏千贯，让全城遍访失猫。惊动了临安府一个多月后，仍没有找到秦桧女儿走失的那只狮猫，曹泳便用黄金铸成了一只金猫，重贿奶娘送给秦桧女儿，方才了事。
曹泳与秦桧狼狈为奸，大搞文字狱。绍兴二十年（1150年）正月，时任两浙转运使的曹泳，密报李光之子李孟坚“诵其父所撰私史，语涉讥谤时政。”在曹泳制造的这一“文字狱”迫害下，李光家藏图书一万余卷全被焚毁，李孟坚被充军，朝中八名忠臣被以李光私党论罪，一应黜逐。
此时，李光虽早已被贬到海南岛，但仍下诏“遇赦不赦”。曹泳为此升了户部侍郎。
秦桧晚年时，处心积虑让自己的儿子秦禧接替相位。秦禧是秦桧的养子，因秦桧主和有功，赵构皇帝听顺秦桧的意见，任命秦禧为秘书少监，并在曹泳的策划下，主持修纂国史。曹泳操纵秦禧主持修纂的国史，颠倒黑白，把岳飞等忠臣名将诬为“谋反”，为秦桧歌功颂德，给赵构皇帝贴金。为了篡改历史，还不择手段更改诏书、奏章、纪要等，凡不能更改的便统统烧掉销毁。这部美化赵构皇帝、歪曲历史真相的“国史”修纂好后，赵构大喜过望，对秦禧大加封赏，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
用官修国史颠倒是非，是秦桧与曹泳为取悦赵构皇帝，以达到让秦禧继相位的目的。然而，秦桧居相十九年，执意主和，“专事推残善类”，所有忠臣良相，均被“诛斥殆尽”，已引起朝野怨声载道。此外，他还结党营私，大肆贿赂公行，广为搜刮，“富可敌国”，遭致朝臣非议不断。尽管秦桧奸猾无比，但宋高宗赵构后来还是觉察到了他的野心，并暗自有了打算，秘而不渲。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十月二十日，秦桧病危。曹泳以为由秦禧继相位的时机成熟了，便预先代写一封奏札子交与秦桧，札中的内容是向赵构皇帝提议，自己死后由儿子秦禧继任宰相辅佐。
十月二十一日，赵构皇帝亲自到秦桧府第视疾。这时秦桧已不能说话了，便从怀中取出奏札交与赵构皇帝。赵构看后无语，出来后即询问干办府：“是谁代写的札子？”被告知是曹泳所为。
秦桧死后第二天，赵构皇帝即突然下诏，停曹泳官，新州安置。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又诏将曹泳移吉阳军编管。
宋人笔记小说中有一则故事，说是曹泳成为秦桧爪牙当上大官后，不少人都巴结他，唯独他的妻兄厉德斯不买他的帐，因此遭曹泳忌恨。曹泳罢官贬谪吉阳军后，厉德斯立即写一封信派人送给曹泳。曹泳打开一看，是一篇题为“树倒猢狲散”的文章，文中痛斥了秦桧和曹泳为奸作歹的下场。现代成语“树倒猢狲散”的典源即出自于此。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在曹泳身上得到了验证。秦桧死后，曹泳当年参与迫害被贬到海南岛的李光、胡铨等爱国将相，相继被朝廷赦还复官，并追复了被屈死在吉阳军的赵鼎官爵，而曹泳却反被贬谪流放，孑然吉阳军。
曹泳依附秦桧迫害忠良，声名狼藉，爱憎分明的吉阳军士民都不愿意接纳他。起初，他想在赵鼎、胡铨寓居过的“盛德堂”内居住，结果被村民逐出。无奈之下，他只好在村外自己动手搭建一间草屋独居，并为此写下了这样一首凄然自嘲之诗：
筑室开窗伴桔香，要令清洁似江乡。
偏宜南漏春朝雨，犹近裴公盛德堂。
健犊踏基如铁石，老奴编屋耐风霜。
迹安心定无余事，莫话归期路更长。
据载，曹泳后来获赦，返至新州而死。
“遣向崖州吃荔枝”的宋代诗僧惠洪
宋代政和元年（1111年），宋代著名诗僧、被皇帝赐予“宝觉圆明禅师”的惠洪，因朝廷党争株连，被刺配流放到了崖州（今三亚市），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被朝廷流放的佛门高僧。
惠洪（1071—1128），俗姓喻，字觉范，筠州新昌人（今江西宜丰）。14岁时父母双亡，入寺院为童子。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参加东京（今河南开封）天王寺佛经考试，因冒名顶替得剃度为僧。四年后南归，进入庐山归宗寺依真净惮师，后随真净迁住洪州石门寺。约29岁时，游历东吴、衡山、金陵等地，住金陵清凉寺。后来冒名剃度之事被揭发，判入狱一年，勒令还俗。宋徽宗大观年间，惠洪到东京，通过宰相张商英、枢密使郭天信奏请，再次得度为僧。
惠洪是北宋一代名僧、诗僧，也是禅宗史上著名的代表人物。他集惮、教、史、诗、文、画于一身，尤富作诗才华。，他13岁时写的一首《秋千》诗，被南宋文学家、龙图阁学士刘克庄选入《千家诗》。一次，云崖寺的三百僧人各持一纸求他作诗，他立就挥笔，一口气便作诗三百首，令众僧惊叹不己。因他在《上元宿百丈》诗写下过“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之句，王安石的女儿读后称他是“浪子和尚”。
惠洪与当时京城的知名士大夫交游密切，结交了被称为“宋朝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黄庭坚对惠洪的人品和诗品十分赞赏，给予高度评价。惠洪还凭借高超医术，结交了宰相张商英和枢密使郭天信，获两人保举参见了哲宗皇帝。在参见问答之中，哲宗赞赏其才华，当即赐他“宝觉圆明禅师”法号。由于惠洪“博通儒书”，尤精于诗，加上公卿高官的捧场，一时间成为“名重京华”的诗僧和惮师。
宰相蔡京专权后，将张商英和郭天信列入“元祐党籍”，张商英被罢相，郭天信被贬新州。因惠洪与张商英、郭天信交往密切，受到牵连。政和元年（1111年），年近40岁的惠洪先被捕下狱，后被流放到了海南岛崖州（今三亚市）。惠洪在崖州三年，“得失随缘”，“逢苦不忧”，表现了佛僧的豁达超脱。
他初到崖州时，写了一首著名的《初到崖州吃荔枝》：“口腹平生厌事治，上林珍果亦尝之。天公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枝。”虽遭流放仍幽默风趣，惮机佛智。
惠洪在崖州潜心研究佛典，热心传教度人。据传说，位于古崖州城西的广度寺，为惠洪当年所倡建。他在广度寺内，注释诸经，并创作了诗论《冷斋夜话》等。
惠洪流放崖州三年后获赦。他在离开崖州时写了一首《渡海》诗：“万里来偿债，三年坠瘴乡。逃惮解羊负，破律醉槟榔。瘦尽声音在，病残须鬓荒。余生实天幸，今日上归”。他把崖州当作是劫难余生之地，庆幸之言，依然是乐观昂扬。
惠洪获赦后回到家乡从事著作，并将他在崖州及平生作品整理汇集。主要著述有诗论《冷斋夜话》，史论《禅林僧宝传》、《林间录》，经注《法华》及《智征传》、《石门文字禅》、《论道歌》等。其著述大部分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被称为“宋代诗僧之冠”。《宋诗钞》评其诗为“僧诗之妙，无如洪范觉者”。
惠洪四次入狱，一次受株连流放崖州，几度磨难笃信佛。惠洪因此被后人称颂为“历尽坎坷，不叛佛门”的佛教禅师典范。
贬吉阳军途中诏斩的北宋将帅童贯
在《水浒传》中，有一位名叫童贯的宋朝枢密使，曾率领八十万宋军到梁山泊攻打宋江起义军，结果中了十面埋伏，被杀得只身逃回汴京。在宋代历史上，童贯确有其人，因居功自傲，被贬吉阳军（今三亚市）。《宋史》列传中载有《童贯传》。
童贯是个阉人，出身宦官，北宋末年的军事将领，多次为朝廷立功。
童贯进宫后，以出色的军事才能获得了宰相蔡京的推荐，并颇得宋徽宗重用。一次，徽宗命童贯监军西击夏国，合军十万取青唐。军至湟川，宫中起火，徽宗视为出师不祥之兆，便下旨童贯回师。此时，童贯已兵安计出，见战机成熟，便断然不奉诏，继续率军西进，果获大胜，连复四州。童贯此举更深得徽宗赏识，被破例任命为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此后，又因功迁武康军节度使、加检校司空。政和元年（1111年），进太尉，领枢密院。从此，童贯位列三公，手握重兵转战于西北边陲，与外族夏、辽、金周旋十多年。
宣和二年（1120年），宋徽宗遣童贯以宣抚制置使率兵十五万，征讨方腊农民起义军，作战450余日，歼起义军七万多人，以功封太师。宣和七年（1125年），又收复全燕之境，封广阳郡王，统率大军重镇边疆，驻扎太原。
金灭辽后，又大举兴兵南侵。这时，童贯见南宋大势已去，便不听当时尚未登基的钦宗要他留守汴京命令，在大敌当前的危急之际，由太原遁归汴梁，随徽宗南巡逍遥而去。
童贯掌握重权后，开始居功自傲，自认为是盖世无双的军事天才，妄图总揽朝廷军政大权，不仅冷落了推荐他的宰相蔡京，连钦宗的命令也不以为然了。因此，群臣都在背后贬称他为“媪相”，非议颇多，成为了众矢之的。
徽宗禅位，钦宗登基，童贯失恃。于是，大学士陈东等上书劾蔡京、童贯等六人为“误国六贼”。童贯的主要罪名是“结怨辽金，创开边隙”。靖康元年（1126年），童贯被削职，一贬再贬。七月，贬吉阳军（今三亚市）。
童贯在被贬赴吉阳军途中，钦宗又诏数十大罪，命监察御史张澄追而斩之。
童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虽被贬谪，但人们仍畏他诡诈，畏他勇力。所以，张澄奉诏追斩童贯时，不敢轻意动手。童贯到南雄州后，张澄先派人上门“拜谒”童贯，假称有旨赐给茶叶、药物，明天中使将来传旨，诏他回京担任河北宣抚。童贯信以为真，拈须而笑：“还是少不了我！”并留下了张澄派来的人。
第二天上午，张澄来了，童贯欣然出迎，跪接圣旨，张澄当即宣诏，申其十大罪状。待童贯省悟过来为时已晚，被张澄派来的人一刀砍下了头颅。随后，将童贯人头带回汴京城头高高挂起，“观者如堵，京城轰动”。
莅刑崖州的宋代皇宫御药总管陈衍
陈衍是《崖州志》载宋代谪宦人物。
陈衍，开封人（今河南开封）。原为皇宫内侍太监，由殿庭给事累官为皇宫供备库使。后经被称为“太监头子”的内侍省内侍押班梁惟简的推荐，得幸于宋神宗的母亲宣仁皇后，主管高韩王宅，委以领御药院、内东门司要职。
在皇宫中，御药院主要掌按验皇宫医药方书、修合药剂，以侍进御及供奉禁中之用，非有功之内臣是不能任“领御药院”的，因此最受宫中之人尊重。内东门司主要掌宫禁人物出入，不但可以限制朝臣出行，若发现有人携带可疑物品，还可以直接提交皇城司处理或禀告中书门下，可以说是皇宫内的管家。陈衍在皇城中兼此两要职，可见他是极为受宠的内侍宦官。
陈衍最后被贬到崖州（今三亚市），这与宋代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场因革新变法而引起的所谓“新旧党争”有关。
宋神宗赵顼继位当皇帝后，有立志改革、富国强兵的抱负。但他当时很年轻，老臣们也已年迈位高，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个个因循守旧，都不再愿意为他尽力了。
当时，王安石正在京城任三司度支判官，执掌财政大权。王安石有才能、有朝气，曾向朝廷提出过不少富国强兵和变法图强的改革主张，但都没有得到采纳。宋神宗即位后，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与自己的治国思想接近，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治国抱负，于是力排众议，决定起用年轻的王安石辅佐自己。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实施变法，先后颁行了“青苗法”、“保甲法”、“方田均税法”、“市易法”等一批新法，并很快收到成效。由于百姓富殷，国力增强，神宗开国后首战西夏便取得了熙河大捷。为此，神宗皇帝亲自召开庆功宴会，将自己身上的玉带解下来，当场赐给了王安石。
宋神宗重用王安石推行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也由此形成了当时朝廷内部的所谓变法派新党与守旧派旧党的权力之争。后来，守旧派将暂时发生的自然灾害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利用天灾夸大其辞，诬贬变法是不应天意，迫使神宗皇帝诏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让其回家休养。此后，神宗皇帝继续亲自领导变法，但终抗不住旧党的强烈反对和抵制，致使新法名存实亡。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死，哲宗赵煦继位。哲宗当时尚不满十岁，宣仁后以太皇太后的名义垂帘听政。宣仁皇太后自始便不满王安石的变法，听政后便任司马光为宰相，让一批在变法期间失意的旧党重新上台，并将王安石推行的新法逐条废除。
在宣仁皇太后听政时期，陈衍成为了一名关键性人物。他仗恃宣仁太后的幸宠和淫威，奔走于宣仁后与司马光之间，出没于大官僚、大贵族之家，积极参与变更新法，成为旧党打击新党的代表人物，使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朝臣相继被逐被贬。为了培植个人势力，陈衍将亲信安插在要害部门，还把跟随宋哲宗的太监全部放出宫外，换上他的心腹，以控制小皇帝。司马光死后，吕大防当宰相，陈衍仍担负着宣仁太后与宰相间联系的使命，继续排斥新党。
元祐八年（1093年），宣仁太后病死，宋哲宗亲政。宋哲宗自幼便目睹旧党的专横，对陈衍的横行无忌很不满。他一执政后，便又罢斥旧党，启用新党。在御史来之邵、张商英等人的弹劾下，哲宗皇帝以“衍在垂帘日，怙宠骄肆，交结戚里，进退大臣，力引所私”及“交通宰相”、“结托词臣”等罪名，将陈衍逐出宫，贬到郴州当监酒税务小官。举荐陈衍的梁惟简，及党附张士良、梁知新等人也一同被罢斥。不久，又诏陈衍编管白州，再徙配崖州。
新党人物章惇被任为宰相之后，决定整死陈衍。经过一番策划，以旧党与陈衍等合谋要废掉宋哲宗为案由，将张士良从郴州召回京师，命他证实陈衍曾经与元祐年间的旧党勾结，阴谋废立皇帝。张士良拒不作证，说在宣仁太后临终之前，陈衍只参与一些正常的活动，并无大逆不道行为。严刑逼供，亦无所获。
最后，朝廷只好以陈衍离间太皇太后与皇帝关系、斥去皇帝身边太监及居心叵测等罪名，下诏将陈衍处死。此时，因陈衍已被流放在崖州，于是，便令广西转运使程节赶赴崖州莅刑。
《宋史·陈衍传》中，对陈衍未作正反评价，地方志书所引“罪名”，均为当时朝臣对陈衍的弹劾之辞。从史料上看，陈衍确实怙宠无忌，极力反对过王安石变法，并参与排斥新党。但有否废立皇帝之谋，则是今人难于解结的宫廷秘史了。因《崖州志》沿引《府志》所述较略，故依宋史《陈衍传》等史料作以上故事补述。
“蟋蟀宰相”幕官翁应龙误国流吉阳军
翁应龙，南宋末年军机处大臣、枢密院参事，宰相贾似道的属吏。因他与廖莹中专在贾似道府中处理大事，被称为贾似道左右文胆。贾似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误国“蟋蟀宰相”。翁应龙被刺配吉阳军，这与南宋宰相贾似道欺君误国事典有关。
贾似道生于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年），台州人。原是个不学无术的浪荡子，靠父亲“恩荫”，才当上了一个管理县级粮仓的小官。
后来，贾似道同父异母的姐姐被选进宫成为皇妃，幸得理宗宠爱，立为贵妃。贾似道这位小舅子成了国戚后，倍受恩隆，连连升官。先是提为籍田令、太常丞，后升为大宗正丞。不久，任为知州，再升任湖广总领、户部侍郎、宝章阁直学士、沿江制置使等。淳祐（1241—1252）年间，才三十岁的贾似道便官居端明殿学士，到宝祐二年（1254年）任同知枢密院事时，威权日盛。
贾似道依仗姐姐的皇权，当上大官要臣后，便无所事事，整天带着歌女在西湖上喝酒作乐。因皇上对他百般纵容，侍臣们敢怒不敢言。
开庆元年（1259年），蒙古大军侵宋，兵分三路进攻南京。忽必烈围住鄂州后，宋王朝命各路军救援，并命贾似道上汉阳前线督战，在军中被拜为右丞相。
贾似道贪生怕死，在前线上见蒙古军锐不可挡，便瞒着朝廷，悄悄派心腹去找蒙古军忽必烈求和，并私自订下了称臣纳币的密秘协定，以江北土地割给蒙古和每年向蒙古进贡银、绢各二十万的条件，换取了忽必烈的暂时撤兵。
贾似道回到临安后，隐瞒了私订和约之事，吹嘘各路宋军取得大胜，用弥天大谎又骗得加官进爵。贾似道靠欺骗过日子，居然当了十几年的宰相。
宋理宗死后，宋度宗即位，加封贾似道为太师，拜魏国公，还专门在西湖葛岭为他营造了一座豪华别墅。从此，地位显赫的贾似道，每天在西湖纵乐，对朝政及军机大事等只是授意一下，便由属吏翁应龙、廖莹中等人办理。
忽必烈称帝后，建立元朝，称元世祖。这时，蒙古国已军力强盛，便以南宋不执行和约为由，再次大举进攻襄阳，宋军连战连败，襄阳城被围了五年。贾似道通过翁应龙等把持朝政，将前线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度宗知道，自己却躲在葛岭别墅里与歌女饮酒作乐，或沉迷于与侍女斗蟋蟀，朝臣背后都称他“蟋蟀宰相”。襄阳被蒙古军攻陷后，他便推卸责任，将襄阳守将革职代过。
元军长驱直入，朝廷告急，群臣纷纷要求贾似道出征御敌。德祐元年（1275年）二月，贾似道才迫不得已调十三万精兵应战，并督师于池州。这一次，他又想重演求和故伎，却遭元军拒绝。见势不妙，他便只身逃到扬州，使宋军伤亡惨重。
贾似道临战怯逃回朝后，仍装出一副忠臣的样子，请求太后迁都。此时，群臣激愤，纷纷上书，揭穿了贾似道的假面目，要求“诛之谢天下”。在强大的压力下，谢太后才将他免职，贬到广东一带。行至漳州时，被押解使臣郑虎臣迫其服毒自杀身亡。
贾似道被贬后，其幕官翁应龙等被逮捕，禁于临安府监狱。廖莹中、王庭皆自杀。翁应龙诏籍没全家，被剌配流放到了吉阳军（今三亚市）。
李纲部卒义斩贬吉阳军的叛臣许亢
在《资治通鉴》及《宋史》中，记载了一段南宋宰相、抗金名将李纲褒扬嘉赏部卒斩杀被流放吉阳军的叛官许亢史事。
南宋末年，朝廷腐败无能。在金国屡犯的国难之际，朝野上下形成了对垒分明的主战派和投降派。曾在徽宗朝任太常卿等职的李纲，在钦宗接位后，出任兵部侍郎。他力主抗金，并刺臂流血上疏，以“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尺寸与人”的大无畏气概，决心誓死御敌。然而，在金兵压境之际，也有一些将帅贪生怕死，懦弱怯战，甚至临阵逃遁，坐失祖国山河，许亢就是突出一例。
钦宗靖康元年，金国不再接受南宋朝廷割地议和的条件，又大举兴兵，由汜水关渡黄河，欲划黄河为界。当时，京西北路提点刑狱公事许高、河北西路提点刑狱公事许亢，受命总师防洛口。
洛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为黄河南岸的洛水入黄河处，是“中原之枢”和兵家必争的重要军事关隘。当时，金军刚抵黄河北岸，尚未渡河，但许高、许亢便闻风丧胆，自溃逃遁，使金军轻而易举地突破了关隘防线，危及京城。皇帝闻讯后，急召百官疾速对策应战，并下诏夺许高、许亢之官，流许高于琼州，流许亢于吉阳军。
许高、许亢临战逃遁之后，虽然被诏夺官流放，但仍拒伏法。两人率五百兵骑自颖昌趋江南，沿途劫掠，到南康时阴谋兵变。危急关头，南康知军参事李定、通判韩〓，在未及上奏请旨的情况下，便当机立断斩杀了许高和许亢。
当时，朝中的投降派便指责李纲部卒的这一正义行动是“擅杀非是”，并欲借此非责李纲。对此，李纲正义凛然地说：“许高、许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沿途劫掠，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守卒能行之，真健卒也，是当赏”。
于是，李纲乃命给斩杀许高、许亢的南康守卒嘉赏，并各晋升了一级官职。
北宋屯田员外郎盛梁坐赃配流崖州
盛梁，生卒年不详。《崖州志》载谪宦。
有关盛梁被流放崖州的史事，见载于《宋史·本纪·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春二月庚寅，“屯田员外郎盛梁坐受赃枉法，流崖州”。《崖州志》所引，即录自《宋史》所记。
宋代沿袭唐制，在工部下设屯田司，置屯田郎中、员外郎，职掌天下屯田、营田、职田、学田、官庄之政令，并执管租入种割，兴修给纳诸事。员外郎是皇帝近侍官之一，可见盛梁当时亦为朝廷显官。
《宋史·任中正传》中，记述了任中正秉公决断，论法惩治盛梁贪赃枉法之案。
任中正，字庆之，曹州济阴（今山东荷泽）人。举进士，历官通判大名府、江南转运副使等。宋真宗时擢升为监察御史、两浙转运使。历史上，任中正以敢于劾治酷吏、仁政恤民著称，多有政绩，为宋代廉吏。一次，任中正出巡按察时，发现沿途有百姓饥荒。他爱民心切，为救济灾民，“不俟诏，发官廪振之”。在晋州按察时，有人禀告了盛梁贪赃枉法之事。于是，他亲自“按晋州盛梁狱，论如法”。“既而有与梁（盛）善者”，也经由他派密探查明后一并受到了惩罚。任中正当机立断将盛梁判入狱后，朝廷对他严明吏治的行为给予嘉许，擢升枢密直学士，拜参知政事。
宋太祖、宋太宗朝时，为加强吏治，多以严惩作为驾驭臣吏的重要手段。到真宗时，严惩渐废，对贪赃枉法、害民误国的官吏，大多配以杖后流放。咸平六年（1003年）二月，朝廷下诏，以受赃枉法治罪，将屯田员外郎盛梁流放到了海南岛上的崖州。
仁宗称帝后，任中正拜兵部尚书。因任中正“素与丁谓善”，及至丁谓被贬崖州后，他被以曾“独营救谓”之罪，受牵连被降职坐贬。
北宋考工员外郎齐化基贪暴流崖州
齐化基是因贪赃枉法之罪被流放崖州的。
齐化基，生卒年不详。据《宋史》等史料查考，悉其在宋代真宗年间曾任考工员外郎、晋州知州。
齐化基为官不廉，心术奸邪。《欧阳修全集》中有一篇欧阳修当年写的墓志铭文，提及到齐化基的为官劣迹。文中写道，齐化基在任镇州真定主簿时，妒忌贤能，自以为是。有一位名叫李仲芳的官吏不讨好他，他便“恶君廉直不为屈，多求事可酿为罪者责君理之”。齐化基本想通过让李仲芳办理那些疑难之案，以刁难手段使之屈服于他。结果是李君不仅“辩愈明，不可污”，而且还在办案中显示了秉公执法、严正廉明的办案断狱才能，被部下荐举升迁威虏军判官，后官至尚书屯田员外郎。
多行不义必自毙。据《续资治通鉴》记载，齐化基所到之处，都以贪暴闻名，加上性情凶狠，百姓都躲避他。在知晋州时，齐化基父子狼狈为奸，贪赃枉法到了极点。他的儿子仗势搜刮民财，储蓄铜器，还将袍服涂饰上金彩，招遥过市。
工部郎中欧阳公巡察晋州时，百姓纷纷禀告了齐化基父子的劣行。欧阳公辨察得实后，依告发向上“制劾其事”。真宗接奏后大怒，诏令就地查办，“索其家，得铜器数十”。
齐化基因贪暴被捕后，朝廷派官员前往审讯。他害怕获罪，不吐实情，朝廷连续换了三个审讯使臣，又命御史艾仲孺拷打审问才认罪。于是，真宗皇帝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九月下诏：“考工员外郎、知晋州齐化基削籍，鲸面流崖州，纵遇恩赦，不在放还之限”。同时将其子淄州司理参军齐溥、同学究出身齐渎削籍，连同小儿子齐涤、侄儿齐涣一并放逐各州。下诏告谕晋州后，官员百姓无不欢欣。
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十一月，为肃治吏弊，真宗皇帝又下诏：“诸路官吏有蠢政害民，辩鞠得实，本路转运使、提点刑狱司不能举察者，论其罪。”于是，原先对齐化基案失察的监察御史欧阳载等三人，均被以“监司初不以闻，故申敕之”问责，受连坐停职。
方腊义军驱逃遭贬吉阳的知杭州赵霆
赵霆，宋徽宗宣和年间杭州知州，被贬吉阳军，与中国历史上的“方腊起义”有关。
北宋时，杭州是两淅路的首府，既是朝廷重镇，也是皇帝、宫妃视为“人间天堂”的行宫之一，聚集着大批朝廷官吏、富商和豪绅。赵霆虽为重臣出任杭州知州，但由于他为政贪婪，勒索敲诈，杭州城里的百姓都恨透了他，称之为“恶棍”。
宋代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以方腊为首的两浙农民，不堪压迫，揭竿而起，爆发了北宋末年一场“官逼民反”的农民战争，史称“方腊起义”。
方腊自称“圣公”，年号永乐，誓师起义后建立了农民政权，老百姓一呼百应，纷纷参加起义军，与宋军展开了攻城掠地激战。
起义军发展迅猛，锐不可挡，势如破竹，攻城掠地，连连获胜。宣和二年十二月，在一举攻克睦州之后，直逼朝廷的“安乐窝”杭州城。
起义军兵临城下，城内百姓呼应。赵霆闻风丧胆，连夜收拾金银软细，带着一妻一妾，趁混乱之际怆惶逃出了杭州城。知州临阵弃城遁逃后，城中守军无首，城防瓦解，被方腊率领义军攻陷突入。
杭州重镇被起义军占领后，徽宗惊恐万状，急忙派出15万禁军南下镇压。方腊亲自指挥义军据城抵抗，城内百姓踊跃助战。因寡不敌众，方腊被迫突围。
徽宗收复杭州城后，于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以“坐弃杭州罪”，将赵霆贬吉阳军。
宣和三年（1121年）四月，自杭州城突围的方腊父子等起义军首领被俘。八月，方腊英勇就义，起义失败。
“两都之战”殃及元世祖皇孙流吉阳军
在元代，曾有一位元世祖第四世孙、世袭云南王，被处流刑来到海南岛吉阳军（今三亚市），他的皇族名字叫帖木儿不花。
帖木儿不花，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四世孙，元泰定帝时云南王王惮之子。
至元初，元世祖忽必烈称帝后，按照一些汉族大臣的建议，分封诸王子为王，统兵外出藩屏朝廷，这就是史称的宗王出镇，亦称封王。当时，所辖镇戍地区只要有四个宗王，即漠北前线的北平王、晋王，吐蕃地区的武靖王，云南地区的云南王、梁王，扬州地区的镇南王。
云南王在元代封爵中，为诸王第三等级封号之一。元《诸王表》曰：“元兴，宗室附马，通称诸王。然初制简朴，位号无称，惟以印章以为轻重。厥后遂有国邑之名，而赐印之等犹前曰也”。元世祖一世孙甘麻剌，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封梁王，受金印兽纽，出镇云南。二十九年（1292年）改封晋王，出镇大斡耳朵。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甘麻剌卒，由其子、元世祖第二世孙松山袭封梁王。
松山与泰定帝同为甘麻剌之子，因此泰定帝一登位，便将松山的儿子、元世祖第三世孙王惮由云南王晋升为梁王，食邑益阳州六万五千户。同时，以王惮之子、元世祖第四世孙贴木儿不花袭封云南王。
元朝以封授给诸王的印章爵号来显示权位。元世祖忽必烈时确立了六等印章封爵制，六等印章顺序为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其中，最珍贵的是金印兽纽，因金印兽纽的国邑仅一字，所以又称为“一字王”。忽必烈一朝仅有四人获得金印兽纽。帖木儿不花祖孙四代世袭了梁王和云南王，其中，甘麻剌、松山、王惮均为金印兽纽诸王，贴木儿不花在泰定元年袭封云南王时，获授金镀银印驼纽，为金镀银印驼纽诸王。至泰定帝时，王惮父子成了泰定帝朝中要人，在云南地区势力日增。
帖木儿不花被流放吉阳军，是由于父亲王惮在元泰定年间参与拥立皇帝的“两都之战”而被牵连。
元泰定帝崩后，元朝皇室内部发生了皇位继承的争夺，并引发了一场内战，即史称“两都之战”。
忽必烈称帝后，以北京为元“大都”，又在原成吉思汗创建的蒙古帝国领地内建城邑，为元“上都”，实行了两都制，即一个国家有两个首都。自忽必烈始，元朝历代皇帝都要两都巡幸，冬季住在大都，夏秋住在上都。
泰定五年（1328年）七月，泰定帝崩于上都后，丞相倒剌沙和梁王王惮等，立即在上都拥立泰定帝九岁的皇太子阿剌吉八继位。随后，留守在大都的签枢密院事燕帖木儿，以他家世代掌握的京都宿卫军精锐钦察团为主力，与西安王乘机发动政变，于九月拥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在大都即帝位，称为文宗。由于同时拥立了两个皇帝，便形成了大都与上都两个皇帝对峙局面，并由此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拥立上都皇帝的梁王王惮奉命率部南下攻打大都。王惮作战悍强勇猛，屡挫大都之军，但终被燕帖木儿打败，单骑逃遁。
文宗称帝后，当即诏谕中外：“诸王王惮等，兵败而逃，有能擒者，授五品官；同党之人，若能去逆效顺，擒王惮等来归者，免本罪，依上授官；家奴获之者，得备宿卫；敢有隐匿者，事觉，与犯人同罪。”文宗天历二年十一月，王惮被擒获处死。十二月，没收王惮第府、弓矢，连同王惮奴婢赐于诸王。
至顺元年（1330年）二月甲辰，因受王惮的牵连，虽尊为皇孙、云南王的帖木儿不花，被从上都流放到了吉阳军。
元代的流刑与唐宋有别，对宗室皇族的流放，只是一种非刑制约，在所流地方仍享有宗室权贵并任地方要职。《崖州志》对帖木儿不花未见有载，但其中所载元代职官中，仍有疑似姓名，有待考证。
明代开国将帅瞿能之孙瞿宏流寓崖州
瞿宏是《崖州志》志载明代“流寓”人物。
瞿宏，合肥人，是明代南宋杰出军事家、中军都督瞿能之孙，将门之后。于永乐九年，调发海南卫崖州千户所，后落籍崖州。
瞿宏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明代著名将帅。祖父瞿能曾跟随朱元璋征战，智勇双全，是明朝开国勋臣，官至南京中军都督。朱元璋称帝后，建都南京，设五军都督府，掌管全国军事，中军都督为京城守卫部队的主帅。瞿宏之父是瞿茂，为瞿能之子，骁勇善战。在历次征战中，父子皆同阵，称“父子将军”。
明代建文帝朝，曾发生过一场诸王争夺皇位的内战。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卒后，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称惠帝，亦即建文帝。
当时，诸亲王势力极强，因害怕威协到自己的皇位，朱允炆便采纳大臣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以“削藩”为名削弱亲王势力，从而引起了诸亲王的不满和反抗。于是，久蓄异志的燕王朱棣遂打出“清君侧，靖内难”的旗号，以诛“奸臣”齐泰、黄子澄为名，于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在北平誓师起兵，南下攻打南京，这便是史称的“靖难之变”。
燕王朱棣起兵后，便形成了明朝内部由朱允炆统领的官军（亦称南军）与朱棣统领的燕军对峙与激战。在官军中，以南京中军都督瞿能父子为征讨朱棣的主将。在北上攻打北平战役中，瞿能父子主攻彰义门，率领精骑攻入了城内。主帅李景隆为贪夺战功，便命令瞿能父子撤出城外等待大队兵马，结果贻误战机。时值寒冬，北平守军以水泼城，一夜成冰，官军第二天再攻城时已难于攀爬，结果伤亡惨重，导致攻城失败。
北平之战后，双方都在对峙中厉兵秣马。建文二年（1400年）四月，建文帝又命李景隆为主帅，号称百万大军，大举北伐。当时，仅十多万兵马的燕军在白河沟摆开阵势，与南军进行决战。这场战斗惊心动魄，惨壮激烈。南军中的瞿能父子主战朱棣，骁勇异常，朱棣招架不住，坐骑被连连射杀，宝剑也被砍折了，紧紧追击的南军已近在咫尺。
朱棣见大势不妙，急中生智拨马跑到河堤上，假意用马鞭招呼后面的部属，南军以为坝后有伏兵，没敢继续追击，朱棣得以脱逃。危急之际，忽然一阵大风将南军的帅旗刮倒，使南军阵营发生混乱。朱棣抓住这一“天机”，指挥精锐蒙古劲骑反攻，一举击溃南军，转败为胜。白河沟之役，官军被杀及淹死者十余万，横尸百余里，瞿能父子也在这场激战中阵亡。白河沟大战使朱棣取得军事和战略上的主动，最终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永乐帝国。
白河沟之战，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抓住机遇以弱胜强的战争典范，毛泽东所评点的65例中外战争中，就特别提到了“白河沟大战”。白河沟之战南军是失败了，但瞿能父子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骁勇，被历代史家给予高度赞扬，列为杰出的将领和军事家。
明永乐九年（1411年），瞿能之孙瞿宏，被调发海南卫崖州千户所，流寓闲住崖州。
上叙瞿宏祖辈故事为中国事典，以佐《崖州志》志载所略。
在吉阳军募兵脱籍的严州富豪汪浮
明代冯梦龙《喻世明言》第三十九卷，有一回“汪信之一死救全家”话本，讲述了一则与流放吉阳军有关的人物故事。
话说南宋乾道年间，严州遂安县有一富豪，姓汪，名孚，字师中。汪孚出身富家，曾登乡荐，有财有势，武断乡曲，把持官府，成为一乡之豪霸。一次，他擅杀人命，遇到对头申告官府，结果被问配流放到吉阳军（今三亚市），入籍吉阳军编管。
汪孚到吉阳军后，通过魏国公张浚，假以募兵报效为由，得于从吉阳军脱籍返家。不久，他便又“益治资产，复致大富”。
汪孚有个嫡亲兄弟名叫汪信之，文武全才，自小与汪孚居住。一次，两人对饮，汪孚醉后讲了一句汪信之不思富之话。就因这一句酒中之话，汪信之便负气地说：“不致千金，誓不还乡。”尔后，只身出走。后来，汪信之果真发家成了豪富，并由此引出了“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及“汪孚让宅真高名”的喻世传奇故事。
欲知详情，不妨读一读《喻世明言》故事原本，亦可佐添吉阳军之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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