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钟芳（1476—1544），明代崖州人。字仲实，号筠溪，明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选斡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生前授通议大夫，逝后赠都察院右都御史。在明代，钟芳是与丘浚、海瑞并列的海南名贤，被尊为“岭海巨儒”。明代嘉靖皇帝称他是“资美学粹，行洁才充”；“蜚声翰苑”、“才识通明”；“军功克著”，“充周国计”的“为卿佐者”。有关钟芳的事迹，最早见于明代的《粤大记》、《琼州府志》，清代《崖州志》、《国朝征献录》等均有记载。有《钟筠溪家藏集》二十卷传世。为广东、海南、崖州历史名人。清代，崖州立“少司徒坊”彰表。“少司徒”即所任右侍郎的别称。《三亚市志》列为古代名贤，三亚“天涯名人园”人物之一。
  父子进士传佳话
  钟芳祖辈于宋代入琼移崖世居。因过继外戚黄姓，钟芳原名黄芳，直到入朝为官后才奏复钟姓，改称钟芳。如钟芳在给王廷相《慎言》一书作序时，所用姓名为黄芳。钟芳致仕时，王廷相写了一首《送黄筠溪致仕归琼州》；罗钦顺在《知困记》中，有两篇与钟芳讨论理学的书信，一篇为《答黄筠溪亚卿》。所称“黄芳”、“黄筠溪”，均为指钟芳。
  钟芳自幼聪慧超人，有“神童”之称。他七岁时，祖父钟京（字锦堂）将家中所养的一匹马卖给西里人陈士郎。马价谈妥后，便叫钟芳写一张卖马契。少年钟芳以诗代契，信笔写下了一首《卖马题契》诗：
  立契高山钟锦堂，西里买马陈士郎。
  家中早养马一匹，今年天旱马难当。
  聚首会面先商议，善价而沽不久长。
  钱马过交后不反，任君骑到罗浮山。
  陈士郎读后大为惊叹，便不再买马，将买马钱全部送给钟芳作为读书之资。钟芳当年所写的这一“卖马诗”，成了崖州历代传诵的“神童诗”。
  钟芳七岁写马契，十岁文名扬于乡里。崖州知州徐瑞推举他上府考中秀才时，时任道员的江西名进士陈英阅其文后赞道：“童子这样有才，真是邱文庄（丘浚）复生！”钟芳二十六岁（1501年）中乡试亚元，即举人第二名。正德三年（1508年），礼部会试中第七名，经殿试后，中进士二甲第二名，即全国第五名。中进士后，即选为翰林庶吉士，三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在明代海南名人中，丘浚34岁中进，海瑞41岁中举，钟芳中进年仅31岁，因其出类拔萃，当时便有“海南奇才”之誉。
  钟芳一门三贤，尤以父子进士传为海南佳话。钟芳中进之后，其子钟允直、钟允谦又相继中举。次子钟允谦于嘉靖八年（1529年）登三甲进士。在海南科举史上，共有6对父子进士，钟芳父子是其中之一。长子钟允直早逝，由其子荫补任南京前军督府经历司经历，诰授奉直大夫。次子钟允谦，字汝益，知浙江宁海县时，治理苛捐杂税、均田于民，治水兴农、兴学育士，肃整吏弊、公正办案。历升刑部主事，福州知府、补莱州知府，多有惠政。钟允谦还是明代著名刻书家，他当年刻印的《钟筠溪家藏集》，保存了钟芳大部著述，被宁波“天一阁”珍藏。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皇帝特旨“天一阁”进献藏书。钟芳的著作因“天一阁”所献，才获编入《四库全书存目》，得以传世至今。
  钟芳父子中进士，是崖州历史天空耀升的两颗文魁之星，为明代杰出人才的标志，也成了世代激励崖州后人的典范。州人以“世科”坊表。
  钟芳的宦绩
  钟芳自明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致仕，先后为官26年，宦迹遍及北京、南京、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西等，一生宦绩卓著。
  钟芳中进士二甲第二名后，即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明代，进士经殿试后，除一甲三名分别授修撰及编修外，其余一部分选为庶吉士。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学习后，举行甄别考试，优等者，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翰林院编修是中央朝廷的微臣，正七品。进士及第，通常都从正七品开始授职，做翰林院编修之类。这一阶段，钟芳在京都北京，成为了待朝廷委以重任的翰林官。
  忤时左迁，宁国府扬名。钟芳以二甲进士编修身份，本来可以直接授任朝廷大臣要职，但却只“左迁宁国府推官”。古人以右为上，“左迁”，即为明代官职任免中的降级使用。至于被降原因，在《钟芳传》中只有“忤时”两个字。“忤”即得罪或不顺从之意。以钟芳后来的政德宦绩而推论，此“忤”，可能是因忠耿直言或对海南人才偏见所致。
  明代宁国府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是直隶南京的政区。“推官”，在明代为掌管司法事务及审判案件的职官。钟芳并不因降级生怨，而在出任地方官之始，便充分展现了严正廉明、精于判狱和惠政于民的官德和才能。《钟芳传》对钟芳任宁国府推官的宦绩作了这样的概述：“精于吏事，能折滞狱。他郡咸求质成，政绩大著。会大水，岁，议行赈恤，民获奠居。”“质成”，是请人评判是非，使疑难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可见钟芳当时以精于判案而声名远播。至于“赈恤”之举，则足见他的仁爱之心。
  平漳州寇，惩中官宦祸。钟芳在宁国府“政绩大著”，获得封疆大吏和中央部臣“交荐其贤”，“升漳州同知，寻擢知府事”。钟芳是以贤能和声名获得反复推荐，才得以升漳州同知，后又在原官上提拔知漳州府。“同知”，在明代府中掌军旅之事。在沿海地区，还协办海防事务，故又称为海防同知。“南倭北虏”是明王朝自建立起就面临的两大外患。漳州为福建沿海重镇，是倭寇首冲之地，“漳寇”即当时所指的“南倭”外患之一。此外，由于中官干预和地方豪强的作崇，亦成为了漳州一大内患。外患内患，造成了漳州一度动乱不安，危及朝廷的稳定和边镇的安定。当时升钟芳出任漳州，足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在漳州府任上，钟芳有为而治。他惩治横行无忌及不守法度的地方豪强，严禁出使地方的中官干预政事和军事，防止了中官宦祸。他提出的“相机剿抚”计议，得到督府的采纳，使漳寇倭患得到平定。钟芳在治内乱和平倭寇中，发挥了政治和军事才能。
  功迁京都，佐尚书吏治。钟芳因漳州抗倭之功，“升南京户部员外郎，署吏部稽勋司郎中，转考工”。这是钟芳首次由外职升任南京京都职官。明代实行两京制度，即以北京和南京为首都，设置相同，但在南京的设置均加“南京”两字。当时钟芳在南京吏部，所任稽勋司员外郎、郎中，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凡朝廷要赠给文武官员勋功称号，均由吏部稽勋司主掌。后转任考工司，掌管对官员的考核。明代，一切官员无论高低，每年都一小考，由考工司或州县长官主持。每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考工司负责，三品以上则由皇帝亲自考核。《钟芳传》中对他这一时期的宦绩评价为：“一时名公，如刘春、罗钦顺，凡甄别优劣，皆从其言。”刘春是明代正德年间礼部尚书，罗钦顺是南京吏部尚书，都是中国历史名宦，当时他们在对官员的“甄别优劣”中，都皆从钟芳的意见，可见钟芳的廉正和精审。
  出任朝臣，兴学安边治藩。自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八年（1529年），钟芳终于获得实授，以朝廷大臣身份出任地方要职，历任浙江提学副使、广西右参政、江西右布政使，从而使他的政治抱负、为官念和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
  在浙江，钟芳肃整学风，提倡德才兼备的选才用人标准。正德十六年（1521年），钟芳升浙江提学副使。明代，由朝廷委任主管一省教育的官员，叫提学副使，三年一任。凡地方岁考、科考均由提学副使主持。浙江虽是人杰地灵之地，但一度学风不正，考弊盛行，造成选才用才上的良莠不分。钟芳在主管浙江教育期间，主张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倡导敦行力学的教育宗旨。“校文必尚名检，敦行力学者为上，颖悟淹贯、言行知慎者次之，佻达谐荡者，文虽工，必惩”。在钟芳肃整下，“由是浙士斐然向风”，江南人才辈出。
  在广西，钟芳平定叛乱，仁惠百姓，推行教化，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境安定。嘉靖二年（1523年），钟芳升广西右参政。右参政为明代官职，从三品。明代全国除南北两京外，共划分十三个布政司（省），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1个，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又设左、右参政各1人，为布政使的佐官，掌管各道事务。明代西南边境频年动乱，是明朝廷久治不安的少数民族突出问题。在广西任职期间，钟芳主张仁政善怀，征抚并举，平定了多处叛乱，招抚上千峒寨少数民族归附朝廷，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境的安定。他不惧瘴炎，亲入峒寨，抚慰百姓，并铲除了贵县虎患。造客舟数十，打通了断藤峡阻隔近七十年的交通，促进了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正德年间，由于地方官吏与土司首领的挑动，广西发生了史称的“岑猛之乱”事件，并波及广西全境。由于朝廷实行大汉族主义，采用屠杀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屡经镇压和久攻不克的情况下，朝廷起用王守仁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当时，王守仁建议朝廷应采用非暴力方式解决广西田州岑猛之乱问题，否则不出任，但朝廷不纳其言，接连遣使敦促他启程赴任征讨。王守仁到广西后，采纳了钟芳仁义招抚的主张。由于两人摒弃暴力镇压，终以招抚方式平息了田州岑猛之乱，惩治祸首，安抚其众7万余人。随后，王守仁又采纳了钟芳分置土官等策，兴建学校，推行教化，加强封建伦理教育，促进和睦文明。钟芳因在广西治边多有惠政和战功，获得皇帝“两赐金帛”。
  在江西，钟芳限制藩王府对地方的干预，严惩奸吏豪民，收大治之效。嘉靖七年（1528年），钟芳由广西升江西右布政使，成为了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在江西任职一年，政绩斐然。明代实行封藩制度，即由朝廷将诸子诸孙分封到边境要塞和内地重镇为藩王，让他们“藩屏帝室”，终生受禄。这些藩王在地方设府相传，“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权力很大。当时，随着藩王势力的扩大，朝廷藩府俸禄供应不足。藩王便在地方兼并土地，分割国家赋税，干预地方民政，使藩禄问题成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突出矛盾。江西是藩王府所在地，藩禄问题尤为突出。钟芳顾全大局有为而治，既限制了藩王府在地方上的兼并及干预，又能筹划解决好藩禄供给问题，妥善解决了朝廷、藩王府、地方三者矛盾，稳定了统治秩序。同时，钟芳还擒治奸吏豪民，使“阖省肃然大治”。在江西，钟芳表现了在经济、民事、肃弊、安民等方面上的综合治理能力，得到朝廷的赏识，并由此从地方官升任南京京官，成为了朝廷的佐官。
  辅佐朝廷，掌国计革弊政。嘉靖九年（1530年）至嘉靖十二年（1533年），钟芳在南京历任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摄国学、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等职，在佐掌国计中展示了崖州英俊的才智。
  嘉靖九年（1530年），年方54岁的钟芳由江西升任南京太常寺卿。太常寺卿，是掌管皇家宗庙祭祀的长官，正三品。这期间，“大臣行祭告礼，欲比正祭。芳言告祭主于诚，不在备物。礼当与正祭异。惟用脯醢酒果。上从之，著为令。”因钟芳的议礼得到皇帝的赞赏，不久，提升掌管国学。国学，明代称为国子监，是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亦称太学。明代入国子监称入“国学”，多为有资格的贡生及官僚子弟，即所称“胄子”。钟芳擢国学时，南京国子监简称“南监”，亦称“南京太学”。国子监教学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钟芳既当国子监祭酒，掌管全国教育，又主管国学，亲自授学，“讲论经义，求诸身心，胄子莫不感动。”
  嘉靖十一年（1532年），56年的钟芳升兵部右侍郎。兵部，为中央官署六部之一，主管中央及地方武官的选用、考查，以及兵籍、军械、军令等事务，长官为兵部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品级是尚书为正二品，侍郎正三品。钟芳任兵部右侍郎期间，协助兵部尚书王廷相在治理“马快船秕政”方面大有成效，“诸凡秕蠹，为之顿清”，保证了朝廷军需供给。王廷相（1474-1544），明代仪封人，字子衡，号浚川，弘治进士，是明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时任南京兵部尚书，钟芳是他的副长官。明朝廷的军需物资实行“马快船”制度。马快船，又称马船，是专门用于运输马匹等军需物资、朝廷物品和皇家贡品的船队，也是专为作战与护航的“战船”。当时，在马快船管理中存在着较多的弊端，影响了军需与朝廷物资的快速供应。王廷相采纳了钟芳的建议，在钟芳的佐助下，使马快船弊政得到了革除和治理。
  钟芳因在组织军需及朝廷物资调度方面显现出了较强的经济管理才能，嘉靖十二年（1533年）改任户部右侍部。户部，六部之一。明代户部掌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钟芳改任户部右侍郎后，又取得了“漕政大举”之勋功。他佐助户部尚书许瓒“经略边储，以纾民力。复查旧规，严限以警濡滞。散余米给军，以免鬻船之患”。他还奉敕总督太仓，即监督国家粮库和银库。明代，国家赋收的银两一部分送入北京的户部银库，一部分送入南京户部银库，上述银库亦称为太仓。委以钟芳如此要职，使钟芳实际上成了朝廷财政的总管，这可见皇帝对他的高度信任。
  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朝曾发生了一起内部战乱，即史称“大同兵变”。大同，山西重镇，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这年十月，大同总兵官李瑾命镇卒挖濠沟，因督促严急并施刑于兵，役卒不堪虐待，王福胜等数十人鼓噪兵变，杀李谨并焚尸。后来，由于朝廷“严惩派”主张全面征讨，引起大同骚动，镇守士兵全部哗变。朝廷即派都御史刘清源同总兵邵永征讨，“官兵攻据四关，昼夜围击。”因刘清源扬言要屠城，致使蒙古部落也参与进来，同大同叛军结盟，与官军僵持了近一年。在处理大同兵变事态上，朝廷形成主抚与主战两派，钟芳上疏只诛叛逆，招降协从，不应全面镇压祸及无辜。因与“严惩派”意见不一，钟芳曾一度获遣。后来，刘清源采用毒烟、水淹攻城，终于惹怒了皇帝，谕曰：“叛卒杀主帅，法不可纵，然特数人耳。邵永、清源贪功嗜杀，妄传屠城，以致劫囚通寇，今罪出二人”。经撤换了刘清源后，大同兵变随即平服。这时，钟芳才奉旨复职。看来，钟芳的疏言还是得到了皇帝的采纳。
  皇帝对钟芳的评价
  钟芳正值才华显露、宦绩卓著和皇帝“方隆委任”之际，南京太庙发生了火灾，从而导致钟芳乞准致仕，终结宦职生涯。
  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京太庙发生火灾，烧毁前后殿、东西庑、神厨库等。太庙，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凡每逢皇帝登极，或有亲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凯旋、献俘、奉安梓棺，每年四孟及岁暮大袷等，均需告祭太庙。大庙灾，是皇帝视为天变之兆。当时，朝中大臣“皆陈词应故事”。吏部左侍郎霍韬疏词自陈谓有四大罪，宜退休以应天变。钟芳亦“自陈修省，以回天变”。当时，皇帝并不愿钟芳退休，一再“重违其请”，但因钟芳“言甚剀切，且乞休益力”，方才“准致仕”。
  嘉靖十三年（1534年），58岁的钟芳致仕，回到海南，由崖州迁居琼州府城达士巷，室曰“对斋”，取义“对越上帝，事道乃事天也”。他居家10余年，“未尝一至城市，惟以书史自娱”。当时有不少人想通过他谋取名利，钟芳谢绝说：“我守志，犹如寡妇守身，岂能晚年失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一月十七日，钟芳病逝，享年69岁。讣闻，皇帝赐御葬，追赠都察院右都御史。右都御史，是明代都察院监察官，为掌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要臣。从这一追赠上，足见皇帝对钟芳生前的厚望和德才的器重。
  钟芳是一代名儒。他治学严谨，博极而精，“虽律、历、医、卜之书，靡无通贯”。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春秋集要》十二卷、《学易疑义》二卷、《小学广义》二卷、《皇极经世图》一卷、《续古今纪要》十卷、《养生举要》五卷、《读书札记》二卷、《钟筠溪家藏集（筠溪文集）》二十卷、《诗集》六卷、《杂著》一卷等，大部分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对他在文学和学术上的成就，文学大家称他“雄浑精深，气随理昌”。《道学录》和《国朝征献录》称他是“岭海巨儒”。在古代琼人诗文集中，理学思想比较突出，学术色彩比较浓厚者，除丘浚《琼台会稿》外，当推钟芳的《筠溪文集》。陈烈在为钟芳《春秋集要》所作序中，称其“扩前人所未发。”书法宗颜平原，“得其劲拔，饶有凛然不可侵犯之色”。
  钟芳在仕宦生涯中，学问与事功并重，具有仁民爱物的为政思想，“仁政”是他恪守的为官之道。他提倡为官执政要“顺民欲恶”、“惠泽及物”，“夫政以顺民欲恶为要”，“而以惠泽及物为贵”。主张仁政爱民，“夫仁者不负其民”，“非仁民无以伸事上之义”。他同情民间疾苦，认为“民之困征赋而不自存久矣”，“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他不主张滥施刑罚，认为“史称牧之良者，曰政平讼理，平而理，仁之施也”；“政以敷治，刑以辅政，政所不及，不得以而后刑”。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方面，他坚持“善杀不如善怀”；“喜多杀之意，则与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祐”。钟芳这些朴素的执政为民理念，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崖州志》载有嘉靖皇帝在钟芳生前身后所颁的两篇诰赠文、一篇御祭文。在这三篇御文中，皇帝对钟芳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诰赠文《钟芳进通议大夫诰命》，是钟芳任南京户部右侍郎时的诰命。
  皇帝在诰命中指出：“户部掌天下土地生齿之籍。谷帛、货泉、会计、调度、经费之务，至要剧矣。为卿佐者，苟非通敏端方之士，未易称焉”。接着，皇帝对钟芳的才德作出评价：“尔户部右侍郎钟芳，学识宏博，造诣精纯。蚤蜚声于翰苑，后历任于郎曹。扬厉中外，能举厥官。肆陟奉常，进贰司马。入佐地官，转掌国计。寅清保厘之誉，著于留都。仁明简严之颂，布之海内。况际异常之数，宜膺褒宠之恩。兹进尔阶通议大夫。赐之诰命，以昭尔功。”皇帝为此勉励钟芳：“视国用盈缩，愈慎蓄储之备。尚懋尔庸，以光朕命。”
  诰赠文《追赠钟芳禄位诰命》，是钟芳逝后皇帝追赠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诰命。在这一诰命中，皇帝又一次对钟芳作出高度评价：“故致仕户部右侍郎钟芳，资美学粹，行洁才充。早奋迹于甲科，即储英于艺苑。出迁郡佐，而政绩允彰。寻补郎曹，而声华丕茂。陟臬府而收作人之效，转藩司而成讨贼之功。爰擢奉常，晋参司马。继转官于民部，实总理于邦储。方切登崇，恳求休致。两朝扬历，推美誉于士林。十载休闲，挺高风于晚节。”
  在《御祭钟芳文》中，皇帝再次赞美钟芳：“性资纯笃，才识通明。发迹贤科，抡官史馆。出补外郡，洊陟郎曹。擢司臬而学政聿新，转参藩而军功克著。奉常兵侍，效职留都。进佐司徒，允周国计。方隆委任，恳乞休闲。”
  “方切登崇，恳求休致”；“方隆委任，恳乞休闲”。皇帝如此反复由衷而言，流露了皇帝对钟芳当年恳乞致仕的惋惜，也为失去钟芳“为卿佐”的遗憾。
  “两朝扬历，推美誉于士林；十载休闲，挺高风于晚节”——皇帝这一评价，已高度概括了钟芳平生功绩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