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当你走进古崖州，可曾知否？
  中国历史的天空，曾有耀自古崖州的文斗魁星；在中国文明史和中华正气歌之中，有古崖州添加的智慧和音符--——
  冼夫人在海南岛上请置崖州，隋文帝赐给了她一个“古三亚”；
  鉴真舍身求法，六次东渡日本，海难余生，振州为他壮扬起了成功的吉祥风帆；
  黄道婆走出古崖州，用崖州人民的智慧，在中原创造了“衣被天下”的神话；
  钟芳父子进士，将崖州的文脉连进了金銮殿；
  林赞统把维新正气带回崖州，鼓荡了义士君子之风。
  古崖州，人杰地灵。
  崖州历代尊为“郡主”的巾帼英雄冼夫人
  冼夫人是公元六世纪活跃在广东、海南一带的杰出女军事家、政治家。她一生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为发展经济文化、促进岭南各民族的融合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对海南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请命朝廷，置崖州”，结束海南久乱，使海南重新隶属中央政权的管辖，恢复了海南与中原文明的直接联系，为海南开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自隋朝后，冼夫人备受历代彰扬，盛誉为中华民族英雄。周恩来称之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江泽民称她是“我辈后人永远学习的楷模”。
  冼夫人是当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学习、宣扬冼夫人的丰功伟绩，对促进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现实意义。冼夫人功在中华，德泽海南。当年隋文帝将临振县（今三亚市）赐作冼夫人“汤沐邑”，冼氏家族从此走进了古崖州这片南疆热土，开拓了古代三亚的文明，冼夫人因之被尊奉为崖州“郡主”。而今，当我们走进三亚之时，你应知道，这片物华天宝的人间胜境，就是当年冼夫人及其家族受赐封的古临振县“汤沐邑”。
  冼夫人与崖州
  冼夫人（512—602），原名冼珍，南北朝时期高凉郡（今广东阳江）南越族人，生于梁武帝初年。冼氏世代为南越俚人首领，拥有部落十多万家。冼夫人少有奇志，伟略超群，善统御部众，能行军用兵。她嫁于高凉太守冯宝后，深明大义，辅佐冯宝平息了岭南地区的民族冲突，促进了汉族和南越族的和解，并奉命招抚海南岛各族部落，使长期动乱的岭南地区全部归附中央政权管辖，消除了分裂割据，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冼夫人平定动乱，保境安民，被岭南各郡尊为“圣母”。由于冼夫人所建树的历史功勋卓著，陈朝封她为中郎将石龙郡太夫人，隋朝封她为宋康郡夫人、谯国夫人，允许开幕府，置官属，可以调动六州兵马。一个少数民族妇女获得如此殊荣，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冼夫人享年90岁，逝后谥封为“敬诚夫人”。《北史》、《隋书》载其传记，《资治通鉴》也志有她的事迹。
  冼夫人在海南的主要功绩之一，是“请命于朝，置崖州”。
  崖州，是海南岛最早以“州”冠称的地名，始自冼夫人请命于南北朝梁大同年间（约540年）设置。
  汉武帝开疆海南时，在海南岛上置两郡，即珠崖郡、儋耳郡。自汉武帝置郡设县后，由于统治无力，海南岛上一直动荡不安，迫使汉王朝一度放弃了对海南岛的统治，郡县名存实亡，致使海南又重陷入开疆之前的部落割据和冲突之中，给海南岛上各族人民造成灾难。
  当时，冼夫人在岭南深孚众望，已率各部落归附梁朝，海南岛上的部落也呼之欲附。于是，她与丈夫冯宝统帅三军下海南。在海南岛上，冼夫人目睹海南岛虽已数百年失去管理，但民有归附之心，便深感责任重大。为此，她以南越首领的身份，向当时的梁朝提出，在海南岛上建立崖州，将海南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管辖，重建隶属中央管理的郡县政区。朝廷批准了她的请求，并委任她在海南岛上行使建置崖州和行使开幕设府、统军征抚之权。
  冼夫人不辱使命。她与丈夫冯宝再次率军渡海，深入海南各地，所到之处，开幕设府，宣谕朝廷之命，以德为怀，信义招抚，使部落首领率上千黎峒归附于她。通过平动乱、讨逆贼、抚百姓、安民心，终于在海南岛上顺利建置了崖州，恢复了郡县制度，从而结束了自西汉罢置珠崖郡所造成海南岛“久治不统”的局面，使海南岛重新隶属中央政权直接管辖，重归中华，恢复了海南岛与中原文明的联系。
  冼夫人当时请置的“崖州”，并非后来所称的某一行政区域，而是朝廷授权冼夫人设置并统辖全海南军事、政治和行政的首府，此时的崖州统辖全岛。建置崖州后，冼夫人及其家族便在海南岛上引导民族团结，传播中原文化，引进种植技术，促进经济发展，使各族人民安居乐业。历史虽已历经一千五百多年，但冼夫人在海南的开拓和贡献，至今仍备受海南人民的敬仰。
  自冼夫人请置崖州后，至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曾一度将崖州改为珠崖郡，但此后崖州仍被相沿用为海南岛历代地方行政建制的地名。
  唐朝建立后，改郡县制为州县制，海南行政区划随之调整。唐武德五年（622年），在海南岛上设立崖州、振州、儋州三州，其中崖州便是沿用了冼夫人早在梁朝对海南岛行政区的命名。唐代的崖州在岛北（原琼山市境），振州在岛南（今三亚市）。
  北宋开宝五年（972年），海南岛上的行政区域又有了改变。以原唐代崖州辖域划属琼州，将已在岛北有三百五十年沿革称谓的崖州，移至岛南的唐振州，取消了振州地名称谓，这即是三亚市历史上冠称崖州之始。
  《续资治通鉴》卷第七“本纪”中，对当年这一设置变动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载：宋太祖开宝五年（癸酉），“六月，戊子朔，徙崖州于振州，遂废振州”。“徙”即迁移之意。据此，当时被废除的是振州而不是崖州。废振州后，岛北的崖州迁移到了唐振州原行政区域内沿置。从这一记载上看，宋代的崖州，是唐代崖州的迁徙沿置，也是古崖州地名的传承和延续。
  崖州，自冼夫人在南北朝请置之始，历隋、唐、宋、元、明、清，延绵不绝一千四百多年。其间，崖州的州治也曾在岛北（原琼山县）、岛西（今儋州市），虽经变易和迁徙，但最终与今之三亚结下了历史之缘。
  自宋代开宝五年（972年）迁徙崖州至振州，到民国元年（1912年），三亚已叫响“崖州”九百四十年。如果加上传承南北朝及隋代、唐代崖州地名文化历史，三亚已沿续海南岛崖州历史地名和文脉一千五百多年。
  而今，“崖州”已成为了历史上海南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标志性地名，也成为了三亚市的古称。冼夫人是海南岛“崖州”的始拓者，弘扬“冼夫人文化”，三亚市正折射出凝聚冼夫人精神的古崖州历史地名的文化光泽。
  冼夫人与临振县“汤沐邑”
  《隋书·谯国夫人传》载：因冼夫人维护了岭南地区的安定团结，促进了国家的统一，隋开皇十一年（591年），隋文帝“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冯）仆为崖州总管、平原郡公”。
  临振县，始设置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是三亚历史上最早设置的行政区域，也是海南岛上最早的县级行政地名。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后，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始在海南岛上设置儋耳、珠崖二郡，领16县，其中儋耳郡设置8个县，珠崖郡设置5个县，临振县隶属于珠崖郡。临振县自汉武帝元封元年始设至隋代开皇十年，已历七百年，治所在今三亚市崖城镇。隋文帝当年所赐给冼夫人作“汤沐邑”的临振县，就是冼夫人“请置崖州”后所复置的汉代临振县，亦即今三亚市的古地域。
  汤沐邑，源于周朝制度。原是中国古代天子赐给诸侯朝见天子时用以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诸侯要在专供沐浴的封邑洗头洗澡洁身，然后才去朝见天子，以示对天子的尊重。周朝以后，汤沐邑的制度有了改变，不再是指专用于住宿和沐浴的地方，而是变成了朝廷赐给的食禄封邑，也称为养地。《百官表》：“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在隋代，汤沐邑即是皇帝赐于皇后、公主、宗室以及外戚贵妇的食禄封地，亦即成了皇室贵族收取赋税的私邑。汤沐邑的所有权属于国王（皇帝），但受赐者享有征收租税、征集劳役之权，并可在邑内营造府邸、修建墓地等，既行使统治管理权，亦可承袭。隋文帝册封冼夫人为“谯国夫人”后，冼夫人的地位便与皇后等同，所以亦享有了受赐封汤沐邑的特权。临振县被赐给冼夫人作汤沐邑后，也便就成了别于一般县级政区的“邑”建置类型。
  在古代，封邑有两种性质，即“赐邑”与“税邑”。税邑是仅把赋税赏给封者，作为供养俸禄。赐邑则是将封邑行政管理权与征收赋税、徭役的权力一并封给了受赐封者。这种赐邑从郡县行政体系中分化出来，成为与郡县并行的特殊政区。隋文帝当年赐给冼夫人的是“赐邑”，允许她开幕府、置官署、调兵马等。因此，临振县不仅是冼夫人在海南岛上收取赋税的私邑养地，而实际上成了她领有和管理的封地“邑国”。
  冼夫人与崖州“郡主”
  隋开皇十一年（591年）赐临振县为冼夫人汤沐邑后，过了十六年，即隋大业三年（607年），临振县改置临振郡。这是三亚历史上首次由县级行政建制升为郡（州）级行政建制。这样，当时海南岛上便由两郡增为三郡，即儋耳郡、珠崖郡、临振郡。临振郡自此始领宁远、临川、延德、陵水四县，郡治设在宁远县（今三亚市崖城镇）。
  唐武德五年（622年），海南岛上改郡为州，设立了儋州、崖州、振州三州。振州由临振郡改设，取原“临振”之义，州治仍在原临振郡治（今三亚市崖城镇）。至此为止，临振（县、郡）作为冼夫人汤沐邑的时间已有31年。冼夫人家族在管理临振县（郡）期间，发展经济，传播文明，维护民族团结，成为了三亚历史上开拓先驱。而实际上，直至唐代初期，海南岛南部仍由冼氏家族参与统治。唐天宝七年（748年），鉴真一行遇海难泊振州时，得到了振州别驾冯崇债的安置，而冯崇债就是冼夫人的后裔。由此可见，自唐朝建立后的一百六十多年间，冼夫人家族仍维系着海南岛上这片“汤沐邑”封地。
  为纪念和奉祀冼夫人，自宋代始，崖州人民便建造了冼夫人庙。崖州冼夫人庙，是海南岛上最早建造的冼夫人庙之一。历宋元明清诸朝代，重修不绝，庙制完善，为崖州最为庄严的古庙坛。崖州冼夫人庙原称“冼太夫人庙”，因崖州曾是冼夫人的汤沐邑，临振郡又因冼夫人赐封地所置，明代成化十四年，便将庙额冠加“郡主”，改称为“郡主冼太夫人庙”。
  冼夫人生前足迹遍布岭南及海南岛，纪念冼夫人的庙宇众多，遍及海外。宋代海南岛上，较著名的冼夫人庙有两处，一在儋州，一在崖州。而以“郡主”命名冼夫人庙，在海南岛上唯独崖州，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古崖州人民奉冼夫人为“郡主”，突出了海南岛上冼夫人在崖州的至尊地位。
  由赐作汤沐邑到建“郡主冼太夫人庙”，进而形成民间信仰，千百年间，冼夫人一直被奉尊为崖州郡主。从这一历史和文化传承上看，三亚应是海南岛上最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冼夫人纪念胜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冼夫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冼夫人文化”的主题。在三亚这片“临振县汤沐邑”的古老土地上，正折射出“冼夫人文化”特有的光彩。
  在振州砥砺东渡日本弘法壮志的唐代高僧鉴真
  鉴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影响最大的唐代佛教高僧，缔结中日友谊的使者，也是获鲁迅称赞为“舍身求法”的中华民族伟大人物。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遇海难漂泊到振州（今三亚市），在振州及海南传播佛教文化，砥砺了舍身求法壮志，壮行天涯返扬州后，终于扬起了第六次东渡日本的成功风帆。因之，三亚成了最具意义的鉴真东渡日本弘法的纪念胜地。
  舍身求法 六次东渡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江阴人，生于唐代武则天朝垂拱四年（688年），圆寂于唐代宗广德元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享年76岁。
  鉴真自小受佛教文化熏陶，14岁在扬州大云寺从智满禅师为小沙弥，立志舍身，弘扬佛法。18岁到浙江龙兴寺从道岸法师学戒律，并受菩萨戒。20岁随道岸法师游学长安和洛阳，究学三藏。21岁在长安随弘景律师登坛受具足戒。鉴真孜孜以求，主攻律学，兼学建筑、绘画、科技、工艺、医学等学术文化，在佛经义理、戒坛讲律、梵声音乐、庙堂建筑、雕刻绘画、行医采药、书法镂刻等方面多有领悟，26岁便成为一位百科通的学问僧人。27岁回扬州大明寺，兴戒坛、缮道场、建寺舍、造佛像、修塔宇，讲法诵经、写经刻石、广施医药，普济众生，不遗余力。46岁继承道岸、义威律宗巨匠衣钵，成为一方宗首，持律授戒，独秀无伦。前后授戒度人计四万有余，泽及遐迩，道俗归心，仰为“江淮化主”，声名远扬日本国。
  唐代玄宗天宝元年（742年），鉴真55岁。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奉日本天皇之命，前来扬州大明寺祈请鉴真“东游兴化”。鉴真欣然应允，但众僧却因蹈海涉险而默然。鉴真曰：“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
  自天宝二年始，鉴真先后五次“东渡”，但或官府阻止，或鲸海覆舟，或僧众拦截，均未获成功，致使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的长途跋涉中染疾双目失明。虽然屡遭挫折和失败，但鉴真东渡弘法意志愈挫弥坚，誓曰：“为传戒律，发愿过海，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
  天宝十二年（753年）十月，日本国第十次遣唐使奏请玄宗皇帝批准鉴真东渡传法遭到回绝后，再次来到扬州邀请鉴真赴日传法。这一年，鉴真已66岁且双目失明，但东渡弘法壮志不泯，当即慨然允诺，愿随日本遣唐使船同行。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夜，鉴真一行24人躲避官府离开扬州龙兴寺，搭乘日本遣唐使船扬帆而去。十二月二十日，抵达日本九州南部的秋妻屋浦，第六次东渡宣告成功。
  日本天平胜宝六年（754年）二月四日，鉴真一行到达日本首都奈良，安置于东大寺。日本天皇下诏：“大德和尚远涉沧波，来投此国，诚副朕意。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并授予“传灯大法师”之位。四月，鉴真于东大寺设坛为圣武上皇、光明太后、孝谦天皇等授菩萨戒。天皇还成立唐禅院，作为鉴真一行在日本弘法和培养僧侣之所。
  日本天平宝字元年（757年），鉴真亲自主持修建唐招提寺后，天皇诏赐鉴真“大和上”之号。从此，鉴真在唐招提寺致力于传教弘法，成为日本律宗之祖庭。鉴真还将中国建筑技术、雕塑、美术、医药和医术介绍给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各个方面影响重大而深远。日本人民尊鉴真为“盲圣”、“日本律宗太祖”、“日本医学之祖”、“日本文化的恩人”等，表达了日本人民对鉴真的崇敬膜拜。
  唐广德元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弟子思托为鉴真膜影立干漆造坐像，像高二尺六寸五分，“顶骨秀、颧骨张、高梁鼻、唇紧闭、静含睑、浮微笑”，形仪端穆，栩栩如生。同年五月六日，鉴真结跏跌坐，面西圆寂，春秋76岁。鉴真坐像现安放在唐昭提寺内，列为日本国宝。
  鉴真矢志赴日本弘传戒律，六次蹈海，历经11年艰苦磨难，为日本佛教发展和推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鉴真具有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优秀品质，是唐代构成中华民族“脊梁”的伟大人物之一，他舍身求法，一往无前的顽强精神，垂范千古，激励后人。功勋光昭日月，芳名永载史册。
  蹈海余生 天涯壮行
  第四次东渡失败后，年已61岁的鉴真屡挫愈坚，矢志不渝。唐天宝七年（748年）春，日本僧人荣睿、普照再次到扬州崇福寺与鉴真策划第五次东渡。6月初，造船购粮、准备佛教经书及购置杂物就绪。6月27日，第五次东渡自扬州崇福寺出发，赴扬州新河上船启航。这次同行的有日僧荣睿、普照及中国僧人祥彦、思托等弟子14人，连同水手、其他随同人员共35人。
  起航顺风至越州界三塔山停留一月；至暑风山再停留一月。10月16日再次启航，行至东海时突遇东北风，航船被吹向南海迷航。自此，鉴真一行在惊涛骇浪中经受了海上历险的生死考验。在惊涛骇浪之中，鉴真一行处变不惊，一路唱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祈祷保祐。漂流中，经黑海、蛇海、飞鱼海、飞鸟海，险象环生；上食人岛，逃过被杀食肉之劫；水尽粮绝，备受煎熬……经过17天的海上磨难，于11月漂至海南岛南端振州（今三亚市）江口泊岸，终于化险为夷，苦海余生。
  接报讯后，振州别驾冯崇债亲派四百甲兵，将鉴真一行迎入州城，安置在大云寺内，设斋供养。鉴真在振州大云寺住一年，设坛授戒，传教度人。见大云寺佛殿荒废，众僧便舍衣服，筹资修缮大云寺，并新造了佛殿堂和塑安佛像。
  鉴真一行在振州休养及传播佛教一年多。天宝九年（750年）初，鉴真一行离开振州，取陆路重返扬州。别驾冯崇债又自备甲兵八百余人，亲自护送四十余日抵万安州（今万宁市）。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盛请鉴真入住其豪宅，供养三日。冯崇债再将鉴真护送到崖州（今海口市）界后，才与鉴真一行惜别。鉴真到崖州后，州游弈大使张云出迎拜谒，引入开元寺安置。崖州官员纷纷参省设斋，施舍之物盈满一室。因火灾曾焚毁过开元寺寺院，鉴真应大使之请，主持建造寺院。椽木不足，振州别驾冯崇债获讯后，即遣奴仆三日内将造寺椽木自振州运抵崖州。在鉴真的主持下，很快修建好了被火灾焚毁的佛殿、讲堂和砖塔，并用余下的振州椽木造了一尊高丈六的释迦弁尼佛像。此后，亲自登坛受戒，讲律度人。不久，鉴真一行在澄迈县令的护送下，自澄迈乘船渡海至雷州，踏上了返回扬州的艰难历程。
  返回杨州途中，山高路险，鉴真一行又经历了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行至端州时，日僧荣睿不幸染上重疾逝世，鉴真哀恸悲切。天宝九年（750年），日僧普照途中与鉴真辞别，另往明州阿育王寺，鉴真悲泣万分，紧紧握着普照的手，发誓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由于长途跋涉，劳顿过度，加上内心忧伤，鉴真热毒入眼，眼光暗昧，经“胡人”误治，终至双目失明。行至吉州，鉴真最器重的弟子祥彦心竭气尽，端坐圆寂，这更令鉴真悲痛欲绝。
  天宝十年（751年），历经三年蹈海余生和长途跋涉的艰难困苦，双目失明的鉴真终于回到扬州，入住龙兴寺，继续授戒讲律。
  第五次东渡是鉴真六次东渡中时间最长、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次。历经蹈海余生，壮行天涯，跋涉万里，百折不挠，第五次东渡也最体现了鉴真“为传教弘法，何惜身命”壮志，“不至日本国，本愿不遂”的坚毅品德和舍身求法的献身精神。
  振州留芳 佛泽千秋
  三亚市在唐代为振州建制，州治在今三亚市崖城镇。鉴真第五次东渡遇海难漂流到海南岛洋面，在振州泊岸脱险。振州成了鉴真海难的拯救之地，也因之在海南岛上最早沐浴了鉴真的佛光圣露。
  苦海余生，鉴真在振州受到了盛情接待，被安置在大云寺内，设斋供养。鉴真感念振州拯救之恩，视为佛泽善地，便在振州留住一年多。振州是鉴真赴日本弘法六次东渡中留居时间最长的地方。在振州，他与中日僧人一道，设坛授戒，传播佛教，建造佛寺，启化民智，杏风惠民，善行美德颂扬至今。
  三亚市是鉴真六次东渡日本弘法历程中，最具有纪念意义的佛教胜地。这里曾点亮了鉴真的慧灯，留下日本僧人荣睿、普照的倩影，凝结着振州士民与鉴真及日本僧人的患难情谊。鉴真胜迹千秋史，慧灯无尽照天涯。
  而今，当你走进三亚，仍可觅见鉴真当年芳踪胜迹；椰风海韵，为你讲述鉴真佛泽天涯的故事；在这片古振州的大地上，仍蕴藏着鉴真当年留下的珍贵佛宝。……
  鉴真登岸“江口”。《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鉴真一行第五次东渡遇海难，几经历险，终于在振州“江口”泊船登岸，柳暗花明。“江口”，即现三亚市崖城镇宁远河入海口处，现成为纪念鉴真泊岸遗址。
  鉴真“晒经坡”。据传，鉴真一行登岸后，在“江口”沿海沙坡地上，晒晾被海水浸湿的佛经典籍及准备带往日本的佛教用品。崖州士民便将这一片沙坡地称为“晒经坡”，地名沿称，遗址尚存。
  设坛授戒传法。鉴真海难余生，传教不息。在振州一年多时间里，他亲自设坛授戒，传播佛教文化，启迪民智，度人济世，育化善俗。
  修缮大云寺。鉴真见振州大云寺佛殿堂已荒废，率众僧舍衣筹款，亲自主持修缮大云寺，建造了佛殿堂，塑造了佛像，使振州大云寺形成扬州规制，成为了唐代海南岛规模最为宏大的佛寺之一。临别振州时，鉴真还将第五次东渡中携带的佛经典籍及佛品留在了振州大云寺中。
  壮行返扬州。鉴真与中日僧人在振州休养一年多，蓄精养锐，踏上了返回扬州的长途跋涉旅程。振州，成为了鉴真第六次东渡的新起点。
  遗宝迷踪。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随船携带了大批佛教经籍和佛品。鉴真离开振州返扬州后，这批佛籍经典和佛品留在了振州。依《唐大和尚东征记》记载，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时，随船所载的物品如下：
  漆合子盘三十具，兼将画五顶像一铺，宝像一铺，金泥像一躯，六扇佛菩萨障子一具，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盘经一部，杂经论章疏都一百部，月令障子一具，行天障子一具，道场幡一百二十口，珠幡十四条，玉环手幡八口，螺细经函五十口，铜瓶二十口，华毡二十四领，袈裟一千领，褊衫一千对，坐具一千床，大铜盖四口……
  据传，这些珍宝后来流入了崖州民间。
  东征有传 胜地三亚
  鉴真六次东渡行程，均由其首徒思托作全程记录，到日本后，整理撰写成《东征记》一书。后来，日本真人元开以《东征记》为蓝本，撰写成《唐大和尚东征传》，此传首由日本“高山寺”用汉文写印，称“高山寺本”，是记录鉴真东渡历程的最早印行的文献典籍，也成为了研究鉴真六次东渡的原始资料。在这部典籍中，较详细记录了鉴真第五次东渡海难，以及在振州和海南岛上的行程和活动情况。兹将《唐大和尚东征传》中，有关鉴真在振州及海南岛上活动部分，实录如下：
  夜发经三日，乃到振州江口泊舟。其经纪人往报郡，其别驾冯崇债遣兵四百余人来迎，引至州城。别驾来迎，乃云：‘弟子早知和尚来，昨夜梦有僧姓丰田，当是债舅。此间若有姓丰田者否？’众僧皆云：‘无也。’债曰：‘此间虽无姓丰田人，而今和尚即将为弟子之舅。’即迎入宅内，设斋养。又于太守厅内，设会受戒。乃入州大云寺安置。其寺佛殿坏落，众僧各舍衣服，造佛殿。住一年造了。别驾崇债自备甲兵八百余人，送经三十余日，至万安州。州大首领冯若芳请住其家，三日供养。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舶三二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若芳会客，常用乳头香为灯烛，一烧一百余斤。其宅后，苏芳木露积如山。其余财物，亦称此焉。行到崖州界，无贼，别驾乃回去。荣睿、普照师从海路经四十余日到崖州。州游弈大使张云出迎拜谒引入，令住开元寺。官僚参省设斋，施物盈满一屋。彼处珍异口味，乃有益智子、槟榔子、荔枝子、龙眼、甘蔗，拘筵楼头大如钵盂，甘甜于蜜，花如七宝色。胆唐香树，丛生成林，风至香闻五里之外。又有波罗捺树，果大如冬瓜。”“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男着木笠，女着布絮。人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是其异也。”“大使己下至于典正，作番供养众僧。大使自手行食，将优昙钵树叶以充生菜，复将优昙钵子供养众僧。乃云：‘大和尚知否？此是优昙钵树子。此树有子无华。弟子得遇大和尚，如优昙钵花，甚难值遇’。其叶赤色，圆一尺余；子色紫丹，气味甜美”。“彼州遭火，寺并被烧。和尚受大使请造寺。振州别驾闻和尚造寺，即谴诸奴，各令进一椽。三日内一时将来，即构佛殿、讲堂、砖塔。椽木有余，又造释迦丈六佛像。登坛授戒，讲度律人，已毕，即别大使去。仍差澄迈县令，看送上船。三日三夜，便达雷州。
  振州，不仅是鉴真海难拯救之地，而且是鉴真六次东渡弘法的重要里程碑。在唐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振州是闪光的驿站。
  今之三亚，是历史上曾为鉴真壮扬六渡成功风帆的佛慧胜地。
  崖州出了个黄道婆
  黄道婆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早在七百多年前的元代，黄道婆走出海南岛崖州（今三亚市），将崖州当时最为先进的棉织纺车和棉纺织技术带进了松江乌泥泾，毕尽余生，相传授受，从而使古崖州人民的聪明智慧，变成了推进中原棉纺改革和现代纺织科技发展的先进生产力。由推广崖州棉纺织技术到不断改革创新，黄道婆以其突出贡献，奠定了中国古代女科学家的地位。
  黄道婆的贡献属于中国，然而，她的名字始终与哺育她的那片神奇土地紧密地连在一起，这就是——古崖州。
  “乌泥泾（黄道婆）棉纺织技术”，现已成为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这一棉纺织技术文化遗产，就源自——古崖州。
  “黄道婆文化”，已成为体现中华民族创新的精神文化，而这一文化的首页就写自——古崖州。
  《辍耕录》与黄道婆
  黄道婆是宋末元初，分别生活在古崖州和松江乌泥泾的民间纺织妇女，在正史中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
  她在乌泥泾终老时，人们“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并“立祠”奉祀她。然而，当时人们尚未知道这位“教我纱，教我布”的“黄婆婆”究竟来自何方。数十年后，黄道婆之名几乎“泯灭无闻”。
  黄道婆的名字及生平事迹得以重新叫响，不能忘记当时的一位名人——陶宗仪。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黄岩清阳（今属浙江黄岩路桥）人。元末明初史学家和文学家。他20岁离家赴考，因直言朝政而落第，后定居在松江，以开馆授课、垦田躬耕为业，曾四次拒绝元、明两朝皇家召旨，终身不入仕途，人称“南村先生”，誉为“立身之洁，始终费渝，真天下节义之士。”
  陶宗仪在教学闲暇，经常到田里耕种，休息的时候，便与学生们谈古说今，一有所得便把它记录在树叶上，放入瓮内储存起来，十年里积累了几十瓮。到了元代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陶宗仪才将之整理成《辍耕录》30卷。《辍耕录》所记的大多是历史琐闻，以元代为主，宋代次之，还有少许是以前朝代的史料。书中有大量的陶宗仪所见所闻，或摘抄前人史料，或作考证辨伪，诸如元朝典制、戏曲诗词、史事杂录、文化科技、风俗民情、农民起义等记事，为后人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他一生治学严谨，不慕名利，唯以著书为乐。他的著作很多，以《辍耕录》著称，并以此奠定了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的地位。
  当代行世的《黄道婆》传记，最早出自《辍耕录》。陶宗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注黄道婆的人，《辍耕录》因之成为了中华典籍中为黄道婆立传之源。陶宗仪以耳闻目睹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黄道婆身世之谜，他告诉世人，黄道婆正来自当时人们尚未完全知晓的地方——崖州。黄道婆的名字从几近泯灭中被重新认知，并从此与崖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陶宗仪所撰《黄道婆》传，篇幅精短，通俗易懂，记叙明确，内涵丰富，已成为了研究黄道婆生平事迹的最原始史料。全文如下：
  闽广多种棉花，纺绩为布，名曰吉贝。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脊，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做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辍耕录》卷二十四
  卢眉娘与黄道婆
  中国历史上，在被泛称为南海（今广东、海南）地区，曾先后出了两位纺织“奇女”，一位叫卢眉娘，一位就是黄道婆。
  早在黄道婆以前的唐代，南海有一位自幼慧悟，伶巧无比的织绣“奇女”，名叫卢眉娘。据《杜阳杂编》记载：“永贞元年（805年），南海贡奇女卢眉娘，工巧无比，能于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于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缕分为三缕，染成五彩，于掌中结飞盖五重，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等像，再外列执幢捧节之童千余。盖阔一丈，重不足三两。顺宗赞其惊人技艺，称她为‘神姑’，并令其居住在宫中。元和（806-820）年间，宪宗赐以金凤环。卢眉娘不愿在禁中，遂度为道士，得放归南海，赐号逍遥。”
  卢眉娘有织绣之神奇，但她被作为“贡人”进入宫廷之后，皇宫便成了她的禁地。尽管她能织绣出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并得到了皇帝的万般嘉赏和宠爱，但她的艺术才华却因禁锢而受到了扼杀，最终由织绣“神姑”沦为一名脱离世俗的“道士”。在正史中，卢眉娘虽有一席之地，而今却没人记起她，人与技艺俱泯灭。
  黄道婆，亦堪称南海纺织“奇女”，但她选择了与卢眉娘不同的道路。卢眉娘走进皇宫，黄道婆却走进民间；卢眉娘在皇宫被扼杀了才艺，黄道婆在民间使自己的才艺得到了传承、革新。当黄道婆在逝后才被确定其历史地位的时候，人们才悟出了这样的朴实真理——只有植根民间的技艺，才是永恒和光辉的；只有把聪明才智奉献社会，芳名才能永存。
  黄道婆当时不为世人所知，而今，人们却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造就黄道婆的沃土——古崖州。
  崖州与黄道婆
  黄道婆故事多，但大都是自陶宗仪为黄道婆立传之后所编撰的民间传说。近代还有人对黄道婆的研究陷入了诸如籍贯论、族别论歧途，甚至还提出了“黄道婆之谜”的玄虚论题。其实，陶宗仪在六百四十多年前，就已揭开了黄道婆身世之谜，而今，当黄道婆已成为中华民族创新杰出代表的时候，仍对其所谓籍贯与族别上的争议，那则是节外生枝了。
  崖州是黄道婆的故乡。黄道婆自幼生活在崖州，及至年老时才离开崖州。依《辍耕录》所记，黄道婆自崖州到乌泥泾时，已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妪”。将她生活如此经年的崖州，称为她的故乡；将大半辈子生活在崖州的她，称为崖州人，这是令人信服的。
  古人站在松江府的地理位置上，说黄道婆“自崖州来”是准确的。陶宗仪是元代人，又在辖属乌泥泾的松江府定居生活几十年，且目睹黄道婆祠的废毁及重修，想必对黄道婆是颇多考证的。陶宗仪当年不可能料及黄道婆会得到如同今天的地位，他唯憾“黄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才以一个正直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秉笔为黄道婆立传，旨在告诉世人：这位“教我纱，教我布”，让乌泥泾由“民食不给”变成“家既就殷”的恩人，就是“自崖州来”的黄道婆。尽管有人对黄道婆生平研究仍有偏颇，但黄道婆“自崖州来”之说，已成为了史家学公认的定论。至于所谓“少沦落崖州”之说，那则是旁流而非本源了。
  黄道婆在中国科技史上的地位，对中国乃至世界棉纺技术革新的贡献，并不在于她的名字，而是她致力于推广的棉纺技术，是融入她聪明智慧的革新成就。如果将她为之奉献的成就看成是果实的话，那么，孕育这一果实的沃土和根须，就在古崖州。
  崖州是中国棉纺织技术的原生之地，植棉及棉纺织历史古老悠久。相传早在禹贡时代，崖州的土著居民就已学会种植棉花、纺织，所种植之棉在古籍记载中称为“吉贝”，用吉贝纺织的布就叫“吉贝布”。古代崖州人民尤擅棉纺，在春秋战国时期，仍处于原始社会的崖州，就能利用“吉贝”纺织出非常精美的布单。自汉代在海南实行封建统治后，崖州吉贝布及其织绣品，便一直成为了朝廷贡品。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仅宋高宗年间，从崖州征调的棉纺织品就有24个品种。当时，中原还没有棉纺之布，崖州所出产的“吉贝布”输入中原后，都被冠以崖州之名，称为崖州吉贝布、崖州食单、崖州盘斑布、崖州被等。
  古代海南岛上，普遍植棉纺布，崖州尤为精伦。因此，凡出产自海南的吉贝布及其棉纺织品，不管进入宫廷，还是进入民间，一概视若崖州之出。“崖州被”、“崖州织锦”等，已成为了海南棉织品的专称，崖州因之与中国棉纺织史结缘。打开一部部有关中国棉纺织史典籍和科技论著，“崖州”无不跳跃字里行间。崖州，已成为了中国古代海南岛上吉贝棉纺织品的“商标”。
  获首批列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上海“松江棉纺技术”，亦源自崖州。古代崖州黎汉民族在长期的文化交融和棉纺织实践中，创造了当时最为先进的棉纺织工具和棉纺织技艺。近代文物考古和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掘情况表明，陶宗仪在《黄道婆》传中所提及的棉纺工具和棉纺技艺，大都源自崖州。如纺织工具中的纺车，纺织工序中的“捍、弹、纺、织”，纺织技艺中的“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纺织品图案中的“折技、团凤、棋局、字样”等，都存留在早于黄道婆年代的“崖州织锦”历史文物中，并一直传承和延续在现代黎族纺织技艺中。
  当时，乌泥泾人民虽已从闽广引入植棉，但却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弧置案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黄道婆是在乌泥泾棉纺生产力极其落后的背景下，从崖州走进乌泥径的。中原棉植业的发展，为黄道婆提供了用武之地，从而也使得源自崖州的棉纺工具、棉纺技艺在新的环境中得到推行、普及和创新。乌泥泾因得益于黄道婆推广和创新的棉纺技术，进而促进了植棉和棉织业的协调发展，一跃成为了中原棉纺织中心。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黄道婆所带给他们的，就是崖州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而只是牢牢地记住一个恩人的名字——黄道婆，并将她尊为“棉纺女神”。
  当今，黄道婆已成为世界熟知的为人类做出伟大贡献的中国古代杰出女科学家。因黄道婆晚年在松江乌泥泾推广和革新了棉纺织技术，从而使松江成了中国棉纺改革的创新之地和纪念黄道婆的胜地。
  黄道婆属于中国。当“松江棉纺织技术”登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殿堂之时，我们亦可以自豪地说：崖州出了个黄道婆！
  “黄道婆文化”与今日三亚
  黄道婆从崖州走进乌泥泾，从乌泥泾走上“神坛”。而今，当黄道婆从“神坛”上走下来的时候，已演绎成了一种高尚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黄道婆文化。
  “黄道婆文化”的核心是传承和创新。黄道婆将崖州棉纺织技术带到乌泥泾后，她并不因循守旧，而是适应了中原棉纺织业发展的需要，在致力于推广崖州棉纺织技术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聪明智慧，不断革新，使崖州棉纺织技术在创新中变成了新的科技生产力，将“衣被天下”由神话变成了现实。
  “黄道婆文化”具有现实的启迪性。这就是改革创新才有出路，封闭与守旧只能导致停滞不前。海南及至崖州的棉纺织技术在古代可谓先进，然而，在封闭的海岛上，它只能以原始的形态保留和传承着。黄道婆走出古崖州，走出了封闭的天地，使得她在推广崖州棉纺技术过程中，与时俱进，在新的实践中得到了不断创新。当乌泥泾及松江成为了全国棉纺织中心的时候，当源自崖州的乌泥泾棉纺织技术在革新中催生了现代棉纺织科技发展的时候，海南岛上的棉纺织技术依然陈旧如初。所幸的是，崖州原始的棉纺织技术与黄道婆的革新及中国现代棉纺科技创新有着因果联系，中国“衣被天下”的史章，才书写了崖州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一页。创新，才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动力，这是黄道婆文化的启迪所在。
  黄道婆文化，是一种精神文化。黄道婆文化的内涵深刻，主题丰富，延伸到科学技术、现代教育、民间信仰、女性文化、工艺美术、经济贸易、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及当代旅游开发等方面。当前，黄道婆文化已成为了体现中华民族创新发展的一个品牌。这一品牌，属于中华，属于乌泥泾，属于古崖州，也属于今日三亚。
  三亚这片古崖州的土地，曾经是黄道婆生活和学艺的故土。当年黄道婆走出古崖州，顺应了历史的呼唤，在乌泥泾创造了“衣被天下”的神话。今天我们应理直气壮地将黄道婆迎回娘家——三亚，让“黄道婆文化”成为唱响三亚先进文化的主旋律之一。
  皇帝誉为“资美学粹”的明代崖州巨儒钟芳
  钟芳（1476—1544），明代崖州人。字仲实，号筠溪，明正德三年（1508）中进士，选斡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累官至南京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生前授通议大夫，逝后赠都察院右都御史。在明代，钟芳是与丘浚、海瑞并列的海南名贤，被尊为“岭海巨儒”。明代嘉靖皇帝称他是“资美学粹，行洁才充”；“蜚声翰苑”、“才识通明”；“军功克著”，“充周国计”的“为卿佐者”。有关钟芳的事迹，最早见于明代的《粤大记》、《琼州府志》，清代《崖州志》、《国朝征献录》等均有记载。有《钟筠溪家藏集》二十卷传世。为广东、海南、崖州历史名人。清代，崖州立“少司徒坊”彰表。“少司徒”即所任右侍郎的别称。《三亚市志》列为古代名贤，三亚“天涯名人园”人物之一。
  父子进士传佳话
  钟芳祖辈于宋代入琼移崖世居。因过继外戚黄姓，钟芳原名黄芳，直到入朝为官后才奏复钟姓，改称钟芳。如钟芳在给王廷相《慎言》一书作序时，所用姓名为黄芳。钟芳致仕时，王廷相写了一首《送黄筠溪致仕归琼州》；罗钦顺在《知困记》中，有两篇与钟芳讨论理学的书信，一篇为《答黄筠溪亚卿》。所称“黄芳”、“黄筠溪”，均为指钟芳。
  钟芳自幼聪慧超人，有“神童”之称。他七岁时，祖父钟京（字锦堂）将家中所养的一匹马卖给西里人陈士郎。马价谈妥后，便叫钟芳写一张卖马契。少年钟芳以诗代契，信笔写下了一首《卖马题契》诗：
  立契高山钟锦堂，西里买马陈士郎。
  家中早养马一匹，今年天旱马难当。
  聚首会面先商议，善价而沽不久长。
  钱马过交后不反，任君骑到罗浮山。
  陈士郎读后大为惊叹，便不再买马，将买马钱全部送给钟芳作为读书之资。钟芳当年所写的这一“卖马诗”，成了崖州历代传诵的“神童诗”。
  钟芳七岁写马契，十岁文名扬于乡里。崖州知州徐瑞推举他上府考中秀才时，时任道员的江西名进士陈英阅其文后赞道：“童子这样有才，真是邱文庄（丘浚）复生！”钟芳二十六岁（1501年）中乡试亚元，即举人第二名。正德三年（1508年），礼部会试中第七名，经殿试后，中进士二甲第二名，即全国第五名。中进士后，即选为翰林庶吉士，三十六岁授翰林院编修。在明代海南名人中，丘浚34岁中进，海瑞41岁中举，钟芳中进年仅31岁，因其出类拔萃，当时便有“海南奇才”之誉。
  钟芳一门三贤，尤以父子进士传为海南佳话。钟芳中进之后，其子钟允直、钟允谦又相继中举。次子钟允谦于嘉靖八年（1529年）登三甲进士。在海南科举史上，共有6对父子进士，钟芳父子是其中之一。长子钟允直早逝，由其子荫补任南京前军督府经历司经历，诰授奉直大夫。次子钟允谦，字汝益，知浙江宁海县时，治理苛捐杂税、均田于民，治水兴农、兴学育士，肃整吏弊、公正办案。历升刑部主事，福州知府、补莱州知府，多有惠政。钟允谦还是明代著名刻书家，他当年刻印的《钟筠溪家藏集》，保存了钟芳大部著述，被宁波“天一阁”珍藏。清代编纂《四库全书》时，皇帝特旨“天一阁”进献藏书。钟芳的著作因“天一阁”所献，才获编入《四库全书存目》，得以传世至今。
  钟芳父子中进士，是崖州历史天空耀升的两颗文魁之星，为明代杰出人才的标志，也成了世代激励崖州后人的典范。州人以“世科”坊表。
  钟芳的宦绩
  钟芳自明正德三年（1508年）中进士，至嘉靖十三年（1534年）致仕，先后为官26年，宦迹遍及北京、南京、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广西等，一生宦绩卓著。
  钟芳中进士二甲第二名后，即选翰林庶吉士，授编修。明代，进士经殿试后，除一甲三名分别授修撰及编修外，其余一部分选为庶吉士。庶吉士经过一定年限学习后，举行甄别考试，优等者，二甲进士授编修，三甲进士授检讨。翰林院编修是中央朝廷的微臣，正七品。进士及第，通常都从正七品开始授职，做翰林院编修之类。这一阶段，钟芳在京都北京，成为了待朝廷委以重任的翰林官。
  忤时左迁，宁国府扬名。钟芳以二甲进士编修身份，本来可以直接授任朝廷大臣要职，但却只“左迁宁国府推官”。古人以右为上，“左迁”，即为明代官职任免中的降级使用。至于被降原因，在《钟芳传》中只有“忤时”两个字。“忤”即得罪或不顺从之意。以钟芳后来的政德宦绩而推论，此“忤”，可能是因忠耿直言或对海南人才偏见所致。
  明代宁国府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是直隶南京的政区。“推官”，在明代为掌管司法事务及审判案件的职官。钟芳并不因降级生怨，而在出任地方官之始，便充分展现了严正廉明、精于判狱和惠政于民的官德和才能。《钟芳传》对钟芳任宁国府推官的宦绩作了这样的概述：“精于吏事，能折滞狱。他郡咸求质成，政绩大著。会大水，岁，议行赈恤，民获奠居。”“质成”，是请人评判是非，使疑难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可见钟芳当时以精于判案而声名远播。至于“赈恤”之举，则足见他的仁爱之心。
  平漳州寇，惩中官宦祸。钟芳在宁国府“政绩大著”，获得封疆大吏和中央部臣“交荐其贤”，“升漳州同知，寻擢知府事”。钟芳是以贤能和声名获得反复推荐，才得以升漳州同知，后又在原官上提拔知漳州府。“同知”，在明代府中掌军旅之事。在沿海地区，还协办海防事务，故又称为海防同知。“南倭北虏”是明王朝自建立起就面临的两大外患。漳州为福建沿海重镇，是倭寇首冲之地，“漳寇”即当时所指的“南倭”外患之一。此外，由于中官干预和地方豪强的作崇，亦成为了漳州一大内患。外患内患，造成了漳州一度动乱不安，危及朝廷的稳定和边镇的安定。当时升钟芳出任漳州，足见朝廷对他的器重。在漳州府任上，钟芳有为而治。他惩治横行无忌及不守法度的地方豪强，严禁出使地方的中官干预政事和军事，防止了中官宦祸。他提出的“相机剿抚”计议，得到督府的采纳，使漳寇倭患得到平定。钟芳在治内乱和平倭寇中，发挥了政治和军事才能。
  功迁京都，佐尚书吏治。钟芳因漳州抗倭之功，“升南京户部员外郎，署吏部稽勋司郎中，转考工”。这是钟芳首次由外职升任南京京都职官。明代实行两京制度，即以北京和南京为首都，设置相同，但在南京的设置均加“南京”两字。当时钟芳在南京吏部，所任稽勋司员外郎、郎中，为尚书、侍郎以下的高级官员，分掌各司事务，凡朝廷要赠给文武官员勋功称号，均由吏部稽勋司主掌。后转任考工司，掌管对官员的考核。明代，一切官员无论高低，每年都一小考，由考工司或州县长官主持。每四年一大考，四品以下的官员由吏部考工司负责，三品以上则由皇帝亲自考核。《钟芳传》中对他这一时期的宦绩评价为：“一时名公，如刘春、罗钦顺，凡甄别优劣，皆从其言。”刘春是明代正德年间礼部尚书，罗钦顺是南京吏部尚书，都是中国历史名宦，当时他们在对官员的“甄别优劣”中，都皆从钟芳的意见，可见钟芳的廉正和精审。
  出任朝臣，兴学安边治藩。自明代正德十六年（1521年）至嘉靖八年（1529年），钟芳终于获得实授，以朝廷大臣身份出任地方要职，历任浙江提学副使、广西右参政、江西右布政使，从而使他的政治抱负、为官念和聪明才智得到了发挥。
  在浙江，钟芳肃整学风，提倡德才兼备的选才用人标准。正德十六年（1521年），钟芳升浙江提学副使。明代，由朝廷委任主管一省教育的官员，叫提学副使，三年一任。凡地方岁考、科考均由提学副使主持。浙江虽是人杰地灵之地，但一度学风不正，考弊盛行，造成选才用才上的良莠不分。钟芳在主管浙江教育期间，主张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倡导敦行力学的教育宗旨。“校文必尚名检，敦行力学者为上，颖悟淹贯、言行知慎者次之，佻达谐荡者，文虽工，必惩”。在钟芳肃整下，“由是浙士斐然向风”，江南人才辈出。
  在广西，钟芳平定叛乱，仁惠百姓，推行教化，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境安定。嘉靖二年（1523年），钟芳升广西右参政。右参政为明代官职，从三品。明代全国除南北两京外，共划分十三个布政司（省），每司设左右布政使各1个，为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又设左、右参政各1人，为布政使的佐官，掌管各道事务。明代西南边境频年动乱，是明朝廷久治不安的少数民族突出问题。在广西任职期间，钟芳主张仁政善怀，征抚并举，平定了多处叛乱，招抚上千峒寨少数民族归附朝廷，维护了民族团结和边境的安定。他不惧瘴炎，亲入峒寨，抚慰百姓，并铲除了贵县虎患。造客舟数十，打通了断藤峡阻隔近七十年的交通，促进了边疆的经济、文化交流。
  明正德年间，由于地方官吏与土司首领的挑动，广西发生了史称的“岑猛之乱”事件，并波及广西全境。由于朝廷实行大汉族主义，采用屠杀政策，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在屡经镇压和久攻不克的情况下，朝廷起用王守仁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当时，王守仁建议朝廷应采用非暴力方式解决广西田州岑猛之乱问题，否则不出任，但朝廷不纳其言，接连遣使敦促他启程赴任征讨。王守仁到广西后，采纳了钟芳仁义招抚的主张。由于两人摒弃暴力镇压，终以招抚方式平息了田州岑猛之乱，惩治祸首，安抚其众7万余人。随后，王守仁又采纳了钟芳分置土官等策，兴建学校，推行教化，加强封建伦理教育，促进和睦文明。钟芳因在广西治边多有惠政和战功，获得皇帝“两赐金帛”。
  在江西，钟芳限制藩王府对地方的干预，严惩奸吏豪民，收大治之效。嘉靖七年（1528年），钟芳由广西升江西右布政使，成为了一省最高行政长官。在江西任职一年，政绩斐然。明代实行封藩制度，即由朝廷将诸子诸孙分封到边境要塞和内地重镇为藩王，让他们“藩屏帝室”，终生受禄。这些藩王在地方设府相传，“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权力很大。当时，随着藩王势力的扩大，朝廷藩府俸禄供应不足。藩王便在地方兼并土地，分割国家赋税，干预地方民政，使藩禄问题成了朝廷与地方关系的突出矛盾。江西是藩王府所在地，藩禄问题尤为突出。钟芳顾全大局有为而治，既限制了藩王府在地方上的兼并及干预，又能筹划解决好藩禄供给问题，妥善解决了朝廷、藩王府、地方三者矛盾，稳定了统治秩序。同时，钟芳还擒治奸吏豪民，使“阖省肃然大治”。在江西，钟芳表现了在经济、民事、肃弊、安民等方面上的综合治理能力，得到朝廷的赏识，并由此从地方官升任南京京官，成为了朝廷的佐官。
  辅佐朝廷，掌国计革弊政。嘉靖九年（1530年）至嘉靖十二年（1533年），钟芳在南京历任太常寺卿、国子监祭酒、摄国学、兵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等职，在佐掌国计中展示了崖州英俊的才智。
  嘉靖九年（1530年），年方54岁的钟芳由江西升任南京太常寺卿。太常寺卿，是掌管皇家宗庙祭祀的长官，正三品。这期间，“大臣行祭告礼，欲比正祭。芳言告祭主于诚，不在备物。礼当与正祭异。惟用脯醢酒果。上从之，著为令。”因钟芳的议礼得到皇帝的赞赏，不久，提升掌管国学。国学，明代称为国子监，是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亦称太学。明代入国子监称入“国学”，多为有资格的贡生及官僚子弟，即所称“胄子”。钟芳擢国学时，南京国子监简称“南监”，亦称“南京太学”。国子监教学主要是儒家经典著作四书五经。钟芳既当国子监祭酒，掌管全国教育，又主管国学，亲自授学，“讲论经义，求诸身心，胄子莫不感动。”
  嘉靖十一年（1532年），56年的钟芳升兵部右侍郎。兵部，为中央官署六部之一，主管中央及地方武官的选用、考查，以及兵籍、军械、军令等事务，长官为兵部尚书，副长官为侍郎，品级是尚书为正二品，侍郎正三品。钟芳任兵部右侍郎期间，协助兵部尚书王廷相在治理“马快船秕政”方面大有成效，“诸凡秕蠹，为之顿清”，保证了朝廷军需供给。王廷相（1474-1544），明代仪封人，字子衡，号浚川，弘治进士，是明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当时任南京兵部尚书，钟芳是他的副长官。明朝廷的军需物资实行“马快船”制度。马快船，又称马船，是专门用于运输马匹等军需物资、朝廷物品和皇家贡品的船队，也是专为作战与护航的“战船”。当时，在马快船管理中存在着较多的弊端，影响了军需与朝廷物资的快速供应。王廷相采纳了钟芳的建议，在钟芳的佐助下，使马快船弊政得到了革除和治理。
  钟芳因在组织军需及朝廷物资调度方面显现出了较强的经济管理才能，嘉靖十二年（1533年）改任户部右侍部。户部，六部之一。明代户部掌管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钟芳改任户部右侍郎后，又取得了“漕政大举”之勋功。他佐助户部尚书许瓒“经略边储，以纾民力。复查旧规，严限以警濡滞。散余米给军，以免鬻船之患”。他还奉敕总督太仓，即监督国家粮库和银库。明代，国家赋收的银两一部分送入北京的户部银库，一部分送入南京户部银库，上述银库亦称为太仓。委以钟芳如此要职，使钟芳实际上成了朝廷财政的总管，这可见皇帝对他的高度信任。
  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朝曾发生了一起内部战乱，即史称“大同兵变”。大同，山西重镇，是明朝九边重镇之一。这年十月，大同总兵官李瑾命镇卒挖濠沟，因督促严急并施刑于兵，役卒不堪虐待，王福胜等数十人鼓噪兵变，杀李谨并焚尸。后来，由于朝廷“严惩派”主张全面征讨，引起大同骚动，镇守士兵全部哗变。朝廷即派都御史刘清源同总兵邵永征讨，“官兵攻据四关，昼夜围击。”因刘清源扬言要屠城，致使蒙古部落也参与进来，同大同叛军结盟，与官军僵持了近一年。在处理大同兵变事态上，朝廷形成主抚与主战两派，钟芳上疏只诛叛逆，招降协从，不应全面镇压祸及无辜。因与“严惩派”意见不一，钟芳曾一度获遣。后来，刘清源采用毒烟、水淹攻城，终于惹怒了皇帝，谕曰：“叛卒杀主帅，法不可纵，然特数人耳。邵永、清源贪功嗜杀，妄传屠城，以致劫囚通寇，今罪出二人”。经撤换了刘清源后，大同兵变随即平服。这时，钟芳才奉旨复职。看来，钟芳的疏言还是得到了皇帝的采纳。
  皇帝对钟芳的评价
  钟芳正值才华显露、宦绩卓著和皇帝“方隆委任”之际，南京太庙发生了火灾，从而导致钟芳乞准致仕，终结宦职生涯。
  嘉靖十三年（1534年），南京太庙发生火灾，烧毁前后殿、东西庑、神厨库等。太庙，是皇家祭祀祖先的地方。凡每逢皇帝登极，或有亲政、大婚、上尊号、徽号、万寿、册立、凯旋、献俘、奉安梓棺，每年四孟及岁暮大袷等，均需告祭太庙。大庙灾，是皇帝视为天变之兆。当时，朝中大臣“皆陈词应故事”。吏部左侍郎霍韬疏词自陈谓有四大罪，宜退休以应天变。钟芳亦“自陈修省，以回天变”。当时，皇帝并不愿钟芳退休，一再“重违其请”，但因钟芳“言甚剀切，且乞休益力”，方才“准致仕”。
  嘉靖十三年（1534年），58岁的钟芳致仕，回到海南，由崖州迁居琼州府城达士巷，室曰“对斋”，取义“对越上帝，事道乃事天也”。他居家10余年，“未尝一至城市，惟以书史自娱”。当时有不少人想通过他谋取名利，钟芳谢绝说：“我守志，犹如寡妇守身，岂能晚年失节！”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十一月十七日，钟芳病逝，享年69岁。讣闻，皇帝赐御葬，追赠都察院右都御史。右都御史，是明代都察院监察官，为掌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的要臣。从这一追赠上，足见皇帝对钟芳生前的厚望和德才的器重。
  钟芳是一代名儒。他治学严谨，博极而精，“虽律、历、医、卜之书，靡无通贯”。著述甚丰，主要著作有《春秋集要》十二卷、《学易疑义》二卷、《小学广义》二卷、《皇极经世图》一卷、《续古今纪要》十卷、《养生举要》五卷、《读书札记》二卷、《钟筠溪家藏集（筠溪文集）》二十卷、《诗集》六卷、《杂著》一卷等，大部分著作收入《四库全书存目》。对他在文学和学术上的成就，文学大家称他“雄浑精深，气随理昌”。《道学录》和《国朝征献录》称他是“岭海巨儒”。在古代琼人诗文集中，理学思想比较突出，学术色彩比较浓厚者，除丘浚《琼台会稿》外，当推钟芳的《筠溪文集》。陈烈在为钟芳《春秋集要》所作序中，称其“扩前人所未发。”书法宗颜平原，“得其劲拔，饶有凛然不可侵犯之色”。
  钟芳在仕宦生涯中，学问与事功并重，具有仁民爱物的为政思想，“仁政”是他恪守的为官之道。他提倡为官执政要“顺民欲恶”、“惠泽及物”，“夫政以顺民欲恶为要”，“而以惠泽及物为贵”。主张仁政爱民，“夫仁者不负其民”，“非仁民无以伸事上之义”。他同情民间疾苦，认为“民之困征赋而不自存久矣”，“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他不主张滥施刑罚，认为“史称牧之良者，曰政平讼理，平而理，仁之施也”；“政以敷治，刑以辅政，政所不及，不得以而后刑”。在处理少数民族关系方面，他坚持“善杀不如善怀”；“喜多杀之意，则与天地不相似，而神不我祐”。钟芳这些朴素的执政为民理念，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崖州志》载有嘉靖皇帝在钟芳生前身后所颁的两篇诰赠文、一篇御祭文。在这三篇御文中，皇帝对钟芳一生给予高度评价。
  诰赠文《钟芳进通议大夫诰命》，是钟芳任南京户部右侍郎时的诰命。
  皇帝在诰命中指出：“户部掌天下土地生齿之籍。谷帛、货泉、会计、调度、经费之务，至要剧矣。为卿佐者，苟非通敏端方之士，未易称焉”。接着，皇帝对钟芳的才德作出评价：“尔户部右侍郎钟芳，学识宏博，造诣精纯。蚤蜚声于翰苑，后历任于郎曹。扬厉中外，能举厥官。肆陟奉常，进贰司马。入佐地官，转掌国计。寅清保厘之誉，著于留都。仁明简严之颂，布之海内。况际异常之数，宜膺褒宠之恩。兹进尔阶通议大夫。赐之诰命，以昭尔功。”皇帝为此勉励钟芳：“视国用盈缩，愈慎蓄储之备。尚懋尔庸，以光朕命。”
  诰赠文《追赠钟芳禄位诰命》，是钟芳逝后皇帝追赠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诰命。在这一诰命中，皇帝又一次对钟芳作出高度评价：“故致仕户部右侍郎钟芳，资美学粹，行洁才充。早奋迹于甲科，即储英于艺苑。出迁郡佐，而政绩允彰。寻补郎曹，而声华丕茂。陟臬府而收作人之效，转藩司而成讨贼之功。爰擢奉常，晋参司马。继转官于民部，实总理于邦储。方切登崇，恳求休致。两朝扬历，推美誉于士林。十载休闲，挺高风于晚节。”
  在《御祭钟芳文》中，皇帝再次赞美钟芳：“性资纯笃，才识通明。发迹贤科，抡官史馆。出补外郡，洊陟郎曹。擢司臬而学政聿新，转参藩而军功克著。奉常兵侍，效职留都。进佐司徒，允周国计。方隆委任，恳乞休闲。”
  “方切登崇，恳求休致”；“方隆委任，恳乞休闲”。皇帝如此反复由衷而言，流露了皇帝对钟芳当年恳乞致仕的惋惜，也为失去钟芳“为卿佐”的遗憾。
  “两朝扬历，推美誉于士林；十载休闲，挺高风于晚节”——皇帝这一评价，已高度概括了钟芳平生功绩美德。
  海南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清代崖州君子林赞统
  林赞统（1852-1922），字承先，号天民，崖州官塘人。清代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举人。林赞统少有大志，出类拔萃，是清末崖州俊秀。他曾走出崖州，在“广雅书院”接受张之洞的“效用国家”新学教育，在“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追随康有为变法，参加两次“公车上书”、参与组织“粤学会”和“保国会”，成为协助康有为鼓动维新变法的“领衔人”，是海南近代史上唯一参加“戊戌变法”的杰出人物。《三亚市志》列为三亚市古代名贤。
  林赞统与“广雅书院”
  林赞统出生于崖州书香世家，祖父林祥士岁贡，父亲林受年监生。他自幼聪敏好学，志存高远，十多岁时便成为知州奖掖的秀才郎。二十岁时参加“郡试”，名列第一，享誉全琼。当时，有人为示不服嘲他是“偶然”而得，他便以一首《偶然》诗机智答道：“偶然偶然又偶然，人人说我是偶然。世间若有偶然事，人人何不去偶然。”机智而幽默。
  林赞统虽然生长在地处天涯海角的古崖州，但他博览群书，洞悉晚清朝政积弊，立志图强救国。当他还是个“秀才郎”时，便向广东学政上呈《崖州利弊书》，提出兴利除弊，为民谋求福祉的主张。崖州天灾，农田减收，而州守仍加征赋税。对此，他三诉于督抚，使其减复如初。他“郡试”夺魁后，州官和乡绅为他举行祝捷之宴。宴上，有人问他“读书何所求”时，他语惊四座：“读书是为做益国利民之事；若读书只是为了当官，当官只是为了利禄，那我宁舍读书，也不做官。”
  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时年四十的林赞统因学业优异，获琼州府挑选录送入岭南最高学府——“广雅书院”。
  广雅书院是中国近代著名书院之一，由两广总督、洋务派首领张之洞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办，是清末岭南官办的一所新型高等学府。院名取自“广者大也”、“雅者正也”。张之洞在《请颁广雅书院匾额折》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办学宗旨：“臣设立书院之举……上者阐明圣道，砥硕名节，博古通今，明习时务，期于体用兼备，储为国家帧干之材。次者亦能圭壁饬躬，恂恂乡党，不染浮嚣近利习气，足以漱身化俗。”广雅学院当时的办学目的是，培养“廉洁厚重”、“效用国家”、“仪型乡里”之士；培养学识广博、品行雅正而又精于洋务的干练人才。学员从两广各州府县贡生、监生中严格选挑，一律住院，选修经、史、理、文四科课程，兼习词章之学，还授自然科学。
  林赞统在广雅书院接受了张之洞“羽翼圣道”、“匡济时艰”、“富国强兵”的教育，成了崖州唯一接受早期“中体西用”新学教育的第一人。
  林赞统与“万木草堂”
  林赞统在广雅书院接受强国新学教育，同时也成了康有为“万木草堂”的及门受业弟子，接受了维新变法思想。
  “万木草堂”是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广东创办的一所私立学堂。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广东南海人，世称康南海。康有为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维新运动领袖，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出身仕宦之家，早年师从朱次琦，主张经世济人。游学香港，阅读过大量西方著作，逐渐形成了变法维新思想。
  中法战争后，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的建议，主张维新变法。为培养维新人才，他便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了“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推行其维新变法主张。“万木草堂”对传统教学内容和形式进行了改革，主要开设了义理之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文字之学四种课程。万木草堂成了康有为培养维新变法骨干和宣传维新理论的基地。
  林赞统在“广雅书院”读书期间，于光绪二十年初八“万木草堂”，成为直接及门受授的182名康门受业弟子之一。他因此结识了陈千秋、梁启超、麦孟华等，成了追随康有为“变法兴国”的维新学子。
  在万木草堂，林赞统表现出了崖州学子的政治抱负和聪明才智。他与梁启超、麦孟华等弟子一道，常常与康有为共同研究中国几千年来的学术源流和历代政治的沿革得失，以及有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知识，“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他还作为造谐较深的学子之一，配合梁启超、麦孟华和陈千秋等人，协助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撰写完成宣传圣人之道，主张改制图强的《孔子改制考》这部著作。
  在万木草堂，林赞统坚定了维新变法和富国强兵理想，与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等人，成为了康有为“拯国救民”的忠实追随者。
  林赞统与“戊戌变法”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林赞统中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至二十四年，他追随康有为，成为史载有名的“戊戌变法”志士。
  光绪二十一年，适中日甲午海战结束。是年四月十七日，日本政府强迫中国政府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迫使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2亿两。同时还将长沙、重庆、苏州、杭州作为外国商埠，允许日本资本家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开辟内河航线等。这一条约使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内地，加速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条约签订后，立即激起全国义愤。
  国难当头，变法图强迫不急待。是年，林赞统随康有为赴京会试，便投入到反签约上书活动中。他与康门弟子一道，发动18省赴京的1300余名举人参加“松筠庵”集会，共同在康有为起草的上光绪皇帝书签名，吁请朝廷拒绝《马关条约》，“变法成天下之治”。这就是史称的“公车上书”。在这次“公车上书”活动中，康门弟子发挥了中坚作用。在清末石印本《公车上书记》题名表中，林赞统与梁启超等名列前门位。
  因“公车上书”，康门弟子大都会试落弟。康有为巧妙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但他未到职，继续从事维新事业。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瓜分中国已成事实。眼见危机严重，康有为赶赴北京，再次向光绪皇帝上书，痛陈变法的重要。是年，林赞统再次进京会试，正式投身康有为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康有为“保国”的倡议下，林赞统与梁启梁、麦孟华等维新中坚分子，组织了第二次“公车上书”，并发动各省旅京人士成立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等，纷纷集会、办刊，提出救国主张。在这一基础上，康有为决定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于是，一呼而应，成立“保国会”应运而生。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十二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期间，林赞统参与了“保国会”的筹备组建工作，出席该会在北京“粤东馆”和“崧山草堂”举行的第一、二次大会，被“保国会”推举为“条陈时事”的“领衔人”。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由”，“保圣教之不失”。当时成立的保国会已略具政党规模。保国会先后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在推进戊戌变法活动中，林赞统是参加两次公车上书题名、保国会题名的124名举人之一。
  保国会成立后，受到了当时朝廷中顽固保守派的劾奏攻击，被诬为“辩言乱政”、“形同叛逆”，并谴责康有为“乘机煽惑，纠合下第举子”，“聚众不道”，“揽权生事”。在朝廷的干预和压力下，各省相继成立的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被强行解散，保国会成员和维新人士受到了恐吓。为避风险，各省入京会试举人大都离开了北京，而林赞统义无返顾，置生死度外，毅然留在北京，继续坚持保国会活动，表现了崖州君子的爱国正气。
  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顺应朝流，大得人心。虽然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保守派的疯狂反对和阻挠，但在拥护变法大臣的推荐和请求下，光绪皇帝最终接受了康有为提出的推行新政维新变法主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下诏，宣布变法，推行新政。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史称“戊戌变法”。从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当天，到后来慈禧太后发动反变法政变，历时103天，所以史上亦称为“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将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并亲自指挥大肆搜捕维新人士。政变前一天，在光绪皇帝的安排下，康有为逃往香港，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决心为变法而死，被捕杀于北京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当时，参与维新及倾向变法的官员，不是被囚禁，就是被罢官或放逐。此后，光绪皇帝接受康有为主张而推行的各种新政措施被取消，“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林赞统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几经辗转才返回崖州。据《三亚市志》载，林赞统回到崖州后，继续寻求报国之门。日本侵占东沙群岛和掠夺西沙群岛资源的消息传到崖州后，他便奔走全琼，倡议海南岛有识之士维护国家主权，联络和推动乡绅、商贾筹办开发西沙群岛。在朝廷派出军舰巡察西沙群岛后，他积极建议，争取将崖州榆林港和三亚港作为了开发西沙群岛根据地。他晚年致力于筹办开发西沙群岛，四处奔波，竭尽余力，病逝异乡。
  林赞统追随康有为五年，参加“戊戌变法”全部活动，因当年“公车上书”等原件被清廷封杀，其事迹一度湮没。后经从国家第一档案馆录出后，林赞统参加变法维新的事迹才得以重现，并著入了《康门弟子述略》、《戍戌维新变法新探》、《清廷之改革与反动》等。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政治改革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将永远载入史册。崖州君子林赞统作为海南唯一参加这一变法运动的人士，其所表现出来的爱国热情和追求变法图强的精神，堪称崖州“戊戌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