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三亚史》
  在宋元两朝文化繁荣的背景下，崖州（吉阳军）文化也逐渐兴盛。其形成的过程，是多种文化、多种作用力融合的结果。此中有黎族文化、回民文化，而起主导作用的是汉民族的中原儒家文化。大体来自四个方面：其一，得益于宋代、尤其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一些饱受儒家思想文化浸染的中原移民落籍崖州（吉阳军），使崖州（吉阳军）的社会风俗逐渐改变，民智开化，中原儒家文化在崖州（吉阳军）得到尊崇。这是崖州（吉阳军）儒家文化形成的基础。其二，元代的大举屯田和移民。参与屯田的新附军和移民多是从中原迁来的，使宋代移民在崖州（吉阳军）沉淀的中原文化得到补充和加强，基础更加厚实和稳固。其三，官办州学通过科举制度传授中原儒家文化。这是政府行为，作用更为强大。中原儒家文化在崖州（吉阳军），得到推崇和弘扬，成为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其四，宋元两朝的贬流官员，许多重臣名宦也是儒家文化的精英，影响很大。他们是中原儒家文化的当然传播者。他们的言行举止、社交活动和所作诗文，都从正面影响着崖州（吉阳军）儒家文化的形成。流贬官宦秉承儒家文化传统，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同时努力弘扬儒教，这既是他们自觉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所可能做的事。卢多逊、丁谓等人在贬所倡导文教，胡铨在谪居吉阳军期间收黎酋子弟入学。这些学问深厚的知识分子被流贬海南之后，在当地设坛讲学，对海南文化教育的推动作用功在千秋。历史文献所透露的虽然只是一鳞半爪，却是海南对贬官最为感激的历史贡献。所谓“东坡不幸海南幸”，实即指此。宋元崖州（吉阳军）从宋初的“吏人不知中朝礼”，到南宋时便有了进士和诸多荐举人才的出现，这是多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宋元崖州（吉阳军）文化开始兴盛的标志。
  流贬官宦对海南历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饱读诗书的官员大多能诗擅文，在遭贬期间抒写自己心境情怀，描摹秀美的自然风光，赞叹当地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是海南、三亚地方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学遗产，一方面为研究三亚乃至海南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另一方面对海南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流贬官宦的人生际遇以及他们在海南留下遗迹，也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
  流贬官宦为琼南旅游胜景的开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古代因为海南僻远，地处“海外”，交通不便，外界很少了解。流贬官宦描写海南独特地理环境和优美自然风光的诗文在中原流传之后，吸引了一些爱好山水的人士前来观光旅游。这些流贬官宦在精神困厄中移情于山水，行迹所至，歌吟赞咏，客观上提升了景点的知名度。为了追思、纪念他们，后人所建设的一些人文场所，后来也都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今天也仍然是海南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对获罪官员的处罚，宋朝一般不用极刑，但是被流放、贬谪者大大增加。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疆域相对较小的朝代，其中东北地区先后为辽、金所占据，西北为西夏所统领，因此以“僻远”而言，岭南便成为最重要的流贬地。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宋朝：300多年，被流贬岭南的官员至少有400人之多（实际上其中也包括被流放的无职“布衣”）。而地居岭南极边的海南，则是对负罪官员处罚更重的流贬地。终宋一代，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流贬到海南的各级官宦，大约有80人，而这其中就有不少被流贬至最南端的崖州（吉阳军）。这些官员中不乏名宦重臣，如赵鼎、胡铨等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不少人调适心态安居下来，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朝时期疆域辽阔，相比较而言，海南只是边远地区中的一处而已。同时由于宋朝以来全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海南的经济文化较以前已有很大改观，再不是昔日的“穷荒绝岛”。因此，元朝时期被流贬到海南的官员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其中仍然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如登基之前的元文宗，曾担任参知政事的王士熙等人。
  从现有史料看，在崖州（吉阳）乃至海南留下史迹和传说的人物主要有卢多逊、丁谓、赵鼎、胡铨等，都是朝廷重臣。他们被远谪崖州，在朝廷以至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也使贬地崖州一再为外界所瞩目，有“崖州地望重”的无奈说法。这些贬臣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来到贬所后，在政治约束允许的条件下，一般都会在为文化教育上有所作为，促进崖州（吉阳）乃至海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作出贡献。正如后人所反讽的：“唐宋君王非寡恩，海南人民有奇缘。”他们所留下的诗文，或者抒发自己的流贬心态，或者描摹海南的风物人情，构成了海南文化遗产珍贵的一部分。
  赵鼎和胡铨是南宋贬谪崖州（吉阳）影响最大的两位重要朝臣。
  赵鼎被贬潮州五年以后再贬海南吉阳军安置，在给朝廷的谢表中仍说：“自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末泯，誓九死以不移。”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因为个人的际遇而动摇。秦桧看到这则文字之后也感慨“此老倔强犹昔”。在吉阳军三年，心力交瘁的赵鼎寄居在水南村裴氏家宅，基本上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其门人故吏因为惧怕秦桧，都不敢同他来往，只有广西将军张宗元不时给他馈送酒食。这让秦桧非常恼火，他一方面将张宗元调离，另一方面责令吉阳军每月将赵鼎的生存状况上报。绍兴十七年（1147），又“诏赵鼎遇赦永不检举”。赵鼎知道秦桧不会放过自己，这样下去只会连累自己的子孙，于是派人告诉儿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赵鼎只能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他给自己书写了铭记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不久便绝食而死，死前留遗言“属其子乞归葬”。赵鼎的慷慨死难，史称“天下闻而悲之”。
  《宋史·赵鼎传》论曰：“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仇可复，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见忌于秦桧，斥逐远徙，卒赍其志而亡，君子所由痛心也。”这是历史的公论！
  赵鼎在吉阳军三年作诗词《贺圣朝·道中闻子规》、绝命词《行香子》，并《自书铭旌》。
  《水南村诗抄》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中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侵赣州（今江西赣州市），他招募乡丁抗击金兵。绍兴五年（1135年）任枢密院（中国封建时代的中央官署。主管军事机密、边防等，是最高国务机关）编修官。他坚决反对与金国议和，上奏章给宋高宗，请斩投降派王伦、秦桧、孙近三人以谢天下，而遭迫害。绍兴八年（1138年）被贬为福州签判。与金国的和议达成之后，投降派对他再行迫害，绍兴十二年（1142年）被除
  名（开除公职），押送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编管（管制）。六年后的绍兴十七年（1147年）再流放吉阳军（今海南省三亚市）。秦桧把他的名字和赵鼎、李光的名字放在一起，写在壁上，准备找机会把他们杀害。他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正月渡海抵琼，一直到秦桧死后，才量移衡州（今湖南衡阳）。宋孝宗即位后召回朝延，任宝文阁侍制。不久辞官回乡，著书立说。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卒，终年79岁，有《澹庵集》传世。
  胡铨贬崖州，寓居赵鼎住过并死在那里的水南村人裴闻义的住宅，一住就住了8年半。临别时胡铨给这所住宅题名为“盛德堂”，并亲自作“盛德堂铭”。胡铨在水南村建“洗兵亭”和“逸贤峒”，宣扬圣朝教化，宣传息兵安民，尊贤爱土。据《崖州志》载：他在水南村8年多，“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纷纷遣子入学”，传播中原先进文化。胡铨对崖州的开发，尤其对水南村的文明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崖人怀念他，建五贤祠祀之，琼州再建五公祠祀之。
  胡铨在吉阳军作诗词甚多，现存十八首：《琼州和李参政韵》《临高买愁村口占》《题茉莉轩》《寄参政李光》《洗兵亭》《马鞍山》《逸贤峒》《采桑子（甲戍和陈景卫韵）》《朝中措（黄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韵）》《鹧鸪天》《盛德堂铭》《送菊》（六首）《哭赵鼎》
  流贬官员在吉阳军留下诗的还有：卢多逊《水南村为黎伯淳题》，丁谓《到崖州》＼《途中盛暑》，惠洪《初到崖州吃荔枝》《渡海》，曹泳《怀高山而作（并序）》
  《三亚史》
  元朝在吉阳的流贬官员
  元朝统一全国后，把境内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根据流刑的基本原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被流贬海南的官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整个元朝期间，现存记载被流贬海南者有13人，其中只有两人是汉人。因为人数较少，对海南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有的贬官甚至连具体的贬所也无从查考。有姓名可考被贬至吉阳的仅有王仕熙和帖木儿不花两人。
  王仕熙，字继学，北海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是元朝被贬海南权臣中较有影响的一个。至治三年（1323）八月，御史大夫铁失、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等人杀死元英宗，扶立世孙铁木儿，是为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病死。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在京师称帝后，清理朝中泰定帝时期的大臣，时为参知政事的王仕熙因此于当年九月辛未被流放到吉阳军。他在天历二年（1329）初到达吉阳，年底十月戊申即被“放还乡里”，次年六月重新被起用。
  王仕熙到达吉阳，先被地方官员安排在城中官舍居住，但是“恶其完美”，于是借居于城西陋地茅屋，并取名为“水北新居”，同时还在附近筑江亭作为游息地。王仕熙在吉阳军时期，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惟劬书酷咏为娱，恬然不见其去国之意“。他曾写有崖州八景诗，弘扬崖州自然风光，功不可没。《崖州志》也记载，王仕熙在吉阳时，除非是因为公事或者宴请，不轻易出门。他对待地方官员和老百姓都很有礼貌，虽然屡屡被知县陈元道所侮辱，但是仍然以礼节相待，不与计较。王仕熙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重，人们收藏他的文字，可惜都已经无从寻觅了。
  《水南村诗抄》
  王仕熙在水南村留下的诗有：《水南暮雨》《竹篱啼鸟》《稻陇眠鸥》《边城斜照》《鲸海西风》《牧原芳草》《鳌山白云》《南山秋蟾》《云山辞》《赠裴氏盛德堂》（二首）《咏鲁亭》《别邱侍御》
  《三亚史》
  水南村与盛德堂
  水南村在崖州城“南二里许”，因在宁远河南岸而得名。经过漫长岁月的冲积，宁远河两岸形成了方圆百里的平原地带，成为崖州（吉阳）最为沃饶的传统农业区域，承载万千百姓在此安居乐业。宁远河是古崖州的母亲河。从隋唐五代一直延续到明正统五年（1440）裁省的宁远县，因河而名。
  水南村出现在什么时候无从查考。水南村之所以知名，在于它的历史包容性。据记载，唐宋以来至少有14名被贬逐或流放到崖州（吉阳军）的官员寄居在水南村。
  水南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引起世人关注，乃是因为卢多逊。卢多逊住在水南村，徜徉于雄山秀水之中，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七律诗《水南村》（二首）。其一：“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樽。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其二：“一簇晴岚接海霞，水南风景最堪夸。上篱薯蓣春添蔓，绕屋槟榔夏放花。狞犬入山多豕鹿，小舟横港足鱼虾。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诗题下注“为黎伯淳题赠”，黎伯淳是卢多逊在水南村居住三年交谊甚厚的当地士人。前面一首描写水南村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村民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让人有置身桃源的感觉。诗人从朝廷高官下贬为地方小吏，世事的变幻使得他艳羡村民自得其乐的生活。第二首描写黎伯淳家幽雅的环境以及主人怡然自得的乡居生活，同样充满着浓烈的向往之情。
  作为贬臣，唐朝的韩瑗、刘纳言，宋朝的丁谓、赵鼎、胡铨，元朝的王仕熙，都先后寄居在水南村。他们在水南村得到当地百姓的善待，不少人调整了心态，安定地生活下去。东渡日本弘扬佛教的唐朝高僧鉴真，因为遭遇大风漂落到振州，曾在水南村附近居住一年多。宋末元初的黄道婆，也是在水南附近向黎汉同胞学习纺织技艺。水南村不仅是一个古村落，更是崖州（吉阳）人豁达包容的体现。也正因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孕育，水南村及其周围才在宋元以至明清时代人才辈出，如被称为岭海巨儒的锺芳就诞生在这一带。
  北宋时期的水南村，裴姓家族是一方望族。如同海南许多世居族姓一样，裴姓也是从大陆移居而来。北宋末年，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瑑由雷州太守改知吉阳军，从而安家于水南村。裴瑑乃唐朝晋国公、名相裴度的十四世孙。绍兴年间，裴瑑之子裴闻义荫补为昌化军知军。南宋遭受秦桧迫害被贬吉阳的赵鼎、胡铨，都先后寓居在裴闻义家。当时朝廷内外害怕遭到秦桧一党有迫害，不敢与赵鼎、胡铨往来，裴闻义以不畏权势的侠肝义胆接待他们，赢得世人的尊重。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胡铨得以“量移衡州”，为感谢裴氏家族的恩惠，特地为裴氏家宅命名为“盛德堂”，并亲书匾额，撰写门联：“史记威名震四夷源流有自，堂颜盛德垂千古继述无疆”。胡铨还作《盛德堂铭》，刻石立碑以赞之：“猗欤休耶，儋守裴公。震风凌雨，大厦帡幪。迁客所庐，丞相赵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恩，矧此八年。绍兴丙子夏五月镌。”胡铨取《左传》“盛德必百世祀”之意，通过亲题匾、铭、联等，盛赞裴度功业，彰显了裴度后裔在海外吉阳军的相门懿德。从此以后，“盛德堂”便成裴氏宅院的代名词，得到世世代代的景仰。赵鼎、胡铨在裴氏宅度过自己的南贬岁月，而盛德堂也因接待名臣而“蓬荜增辉”。加上裴瑑、裴闻义父子的政绩，盛德堂闻名于世，已经成为尊崇先贤、弘扬盛德的象征。
  元朝的王仕熙贬谪吉阳军时，和当地隐逸之士裴豫友善。裴豫字时敏，号守素居士，乃盛德堂裴氏后人。王仕熙曾赠诗曰：“唐家晋国擅勋名，几叶诸孙海外行。盛德有堂留客往，故乡无地待春耕。青毡千古诗书在，绿野孤云草棘生。投我骊珠惊人手，爱才怀古不胜情。”诗歌真诚吟咏了裴氏家世及才学。
  说明：今人收集整理出版的《三亚斐氏盛德堂诗钞》可以了解《盛德堂》文化底蕴之深厚及在宋元时期的贡献。
  《三亚史》
  崖州独特的滨海风光，受到历代职官或贬官的注目。他们或寄情山水，留下了吟咏的篇章，或着意开辟游览景区，为后人所称道。三亚如今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滨海旅游城市，他们是功不可没的先行者。
  周〓与“石船”“石室”
  周康字其乂，海陵人，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任吉阳军知军。周康初到吉阳，看到郡城“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仅三百户”；僚属都是本地土人，言语不通，衙卒由黥面流徙的内地罪人充当，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但是，吉阳的落后激发了他的使命感，使他终有所为。周康亲民爱民，发展生产，治理社会环境，一方百姓安居乐业。他重视教育，重新修建吉阳儒学，扩大办学规模，吸收更多的民间子弟入学，读书识字知礼义，由教育而带动社会风尚的文明向上。他深入黎峒走访，了解黎族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促进黎汉融台，最终“谕生黎归化者五十余峒”。
  周〓另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对吉阳胜景的开发。周康乐于仕途，也迷恋山水，曾“寻访洞天，作《磨崖石船记》”。因为欣羡滨海南山独特的自然风光，他在淳熙丁未年（1187）的重阳日，与同僚友人登高游览，发现了山上巨石和一处幽深的岩洞。巨石长两丈，宽三尺，形同大船。周康将其命名为“石船”，在其上刻“石船”二字。之后意犹未尽，又刻上157字的《磨崖石船记》。离石船不远处的岩洞，周康将其命名为“石室”，遂再刻上203字的《洞口记》。周康所谓的“石室”，即现今三亚市大小洞天景区中“海山奇观”石室。其间有巨石三面壁立，如掌扇覆盖，气势非凡。其下有平坦洞室，可容多人安坐纳凉。“石船”和“石室”背后不远处有石峰，被称为“试剑锋”，乃是南山的登高点。由于时代久远，周康当年所刻《磨崖石船记》和《洞口记》已经漫灭不可识认，但是石船和石室却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和自然风貌的永恒。时至今日，人们游览大小洞天，在石室旁仍然可以清晰辨认47字石刻：“海陵周康其乂，与郡僚王霈然泽之，都领周丕承师武，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石船，因以见山水之奇，可为海邦之盛纪也。”人们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周康和友人登高发现“山水之奇”时的兴奋以及对国泰民安的期盼。
  毛奎与“大小洞天”
  毛奎是继周康之后，又一个开发吉阳风景名胜的地方职官。
  大小洞天景区以石景为主，布列于海滩的石景约有2里之长。景区紧挨南山（又称鳌山），有古木茂林陪衬，处处引人入胜。主景小洞天石室，高约5米；洞口呈半圆形，径约5.6米。洞口上方镌刻“小洞天”三个斗大的字，那是毛奎的手迹。其右刻有“大宋淳祐丁未秋九月，郡守富川毛奎，率僚属黎植、民志、王怀开山”26字。洞口开阔，洞内阴凉；内进向左拐弯，才变黑变窄；继续前走，出现一个小洞口，一缕光线映入眼帘，豁然开朗，可以由此爬出，享受小天的神奇感受。
  小洞天南有一岩石临海伸出，石平可坐，名为“钓台”。岩上刻“钓台”两个大字，左刻“淳祐丁未仲秋”、右刻“郡守毛奎经始”12个小字。钓台岩石右面，有一平石可坐10余人，向上仰望，天全境尽收眼底。当年毛奎刻石为“岩瞻”，现已风化不可辨识。
  从小洞天向西北，沿着崎岖的小路攀登，有一巨岩立于半山腰。岩如撑扇覆盖，岩壁三面向内倾斜，气势非凡。后半部有廊室相通，象一座天然石室。这就是当年周〓发现的石室，毛奎在其正面镌刻亲自题写的“海山奇观”四个大字，其下石壁刻有毛奎所撰《大小洞天记》，对游览经历以及景观的描述较为翔实，今人从中可以了解当年景区的基本情况：
  吉阳形势甲乎海外。南山盘踞，气象雄伟。意其中必有深崖幽洞之奇，而屡加访问，未获也。一日，属权尉黎民志搜寻，始于周使君石船磨崖后山巅，得一石室，前瞰大海，后环曲巷，峭壁在南，小洞附北，实为海山之奇观也。继而僧善庆又于山麓石峰之阴，近石船，得一岩，由西北委蛇数十丈以通后洞。岩之外临海，有平石可钓，因为“钓台”。对岩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与岩相望，名以“岩瞻”。是皆小有洞天之佳致也。昔周使君以淳熙丁未，屡于石船登赏，磨岩题名，以为胜绝。今予亦以淳祐丁未，经营此胜概，适与石船同一处，遂成八景。由今视昔，似或胜之，岂非天实相知之耶。因叙其本末，以识之奇观石岩。七客者，黎植挺之、陈同祖显宗、黎正宗大、陈继先显翁、卢斗南少梁、黎民志少良、王怀惠卿。二僧谓谁？富川秀峰清凉山住持善庆冷溪与维那祖果也。是年十月郡守富川毛奎书。
  “海山奇观”右边有石梯向上，即所谓“仙梯”。登上“仙梯”，巨岩右侧平斜的岩壁下刻有毛奎五言《大小洞天诗并序》。
  石室的后部，天光穿漏，有洞口可出，洞口后面有一石峰，垂直矗立，高达数十米，如同剑削，这就是毛奎发现的“试剑峰”
  云从龙与落笔洞
  据《崖州志》记载：“洞左壁刻‘落笔洞，三字，字大尺余，未知何人题。旁只有‘维山’二字，余模糊莫辨。”“维山”是何人或何意，在相当长时间里无从查考。今人经仔细拓片考证后发现，“落笔洞”三字左边刻有“至元癸未”，右边所刻“维山”乃是元朝大将云从龙。由此断定，“落笔洞”三字是云从龙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所题刻。云从龙游览落笔洞胜景，并题诗一首：“地极南溟阔，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绣画，野路自逶迤。不见飞仙蜕，空留谪客诗。清风驾归羽，乘此访安期。”此诗为云从龙于至元十七年（1280）所作。三年之后，也即至元二十年（1283），云从龙故地重游，依韵和旧作：“落笔古仙峒，天开一段奇。林深云挂搭，石乱路委蛇。仿佛禅僧骨，糊涂墨客诗。何当了公事，相望问仙期。”同时题刻“落笔洞”三字。云从龙当为落笔洞的命名者。
  第三节 明代
  《三亚史》
  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确立“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令郡县皆立学校”，全国出现“天下兴学”的蓬勃局面。明代文化教育取得“唐宋以来所不及”的重大成就，海南和崖州的文化教育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随着明王朝教化政策的推行，科举制度持续而完备，地处边远的崖州人通过科举外出为官者日增。有明一代崖州不仅有锺芳父子考取进士，而且举人数量倍增，荐举、贡举数量也有明显增长，是整个封建社会教育兴盛和人才辈出最为夺目的一个时代。
  明代崖州中进士者二人，即本州高山所人锺芳及其子锺允谦。锺芳在正德三年（1508）登进士榜二甲第二名，官至户部右侍郎；锺允谦于嘉靖八年（1529）登进士榜，官至福州知府、莱州知府。
  明代崖州考中举人者先后25名，其中：海棠湾一人：李晖。宣德元年，与水南村人裴盛同科同年中举。为海棠湾第一个中举的人。
  根据明万历府志和清光绪州志的记载，自正德之后的嘉靖元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522～1620）近百年间，本州共有86名岁贡生；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621～1644）的23年内，本州又有13名岁贡生。
  《三亚史》
  从家族文化传承看，景泰以前以水南村“盛德堂”后裔裴姓家族为盛。宋代昌化军知军裴闻义的族裔，入明之后在科举进身上分为两个支系发展，一是永乐三年裴初中举，另一为裴盛、裴崇礼父子先后在宣德元年和景泰元年中举。弘治之后称誉崖州的，则是军籍移民锺氏家族的崛起，锺芳及其子锺允谦分别在正德三年、嘉靖八年中进士，而锺允直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