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第一节 西汉至唐代
  《三亚史》
  西汉王朝在海南岛沿海一带设置郡县后，随着汉人相继迁入，带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沿海地区的黎族先民在与汉人的接触和交流中，较早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三亚地区也一样。在沿海居住的部分黎族先民被地方政权编入户籍，接受汉朝的行政管理，按时向官府缴纳赋税和提供徭役，较早地被纳入封建化的统治范围，这就是后代所称的“熟黎”。他们即是黎族先民中较早接受汉化的一部分。而交通往来不便，封建统治影响还未能到达的三亚北部山区及偏远地区，受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波及较少，仍保留着落后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还停留在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生活在这里的黎族先民并没有真正归附于汉王朝地方封建政权的直接管辖，没有成为郡县的编户，也不向官府提供赋役，这就是没有迈入封建社会的门槛、后代所称的“生黎”。尤其是北部五指山区，还继续保留着落后的“合亩制”生产和社会组织，停留在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庭公社阶段。汉代，因三亚地区“多高山大林”，自然是“生黎多”，“熟黎少”。
  这个时期的社会人口结构仍以黎族先民为主，同时继续有中原汉人渐次徙入。汉武帝在海南设立郡县后，“颇徙中国（中原）罪人杂居其间”。这一现象在三国至隋时期依然存在。虽然，史籍可查考到的第一个被贬逐海南的人是隋宗室杨纶，但在南北朝时，珠崖作为流徙罪人的地方，已有人提及。文学家江淹于南朝刘宋元徽二年（474）所作《被黜为吴兴令辞笺诣建平王》一文曾感叹：“罪溢朔方，尚驻一等之刑，咎过朱崖，犹缓再重之施。”可见，珠崖与朔方一样，在当时都已是罪犯流徙的地方。
  此外，还有经商、仕宦、戍卫及自然迁徙等南来落籍者。
  海南作为流贬地，始于隋炀帝，盛于唐宋，余波不尽，一直延续至明代中期。历史上的三亚地区，乃是海南岛南端的蛮荒之地。从淮南到江南到岭南再到海南，再从岛北到岛南，官吏流贬三亚地区，是人生巨大的不幸。流贬官吏在三亚的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意义。
  流贬三亚地区的官员，大多数与当时朝廷重大政治事件有关，所以三亚历史上的贬官每见高官重臣。唐代至少有14位宰相先后流贬海南，而到三亚地区来的就有3位；另外王室有5位，其中到三亚地区来的有两位，还有一位外戚。如今可查考到的流贬三亚地区的唐代贬官，除唐地文之外，其他流贬人员都是宰相、王室，或与宰相、王室有牵连者。
  两伏波开琼后，冼夫人再抚而定，中原文化随之北风南渐。但这期间海南本土文化仍然落后，到了隋代才有第一个名姓俱全的岛籍人物王万全见诸史册。可以说，唐以前中原礼乐文化对海南的影响非常弱小。明代海南名贤锺芳记载：“自唐以前学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阙。”岛上没有学校，民众也不知孔孟为何许人。从魏晋南北朝到明清，中间主要隔着唐宋，而唐宋正是大量贬官谪琼的历史时期。据各类正史、方志、笔记、典志、家谱、碑铭等史料，仅唐朝流贬海南各地的官吏有记载的就近70名，且多数为高官宗室，宰相则不下15人。其后五代至宋元，明文史载的贬官更不下130名，且不少是道德典范、文章巨擘。可以说，唐宋是海南文化由蛮荒到焕然的过渡阶段，而唐宋贬官是海南文化的播种者和培育人。
  海南本土诗文的创作，要到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才出现，这就是贬谪儋州吉安县（今昌江县）的县丞王义方的祷海词。王义方也是有史可查的海南历史上第一个教育家。据载，王义方安全抵达吉安后，目睹田野荒芜、道路梗塞，人民梗悍不驯，无礼法秩序，即以传播儒学为己任。上任后他召集地方首领共商文教事宜，说服各黎酋，举可造之才入学，教化荒俗。
  另外，光绪《崖州志》引用旧志所载，说李德裕被贬为崖州（时州治在琼东北）司户时居于琼南毕兰村，有后裔在岛上，并且流落到振州西部地区，被黎族同化。“李德裕贬崖，居于毕兰村，后故归葬。其弟德禧寓崖，因水冲毕兰，徙抱班。后又见抱劝田地肥饶，移居焉。今其村李姓百余家，俱化为黎。德裕遗物尚存。副使李德至崖，招出验之，再三叹息。”毕兰村今不可考，抱劝即今乐东黎族自治县大安镇多港李氏村。光绪《崖州志》还说村中有李阁老祠。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光绪十三年（1887）出巡海南，指示当时的崖州知州唐镜沅咨询乡绅，确定此事，嘱咐唐镜沅寻访李德裕后裔及遗物。据称遗物遭匪乱已失落，只找到两个李姓小青年，带往广州。张之洞拟赡养他们，并加以教育，二人却不乐意接受。李德裕贬崖时居毕兰村缺乏实证，后裔流落抱班、抱劝历来引以为奇，却也存在诸多异议，只能多说并存。但是古代三亚官民尊崇李德裕，官方将李德裕列入名宦祠崇祀，州志有明载；民间尊之为名贤，康熙年间知州张擢士倡修五贤祠，将李德裕与宋代的赵鼎、胡铨，元代的王仕熙，明代的王倬一同入祀。这是三亚历史文化中的又一独特现象。
  说明：郭沫若先生在点校光绪《崖州志》之后撰文认为李德裕贬谪地为振州，以李德裕之《望阙亭》“独上江亭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程，江山只恐人归去，百匝千回绕郡城。”为有力证据。如果李德裕贬谪地为振州的话，则唐代在振州创作的诗文则应有李德裕的《岭外守岁》、《贬崖州司户道中》、《利山亭书怀》等。
  第二节 宋元时代
  《三亚史》
  在宋元两朝文化繁荣的背景下，崖州（吉阳军）文化也逐渐兴盛。其形成的过程，是多种文化、多种作用力融合的结果。此中有黎族文化、回民文化，而起主导作用的是汉民族的中原儒家文化。大体来自四个方面：其一，得益于宋代、尤其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不断南移。一些饱受儒家思想文化浸染的中原移民落籍崖州（吉阳军），使崖州（吉阳军）的社会风俗逐渐改变，民智开化，中原儒家文化在崖州（吉阳军）得到尊崇。这是崖州（吉阳军）儒家文化形成的基础。其二，元代的大举屯田和移民。参与屯田的新附军和移民多是从中原迁来的，使宋代移民在崖州（吉阳军）沉淀的中原文化得到补充和加强，基础更加厚实和稳固。其三，官办州学通过科举制度传授中原儒家文化。这是政府行为，作用更为强大。中原儒家文化在崖州（吉阳军），得到推崇和弘扬，成为官方文化、主流文化。其四，宋元两朝的贬流官员，许多重臣名宦也是儒家文化的精英，影响很大。他们是中原儒家文化的当然传播者。他们的言行举止、社交活动和所作诗文，都从正面影响着崖州（吉阳军）儒家文化的形成。流贬官宦秉承儒家文化传统，在“穷则独善其身”的同时努力弘扬儒教，这既是他们自觉的历史使命，也是他们所可能做的事。卢多逊、丁谓等人在贬所倡导文教，胡铨在谪居吉阳军期间收黎酋子弟入学。这些学问深厚的知识分子被流贬海南之后，在当地设坛讲学，对海南文化教育的推动作用功在千秋。历史文献所透露的虽然只是一鳞半爪，却是海南对贬官最为感激的历史贡献。所谓“东坡不幸海南幸”，实即指此。宋元崖州（吉阳军）从宋初的“吏人不知中朝礼”，到南宋时便有了进士和诸多荐举人才的出现，这是多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是宋元崖州（吉阳军）文化开始兴盛的标志。
  流贬官宦对海南历代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饱读诗书的官员大多能诗擅文，在遭贬期间抒写自己心境情怀，描摹秀美的自然风光，赞叹当地的风土人情，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是海南、三亚地方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学遗产，一方面为研究三亚乃至海南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史料，另一方面对海南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的示范作用。流贬官宦的人生际遇以及他们在海南留下遗迹，也成为后世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
  流贬官宦为琼南旅游胜景的开发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古代因为海南僻远，地处“海外”，交通不便，外界很少了解。流贬官宦描写海南独特地理环境和优美自然风光的诗文在中原流传之后，吸引了一些爱好山水的人士前来观光旅游。这些流贬官宦在精神困厄中移情于山水，行迹所至，歌吟赞咏，客观上提升了景点的知名度。为了追思、纪念他们，后人所建设的一些人文场所，后来也都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今天也仍然是海南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对获罪官员的处罚，宋朝一般不用极刑，但是被流放、贬谪者大大增加。宋朝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疆域相对较小的朝代，其中东北地区先后为辽、金所占据，西北为西夏所统领，因此以“僻远”而言，岭南便成为最重要的流贬地。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宋朝：300多年，被流贬岭南的官员至少有400人之多（实际上其中也包括被流放的无职“布衣”）。而地居岭南极边的海南，则是对负罪官员处罚更重的流贬地。终宋一代，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被流贬到海南的各级官宦，大约有80人，而这其中就有不少被流贬至最南端的崖州（吉阳军）。这些官员中不乏名宦重臣，如赵鼎、胡铨等人。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不少人调适心态安居下来，为当地的文化教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元朝时期疆域辽阔，相比较而言，海南只是边远地区中的一处而已。同时由于宋朝以来全国经济重心不断南移，海南的经济文化较以前已有很大改观，再不是昔日的“穷荒绝岛”。因此，元朝时期被流贬到海南的官员数量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其中仍然不乏重量级的人物，如登基之前的元文宗，曾担任参知政事的王士熙等人。
  从现有史料看，在崖州（吉阳）乃至海南留下史迹和传说的人物主要有卢多逊、丁谓、赵鼎、胡铨等，都是朝廷重臣。他们被远谪崖州，在朝廷以至全国引起很大震动，也使贬地崖州一再为外界所瞩目，有“崖州地望重”的无奈说法。这些贬臣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来到贬所后，在政治约束允许的条件下，一般都会在为文化教育上有所作为，促进崖州（吉阳）乃至海南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作出贡献。正如后人所反讽的：“唐宋君王非寡恩，海南人民有奇缘。”他们所留下的诗文，或者抒发自己的流贬心态，或者描摹海南的风物人情，构成了海南文化遗产珍贵的一部分。
  赵鼎和胡铨是南宋贬谪崖州（吉阳）影响最大的两位重要朝臣。
  赵鼎被贬潮州五年以后再贬海南吉阳军安置，在给朝廷的谢表中仍说：“自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末泯，誓九死以不移。”他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因为个人的际遇而动摇。秦桧看到这则文字之后也感慨“此老倔强犹昔”。在吉阳军三年，心力交瘁的赵鼎寄居在水南村裴氏家宅，基本上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其门人故吏因为惧怕秦桧，都不敢同他来往，只有广西将军张宗元不时给他馈送酒食。这让秦桧非常恼火，他一方面将张宗元调离，另一方面责令吉阳军每月将赵鼎的生存状况上报。绍兴十七年（1147），又“诏赵鼎遇赦永不检举”。赵鼎知道秦桧不会放过自己，这样下去只会连累自己的子孙，于是派人告诉儿子赵汾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赵鼎只能以死抗争、以死明志。他给自己书写了铭记旌：“身骑箕尾归天上，气作山河壮本朝。”不久便绝食而死，死前留遗言“属其子乞归葬”。赵鼎的慷慨死难，史称“天下闻而悲之”。
  《宋史·赵鼎传》论曰：“及赵鼎为相，则南北之势成矣，非有灼然可乘之衅，则养吾力以俟时，否则徒取危困之辱。故鼎之为国，以固本为先，根本固而后敌可图、仇可复，此鼎之心也。，惜乎一见忌于秦桧，斥逐远徙，卒赍其志而亡，君子所由痛心也。”这是历史的公论！
  赵鼎在吉阳军三年作诗词《贺圣朝·道中闻子规》、绝命词《行香子》，并《自书铭旌》。
  《水南村诗抄》
  胡铨（1102～1180），字邦衡，号澹庵。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中进士，授抚州军事判官。建炎三年（1129年），金兵南侵赣州（今江西赣州市），他招募乡丁抗击金兵。绍兴五年（1135年）任枢密院（中国封建时代的中央官署。主管军事机密、边防等，是最高国务机关）编修官。他坚决反对与金国议和，上奏章给宋高宗，请斩投降派王伦、秦桧、孙近三人以谢天下，而遭迫害。绍兴八年（1138年）被贬为福州签判。与金国的和议达成之后，投降派对他再行迫害，绍兴十二年（1142年）被除
  名（开除公职），押送新州（今广东新兴县）编管（管制）。六年后的绍兴十七年（1147年）再流放吉阳军（今海南省三亚市）。秦桧把他的名字和赵鼎、李光的名字放在一起，写在壁上，准备找机会把他们杀害。他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正月渡海抵琼，一直到秦桧死后，才量移衡州（今湖南衡阳）。宋孝宗即位后召回朝延，任宝文阁侍制。不久辞官回乡，著书立说。宋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卒，终年79岁，有《澹庵集》传世。
  胡铨贬崖州，寓居赵鼎住过并死在那里的水南村人裴闻义的住宅，一住就住了8年半。临别时胡铨给这所住宅题名为“盛德堂”，并亲自作“盛德堂铭”。胡铨在水南村建“洗兵亭”和“逸贤峒”，宣扬圣朝教化，宣传息兵安民，尊贤爱土。据《崖州志》载：他在水南村8年多，“日以训传经书为事”，“黎酋纷纷遣子入学”，传播中原先进文化。胡铨对崖州的开发，尤其对水南村的文明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崖人怀念他，建五贤祠祀之，琼州再建五公祠祀之。
  胡铨在吉阳军作诗词甚多，现存十八首：《琼州和李参政韵》《临高买愁村口占》《题茉莉轩》《寄参政李光》《洗兵亭》《马鞍山》《逸贤峒》《采桑子（甲戍和陈景卫韵）》《朝中措（黄守座上用六一先生韵）》《鹧鸪天》《盛德堂铭》《送菊》（六首）《哭赵鼎》
  流贬官员在吉阳军留下诗的还有：卢多逊《水南村为黎伯淳题》，丁谓《到崖州》＼《途中盛暑》，惠洪《初到崖州吃荔枝》《渡海》，曹泳《怀高山而作（并序）》
  《三亚史》
  元朝在吉阳的流贬官员
  元朝统一全国后，把境内各族人民分为四等十级。根据流刑的基本原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被流贬海南的官员基本上都是蒙古族人。整个元朝期间，现存记载被流贬海南者有13人，其中只有两人是汉人。因为人数较少，对海南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有的贬官甚至连具体的贬所也无从查考。有姓名可考被贬至吉阳的仅有王仕熙和帖木儿不花两人。
  王仕熙，字继学，北海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是元朝被贬海南权臣中较有影响的一个。至治三年（1323）八月，御史大夫铁失、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等人杀死元英宗，扶立世孙铁木儿，是为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病死。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在京师称帝后，清理朝中泰定帝时期的大臣，时为参知政事的王仕熙因此于当年九月辛未被流放到吉阳军。他在天历二年（1329）初到达吉阳，年底十月戊申即被“放还乡里”，次年六月重新被起用。
  王仕熙到达吉阳，先被地方官员安排在城中官舍居住，但是“恶其完美”，于是借居于城西陋地茅屋，并取名为“水北新居”，同时还在附近筑江亭作为游息地。王仕熙在吉阳军时期，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惟劬书酷咏为娱，恬然不见其去国之意“。他曾写有崖州八景诗，弘扬崖州自然风光，功不可没。《崖州志》也记载，王仕熙在吉阳时，除非是因为公事或者宴请，不轻易出门。他对待地方官员和老百姓都很有礼貌，虽然屡屡被知县陈元道所侮辱，但是仍然以礼节相待，不与计较。王仕熙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重，人们收藏他的文字，可惜都已经无从寻觅了。
  《水南村诗抄》
  王仕熙在水南村留下的诗有：《水南暮雨》《竹篱啼鸟》《稻陇眠鸥》《边城斜照》《鲸海西风》《牧原芳草》《鳌山白云》《南山秋蟾》《云山辞》《赠裴氏盛德堂》（二首）《咏鲁亭》《别邱侍御》
  《三亚史》
  水南村与盛德堂
  水南村在崖州城“南二里许”，因在宁远河南岸而得名。经过漫长岁月的冲积，宁远河两岸形成了方圆百里的平原地带，成为崖州（吉阳）最为沃饶的传统农业区域，承载万千百姓在此安居乐业。宁远河是古崖州的母亲河。从隋唐五代一直延续到明正统五年（1440）裁省的宁远县，因河而名。
  水南村出现在什么时候无从查考。水南村之所以知名，在于它的历史包容性。据记载，唐宋以来至少有14名被贬逐或流放到崖州（吉阳军）的官员寄居在水南村。
  水南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引起世人关注，乃是因为卢多逊。卢多逊住在水南村，徜徉于雄山秀水之中，欣赏美丽的田园风光，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七律诗《水南村》（二首）。其一：“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鱼盐家给无墟市，禾黍年登有酒樽。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其二：“一簇晴岚接海霞，水南风景最堪夸。上篱薯蓣春添蔓，绕屋槟榔夏放花。狞犬入山多豕鹿，小舟横港足鱼虾。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士家。”诗题下注“为黎伯淳题赠”，黎伯淳是卢多逊在水南村居住三年交谊甚厚的当地士人。前面一首描写水南村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村民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让人有置身桃源的感觉。诗人从朝廷高官下贬为地方小吏，世事的变幻使得他艳羡村民自得其乐的生活。第二首描写黎伯淳家幽雅的环境以及主人怡然自得的乡居生活，同样充满着浓烈的向往之情。
  作为贬臣，唐朝的韩瑗、刘纳言，宋朝的丁谓、赵鼎、胡铨，元朝的王仕熙，都先后寄居在水南村。他们在水南村得到当地百姓的善待，不少人调整了心态，安定地生活下去。东渡日本弘扬佛教的唐朝高僧鉴真，因为遭遇大风漂落到振州，曾在水南村附近居住一年多。宋末元初的黄道婆，也是在水南附近向黎汉同胞学习纺织技艺。水南村不仅是一个古村落，更是崖州（吉阳）人豁达包容的体现。也正因有如此深厚的文化孕育，水南村及其周围才在宋元以至明清时代人才辈出，如被称为岭海巨儒的锺芳就诞生在这一带。
  北宋时期的水南村，裴姓家族是一方望族。如同海南许多世居族姓一样，裴姓也是从大陆移居而来。北宋末年，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瑑由雷州太守改知吉阳军，从而安家于水南村。裴瑑乃唐朝晋国公、名相裴度的十四世孙。绍兴年间，裴瑑之子裴闻义荫补为昌化军知军。南宋遭受秦桧迫害被贬吉阳的赵鼎、胡铨，都先后寓居在裴闻义家。当时朝廷内外害怕遭到秦桧一党有迫害，不敢与赵鼎、胡铨往来，裴闻义以不畏权势的侠肝义胆接待他们，赢得世人的尊重。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胡铨得以“量移衡州”，为感谢裴氏家族的恩惠，特地为裴氏家宅命名为“盛德堂”，并亲书匾额，撰写门联：“史记威名震四夷源流有自，堂颜盛德垂千古继述无疆”。胡铨还作《盛德堂铭》，刻石立碑以赞之：“猗欤休耶，儋守裴公。震风凌雨，大厦帡幪。迁客所庐，丞相赵公。后来云谁？庐陵胡铨。三宿衔恩，矧此八年。绍兴丙子夏五月镌。”胡铨取《左传》“盛德必百世祀”之意，通过亲题匾、铭、联等，盛赞裴度功业，彰显了裴度后裔在海外吉阳军的相门懿德。从此以后，“盛德堂”便成裴氏宅院的代名词，得到世世代代的景仰。赵鼎、胡铨在裴氏宅度过自己的南贬岁月，而盛德堂也因接待名臣而“蓬荜增辉”。加上裴瑑、裴闻义父子的政绩，盛德堂闻名于世，已经成为尊崇先贤、弘扬盛德的象征。
  元朝的王仕熙贬谪吉阳军时，和当地隐逸之士裴豫友善。裴豫字时敏，号守素居士，乃盛德堂裴氏后人。王仕熙曾赠诗曰：“唐家晋国擅勋名，几叶诸孙海外行。盛德有堂留客往，故乡无地待春耕。青毡千古诗书在，绿野孤云草棘生。投我骊珠惊人手，爱才怀古不胜情。”诗歌真诚吟咏了裴氏家世及才学。
  说明：今人收集整理出版的《三亚斐氏盛德堂诗钞》可以了解《盛德堂》文化底蕴之深厚及在宋元时期的贡献。
  《三亚史》
  崖州独特的滨海风光，受到历代职官或贬官的注目。他们或寄情山水，留下了吟咏的篇章，或着意开辟游览景区，为后人所称道。三亚如今成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滨海旅游城市，他们是功不可没的先行者。
  周〓与“石船”“石室”
  周康字其乂，海陵人，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任吉阳军知军。周康初到吉阳，看到郡城“止茅茨散处数十家，境内仅三百户”；僚属都是本地土人，言语不通，衙卒由黥面流徙的内地罪人充当，心中多少有些失望。但是，吉阳的落后激发了他的使命感，使他终有所为。周康亲民爱民，发展生产，治理社会环境，一方百姓安居乐业。他重视教育，重新修建吉阳儒学，扩大办学规模，吸收更多的民间子弟入学，读书识字知礼义，由教育而带动社会风尚的文明向上。他深入黎峒走访，了解黎族民众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促进黎汉融台，最终“谕生黎归化者五十余峒”。
  周〓另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他对吉阳胜景的开发。周康乐于仕途，也迷恋山水，曾“寻访洞天，作《磨崖石船记》”。因为欣羡滨海南山独特的自然风光，他在淳熙丁未年（1187）的重阳日，与同僚友人登高游览，发现了山上巨石和一处幽深的岩洞。巨石长两丈，宽三尺，形同大船。周康将其命名为“石船”，在其上刻“石船”二字。之后意犹未尽，又刻上157字的《磨崖石船记》。离石船不远处的岩洞，周康将其命名为“石室”，遂再刻上203字的《洞口记》。周康所谓的“石室”，即现今三亚市大小洞天景区中“海山奇观”石室。其间有巨石三面壁立，如掌扇覆盖，气势非凡。其下有平坦洞室，可容多人安坐纳凉。“石船”和“石室”背后不远处有石峰，被称为“试剑锋”，乃是南山的登高点。由于时代久远，周康当年所刻《磨崖石船记》和《洞口记》已经漫灭不可识认，但是石船和石室却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和自然风貌的永恒。时至今日，人们游览大小洞天，在石室旁仍然可以清晰辨认47字石刻：“海陵周康其乂，与郡僚王霈然泽之，都领周丕承师武，淳熙丙午重九日来观石船，因以见山水之奇，可为海邦之盛纪也。”人们依稀可以想象当年周康和友人登高发现“山水之奇”时的兴奋以及对国泰民安的期盼。
  毛奎与“大小洞天”
  毛奎是继周康之后，又一个开发吉阳风景名胜的地方职官。
  大小洞天景区以石景为主，布列于海滩的石景约有2里之长。景区紧挨南山（又称鳌山），有古木茂林陪衬，处处引人入胜。主景小洞天石室，高约5米；洞口呈半圆形，径约5.6米。洞口上方镌刻“小洞天”三个斗大的字，那是毛奎的手迹。其右刻有“大宋淳祐丁未秋九月，郡守富川毛奎，率僚属黎植、民志、王怀开山”26字。洞口开阔，洞内阴凉；内进向左拐弯，才变黑变窄；继续前走，出现一个小洞口，一缕光线映入眼帘，豁然开朗，可以由此爬出，享受小天的神奇感受。
  小洞天南有一岩石临海伸出，石平可坐，名为“钓台”。岩上刻“钓台”两个大字，左刻“淳祐丁未仲秋”、右刻“郡守毛奎经始”12个小字。钓台岩石右面，有一平石可坐10余人，向上仰望，天全境尽收眼底。当年毛奎刻石为“岩瞻”，现已风化不可辨识。
  从小洞天向西北，沿着崎岖的小路攀登，有一巨岩立于半山腰。岩如撑扇覆盖，岩壁三面向内倾斜，气势非凡。后半部有廊室相通，象一座天然石室。这就是当年周〓发现的石室，毛奎在其正面镌刻亲自题写的“海山奇观”四个大字，其下石壁刻有毛奎所撰《大小洞天记》，对游览经历以及景观的描述较为翔实，今人从中可以了解当年景区的基本情况：
  吉阳形势甲乎海外。南山盘踞，气象雄伟。意其中必有深崖幽洞之奇，而屡加访问，未获也。一日，属权尉黎民志搜寻，始于周使君石船磨崖后山巅，得一石室，前瞰大海，后环曲巷，峭壁在南，小洞附北，实为海山之奇观也。继而僧善庆又于山麓石峰之阴，近石船，得一岩，由西北委蛇数十丈以通后洞。岩之外临海，有平石可钓，因为“钓台”。对岩之前，有石奇怪，其下可坐十客。仰望八景，皆在目中。以其与岩相望，名以“岩瞻”。是皆小有洞天之佳致也。昔周使君以淳熙丁未，屡于石船登赏，磨岩题名，以为胜绝。今予亦以淳祐丁未，经营此胜概，适与石船同一处，遂成八景。由今视昔，似或胜之，岂非天实相知之耶。因叙其本末，以识之奇观石岩。七客者，黎植挺之、陈同祖显宗、黎正宗大、陈继先显翁、卢斗南少梁、黎民志少良、王怀惠卿。二僧谓谁？富川秀峰清凉山住持善庆冷溪与维那祖果也。是年十月郡守富川毛奎书。
  “海山奇观”右边有石梯向上，即所谓“仙梯”。登上“仙梯”，巨岩右侧平斜的岩壁下刻有毛奎五言《大小洞天诗并序》。
  石室的后部，天光穿漏，有洞口可出，洞口后面有一石峰，垂直矗立，高达数十米，如同剑削，这就是毛奎发现的“试剑峰”
  云从龙与落笔洞
  据《崖州志》记载：“洞左壁刻‘落笔洞，三字，字大尺余，未知何人题。旁只有‘维山’二字，余模糊莫辨。”“维山”是何人或何意，在相当长时间里无从查考。今人经仔细拓片考证后发现，“落笔洞”三字左边刻有“至元癸未”，右边所刻“维山”乃是元朝大将云从龙。由此断定，“落笔洞”三字是云从龙于元至元二十年（1283）所题刻。云从龙游览落笔洞胜景，并题诗一首：“地极南溟阔，洞天琳宇奇。好山如绣画，野路自逶迤。不见飞仙蜕，空留谪客诗。清风驾归羽，乘此访安期。”此诗为云从龙于至元十七年（1280）所作。三年之后，也即至元二十年（1283），云从龙故地重游，依韵和旧作：“落笔古仙峒，天开一段奇。林深云挂搭，石乱路委蛇。仿佛禅僧骨，糊涂墨客诗。何当了公事，相望问仙期。”同时题刻“落笔洞”三字。云从龙当为落笔洞的命名者。
  第三节 明代
  《三亚史》
  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确立“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令郡县皆立学校”，全国出现“天下兴学”的蓬勃局面。明代文化教育取得“唐宋以来所不及”的重大成就，海南和崖州的文化教育也有了空前的发展。随着明王朝教化政策的推行，科举制度持续而完备，地处边远的崖州人通过科举外出为官者日增。有明一代崖州不仅有锺芳父子考取进士，而且举人数量倍增，荐举、贡举数量也有明显增长，是整个封建社会教育兴盛和人才辈出最为夺目的一个时代。
  明代崖州中进士者二人，即本州高山所人锺芳及其子锺允谦。锺芳在正德三年（1508）登进士榜二甲第二名，官至户部右侍郎；锺允谦于嘉靖八年（1529）登进士榜，官至福州知府、莱州知府。
  明代崖州考中举人者先后25名，其中：海棠湾一人：李晖。宣德元年，与水南村人裴盛同科同年中举。为海棠湾第一个中举的人。
  根据明万历府志和清光绪州志的记载，自正德之后的嘉靖元年至万历四十八年（1522～1620）近百年间，本州共有86名岁贡生；从天启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621～1644）的23年内，本州又有13名岁贡生。
  《三亚史》
  从家族文化传承看，景泰以前以水南村“盛德堂”后裔裴姓家族为盛。宋代昌化军知军裴闻义的族裔，入明之后在科举进身上分为两个支系发展，一是永乐三年裴初中举，另一为裴盛、裴崇礼父子先后在宣德元年和景泰元年中举。弘治之后称誉崖州的，则是军籍移民锺氏家族的崛起，锺芳及其子锺允谦分别在正德三年、嘉靖八年中进士，而锺允直则在嘉靖元年中举。科举业绩突出的锺氏父子三人，成为明代崖州文化教育兴盛的标志性人物。
  盛德堂曾于成化年间举行庆贺《裴氏族谱》修成的祭祀盛典，作诗庆贺的有近30人。大量为官员或乡贤。远在北京任职的大学士邱浚既为《裴氏族谱》作序，并作诗二首庆贺。同时作诗的还有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王佐。一些在崖州为官或来崖州巡视的官员，也留下不少诗歌。盛德堂的裴崇礼还留下《石船记》、《游大小洞天记》、《文庙铜爵记》等著名文章。
  说明：今人编纂出版的《三亚裴氏盛德堂诗抄》留有盛德堂祭祀盛典的贺诗，从此可见当年崖州文化之盛事。
  《三亚史》
  明代崖州还出现岭南巨儒钟芳。锺芳（1476～1544），字仲实，号筠溪，崖州所（也称高山所，在水南村南2里）人，致仕后改籍琼山；“少育外亲，因黄姓，后奏复焉”，改黄姓为锺姓。锺芳自幼聪颖，10岁即进州学，弘治十四年（1501）考中广东乡举第二名，正德三年（1508）登进士榜，为二甲第二名，随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
  锺芳从政的经历很丰富，在司法、民政、教育、军事诸方面均有显著政绩。
  锺芳学博而精，律历医卜之书无不通贯，其学术思想为学界所重，有“岭海巨儒”之誉。著作有《学易疑义》、《春秋集要》、《皇极经世图》、《续古今纪要》、《崖志略》、《小学广义》、《养生举要》及诗文三十卷。可惜除了由其子锺允谦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所编辑刻印的诗文集《筠溪文集》存世（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外，其余均已不传。今人编辑出版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所收《筠溪文集》，即据北京大学藏本影印。锺芳手书小楷《可泉序》真迹存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位于今大小洞天景区内的还金寮壁书《可泉序》，即据其手迹仿制。
  钟芳还到过藤桥（今海棠湾）作《藤桥惜别》（三首）、《回风岭》、《薏苡酒》、《山家》等诗。
  《光绪崖州志》
  明代钱嶫的《悯黎咏》（六首），让藤桥闻名于世。
  《永乐大典》
  元末明初，人们发现了回风岭回风岭
  《琼州府图经志》：在崖州东一百里外，系官道所经，南北之风至此辄回。其山广长数十里，连续不断，南抵大海，崖州之冲要也。
  “成化初知州徐崎修路作记，勒石。”（《崖州志》）。从此，不少诗人前往游览、观光，留下不少诗作，其中较著名为王佐的《回风岭》。
  《光绪崖州志》
  回风岭
  南北风来到此还，南边和暖北边寒。
  怪来天地人犹憾，一样琼南两样看。
  此诗为王佐所作，富有哲理。它是海棠湾历史上的第一首诗，很值得一读。之后，回风岭被定为崖州新八景之一：峻岭回风。
  在回风岭留有的诗还有张习的《回风岭》。
  第四节 清朝前期
  《三亚史》
  清代前期，随着社会的逐步稳定，经济逐渐恢复，崖州的文化事业相应地继续有所发展。
  风景名胜的继续开发
  崖州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海岸港湾景观独特，河流山川秀丽，深得文人墨客、封建士大夫的喜爱和垂青。他们在游玩之余，将自己之感怀赋为诗文，给山水风景注入文化内涵，山水风景则因诗文而闻名于世。
  一是天涯海角名胜。这里原称下马岭，因山势斜峙海湾，仅有一径可通行人而得名。从崖州州城东行，这是第二重关隘。有巨石阵雄峙于海滨，十分壮观。其次是“天涯”石刻，则是雍正十一年（1733）由崖州知州、江南歙县人程哲所题镌。程哲在崖州颇有政声。雍正五年崖州歉收，米价腾贵，他开仓平价粜卖官粮，把昂贵的米价压低下来，崖州灾民得以聊生，州人曾勒碑称颂。为了革除地方陋习，他曾在藤桥市立《藤桥劝戒客民碑》。
  程哲也有寄情山水的逸兴，他在下马岭巨石上题镌的“天涯”二字，楷书横排阴刻，每字大三尺；旁镌“雍正十一年口口口程哲”，字四寸。他也曾重修回风岭路。
  另一是回风岭，位于崖州城东160里处。回风岭“高百余丈，以寒风不过此岭而名”，是崖州东路第三重关隘。山上鸟道高悬，云雾飞卷，蔚成奇观。山下有温泉两处。明朝成化初知州徐琦曾在这里修路作记并勒石，弘治初副使陈英委托知州林铎重修。程哲于雍正六年（1728）又重修，至乾隆十九年（1754），知州宋锦再次重修，于是使这里成为著名的“崖州八景”之一。
  《光绪崖州志》
  在回风岭留下的名人诗文有谢仲埙的《度回风岭》、宋锦的《回风岭》、吉大文的《峻岭回风》、钟元棣的《峻岭回风》等。
  《三亚史》
  地方志的编纂
  清朝前期，琼州府和所属各州县按照朝廷的部署多次纂修地方志，记载地方历史沿革、山川风物、土田赋役、官员宦绩和人文事略，以之作为一方治理的参考。崖州官府先后编纂了康熙版《崖州志》和乾隆版《崖州志》。
  1．康熙版《崖州志》
  这是海南现存最早的一部《崖州志》，极为珍贵。由张擢士、李如柏编纂。张擢士是江南通州人，康熙七年（1668）出任崖州知州。李如柏是镶白旗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出任崖州知州。张擢土在任时就曾着手编纂《崖州志》，成稿之后并未刊印行世，搁置20年，至李如柏出任崖州知州后，才进一步补充、修纂完善并付刻印。
  从今存康熙《崖州志》来看，该志仅有两卷。卷一《疆域志》包括星野、沿革、形胜、山水、乡都、黎情、平黎、名宦、开定名臣、流寓、乡贤、孝友、儒林、耆旧、贞烈、遗事等，卷二《艺文志》包括文、诗。虽然较为简略，但也基本上记录了康熙年间崖州的地理、山川和人文事略。以其与同时代牛天宿主修的《琼郡志》（康熙十五年成书）和焦映汉、贾棠修纂的《琼州府志》（康熙四十五年成书）相比，它在体例上独具特色。如每一卷之开头都有“序言”，每一卷之末端或某些条目之后都附有修志者的按语。不少论述是对时政的点评，十分精辟。
  2．乾隆版《崖州志》
  该志由知州宋锦与学正黄德厚纂修，成书于乾隆二十年（1755）。宋锦是河南武陟人，乾隆十八年（1753）任崖州知州。据光绪《崖州志》记载，宋锦“慈惠清廉”，曾“设书院、立义学以育多士”。黄德厚是吴川人，乾隆十八年（1753）调任崖州学正。当时驻扎在崖州的琼州府同知李璜为乾隆《崖州志》作序，序文中记道：“及欲览其志乘，以考历代之兴衰，而片板只字无复存者，则飓风、白蚁、州署倾圮之故也。州牧宋君惕然忧之，广咨博访，得残编于儒士之家，复取省、府各志，参互考订，以求至是。”可见，宋锦和黄德厚在修志时也遇上旧版蠹蚀、资料匮乏的困难。为了完成新版志书的编纂，他们留心采访，广泛搜集自康熙年间修志以来60年的有关资料，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订，然后认真撰写。黄德厚主要负责编次校阅，宋锦则亲自裁定成稿。历经两年的埋头伏案，最终完成了这一部相对来说体例比较完备的崖州地方志。
  崖州文化名人的诗文
  1．书牍
  书牍是当时的应用文体。清朝前期留传下来的应用文体包括公文、书信等。虽然是应用文，但文人书翰往往讲究辞藻，以措辞严谨委婉见才情，因此实际上都是值得诵读的散文。主要的作者有张擢士、陶元淳、李如柏等人。
  张擢士在崖州知州任上十年，曾自称“擢士间关万里，匏系边州”。在此期间，曾写下《上金制军崖州利弊条款》、《请复边俸详文》等书牍。《上金制军崖州利弊条款》是呈送总督的文书，其中共列六事，一是粤省分派给崖州购买沉香13斤，带来许多社会问题，请求给予豁免；二是说明自禁海后，疍户已不再下海捕鱼，但疍户仍然承担沉重的渔课，请求给予免征；三是申明崖州经过顺治年间的混乱后，民户逃亡，田园弃荒，出现若干无主荒绝田地，却仍然要承担赋米，请求开除这项虚额；四是请求把崖州钱粮解送琼州府改为就近“移解军营”，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五是揭露崖州营将弁仗势威逼民女成亲，求总督严令禁止；六是申明崖州处地遥远，省、府公文急件每次送达均逾期，请求整顿铺递以畅通邮路。《请复边俸详文》则主要针对撤销崖州官员“边俸”待遇问题提出申辩，请求恢复崖州官员的边俸待遇。两篇文牍虽是官样文字，但铺陈事实翔实，言辞恳切，富有文采。张擢士在康熙版《崖州志》中的多处前序和按语，也不乏精彩的段落。
  陶元淳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由昌化县令兼署崖州知州，在任至康熙三十七（1698）年。他是崖州官员中留下书牍最多的一位，见于乾隆《崖州志》的就有《请严守职守以肃军政以安民生事》前后二呈，以及《执法遭谗乞赐处分以全政体》《上高抚军》《上萧抚军》《上孝感熊公书》等。陶元淳“廉明方正”，对崖州当时所存在的弊端给予无情披露，敢于与官场的各种歪风邪气和欺压民众的恶行作斗争，始终坚持正道，不肯妥协。文如其人，陶元淳前三篇呈文严词铺陈事实，分析说理透彻，句里行间充盈正气；后三篇书牍因属私人书信，语气委婉，语意恳切，真情流露，富有文采。
  2．散文
  所谓的散文，包括文、记、志、传等。文体虽异，但从内容所记、行文意蕴和文采来看，均可归入散文一类。清朝前期的散文主要有张擢士的《告风神文》，李如柏的《张烈妇墓志》，宋锦的《裴贞妇传》，金绅的《重修义学捐置膏火碑记》，陈腾泗的《迁建崖州学宫记》《设立宾兴记》，高经祥的《善井记》，甘在中的《迁建崖州学记》，张岳崧的《重修崖州学宫记》等。
  3．诗歌
  诗歌是清代前期崖州文学园地中最为璀璨的一枝。体裁既有古体诗，又有近体律诗；题材包括咏物、咏史和哀挽等。这一时期的诗人队伍中，封建士大夫仍然是最活跃的群体。他们在案牍之余，或相互唱和，或寄情山水，或怀古咏史，留下了许多诗作，见存于乾隆、光绪朝州志中的《艺文志》。有张擢士的《五指山次丘文庄公韵》，李如柏的《游小洞天和石壁原韵》《吊张烈妇墓》，郑懋昌（顺德举人，康熙年间任崖州学正）的《鳌山白云》，尹之逵（东莞举人，康熙年间任崖州学正）的《张烈妇殉节歌》《游小洞天和石壁原韵》《路伏波将军》《马伏波将军》《钓台》，卢轺（顺德贡生，康熙年间任崖州训导）的《游大洞天》《游小洞天和石壁原韵》《挽张烈妇》《石船》，谢仲埙（阳春人，雍正年间任崖州学正）的《到崖》，宋锦的《题贞妇裴氏》《重建五贤祠落成》《回风岭》，嵇震（江苏人，乾隆三十八年任崖州知州）的《崖州八景》（鳌山白云、鲸海西风、边城斜照、水南暮雨、稻陇眠鸥、竹篱啼鸟、南山秋蟾、牧原芳草）诗以及《吊唐李卫公德裕》《宋丞相赵公鼎》《宋胡忠简公铨》《善井》等。
  这一时期，崖州本土诗人异军突起，他们或抒怀咏志，或赞美家乡的山川风物，写下了许多映照古今的篇章。有抗清义士王熀在戎马倥偬间和隐居山村后所写下的《中秋玩月二首》《前作元戎后削为副戎历战十余年间触作》《回崖自叹》《回崖弃家人山隐居作》《山居述怀》《山居》等；有州城拔贡王瑞瑄的《吊唐韩公瑗》《吊唐李卫公德裕》《宋赵忠简公鼎》《宋胡澹庵铨》《鳌山叠翠》《抱郭双流》《洞天幽胜》《落笔凌空》等；有梅西人恩贡张凤羽的《仿杜少陵秋兴原韵》8首，梅东岁贡孙宗哲的《山斋寄怀友人》等。
  王熀的7首诗，都是从生活经历的叙写中抒发心底的感慨和遗恨。《中秋玩月二首》以写月夜的景趣，表达他寄希望于桂王政权和故国复兴的愿望。村居后的诗作，则直抒报国未遂、壮志未酬的遗恨。即便抒写山居生活自得其乐的情趣，从中也可见他怀念故国，坚持不与当朝合作的态度始终不渝。光绪《崖州志》的作者评论道：“王副戎（熀）虽不以诗名，而其不忘胜朝之意，时见于吟咏间。”
  王瑞瑄的4首怀古咏史诗，凭吊韩瑗、李德裕、赵鼎、胡铨4名唐宋间谪琼名宦，对前贤的不幸遭遇赋予同情，也透露出心底的感伤；四首咏物诗则描绘崖州胜景，诗中意景盎然如画。至于张凤羽的《仿杜少陵秋兴原韵》和孙宗哲的《山斋寄怀友人》，都是抒情感伤之作，表达的是一种文人的情怀。
  第五节 晚清时期
  《三亚史》
  风景名胜的再度开发
  晚清时期，崖州的士大夫们对境内的风景名胜再度进行开发。据载，明正德年间在崖州城北四里建设的热水塘由于年久失修，至晚清时期已经圮坏。光绪十五年（1889），知州唐镜沅以官府名义重修，在热水塘上修建亭台，名为“既济亭”，使这一处风景名胜再次焕然一新，成为州里士人百姓游览的好去处。
  另外，对原南山岭、回风岭、大小洞天、落笔洞等旧“八景”景区进行进一步的维护和提升，并独辟蹊径开辟一些新景点，形成了‘新崖州八景“，即鳌山叠翠、抱郭双流、洞天幽胜、落笔凌空、镜湖秋月、玉井温泉（或温泉漱玉）、灵山腾云、峻岭回风。州里名人吉大文、知州锺元棣先后题咏《州新八景》诗。
  光绪《崖州志》的编纂
  崖州咸丰年间的举人吉大文、知州唐镜沅都曾有过续修《崖州志》的愿望，“卒以赀巨难筹，事乃中止”。至光绪年间，知州锺元棣上任，有感自乾隆年间修志以来“旷隔已百年”，于是与州名士卢玉墀、张嶲、赵以濂、邢定纶等人发起续修《崖州志》。筹足经费之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开局纂修，张嶲、邢定纶、赵以濂担任主笔。为了获得更为真实可靠的资料，他们深入民间“广为采拾”，力求写成一州之实录。经过一秋冬的努力，至次年春新志初稿遂告修成，锺元棣、邢定纶分别为新志作序。之后又历经两度修订，最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定稿，至1914年，才由代理崖县知事郑绍材、县劝学所所长孟继渊协力将书稿刊印。光绪《崖州志》修成面世，经历15个春秋。锺元棣、张嶲、邢定纶、赵以濂、郑绍材、孟继渊等人为此付出了心血，也集中了州中众人的智慧。
  光绪《崖州志》以乾隆《崖州志》为底本，参考《广东通志》、《琼州府志》，采访新的史实，进行全面的补订、增删。全书共有22卷，纪事自上古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凡崖州山川、地理、物产、人物、政治、军事、经济、宗教、文学、风俗、灾祥、奇闻异事等，无所不记。其中乾隆二十年（1755）以前的内容，多沿袭旧志，只对某些部分进行删补；乾隆二十年以后的内容为新增部分。全书比《乾隆崖州志》多出12卷，是崖州志中体例最为完备、内容最为充实丰富的一部，成为近代崖州一项重要的文化成果。
  《光绪崖州志》
  钟牧元棣重修州志，书成于光绪辛丑，补订于戊申间，筹出版而未果者，不止一二次。甲寅春，偶与孟君继渊谈及此事，幸具同心。既而商诸大众，胥有厥志。但因的款未敷，而欲暂待。绍材特于先君名下加捐八十金以足之，亲携缮本，赴省排版。版初出，其误点悉为校正，凡三匝月而工竣。印成一百套，分饷州人，非敢谓克竟前后修辑者之志也。窃喜此书印刷既观厥成，流传自当永久。而后生考古，不致兴文献不足之嗟。是则区区之心耳。用撮数言于卷末，以谂来者。
  说明：此书成于光绪辛丑，而因筹集出版费用不足而暂待，既而商诸大众……，所谓“商诸大众”，就是发动热心文化事业的人士捐款，“共捐银一千零七十二大员”。其中有热心修志的海棠湾（永宁乡）人的捐款。
  州东永宁乡（今海棠湾）捐修志书款项姓名列后
  米关会捐钱五十千文，中书李希宪捐银二十七大员，训导林育英捐银二十大员，监生李子奇捐银二十大员，附贡蔡锡侯捐银十大员，州同陈寿南捐银十大员，监生徐定选捐银十大员，吴仕忠捐银十大员，杨柯氏捐银十大员，李子玶捐银七大员，监生蔡万达捐银七大员，李伯皆捐银六大员，监生林开荣捐银五大员，陈如裕捐银五大员，李子明捐银三千文，例贡林学彰捐银三大员，王永宜捐银三大员，卫家龙捐银三大员，卫家骥捐银三大员，符兆龙捐钱二员半，符兆凤捐银二员半，萧亦书捐银二大员。
  以上二十二名，共捐银二百二十九员正。
  《三亚史》
  晚清时期崖州文化名人的诗文
  晚清时期崖州的文学仍以诗文为主。留下诗文的官员有知州张霈、高溥、唐镜沅、锺元棣，学正陈金锡，以及崖州名士吉大文、吉大升、孙元度等人。吉大文著有《镜湖诗钞》传世。还有《孙德秀公族谱》，内有三十多篇文章和四百多首诗。
  1．散文
  这一时期崖州的散文创作，包括序、记、书牍、传之类；如吉大文的《上唐芷庵刺史书》，孙元度的《鳌山探胜记》《黄孝子传》，唐镜沅的《鼎建锺公还金寮序》《既济亭热水池碑记》《请豁免屯田米详文》，锺元棣的《毛公灵验记》等。
  吉大文写《上唐芷庵刺史书》时，正在福建候补道任上。唐芷庵即唐镜沅，光绪十四年至十六年（1888～1890）任崖州知州。两广督张之洞到琼崖视察期间，曾指示唐镜沅咨询乡绅，以确定李德裕的贬谪地点。为此，吉大文作《上唐芷庵刺史书》，阐述自己的看法。此文虽为书信体，实为一篇历史考证文章。他通过详细的考查，认为李德裕的贬地就在琼山，不在今崖州。文中征引史料翔实，分析论证具理。孙元度字玉臣，黄流廪生。他十分热爱家乡的山山水水，并常常将心中的赞美付诸笔墨。鳌山，即距崖州城20里的南山岭，高80丈，枕海壁立，为崖州南面屏障，因其“势如巨鳌”，元代王仕熙名之为“鳌山”。孙元度所写《鳌山探胜记》，既盛赞南山之壮美，又叙述登临南山探寻大小洞天的经过，以及梦境中畅游大洞天的感悟。全文在谋篇和结构上借鉴苏轼的《后赤壁赋》，将描写、叙事和议论融为一炉，有清丽疏朗的特点。孙元度还撰写《黄孝子传》，记述同窗黄中兴的孝行。黄中兴乃榕树塘人，其父在一场黎族暴动中遇害。他闻讯后立刻奔赴现场，赤手空拳搏斗致死。时人认为他的孝行属“愚孝”，孙元度却认为“此非有忠孝至性者不能”，黄君之举符合儒家的道德规范，故为之立传。
  唐镜沅的《请豁免屯田荒米详文》，叙述实地调查所见；确证屯荒废和屯民苦难实情，向道台说明并请求豁免屯田荒米。《鼎建锺公还金寮序》与《既济亭热水池碑记》，是唐镜沅建立还金寮和既济亭之后所作，前者为追表锺芳父锤明拾金不昧事迹，后者记述既济亭建立的缘由和过程。
  《孙德秀公族谱》
  此外，梅东孙氏族谱保留有三十多篇散文，也不乏名篇，如探花张岳崧之《濯泉公寿序》。
  2．诗歌
  这一时期崖州流传下来的诗歌有四类：一类是咏景物诗，诗作有吉大文的五言律诗《沟口》《石门》《湖中晚望》《湖村》《黎村》《山居》，七言律诗《州新八景》；吉大升的七言律诗《镜湖》；孙元度的七言律诗《卧龙飞雨》《金鸡晓日》；林缵统的七言绝句《和文龙会游大洲岛诗》；陈瑞的七言律诗《镜湖》；谢仲埙的七言律诗《到崖》《度回风岭》；陈金锡的七言绝句《珠崖回琼道中》；孙如棠的七言律诗《重九登芙蓉峰》（二首）；锺元棣的七言律诗《州新八景》等。另一类是感怀诗，如高溥的七言律诗《任满留别》（二首），张霈的七言律诗《任满留别》（四首），吉大文的五言律诗“乐安城》、七言律诗《访锺仲实先生故居有感》（二首）。再一类是咏史诗，如吉大文的五言律诗《多港黎村李丞相祠》、七言律诗《乐罗旧县》，唐镜沅的七言律诗《题热水池既济亭壁》（八首）。在这一时期的诗作者中，吉大文的创作成就要略胜一筹。特别是他的咏景物诗，不仅寄托着对家乡山山水水的无限深情，而且诗境澄淡清远，语言自然平淡，富有特色。
  《孙德秀公族谱》
  此外，梅东孙氏族谱有四百多首诗作，孙宗哲一人就有九十二首诗。也不乏佳作。还有《琼南郑氏族谱》也保有郑绍材及其族人的几十首诗及文章。
  第六节 民国时期
  一、民国初期的崖县文化
  《三亚史》
  民国初期崖县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崖州志》的刊行。这部编成于清光绪末年的地方志，一直没有正式刊行。1914年春，本土儒士、临高村人郑绍材，以其父名义“加捐八十金”凑足出版经费，之后与县劝学所所长孟继渊携带誊写好的稿本亲赴广州，交由广州美成印书局印刷。郑绍材亲自校对，历时3个月，于1914年4月印刷100部，分赠给县里的同好。此次印本为活字铅印本，全书20卷，线装分为10册。这是记载三亚古、近代历史最为完备的一部地方志书，成为今天人们研究三亚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民国初期虽然时局不稳，但民国政府对于地方文化还是给予重视。1917年7月，崖县县政府受广东省政府之命，完成了对崖县文化古物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崖县尚存建筑类古物18处，包括崖城、乐安城、广济石桥、校场石桥、义兴桥、镜湖、风云雷雨山川坛、社稷台、先农祠坛、玉皇古庙、城隍庙、广度寺、万善祠、大炮台、小炮台、怀柔亭、文峰塔、迎旺塔；有遗迹类古物9处，包括合德池、海南阁、大小洞天、落笔洞、善井、马踢井、道海井、善思泉、石泉；有碑碣类古物15处，包括安黎碑、广济桥碑、迁建学宫碑、劝诫客民碑、少司徒坊、摩崖碑、龟蛇图石刻、石溪石刻、海判南天石刻、天涯石刻、石室石刻、石船石刻、大小洞天石刻、落笔洞石刻、涧泉石刻；有金石类古物7种，包括崇德祠古钟、神山庙古钟、东岳庙古钟、琼花宫古钟、玉皇庙大钟、大钢鼎、蛤仔锣；有陶器类古物2件，包括大模砖、灵光殿瓦砚；有服饰类古物1件，即唐李卫公冠带。
  民国初期崖县文物的普查，为今天进一步挖掘三亚的历史文物提供了文物线索，同时也反映出古代崖州是名副其实的海南南部文化中心。
  此外，被孙中山称为“革命模范”的夏寿华著有《琼游笔记》，内有《度回风岭》等八首诗。散文及诗均有相当水平，值得一读。田曙岚的《海南岛旅行记》也是很好的散文。
  二、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进行奴化教育
  《三亚史》
  为了强化殖民统治，日伪通过重编户口、发放“良民证”、建立保甲制度等手段严密控制民众。编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采取保连坐、限制人身自由等办法进行统治。十家连保，一人反日，十家受罪。日伪政权还没收民间铁器，五户共用一把菜刀。夜间不准三五成群交谈，外出、外来的人要向保甲长报告登记，如不报告即按“通匪”“窝匪”论处。日伪强制抽丁充当黑衣队、自警团。黑衣队为日寇巡逻放哨，自警团负责夜间在村前村后站岗放哨。日军还建立日语学校，强制12～17岁的青少年入学，进行文化上的奴化教育。原三亚港设有日语学校，于1943年随三亚居民搬迁到红沙，就设在红沙龙村椰林间。
  日军华南方面军司令安藤利吉与广州汉奸头目策划在广州建立汪伪政权，诱骗民众参加“中日亲善和平促进会”。1942年夏，崖县国民党官员谭天城从山区走出投敌，充当崖县“和平促进会”会长；崖城“维持会”会长黄鼎芬，也是国民党崖县政府的投敌伪官。他们强迫民众家家户户制作日本国旗和汪伪“国旗”（在中华民国国旗旗头上加一道黄纸横标，写上“和平建国”四字），挂在各家门口，表示同日本“亲善”。汪伪之流的这些勾当，被许多崖县人所鄙视，背地里骂他们为“猪”“狗”。
  三、抗战胜利后的崖县文化
  《三亚史》
  经济上的衰退，也导致榆亚地区文化事业的落后。当时的人指出，榆林港没有一家报纸，也没有一架收音机。一直到1948年，才有《榆亚和平日报》问世。在艰难的时局中，崖县的文化教育事业也还是受到社会的关注。榆亚地区私立中正初级中学于1947年2月创办，次年改为榆亚初级中学。崖县初级小学校舍在抗战中被日军拆毁，抗战胜利后复校，但到1950年5月海南解放前夕，也仅有97名学生。1946年，在羊栏的回辉村创办了清真女校，主要针对当地的回族女童进行教育。当时曾有调查指出：“回族的文化教育在海南岛比其他少数民族要高些。他们虽然没有读过大学或高中的，但初中毕业的有十六人，高小程度的四十余名，初小一百余名；妇女中识字的四名，初小二三年级的二人，高小的二人（多半是富裕人家的女儿）”。其时，三亚回族比当地汉族的受教育水平可能还要高些。
  《海南岛志》
  海南之有日报，实始于民国三、四年，其时有《琼岛日报》一种。民国八年，邓本殷在琼，将报接收，改名《南声日报》；至十五年归宣传部管辖，改为《琼崖民国日报》，相沿至今。又有《琼崖新民日报》一种，于十六年秋出版。本岛日报只此两种。此外有《星报周刊》，于民十七创立者，由民国日报代印，其编辑员多为学界。每期出版约2000余份，每份收铜元2枚，期在普及也。
  戏剧之在海南，在元代已有手托木头班之演唱，来自潮州。海南之有戏剧，当即肇于此时。明之中叶，土人仿之，而土剧遂兴，故今之土剧班称木头班为师兄。清康、乾间，土剧班最盛行，浸淫全岛，妇孺老少几无不识唱土剧。迄今各处喜庆纪念会中，各校学生类能自由成班，随意演唱。至其腔调，初惟用潮音，其后代有变易，杂以闽广歌曲，表演唱工未免失于淫靡。民国初年男女合班，其风尤坏。近年屡经官厅禁止，而戏曲之秽亵者犹多。各木头剧班散在各乡，其数若干未及查悉。其伶人土剧班，现在全岛计有17班，为成桂、顺才、新国民、彩香、南昌、子东、安利、桂连、赛芳文、鳞老、尚凤兰、永字、郑海能、双凤、彩昌、叭概、琼香。其伶人凡干余名，大班六七十名，小班三四十名。成桂班每本一昼夜戏金约200元，顺才班、新国民班每本百余元，其余各班每本戏金或百元或三四十元。又有琼南、华南二剧团，均由学生组织，于旧式演唱略有所改革。最近两剧团合并为南新剧团，以改良土剧为职志，所演倍见进步。其团中剧员多曾受近代教育者。海南戏剧之将来，盖将由此剧团肩其责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