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一、学制学田学规
  编者按：清代前期的崖州教育基本上因袭明代旧制，仍然有官学与私学的教育体制，只不过对士子们的思想控制严格。此外还有启蒙性质的小学，如教馆、家塾等私学。
  （一）学制
  《光绪崖州志》
  康熙十五年，始以广东提学道巡试琼府。《府志》
  五十五年，广东各卫所各取进童生一名，拨入各府学，教职督率。其补廪出贡，即附入府学原额。
  州学生员，岁科每考额进十二名，广额一名，拨府一名，廪生三十名，增生三十名。武学额进十二名。
  拔贡生，每十二年一举。学政于科考后，合两试优等生员考择文行兼优者一名充之。会同督抚复试，贡入成均。
  副贡生，以顺天及各省乡试取中副榜，升入太学。与拔贡同。
  岁贡生，以廪膳生食饩年久者，依序贡入成均。三岁贡二人。遇国家覃恩，以本岁正贡作为恩贡，以需次待贡之生作为岁贡。如州学不值贡期，俟应贡之年补行。
  优贡生，由学宪择通省优生中，招复，共取四名。州无常额。
  荫监生及纳粟贡监，在籍者，归本学约束。宾兴之岁，与生员同。
  《三亚史》
  州儒学每年通过考试从生童中招收12名学生，称之为生员，俗称“秀才”。州儒学的编制学额共60名，其中有30名优秀者可以住校，得到廪膳（伙食）补贴，每名每年银2.4两，从州财政支付，称之为“廪生”；另外30名不享受廪膳补贴，不住校，称之为“增生”。此外每年还招收武学生员12名。
  （二）学田
  《光绪崖州志》
  道光三年，学正甘在中札记：榆林学田共一百三十九丘，载种七十四秤。大斗尾学田共八十三丘，载种五十一秤。黑石、小桥村、庙前、井头港边、古圯坡、包莲塘等处垦荒学田共十五丘，载种十九秤。四年，在中履亩监获，在田舍札记：榆林田共八十九丘，载种五十七秤。大斗尾田共四十七丘，载种三十三秤。墨石、小桥村及沟边黎人坟前等处垦荒成熟田共六十四丘，载种四十六秤。光绪二十九年，署学正陈文彬札记：榆林田共一百一十丘，载种七十七秤十斤。大斗尾田共八十九丘，载种五十六秤十斤。黑石、小桥、井头港边、干沟，莲花塘等处，荒熟田共七十四丘，熟田载种十六秤。其先后所记不同者，大抵因抛荒隐匿之故也。在中又记：学内另有州堂移拨郎落荒山一所，及保平、郎芒两熟田，大蛋、番坊两熟田二处，西里山脚那本田、高地五口田二处。郎芒、番坊田现收。那本、高地田近被隐匿。查山脚村现有那本田，在中记孟德承佃。高地田，罗马麦子馨承佃。疑此田在高秧地或罗马村前。又记：学内另有旧儒学地一段，在城外西南隅文昌庙前，谭国斌承佃，种菜。东关外旧学宫左侧屋地，共二十五间，四邑、五邑、东莞、南海四会馆皆是其地。五邑会馆铺尾五间，并厨房一间。又自南海会馆起，历谭定居、薛南享、陈近仁、黄仕傑、崔同盛、刘信明、黄世凤至孟学珠家止，共十三间。又有黄仕濬，陈国李、林行贵、罗超、黄有进、莫如清、刘成等七间。每年共收租银一十四两五钱五分。《学正须知册》
  《三亚史》
  崖州儒学是崖州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预备场所，学生入州学只是为了取得科举应试的资格，儒学实际上是秀才们的管理机构。
  崖州儒学有学田学产，多为官民捐赠或官府罚没，通过租佃收取租金，为儒学提供日常经费，以保证儒学的正常运转。据阮元纂修的道光《广东通志》记载，崖州学田原额2顷56亩，后丢荒2顷37亩，仅剩18.9亩，除去缴纳田赋外所剩无几，只够灯火钱，考试时的纸笔文具常常要由知州赏给。道光三年（1823），崖州学正甘在中曾记录崖州学田共有227丘，具体分布在榆林、大斗尾黑石、小桥村、庙前、井头港边、古圯坡、包莲塘等处。道光四年（1824），甘在中又记载这几处学田仅剩200丘。
  （三）学规
  《光绪崖州志》
  直省、府、州、县学明伦堂之左，刊立顺治九年钦定卧碑晓示生员文。曰：
  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条教，开列于后。
  一，生员之家，父母贤智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
  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讲究。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
  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适以自杀其身。宜思省。
  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结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
  一，生员当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止许他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
  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勿至怠惰。
  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
  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
  康熙四十年颁奉御制《训饬士子文》及《圣谕》十六条。雍正三年，颁奉《圣谕广训》万言及御制《朋党论》。乾隆五年，颁奉钦颁《训饬士子文》，均敬谨刊刷，装潢成帙，藏于尊经阁。每月朔望，教官率诸生诣明伦堂，望阙行三跪九叩礼。毕，恭奉宣读，令诸生恭听。无故不到者，饬。居址稍远者，轮班入城恭听宣读。其有唆讼抗粮缘事之生，令于阶下跪听，以示惩戒。《学政全书》
  凡生员不得充当书役，入伍食粮，及开设牙埠。地方官不得强令生员充当社长。凡总甲图差之类，一应杂色徭役，例应优免。倘于本户之外，别将族人借名滥充者，仍将本生治罪。生员不得抗粮逋赋，违者褫革。革后全完，准予开复。或有将本身钱粮多立户名花分，诡寄拖延者，治罪。包揽钱粮、侵收入己者，褫革，按赃定拟。其有聚众罢考、挟制官长，及关涉词讼、无故挺身作证、并有巧构讼端，潜身局外者，俱分别革惩。生员所犯有应戒饬者，地方官不得擅自扑责。会同教官，具详学政，革讯治罪。例贡、例监，亦会同教官扑责。《会典》
  凡监生生员撒泼嗜酒、挟制师长、不守监规学规，及挟妓赌博、出入官府，起灭词讼、说事过钱、包揽物料等项，问发为民，治以应得之罪。得赃者，计赃从重论。《律例》
  《三亚史》
  清朝大兴尊孔读经之风。康熙皇帝根据儒家学说，于康熙九年（1670）制定和颁发了《圣谕》16条，康熙四十年（1701）又颁发《训饬士子文》。雍正皇帝即位后为《圣训》十六条做了注释和发挥，称为《圣谕广训》，于雍正二年（1724）颁发全国，广为宣传。所有这些都是宗法社会中封建专制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和道德训诫，典型地表达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和生活信条。崖州儒学作为清朝的一所地方官学，不折不扣地执行清王朝的教育制度，先后将《圣谕》十六条、《训饬士子文》和《圣谕广训》刊立在明伦堂之侧，作为训诫生员学习和遵守的信条。每月朔望（即夏历每月的初一日和十五日），儒学教官要率领诸生在明伦堂向着北京（清朝廷所在）方向行三跪九叩礼，然后恭奉宣读，令诸生恭听。按制度，入学生员专治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的一经，并分习礼、射、书、数四科。学官每月一讲，生员每季一考，无故不到者要受罚。实际上，生员们以自学为主，在教育教学上的管理是很松弛的。
  为了笼络汉族知识分子，表示“稽古右文，崇儒兴学”，自顺治朝起清政府大规模地搜集编纂和注释儒家经典等古代典籍，崖州儒学中的藏书也就是这一类书籍。如《上谕》（满文和汉文）、《圣谕广训》各一部，各种“御纂”“钦定”的四书五经以及《唐宋文醇》《唐宋诗醇》，此外还有《纲鉴》《琼州府志》《康熙字典》《佩文诗韵》《文庙乐谱》《武经》《违碍诗目》《学政全书》《科场条例》《武场条例》等。
  二、学宫社学书院学塾
  （一）学宫（州学）
  《光绪崖州志》
  清朝康熙六年，知州李应谦、学正朱子虚，请复迁于城外西南隅宋元故址。其迁学经费皆由俊秀子弟麦应澜、徐方昇、冯耀德、王曰都、裴锦文、曾达、廖日暄、黄榜魁、陈履道，慕容文等六十五人捐资，不费民间毫厘。尊经阁，魁星楼，皆同时并建，规制一新。
  雍正十年壬子，知州杨城会合州绅士，自城外西南隅移于城内州治东。
  乾隆四十三年，知州陈新槐又迁城外东南隅，建斋舍。于明伦堂前山竖文塔三级。学正陈腾泗有记。
  嘉庆二十五年，士民呈请以抚黎同知旧署易参将署，即其地为学基。道光三年，州人孙子麟、孙宗哲、陈昶、陈毓秀、孙绳武、陈中兴等倡捐迁建。开文明门于前，增尊经阁于后。张岳崧、甘在中有记。即今学宫。
  同治十一年，合州绅耆吉大文、林祥士、孟儒定、何秉礼、韦庆冕、卢景哲等倡捐重修。移尊经阁于文明门上，即旧址改建崇圣祠，名宦乡贤祠在大成门左右，忠孝节义祠在棂星门左右。并添铸祭器。光绪十九年，以尊经阁高耸，不宜，呈州拆卸。
  《三亚史》
  照清朝的学制规定，儒学学宫按本州人口比例招收生员和武学生员，并按清朝的学制通过岁考选拔贡生。承父祖功业得来的荫贡生，以及纳粟得来的贡生、监生，在籍者也归州儒学管理。负责州儒学管理的官员是学正和训导，乾隆七年（1742）后裁减训导一职。
  （二）社学（义学）
  《光绪崖州志》
  社学，《旧志》明成化间副使涂棐令设社学。州有学十六所。又弘治间崖州所设社学，训武弁子弟。今无考。
  《三亚史》
  义学
  据雍正《广东通志》记载：“崖州义学一，雍正七年知州程哲捐修。”对此，乾隆、道光、光绪年间编纂的府州志关于学校教育部分均失载。倒是乾隆州志在关于坛庙的“文昌祠”条下记：“原在城外西南隅。康熙五十四年，改建于城外东南隅。学正谢仲埙时至讲学于其内。”乾隆州志记载，谢仲埙于雍正十一年（1733）七月到任，他“会集诸生讲学论文，理法兼至。手定课程，每月课艺”。由此可知，雍正七年（1727）由知州程哲创办的义学处所，就在文昌祠内，其实是很简陋的。义学学习内容包括儒学、文学等等，并实行月考制度。这一义学一直延续至乾隆二十年（1755）改办珠崖书院为止。
  （三）书院
  《光绪崖州志》
  鳌山书院在城外东南隅，原文昌庙。乾隆二十年，知州宋锦改为珠崖书院，捐银二百两，立义学会，延师训课。二十九年，州人周士义、林石嶖、黄朝璇、陈用劢等，捐银二千二百两，重加修葺。内添斋舍，外缭围墙。余银发放，以充学会为师生膏火费。知州金绅有碑记。道光八年，署州事袁斯熊捐廉倡修。齐元发改名鳌山。光绪三十三年，合州捐资拓其址，改造高等小学堂。
  《三亚史》
  雍正年间，清朝政府提倡设立书院。在此背景下，乾隆二十年（1755）知州宋锦因陋就简，利用原在文昌庙（即文昌祠）创立的义学改为珠崖书院，并捐了200两“养廉银”作为创建基金。乾隆二十九年（1764）州民周士义等捐银2200两支持书院维修并扩建，增添斋舍，筑起围墙。所余银两“资放生息，以备师生之费”。道光十年（1830），知州齐元发又将书院改为鳌山书院。然而虽有书院之名而无书院之实，与同时期省、府一级由官府供给经费、延聘名师教学的官学书院，有着天壤之别。崖州的书院实际上是由乡绅及官员捐资创办、延请师资教育贫穷子弟的教馆，性质上就是一所义学，是科举的补习学校。乾隆二十七年至三十年（1762—1765）任崖州知州的金绅，在为重修珠崖书院所作的碑记中，即把珠崖书院称为义学，其所记述也表明书院的义学性质。
  关于书院的招生教育情况，金绅在《重修义学捐膏火碑记》中记道：“考选额内生童四十名，分别上中下，给以膏火。另取额外四十名，随同肄业。按期月课，定以赏罚。”也就是说，书院共招生80名，其中40名是额定的正取生，分上中下三等给予灯火补贴；另外40名为额外生。书院实行月考制度，并根据成绩优劣来定赏罚。可见管理是比较正规的。
  （四）学塾
  《三亚史》
  清代前期的崖州，民间私立的学塾相当普遍，按其性质可分为三：一是有钱的富家，专门聘请教师在自己家中教育子弟，称为“教馆”或“坐馆”；二是教师在自己家里设馆教授学生，称为“家塾”或“私塾”；三是地方上出钱聘请教师，在公众地方设馆教育贫家子弟，称为“义塾”，也有沿明代习惯称之为社学者。崖州民间究竟创办了多少学塾，因方志失载，已无法得知。
  三、科举的成果
  《三亚史》
  清代崖州教育在人才培养上似乎不及明代。就科举考试而言，整个清代崖州没有登进士榜者，举人也在清朝后期咸丰年间才出现，且只有吉大文、林缵统、张隽、郑绍材等四人。清前期（顺治至道光朝）崖州的科举选拔，只有各类贡生与武举。
  贡生是由各省学政主持从生员中选拔出来的。清朝前期崖州被选拔的贡生共164人，其中恩贡18人，拔贡13人，副贡1人，岁贡129人，另外还包括在琼州府学就读的崖州籍贡生3人。在各类贡生中，“拔贡”是国家为增加人才储备通过考试从生员中选拔出来的，最为难得，按清朝学制，12年（酉年）才选拔一次。清朝前期崖州的13名拔贡中，有顺治朝选拔的望楼人陈尚绫，康熙朝选拔的官塘人林日升、三亚人王瑞瑄和在崖州寄读的顺德人区宠昌，雍正朝选拔的官塘人林元俊，乾隆朝选拔的抱旺人罗炳循、官村人陈式平、黄流人陈德昌，嘉庆朝选拔的官村人陈昶、起晨坊人徐登元，道光朝选拔的黄流人陈德敷、罗马人符庆蕃、镜湖人吉大升。“副贡”也就是乡试的“副榜”（即举人的备取榜），崖州只有康熙朝选拔的西门人陈用楫一名。至于“考贡”，一般要从具有10年以上学历的廪生中论资排辈挨次选升，大体县学两年选取一人，因此也俗称“挨贡”，这是崖州贡生的主体。“恩贡”则是遇朝廷大典时“恩赐”加额选取的贡生，与“岁贡”大体相同。
  从清朝前期崖州贡生的乡籍分布看，以州城及城厢附近如起晨坊、保平、水南等地，以及今属乐东的九所、黄流、乐罗、佛老等地多，州东的三亚、藤桥等地则寥寥无几。原属黎族聚居区的抱旺、抱岁等地，也有多名贡生出现，可能是汉族入住杂居，也可能是封建化了的黎族士人。崖州贡生中有顺德人、南海人，显然是在崖州经商落户者；还有琼山人、会同人，反映了自明代以来本府内州县儒学之间互相寄读的现象依然存在。一般是教育相对发达的北部州县学生到南部教育相对落后的州县寄读，显然是占用儒学生员名额，但人数不多。崖州远赴府学攻读者可能也甚寥落，因此府学的崖州籍贡生只有3人，与琼山、文昌、定安籍所占名额相比有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