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三亚史》
  唐代的振州虽物产丰富，已经有了各种手工业，但经济落后，贸易并不发达，更多是自足自给，或者只是为了完成贡赋，很难说得上是产业，因而也就少有商业意义上的交换流通。即便有交易，多是延续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形式。但各州县统治区内，统一的货币也开始流通。唐代宗大历之前，商品流通除了统一货币外，传统的一般等价物如金、银、珍珠、象牙、丹砂，在交易中依然通用。实施两税法之后，统一货币开始在更大范围适用和通行。但振州比较儋、崖地区更迟滞，振州自身的内陆地区又比沿海迟滞。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兴盛，海南沿海港口时常成为补给站，有时还是交易点。在陵水的海滩，考古发现过不少唐代的瓷碗和陶罐。振州的保平港、大疍港时常成为海上商队补给、交易或者避风之地。振州沿海是东来番舶在发生海上气象灾害时临时停泊之所，一些船舶抵御不住飓风暴雨的袭击，被迫靠岸避险直至居留当地，鉴真一行就是漂泊到振州的。不管是避难者，还是补给者，无疑都促进了振州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
  在宋代崖州（吉阳军），黎汉之间的贸易有固定的地点、日期。交易地点称“墟”或“墟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每遇五、七日，一区黎峒贸易，顷刻即散”。州（军）城也设有黎汉市集。周康知吉阳军时，以寅、酉二日为墟市，黎人“率皆肩担背负，或乘桴而来，与民贸易”。“熟黎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日晚呜角，结队而归。”可见当时吉阳军黎汉之间的商品交易已颇为繁盛。集市贸易促进了黎族社会的经济发展。
  黎族与汉人交易的商品，有沉香、黎锦、黎幕、槟榔等土特产品。当时宫廷、官府、寺院、豪宅焚香木成风，对沉香的需求量激增。自东南亚进口的“香药”成为消费时尚，但是质量低劣，“不及海南中下品”。海南所产的香料中，又以黎区所产质量最好。吉阳军辖区在五指山脉南麓，出产香料甲于天下。北宋天圣年间，丁谓谪居崖州，撰写了《天香传》，被收录于《四库全书》的《陈氏香谱》中，流传至今，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由于香价昂贵，采香业在黎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不少“香户”，即采香专业户。宋朝《太平广记》记载：“南海郡有香户，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汉商多以牛、铁器与黎人易香”，黎人颇受益。
  宋代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的崖州（吉阳），也因此在商贸业上得到很大的促进。
  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最具吸引力的商品仍然是瓷器、陶器和丝绸等手工业品，海南土特产所占比重很少。崖州（吉阳军）所能获利者，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的转口贸易。近年来考古打捞的南海沉船中，发现大量宋元时期的瓷器、陶器，即是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证据。
  除此之外，便是崖州（吉阳军）通过海路与内地的商贸往来。海南与广州、泉州等沿海港口航线的开发，使得吉阳和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成为常态。海南的土特产如槟榔、椰子、苎麻等都是“航货于广”“货及海北”。“从泉福湖广来的船只满载金银匹帛，有时达万余贯。”曾于嘉定十七年（1224）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并于次年兼权泉州市舶长达四年的赵汝适，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泉州和琼州之间的海运往来：“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抢先，则四月至。”当时海南（包括吉阳）输往大陆的土特产品主要有沉香、黎帜、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高良姜、鱼鳔、黄蜡、石蟹等。最大宗的商品要数槟榔和吉贝。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每年输往福建、广东的槟榔不计其数。“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海商贩之，琼管以其征，岁计居十之五。”海南收取过海商人贩运槟榔商税，每年占商税总额的一半，可见槟榔在当时是海南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崖州（吉阳军）也不例外。
  运来海南的商品，北宋时有自泉、福、两浙、湖广来者，载来的是金银、匹帛、药物；自高州、化州载来的，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南宋时，泉州运来海南的商品有酒、米、面粉、绢、纱、漆器、瓷器等。北宋时海南稻米生产不足自给，从内地输入的大宗商品是米粮。
  在元代的商品贸易中，手工业品、土特产品仍然是主要的外销商品。其中吉阳的棉纺织品、藤竹产品及木材产品在大陆极为畅销，获利可观。据记载，当时任海北海南道宣慰使的云从龙，曾要求家人在一月之内“办藤席一万片”、一批竹杖和花梨木托运至广州，可见吉阳的商品在广东销路顺畅。
  海上丝绸之路提升了崖州（吉阳军）在海上交通中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吉阳的商贸业，呈现出迥异于前朝的“海洋经济”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