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第一节 集市贸易的起始
  编者按：藤桥市位于崖陵之交，在藤桥港的西北岸，为崖州（今三亚）的一等市场。崖州东部十二黎峒，陵水西南部英州等地及保亭以内各黎峒之货物，皆就此为集散场所。集市贸易应该早已有之。唐代初年，吉阳建县，治藤桥。县治的所在地应该有集市贸易，这是推测而已，史籍并无记载，到了宋代，集市贸易已十分活跃。因此，可以推断，藤桥的集市贸易，始于唐宋、五代时期。本章以崖州的商贸活动为线索，突出藤桥的商业贸易。
  《海槎余录》
  黎村贸易处，近城则曰市场，在乡曰墟场，又曰集场。每三日，早晚二次会集物货，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男子则不出也。其地殷实之家，畜妾多至四五辈，每日与物本令出门贸易，俟回收息，或五分三分不等。获利多者为好妾，异待之。此黎獠风俗之难变也。
  《通志·黎人考》
  内为生黎，外为熟黎。
  各以所迩分隶儋、琼、万、崖四郡。皆椎髻跣足，弓刀未尝去手。豪富兼并，役属贫弱，时出与郡人互市。
  《琼州志》
  黎人资食于田，求蔬于山，钱钞无所用，惟视牛之多寡为贫富焉。故外贩恒赍绒线、布匹入黎，易其香、藤等物。以所无易所有，所谓相资为用者也。
  《三亚海棠湾乡土人文录》
  三亚海棠湾藤桥镇，自唐贞观年间起至唐末，是吉阳县所在地，至五代十国、宋朝、元朝，吉阳县时建时废。明清以后改称藤桥镇、巡检司、营、永宁乡。一千多年来，随着古代政区的建置沿革，无疑也就促成了藤桥古墟市同大陆和本岛各地进行广泛通商，不断推动了本地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三亚（崖州）古代被称为边陲、“鬼门关”。在陆地交通闭塞的年代，水道交通占了主导地位。藤桥合口港，藤桥东、西两河，与大海相连。一百年前，河流畅通，河道深宽，河床水域面积广，潮汐涨落，平均落差2.5米，水域对岸宽度平均为16米，水深平均为2.5米。港中心区至海长度约为4公里，最深处约16米，宽22米。可泊中小商船60多艘，可避12级以下台风。铁炉港在镇南端，水域面积433万平方米，水深平均4.5米，可避11级以下的台风。该港连接后海湾，可停泊商船60多艘。铁炉港通达江前港。唐时对外贸易发达，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商船每年往来于中国各地港口，海棠湾是必经之道，藤桥合口港、铁炉港、后海湾，自然成为来往商船加料和避风场所。本地又盛产热带山货和土特产，越来越受到外国商贾的青睐。传说海棠湾的椰子是人们与阿拉伯商贾进行货物交换中引种扩种发展下来的。
  据史书记载：唐天宝年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遭台风袭击漂流到海南时，就幸得四个商人引路和帮助，送至振州。鉴真和尚经过万安至崖州的途中，在万安州大首领冯若芳家中居留三天，亲自见到若芳的财富，堆积如山。“每年常劫取波斯船三、二艘，取物为己”（孙殿权《鉴真和尚东渡记》附录）。《琼州府志》也记载：海南村户，在唐时已称极盛。唐时，海棠湾有两个墟市：一是藤桥、二是后海湾，以藤桥墟市为旺。唐初，藤桥墟市设在旧市村至合口港河岸一带，称铺子市。至明朝洪武年间，天下屯田，铺子市被垦为文昌洋。墟市迁移到藤桥镇新街尾，占地约20亩，盖起土木结构，面积约1600平方米的空心室，为中心集贸市场，两旁是多间草室，组成日杂百货摊。至乾隆年间，墟市已形成规模，有正街铺面和墟市摊位形成了大小市之分：逢一、六（星期一、星期六）为大市，逢三、五（星期三、星期五）为小市。
  藤桥的商业港口允许外国船只入港停泊。许多客商通过藤桥港来往于澳门、江门、越南及本岛各口岸，进行异地货物交易。藤桥货物充足，输入的有漆器、铁器、钢锻、银制手工艺品，铁具、盐、面粉、绢、纱、瓷器等。输出的有竹、藤织品和木质制品，有鹿茸、香料、槟榔、椰子、赤白藤、黄蜡、高良姜等等。流通方式：汉族以货币交易，黎族则“以货易货”。宋代以来驰名的黎族纺织品黎锦、黎单、黎幕等，到了清代质量提高了，商人评价这种纺织品为“机杼精工，百卉升华”。黎族妇女择取吴越绫锦的色丝，间以鹅毛之锦，组成了有人物、花鸟、文字的各种手工艺品，奇瑰绚丽。汉族各类工匠的制作在巧手之下，出现了采矿业，铁、银、铜、皮等生产用品和海棠油、酱油、水酒、蔗糖、食盐等生活食品。藤桥薏米酒驰名遐迩，成为海南岛的特产之一。大陆中原和本岛汉族地区的客商云集到藤桥墟市上，把抢购黎贝和珍珠、玳瑁及热带香料、草药等视为珍品。为了尽早得到更多的商机，许多商贾还深入村峒采购。有的通过后海湾入铁炉港、江前港收购土特产品，同时贩卖铁器、丝绸等。明代以前墟市是朝集午散，到了清代出现了全日不散的墟市。既有外国商船往来，又有内地和本岛客商云集，也有本地保亭新政、加达、三道地区和陵水英州一带村民及本境八行（林旺）群众赶集，出售农副产品。黎族群众集队而来，吹牛角为号，结队而归。
  商品的频繁流通，带来了海棠湾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此时，藤桥镇正街店铺多了起来，有福昌商行、公昌商行、叶成丰商行、福利隆、三合记及看病买药的药店。外采客商有些人落户藤桥。广州商人在藤桥陆续兴建了“六行会馆”、“广行会馆”。客商们都说：“有钱去南洋，没钱来藤桥。”由于藤桥墟市的繁华，就有了“小南洋”之称。
  第二节 唐宋元时期
  《三亚史》
  唐代的振州虽物产丰富，已经有了各种手工业，但经济落后，贸易并不发达，更多是自足自给，或者只是为了完成贡赋，很难说得上是产业，因而也就少有商业意义上的交换流通。即便有交易，多是延续原始的物物交换的形式。但各州县统治区内，统一的货币也开始流通。唐代宗大历之前，商品流通除了统一货币外，传统的一般等价物如金、银、珍珠、象牙、丹砂，在交易中依然通用。实施两税法之后，统一货币开始在更大范围适用和通行。但振州比较儋、崖地区更迟滞，振州自身的内陆地区又比沿海迟滞。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日益兴盛，海南沿海港口时常成为补给站，有时还是交易点。在陵水的海滩，考古发现过不少唐代的瓷碗和陶罐。振州的保平港、大疍港时常成为海上商队补给、交易或者避风之地。振州沿海是东来番舶在发生海上气象灾害时临时停泊之所，一些船舶抵御不住飓风暴雨的袭击，被迫靠岸避险直至居留当地，鉴真一行就是漂泊到振州的。不管是避难者，还是补给者，无疑都促进了振州的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
  在宋代崖州（吉阳军），黎汉之间的贸易有固定的地点、日期。交易地点称“墟”或“墟市”，一般设在交通要道。“每遇五、七日，一区黎峒贸易，顷刻即散”。州（军）城也设有黎汉市集。周康知吉阳军时，以寅、酉二日为墟市，黎人“率皆肩担背负，或乘桴而来，与民贸易”。“熟黎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日晚呜角，结队而归。”可见当时吉阳军黎汉之间的商品交易已颇为繁盛。集市贸易促进了黎族社会的经济发展。
  黎族与汉人交易的商品，有沉香、黎锦、黎幕、槟榔等土特产品。当时宫廷、官府、寺院、豪宅焚香木成风，对沉香的需求量激增。自东南亚进口的“香药”成为消费时尚，但是质量低劣，“不及海南中下品”。海南所产的香料中，又以黎区所产质量最好。吉阳军辖区在五指山脉南麓，出产香料甲于天下。北宋天圣年间，丁谓谪居崖州，撰写了《天香传》，被收录于《四库全书》的《陈氏香谱》中，流传至今，具有相当的文献价值。由于香价昂贵，采香业在黎人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出现不少“香户”，即采香专业户。宋朝《太平广记》记载：“南海郡有香户，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汉商多以牛、铁器与黎人易香”，黎人颇受益。
  宋代时期是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阶段，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中转站的崖州（吉阳），也因此在商贸业上得到很大的促进。
  在宋代的海外贸易中，最具吸引力的商品仍然是瓷器、陶器和丝绸等手工业品，海南土特产所占比重很少。崖州（吉阳军）所能获利者，主要是中国大陆与南海诸国的转口贸易。近年来考古打捞的南海沉船中，发现大量宋元时期的瓷器、陶器，即是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重要证据。
  除此之外，便是崖州（吉阳军）通过海路与内地的商贸往来。海南与广州、泉州等沿海港口航线的开发，使得吉阳和内地之间的贸易往来成为常态。海南的土特产如槟榔、椰子、苎麻等都是“航货于广”“货及海北”。“从泉福湖广来的船只满载金银匹帛，有时达万余贯。”曾于嘉定十七年（1224）任福建路市舶提举并于次年兼权泉州市舶长达四年的赵汝适，以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泉州和琼州之间的海运往来：“泉舶以酒、米、面粉、纱绢、漆器、瓷器等为货，岁杪或正月发舟，五六月间回舶。若载鲜槟榔抢先，则四月至。”当时海南（包括吉阳）输往大陆的土特产品主要有沉香、黎帜、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高良姜、鱼鳔、黄蜡、石蟹等。最大宗的商品要数槟榔和吉贝。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每年输往福建、广东的槟榔不计其数。“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海商贩之，琼管以其征，岁计居十之五。”海南收取过海商人贩运槟榔商税，每年占商税总额的一半，可见槟榔在当时是海南的重要经济作物之一，崖州（吉阳军）也不例外。
  运来海南的商品，北宋时有自泉、福、两浙、湖广来者，载来的是金银、匹帛、药物；自高州、化州载来的，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南宋时，泉州运来海南的商品有酒、米、面粉、绢、纱、漆器、瓷器等。北宋时海南稻米生产不足自给，从内地输入的大宗商品是米粮。
  在元代的商品贸易中，手工业品、土特产品仍然是主要的外销商品。其中吉阳的棉纺织品、藤竹产品及木材产品在大陆极为畅销，获利可观。据记载，当时任海北海南道宣慰使的云从龙，曾要求家人在一月之内“办藤席一万片”、一批竹杖和花梨木托运至广州，可见吉阳的商品在广东销路顺畅。
  海上丝绸之路提升了崖州（吉阳军）在海上交通中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吉阳的商贸业，呈现出迥异于前朝的“海洋经济”的萌芽。
  第三节 明代
  《三亚史》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物产越来越丰富，以驿道邮路为主干的交通开辟，又使山货海产得以流通交换，境内的商贸活动空前活跃起来；崖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也促进了与境外的贸易往来。
  崖州境内的商贸活动，主要表现在墟市交易的活跃上。“近城则曰市场，在乡曰墟场，又曰集场”，墟市是明代崖州民间贸易的主要载体。有些是民间自发形成，有些则是州县倡导开设。明代崖州的墟市，据正德《琼台志》记载，较大的有城中市、和集市和大疍店。城中市在州城内，是一处晨市，应是供应城内及附近军民日常生活所需的集市。和集市原称懋迁集，在州城东二里的三叉河边，是一处“官设”的大集市，自景泰以后官方不断资助建设店舍门厅，栽竹挂匾，用以“集黎人交易”，“城市黎峒交易称便”。大疍店在宁远河入海口处东岸的大疍港，主要从事“滨渡舟集货卖”，显然是为了贩买疍家渔获，销售疍船生产生活之所需，有穿行水上的船店，可以想象其时大疍港的繁盛。到了万历晚期，府志记载崖州城内有西门市（在四牌楼）、东门市，表明州城内外人口聚集有较大的增加。
  原在城东的和集市则已消失，可能与明代中后期“黎乱”加剧有一定关联。代之而起的是州城近郊、宁远河南岸的水南市，显然是此处人口更为密集的缘故。乡村墟市东有三亚市、藤桥市，西有九所市、黄流市，都是较大的都里所在地，而且靠近驿铺，如藤桥市坐落在藤桥村太平驿之右，三亚市则位于怀义乡（在今吉阳镇境内）都许驿之前。驿铺所在是人气聚集的地方，容易形成市集；驿铺设有弓兵，也便于维持治安。这种墟市布局的背后，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繁荣。以交换生活必需品为主要内容，兼及部分手工业产品、土特产品交易的崖州商业网络已初步形成。
  境内商贸的活跃和墟市的布局，有利于黎汉互市，对促进黎汉交往、民族融合，加速黎峒的封建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意义。明代黎族聚居地区与外界的交通往来已更为方便，海瑞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所上《平黎疏》中即指出，黎峒与其外之州县编户百姓“鸡犬相闻，鱼盐米货相通。其间虽多峻岭丛林，彼之出入往来自有坦夷道路”。官府对于汉黎互市，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许多“治黎”议论，都主张在黎区设立墟集。崖州在明朝前期于州城东侧开辟的和集市，一直受到官府的重视，原因就在于方便汉黎互市。其后新设的墟市，尤其是州东的三亚市、藤桥市，都靠近黎区。明人罗曰褧著《咸宾录》载：“熟黎能汉语，变服入州县墟市，日晚鸣角结队以归。”顾岕《海槎余录》更记载，每逢墟日，黎族妇女“担负接踵于路”上市贸易。崖州滨海平原狭窄，山海相依，山区黎人通过墟市获得沿海鱼盐和铁器农具，沿海汉回民众获得山区土特产品，都很方便。
  官府重视墟市建设，倡导黎汉互市，本为“通贸易”，但也是为了征税。万历二十八年（1600）征讨定安黎马矢之乱，为筹集军饷，各地通过墟市征收牛税（牛只交易税），后遂援为例；“间无牛处，收米谷猪鸡等杂货充之”，显然又不利于繁荣集市贸易。
  明代崖州对州境以外的商业活动，主要是通过海运“岁货诸广（两广）”以至福建、浙江沿海一带。光绪《崖州志》记载，琼花宫有明成化十七年（1481）所铸古钟，落款“浙江绍兴府客人杭喜舍洪钟一口，入于琼州府崖州南门五显庙案前永远供奉”。此绍兴府“客人”，可能就是长年来往或常住崖州的客商。在外运闽广等地的海南“琼货”中，槟榔、椰子均非崖州主产，崖州主产者有大宗棉花（贝棉），有崖州名产木材如乌木、花梨木、鸡翅木、乌蛇木（虎斑木）等，有海上渔获的玳瑁、砗磲，有本地特产引针石（磁石）、红花、青螺、铁制刀具，有出自黎山的黄蜡、麖皮、沉香、蚺蛇皮、蚺蛇胆等物产。
  《正德琼台志》
  货之属
  槟榔 出文、万、琼、会、崖、乐六处。树如椰而小，含胎吐花，香远而清。夏结青子，次春红熟，状如柿子。取其实，合浮留叶及灰食之，辟腥、消食、除瘴。俗重此物，凡交接以为先容，婚姻以为定礼。其苔售诸京为香料，价劣于交趾。苏东坡食槟榔诗：日照无枝林，夜栋立万础。眇眇云间扇，荫此九月暑。上有垂房子，下绕绛刺御。风披紫凤卵，雨暗苍龙乳。裂包一堕地，还以皮自煮。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吸津得微甘，着齿随亦苦。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诛彭勋可策，推毂勇宜贾。瘴风作坚顽，导利时有补。药储固可尔，果录讵用许？先生失膏梁，便腹委败鼓。日啖过一粒，肠胃为所侮。蛰雷殷脐肾，藜藿腐亭午。书灯看膏尽，钲漏历历数。老眼怕少睡，竞使赤眦弩。渴思梅林咽，饥念黄独举。奈何《农经》中，收此困羁旅。牛舌不饷人，一斛肯多与。乃知见本偏，但可酬恶语。朱熹：忆昔南游日，初尝面发红。药囊知有用，茗碗讵能同？捐疾收殊效，修真录异功。三彭如不避，糜烂七非中［注云：“七非”禅语］。《外纪·诗》五首：九夏霜花自作春，三秋青子渐宜人。云笼瑞凤巢中卵，雨洗骊龙颔下珍。仙圃蟠桃看去好，楚骚圆橘摘来新。庄翁待价闲开圃，海贾寻村远问津。玉质已登天北极，高情惟恋海南滨。若于赤县评佳果，合与青皇作外臣。四海分身皆有泽，九州开眼更无邻。借看椰子为尊属，浪怀扶留结至亲。绿玉嚼香风味别，红潮登颊日华匀。心含湛露滋寒齿，色转丹脂已上唇。晚许神农供佐使，更资周礼相婚姻。济人不限南而比，为礼能谐晋与秦。交际举先宾敬主，仪文从次主酬宾。唐虞揖逊遗风在，滕薛争先往迹湮。陆羽敛经椎首出，杜康倒海逐芳尘。岂惟软饱能为醉，莫道常饥不润身。晚景刘郎当自富，内家兄弟莫嫌贫。又：海国居奇货，何当最上珍。丘园逃禄爵，商贾忽金银。白泽通寰宇，红潮到八闽。岐黄宠臣使，别命管交亲。桃李虽不言，下自成径蹊。所珍桃李如，市里争奔驰。茫茫烟岛深，漠漠千园林。云溶羽扇乱，日高华盖森。就之千万株，青翠悦人心。繁霜开夏花，清香飘水沉。湛露满秋实，溅齿寒淋淋。昨看嫩秀茎，青子何离离。风霜频变易，红紫离披垂。年年炎洲叟，独擅居货奇。小贩纳岁月，巨商守藩篱。主翁但坐笑，索价高层梯。风味向所嘉，非蜜非饧饴。冲淡紫烟外，世人那得知！入体散无声，满面春熙熙。点唇脂失色，登颊酒无姿。风味寻常事，酿华世俗肌。所嘉花草部，尤足重伦彝。婚姻重然诺，河山誓不移。宾客交堂阶，鞭霆来恐迟。三千周曲礼，孰敢争先施。消息忙归女，风情属赘儿。银刀开宝匣，金蒂趁花枝。交际尤珍重，蓬山路不迷。故人京洛缶，游女汉皋缡。俗尚恒为命，人情固自怡。木奴轻楚帛，树本越神赀。二广同风俗，八闽均礼仪。车航隐囊橐，山海平路岐。怪落金盘里，能光刘穆之。《食槟榔白》诗并序：未结实时则食其嫩白花茎。首夏一夜雨，霜花千胞开。不嫌茅舍贫，清香日日来。徐步探小园，嫩白纷蕤绥。膟苜出肠胃，琼瑶有根荄。一味紫烟外，百和惟取裁。呼童南园隈，薄采新年栽。灵芽呈雀舌，枸酱剸龙胎。何当赍灵符，浩劫昆明灰。和香一入口，春风行百骸。肺腑蓄瘴腥，固结难推排。顷刻发轻汗，清飚扫云霾。豁开胸中天，寸境何恢恢。云汉转无声，星斗皆昭回。天机动一闼，天籁鸣九垓。开襟当凉风，洒洒何快哉！《和李本德槟榔叹》：居货无如此货奇，十州俗尚总相宜。定交受姓轻盟血，坐易千金似折枝。繁实独超南国产，孤根不受北方泥。琼农本有天然利，飓母秋风自适时。椰子文昌多，每岁白露后落子，即航货于广，不堪贮。宋赵升之诗，见果属。
  苏木州县艺植者，十年后始得伐。黎山野生者，年深特大。
  乌木产万、崖、昌。《格古要论》：出海南，性坚，老者纯黑色。今伪者多是椠木染成。作箸。今广州箸及诸器多用番舶茶乌。产琼者多角乌，脆折，少用。
  鸡翅木出崖、昌、陵。白质黑章，纹如鸡翅，用为杯、盏、盘、匣诸器。
  虎斑木即乌蛇，产昌、崖。《格古要论》：出海南，其纹理似虎斑。
  花黎木产崖、昌、陵。《格古要论》：出海南，紫红色，与降真香相似，亦有微香。其花有鬼面者可爱，广人多以为茶、酒盏，床料。
  黄杨货于广，品劣广西。
  香，生黎山者品有四：曰沉香，曰蓬莱，曰脱落，曰黄熟。《类证本草》：生沉香、蓬莱香出海南山西。其初连木，状如栗棘房，土人谓之刺香。刀刳木而出其香，坚致而光泽，士大夫谓之蓬莱香。《桂海虞衡志》：土产沉水、蓬莱诸香。又《倦游录》：香有三等，曰沉、曰笺、曰黄熟。沉、笺有二品，曰熟结，曰生结。熟结，树自烂而得；生结者，伐仆得之。又久烂，脱而剔取之。黄熟有三品：曰夹笺，其破者为散，沉香之良者也；琼、崖生取者为角沉，宜熏衣；木枯朽乃得者为黄沉，宜入药。东坡云：海南多荒田，俗以贸香为业，和《劝农》诗以警之，有曰“民无用物，怪珍是殖。播厥熏木，腐余是穑”。又《书柳子厚牛赋后》：地产沉香，香必以牛易之。黎人得牛，皆以祭鬼，无脱者。中国人以沉水香供佛，燎帝取福，皆烧牛肉也，何福之能得？产州县者品有七：曰白木香，砍伤其树则结，否，虽年久亦为白木曰土檀香，土檀木老结者曰龙骨香，树丛生，有刺，汁毒。土人植为封界。老而根结者香美，鲜得之曰土降真香，曰鸡虱香，曰鸡骨香，藤蔓生，一名藤香曰海漆香。产文昌海港，黑色。焚之，油出如漆。
  红豆《外纪》：一名相思子，藤生。售诸京，钿首饰。唐王维诗“红豆生南国，秋来发几枝。赠君多采择，此物最相思”，即此。
  磋叶俗名狗舌。镟匠、漆匠用磋诸器。
  红花俗名花子，《本草》名红蓝。出南山、崖州者佳。
  棉花俗呼贝花。《版册》：儋有贝园。
  吉贝一名攀枝，西路多，岁货诸广。土人用杂棉织布及被帨。《辍耕录》：闽广多种木棉，纺绩为布，名曰吉贝。
  高良姜见药属。 通草见草属。
  麻货及海北。 藤详竹属。出西路，白圆者贡。
  琼芝菜一名石花，文昌多。京苏机房皆用之，岁利亚于槟榔。
  水牛会、乐、万及黎村多。肇庆新兴货客岁至，则银价廉落。
  麖皮小为麂皮，西路多。贡。 山马皮 鹿皮
  沙水牛皮贡。 冉蛇皮 獭皮 檀蛇皮
  沙鱼皮 蜂蜜 鱼膘贡。 翠毛贡。
  黄蜡贡。《桂海虞衡志》：地产小马、翠羽、黄蜡之属。
  浮石见石属。 车磲形如蚌蛤而厚大，色白，出崖州。
  青螺崖州多。 盐皆泽盐煮卤成者。
  棕帽与藤帽俱琼山苻离多。缠棕及黑草者出大城。皆货及广，惟葵蓑售诸海北。
  珠《汉书》应劭注：郡在大海中，崖岸边生珠，故曰珠崖。《隋书》：崖州贡径寸大珠。《旧志》：元至顺壬申，潭村汉珠崖郡旧址崖岸下有石穴至深，能水者沉入采蚌得珠。后洪水崖陷，不复有。据此，则郡曩或有之。今皆出于廉，琼则绝无。
  《三亚史》
  崖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与海外东南亚国家也有贸易往来。明代府志记载，外国海船停泊崖州，主要在三处港口，一是大疍港及相近的新地港；一是望楼港，“番国贡船泊此”；一是毕潭港（即今三亚港），“占城贡船泊此”。这些“贡船”实际上也允许从事海上贸易。其时官方管理海上贸易的市舶司远在广州府，海上走私贸易常在海南港口出货。至于海盗贸易、遇险停泊贸易，崖州也都可能存在。
  第四节 晚清时期
  《三亚史》
  清朝政府开放海禁后，崖州的商业贸易也兴旺起来。汉族地区至乾隆年间墟市有8个，即东门市、西门市、水南市、三亚市、藤桥市、九所市、黄流市、临高市等；降至道光年间，增加了2个，即抱旺市、佛罗市。此外，一些新的墟市出现在黎族聚居区和汉黎杂居区，如乐安城，“城内民黎错处，互相贸易”。东界的藤桥市，北路的千家，都是汉黎民众物资交换和商业活动兴旺的重要集市。在墟市上交流的物产，除了米、谷、油、糖、酒、瓜果类、豆类、蔬菜类、肉类等农副产品和海产品外，还有沉香、木材、布匹、藤器、竹木器等土特产品和山货。黎族地区的商业贸易，除了汉族商人转运黎地奇缺的盐、铁器、丝线以及海产品深入黎区交换黎区特产之外，许多与州城或汉地墟市相近的黎族民众，也常常肩挑背负或牛车运载，把山区特产送到墟市上来交换所需物品。道光《琼州府志》记道：黎人“日往来城市中，有无相易”。
  随着海禁的开放，闽、广、潮的商船商贾常常到达崖州来进行贸易，带来这些地区的丝绸和杂货；也有的来往于东南亚，从事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也在崖州港口停靠。有些商人长期专做海南的槟榔、椰子、糖、油生意，从海南低价买入，高价转销于“两粤”内地。
  那时崖州的货物除了被本地商人陆续运往海口外，又有广东南海、东莞、新会、开平、台山、恩平、鹤山商人专门经营崖、广之间或崖州与大陆其他地方间的贸易。广东商人曾在崖州城东关外旧学宫租房设立会馆，名称有南海会馆、东莞会馆、四邑（新会、开平、新宁、恩平）会馆和五邑（新会、开平、新宁、恩平、鹤山）会馆等。
  《崖州直隶州乡土志》
  白糖，每年销行本境五百石，销行江门埠万余石。州属出口货物皆从海运。
  黄糖，每年销行本境二百余石，销行江门埠三百余石
  糖水，每年销行本境五百余石，销行江门、澳门四千余石。
  柴料，每龟手销行本境二千余枝，销行江门埠千余枝。
  咸鱼，每年销行本境百余石，销行琼郡各州县六百石。高、琼二郡来捕，十居其八。
  槟榔，每年销行本境千余石，销行江门三千余石。
  椰子，每年销行本境三万余枚，销行江门五六十万枚。
  鸭蛋，每年销行本境万余枚，销行新加坡五六十万枚。
  藤，每年销行本境百余石，销行江门六百余石。
  虾米，每年销行本境一十石，销行海口、江门六百石。
  木耳，每年销行本境二百余斤。
  甘蔗节，每年销行本境万余车。
  蒌，每年销行本境三万余把。
  铲香，每年销行江门五百余石。
  大布花布，每年销行本境万余匹。
  手巾，每年销行本境二百余匹。
  熟烟，每年销行本境万余石。
  花生油，每年销行本境五百余石。
  海棠油，每年销行本境、感恩三百余石。
  芝麻油，每年销行本境一万余石。
  藤器黎人所造，每年销行本境一百余件。
  竹器，每年销行本境五千余件。
  铁器，每年销行本境一万余件。
  笠，每年销行本境万余顶。
  梳朴，每年销行江门二百余石。
  花生脯，每年销行江门六百余石。
  艾粉，每年销行江门一十石。
  以上州属所制之物。
  绸布，每年入口万余匹。
  鞋袜，每年入口万余双。
  洋纱，每年入口二百余石。
  扇，每年入口六千余把。
  伞，每年入口千余把。
  草帽，每年入口千余顶。
  广笠，每年入口千余顶。
  洋巾，每年入口百余石。
  故衣，每年入口二千余套。
  生熟烟，每年入口千五六箱。
  瓜子，每年销行江门千余石。
  谷米，每年销行琼郡各县六千余石。
  牛皮兽皮，每年销行海口、江门四千张。
  黄豆黑豆，每年销行海口、江门千余石。
  益智子，每年销行江门百余石。
  马料豆，每年销行江门十余石。
  箇杩麻，每年销行乐会、儋州百余石。
  虾壳，每年销行海口、新加坡三百石。
  螺壳，每年销行江门千余石。
  生猪，每年销行新加坡千余头。
  香皮，每年销行江门二百余石。
  乌木子，每年销行儋州二十余石。
  酸梅豆，每年销行澳门千余石。
  薏苡仁，每年销行江门三十余石。
  檬果干，每年销行江门千余石。
  海菜，每年销行江门一千余石。
  鹿筋，每年销行海口、江门百余副。
  鹿茸，每年销行琼郡数十副。
  鱼翅，每年销行江门三十石。
  生盐，每年销行三亚港五万余石。
  熟盐，每年销行本境万余石。
  以上州属所产之物。
  砖瓦，每年销行本境五百万方。
  陶器，每年销行本境六千余枚。
  粉丝、金针、腐竹、豆酱，每年入口万余石。
  海参、鲍鱼、鱼翅、鱼肚、蚝鼓、带子、火腿，每年入口三百余斤。
  面粉、线面，每年入口二千余石。
  药材，每年入口二千余石。
  烟土，每年入口五百余石。
  纸料，每年入口二万余石。
  线香、炮子、大炮、竹炮、罡宝、金银纸，每年入口二十万石。
  钉、锁、镜、刀各杂物，每年入口三百余石。
  水油，每年入口五千余箱。
  火柴，每年入口五千余箱。
  笔墨，每年入口五千余枝。
  水桶面桶，每年入口千余枚。
  茶叶，每年入口百余石。
  线绒丝带，每年入口三百余斤。
  釜碗盘碟匙并瓷器，每年入口十余万枚。
  铁，每年入口千余石。
  以上入口货皆从江门运来，间亦有海口或澳门来者。
  《三亚史》
  晚清时期，崖州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化。
  鸦片战争前，崖州的经济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农业以生产粮食为主，主要种植水稻，高旱区则多种植番薯、玉米、山禾。经济作物除了各种瓜菜外，还有棉花、甘蔗、槟榔、椰子、花生、烟草、蓝靛、桑、麻、竹子等。其中棉花、甘蔗、花生、桑、麻、烟草、竹子，是崖州地区纺织业、制糖业、榨油业、烟草业等小手工业的重要原料。手工业除了市镇上的各种个体手工制作之外，还有广大农村的家庭副业——棉纺业。各市镇与内地交通要道出现不少墟市，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崖州地区输出的仍然以土特产品为主。与大陆的贸易大部分由广东南海、东莞、“四邑”“五邑”（新会县、新宁县、开平县、恩平县、鹤山县）的商人所垄断。
  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掠夺的加剧，直接影响着崖州传统经济格局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土地的利用和作物的分布上。崖州地区作物的种植，已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外部市场的需求关系联系在一起，农业中出现商品化生产。如至清朝末年，感恩、昌化县和原崖州西界成为主要出产瓜子的区域，崖州东部和陵水县则成为蔗糖的主要产区。由于平原狭小，加上旱灾、风暴、蝗灾经常发生，粮食生产每况愈下，唯有内地黎族地区稍好一些，汉族地区严重缺粮。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崖州大旱，民田失收，次年“升米百钱，民间艰食”。为了救济灾民，从南洋转运和陵水商船转运一批谷米、番薯干送到崖州，饥民才得以接济。此后，城镇食粮逐渐依赖于洋米，陷入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中。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崖州的兴起
  鸦片战争前，广东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地区之一。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在广东先进地区的影响下，华侨和部分内地商人，把目光投向资源丰富而独特的海南，或投资热带农业，或投资资源加工业，民族资本主义生产在海南这片热土上肇端了。崖州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也成为海南华侨和大陆侨商投资办企业的落脚地之一。
  在崖州直隶州境内，华侨投资的资本主义企业主要有盐业、芒果种植业和矿业等。
  胡子春创办的三亚盐业，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在崖州的开端。“自是继起者多，盐业遂日形进步。”至中华民国时期，海南生盐营业即以三亚港为最盛。
  此外，在外地华侨开办大规模晒盐业的刺激下，崖州球尾灶村人、月川初级小学校长林瑞川，于宣统元年（1909）创办“瑞和东厂”和“瑞和西厂”，在榆亚开办盐田。经过几个春秋的努力，盐田发展到15处，共300多亩。
  在华侨投资海南近代农业的热潮中，商人陈赵隆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藤桥投资芒果种植业，种植地点在崖州海艮村，投资金额1000万元，种植面积1000亩，种植芒果5000株。
  《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
  五日，东北行，二十里曰永宁铺。沙坡一片，甚宽而平，遍生浅草，稀有树木，无开垦者。问之土人，云，“土多沙，瘠甚，不能艺五禾也”。又十里，至藤桥镇。有海港，而大船不能入。市铺约七十余家，土人约二百余家。
  第五节 民国初期
  《海南岛志》
  藤桥港藤桥港在崖县最东，与陵水交界。港口广大，港内窄小，宽约数十丈。潮落时巨船不能进口。有牛琪洲岛峙立港口。港西山脉折向南方。如由西边海岸筑一长堤与岛接连，则堤岛与港口之间成一良好外港，数千吨之轮船不难安全停泊。本港附近多属物产繁富地区，前有铁炉港，后有崖属十二村，左接陵水，右近三亚。即现在之藤桥市，已为崖属最大市场。如能筑港改良，前途殊有希望。
  《三亚史》
  11月30日凌晨，在李茂文、张良栋、张开泰、陈保甲等人的带领下，200多名农军在军田村祖庙广场庄严誓师，兵分两路开赴椰子园和龙家坡村，围攻土豪恶霸、反动民团团长龙鸿标和朱仕拔。12月1日，队伍向藤桥进发，包围崖三区国民党警察署。警察署署长趁乱逃跑，商团团长也逃之夭夭。商团武装队队长张昌浩事前日已为中共崖三区委所争取，按兵不动。警察署兵30多人全部被农军俘虏缴械。12月2日，中共崖三区委发动维持公正会会员农军500多人，扛着武器集结到藤桥墟游行示威，借此防止商团作乱。与此同时，派员到陵水新村港向东路琼崖工农革命军指挥部报告情况，请求派部队援助围攻藤桥墟商团。12月6日，在琼崖工农革命军东路军的配合下，农军团团參住商团，商团武装队队长张昌浩向农军交出50多支步枪和一批弹药。藤桥武装暴动取得预期胜利。
  说明：这则史料充分说明当年藤桥商业的繁荣。因为当年藤桥不但有商会，而且有保护商业活动的武装商团，商团有枪50多支。商业不如藤桥的三亚、崖城，仅有商会，而没有武装商团。藤桥商业发达的程度可想而知。
  《三亚史》
  但是同一资料在介绍“本岛十大市镇概况”时，列出了“海口、嘉积、便民、那大、藤桥”的名字，三亚市却名落其后。这种反差至少表明，三亚市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虽然在港口吞吐量、贸易数额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在岛内的都市中还不占优势，甚至还比不上本境内的藤桥市。《海南岛志》中也说，三亚市“位三亚港北岸，为崖县重要市场之一，稍让于藤桥”。其可能的原因是，三亚市的营业状况以盐、鱼为最盛，“此二者均有一定之期，过时则甚形冷淡”。而藤桥市“在崖、陵之交，位于藤桥港之西北岸，为崖县一等市场。崖属东部十二村黎峒，陵水西南部，及保平以内各黎峒中货物，皆就此为集散场所。江门、澳门、安铺及本岛各港一二千担之帆船亦时来集此，春夏之间渔业旺盛”。《海南岛志》中还说：三亚市“往昔商业在三亚街，距本市十余里，今则渐移于本市。市内铺户共四百余间，附近盐场七十所，贩运盐庄十三家”。《海南岛渔盐调查报告书》中说：“（三亚港）居民五百余户，人口二千余人。经商者多来自各地，而本地人则作苦力为多，平均每月可得工金十六千文。”1935年，三亚商会成立，但只有会员20人，入会商店51家。由此可见，当时三亚商业还处于不甚发达的状态。
  藤桥是海南南部的重要都市，因其与外界交流便利，清末民初，其地位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崖县县城甚至三亚。据《海南岛志》载，藤桥市为崖县最大的市镇，住民共300余家。所有崖县东部、陵水西部及保亭营一带黎峒的出入口货物，均集散于此。出口货物以木料、椰子、谷米、鱼类、牛皮、木耳等为大宗。直至20世纪30年代，藤桥作为琼南商业中心仍然有着突出的地位。
  1933年的《琼崖实业调查团工商调查报告书》中列举了海南的五大市镇，藤桥即在其中。这五大市镇是：琼山县的海口，琼东县的嘉积，文昌县的便民，儋县的那大，以及崖县的藤桥。
  1933年的《视察琼崖报告书》也说：“藤桥市在崖陵之交，为崖县一等市场，所有陵水西南部及保停（亭）营以内各黎峒，崖属东部十二村黎峒之货物，皆以此为集散场所，江门、澳门、安铺及本岛各港一二千担之帆船不时来集此。春秋两季渔业旺盛，渔船广集，居琼岛渔业主要出产区之一。输出品以木材、藤札、柳子、薏米、木耳、牛皮、米谷、咸鱼为大宗，赤糖、麖皮、山甲、牛猪、榔玉、沉香等次之。
  上述所列举的琼崖五大市镇，固然有兼顾全岛东西南北各有所举之意，但其中并无三亚，可见三亚在当时的地位尚不如藤桥。三亚虽有渔盐之利，然而渔盐的生产都是有季节性的，其贸易必然时聚时散。藤桥的商业在渔盐之外，主要是依靠其接近黎族地区，是黎、汉进行商品交换的市场，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除盐场经营商业外，三亚商铺尚少，规模也都不大。从行业来看，渔业、盐业、山货店占大部分，杂货店并不多，可能还是由于藤桥市的牵制，外来杂货可以在藤桥就近销售。同时，没有出现旅店业，表明流动人口过少、消费能力过低，也反映了城市的发展水平不高。
  《琼游笔记》
  旋，税关委员魏湘琴（堃，福建人）来访，言此间（藤桥）出口大宗木板、黄藤、白藤，大约进出口税共五千余元之谱。庞揖五以五指山茶心二包、薏苡一包赠余，以土产不便，辞也。晚，复备盛膳相款。
  《海南岛旅行记》
  抵区公所，由该所常务委员李懋辉、蒙国梁二君出而接待。稍憩，承二君导游全市。市为崖县最大之市镇（藤桥），住民共约三百余家。所有崖县东部、陵水西部及保停营一带黎峒之出、入口货物，均集散于此。出口货以木料、椰子、谷米、鱼类、牛皮、木耳等为大宗；赤糖，薏苡（俗名玉米，以之熬酒，则称为玉米酒）、黄藤、白藤、山甲、猪、牛、槟榔、木棉等次之。特产除玉米酒外，有琼南香、水满茶（出自五指山水满峒）、鹿茸（供男人用，每只值银百余元）、鹿胎（供妇女用，每只值银数十元）及海棠鱿鱼（出白海棠头港，香味胜于他处，颇著名）等。
  《琼崖志略》
  藤条：系琼崖之特产，过去每年之出口极大。琼东、乐会、陵水、崖县均系产藤名地，尤以崖县为最。
  第六节 日本侵略时期
  《三亚史》
  1939年4月，日军侵占海南岛仅两个月，早就觊觎海南岛资源的日本企业纷纷跟随进驻，在日本军方的指导下组成海南岛农林委员会。根据日本大藏省管理局《关于日本人在海外活动的历史调查——海南岛篇》所载，情况如下表：
  上述企业中，在崖县的有6家，共设立14个农场，居海南全岛之冠。此外，为了全面掠夺崖县的资源，日本侵略者还先后在崖县设立名目繁多的各类公司。有在藤桥设立的日东公司（种蔗制糖），有在羊栏、荔枝沟设立的台拓公司（种水稻）。
  首先，为支持日本人在三亚附近的所谓“开发事业”，必须提供电力。日本人的构想是，作为应急的措施，采用重油发电机发电；作为长期的对策，则寄希望于海南岛的水力发电，因此规划了对水力发电事业的调查。
  第七节 抗战胜利后
  一、藤桥商贸经济的全面衰落
  《三亚史》
  日本侵占时期，在三亚地区兴建了一系列设施，兴办了一些产业。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官员及军队抢劫式无序“接收”，相当多的设施或被拆走，或被废弃，但还是部分地保留下来。三亚的城市面貌呈现一定的变化。
  首先，三亚地区的都市布局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有的“三港一市”转变为二市，即三亚港和三亚市合而为一，榆林港转化为一个地方都市；而藤桥在此时期已经全面衰落，退出了区域都市的竞争行列。战后的资料就指出：
  藤桥在县治东南隅，本岛南部海岸，人口虽少，为黎族区域之物资集散地，环岛公路由此通过。
  二、崖县商贸经济的衰退
  《三亚史》
  战后研究者在追记这段历史时曾经记载：“日本经营的机械器具工业，如汽车等修理工厂，颇为完备，实为工业建设的发端，此外尚有其他各种轻工业，如化学、纤维、制材、造船业、食品加工、印刷、皮革等工厂，共计约97处。”其中，设在崖县境内的共有20处：
  抗战胜利后，海南岛的商业整体上与战前比较也呈现倒退的局面，主要是日本侵占所造成。然而，战后榆亚地区的商业曾一度较战前有所进步，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接管之后，有更多的人口涌入，产生了与战前不同的商业需求。但这只是短暂现象，总体上说还是呈现萎缩状态，原因之一是日本人占领时期所建立的工业设施几乎都被拆毁或废弃，大量的工人也就随之失业而离开，导致人口减少。到1949年，时人有这样的记载：“在全盛时代，榆林区内各地之商业颇形蓬勃，即日人投降后，亦曾回光返照。各地招来之我国工人等分批遣送回去后，现在所余的，只见少数来岛之工作人员和防军，所以商业一落千丈。如今除红沙、榆林市稍有些微生意外，其他如田独、红土坎、安游，均已无市可言，无生意可做，白石更复原为平地，三亚港门村亦仅有少数瓜菜贩卖而已，其凋零状况至为可悲。”
  三、国民党的商贸经济在崖县的终结
  《三亚史》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海南的接收过程极为混乱，官吏贪污腐败，物价飞涨，民生更加困苦，造成海南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大不信任，政治形势也就更加趋于动荡。
  战后，各地极为破败，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更令人民的生活痛苦不堪。
  当时的崖县官方也承认，崖县经济非常困难：“本县全属农业社会，经济之枯荣全系于农业经济之盛衰。县境沦陷数载，农村经济破甚大，光复至今虽已年余，惟以元气未复，经济情形仍未见好转，而因人民财力穷困，致商业状况极为凋零。所有商店概属小本经营，商场冷淡。非常物资之供应，除一部分土产外，多需仰给于广州、海口及粤省西南部各地之运济。惟以各地来此之运输线颇长，加以运输工具缺乏，所以日用重要物品时感求过于供，致物价每比他处为高，而影响人民生活更加困苦，至囤积居奇情事。”
  即使是国民党政府在海南的高级官员，也注意到了官场腐败、经济紊乱、民生凋敝、社会崩溃的状况，在各种场合要求各级政府自我检讨，否则会“死无葬身之地”。1947年11月，韩汉英任第九区（海南辖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他在第九“清剿”区各县联防会议上曾说道：“政治的清剿，重于军事的清剿，大家切不要有敷衍的心理。要彻底推行政令，革除贪污风气，才能达到政治清剿的目的。如果不能用政治去清剿，不但不能消除土匪（指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引者注），反而制造土匪。我们不能打破卖国的恶势力，便死无葬身之地。希望大家坦白诚实，将自己工作赤裸裸地报告，彻底地检讨改进。”如此沉重的讲话，可以看出作为国民党海南最高行政、军事长官的韩汉英内心有多么焦虑。但是如此的焦虑，并没有转化为海南各级国民党政府和组织的变化，毕竟制度性的崩溃已经病入膏肓。此后类似韩汉英等官员的“语重心长”的讲话，也就不断地淹没在国民党政府官员的持续腐败与人民的激烈反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