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三亚史》
  明朝重视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明初，明太祖朱元璋鼓励移民垦殖、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同时整顿赋税制度，使封建社会经济重新走上繁荣的轨道。崖州的农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展拓
  由元入明，政权交替，混乱中“户籍多亡”，因此明初户籍数据不存。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下令整顿户籍，在全国普查登记人口，编制户口黄册，10年之后才第一次出现海南全岛以至崖州的户口数。唐胄编纂正德《琼台志》时据《元史》考订，元代吉阳军有1439户、5735口人。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所记，如果剔除入明后才划属崖州管辖的感恩县，则与元代吉阳军相对应的崖州，有2760户、10282口人，增长近一倍。至永乐十年（1412），民户增至2785户（恐有误差）、18484口人，增长近80％，约占琼州府民户总人口296093人的6.2％；正德《琼台志》还记载这一年崖州新增黎户2025户、4857人。这些都反映洪武、永乐年间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相对安定，崖州人口相应增长较快。究其原因，有流民的回归，有移民的迁入，有军籍的落户，也有对黎族实行“招抚”政策所带来的成效。
  此后，崖州户口即保持在2000多户、1.7万余人口的水平，基本稳定。
  人口的增长是生产发展的必要因素，直接带来了荒地的大量开垦和耕地田亩数量的成倍增加。前元吉阳军有田、地共131顷62亩，而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崖州（不计感恩）已拥有1024顷62亩（其中包括田985顷89亩，地35顷93亩，山塘或山园2顷80亩），人均近10亩，远高于全琼人均6.7亩的水平。明初崖州在籍人口据不完全统计比元代增长近一倍，而耕地田亩却增长近八倍。随着人口的增加，垦荒和屯田是加速耕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也可能与洪武年间按里甲家户登记田亩丘段，设立鱼鳞册，难以隐匿有关，才会达到如此高的耕地增长倍数。）
  自明初至正德八年的140年间，开垦荒地带来的耕地增长不会停止，但从统计数字上看增长并不多。而从正德八年到万历十年，70年间又新增耕地1076顷，几近一倍。这些成倍增长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明代前期崖州社会经过垦荒屯田，田亩数量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此期间为逃避赋税而隐匿、兼并土地的现象一直很严重，万历年间才被查实。田额不实是全国性的问题，以致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嘉靖年间不得不着手清丈田亩，至张居正实施“万历新政”，全国经过10年重新丈量土地，才发现了大量的民间隐田，统计的田亩数量即成倍增加。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曾大力推行清丈田亩，隆庆四年（1570）辞官回琼家居时仍通过书信向海南州县官介绍经验，足见嘉靖至万历年间清丈田亩同样在海南各州县进行。
  明代崖州耕地田亩数已大大超过宋元和宋元以前。崖州历来以农业为主，可耕地田亩数的成倍增长，为明代崖州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光绪崖州志》
  陂
  埋鹅陂，城南一里。宣德五年，知州林黻筑，灌田二百余亩。成化间，知州徐琦重修。
  石头陂，城东北五里。山麻、军堡、北厢民修筑，灌迁拖、郎萎等田。
  小郎芒陂，城西七里。引水入东沟，沟长四里，深七尺。灌田二百余亩。
  大郎芒陂，在小郎芒陂下。引水入岭沟、山沟、南铁、沦工沟及诸小沟，灌田二千亩。
  石牙陂，城西五里。天顺六年，知州王铎筑，灌田五十余亩。
  都陂，明《永乐志》云：在城东北十里北厢。源自北黎山出，流至落基村，引以灌田。溢出北河，入海。弘治志云：源自落基、喉潭流出。正统二年，主簿梁正修筑，后崩塞。弘治元年，知州林铎亲率里甲开筑坚固，灌田三千余亩。
  沙埋陂，城西北十里，灌田数十亩。
  椰根陂，一名官陂沟，长三里，深七尺。灌田一千余亩。
  歧榕陂，灌坡村田百余顷。今废。
  新陂，灌林家田百余亩。
  番人陂，灌崩岸田三百余亩。
  解元陂，一名田寮，成化二年筑，灌三亚田数百亩。以上五陂，皆受三亚水。
  大陂，灌羊栏村后田一千余亩。
  打郁陂，灌田五百余亩。
  南增陂，灌田百亩。
  官长陂，灌田二百余亩。以上三陂，皆受大陂水。
  南略陂，城东百里，受荔枝沟水。村人修筑，灌多银村田。
  抱里陂，城西五十里。成化五年，知州徐琦开，灌抱里等处田。
  说明：明代为发展崖州（包括海棠湾）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这些陂就是明证。
  《三亚史》
  官府积极倡导民众兴修水利，以避免旱害并带动荒田的开垦。宣德五年（1430），知州林黼率众于州城南一里处筑坝建成埋鹅陂，引宁远河水灌田约百余顷，这是有记载的明代崖州最早的官修水利工程。以修筑埋鹅陂为发端，崖州开始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以正统至嘉靖百余年间最为集中。
  正统二年（1437），宁远县主簿梁正督率民众于州城西八十里开凿雷沟（也称大雷沟），引抱横塘水，灌耕乐罗、抱岁等处田五千余亩。是年，梁正又于州城东北十里北厢地方扩修都陂，引水灌耕大陂等处田。都陂后因崩塞，民田连年失耕，至弘治元年（1488）知州林铎亲率里甲人等重新开筑，灌田三千余亩。梁正任上还指挥在州城西八十里乐罗村北和村西凿筑池返沟（又名乐罗沟）、复沟，引望楼水灌田，均达百数千亩。梁正不愧为治水能吏。
  天顺六年（1462），知州王铎率众于州城西五里郎芒大河建石牙陂，筑堤导水，灌田50余顷。
  成化五年（1469），知州徐琦率众于州城西五十里抱里村筑陂引水，灌溉抱里村等处田。当年又重修筑埋鹅陂。
  弘治二年（1489），知州林铎大举兴修水利，率众兴筑中亭沟、仰重沟、抱架沟、桥门沟等四处水利工程。中亭沟在州城北五里，仰重沟在城东八里，都通过挖沟三五里，引宁远水灌田。中亭沟灌溉田亩多少无载，仰重沟灌田800亩。另二项工程桥门沟和抱驾沟，则都在州西，分别引千家山下望楼水灌田。桥门沟一名望楼沟，在州西150里，该处累岁亢旱失耕，知州林铎巡行阡陌，相势开筑，济民约二百余户。抱驾沟在州西南180里抱驾铺，海滨田地广漠，旱不能耕，知州林铎相水势，委派德化驿丞杨尊周督工开沟，引望楼水灌田。此四处工程的兴修过程，林铎有记，载于正德《琼台志》卷七《水利》。林铎在任不辍于水利兴修，至弘治十年又于城南二里督率乡人修水南沟，灌田百余亩。其办法大抵是委命官绅督领，受益田户出工，占用田亩适当调补，很得百姓拥护。
  正德十四年（1519），知州陈尧恩凿南北沟、马丹沟，均在州城附近，从上游引宁远河水灌田。宁远河流域虽为沃土，但早先水利不修，一遇干旱即歉收，反要靠黎区粜粮接济。陈尧恩关心民瘼，“日蹑原隰，度高下所宜”，决心在距城四里地方兴修南北沟以解除民困。这是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当时正值崖州乡贤锺芳省亲在家，极力予以支持，开工时还为陈尧恩代写祭土地文，竣工后又为之作记。据锺芳记载，南沟自高村达于北津，延袤十五里，辟土山四、石山四；北沟自郎落达于千陀，延袤五里。近万人参与施工，其中民夫三千，黎夫倍之，汉黎百姓共同完成。按人计尺，立标分授。陈尧恩不时前往勘督，各约计日完工。主沟修成之后，又疏通灌溉渠道，旁通曲引。南北沟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因旱荒芜的土地成为沃壤，岁收两熟，大大促进了宁远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陈尧恩还在城北五里开通马丹沟、大官沟，均灌田数百亩。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知州林资深又主持扩修南北沟。南沟扩修规模浩大，延袤700丈，深、广均20余丈，并建桥其上；北沟规模较小，延袤110丈，深广比南沟也略窄。经扩修的南北沟水利工程，灌溉民田达数亩，州城附近的湫湳、龙澜、列涝、周家地、大小疍、番坊、葱田、奔崩等地都在灌区之内。林资深同时还疏浚马丹、中亭、郎芒等旧沟，“更之使顺，导之使溥”。实际上在州城附近形成了以南北沟为主体的灌溉水系，后人统称之为官沟，至今犹存有遗迹。当时的户部员外郎胡文路（万州人）对南北沟的扩修工程曾有详细记载。林资深扩修南北沟意志坚定，据胡文路所记，开始有人告诉他工程之艰难，他回答说：“作为一州之长，怎能逃避困难呢？”遂努力推行，‘不时省视程工，溽暑不为辍；勤者高下其赏以鼓作之”，终于获得成功，取得巨大的水利效益，泽润后世。
  在官府的带动下，民间也积极兴修水利。在州城附近展开的有：石头陂，在州东北五里山麻军堡，北厢民众每年修筑，引水灌溉迁拖、郎蒌等处田；湳乙沟，离州城三里许，乡民开筑，灌溉百余亩；达垄沟，在州城北二里，弘治十七年军民告开，灌溉百徐亩。在东部地区展开的有：椰根陂，位于州东百里椰根村，工程惠及椰根村及三亚、田寮等地百余顷田地，村民每年一修；南略陂，在州东百里南略村，本村及多银村因之受益，每年村民修筑。显然，与官府主导的水利兴修比较，民间自发开凿的沟陂规模小，受益程度度有限；受财力、人力的制约，多为土筑，“每年一修”成为其主要特点。此外，各地乡民修凿山塘蓄水者难以胜数，每处约可灌田数十亩。
  明代崖州官民开挖的沟陂水利工程，大小30余处，围绕着州城附近引宁远河水灌溉最为繁盛，其次为州西引望楼河水、州东引三亚河水。而州北、州西北及州东北等地，则鲜有水利工程。在黎族聚居的山区，除旱田外，也有水田，主要依靠溪泉自流灌溉。有水利可资的稻田可一年二熟，没有水利条件靠天下雨的则只在雨季种一熟。
  《光绪崖州志》
  盛2力与清理，田归主而税得征。崖田岁只一熟，盛度水势，通沟道以便民，岁获再收。
  《三亚史》
  耕作制度的改进和作物品种的多样化
  2注盛：裴盛，水南村人，《崖州志》有他的小传。
  崖州农业发展至明朝中期，不仅耕地拓展，水利兴修，而且利用温热条件，改进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大量引进新的作物品种，以“擅土地之美”，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双季稻种植面积大增，还出现了三季稻。棉花、甘蔗种植发达，果木、蔬菜品种也增多了。历史文献的记载已不再只是惊讶于这里的山海奇珍异品，而更多记述民生所依赖的农业经济的繁荣。
  首先是增加复种指数。明代先贤丘濬在脍炙人口的《南溟奇甸赋》中歌咏海南“岁三获以常穰，有积可仰”。这是因为本岛充足的光热资源，明代已有一岁三造的耕作，农业的复种指数普遍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位于海南岛南端的崖州更是这样：
  琼山腊月种，四月收，曰小熟；五月种，九月收，曰大熟。崖州左右曰东、西里，西里如琼山，东里则腊月种，三月收，四月种，七八月收，三冬皆可杂艺也。
  其实“三冬皆可杂艺”在崖州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东里。比起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的北方地区来说，崖州的农业优势是独特的。
  明代地方史志记载，包括崖州在内的海南物产品类繁多，其中粮食作物可分为谷类和杂食类。谷类中主要为稻，其次为黍、粟、麦、菽（豆），这是南方的“五谷”；杂食类则包括薯蓣、芝麻、南椰面等。各类粮食作物品种丰富，有近40种，足见其时农业之发达，已与内地不相上下，又富有本地特色。
  稻米为主食，海南岛自汉代已有种植。《汉书·地理志》记载儋耳、珠崖郡“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其时多指黎族先民而言。后来传入内地先进耕作技术和品种，至明代遂有粳稻与糯稻的区别。粳稻有百箭、乌芒、珍珠、鼠牙、旱禾、占稻、山禾等品种，糯稻有黄鳣、黄鸡、乌鸦、光头、九里香、小猪班、狗蝇等品种。
  黍（糜子）和粟（谷子）南方少种，因为禾穗外形相龟似，民间常常不加区别，混称为“狗尾黍”或者“狗尾粟”，实际上是不同品类，黍米性黏，粟米不黏。志书记载“狗尾黍黏者为秫，不黏曰粳黍”，实则不黏的粳黍就是粟。黍类除狗尾黍外，还有金黍、牛黍。金黍圆粒粗芒，性黏，可饭食，亦可用以酿酒。牛黍即蘆穄、穄黍，秸秆高丈许，二月种，五月熟。
  粟即北方所称“谷”，古代也称“稷”，但古代“稷”。也可包括黍。粟有狗尾粟、鸭脚粟。狗尾粟粒似黍而小，茎穗短。鸭脚粟“吐穗壮如鸭脚，大者如鹰爪”，称为“广粟”。
  麦类除小麦外，又有荞麦和珍珠麦。海南在明清时期确曾种植小麦，主产区在琼北琼山、澄迈等地，明代定安先贤王士衡还曾著《劝麦说》劝谕乡人种麦。荞麦和珍珠麦则主产崖州和儋州。珍珠麦古代俗称“珍珠”，实即薏苡（薏米），崖州产最盛。其茎高三四尺，叶如黍，开花作穗，子粒色白如珍珠，食可去湿轻身。后伏波马援征岭南凯旋，车载珍珠麦粒返京，被讹传为所获珍珠以车载而受谤，即此物。事见《后汉书》马援本传。
  菽，即豆类，有黑豆、黃豆、毛豆、绿豆、饭豆、羊矢豆、压草豆、柳豆等。
  杂食类包括芝麻、薯蓣、南椰面等。芝麻也称油麻，为大宗油料作物。薯类有甜薯、蔓薯二种：甜薯有六月薯、赢薯；蔓薯则有黎蔓、鹿脚蔓、匾蔓、瓶蔓、铃蔓、木蔓等。蓣，按种植地势分为坡种、水种二种，坡种有麫蓣、鸡母蓣（白、青、黑三种）、青蓣、东蓣等，水种有水黎蓣、白蓣等。此外还有三年蓣，其形如蓣，经三年长大始可食。南椰面则为类似桄榔的树木所产，也可代食。
  古代海南本土薯蓣种类繁多，大体都是植物块茎类食材，如当今常见之大薯、鸡蛋薯、芋、山药等。明朝万历年间，吕宋的番薯（甘薯）传人广东，以其高产又耐旱易种，迅速得到推广，大体也应在明末传入海南，甚至有学者认为番薯、玉米等作物是先传入海南再传到内地，但延至清代后期府州志才有记载。宋代苏东坡贬谪海南写《薯菜记》，说到海南稻米远不足自给，“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可见其时薯蓣在海南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崖州近山傍海，多瘠土旱田，更是如此。宋代占城稻传人之后，这一耐旱、生长期短（有60天即成熟者）而又高产的水稻品种（称“占稻”）很快推广到海南，加上明代垦殖耕地，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稻谷产量增长，稻米才成为主食，但薯蓣仍为重要补充。
  上列粮食作物品种中，来自中原的鸭脚粟的引种曾一度相当繁盛，有记载称：
  正统间始种，有数种。吐穗壮如鸭脚，大者如鹰爪，呼“广粟”。粒似黍稷而紫黑，品位稍粗粝。夏种秋熟，为大熟；冬种春熟为小熟。又一种，种六十日即熟。土人给食、造酒，省米谷之半。
  明代海南先贤王佐有《鸭脚粟》诗，对鸭脚粟在本岛的救荒作用有所描述：
  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陇。大熟八月登，恃此以不恐。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每到饥月来，此草司其命……
  这种既粗生又速生的作物品种的广泛种植，可“省米谷之半”，足见其时种植之盛。
  粳稻中的“山禾”，实即旱稻，黎峒多种植：
  择久荒山种之。有数种，香者味佳。黎峒则火伐老树，挑种，谓之“刀耕火种”。
  如果说黎人的“刀耕火种”是古老的耕作方式，那么择荒山种植“杂食”类作物，则是在土地开发利用上的拓展：
  地高田少处，则种山禾和薯蓣、天南星、粟、豆，兼粒食之。
  作物种植的区域分布也日趋明显，相对集中的种植区逐渐形成。“东路槟榔西路米”，是明代中期以后全岛作物相对集中区域分布的具体描述。在崖州，除宁远河下游平原外，坐落在西北部的德霞、千家、罗活等乐东盆地黎区，也多有膏腴田地，明代中期已成为本岛的主要粮食产地。
  经济作物的种植，主要有棉花、桑麻和甘蔗等。棉、麻多用以纺织。史志记载，棉花出儋州、昌化、崖州。棉花也称“吉贝棉”、“贝花”，有连片种植的“贝园”。但海南棉花不是攀枝花（木棉树），而是后来所称的多年生“海岛棉”，黎族也称“草棉”，实为灌木，高数尺，春季播种，秋季即开花结籽棉。宋元以来，棉花已在海南广为种植，成为纺织吉贝布的主要原料，促进了海南西部和南部尤其是崖州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明）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中，杂植属有棉花、吉贝，花属有攀枝花（亦称木棉），木属有木棉（亦称攀枝花），货属有棉花、吉贝，布帛属有吉贝布，注“即木棉织者”。可见关于“吉贝”一词的使用并不专一，草棉（海岛棉）、木棉（攀枝花）均可称吉贝，且草棉有时也被混称为木棉。原因可能在于黎族先民称棉纤维及其织物为“吉贝”，而草棉、木棉（攀枝花））实际上均为木本、均产棉纤维供纺织，因此称呼上以“吉贝”通指。至于木属所称之木棉，实有二品种，记载中所云“高可数丈、粗可合抱”者，为外来种，其棉絮纤维粗短不堪纺织，只可作枕作褥；另一为本地种，正称为攀枝花，相比矮小得多，其棉纤维细长，才可供纺织。史志记载中对此二种木棉也往往混称，未加区别。甘蔗有黄、紫、铁牛腿数种，用作果蔗也用以制“糖汁”，可能就是石榨蔗汁熬成糖浆。其时海南尚未有蔗汁结晶成块的熬制技术，成块蔗糖还要从海北贩来。
  明代海南农业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就耕作技术而言，尚嫌粗陋，多属广种薄收，远未精耕细作。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即直言“耕作皆甚卤莽”，不重视施肥和锄草中耕“耘耨”，“黎田至有不用耙者”。乡贤王士衡在所著《劝麦说》中对此也有所批评。水利灌溉也不是到处都被重视。“每岁耕作，惟取据农家口诀、五行，以为趋避弛张之宜。”好在广东沿海等先进农业地区的优良作物品种不断被引进，因此不止粮食作物，其他如菜蔬、水果、药材、花卉等也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但多为自种自用。
  《三亚史》
  居住在南部丘陵台地以至沿海的“熟黎”乡村，与汉、回、疍相邻而居，；有的已相互杂居难分彼此。“熟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普遍使用汉族的铁器农具并学习汉族的耕作技艺，如耘耕、施肥等。有水利条件的黎村，还能够“以竹筒装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自动车水灌田”，，“栽稻二熟”。旱坡地则“杂植山萸、棉花，获利甚广”。黎汉之间的商贸集市也十分繁盛，“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富有黎家还派侍妾从商谋利。正如海瑞在《平黎疏》中所讲，这些地区的黎族民众已与汉族一样编籍，“悉输赋听役，与吾治百姓无异”，甚至有些已被“汉化”，难分汉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