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宋代
  《三亚史》
  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耕作技术的进步
  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增加，必然加快土地垦殖，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历来重视户口的繁衍和管理。北宋时期，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大观四年（1110）达到峰值2088万户。但是户口不实是封建社会的通病。由于农民的极端贫困，他们想方设法隐漏户口，以减少赋税和徭役；地方官员减少上报户口，则是为了既截留钱粮，又减轻征集的负担。这种状况崖州也不例外。朱初平就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到“海南四州军诸县簿书不整齐”。宋元时期是北民南移的重要时期，资料显示，广南西路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为25.8万户，至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就膨胀为52.8万户，翻了一倍有余。属广南西路所辖的崖州，人口虽无相应记载，由于移民的迁入和繁衍，肯定也会有较快增长。
  劳动力的大量补充，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的发展。宋朝政府多次发布垦田诏令，如太祖乾德四年（966）闰八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争，并只纳旧日租，永不通检。”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六月诏：“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免三年租调，三年乒外输税十之三。”宋仁宗天圣初（1023）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后收赋，减旧额之半。”后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期，百日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这些政策诏令，对可垦耕地较多的崖州，必然推动田地的开垦。
  正德《琼台志》记载，宋代吉阳军只有251户，其中主户240户，客户才11户。这一户籍统计总数偏低，并不可靠，但“主户”与“客户”比例悬殊则可能是真实的，这或许是海南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可垦耕荒地较多的缘故。海南气候地理条件优越，岛外移民和无地农民，都可以通过辛勤的开垦拥有自己的土地。海南岛的这种有利条件对大陆流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元代在海南实行屯田制，进一步推动荒地的开垦。据明代正德《琼台志》载，至元代吉阳军有1439户，5735口人，131顷62亩土地。比起宋代的户口记录，有了大幅度增长；土地因宋代失载，无从比较。
  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垦，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宋代以前，农业生产还停留在粗放的阶段。据《诸蕃志》记载：吉阳“地狭民稀”，“耕种不粪不耘”，绝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宋代之后，大陆移民带来了中原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如锄、犁、耜等农业工具，也懂得深耕灌溉之法。据载，元朝时，吉阳军落机村农民已经能够用木塞陂引宁远河水灌溉。宋真宋时，优良水稻品种“占城稻”引进吉阳种植。占城稻的优点是耐旱、耐涝、早熟以及抗瘟病，收获期早，产量高，适合于吉阳地区的山田生长。原来的稻谷生产是“冬种夏收曰小熟，夏种冬收曰大熟”，引种占城稻后变为“夏种秋熟”，而且有一年三熟者。生产技术的改进、品种的优良、水利灌溉的推广，以及可耕田地的增加，稻谷总产量大大增加了。
  除了稻谷生产，吉阳民众还普遍种植薯芋，作为主食之一。王仕熙在《水南暮雨》诗中有“明日买山添薯蓣”句。经济作物方面，吉阳还较多种植苎麻，将其织成麻布。“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苎尔。麻苎所种，与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干，俟枝叶裁茂则刈获之。周岁之间，三收其苎。复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离田畴，即可纺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织物卖不出去，并不值钱：“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市者少，故地有遗利，民艰资金。”真宗咸平年间，任广南西路转运使的陈尧叟“劝谕部民广植麻苎，以钱盐折变收市之”，从而促进了苎麻的种植与麻布的生产。棉花也已经在海南大面积种植，棉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用木棉纺织的吉贝布备受欢迎。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相关物品的生产，一定程度推动了吉阳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亚史》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珠崖军（吉阳军先称珠崖军）由于税粮不足供应驻军所需，官府令琼州、昌化军两地民众将应在本州县缴纳的丁税粮运到吉阳军缴纳。而吉阳军可以就地缴纳以供驻军所需，也就不存在“支移”了。
  说明：这则史料说明，吉阳军（崖州）生产的粮食不足，还得从琼州和昌化两地运来。
  运来海南的商品，北宋时有自泉、福、两浙、湖广来者，载来的是金银、匹帛、药物；自高州、化州载来的，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南宋时，泉州运来海南的商品有酒、米、面粉、绢、纱、漆器、瓷器等。北宋时吉阳军稻米生产不足自给，从内地输入的大宗商品是米粮。
  海南对贸易的征税，最初以商船船身的长度分等级征收，但货物贵贱不同，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船虽小而得厚利，所值及万余贯；而自高化来者，唯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船虽大而所值无几，相对税收偏高。因为税收的不合理，久而高化客商不来，海南严重缺米，正如苏轼诗中所说“北船不到米如珠”。后来安抚使朱初平提出改进意见：“使客船须得就泊琼崖儋万四州水口，不用丈尺，止据货。”客船再不以尺寸丈量计税，而以货物的贵贱缴纳，显然更加公平合理，有利于推动商贸往来。
  元朝
  《三亚史》
  元朝的农业生产备受统治者重视，在中央设立了专门掌管劝课农桑、水利等事务的机构——劝农司。为了推广先进技术指导农业生产，还编成《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元朝在吉阳的农业成就，最突出的是屯田制的建立，促进荒地的开垦，使耕地大量增加；来自大陆各地的屯军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耕作方式，对海南农业生产技艺的改进起到辐射传播和带动作用。
  宋元时期黎汉经济的相互交流和促进
  宋元时期黎族地区虽然存在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状况，但经济开发的趋势比较明显，黎汉杂居区和“熟黎”地区经济进步比较快。黎区中能耕种的土地得到垦辟，变为水田。朱初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议汉人“与黎人杂处共耕”，“黎峒宽敞，极有可为良田”，指的主要是这些地区。黎人用土特产品与汉人交流贸易，换来汉区的牛、铁器等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技术，懂得选育和改良稻种，使粮食增产自给。黎人的家畜饲养业也较为发达。《诸蕃志》记载，黎人祭神以牛、羊、鸡、彘，“多至百牲”。富者用以祭神的杀牲一次达到一百只，可见饲养业已有一定的规模。
  《三亚史》
  元朝在吉阳军的屯田制
  屯田制古已有之。元朝统治者在海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推行屯田，目的不在垦荒，主要是为了镇戍黎境。
  海南实行屯田制，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即陈仲达率兵大规模征伐黎人暴动之后，“召募民户并发新附士卒，于海南、海北等处置立屯田”，并成立屯田万户府。但是时隔不久，成宗元贞元年（1295），“以其地多瘴疠，纵屯田军二千人还各翼，留二千人与召募民屯种”。大德三年（1299），“罢屯田万户府，屯军悉令还役，止令民户八千四百二十八户屯田”。也就是说，元朝政府在海南实行军事屯田只持续了几年便停止了，剩下的只是民屯。这时海南共有屯田民户5011户，屯田292顷98亩。
  至顺三年（1332），“完泽平黎，复奏立屯田府，以土人吴斌为万户”。因为黎人造反频繁，军事屯田得以恢复。元统二年（1334），湖广行省上奏：“海南僻在极边，南接占城，西邻交趾，环海四千余里，中盘百洞，黎獠杂居，宜立万户府以镇之。”这一建议得到中书省的批准：“依广西屯田万户府例，置黎兵万户府。万户三员，正三品。千户所一十三处，正五品。每所领百户所八处，正七品。”，至正二十七年（1367），“复立屯田府，以张贤为万户”。
  总体上讲，屯田制贯穿了元朝始终。虽然没有明确的史籍记载屯田制在吉阳实施，但是考虑到吉阳是黎族聚居的重要区域，实施屯田是必然的。屯田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军事，但是对海南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一，为军队提供必要的军饷，一定程度上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其二，开垦了大量农田，并带来内地耕作技术，推动了吉阳农业的发展；其三，有些屯军就此落籍，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吉阳的移民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