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编者按：从全国来说，铁工具的使用，牛耕的兴起是奴隶社会消亡，封建社会起始的标志。换句话说，也就是封建农业经济的起始。那么，海棠湾地区，也就是说古崖州何时使用铁农具（金属农具）。这是我们要找史料来说明的事实。另外，本书辑录以吉阳军（崖州）为主线，兼顾藤桥。藤桥是崖州粮食主产区，崖州的农业发展，也就包含藤桥在内。
  第一节 从秦汉到唐代
  《山海经》第十七《大荒北经》
  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疆。
  《史记·南越列传》
  高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海并王之，自为功也。”于是佗乃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败数县而去焉。
  孝惠皇帝即位，义不忍绝，所以赐老夫者厚甚。高后自临用事，近细士，信谗臣，别异蛮夷，出令曰：‘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师古曰：“言非中国，故云外越。”即予，予牡，毋与牝。’老夫处辟，年齿已长，自以祭祀不修，有死罪，使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上书谢过，皆不反。又风闻老夫父母坟墓已坏削，兄弟宗族已诛论。吏相与议曰：‘今内不得振于汉。外亡以自高异。’故更号为帝，自帝其国，非敢有害于天下也。
  说明：西汉初时海南隶属南越国，应该已经使用铁器了。
  《汉书·地理志下》
  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东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略以为儋耳、珠崖郡。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师古曰：“著时从头而贯之。”男子耕农，种禾稻紵麻，女子桑蚕织绩。亡马与虎，民有五畜，师古曰：“牛、羊、豕、鸡、犬。”山多麈麖。师古曰：“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麈音主，麖音京。”兵则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师古曰：“镞，矢锋，音子木反。”自初为郡县，吏卒中国人多侵陵之，故率数岁壹反。元帝时，遂罢弃之。
  说明：这则史料说明崖州（含海棠湾）地区当年已进入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农业经济已初步开始形成。
  《三国志·东夷传附倭传》
  其风俗不淫，男子皆露紒，以木绵招头。其衣横幅，但结束相连，略无缝。妇人被发屈紒，作衣如单被，穿其中央，贯头衣之。种禾稻、紵麻，蚕桑、缉绩，出细紵、缣绵。其地无牛马虎豹羊鹊。兵用矛、楯、木弓。
  《三国志·薛综传》
  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趾刺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同异，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斯以来，颇徙中国罪人杂居其间，稍使学书，粗知言语，使驿往来，观见礼化。及后锡光为交趾，任延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经义。
  说明：使用犁耕，说明已经使用牛耕了。
  日本·真人元开著《唐大和上东征传》
  彼处珍异口味，乃有益智子、槟榔子、椰子、荔支子、龙眼、甘蔗、拘莚，搂头，大如钵盂，甘甜于蜜，花如七宝色；唐香树，聚生成林，风至，香闻五里之外；又有波罗捺树，大如冬瓜，树似楂；毕钵，子同今见，叶似水葱；其根味似干柿。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男着木笠，女着布絮。人皆雕蹄凿齿，绣面鼻饮，是其异也。
  说明：唐代天宝年间崖州（含海棠湾地区）农业发展的高水平：“养蚕八度”（一年养蚕八次），“收稻再度”（水稻一年收割两次）。
  《三亚史》
  种植稻、粟
  唐代以前，海南的主要粮食是薯芋。到了唐代，可以见到稻、粟种植的记载。
  鉴真流寓期间，海南“十月作田，正月收粟。养蚕八度，收稻再度”。
  唐徐坚《初学记》卷八岭南“三田”条引晋人郭义恭《广志》记“交州”曰：“南方地气暑热，一岁田三熟，冬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清道光《琼州府志》卷二《舆地志》注曰：“今惟琼郡则然。”“十月作田”当属冬种；“收稻再度”则为夏种，可见唐代海南就已有二熟、三熟稻或稻与其他粮食作物间种了。当然，与水稻在沿海地区推广的同时，传统的刀耕火种依然盛行于黎峒。李德裕贬谪时就见到“五月畲田收火米”的情形。
  第二节 宋元时代
  宋代
  《三亚史》
  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耕作技术的进步
  人口的增长，劳动力的增加，必然加快土地垦殖，扩大生产规模，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封建统治者历来重视户口的繁衍和管理。北宋时期，全国人口增长迅速，大观四年（1110）达到峰值2088万户。但是户口不实是封建社会的通病。由于农民的极端贫困，他们想方设法隐漏户口，以减少赋税和徭役；地方官员减少上报户口，则是为了既截留钱粮，又减轻征集的负担。这种状况崖州也不例外。朱初平就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到“海南四州军诸县簿书不整齐”。宋元时期是北民南移的重要时期，资料显示，广南西路在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为25.8万户，至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就膨胀为52.8万户，翻了一倍有余。属广南西路所辖的崖州，人口虽无相应记载，由于移民的迁入和繁衍，肯定也会有较快增长。
  劳动力的大量补充，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的土地开发和农业的发展。宋朝政府多次发布垦田诏令，如太祖乾德四年（966）闰八月诏：“所在长吏告谕百姓，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争，并只纳旧日租，永不通检。”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六月诏：“应诸道州府军监管内旷土，并许民请佃，便为永业，仍免三年租调，三年乒外输税十之三。”宋仁宗天圣初（1023）诏：“民流积十年者，其田听人耕，，三年而后收赋，减旧额之半。”后又诏：“流民能自复者，赋亦如之。”“既而又与流民期，百日复业，蠲赋役五年，减旧赋十之八。期尽不至，听他人得耕。”这些政策诏令，对可垦耕地较多的崖州，必然推动田地的开垦。
  正德《琼台志》记载，宋代吉阳军只有251户，其中主户240户，客户才11户。这一户籍统计总数偏低，并不可靠，但“主户”与“客户”比例悬殊则可能是真实的，这或许是海南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可垦耕荒地较多的缘故。海南气候地理条件优越，岛外移民和无地农民，都可以通过辛勤的开垦拥有自己的土地。海南岛的这种有利条件对大陆流民有很大的吸引力。元代在海南实行屯田制，进一步推动荒地的开垦。据明代正德《琼台志》载，至元代吉阳军有1439户，5735口人，131顷62亩土地。比起宋代的户口记录，有了大幅度增长；土地因宋代失载，无从比较。
  随着劳动力的增加和土地的开垦，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显著的进步。宋代以前，农业生产还停留在粗放的阶段。据《诸蕃志》记载：吉阳“地狭民稀”，“耕种不粪不耘”，绝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宋代之后，大陆移民带来了中原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如锄、犁、耜等农业工具，也懂得深耕灌溉之法。据载，元朝时，吉阳军落机村农民已经能够用木塞陂引宁远河水灌溉。宋真宋时，优良水稻品种“占城稻”引进吉阳种植。占城稻的优点是耐旱、耐涝、早熟以及抗瘟病，收获期早，产量高，适合于吉阳地区的山田生长。原来的稻谷生产是“冬种夏收曰小熟，夏种冬收曰大熟”，引种占城稻后变为“夏种秋熟”，而且有一年三熟者。生产技术的改进、品种的优良、水利灌溉的推广，以及可耕田地的增加，稻谷总产量大大增加了。
  除了稻谷生产，吉阳民众还普遍种植薯芋，作为主食之一。王仕熙在《水南暮雨》诗中有“明日买山添薯蓣”句。经济作物方面，吉阳还较多种植苎麻，将其织成麻布。“今其民除耕水田外，地利之博者惟麻苎尔。麻苎所种，与桑柘不殊，既成宿根，旋擢新干，俟枝叶裁茂则刈获之。周岁之间，三收其苎。复一固其本，十年不衰。始离田畴，即可纺绩。”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织物卖不出去，并不值钱：“然布之出，每端止售百钱，盖织者众、市者少，故地有遗利，民艰资金。”真宗咸平年间，任广南西路转运使的陈尧叟“劝谕部民广植麻苎，以钱盐折变收市之”，从而促进了苎麻的种植与麻布的生产。棉花也已经在海南大面积种植，棉纺织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用木棉纺织的吉贝布备受欢迎。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相关物品的生产，一定程度推动了吉阳农业经济的发展。
  《三亚史》
  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珠崖军（吉阳军先称珠崖军）由于税粮不足供应驻军所需，官府令琼州、昌化军两地民众将应在本州县缴纳的丁税粮运到吉阳军缴纳。而吉阳军可以就地缴纳以供驻军所需，也就不存在“支移”了。
  说明：这则史料说明，吉阳军（崖州）生产的粮食不足，还得从琼州和昌化两地运来。
  运来海南的商品，北宋时有自泉、福、两浙、湖广来者，载来的是金银、匹帛、药物；自高州、化州载来的，是米包、瓦器、牛畜之类。南宋时，泉州运来海南的商品有酒、米、面粉、绢、纱、漆器、瓷器等。北宋时吉阳军稻米生产不足自给，从内地输入的大宗商品是米粮。
  海南对贸易的征税，最初以商船船身的长度分等级征收，但货物贵贱不同，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船虽小而得厚利，所值及万余贯；而自高化来者，唯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船虽大而所值无几，相对税收偏高。因为税收的不合理，久而高化客商不来，海南严重缺米，正如苏轼诗中所说“北船不到米如珠”。后来安抚使朱初平提出改进意见：“使客船须得就泊琼崖儋万四州水口，不用丈尺，止据货。”客船再不以尺寸丈量计税，而以货物的贵贱缴纳，显然更加公平合理，有利于推动商贸往来。
  元朝
  《三亚史》
  元朝的农业生产备受统治者重视，在中央设立了专门掌管劝课农桑、水利等事务的机构——劝农司。为了推广先进技术指导农业生产，还编成《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全国。元朝在吉阳的农业成就，最突出的是屯田制的建立，促进荒地的开垦，使耕地大量增加；来自大陆各地的屯军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和耕作方式，对海南农业生产技艺的改进起到辐射传播和带动作用。
  宋元时期黎汉经济的相互交流和促进
  宋元时期黎族地区虽然存在不平衡的社会发展状况，但经济开发的趋势比较明显，黎汉杂居区和“熟黎”地区经济进步比较快。黎区中能耕种的土地得到垦辟，变为水田。朱初平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提议汉人“与黎人杂处共耕”，“黎峒宽敞，极有可为良田”，指的主要是这些地区。黎人用土特产品与汉人交流贸易，换来汉区的牛、铁器等生产工具，提高了生产技术，懂得选育和改良稻种，使粮食增产自给。黎人的家畜饲养业也较为发达。《诸蕃志》记载，黎人祭神以牛、羊、鸡、彘，“多至百牲”。富者用以祭神的杀牲一次达到一百只，可见饲养业已有一定的规模。
  《三亚史》
  元朝在吉阳军的屯田制
  屯田制古已有之。元朝统治者在海南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推行屯田，目的不在垦荒，主要是为了镇戍黎境。
  海南实行屯田制，始于元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即陈仲达率兵大规模征伐黎人暴动之后，“召募民户并发新附士卒，于海南、海北等处置立屯田”，并成立屯田万户府。但是时隔不久，成宗元贞元年（1295），“以其地多瘴疠，纵屯田军二千人还各翼，留二千人与召募民屯种”。大德三年（1299），“罢屯田万户府，屯军悉令还役，止令民户八千四百二十八户屯田”。也就是说，元朝政府在海南实行军事屯田只持续了几年便停止了，剩下的只是民屯。这时海南共有屯田民户5011户，屯田292顷98亩。
  至顺三年（1332），“完泽平黎，复奏立屯田府，以土人吴斌为万户”。因为黎人造反频繁，军事屯田得以恢复。元统二年（1334），湖广行省上奏：“海南僻在极边，南接占城，西邻交趾，环海四千余里，中盘百洞，黎獠杂居，宜立万户府以镇之。”这一建议得到中书省的批准：“依广西屯田万户府例，置黎兵万户府。万户三员，正三品。千户所一十三处，正五品。每所领百户所八处，正七品。”，至正二十七年（1367），“复立屯田府，以张贤为万户”。
  总体上讲，屯田制贯穿了元朝始终。虽然没有明确的史籍记载屯田制在吉阳实施，但是考虑到吉阳是黎族聚居的重要区域，实施屯田是必然的。屯田制的主要目的在于军事，但是对海南发展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一，为军队提供必要的军饷，一定程度上减轻当地百姓的负担；其二，开垦了大量农田，并带来内地耕作技术，推动了吉阳农业的发展；其三，有些屯军就此落籍，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吉阳的移民构成。
  第三节 明代
  《三亚史》
  明朝重视发展经济以改善民生和增强国力。明初，明太祖朱元璋鼓励移民垦殖、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同时整顿赋税制度，使封建社会经济重新走上繁荣的轨道。崖州的农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人口的增长和耕地的展拓
  由元入明，政权交替，混乱中“户籍多亡”，因此明初户籍数据不存。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下令整顿户籍，在全国普查登记人口，编制户口黄册，10年之后才第一次出现海南全岛以至崖州的户口数。唐胄编纂正德《琼台志》时据《元史》考订，元代吉阳军有1439户、5735口人。到洪武二十四年（1391）所记，如果剔除入明后才划属崖州管辖的感恩县，则与元代吉阳军相对应的崖州，有2760户、10282口人，增长近一倍。至永乐十年（1412），民户增至2785户（恐有误差）、18484口人，增长近80％，约占琼州府民户总人口296093人的6.2％；正德《琼台志》还记载这一年崖州新增黎户2025户、4857人。这些都反映洪武、永乐年间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相对安定，崖州人口相应增长较快。究其原因，有流民的回归，有移民的迁入，有军籍的落户，也有对黎族实行“招抚”政策所带来的成效。
  此后，崖州户口即保持在2000多户、1.7万余人口的水平，基本稳定。
  人口的增长是生产发展的必要因素，直接带来了荒地的大量开垦和耕地田亩数量的成倍增加。前元吉阳军有田、地共131顷62亩，而至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崖州（不计感恩）已拥有1024顷62亩（其中包括田985顷89亩，地35顷93亩，山塘或山园2顷80亩），人均近10亩，远高于全琼人均6.7亩的水平。明初崖州在籍人口据不完全统计比元代增长近一倍，而耕地田亩却增长近八倍。随着人口的增加，垦荒和屯田是加速耕地增长的重要原因，但也可能与洪武年间按里甲家户登记田亩丘段，设立鱼鳞册，难以隐匿有关，才会达到如此高的耕地增长倍数。）
  自明初至正德八年的140年间，开垦荒地带来的耕地增长不会停止，但从统计数字上看增长并不多。而从正德八年到万历十年，70年间又新增耕地1076顷，几近一倍。这些成倍增长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明代前期崖州社会经过垦荒屯田，田亩数量稳定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此期间为逃避赋税而隐匿、兼并土地的现象一直很严重，万历年间才被查实。田额不实是全国性的问题，以致影响到国家的财政收入，嘉靖年间不得不着手清丈田亩，至张居正实施“万历新政”，全国经过10年重新丈量土地，才发现了大量的民间隐田，统计的田亩数量即成倍增加。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曾大力推行清丈田亩，隆庆四年（1570）辞官回琼家居时仍通过书信向海南州县官介绍经验，足见嘉靖至万历年间清丈田亩同样在海南各州县进行。
  明代崖州耕地田亩数已大大超过宋元和宋元以前。崖州历来以农业为主，可耕地田亩数的成倍增长，为明代崖州农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光绪崖州志》
  陂
  埋鹅陂，城南一里。宣德五年，知州林黻筑，灌田二百余亩。成化间，知州徐琦重修。
  石头陂，城东北五里。山麻、军堡、北厢民修筑，灌迁拖、郎萎等田。
  小郎芒陂，城西七里。引水入东沟，沟长四里，深七尺。灌田二百余亩。
  大郎芒陂，在小郎芒陂下。引水入岭沟、山沟、南铁、沦工沟及诸小沟，灌田二千亩。
  石牙陂，城西五里。天顺六年，知州王铎筑，灌田五十余亩。
  都陂，明《永乐志》云：在城东北十里北厢。源自北黎山出，流至落基村，引以灌田。溢出北河，入海。弘治志云：源自落基、喉潭流出。正统二年，主簿梁正修筑，后崩塞。弘治元年，知州林铎亲率里甲开筑坚固，灌田三千余亩。
  沙埋陂，城西北十里，灌田数十亩。
  椰根陂，一名官陂沟，长三里，深七尺。灌田一千余亩。
  歧榕陂，灌坡村田百余顷。今废。
  新陂，灌林家田百余亩。
  番人陂，灌崩岸田三百余亩。
  解元陂，一名田寮，成化二年筑，灌三亚田数百亩。以上五陂，皆受三亚水。
  大陂，灌羊栏村后田一千余亩。
  打郁陂，灌田五百余亩。
  南增陂，灌田百亩。
  官长陂，灌田二百余亩。以上三陂，皆受大陂水。
  南略陂，城东百里，受荔枝沟水。村人修筑，灌多银村田。
  抱里陂，城西五十里。成化五年，知州徐琦开，灌抱里等处田。
  说明：明代为发展崖州（包括海棠湾）农业生产，大力兴修水利，这些陂就是明证。
  《三亚史》
  官府积极倡导民众兴修水利，以避免旱害并带动荒田的开垦。宣德五年（1430），知州林黼率众于州城南一里处筑坝建成埋鹅陂，引宁远河水灌田约百余顷，这是有记载的明代崖州最早的官修水利工程。以修筑埋鹅陂为发端，崖州开始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建，以正统至嘉靖百余年间最为集中。
  正统二年（1437），宁远县主簿梁正督率民众于州城西八十里开凿雷沟（也称大雷沟），引抱横塘水，灌耕乐罗、抱岁等处田五千余亩。是年，梁正又于州城东北十里北厢地方扩修都陂，引水灌耕大陂等处田。都陂后因崩塞，民田连年失耕，至弘治元年（1488）知州林铎亲率里甲人等重新开筑，灌田三千余亩。梁正任上还指挥在州城西八十里乐罗村北和村西凿筑池返沟（又名乐罗沟）、复沟，引望楼水灌田，均达百数千亩。梁正不愧为治水能吏。
  天顺六年（1462），知州王铎率众于州城西五里郎芒大河建石牙陂，筑堤导水，灌田50余顷。
  成化五年（1469），知州徐琦率众于州城西五十里抱里村筑陂引水，灌溉抱里村等处田。当年又重修筑埋鹅陂。
  弘治二年（1489），知州林铎大举兴修水利，率众兴筑中亭沟、仰重沟、抱架沟、桥门沟等四处水利工程。中亭沟在州城北五里，仰重沟在城东八里，都通过挖沟三五里，引宁远水灌田。中亭沟灌溉田亩多少无载，仰重沟灌田800亩。另二项工程桥门沟和抱驾沟，则都在州西，分别引千家山下望楼水灌田。桥门沟一名望楼沟，在州西150里，该处累岁亢旱失耕，知州林铎巡行阡陌，相势开筑，济民约二百余户。抱驾沟在州西南180里抱驾铺，海滨田地广漠，旱不能耕，知州林铎相水势，委派德化驿丞杨尊周督工开沟，引望楼水灌田。此四处工程的兴修过程，林铎有记，载于正德《琼台志》卷七《水利》。林铎在任不辍于水利兴修，至弘治十年又于城南二里督率乡人修水南沟，灌田百余亩。其办法大抵是委命官绅督领，受益田户出工，占用田亩适当调补，很得百姓拥护。
  正德十四年（1519），知州陈尧恩凿南北沟、马丹沟，均在州城附近，从上游引宁远河水灌田。宁远河流域虽为沃土，但早先水利不修，一遇干旱即歉收，反要靠黎区粜粮接济。陈尧恩关心民瘼，“日蹑原隰，度高下所宜”，决心在距城四里地方兴修南北沟以解除民困。这是一项较大的水利工程，当时正值崖州乡贤锺芳省亲在家，极力予以支持，开工时还为陈尧恩代写祭土地文，竣工后又为之作记。据锺芳记载，南沟自高村达于北津，延袤十五里，辟土山四、石山四；北沟自郎落达于千陀，延袤五里。近万人参与施工，其中民夫三千，黎夫倍之，汉黎百姓共同完成。按人计尺，立标分授。陈尧恩不时前往勘督，各约计日完工。主沟修成之后，又疏通灌溉渠道，旁通曲引。南北沟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因旱荒芜的土地成为沃壤，岁收两熟，大大促进了宁远河流域农业生产的发展。陈尧恩还在城北五里开通马丹沟、大官沟，均灌田数百亩。到了嘉靖四十三年（1564），知州林资深又主持扩修南北沟。南沟扩修规模浩大，延袤700丈，深、广均20余丈，并建桥其上；北沟规模较小，延袤110丈，深广比南沟也略窄。经扩修的南北沟水利工程，灌溉民田达数亩，州城附近的湫湳、龙澜、列涝、周家地、大小疍、番坊、葱田、奔崩等地都在灌区之内。林资深同时还疏浚马丹、中亭、郎芒等旧沟，“更之使顺，导之使溥”。实际上在州城附近形成了以南北沟为主体的灌溉水系，后人统称之为官沟，至今犹存有遗迹。当时的户部员外郎胡文路（万州人）对南北沟的扩修工程曾有详细记载。林资深扩修南北沟意志坚定，据胡文路所记，开始有人告诉他工程之艰难，他回答说：“作为一州之长，怎能逃避困难呢？”遂努力推行，‘不时省视程工，溽暑不为辍；勤者高下其赏以鼓作之”，终于获得成功，取得巨大的水利效益，泽润后世。
  在官府的带动下，民间也积极兴修水利。在州城附近展开的有：石头陂，在州东北五里山麻军堡，北厢民众每年修筑，引水灌溉迁拖、郎蒌等处田；湳乙沟，离州城三里许，乡民开筑，灌溉百余亩；达垄沟，在州城北二里，弘治十七年军民告开，灌溉百徐亩。在东部地区展开的有：椰根陂，位于州东百里椰根村，工程惠及椰根村及三亚、田寮等地百余顷田地，村民每年一修；南略陂，在州东百里南略村，本村及多银村因之受益，每年村民修筑。显然，与官府主导的水利兴修比较，民间自发开凿的沟陂规模小，受益程度度有限；受财力、人力的制约，多为土筑，“每年一修”成为其主要特点。此外，各地乡民修凿山塘蓄水者难以胜数，每处约可灌田数十亩。
  明代崖州官民开挖的沟陂水利工程，大小30余处，围绕着州城附近引宁远河水灌溉最为繁盛，其次为州西引望楼河水、州东引三亚河水。而州北、州西北及州东北等地，则鲜有水利工程。在黎族聚居的山区，除旱田外，也有水田，主要依靠溪泉自流灌溉。有水利可资的稻田可一年二熟，没有水利条件靠天下雨的则只在雨季种一熟。
  《光绪崖州志》
  盛2力与清理，田归主而税得征。崖田岁只一熟，盛度水势，通沟道以便民，岁获再收。
  《三亚史》
  耕作制度的改进和作物品种的多样化
  2注盛：裴盛，水南村人，《崖州志》有他的小传。
  崖州农业发展至明朝中期，不仅耕地拓展，水利兴修，而且利用温热条件，改进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大量引进新的作物品种，以“擅土地之美”，生产水平大大提高。双季稻种植面积大增，还出现了三季稻。棉花、甘蔗种植发达，果木、蔬菜品种也增多了。历史文献的记载已不再只是惊讶于这里的山海奇珍异品，而更多记述民生所依赖的农业经济的繁荣。
  首先是增加复种指数。明代先贤丘濬在脍炙人口的《南溟奇甸赋》中歌咏海南“岁三获以常穰，有积可仰”。这是因为本岛充足的光热资源，明代已有一岁三造的耕作，农业的复种指数普遍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位于海南岛南端的崖州更是这样：
  琼山腊月种，四月收，曰小熟；五月种，九月收，曰大熟。崖州左右曰东、西里，西里如琼山，东里则腊月种，三月收，四月种，七八月收，三冬皆可杂艺也。
  其实“三冬皆可杂艺”在崖州是普遍的，并不局限于东里。比起一年一熟或二年三熟的北方地区来说，崖州的农业优势是独特的。
  明代地方史志记载，包括崖州在内的海南物产品类繁多，其中粮食作物可分为谷类和杂食类。谷类中主要为稻，其次为黍、粟、麦、菽（豆），这是南方的“五谷”；杂食类则包括薯蓣、芝麻、南椰面等。各类粮食作物品种丰富，有近40种，足见其时农业之发达，已与内地不相上下，又富有本地特色。
  稻米为主食，海南岛自汉代已有种植。《汉书·地理志》记载儋耳、珠崖郡“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其时多指黎族先民而言。后来传入内地先进耕作技术和品种，至明代遂有粳稻与糯稻的区别。粳稻有百箭、乌芒、珍珠、鼠牙、旱禾、占稻、山禾等品种，糯稻有黄鳣、黄鸡、乌鸦、光头、九里香、小猪班、狗蝇等品种。
  黍（糜子）和粟（谷子）南方少种，因为禾穗外形相龟似，民间常常不加区别，混称为“狗尾黍”或者“狗尾粟”，实际上是不同品类，黍米性黏，粟米不黏。志书记载“狗尾黍黏者为秫，不黏曰粳黍”，实则不黏的粳黍就是粟。黍类除狗尾黍外，还有金黍、牛黍。金黍圆粒粗芒，性黏，可饭食，亦可用以酿酒。牛黍即蘆穄、穄黍，秸秆高丈许，二月种，五月熟。
  粟即北方所称“谷”，古代也称“稷”，但古代“稷”。也可包括黍。粟有狗尾粟、鸭脚粟。狗尾粟粒似黍而小，茎穗短。鸭脚粟“吐穗壮如鸭脚，大者如鹰爪”，称为“广粟”。
  麦类除小麦外，又有荞麦和珍珠麦。海南在明清时期确曾种植小麦，主产区在琼北琼山、澄迈等地，明代定安先贤王士衡还曾著《劝麦说》劝谕乡人种麦。荞麦和珍珠麦则主产崖州和儋州。珍珠麦古代俗称“珍珠”，实即薏苡（薏米），崖州产最盛。其茎高三四尺，叶如黍，开花作穗，子粒色白如珍珠，食可去湿轻身。后伏波马援征岭南凯旋，车载珍珠麦粒返京，被讹传为所获珍珠以车载而受谤，即此物。事见《后汉书》马援本传。
  菽，即豆类，有黑豆、黃豆、毛豆、绿豆、饭豆、羊矢豆、压草豆、柳豆等。
  杂食类包括芝麻、薯蓣、南椰面等。芝麻也称油麻，为大宗油料作物。薯类有甜薯、蔓薯二种：甜薯有六月薯、赢薯；蔓薯则有黎蔓、鹿脚蔓、匾蔓、瓶蔓、铃蔓、木蔓等。蓣，按种植地势分为坡种、水种二种，坡种有麫蓣、鸡母蓣（白、青、黑三种）、青蓣、东蓣等，水种有水黎蓣、白蓣等。此外还有三年蓣，其形如蓣，经三年长大始可食。南椰面则为类似桄榔的树木所产，也可代食。
  古代海南本土薯蓣种类繁多，大体都是植物块茎类食材，如当今常见之大薯、鸡蛋薯、芋、山药等。明朝万历年间，吕宋的番薯（甘薯）传人广东，以其高产又耐旱易种，迅速得到推广，大体也应在明末传入海南，甚至有学者认为番薯、玉米等作物是先传入海南再传到内地，但延至清代后期府州志才有记载。宋代苏东坡贬谪海南写《薯菜记》，说到海南稻米远不足自给，“以薯为粮，几米之十六”，可见其时薯蓣在海南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崖州近山傍海，多瘠土旱田，更是如此。宋代占城稻传人之后，这一耐旱、生长期短（有60天即成熟者）而又高产的水稻品种（称“占稻”）很快推广到海南，加上明代垦殖耕地，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稻谷产量增长，稻米才成为主食，但薯蓣仍为重要补充。
  上列粮食作物品种中，来自中原的鸭脚粟的引种曾一度相当繁盛，有记载称：
  正统间始种，有数种。吐穗壮如鸭脚，大者如鹰爪，呼“广粟”。粒似黍稷而紫黑，品位稍粗粝。夏种秋熟，为大熟；冬种春熟为小熟。又一种，种六十日即熟。土人给食、造酒，省米谷之半。
  明代海南先贤王佐有《鸭脚粟》诗，对鸭脚粟在本岛的救荒作用有所描述：
  小熟三月收，足以供迎送。八月又告饥，百谷青在陇。大熟八月登，恃此以不恐。琼民百万家，菜色半贫病。每到饥月来，此草司其命……
  这种既粗生又速生的作物品种的广泛种植，可“省米谷之半”，足见其时种植之盛。
  粳稻中的“山禾”，实即旱稻，黎峒多种植：
  择久荒山种之。有数种，香者味佳。黎峒则火伐老树，挑种，谓之“刀耕火种”。
  如果说黎人的“刀耕火种”是古老的耕作方式，那么择荒山种植“杂食”类作物，则是在土地开发利用上的拓展：
  地高田少处，则种山禾和薯蓣、天南星、粟、豆，兼粒食之。
  作物种植的区域分布也日趋明显，相对集中的种植区逐渐形成。“东路槟榔西路米”，是明代中期以后全岛作物相对集中区域分布的具体描述。在崖州，除宁远河下游平原外，坐落在西北部的德霞、千家、罗活等乐东盆地黎区，也多有膏腴田地，明代中期已成为本岛的主要粮食产地。
  经济作物的种植，主要有棉花、桑麻和甘蔗等。棉、麻多用以纺织。史志记载，棉花出儋州、昌化、崖州。棉花也称“吉贝棉”、“贝花”，有连片种植的“贝园”。但海南棉花不是攀枝花（木棉树），而是后来所称的多年生“海岛棉”，黎族也称“草棉”，实为灌木，高数尺，春季播种，秋季即开花结籽棉。宋元以来，棉花已在海南广为种植，成为纺织吉贝布的主要原料，促进了海南西部和南部尤其是崖州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明）正德《琼台志》和万历《琼州府志》关于物产的记载中，杂植属有棉花、吉贝，花属有攀枝花（亦称木棉），木属有木棉（亦称攀枝花），货属有棉花、吉贝，布帛属有吉贝布，注“即木棉织者”。可见关于“吉贝”一词的使用并不专一，草棉（海岛棉）、木棉（攀枝花）均可称吉贝，且草棉有时也被混称为木棉。原因可能在于黎族先民称棉纤维及其织物为“吉贝”，而草棉、木棉（攀枝花））实际上均为木本、均产棉纤维供纺织，因此称呼上以“吉贝”通指。至于木属所称之木棉，实有二品种，记载中所云“高可数丈、粗可合抱”者，为外来种，其棉絮纤维粗短不堪纺织，只可作枕作褥；另一为本地种，正称为攀枝花，相比矮小得多，其棉纤维细长，才可供纺织。史志记载中对此二种木棉也往往混称，未加区别。甘蔗有黄、紫、铁牛腿数种，用作果蔗也用以制“糖汁”，可能就是石榨蔗汁熬成糖浆。其时海南尚未有蔗汁结晶成块的熬制技术，成块蔗糖还要从海北贩来。
  明代海南农业有了较大的进步，但就耕作技术而言，尚嫌粗陋，多属广种薄收，远未精耕细作。正德《琼台志》卷七《风俗》即直言“耕作皆甚卤莽”，不重视施肥和锄草中耕“耘耨”，“黎田至有不用耙者”。乡贤王士衡在所著《劝麦说》中对此也有所批评。水利灌溉也不是到处都被重视。“每岁耕作，惟取据农家口诀、五行，以为趋避弛张之宜。”好在广东沿海等先进农业地区的优良作物品种不断被引进，因此不止粮食作物，其他如菜蔬、水果、药材、花卉等也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但多为自种自用。
  《三亚史》
  居住在南部丘陵台地以至沿海的“熟黎”乡村，与汉、回、疍相邻而居，；有的已相互杂居难分彼此。“熟黎”地区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有了较快的发展，普遍使用汉族的铁器农具并学习汉族的耕作技艺，如耘耕、施肥等。有水利条件的黎村，还能够“以竹筒装成天车，不用人力，日夜自动车水灌田”，，“栽稻二熟”。旱坡地则“杂植山萸、棉花，获利甚广”。黎汉之间的商贸集市也十分繁盛，“四境妇女担负接踵于路”，富有黎家还派侍妾从商谋利。正如海瑞在《平黎疏》中所讲，这些地区的黎族民众已与汉族一样编籍，“悉输赋听役，与吾治百姓无异”，甚至有些已被“汉化”，难分汉黎了。
  第四节 清代
  《三亚史》
  农业
  清代的崖州，农业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的开垦和水利的兴修。崖州官民在维护明代修建的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大力兴修新的水利设施，而且因地制宜，仍以修筑小型的陂、塘、沟为主。灌溉2000亩以上的陂有大郎芒陂，灌溉1000亩以上的陂有椰根陂和大陂，灌溉上百亩至数百亩的陂有小郎芒陂、岐榕陂、新陂、番人陂、打郁陂、南增陂、官长陂，灌溉数十亩的陂有石头陂、沙埋陂、南略陂。所修的塘有抱贵塘、龙角塘和锦塘等，其中抱贵塘广十余亩，灌田30余亩，锦塘广里许，灌田百余亩。所开凿的沟有：康熙十六年（1677），乐罗乡民陈予受等人修造乐罗新沟，灌乐罗、罗马等处田4000余亩；嘉庆年间，伏沟村民王锡卿等人开凿老王沟，灌田200余亩。此外，还有民众在离崖州城2里开凿的南乙沟，灌田百亩；桶井乡民开凿的桶井沟，灌田200亩；妙山村民黎振元开凿的津口塘沟，灌田300余亩；望楼乡民开凿的望楼沟，引望楼水灌田数百亩。
  由于鼓励垦荒，耕地面积也逐步扩大。如前所述，顺治十四年（1657）崖州田、地、塘原额共计2179顷26亩，至康熙元年（1662）“开除”荒芜田地627顷85亩，实际耕作1551顷40亩。康熙十一年（1672）后随着人口回流和荒田的开垦，田亩数量才逐渐回升。据雍正八年（1730）编纂的《广东通志》关于琼州府赋税的记载，崖州缴纳赋税的官民田地塘共1573顷13亩，其中“新收”的经开垦升科缴纳田赋者24顷68亩。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实编的官民田地塘已恢复至1621顷64亩。这些都是官修志书的明文记载，实际上是一些模糊数据，为逃避赋税而“隐垦”（隐瞒不报）的田亩可能不在少数。
  耕作制度也有了新的改进。崖州地区自明入清以来，基本形成了一年两熟（即“小熟”和“大熟”）的农作制度。小熟又称“春耕”（按即今谓之早造），大熟也称“秋耕”（按即今谓之晚造）。水田耕种两熟，无水利灌溉的高田、坡地等“望天田”则只种一熟，即避开春旱，在七八月雨季播种耕作。崖州东、西两界，由于地域的差异，黄流、乐罗、黎伏、冲育、佛老、望楼、番坊西界诸里，于农历正月春耕，四月收割；椰根、正三亚、所三亚、临川、永宁乡等东界诸里，于腊月春耕，三月收割。西界诸里于农历五月秋耕，九月收割；东界诸里四月秋耕，七八月收割。此外，黎族山区还有山田，农历六月间播种，十月收割。
  农民根据地形、土壤、水利、气候等不同自然条件，培育出适宜的粮食种类和品种，进一步扩宽粮食生产领域，提高生活质量。如自明入清乃至乾隆年间，粳稻品种主要有百箭、香粳、乌芒、珍珠、鼠牙、东海、旱禾、山禾、占稻；糯稻品种主要有黄缠、黄鸡、乌鸦、光头、九里香、小猪班、狗蝇、虾须、赤米等。适合低洼地种植的粳稻有大白、小白等，适宜水田种植的粳稻有大粒秫、光头秫、黄麖（又名二春谷）等，适宜于高田坡地播种的旱作粳稻有赤黏、黄黏、白黏、七黏、老鼠黏、广东黏、安南黏、香粳、花心、山堵、午秘、、山猪、牛粳、小熟黏等，适宜于秋耕播种的糯稻有羊尾、贝核、光头、牛脚、黄箕、黑芒、猪血、黑糯等。这些品种大部分自明代流传下来，但也有新选育者。黎族山区还培育出适宜于山田播种的粳稻“坡黏”、糯稻“山稻糯”。特别是德霞峒，素来“米香驰名”。此外，原产北方的粮食作物也广为引种，种类有小麦、荞麦、高梁等。番薯成为崖州地区仅次于稻谷的主粮之一，因最适宜热带园地，东、西诸里农民均开辟园圃广为种植，培育出白薯、红薯、面薯、鸡薯、黄心薯等品种。每当收获，农民刨片或切粒晒干，干后或磨成粉，贮放缸瓮，用于制作各种地方小吃。农民还常常将番薯切成块，煮熟后伴上酒曲发酵酿番薯酒。
  经济作物的种植有所扩大。崖州境内主要的经济作物有甘蔗、落花生、椰子、槟榔、棉花（吉贝）、香蕉、荔枝、番荔枝、龙眼、西瓜、金瓜、洋桃、石榴、菠萝蜜等，其中以甘蔗、椰子、槟榔、棉花的种植为盛。崖州是琼州重要的甘蔗产区，种植面积较大，长势良好，而且四时不绝，品种有蜡蔗、紫蔗、马鞭蔗（芒蔗）等，主要用以榨汁煮“糖胶”并结晶成糖，也有食用果蔗。从清初开始，崖州境内开始种植芒果，其后成为崖州重要的经济作物。
  清王朝实行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崖州的农业生产形势逐步好转，促使社会趋向稳定。但是自然灾害频仍，常常使地方经济民生遭受重大损失。乾隆《崖州志》的编纂者在《赋役志》的序言中写道，“崖州背山面海，半硗瘠而半斥卤”，“且尝有飓风为虐，民病不独在旱涝也”，因此“依古以来，家鲜盖藏（积蓄）”。道光《琼州府志》也说道：“崖州地虽遥远，水土颇善，惟气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崖州除了椰根、德霞等黎峒田地肥饶，自然生态良好，黎民较为殷富之外，广大汉族地区常常因灾缺粮，市场米贵，造成饥荒。
  《三亚史》
  鸦片战争前，崖州的经济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农业以生产粮食为主，主要种植水稻，高旱区则多种植番薯、玉米、山禾。经济作物除了各种瓜菜外，还有棉花、甘蔗、槟榔、椰子、花生、烟草、蓝靛、桑、麻、竹子等。其中棉花、甘蔗、花生、桑、麻、烟草、竹子，是崖州地区纺织业、制糖业、榨油业、烟草业等小手工业的重要原料。手工业除了市镇上的各种个体手工制作之外，还有广大农村的家庭副业——棉纺业。各市镇与内地交通要道出现不少墟市，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崖州地区输出的仍然以土特产品为主。与大陆的贸易大部分由广东南海、东莞、“四邑”“五邑”（新会县、新宁县、开平县、恩平县、鹤山县）的商人所垄断。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崖州地区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琼海关榆林分卡控制崖州的内外贸易，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向崖州境内倾销商品，占领本地市场，另一方面掠夺崖州境内的廉价原料。据《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记载，晚清时期崖州每年入口的货物，海关登记的达四五十种，主要有：绸布万余匹，鞋袜万余双，洋纱200余石，洋巾百余石，烟土五百余石，水油（煤油）5000余箱，火柴5000余箱，线绒丝带30余斤，茶叶百余石，面粉、线面2000余石，纸料2万余石等等。这些入口货物主要来自于江门、海口、澳门。又据该志记载，晚清时期每年从崖州输出的货物，主要销行江门埠，计有白糖万余石、黄糖300余石、糖水4000余石（包括销澳门）、槟榔3000余石、椰子五六十万枚、藤600余石、铲香500余石、花生脯600余石、艾粉10石、瓜子千余石、益智子百余石、马料豆10余石、螺壳千余石、香皮200余石、薏苡仁三十余石、芒果干千余石、海菜千余石、鱼翅30石。销行新加坡的有鸭蛋五六十万枚、生猪千余头；销行海口、江门的有虾米600石、牛皮兽皮4000张、黄豆黑豆千余石、鹿筋百余副等等。这些物资的输出路线有三：一是从境内各港口运往海口。二是从榆林港、三亚港运往江门。1904年，江门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设江门北街海关，江门埠遂成为外国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掠夺中国廉价原料的口岸）。三是直接运往澳门、新加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掠夺的土特产品，或直接投放澳门、新加坡南洋市场，以获取巨额利润，或通过这些地方源源不断地转运回本国，作为工业原料。
  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掠夺的加剧，直接影响着崖州传统经济格局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土地的利用和作物的分布上。崖州地区作物的种植，已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外部市场的需求关系联系在一起，农业中出现商品化生产。如至清朝末年，感恩、昌化县和原崖州西界成为主要出产瓜子的区域，崖州东部和陵水县则成为蔗糖的主要产区。由于平原狭小，加上旱灾、风暴、蝗灾经常发生，粮食生产每况愈下，唯有内地黎族地区稍好一些，汉族地区严重缺粮。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崖州大旱，民田失收，次年“升米百钱，民间艰食”。为了救济灾民，从南洋转运和陵水商船转运一批谷米、番薯干送到崖州，饥民才得以接济。此后，城镇食粮逐渐依赖于洋米，陷入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中。
  第五节 民国时期
  编者按：这里辑录的是整个海南的农业经济，崖州也大致如此，其中有特别注明是崖县的，还有注明是藤桥的。
  本岛农作物以地燠故，品类繁杂，而耕耨节候亦与内地迥不相同。兹将本岛现有作物及将来可以栽植者，述之如下。
  （一）稻有水稻、陆稻二种。水稻种于低湿之田。各县田价琼、文为最昂，每亩上田由100～200元，中田由50～80元，下田由30～60元。陵、崖最低，每亩上田不过四五十元而已。
  （二）蔗本岛接近热带，实为最适宜种蔗之场所。现岛中所种蔗，有竹蔗、黄皮蔗、红皮蔗三种。竹用以榨糖，以西北部之儋、临、澄三属及东南部之陵、崖两属栽植为多。
  （三）番薯番薯为本岛普通作物，到处栽种。薯有白黄红三种。儋县有用高畦种植，其余大抵用低畦。低畦植苗较密而结实小，高畦植苗疏而结实大，且成本较轻。栽种季节，以一二造稻收获后，整地插苗，经百日即成熟。除供食粮及豕畜食料外，或切片晒干，或磨制薯粉，或蒸酿薯酒等用。薯酒与普通酒制法相同，每酒百斤需薯一百四五十斤。每斤酒价40文。番薯之外，尚有甜薯、菖薯、木薯、姜薯、坡薯、水薯、大叶薯等类，但出产无多。
  （四）瓜子其瓜子有红黑二种，多栽于沙质坡地。每亩约栽苗6000株，每株约结瓜二三颗，每亩约得瓜子六七百斤，每百斤价值6元，每亩地可得30余元。其栽者不施肥料，一任自然生长，以致蔓短实稀，子不精实，出产不良。
  （五）花生，花生即落花生，有大花生、细花生二种，各县皆有栽种，东北数县产量较多。二三月播种，四阅月即可收获，细花生则须七八阅月始成熟。质富于油分及蛋白质，除供食料外，可榨油制豆饼，用途甚广。每亩能产1石以上之实，普通市价每石约6-9元；油每担约值0元，豆饼每担值6元，诚农家良好之副产物也。
  （六）豆类黄豆、黑豆多植于沙质壤土，本岛沿海栽植之。二三月下种，六七月收获。
  （七）芝麻麻有芝麻大麻两种。芝麻有黑白二色，各属皆有栽种。
  （八）玉蜀黍玉蜀黍有包粟、珍珠米等名，一年生禾本，茎高四五尺。
  （九）薏米薏米产崖县藤桥及陵水黎村。其栽种法与豆类同，初秋播种，季冬收获。
  每年约出产二三千斤，每百斤价约9元。藤桥市有用薏米蒸酒者，名薏米酒，香味颇佳。惟多搀用糯米，纯用薏米者甚少。薏米酒本无色泽，惟俗喜色酒，故以谷壳炙成茶色。
  （十）蓝蓝，一年生草本，春种秋收。
  （十一）椰子吾国产椰子之地，惟海南一隅。海南现在出产，椰子亦为主要商品之一。岛之东南各县遍地椰林，而尤以崖、陵为盛。此项椰子极易栽培，到处可种，种植年久，结实愈多，用途益广。椰叶可以织器盖屋，椰皮可编帚织缆，椰壳可制杯碗，椰肉可榨油制饼。
  椰子栽植费平均每株不过5角，植后六七年即开花结实。初结实时每株不过数颗，以后逐渐增加，至十年后平均每株可得五六十颗，繁盛者可得百余颗，利益甚大，事业极安全。除农户种植外，亦有组织公司专事经营者。兹将千株以上经营者列表于后。其不及千株者尚有数处，不具列。
  （十二）树胶海南之植树胶，实始于乐会人何麟书。彼经商南洋，习知树胶之利，于宣统二年运回三叶树胶数千株，植于定安之落河沟地方，生长极佳。至民国四年试行出胶，品质甚优，富于弹力，其价格高于南洋产之上。于是引起一般人之注意，挟资本来经营者遂接踵而起。
  （十三）槟榔槟榔与椰子同为海南主要产物，用途广，皮实皆为嗜好品及药用。各县皆有栽种，而以东南各县栽种为多。乐会白石岭所产者品质最佳，每担七八十元；万宁产次之，崖县最劣，价亦较廉，每担二三十元。
  （十四）咖啡咖啡之在中国，惟本岛宜于栽种。民国二三年间，侨兴公司、琼安公司始由南洋购种栽植，成绩甚佳。查侨兴公司已种30余万株，年产咖啡约2000斤。琼安则植千余株，其余各公司尚在试种中。播种期，春冬两季随时可种。种后五六年即结实，生命有四五十年之久，为本岛农产中最有希望之新事业。
  （十五）益智益智为本岛野生植物，属百合科，喜生阴湿地。入药为清凉剂，日人用制仁丹、千金丹、清心丹等药。
  （十六）艾艾为野生植物，俗名大艾。茎高数尺。叶互生，椭圆形，宽寸半，长三四寸，面粗，边有锯齿，背生白毛甚密，味芳烈。万、陵、崖三属农户采其叶蒸溜取精，制为艾粉，可供药剂之用。
  （十七）莨姜莨姜又名高莨姜，野生植物，似山姜，可制药。崖、陵、昌、感出产甚多，每年出口约四五万担。
  《琼崖志略》
  农业经济和垦殖事业
  琼崖全面积约165000方里，但耕地面积依清嘉庆元年之调查，全岛各县之耕地面积共有4144832亩。
  此系百年前的统计，近来当然要增加了许多。比如崖县的耕地，据最近（民国初年）的调查，已增至372908亩，比前多出了三分之二以上。至于人口，据清道光十五年的调查，全岛人数共计1250854人。
  此表与今日之事实，当然相差很远，但关于最新之统计数字，作者曾赴政府、海关、邮局各处访查，竟无一确数。但依作者在崖县时，曾依各种粮册及户口册亲自作一统计，其数则已增至四倍以上。盖崖县今日之人口，至少在20万以上。崖县一县如此，各县自必增加。所以垦殖事业是琼崖今日最适宜最切要的工作。在琼崖岛曾经用较大的规模而经营垦殖事业的，有以下几家公司。
  在上面所记的许多团体，因为他只知种植，而不知应用及制造，不知改良，每年所生产的原料，希望销售于外埠。自从世界上的树胶市场狂跌以来，琼崖所有出胶的农场，都受了打击。初时还以为是一时的情态，不久就可恢复原状，但后来便不得不失望了。因此琼崖出口货中树胶差不多等于没有，所有树胶公司都已停闭，有的竟开始拔除，另种咖啡和果类。
  过去琼崖的植物产品出口中，还有椰子和槟榔，也是占着重要的地位。但近年以来，在外销路不旺，所以营业萎缩。同时椰子多植海滨，但崖县时有飓风，防风的设备没有，椰林大受影响，实业家也就生畏。不过槟榔一项，每年出口尚有递增的趋势，但与民国初年比较，已不胜其衰落凋零之感。
  甘蔗和糖，在琼崖的农业上是个极大的富源，儋县、临高、万宁、陵水、崖县都是蔗糖业主要地。作者曾根据历年的《琼崖民国日报》中的纪载，造过一张各县蔗田的统计。
  此外，果品的输出，在琼崖的农业经济上，又是主要产业之一。琼崖岛的果类极多，除掉前已述过的椰子、槟榔之外，还有荔枝、菠罗、龙眼、香蕉等等。果类之外，又有藤条、瓜子、药材、山麻、粮豆等等特产之出口，但其趋势有比前衰落之概。现分别简说如后：
  藤条：系琼崖之特产，过去每年之出口极大。琼东、乐会、陵水、崖县均系产藤名地，尤以崖县为最。试一观其出口之情形。
  瓜子：以崖县之保平港和佛罗港之输出为大宗。以全岛而论，每年瓜子出口四五百万斤左右。
  药材：亦为主要出口物之一种。种类繁多，著名的是艾粉、益智、划香、藿香等等。藿香产于万宁之和乐市一带，其他多产于崖县各地，每年之输出为数颇巨。
  山麻：一名火麻，在农产物中亦占输出品之重要地位。民国二十年一年之间，输出5000余担。
  琼崖之五谷，以糯米著称，豆类则以黑豆、黄豆、红豆、芝麻、花生著称，每年输出亦不在少数。
  至于咖啡、烟叶，均为试种成功之农产，但当地之人种者尚少，故每年产量不多。依民国十九年的调查，咖啡之输出，全年值银1800余两；烟叶之输出，全年值银5500余两，亦不可谓之不丰。
  总之，琼崖原是一个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的农产地，若能尽量种植，前途真未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