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第一节 工业的兴起与发展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之前，海棠湾的工业基本上是空白的，仅有一些私人小盐灶和土糖厂，主要是利用本地资源，制作一些本地生产、生活所需的产品，有“六匠九坊”之称。清朝同治八年（1869年）至民国24年（1935年），陆续有广东和岛内商人到榆亚兴建盐场。1939年，日寇入侵崖县后，为掠夺资源开办铁矿、化工、机修、食品加工厂；1945年，日寇投降后，由国民党政府管理，没有继续生产，逐渐荒废。
  一、清末民国的工业
  （一）家庭经营的手工业发展成为作坊
  《榆亚别集》
  古往今来，运转在乡村的手工业可归类为六匠九坊。
  1．六匠
  六匠即缝纫匠、木匠、建筑匠、藤竹匠、铁匠、银匠。
  民国时期五金加工品种主要有：用铜锡铸造爵、云香尊、象尊、酒尊，洗盒等，金银首饰品有：戒指、耳环、手镯、头簪、项链、脚镯、花通、手圈等。铁业生产设备比较简单，一个风箱、一把钳子、一把凿子、大小锤各一把，有的有固定工场，有的在家中设工场，原料及配件从海口购进。木制家具雕龙塑凤颇见工底。清末崖州有人用海铁树刻成工艺品。如烟斗等。还有部分农民利用农闲时节从事铁、木、石、藤、竹、打磨、补锅、补罐等手工艺业。
  2．九坊
  九坊即盐坊、糖坊、烟草坊、油坊、酒坊、米面坊、酱料坊、砖瓦坊、船坊。
  民国末年，崖县合股开办盐场有2个，私营盐场15户，私营手工业295户，私营糖寮15间。
  《三亚史》
  清代的盐业一直受官府控制，由灶户自煮自卖，州县收课银，“无发帑收盐引搭配转运等事，惟县自为界，盐岸严明，不许充销”。《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记载，崖州所产生熟盐只销售本境，并无出口，规模不大。同治八年（1869），广东电白商人李隆春到崖州榆亚考察，同本地人一起投资开办“润和漏”日晒海水盐场，“产盐甚丰”。随后又有广州、文昌等地商人在榆亚投资建设日晒盐漏共14个。但李隆春等在这一时期的盐业生产，仍属手工业性质的生产，规模有限。海南华侨兴办企业热潮到来之后，“福建籍华侨胡子春以“岛民喜用熟盐，而生盐无销路”，拟生产生盐外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指挥他在海南儋州创办的侨丰公司，在三亚港开辟大面积盐田，直引海水晒盐，并且“禀准采运”，获得“配省行销”的权利。这是三亚近代盐业大规模开发外销的开始。
  胡子春创办的三亚盐业，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在崖州的开端。“自是继起者多，盐业遂日形进步。”至中华民国时期，海南生盐营业即以三亚港为最盛。
  （二）民国时期，现代工业的萌芽
  从小盐灶到大盐场
  《榆亚别集》
  自古以来，崖州是一个著名的盐乡。据《崖州志》记载，始于唐代乾元元年，宁远、振州（今崖州、崖城）等县有盐，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唐书·地理志》）。宋朝，崖州盐，各鬻以给本州，无定额。又崖州地荒阻，卖盐不售。明朝洪武间，置临川场（崖州）大使一员，隶海北提举司。共管灶户办盐。岁运廉州新村盐仓上纳。临川场原办正丁167丁。共盐214丘90斤，折米114石2斗1升5合，该银64两2钱6分7厘。万历二十四年，征课米215石2斗5升，银64两5钱7分5厘。光绪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共开得晒生盐575丘，每丘征银2两。水田133丘，每丘征银1两。共银1283两，为地方行政经费。
  清代同治八年（1869年），电白县红花尾人李隆春先到崖州三亚港考察。然后召集州人投资，首先开辟润和漏（永根四组，俗称老厂，其高田不铺海泥，无渗漏，甚为奇迹）。接着广州源兴公司派出经理程国桥，用轮船载光洋，用土箕舀钱，投资建设三亚的勤源东、
  1注漏：盐业用的量词。相当于“公司”、“场”。润和漏即润和盐场或润和盐业公司。
  济源、永利、合利、丰源等漏。杨百楠投资建设三亚和丰、源安等漏。李永基投资建设三亚的安源、源源等漏。文昌人韩高丰先后投资兴建红沙的裕济、和利、新老、海天、和利南、北、元丰利、调元、和利后、合兴中、南、北等14个漏。崖州一位姓白的投资者投资建设红沙的琼丰、源丰等漏。黎水伍投资建设同兴利漏。造价较贵的是海天漏。共召集360股（其中有20股是红股）共3.4万光洋。造价较便宜的是佑和漏，共召集34股（其中1股是红股）共3400光洋。全场各盐田由各股东集资兴建，共计有8644.63股。
  1939年2月，海南岛沦陷。盐田经理纷纷逃亡，盐田无人管理，尽其荒芜。日寇成立三井东亚株式会社，继续经营盐田，年产量仅20余万担。当时各漏盐田由二位日本人和一名台湾人称吴翻译官的来管理。盐工每人每月得大米3斗，日币6～8元，一条椰子香烟（10包），每年每人得土布20尺。日寇管理盐田严厉，发现偷窃盐斤，就捉去砍头。因生产经营不善，丢荒丰源南边的海坡盐田、平头1个盐田、港门谦利水塘后1个盐田、盐田坡民生仔4个盐田。
  1945年日寇投降后，盐田又回到封建把头、经理、官僚手中。此时，成立海南公署榆亚盐务分署，下设局长1人，秘书1人，会计、统计、行政、电台、管产等职能人员约10人。另有盐管队一中队30多人，分驻榆亚及陵水、保亭等属下盐区，巡视盐仓盐斤，防偷盐漏税。每夜各盐工挑盐进仓后，盐管到各盐仓把盐扒平，把一个木刻的圆形“亚”字的大印，遍盖在盐堆上，翌日发现盐印损坏，即追查、吊打偷盐者。另设立榆亚制盐公会，设有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委员等职。其作用是管理生产，如销售盐斤、管理盐工以及粮食和盐价等，均由公会决定。。当时工人每月工资：晒师8元至10元，大米3斗6升；助手7至8元，大米3斗4升；工人6元，大米3斗2升。每逢旧日历初二、十六晚上，每个工人发4两熟猪肉，每年在旧历10月初复产，招工人起汛晒盐；到次年5月下雨淡季又把工人解雇。只留下晒师守盐仓。停工期间，很多工人因生活所迫，只得回乡务农，或当小贩，或偷盐挑到黎村去换谷来维持生活。盐工：大多数住在基围上，茅草为盖，椰子叶编片当墙，稻草为床，终年以扁豆酱为菜，稀饭薯干拌着吃，生活十分困苦。
  盐田生产高潮期间，有大小72个漏投入生产，年产量达68万担，工人900多人。但由于经营不善，大部分盐田残破不堪，1946年遭遇两次风灾摧残，盐田一片汪洋，房屋设备荡然无存，整个盐场成为一片废墟。股东不再投资，单由经理依靠生产收入，以漏养漏，因陋就简，致使产量一落千丈，1947年年仅产9万余担。嗣后虽经数次修复，到1948年增加到26万担；1949年1月至6月产22万担。其时，大陆各地相继解放，而海南仍属国统区，外销断绝，经理不愿经营。自7月份起，各漏被迫停晒；仅3个漏由盐工晒制。其余则因基围崩溃，盐田荒芜，青苔杂草丛生，盐工散伙，生产停歇。
  从小糖寮到大糖厂
  《榆亚别集》
  三亚种甘蔗榨糖有悠久历史。早在汉代，以甘蔗为原料的土制糖业就已兴起。到了清代，所产土糖除本州居民食用外，还销往州外、岛外。民国初期，崖县有糖寮50家，年产量4500吨，为海南之冠。日本侵占榆业时期，兴建了日榨100吨的藤桥糖厂，从此，三亚出现了机制糖业。
  日寇在三亚开办经营工矿企业
  《榆亚别集》
  1939年2月～1945年，日寇在崖县先后创办田独铁矿、家畜血清、代用汽油制造所和小型水泥厂、机修厂等。
  （1）创办田独铁矿。
  （2）掠夺经营盐田。
  日军入侵后，各盐场户业主逃走，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掠夺其盐田经营，全县绝大部份盐田荒芜，年产盐有20万担。
  （3）建家畜血清、代用汽油制造所。
  （4）开办机械修理工厂。
  日本政府为了侵略战争的需要，授命“石原株式会社”创办了石原机械修理所，为田独铁矿修理矿山设备。所址分设在田独和榆林港。在田独的修理所负责修理田独矿山机械和日军军车；设在榆林港的修理所，承修日本海军军舰和运输舰艇。1945年8月日本设降后，国民党政府派员接管，修理所继续开工。
  （5）开办食品厂。
  清末至民国时期，崖县已有磨米、酿酒、制糖等作坊。1939年，日军在红沙，藤桥、三亚、九所（现属乐东县）、崖城等地办起榨油厂、酒厂，兼营食品加工。日军投降后，由国民党农林部管理，没有继续生产，逐渐荒废。
  （6）兴建大糖厂。
  1939年，日军在藤桥建起日榨甘蔗100吨的糖厂1间，日军投降后，糖厂荒废停产。
  抗战胜利后的崖县工商业
  《三亚史》
  日本侵占时期，在三亚地区兴建了一系列设施，兴办了一些产业。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政府官员及军队抢劫式无序“接收”，相当多的设施或被拆走，或被废弃，但还是部分地保留下来。三亚的城市面貌呈现一定的变化。
  首先，三亚地区的都市布局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有的“三港一市”转变为二市，即三亚港和三亚市合而为一，榆林港转化为一个地方都市；而藤桥在此时期已经全面衰落，退出了区域都市的竞争行列。
  榆林、三亚是具有发展前途的都市，而藤桥则与战前一样，只是作为与附近黎族地区进行贸易的市镇而存在，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两者之间的差距也就由此逐渐拉开。1947年，在榆林港设电信局崖县营业处。至1949年，榆林港电信局改为二等局，下设红沙、安由、田独、藤桥、羊栏、马岭、三亚港、港门村、红土坎9间邮政代办所。榆亚地区明显已成为崖县的经济中心。
  三亚的产业仍然以盐业为主，但是在抗战期间，因为盐不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日本人虽有远期规划，却来不及认真开发。在战乱的环境下，崖县、三亚的盐业都处于衰退状态。战后出版的《琼崖盐业前途的展望》指出：“本岛盐田的构造、制盐作业等技术上有很多缺点，再加上社会现状、经济环境，每年产额都一年比一年减少。今后应即速谋对策，以振兴本岛这一重要产业，输往大陆换取本岛必需的物资”。该书引用日本人的调查，对日占时期海南岛原有盐田和年产额进行了统计。
  虽然以三亚盐场为主的崖县盐业在海南全岛仍占领先地位，总产量却衰减近半。
  战后研究者在追记这段历史时曾经记载：“日本经营的机械器具工业，如汽车等修理工厂，颇为完备，实为工业建设的发端，此外尚有其他各种轻工业，如化学、纤维、制材、造船业、食品加工、印刷、皮革等工厂，共计约97处。”其中，设在崖县境内的共有20处：
  日本人虽然设立了相当数量的工场，但是这些工业都围绕着两个主要任务展开，一是为了矿产的采掘，二是为军事服务。盐业也是变相为日本军事化学工业提供原材料。如此为战争而设立的工业，几乎不考虑市场的需求，也不会有完整的体系，面对失去的战争需求，原料的来源与市场都不能保证，因而在接收之后，并没有给三亚地区的工业展开新的局面。换言之，日占时期所谓的“工业繁荣”也就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能够保存下来的，只有一些基本的设施，比如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
  战后崖县固有的传统优势产业没有得到很好恢复。在盐业方面，据近人的研究，三亚盐场“由琼海关输出之盐，1924年为303367担，1925年为168054担，1926年为396072担，1927年为589000担，1928年为465600担”。有资料显示，1937年前，一般年份三亚的盐产量都在30万～50万担以上，甚至有创纪录的近80万担。但是战后有记载称：“去岁抗战胜利以后，琼土重光，昔日盐田多经破坏，三亚盐场公署正积极督率各盐场从事修筑工作。惟因治安不良，资金枯竭，盐民纷纷请求贷款，故目前最切要之问题为巩固治安，开办盐贷。据三亚盐场公署之报道，三亚原有八十大漏，现仅修复三十余漏”。《海南岛新志》中称：“据琼崖盐场公署报告，谓最近每年产盐四十万担。”这是海南全岛的数量，还不及战前三亚一地的产量，从中也可见此时三亚盐业的衰落。
  现代工业的萌芽
  《榆亚别集》
  民国时期，三亚开始出现近代工业的萌芽，但发展极慢，多是手工操作，设备工具简陋，产量低，规模小，多为自产自销的手工业经营方式。1924年有恒源公司开采崖县七公岭铝矿，后因淘法不当及治安小良而停办。40年代初，日军将近代工业生产带入三亚，开采、加工掠夺大量资源。崖县光复后，工厂和设备多受破坏，国民党政府接收后，无意恢复生产，任其丢弃，甚至监守自盗，设备物资大量损失，仅有个别能恢复生产的工厂。
  第二节 制盐业
  编者按：盐业是三亚历史上的主要产品，也是主要的赋税收入。但海棠湾虽也有盐场盐业生产，却不是三亚的主要产盐地。本节辑录的是以三亚临川盐场为主线的海棠湾古代盐业生产。
  一、从唐代到清代前期的盐业生产
  唐
  《三亚史》
  《新唐书·地理志》载，振州（延德郡）所辖宁远县“有盐”。《崖州志》亦载：“乾元元年，宁远（振州）等县有盐，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古近代三亚盐业的开辟，至晚在唐代就开始了。
  宋
  《三亚史》
  田赋之外，还要交丁口赋和杂变赋。海南包括崖州在内，与广南各路一样，都要缴纳丁口之赋（人头税），规定不论主、客户，20～60岁的男丁都要缴纳，但税额各地不一致。杂变之赋，就是蚕盐钱、牛皮钱、农器钱等杂税。海南民众缴纳的杂税主要是丁盐钱。封建社会“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宋代的盐法有“官办官卖”和官督商卖两种，海南实行的都是官办官卖。海南产盐，盐利是海南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早期海南四州军盐场所产之盐，均卖给本州军，数额不定。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海南卖盐数额共计10968贯590文，但这是其他三州的数字，独不见崖州的统计。宋仁宗朝以后，海南地方官府为增加收入，擅自提高盐额，增加了煎盐户的负担，许多盐户无力承担而破产，盐也大量积压。元丰三年，安抚使朱初平奏请在海南实行计丁买盐，官府按户等分配一定数量的盐强卖给民众，规定一至三等户每丁每月买盐一斤，四至五等户每丁每月买盐半斤。元丰七年（1084），户部下令减半。由此，海南在官办官卖盐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流传后代的杂税——丁盐钱。南宋时期，官府对人民所征丁盐钱倍增，激起民众的反抗。嘉定六年（1213），朝廷才下诏蠲免丁盐钱。
  《光绪崖州志》
  崖州盐，各鬻以给本州，无定额。又崖州地荒阻，卖盐不售。元丰三年，广东漕臣奏：岭外依六路法，以逐州管干官为盐官，提点刑狱，兼提举盐事，考较赏法。琼崖等州复请赋盐于民，斤重视其户等，而民益困。《宋史·食货志》
  元
  《三亚史》
  元朝还征收其他税种。如政府严格控制和垄断盐的生产与销售配给，实行“食盐法”和“行盐法”，都是预先按人头收取盐税，因此，“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另一项是船税。早在宋朝时，海南就已经对过往船只收税，元朝进一步加强管理。“至元三十年乙丑，立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税依市舶司例。”
  明
  《光绪崖州志》
  洪武间，置临川场大使一员，隶海北提举司。共管灶户办盐，岁运廉州新村盐仓上纳。正统间，知府程莹奏准折米，改纳本府广丰仓。弘治间，复折银纳广盈仓，每石折银三钱。正德间，盐法佥事吴廷举查复优免。万历间，御史龚懋贤复为榜以禁横征，并奏裁临川大使，并入新安。
  临川场原办盐正丁一百六十七丁，共盐二百十四引九十斤，折米一百十四石二斗一升五合，该银六十四两二钱六分七厘。万历二十四年，征课米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五升，银六十四两五钱七分五厘。
  《三亚史》
  除田赋外，还有渔课、盐课和钞课（商税等）的征收。明初规定，商贾所征与河泊所及，各州县地土所产、物力所出，皆差定钞额，折征铜钱，岁解府库，各作官员薪俸。崖州所征主要有盐课、渔课、钞课及其他杂色课程。盐课也是赋税收入的重要一项。崖州的临川场，额定盐正丁167丁，其初规定要征收实物税共盐214引90斤，后改为每引课米一石，每米一石折银三钱，共该纳银64两2钱多。盐丁纳税之后，除10年一次的里甲正役依期轮当之外，可免除其他杂差徭役。崖州疍家渔户由河泊所管理并征税，按船或按户计收，总共岁纳渔课米568石8斗，每石折银二钱一分，是仅次于田赋的重要税收。疍家渔户纳税之后同样可免除其他杂差徭役。钞课则包括商税、契本税，另外还有赁房钞、地利钞、花藤牛税、户口食盐钞等杂色课程，税量较少。户口食盐钞1627锭2贯，按人头征澎收，是杂税中比较重要的一项。
  《正德琼台志》
  盐场
  盐莢专于管氏，代沿至今。读唐《地理志》知琼列盐，宋《食货志》知盐所给。至我朝法美且备，但宋监税如符挥皆官治本地，今盐税许给郡，而场属仍旧，尚望于更化也。
  本府凡六所，散立于各州县海滨，隶海北盐课提举司治廉州。设官大使各一员。六场原额正丁共五千零二十四丁，办盐不等。共盐六千二百五十三引三百十二斤八两，每岁运赴海北新村盐仓上纳。正统七年，知府程莹奏准每盐一引折米一石，共米六千二百五十三石七斗八升一合二勺五抄，就在本府上仓。弘治间，每米一石，例折银三钱，共银一千八百七十六两一钱三分四厘三毫七丝五忽，赴本府广盈库投纳，支给军饷。今列各场丁、引、米、银于后。
  临川场在崖州东一百里临川村。洪武二十五年设，灶老钟仕那创建。原额办盐正丁一百六十七丁，共盐二百十四引九十斤，折米二百十四石二斗一升五合，该银六十四两二钱六分七厘五毫。
  按：《唐书，地理志》容琼、宁远、义伦等县，各注有盐而无则例。宋《食货志》称琼、崖、儋、万等州，各鬻以给，本州无定额。天圣以后，东西海场十三，皆领于广州，岁鬻五十一万三千六百八十六石，以给东西二路。而琼崖诸州，如琼山等县，感恩、英由等场栅，其地荒阻，卖盐不售，类抑配衙前。前后官此者，或擅增盐数，煎盐户力不给，有破产者。元丰三年，朱初平奏蠲盐之不售者，又约所卖数，定为煎额，以惠远民。久之，广东漕臣复奏，琼崖等州复请赋盐于民，斤重视其户等，而民滋因矣。国朝洪武初，灶户除正里甲正役纳粮外，其余杂泛差徭并科派等项悉皆蠲免。后来州县官吏不体盐丁，日办三斤，夜办四两，无分昼夜寒暑之苦，科役增害。至正德初，盐法佥事吴廷举查申各该旨敕及抚按区处事例：自正德四年以后，灶户赋役除十年一次，里甲正役依期轮当，并甲内清出军人照旧领解，其办盐一丁，准其二丁帮贴。每户除民田一百亩不当差役，多余人丁佥补。逃故灶丁多余田土，扣算纳银，不许编充民壮、水马站夫、解银大户等役。其买绝民户田粮，随其粮之多寡，编其差之大小，只令雇役出钱，不当力役，有妨煎盐。区处甚为周悉，有司能继体行之，其不为晒沙淋卤之苦，解酷暑于一吹哉！
  清
  《光绪崖州志》
  临川场原额灶丁二百一十丁，每丁征课银三钱零七厘五毫，共银六十四两五钱七分五厘。
  康熙二十年，奉文按产盐斤加课，照广济桥例，每万斤加征银一十五两八钱五分一厘，共加银三十一两一钱九分五厘。二十六年，又奉文小引灶丁每丁征银二分，共征银四两二钱。三十三年奉文，免半计加征银二两一钱。
  乾隆二年，豁免加征银二两一钱。
  沙田二百一十丘，池漏二百一十个，例无课银，并归灶丁输纳。以上实征丁课银九十五两七钱七分。
  按：州属盐系灶丁自煎自卖，并无发帑收盐配引转运等事。前代俱设提举场，免埠商转运。今一并裁省，课银归州经理，每年照额征收完解。以上《府志》。
  附盐田 临川场
  光绪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共开得晒生盐田五百七十五丘，每丘征银二两。水田一百三十三丘，每丘征银一两。共银一千二百八十三两，为地方行政经费。
  《崖州直隶乡土志》
  生盐，每年销行三亚港五万余石。
  熟盐，每年销行本境万余石。
  《光绪崖州志》
  康熙元年至十一年，实在人丁二千七百六十二丁八分六厘六毫食盐，课银八千二百九十五口。金《志》
  原额丁口计一万六千五百。内除胥灶浮丁五千九百四十四丁免派四差外，实编男子二千二百六十一丁。奉议准论粮编丁，将官民并升科米二千七百六十三石二斗零八合一勺，每石编丁一丁，共该丁二千七百六十三丁二分零八毫。内优免本身丁一百七十六丁零九厘八毫，例不派差壮，均平盐钞，实全编丁二千五百八十七丁一分一厘。每丁例派差壮，均平银三钱二分六厘八毫五丝六忽，共银八百四十五两六钱一分二厘四毫，不派盐钞。妇女八千二百九十五口，每口只派盐钞银一厘九毫九丝九忽，共银一十六两五钱七分七厘一毫一丝。除编审缺额丁三分四厘二毫无征，银一钱一分一厘八毫，闰银五厘八毫外，合男妇实共编征银八百六十二两零七分毛厘七毫。遇闰，加编银四十五两三钱零三毫。黎人归化，附入版图黎丁一千三百二十，丁幼男女共一千零五十口。遵照不征银两。《府志》
  《三亚史》
  清朝前期崖州的盐课，只是对煮盐灶丁征收丁课银，因为都是盐丁自煎自卖，“并无发帑收盐配引转运等事”。地处今三亚市区的临川盐场，清代仍是琼州府属主要盐场之一，但前期只有“原额”灶丁210丁，年产盐2万斤左右，远没有光绪之后的规模。政府按丁收取盐丁课银，每丁征三钱略多，共计征银64.5两。至康熙二十年（1681），官府又规定按盐产量加征课银，每万斤加征银15.8两，一共加征银31.2两。以上二项实征盐丁课银共95.7两，额度不大。
  二、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的盐业生产
  《三亚史》
  福建华侨胡子春在三亚大规模建设盐田
  据记载，清代的盐业一直受官府控制，由灶户自煮自卖，州县收课银，“无发帑收盐引搭配转运等事，惟县自为界，盐岸严明，不许充销”。《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记载，崖州所产生熟盐只销售本境，并无出口，规模不大。同治八年（1869），广东电白商人李隆春到崖州榆亚考察，同本地人一起投资开办“润和漏”日晒海水盐场，“产盐甚丰”。随后又有广州、文昌等地商人在榆亚投资建设日晒盐漏共14个。但李隆春等在这一时期的盐业生产，仍属手工业性质的生产，规模有限。海南华侨兴办企业热潮到来之后，“福建籍华侨胡子春以“岛民喜用熟盐，而生盐无销路”，拟生产生盐外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指挥他在海南儋州创办的侨丰公司，在三亚港开辟大面积盐田，直引海水晒盐，并且“禀准采运”，获得“配省行销”的权利。这是三亚近代盐业大规模开发外销的开始。
  《三亚史》
  民国初期三亚盐业的发展
  民国初期三亚的发展，原因在于清末以后三亚的主要产业——盐业有了更大规模的持续扩张，在股份制的投资体制促进下不断壮大，带动了其他产业的繁荣，构成了三亚地区经济的基础，提供了城市发展的原动力。清咸丰八年（1858），有股东投资兴建“承德漏”。此后，海南盐业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南部三亚一带。《海南岛渔盐调查报告书》记载：“三亚、榆林制盐事业，创始于民元前三十七年”。据此推算，应在清同治末年的1874年。有资料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电白县红花尾人李隆春与崖县陈氏族人合股投资，在三亚港兴建“润和漏”。《三亚古今纪事》中记载：“广州源兴公司派经理陈国桥投资建源东、济源、永利、和利、源丰等埇；李永基投资在三亚建设安源、源源等埇；文昌人高丰投资先后在红沙建设秋济埇等14个。”最大规模的投资是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电白人李春在三亚附近开辟天日盐场。
  1916年，两广盐运使公署在三亚港设立三亚盐场公署，统理产销征税事宜，下辖三亚等9个分厂，督征盐田漏灶应完课饷，监督销售配运等事宜。盐场设盐场知事一人、场佐一人，在各县分置验缉员9人，统管运销、缉私、税收、秤放等事宜。不久因战乱，盐场公署被焚毁，于是迁往海口。1923年，设三亚盐务稽核分所，将三亚盐场原管税收事宜划归其管理。1926年，改组盐制，裁撤盐务稽核分所，设立琼崖盐务局管理盐务，各县设盐卡协助管理；并将原三亚盐场知事改称场长，所辖各验缉员改为管理员，管理场产、归堆、复验、配引等事项。诸多盐务管理机构的设立，表明自清末到民初时期，海南岛盐业在海南经济乃至华南经济中的地位。
  《海南岛志》
  盐业
  1．盐务行政
  考本岛盐务，见于史籍者，宋元丰三年，诏琼、崖、儋、万安军各煮盐以给虔州，无定额。此为本岛盐政纪录之开始。厥后明置盐课提举司于海北，民国二年，设三亚场于崖县三亚港，置盐场知事1员，场佐1员，于各县分置验缉员9员，统理运销、缉私、税收、秤放各事宜。旋因匪乱，场署焚毁，乃迁驻海口。十二年设盐务稽核分所，将三亚场原管收税事项划归管理。十五年改组盐制，裁撤稽核所，设琼崖盐务局掌理盐税，各县分设盐卡为之助理，并将三亚场知事改称场长，所辖各验缉员改为管理员，管理场产、归堆、复验、配引事项。
  2．盐业区域
  本岛以环海故，可筑盐田之地广漠无垠。光绪三十四年，福建华侨胡子春在三亚港建筑大规模盐田，直引海水晒盐，成绩优美，自是继起者多，盐业遂日形进步。
  崖县盐场 崖县盐场分为三亚、榆林、保平、藤桥、九所六处。就中以三亚、榆林、保平、藤桥为产生盐区域，保平、九所为产熟盐区域。但熟盐向无大企业经营，出产甚少，仅供县中民食之用。至生盐营业，则以三亚港为最盛，计有盐田70区，每区资本大者四五万元，小者七八千元。每年配省盐斤约30余万担，每担价约2～3元。兹将盐田营业情形列表如下。
  各盐户除华兴、福海设在藤桥、保平外，余皆设在三亚。此为崖县最近盐田分布状况。
  但榆林、保平、藤桥、铁炉各港可辟盐田之地尚多，尽扩充。
  《三亚史》
  盐业
  崖县的盐业生产历史悠久，而具有规模的经营则始于清末，基本形成了后来盐业生产的形态。民国初期受战乱的影响，盐工走散，三亚盐业曾一度受到挫折，但在1926年之后，由于运销的畅行和政府为增加税收所作出的鼓励，又迅速发展起来。崖县盐场分为三亚（临春、临川）、榆林、保平、藤桥、九所六处，以三亚盐场为主。行政管理上设有崖县分卡和三亚场长，均归琼崖盐务局管辖。盐分生盐、熟盐。熟盐仅供县中民食之用，量极少，产于保平、九所；生盐供腌制食品，是主要的盐产品，供外运，产于三亚、榆林、藤桥。
  据《琼崖渔盐调查报告书》记载，三亚盐田共有2441亩，每亩建筑费500～800元。上等盐田每亩每年可产盐300担，中等者可产250～280担，下等盐田每年可产180～250担。“本港连榆林港合计，年可产盐约四十万包，价值约二百余万元。”
  而据20世纪30年代编撰的《琼崖工业调查报告书》所载，崖县境内的三亚、榆林、保平、藤桥、九所等港共有盐田面积15578亩，远比海南沿海其他各县的盐田面积大。但是全县总计的这一盐田亩数，是用当时特有的盐田地积丈量方法计算出来的，以正方四丈五尺为一亩，每亩只有20.25平方丈；如折算为标准亩（60平方丈）则大约全县的盐田总面积为5000亩，三亚约占一半。
  另据《琼崖工业调查报告书》记载，当时海南有四大工业，食盐工业、植物油工业、橡胶工业、蔗糖工业，以盐业为最大，占有产业第一的位置。
  根据其他资料记载，1935年，在三亚、榆林、铁炉港的大小盐户有77户；其中，榆林港18户、三亚港57户、铁炉港2户。上述情况说明，抗战之前，崖县在华南盐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其中，三亚附近地区又在崖县盐产中占据最大份额。当时，三亚的盐业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生产方式，阻碍其扩大生产规模。资料记载，20世纪30年代各盐田使用人力的情况如下：“司理一人，工目一人（即晒盐师傅），男女工人数名（视盐田大小而定，有仅得三人，亦有二十余人者）。”经营规模小、手工操作是其主要缺陷，同时，也还没有独立而完备的外运销售渠道，对外运销要靠大公司不定期收购外运，受制于运销商，导致当地产盐企业难以扩张发展。
  《三亚市志》
  制盐
  三亚市的制盐历史悠久，唐朝已有民间海水煮盐。清朝同治八年（1869），电白人李际春到崖州三亚港考察，同州人投资开办“润和〓”，开创本市的晒水盐场。1908年福建华侨胡子春在三亚港“润和〓”基础上建成榆亚盐田。民国时期，投资盐业获利较大。广州盐业公司经理程国桥投资兴办三亚润源东、济源、永利、丰源盐场，杨百楠投资建三亚和丰、源安盐场。李永基投资建三亚安源盐场。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民国24年（1935）在三亚、榆林、铁炉港的大小盐户有77户，其中榆林港18户、三亚港57户、铁炉港2户。
  民国期间盐户的组织有盐业同业会。1935年成立。1937年4月改选，主席郭佩川和常务委员林瑞川连任。
  1939年2月，日军侵占崖县后，各盐厂户经理逃走，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掠夺少量盐田经营，全县绝大部分盐田荒芜，年产盐仅20万担。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成立海南公署榆亚盐务分署和盐警队，恢复生产的盐田有72处，年产量68万担。1946年，因受2次强台风的袭击，大部分盐田受浸，盐场房屋倒塌，股东不再投资，小部分幸存盐田，产量不高，1947年产量仅收9万余担，1948年产量增加到26万担。
  第三节 制糖业
  编者按：海棠湾种甘蔗榨糖有悠久的历史。但有文字记载则为明代出现种甘蔗，用甘蔗榨汁熬成糖浆。甘蔗是海棠湾历史上主要经济作物。从小糖寮到大糖厂，制糖业是主要产业。本章辑录以崖州制糖业的发展为线索，重点突出藤桥的制糖业。
  一、甘蔗的栽种与制糖业的出现
  《三亚史》
  明代经济作物的种植，主要有棉花、桑麻和甘蔗等。。甘蔗有黄、紫、铁牛腿数种，用作果蔗也用以制“糖汁”，可能就是石榨蔗汁熬成糖浆。其时海南尚未有蔗汁结晶成块的熬制技术，成块蔗糖还要从海北贩来。
  《正德琼台志》
  甘蔗 有黄、紫、铁牛腿数种。小黄长节者名芒蔗，性凉，可解草毒。
  《三亚史》
  崖州是琼州重要的甘蔗产区，种植面积较大，长势良好，而且四时不绝，品种有蜡蔗、紫蔗、马鞭蔗（芒蔗）等，主要用以榨汁煮“糖胶”并结晶成糖，也有食用果蔗（藤桥是主要产区之一）。
  随着农产品的显著增加，出现了诸多加工农产品的手工业门类，如制糖、酿酒、榨油等。其中制糖业已成为崖州的重要行业，是当时琼州的主要蔗糖产区。所生产的蔗糖有乌、白、赤三种。光绪《崖州志》记道：“土人用石绞榨其浆，以煮糖。通琼以崖为上，而崖以中区（州城附近）为美。”崖州在明代已有糖蔗种植，但是制糖工艺落后，只生产糖浆，片糖还要从广东内地输入，入清之后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清代前期，海南蔗糖的生产和输出占本岛物品输出的首位，道光《琼州府志》记道：“琼之糖其行至远，白糖则货至苏州、天津等处。”
  《光绪崖州志》
  甘蔗，有节而肉白，长五六尺。佳者渣软如绵，味极甘清。有蜡蔗，紫蔗、马鞭蔗。客语名芒蔗。土人用石绞榨其浆，以煮糖。通琼以崖为上，而崖以中区为美。
  《三亚史》
  晚清时期每年从崖州输出的货物，主要销行江门埠，计有白糖万余石、黄糖300余石、糖水4000余石（包括销澳门）。
  二、民国时期制糖业的发展
  《三亚史》
  崖县的甘蔗种植为全岛之冠，所产蔗糖出口在全岛亦占有较大比重。民国初期，陵水县与崖县都是全岛的甘蔗种植大县。1919年，陵水发生牛瘟，影响榨蔗制糖，崖县即跃居全岛第一。崖县每年通过保平港输出的白糖达33万公斤，通过榕树分卡输出粗糖6万公斤。
  《三亚史》
  制糖业
  进入民国之后，随着对外交通的改进，外运能力增强，崖县的糖蔗种植和制糖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成为另一支柱产业，至20世纪30年代已经在全岛占领先地位。此前，海南糖业的中心在陵水，后因战乱与自然灾害多次袭扰陵水市镇，导致陵水糖业的衰落。
  昔年榨蔗制糖，都是地方土糖厂以牛为动力。1920年前的资料记载：“全琼各属，以西北部儋、临一带以及东南部万宁、陵水、崖县之地，为最宜于种蔗。而旧时糖业，亦以此等地域为最发达。此数县中陵水最盛。惟数年前因发牛瘟，糖业一落千丈。牛瘟之前，有糖房六十余家，每家每春出糖六百担；牛瘟之后，全部闭歇。现渐次恢复，亦仅有糖房十余家，每家每春出糖三百担，每年减额十分八九，计不下三万担。糖业之利虽厚，各资本家因受牛瘟之打击，几如惊弓之鸟，多改业他图，遂致既蹶之糖业，不可复振。可慨孰甚！推原其故，皆由知识缺乏，不知集中资本利用机器，有以致之。”
  另据其他资料记载：1925年前，“琼崖各属，向有栽培甘蔗，惟植以制糖者，则以西北部儋、临、澄三属，及东南部之崖、陵二属为最多，每属产额皆在万担以上。琼山、万宁、琼东次之，其余则寥寥无几矣”。
  《海南岛志》记载：“糖之产量，崖县最多，陵水次之，儋、临、澄、琼又次之，其余文昌、琼东各县，约产数千担。全岛合计，约产二十万担。”
  到了1929年2月，相关资料记载：“蔗有三种：一为竹蔗，专为榨糖之用；一为红蔗，一为甘蔗，均为生食之用。中以竹蔗栽培为最盛，各县均有出产，惟崖县最多，其次为儋县、陵水、临高、澄迈。以上各县每年出糖总在二万担以上，其余各县亦总在数千担。”此时的陵水又向下退了一位，而崖县依旧处于领先的位置。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崖县的糖业在岛内已经具有了压倒优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
  虽然抗战前崖县糖蔗的种植与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种植上采用传统技术与品种，榨糖的设施和工艺也停留在清末的水平上，精加工：能力还很落后。崖县所生产的糖制品主要是砂糖与片糖，这些制品虽然也可以直接食用，但基本上还是属于原料糖，多用于广州、上海等地糖果、糕点食品制作，还不是在国内外家庭比较普遍使用的精制糖，销售必然受到限制，价格也只是每百斤四五元。
  《琼崖志略》
  甘蔗和糖，在琼崖的农业上是个极大的富源，儋县、临高、万宁、陵水、崖县都是蔗糖业主要地。作者曾根据历年的《琼崖民国日报》中的纪载，造过一张各县蔗田的统计。
  这些数字，自然并不正确，但是至少可以指出各县的蔗产情形之一斑。依过去的情形来论，全岛蔗糖业最发达的，要算陵水，其次才是崖县。但陵水自民国八年的牛瘟潮发生后，就一蹶不振，到后来便算得上崖县了。
  《三亚史》
  制糖方面，战后的制糖能力甚至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据《海南岛志》记载，1928年崖县的制糖能力在4.5万担左右，而战后的1947年减至1.6万担左右。
  也就是说，战后全县的制糖产量约只相当于1928年的1/3，而且依旧是旧式糖寮，未有新式糖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