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一）
  1958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了福建省军区，刘永生同志任省军区司令员。这时，我刚从军事学院学习完毕，便被任命为省军区政委兼党委书记。于是，我回到了阔别20年的福建。
  这时，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全军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到省军区后，按照总政治部部署，以农村合作社的优越性、粮食和其他产品统购统销、工农关系、遵守纪律和改善服役态度、官兵关系等五个问题为教育的中心内容，组织军区干部学习社教文件，用摆事实讲道理和回忆对比的方法，进一步提高大家的政治觉悟。同时，进行总结，分清是非，提高认识。同年9月，总政治部作出关于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要求各级干部每年至少要用一个月的时间下连当兵。同时要求下连当兵的干部，编入班、排，归班、排长指挥，与士兵同吃、同住、同劳动。按照这一规定，我在东山岛下连当兵。东山岛位于闽南，处在厦门、汕头之间。历史上，东山岛是大陆与台湾、东南亚的通商港口。由于它离台湾较近，1953年7月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唆使下，调集1万余国民党军，分乘10余艘舰艇，和水陆两用坦克20余辆窜犯该岛。英雄的东山人民积极配合我驻岛人民解放军，英勇地抵抗了登陆的国民党军，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犯。在东山岛期间，我们与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一起站岗放哨。当发现有的战士鞋子破了，有的战士病了，就为战士买鞋，主动为病号端水送饭。从而，密切了官兵关系。
  在省军区期间，刘永生、刘振球、王直等领导都是红军时期的老同志，他们办事原则性强，经验丰富，我们之间都相处得很好。
  退踞台湾省的国民党当局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于1958年7月派飞机窜犯大陆，并令其驻金门岛的军队炮击福建沿海村镇。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我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奉中央军委之命，于8月23日对金门的国民党军和驶往金门的舰船进行大规模的炮击，摧毁其大批军用设施。尔后，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又对金门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猛烈炮击。同年10月25日，福建前线部队宣布：每逢双日不打炮，逢单日为炮击日。
  同一时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把民兵工作放到了一定的战略地位，确定由省军区和军分区负责搞好民兵工作。此后，我们积极地开展了民兵工作。
  1960年1月下旬，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在全军要普遍提倡树立“三八作风”，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以此作为中心议题，进一步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同年10月，按照中央军委部署，我们在部队中开展了争创四好连队和争当五好战士的运动。其时，我们主要抓四个方面工作：一是抓政治思想工作；二是抓作风，就是“三八作风”；三是抓军事训练；四是抓生活。
  1961年1、2月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全军开展了“两忆三查”教育运动，通过“两忆三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1月24日，国防部转发周恩来总理的命令，调我到福州军区担任副政委，分管民兵工作。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为使民兵工作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我们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推动民兵工作向前发展。首先，我们重视民兵的组织建设，注意配备好民兵干部，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其次重视民兵的军事训练，要求很严格，要讲质量，要练真本事。同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制定了民兵工作条例，使民兵的管理教育工作进一步完善。1963年3月，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全军热烈响应，掀起了学习雷锋的热潮，部队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干部战士以雷锋为榜样，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地指导实践，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拾金不昧，助人为乐，蔚然成风。随着学习雷锋运动的深入发展，广大干部战士以周恩来总理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为准则，认真改造世界观，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这之前，党中央于1962年初在北京举行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这是党的“八大”以来，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纠正了自“大跃进”以来在经济工作中的失误，动员并组织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全面贯彻八字方针，为后来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作了准备。
  1963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10条）下达后，我人民解放军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分期分批抽调干部参加了这一运动。同年9月，我带领军区干部工作队在福建省南安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到了1965年8月17日，毛泽东指示全军排长以上，除年老、重病者外，一律分期在两年内都到地方参加一次社教工作。全军各级干部根据这一指示，立即分期分批投入社教运动。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才陆续撤回。
  （二）
  1966年5月，我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在全军开展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大量反革命破坏活动，残酷地迫害各级干部和群众，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特别是1967年1月，当“文化大革命”进入所谓“夺权阶段”，地方各级党政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之中，武斗成风，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交通严重阻塞，混乱局面日益加剧。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于1月23日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提议，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我军奉命实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当时参加三支两军人员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在严重的形势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因此，缓和了紧张的局势，维护了社会秩序、工作秩序、学习秩序和生活秩序，保护了一批干部，减少了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混淆了是非和敌我，在局势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实行三支两军工作，部队广大干部和战士在思想上是缺乏准备的，他们又不了解历史情况，缺乏地方工作经验，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三支两军工作的失误，使部队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人民军队的声誉在广大群众中受到了损害。1972年8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草案中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销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此后，三支两军的人员就陆续撤回军队。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对消除三支两军造成的消极后果十分重视，军队和地方都做了大量工作。经过努力，妥善地解决了许多遗留的问题，消除隔阂，增强团结，拥军爱民、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扬，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出现了新的面貌。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一些冲击。当时，有人责问我：“你为什么从海南跑到福建来？”我严肃地答道：“革命不分东西南北，在哪里都一样干革命”。还有一些人问：“‘漳浦事件’时，你为什么要跑出来？”我当即顶了回去：“不跑出来，怎么拉起武装重建红三团！”
  1970年1月20日，为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福州军区成立了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副司令邓克明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我们多次深入闽赣两省对内地国防工程和沿海边防等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建设起一定的军工生产能力，以及门类比较齐全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国防工业部门。1974年7月12日，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福州军区成立了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副司令皮定钧任组长，我任副组长。我们经常深入闽赣两省督促检查人民防空工作。
  1975年8月30日，我退居二线，担任福州军区顾问。
  （三）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全国军民衷心拥护。从而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这时，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出现了较好的形势。
  粉碎“四人帮”以后，经中央军委批准，我担任福州军区顾问组组长。不久，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福州军区党委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我兼任了纪委常务书记。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对军事训练、战备、后勤及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议。“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许多干部无辜被戴上“叛徒”、“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政治帽子，受到迫害，有些被关进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并且株连到他们家属、亲友或同志，造成了空前严重的后果．我们坚持原则，拨乱反正，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还纠正了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由此进一步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恢复和发扬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进一步立准、立好党史、军史资料，全军成立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号召老同志撰写革命回忆录，以高度的责任感把这项工作做好。1983年以来，我先后将“红三团在闽南的战斗历史”、“漳浦事件及其历史教训”、“开辟乌山革命根据地”、“保卫郭村”、“鲁南转移”、“渡江战役”等写成文章，在书刊上发表，并应邀到北京、南京、广州以及漳州等地参加党史、军史学术研讨会，实事求是地讲述当时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还与有关省、市党史工作者，就党史、军史中的若干重要问题认真地交换了意见，把自己应该讲的看法都讲了。同时，抓紧时间审阅修改了党史、军史文稿，受到福州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表彰。
  此外，我还实事求是地为闽南老区等地的一些老干部和老人写证明材料，帮助组织澄清历史问题，为他们落实政策。因此，调动了他们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性。
  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我深深地体会到：中国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各族人民的利益。自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历经磨难，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广大党员英勇地带领人民群众进行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这些实践都生动地证明，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动摇。特别是在今天，如果动摇了，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60多年来，我经历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对于革命战争是十分重要的。那时，我军的政治机关都设立了群众工作部，负责指导并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我们之所以能排除困难局面，保存并发展了革命武装，其根本原因就是我们深入群众，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保护群众的利益，我们站在斗争第一线，因此都得到广大群众的无私支援。我们打到哪里，人民就支援到哪里，做到要人有人，要粮有粮，要物有物。人民群众为每次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今天，我们必须继续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踏踏实实地为群众办事，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地前进。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宣告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统治和帝国主义支持下反动阶级的统治的完全结束，由此，中国进入了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这一胜利，是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他们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有的血洒战火硝烟的战场，有的英勇就义于敌人的刑场，有的惨死在帝国主义的屠刀下。他们的壮烈事迹，永远为人民所缅怀，他们的卓著功勋彪炳史册，代代相传。
  作为幸存者，我总是追忆着我的老战友。每当想起牺牲的战友们，我就心潮起伏，激动不已，他们的音容笑貌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坎上。
  眼下，我已经80岁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要为革命尽职，在有生之年，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路是永无止境的，我的革命信念是坚定不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