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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赴延安参加整风
1943年3月，按照新四军军部的通知，我和刘培善、温玉成、段焕竟等一起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共“七大”。这是我党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一致，为夺取抗战胜利而开展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整风运动。也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很高兴。但路途较远，又要经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此时，我与姜斑华刚结婚不久，她是江苏省南通县人。1923年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15岁时，她毅然离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5月，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到郭村参加新四军。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这次，她奉命随我一起到延安学习。
我们一行十几人在一个连的部队护送下，前往延安。途经涟水县大黄庄时，遭到日伪军三面伏击，队伍迅速突围。在突围中，我的右腿腓骨被日军步枪子弹打穿，当即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在妻子和警卫员姜勇帮助下，我们来到一座独立的草屋里隐藏，房主人是位中年老乡，他把我
们安顿下来。我妻子和警卫员取出两枚银元，分别绑在我腿上的两处枪眼上止血。过一会儿，只听到一阵阵嘈杂的脚步声和马蹄声，我们拨开草墙缝往外看，见一大队日伪军从门前开过去。情况十分危险，警卫员掏出枪，守在门旁，我对妻子和警卫员说：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即使牺牲，也不能叫鬼子抓去。幸好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也没有进来搜查。过了一阵，这一大队日伪军又从门前开回来。这时，村庄三面都是敌人，我们从草墙缝中可以望见太阳旗在飘动。中午，中年老乡端来一碗地瓜，叫我们吃了。过不久，几个武工队员扛着一副担架，急匆匆来到屋里，说：“鬼子现在正在吃饭，趁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冲出去。”说着，他们把我抬上担架，朝一面没有敌人的开阔地冲去。冲过开阔地，我们钻进一片树林，走了约二里多地，来到一个急救站，急救站同志取下我腿上的银元，将两团碘酒棉花球塞进伤口，包扎起来。以后，我们赶上了队伍，又继续前进。次日，我到一所卫生站换药，一位卫生员见状，惊讶地说，幸好你来得早，这样紧扎着伤口，再迟几小时腿就要坏死。卫生员给我换了药，吩咐说，过一阵就要把扎带松一松，让血液循环。几天后，队伍来到皖南路东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陈毅司令员等首长来看望我们。陈毅司令员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卢胜司志，你受苦了！”我当时心里一阵感动，久久说不出话来。我被送进军部医院治疗，动了两次手术，取出了碎骨。由于我受伤，延安没能去成。
在我住院期间，华中局发出了《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学习的指示》，要求把整风作为当年学习的中心任务，特别强调要抓好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学习。接着，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也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指示》，着重阐述了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团结我们的力量，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进行战斗。
1943年冬，我的腿伤初愈，撑着双拐，即到华中党校参加整风运动。我到新铺党校驻地时，遇见了来此地学习的惠浴宇、赵俊、汪道函、胡确坚等军地老同志，大家久别重逢，分外高兴。那时，整风已进入第二阶段，上级要求党员干部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还开展了反对不良倾向、反主观主义和反宗派主义的斗争。在学习中，我们联系实际，分析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侵蚀和影响。通过学习和讨论，使大家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进了团结和统一，对“三风”不正的危害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警惕。
经过整风运动，大批干部增强了党性，改进了作风，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尤其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克服，调查研究也得到了加强，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作了准备。
（二）在一师组织部
1944年5月，整风运动结束后，我被调任新四军第一
师组织部部长。当时，粟裕同志任第一师师长，钟期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较多。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同志是一位智勇双全、战功卓著、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在抗战时期，他征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不但亲自组织和指挥了闻名的韦岗、黄桥、车桥、孝丰等战役的战斗，而且积极参与华东地区抗日战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在开辟茅山、苏中、浙西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粟裕同志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关心部属，爱兵如子。他很了解干部的思想情况，并善于体贴关怀，因此深受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拥戴。
钟期光同志是我军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他早年参加革命，曾参加领导平江农民扑城暴动，后一直在我军做政治工作。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时，曾协助粟裕同志率部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为新四军大部队挺进江南，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钟期光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分爱护干部，爱惜人才，注意团结，对同志亲切热情，诚恳交心。我们都愿意找他谈心，有困难都能得到他的帮助。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我们的钟主任”。
在一师担任组织部长期间，我们组织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中共苏中军区党委的决议，管理干部、爱护干部，为迎接战略反攻，培养和贮备干部做了大量工作。那时，干部队伍中各个方面，各种经历，各种气质，各具特长的人都有，对他们的情况必须了解，一视同仁，尊重信用，而对不同个性的干部，要善于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启发教育，和他们亲密无间，情同骨肉。因此，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敢向我们提出来，有心里话也敢讲。部队中的高级干部多数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老战士，由于语言难通，习俗不同，对于地方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更好开展工作，我们注意吸收和培养苏中地区的新干部。尤其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力量。凡是熟悉军事工作的知识分子，我们一律予以重用。那时，苏中军区文工团芦氏姐弟俩，早期曾在国民党机关做事，参加新四军时，已向组织做了交代。整风运动中，他们为此又作了深刻的认识。但有的同志仍不理解，揪住不放，甚至主张要“算帐”。我们一面耐心地说服要“算帐”的同志注意革命原则，掌握政策界限，不能搞过火的斗争，一面坚持按组织规定，仗义执言。当有人询问我的看法时，我说：“芦氏姐弟都很年青。虽然历史上有些问题，但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和认识。到新四军之后，他们的表现是良好的，我们应该给予保护。”我们维护了原则，保护了战友，对芦氏姐弟予以留用。
那时，在革命原则、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坚持党性立场，决不允许用感情做交易。我们最恨那些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人。在整风运动中，一些地方因受康生的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执行政策中，出现了偏差，伤害了一批干部。我们根据苏中军区党委的指示，东奔西走，替他们说话，认真地进行了平反。
（三）实行战略反攻
进入1945年，粟裕师长、叶飞副师长遵照中央和华中局指示，先后率领我军南下苏浙地区。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新的中共苏中区委员会。陈丕显任书记，管文蔚、吉洛、陈时夫、李干辉和我等为委员。苏中区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委会，陈丕显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即有效地坚持根据地斗争，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同时指出，在坚持斗争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准备反抗的力量。这时，我们一面进行扩大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一面在苏中地区开展扩军运动。
1945年1月，因工作需要，苏中区党委调我回四军分区，先后担任四军分区司令、政委兼地委书记。我们积极贯彻苏中区党委的指示，在四军分区把扩军运动深入到县镇，许多青年民兵纷纷报名，他们一批又一批的要求参加新四军。在如皋县当时形成了参军的热潮，一次就有1300人穿上军装，愉快地加入了新四军的行列。至1945年5月，四军分区除主力得到补充外，各县还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我们开展了以尊干爱兵运动为中心的政治整训。同时还广泛地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及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等文件，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加强了官兵团结。同一时期，我们还加强了民兵的发展和整训工作，使之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并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
1945年8月间，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我和张震东司令在四军分区广泛地动员群众参战，动员大批民兵上前线，配合作战。8月中旬，我部奉命对日伪军迅速展开反攻。至21日，先后攻克了三余、马塘、新港等地，并乘苏中主力部队攻击运河沿线城镇的同时，率领四军分区军民在串场河沿线发起强大的攻势，南起海南，北迄盐城，收复了日伪军占据的安丰、长溪、白驹、刘庄等10余处。紧接着，我们又解放了海门、丰利等城镇。9月12日，我四军分区特务团配合军区特务团开始攻击东台东北垦区盐棉经济重镇——大中集。并攻占外围据点裕华镇、新丰镇。此役，我们击毙伪十九旅旅长谷振之。谷振之平时作恶多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其被我击毙后，群众将其尸体暴于街头，点火焚之。此役还俘伪军1500余名，缴获炮14门，枪支90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品。这一年中秋节，我与张司令冒着倾盆大雨，率领部队配合苏中主力，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攻克如皋县城，歼灭伪军独立第十九旅等部共3000余人。尔后，又指挥部队乘胜攻打丁埝镇、伍佑等敌人大小据点10余处。在扫清盐城外围据点之后，我们于11月8日奉命协同苏中军区对盐城发起总攻。当地群众不分昼夜地抢修公路，运送粮食，抢救伤员，给我部队予以大力支持。国民党为守住盐城，一面派飞机配合驻军作战，一面以中央通讯社名义进行声援。由于我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国民党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四十师师长戴心宽于10日率部起义，投向我新四军。盐城终于获得了解放。
同年11月10日，为适应反攻后的新形势，加强对苏皖地区的领导，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由新四军原一、四、六师主力组成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野战军分编为六、七、八、九四个纵队。第七纵队以苏中新二旅的两个团编成，兵力1万人。吉洛任司令兼政委，张藩任副司令，杜屏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抗日战争已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苏中对日作战的任务还未完成。原驻扬州的日军1000人及伪军第二方面军一部于12月初进驻高邮，扬言要收复失地，企图围攻苏中解放区。
华中野战军于12月19日发出了夺占高邮、邵伯的命令，我第七纵队负责主攻邵伯。命令下达之后，我们迅速突击到邵伯镇内，日伪军进行顽抗。双方经过一场激战，我军歼灭了大部守敌。21日，我军在扫清高邮城外全部据点后，各部队直逼城下。高邮城西靠运河、高邮湖，东濒水网，城垣高大，加上其碉堡林立，工事坚固，高邮城易守难攻。当时，城里驻有日军九十旅团的两个大队及伪军七个团，共约5000余人。在军区特工部和“日人反战同盟”的协助下，我们首先对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运用弓箭、风筝、迫击炮向城内敌人散发大批传单，同时进行喊话，以瓦解日伪军的士气。25日夜，我军对高邮城守敌发起总攻，仅用一天时间，战斗就胜利结束。被日军占据7年之久的高邮城，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高邮战役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派与日伪之流予沉重打击。同时极大地鼓舞了苏中地区的广大军民。为此，张鼎丞、粟裕等给攻克高邮的部队发了嘉勉信。指出：高邮战役的胜利，是华中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利益最有力的保护。同时高度评价高邮战役“是华中伟大胜利的战役”。至此，苏中地区已全部获得解放。
我们离开苏中四军分区那天，陈丕显等领导和战友们前来送行。在运河岸边，我和陈丕显紧紧地握住手，依依不舍。我们相约抗战胜利后再见。
1943年3月，按照新四军军部的通知，我和刘培善、温玉成、段焕竟等一起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共“七大”。这是我党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一致，为夺取抗战胜利而开展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整风运动。也是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一次十分难得的机会，大家都很高兴。但路途较远，又要经过日伪军的封锁线。此时，我与姜斑华刚结婚不久，她是江苏省南通县人。1923年出生于一个贫民家庭。15岁时，她毅然离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5月，由地下党组织介绍，到郭村参加新四军。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她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这次，她奉命随我一起到延安学习。
我们一行十几人在一个连的部队护送下，前往延安。途经涟水县大黄庄时，遭到日伪军三面伏击，队伍迅速突围。在突围中，我的右腿腓骨被日军步枪子弹打穿，当即倒在地上，鲜血直流。在妻子和警卫员姜勇帮助下，我们来到一座独立的草屋里隐藏，房主人是位中年老乡，他把我
们安顿下来。我妻子和警卫员取出两枚银元，分别绑在我腿上的两处枪眼上止血。过一会儿，只听到一阵阵嘈杂的脚步声和马蹄声，我们拨开草墙缝往外看，见一大队日伪军从门前开过去。情况十分危险，警卫员掏出枪，守在门旁，我对妻子和警卫员说：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即使牺牲，也不能叫鬼子抓去。幸好敌人没有发现我们，也没有进来搜查。过了一阵，这一大队日伪军又从门前开回来。这时，村庄三面都是敌人，我们从草墙缝中可以望见太阳旗在飘动。中午，中年老乡端来一碗地瓜，叫我们吃了。过不久，几个武工队员扛着一副担架，急匆匆来到屋里，说：“鬼子现在正在吃饭，趁这个时候，我们赶快冲出去。”说着，他们把我抬上担架，朝一面没有敌人的开阔地冲去。冲过开阔地，我们钻进一片树林，走了约二里多地，来到一个急救站，急救站同志取下我腿上的银元，将两团碘酒棉花球塞进伤口，包扎起来。以后，我们赶上了队伍，又继续前进。次日，我到一所卫生站换药，一位卫生员见状，惊讶地说，幸好你来得早，这样紧扎着伤口，再迟几小时腿就要坏死。卫生员给我换了药，吩咐说，过一阵就要把扎带松一松，让血液循环。几天后，队伍来到皖南路东黄花塘新四军军部，陈毅司令员等首长来看望我们。陈毅司令员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卢胜司志，你受苦了！”我当时心里一阵感动，久久说不出话来。我被送进军部医院治疗，动了两次手术，取出了碎骨。由于我受伤，延安没能去成。
在我住院期间，华中局发出了《关于一九四三年整风学习的指示》，要求把整风作为当年学习的中心任务，特别强调要抓好县、团级以上干部的学习。接着，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也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与检查工作的指示》，着重阐述了军队整风是为了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团结我们的力量，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更好地进行战斗。
1943年冬，我的腿伤初愈，撑着双拐，即到华中党校参加整风运动。我到新铺党校驻地时，遇见了来此地学习的惠浴宇、赵俊、汪道函、胡确坚等军地老同志，大家久别重逢，分外高兴。那时，整风已进入第二阶段，上级要求党员干部进行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同时还开展了反对不良倾向、反主观主义和反宗派主义的斗争。在学习中，我们联系实际，分析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部队的侵蚀和影响。通过学习和讨论，使大家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进了团结和统一，对“三风”不正的危害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警惕。
经过整风运动，大批干部增强了党性，改进了作风，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纠正。尤其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克服，调查研究也得到了加强，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作了准备。
（二）在一师组织部
1944年5月，整风运动结束后，我被调任新四军第一
师组织部部长。当时，粟裕同志任第一师师长，钟期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在他们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较多。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粟裕同志是一位智勇双全、战功卓著、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在抗战时期，他征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他不但亲自组织和指挥了闻名的韦岗、黄桥、车桥、孝丰等战役的战斗，而且积极参与华东地区抗日战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在开辟茅山、苏中、浙西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粟裕同志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关心部属，爱兵如子。他很了解干部的思想情况，并善于体贴关怀，因此深受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拥戴。
钟期光同志是我军一位杰出的政治工作者。他早年参加革命，曾参加领导平江农民扑城暴动，后一直在我军做政治工作。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时，曾协助粟裕同志率部深入敌后，圆满完成了战略侦察和发动群众的任务，为新四军大部队挺进江南，建立茅山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钟期光同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十分爱护干部，爱惜人才，注意团结，对同志亲切热情，诚恳交心。我们都愿意找他谈心，有困难都能得到他的帮助。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我们的钟主任”。
在一师担任组织部长期间，我们组织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中共苏中军区党委的决议，管理干部、爱护干部，为迎接战略反攻，培养和贮备干部做了大量工作。那时，干部队伍中各个方面，各种经历，各种气质，各具特长的人都有，对他们的情况必须了解，一视同仁，尊重信用，而对不同个性的干部，要善于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启发教育，和他们亲密无间，情同骨肉。因此，大家有什么意见，都敢向我们提出来，有心里话也敢讲。部队中的高级干部多数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老战士，由于语言难通，习俗不同，对于地方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为更好开展工作，我们注意吸收和培养苏中地区的新干部。尤其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力量。凡是熟悉军事工作的知识分子，我们一律予以重用。那时，苏中军区文工团芦氏姐弟俩，早期曾在国民党机关做事，参加新四军时，已向组织做了交代。整风运动中，他们为此又作了深刻的认识。但有的同志仍不理解，揪住不放，甚至主张要“算帐”。我们一面耐心地说服要“算帐”的同志注意革命原则，掌握政策界限，不能搞过火的斗争，一面坚持按组织规定，仗义执言。当有人询问我的看法时，我说：“芦氏姐弟都很年青。虽然历史上有些问题，但已向组织作了交代和认识。到新四军之后，他们的表现是良好的，我们应该给予保护。”我们维护了原则，保护了战友，对芦氏姐弟予以留用。
那时，在革命原则、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坚持党性立场，决不允许用感情做交易。我们最恨那些玩弄权术、搞阴谋诡计的人。在整风运动中，一些地方因受康生的所谓“抢救失足者”的影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执行政策中，出现了偏差，伤害了一批干部。我们根据苏中军区党委的指示，东奔西走，替他们说话，认真地进行了平反。
（三）实行战略反攻
进入1945年，粟裕师长、叶飞副师长遵照中央和华中局指示，先后率领我军南下苏浙地区。经华中局批准，成立了新的中共苏中区委员会。陈丕显任书记，管文蔚、吉洛、陈时夫、李干辉和我等为委员。苏中区委员会成立后，召开了第一次全委会，陈丕显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即有效地坚持根据地斗争，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同时指出，在坚持斗争的基础上，要进一步准备反抗的力量。这时，我们一面进行扩大苏中根据地的斗争，一面在苏中地区开展扩军运动。
1945年1月，因工作需要，苏中区党委调我回四军分区，先后担任四军分区司令、政委兼地委书记。我们积极贯彻苏中区党委的指示，在四军分区把扩军运动深入到县镇，许多青年民兵纷纷报名，他们一批又一批的要求参加新四军。在如皋县当时形成了参军的热潮，一次就有1300人穿上军装，愉快地加入了新四军的行列。至1945年5月，四军分区除主力得到补充外，各县还组建了新的独立团或警卫团。为了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我们开展了以尊干爱兵运动为中心的政治整训。同时还广泛地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组织大家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及反对军阀主义倾向等文件，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加强了官兵团结。同一时期，我们还加强了民兵的发展和整训工作，使之在数量和质量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并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
1945年8月间，为贯彻毛泽东关于《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指示，我和张震东司令在四军分区广泛地动员群众参战，动员大批民兵上前线，配合作战。8月中旬，我部奉命对日伪军迅速展开反攻。至21日，先后攻克了三余、马塘、新港等地，并乘苏中主力部队攻击运河沿线城镇的同时，率领四军分区军民在串场河沿线发起强大的攻势，南起海南，北迄盐城，收复了日伪军占据的安丰、长溪、白驹、刘庄等10余处。紧接着，我们又解放了海门、丰利等城镇。9月12日，我四军分区特务团配合军区特务团开始攻击东台东北垦区盐棉经济重镇——大中集。并攻占外围据点裕华镇、新丰镇。此役，我们击毙伪十九旅旅长谷振之。谷振之平时作恶多端，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其被我击毙后，群众将其尸体暴于街头，点火焚之。此役还俘伪军1500余名，缴获炮14门，枪支900余支以及其他军用品。这一年中秋节，我与张司令冒着倾盆大雨，率领部队配合苏中主力，经过一场激战，终于攻克如皋县城，歼灭伪军独立第十九旅等部共3000余人。尔后，又指挥部队乘胜攻打丁埝镇、伍佑等敌人大小据点10余处。在扫清盐城外围据点之后，我们于11月8日奉命协同苏中军区对盐城发起总攻。当地群众不分昼夜地抢修公路，运送粮食，抢救伤员，给我部队予以大力支持。国民党为守住盐城，一面派飞机配合驻军作战，一面以中央通讯社名义进行声援。由于我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国民党第四军军长赵云祥、第四十师师长戴心宽于10日率部起义，投向我新四军。盐城终于获得了解放。
同年11月10日，为适应反攻后的新形势，加强对苏皖地区的领导，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由新四军原一、四、六师主力组成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委谭震林，参谋长刘先胜。野战军分编为六、七、八、九四个纵队。第七纵队以苏中新二旅的两个团编成，兵力1万人。吉洛任司令兼政委，张藩任副司令，杜屏任参谋长，我任政治部主任。
这时，抗日战争已在全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苏中对日作战的任务还未完成。原驻扬州的日军1000人及伪军第二方面军一部于12月初进驻高邮，扬言要收复失地，企图围攻苏中解放区。
华中野战军于12月19日发出了夺占高邮、邵伯的命令，我第七纵队负责主攻邵伯。命令下达之后，我们迅速突击到邵伯镇内，日伪军进行顽抗。双方经过一场激战，我军歼灭了大部守敌。21日，我军在扫清高邮城外全部据点后，各部队直逼城下。高邮城西靠运河、高邮湖，东濒水网，城垣高大，加上其碉堡林立，工事坚固，高邮城易守难攻。当时，城里驻有日军九十旅团的两个大队及伪军七个团，共约5000余人。在军区特工部和“日人反战同盟”的协助下，我们首先对日伪军展开政治攻势，运用弓箭、风筝、迫击炮向城内敌人散发大批传单，同时进行喊话，以瓦解日伪军的士气。25日夜，我军对高邮城守敌发起总攻，仅用一天时间，战斗就胜利结束。被日军占据7年之久的高邮城，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
高邮战役的胜利，给国民党反动派与日伪之流予沉重打击。同时极大地鼓舞了苏中地区的广大军民。为此，张鼎丞、粟裕等给攻克高邮的部队发了嘉勉信。指出：高邮战役的胜利，是华中解放区党政军民的利益最有力的保护。同时高度评价高邮战役“是华中伟大胜利的战役”。至此，苏中地区已全部获得解放。
我们离开苏中四军分区那天，陈丕显等领导和战友们前来送行。在运河岸边，我和陈丕显紧紧地握住手，依依不舍。我们相约抗战胜利后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