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内容
1938年3月上旬，四团团部机关尚未成立，我和王胜等同志随四团一营从龙岩白土出发，到皖南集中。当地群众听说我们要开赴前线抗日，都争相来欢送。支队要求每人行军要背8个手榴弹，有的战士嫌多怕重，只背4个。于是营部马上开会，要求党员、干部带头，我和其他领导干部都背了规定的数额。部队行军一个多月，经汀州、瑞金，到达赣州。在那里，我们改乘民船到樟树。接着，又乘火车到了玉山。尔后徒步行军。我们经浙江开化，进入安徽屯溪。4月18日，终于胜利地来到皖南歙县潜口地区，部队集中在岩寺。与此同时，浙闽边抗日游击纵队在粟裕同志带领下，从浙江省平阳县山门镇出发，经丽水、衢县，先行到达皖南。他们编归第四团建制，改为第三营。至此，第四团编制才完整。廖成美同志当时任第一营教导员，每当讲到这一段经历，他总是说：“闽南红军游击队从福建行军到安徽抗日，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开小差，这是很可贵的。”
在岩寺，健全了四团团部机关，设立参谋处，政治处和供给处。此时，全团指战员有千余人。整编后，在二支队领导下，部队再次进行抗战形势、抗战任务的教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抗战热情和执行群众纪律的自觉性。同时，积极进行开赴江南敌后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因此，深得当地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同年5月，我们随军部移驻太平县，后又移至南陵县土塘村。在此之前，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关于“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的指示，将各团的特务排或侦察连集中起来，组成抗日先遣支队，由粟裕司令员、钟期光主任带领，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战略侦察。四团移驻泾县田坊之后，我调军部学习，由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张道庸（即陶勇）接任四团团长，廖海涛任主任，王胜任参谋长。
在新四军军部，我认真学习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纲领，进一步领会了新的战斗条件和任务。并先后参加了军政治部和军参谋部在皖南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军参谋工作会议。会上，聆听了新四军委员会主任项英、副主任叶挺、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周子昆、粟裕等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坚持江南抗战中战时的政治、军事诸问题，加深了对参谋工作的认识，提高了参谋工作的业务水平．不久，组织上将我调到新四军参谋处。
1939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到新四军军部，向新四军和中共中央东南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新四军北上东进，冲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年7月16日，新四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泾县云岭石头尖村召开。这是新四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项英、陈毅、袁国平、谭震林、曾山、李坚贞（女）和我等16人被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给大会发来了贺电。在会上，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袁国平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报告大纲》的报告。陈毅和谭震林作了《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总结报告》。会议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措施，号召新四军全体共产党员，学习与接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还推选陈毅、张云逸、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和我等为新四军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
期间，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学习。这是我从事军事斗争以来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学习。
新四军教导总队创办于1938年8月，由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任政治委员。总队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抗大”毕业证书上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座右铭。学习时间一般为三个月至半年。在军事方面，我主要学习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地形学》、《兵器学》、《正规养成》等。在政治方面，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短短的几个月，既学政治又学军事，受益很大。因此，进一步明确了我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游击战争，最基本的是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回顾和总结，我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它的重心应该放在连队。部队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要多样，要从实际出发，要经常性地进行，同时要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这一年10月，我在教导总队学习结业。这时，部队正式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组织上派我回原四团担任政委。
在岩寺，健全了四团团部机关，设立参谋处，政治处和供给处。此时，全团指战员有千余人。整编后，在二支队领导下，部队再次进行抗战形势、抗战任务的教育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抗战热情和执行群众纪律的自觉性。同时，积极进行开赴江南敌后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因此，深得当地人民群众和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和称赞。
同年5月，我们随军部移驻太平县，后又移至南陵县土塘村。在此之前，新四军军部遵照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关于“主力开泾县、南陵一带”的指示，将各团的特务排或侦察连集中起来，组成抗日先遣支队，由粟裕司令员、钟期光主任带领，挺进江南敌后开展战略侦察。四团移驻泾县田坊之后，我调军部学习，由第一支队副参谋长张道庸（即陶勇）接任四团团长，廖海涛任主任，王胜任参谋长。
在新四军军部，我认真学习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纲领，进一步领会了新的战斗条件和任务。并先后参加了军政治部和军参谋部在皖南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军参谋工作会议。会上，聆听了新四军委员会主任项英、副主任叶挺、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周子昆、粟裕等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坚持江南抗战中战时的政治、军事诸问题，加深了对参谋工作的认识，提高了参谋工作的业务水平．不久，组织上将我调到新四军参谋处。
1939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到新四军军部，向新四军和中共中央东南局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向敌后发展的方针。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新四军北上东进，冲破了国民党的限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同年7月16日，新四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泾县云岭石头尖村召开。这是新四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项英、陈毅、袁国平、谭震林、曾山、李坚贞（女）和我等16人被选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中共中央给大会发来了贺电。在会上，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袁国平作了《过去党的工作总结及今后党的建设报告大纲》的报告。陈毅和谭震林作了《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总结报告》。会议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和措施，号召新四军全体共产党员，学习与接受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会议还推选陈毅、张云逸、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和我等为新四军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
期间，我在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学习。这是我从事军事斗争以来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学习。
新四军教导总队创办于1938年8月，由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任政治委员。总队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为“抗大”毕业证书上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座右铭。学习时间一般为三个月至半年。在军事方面，我主要学习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地形学》、《兵器学》、《正规养成》等。在政治方面，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短短的几个月，既学政治又学军事，受益很大。因此，进一步明确了我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游击战争，最基本的是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回顾和总结，我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它的重心应该放在连队。部队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要多样，要从实际出发，要经常性地进行，同时要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这一年10月，我在教导总队学习结业。这时，部队正式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组织上派我回原四团担任政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