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一）“红军还在，红军打胜仗啦”
  “漳浦事件”发生后，我们回到孔庙，我和王胜，以及陈容、林少克、吴瑞华、林长兴、陈高顺、欧育超、吴水土等进行商议，决定潜出县城，到漳浦梁山边的下布游击区找地方党组织，重建革命武装。当我将这一决定告诉何鸣时，他不但不支持，反而加以阻止，担心这种革命举动，会破坏统一战线。我没有理睬他。这时，我们发现了唯一的一件武器——一支小“曲九”。这是事务长原来佩带的。集中时，它挂在孔庙的墙上，用一顶草笠遮住，幸好未被一五七师搜去。当天深夜，我就是带着这唯一的武器带领一批原红军游击队的骨干约一二十人，成功地突围，潜出漳浦县城的。在地方党组织的有力配合下，我们跑出来的这批人先后到达漳浦下布的清泉岩，受到朱曼平和刘再兴、柯志达等接待。我和何浚、朱曼平等见面后，热泪盈眶，谁也说不出话来。在这沉思之际，林少克用手碰了碰我说：“副大队长，怎么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发誓似的对他说。我和何浚、朱曼平等连夜开会，研究今后该怎么办。大家一致决定：不论环境怎样恶劣，也要重建革命武装。会上，决定先成立新的中共闽粤边特委，何浚担任书记，林路任组织部长，朱曼平任宣传部长，我和王胜等为委员。接着，符义山也带一些同志突围出来。
  第二天上午，在清泉岩集会，宣布了新成立的特委成员名单。接着，由何浚领导整编，重新组建红三团。何浚在讲话中，要大家永远记住“漳浦事件”的惨痛教训，克服困难，尽快恢复发展革命武装。我在会上也讲了话，表示决心和大家一起坚持斗争，直至最后胜利。整编以后，特委决定我担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并成立第一连，连长陈容，指导员欧育超。同时在队伍中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当时的工作任务主要是：（1）尽快与南委取得联系。7月18日，特委特派尹林平再次去香港向南委请示报告。（2）积极想办法解决部队的吃饭与装备问题，大力宣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的反动罪行，让群众知道红军还在。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枪。在五南区委的配合下，我们带着20几个同志到尪仔石山，在山洞里用锄头挖出了原先队伍埋在地里的老式五排枪和短枪七八支，还有一部分坏枪，并由区委设法到广东大埔请铁匠师父来修理。我们还找到了彭德清、林路等同志。彭德清、林路同志分别向我们提供了一部分枪支，补充了一部分兵员。我们还在漳浦下楼村镇压了搞反攻倒算的反动保长蔡溪海，进一步提高了根据地群众的斗争信心。经过“漳浦事件”的挫折之后，闽粤边的武装斗争又活跃起来了。我们将队伍分别派赴尪仔石山、乌山、大芹山、狮头山、梁山等地筹集枪支，解决给养，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
  我带着一路从深山进入仙石、梅林、水晶坪，到了云和诏地区。当时，我们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由于“月港事件”，云和诏地区的领导同志都牺牲了，只保留伤兵处的一部分伤兵。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李梨英挺身而出，鼓励大家要相信党，要坚持斗争。我派陈高顺等同志到诏安金溪地区恢复地方党的工作。他们在进水村附近的山上，与李梨英和伤兵处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向李传达了党的指示以及今后的工作意见。由于我们注意斗争策略，讲究工作方法，乌山地区的工作恢复很快。同一时期，彭德清在平和坂仔地区不但恢复了那里的地方工作，而且还发动了20多个抗日义勇军战士，带着枪支参加红军游击队。外东溪党支部书记赖水生也带领近20个青壮年参加了部队。陈天才同志派了30多人到闽西，运回了40多支枪，加快了闽南武装的恢复。在短短的几个月中，由于地方党组织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红军游击队恢复与发展到200多人。
  为进一步发展闽粤边革命斗争的势力，何浚于同年7月下旬经厦门到香港，向中共南委汇报工作。当时，南委指示我们：恢复红军武装是对的，要抓紧发展。同时还指出：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部队恢复后，不要再抓土豪，解决经济可以用募捐的形式。同年9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等同志率领一个加强排的武装来到闽粤边，援助我们开展游击战争。谭震林等同志在闽粤边停留了一个多月，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闽粤边区武装斗争得到了加强，闽粤边的党组织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1937年10月间，我带领一个连队和闽西武装班到平和四近塘、大沙岗等地进行抗日宣传，并要求粤军一五七师恢复“六·二六”政治协定。同时，在梅林、高〓地区集训队伍。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不仅置若罔闻，而且以莫须有的“散匪”、“反动”为名，进行耸人听闻的造谣中伤。还下令各县、区、保拘捕袭击我们。特别是国民党当局竟从沿海前线调回省保安队第三旅第三团第二大队张阁部，从10月16日起，配合云霄、诏安、平和县保安团队和壮丁队400多人进攻我们的驻地，所到之处，抢掠破坏，强迫民众赶筑炮楼，封锁要隘，并捕捉无辜民众60多名，采用灌水、吊打、压大石等残酷刑法。为了教训敌人，我们在四近塘、大沙岗一带袭击国民党保安团，打死打伤敌人70多人，缴获步枪26支和400多发子弹。这是闽粤边红军游击队重建以来打的第一次漂亮仗。这一仗影响很大，它从根本上振奋了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四近塘、大沙岗周围的七高〓、梅林、打石、旧厝、龙透等地区很快又得到了恢复。
  （二）北上抗日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闽粤边区的革命斗争十分关怀。“漳浦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同志于8月底打电报给当时负责闽、粤、桂和香港地区工作的张云逸同志，要他立即找余汉谋提出严重抗议，并要他们将所缴的何鸣部的人、枪全数退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找到了余汉谋，在向余汉谋提出严重抗议之后，要求迅速将红军游击队的人和枪如数归还。余汉谋在我们强烈抗议与民众的强大舆论压力之下，不得不表示愿意同我们合作，和闽粤边红军游击队互不侵犯；但对所缴获的人和枪的处理表示无能为力，只能由上面安排。毛泽东为此给博古拍了电报，要他和叶剑英同志在与国民党谈判时，注意交涉何鸣部的人、枪退还问题。接着，毛泽东和张闻天于9月中旬联名给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拍了电报。在电文中，强调指出：在国共和谈中，要向国民党再次提出要求，由南京政府责令余汉谋退还何鸣部的人和枪，不得少一人一枪。由于何应钦坚持其顽固派的立场，拒绝批准将何鸣部的人和枪归还我们，毛泽东同志于9月下旬，再次给博古、叶剑英去电，询问何应钦是否已批准，否则，要再次进行交涉。
  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妄图消灭我党、我军的阴谋，逼使顽固派尽早归还人、枪。9月底，毛泽东同志对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发出五点指示：一、反对国民党提出的要我们游击队全部集中的要求，只能集中3/5，留下2/5于平原，以改为保安队为原则。二、改为保安队部分，均须加以政治上的整理，坚持独立性，坚决反对投降主义，反对国民党派遣任何人，同时严防国民党的暗算，森严自己的堡垒。三、集中3/5部队建立一个军，由我党独立领导，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四、以四个月为清理时间，任何游击队、游击区均须由党中央派人来自己传达，然后才集中。五、在何鸣部人、枪没有如数交还以前，不能集中。为了更有效地同顽固派作斗争，张云逸将处理“漳浦事件”事宜交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处理。后来，谢育才等奉命先后多次到漳州同国民党漳州师管区进行不懈的斗争．在排除顽固派所设置的一系列障碍之后，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得不归还我们300多支步、机枪。
  10月下旬，何浚和彭德清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继续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终于使闽粤边重新实现了新的合作抗日的局面。这时，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已发展到300多人。
  同年12月25日，我们以中共闽粤边特委和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的名义发表了《为反对内战告全闽南各界同胞书》，指出：“这不幸的‘漳浦事变’，给我们打击是很严重的，但对于完成并巩固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国共合作的伟大事业，我们没有过一分钟的灰心与动摇，因为我们铁一般相信：我们党中央在国共合作宣传上所提出的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一句话，是目前阶段不可破灭的真理，刻不容缓的任务。”同时指出，在南京失陷以后，为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一切精神与力量应该集中到抗日战争的总任务上去，斗争的目标向着日寇和汉奸。”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誓为保卫漳厦流尽最后一滴血。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成立。同月，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奉命正式编为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我担任四团团长，叶道之任副团长、王胜任参谋长，廖海涛任政治部主任。队伍到龙岩白土集中后，闽西红军一部编为第二营。同年3月，我们这支以中央红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红军游击队在支队司令张鼎丞、副司令谭震林（后为粟裕）、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等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奔赴苏皖抗日前线。在皖南岩寺，浙南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三营，四团编制至此完整。从此，我们在大江南北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三）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主要因素及其历史地位
  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极其艰难的，为什么能够胜利地坚持？我认为主要有七个方面的因素：
  （1）党的领导核心有很强战斗力。三年游击战争中，中共闽粤边特委有坚强的党性。他们善于把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同闽粤边区的实际结合起来，根据变化着的政治形势，及时地制定新的斗争策略，开展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实事求是地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注意从斗争中选拔和培养干部，使之适应各条战线的需要。这是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得以胜利坚持的根本保证。
  （2）树立革命理想，坚定必胜信念。三年游击战争中，面对恶劣的环境和强大的敌人，我们的革命战士为什么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能以坚韧的毅力克服重重的困难，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呢？是因为他们有革命的理想。在艰难的反“清剿”斗争中，我们把理想和纪律结合起来，进行有血有肉、生动活泼的宣传教育，提高革命战士的阶级觉悟，因而树立了为工农革命而献身的精神。
  （3）凭借武装力量，采用灵活战术。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遵循毛泽东关于“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的指示，采取分兵发动群众和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的做法，一方面将红军游击队主力分散到敌人的封锁线外，专攻敌人的弱点，开辟新的地区；一方面则采取灵活的战术，在游击区内袭击敌人，先后抗击了敌人千余次的军事进攻，歼灭了数千敌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多支，摧毁敌人的堡垒150多座。
  （4）实行正确政策，得到人民拥护。在三年游击战争艰难的岁月里，由于特委注意党的政策，处处维护群众利益，因此得到闽粤边区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如1935年，敌人对我们发动“清剿”时，强迫群众“自新”，农村党员和基本群众一时顾虑很大，特委采取灵活措施，消除大家顾虑。由于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群众结下了血肉不可分的情谊，因此，能够在闽粤边区胜利地坚持三年游击战争。
  （5）爱国华侨、台胞起了重要作用。闽粤边是著名的侨乡，也是台胞的祖家地。他们具有光荣的爱国的革命传统。早期他们在国外从事革命斗争，见识广，有经验，应变能力强。在祖国革命潮流的影响下，他们出自爱国热情，纷纷回祖国大陆投身革命。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即如黄会聪、何浚、李克己等特委委员，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成员如张志赫、高黎明等一批骨干，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中，英勇不屈，屡立奇功。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促进了闽粤边区革命局面的展开。
  （6）来自五湖四海，加强团结合作。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十分注意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部队与地方的团结问题。当时，闽粤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领导成员来自广东、闽南、闽西以及山东等地，除个别同志外，多数成员都具有民主作风，有事能通气、商量、互相尊重；能坚持党的原则；敢于同错误倾向作斗争。因而，调动了指战员的积极性，增强了战斗力。
  （7）高举抗日旗帜，建立统一战线。三年游击战争中，特委根据抗日的新形势，和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主动调整政策，如提出不搞土改，只进行减租减息；不建立苏维埃政权，只建立抗日救国会；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等政策。不但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而且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同时还开展了白区的工作。
  闽粤边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们党领导下的战略支点，在中国革命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认为主要在四个方面：
  （1）它粉碎了敌人发动的残酷的军事“清剿”，发展了粤东与闽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巩固了革命基地，对国民党的地方统治造成严重威胁。
  早在大革命时期，党就在这里建立地方组织，工农运动发展迅猛。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日热情与组织纪律性的队伍，他们依靠人民群众，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尤其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的血汗甚至生命，在崇山峻岭之中，在茅草密林之间，勇敢、灵活地和敌人展开血战，开创了闽粤边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这支革命武装编入新四军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成为一支劲旅，他们为人民屡建功勋。
  （4）它为闽粤边培养了一批党政干部和武装骨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们百折不挠，坚持斗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北上抗日后，留在闽南地区的干部有100多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10余人，区级以上干部近30人，还留下一支30余人的革命武装。当时，国民党顽固派仍然坚持其反共立场，在闽南接连制造磨擦事件，搜捕和残害我方人员和抗日爱国志士。在中共漳州中心县委领导下，这批党的干部和武装人员依靠苏区人民，同顽固派进行了斗争。他们一面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组织民兵骨干进行军事训练，有力地回击了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还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白区工作，有力地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全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