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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国共双方举行和谈，是闽粤边特委按照党中央制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提出来的。闽粤边党组织原来直属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闽粤边党组织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由于闽南地处厦门、潮州、汕头之间，离香港不远。因此从敌伪报刊上，很快地了解到党中央发布的《抗日救国宣言》和我党与国民党举行联合抗日救国会谈的消息。当时特委分析了闽南地区的政治形势，从民族生存这个大局出发，分别向漳州的国民党当局和驻闽南的广东军一五七师以及地方爱国人士提出：停止一切内战，联合各党各派，为祖国生存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这时，为保护群众的利益，为保卫自己的家园，特委正式成立了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当时何浚是总指挥，朱增强是副总指挥，朱曼平是政治部主任。下辖七个大队，共有1500多人。主要干部和骨干是从红三团选派的。因此，这个组织比较健全，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很大。当时，人民抗日义勇军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即不脱产的、半脱产的和全脱产。同时，我们还以抗日义勇军的名义联络各党派领导的反日团体和武装，实行合作，共同抗日。然而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广东军一五七师，不顾民族存亡之大局，拒绝我们提出的要求。并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影响下，继续配合地方反动武装，向闽南根据地和红军发动更猖狂的进攻。我们进入了游击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闽南红军集中兵力，运用游击战术，袭击了驻漳浦的广东军一五七师及张锡九反动武装，给敌人以严厉的打击。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同意合作抗日。这时，在我党提出的抗日正确方针的影响下，闽南的漳州，石码、小溪、漳浦、诏安等地，同全国一样，抗日呼声遍及城镇和乡村，救亡运动深入到基层群众。如在诏安，抗敌会为激发民众的抗敌情绪，举行了化装宣传，演出《兄弟从军》的剧目，并组织歌咏队出发宣传；在石码，排演了《芦沟桥烽火》、《汉奸子孙》等剧，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为了停止闽南长期内战，争取国民党一致抗日，特委根据中央和南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了广东军一五七师有参加抗战的可能，便决定将闽粤边独立营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一支队、红三团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三支队。再次向驻漳州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的要求。在闽南各地抗日高潮的压力之下，一五七师执行的“南方消灭”的反动政策日趋破产。“剿赤”期限临近之时，一五七师变换反革命手法，于1937年春同意举行和平谈判。4月间，何鸣带机关部分人员从云霄来到陈天才同志（当时任山内区委书记）的工作区平和县山内乌龙坑村。一天，溪头保的保长赖光辉送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其中报导了蒋介石已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赖告诉何说，社会上对此反映强烈，一致呼吁国共合作抗日。何听后精神为之大振，同卢叨等同志商量后，即提出请赖替我们牵线，与一五七师接触。赖答应了，提出再叫几个保长一道去。陈天才同志就通知与我们有联系的陈耀秋、陈济亨两个保长同赖一起去找一五七师。
会后，闽粤边特委及时地向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报告了闽粤边的形势及所采取的方针。3月5日，中共南临委向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南临委的指示信告知闽粤边特委，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以求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谈判也已着手进行。中共南临委要求闽粤边特委“应加紧一切动员，向国民党军队进行协作谈判”，谈判内容应在“不干涉政治上活动与组织上的存在和发展及宣传鼓动与批评自由三原则下提出：（一）红军和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二）红军和游击队可改变为民族自卫军或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可受粤军指挥；（三）在未得中央红军调动集合命令以前，在原有地区驻守，双方不得侵犯；（四）在对日作战进入友军区域，红军给养能得到保证，红军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务〕，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法律和命令”。
闽粤边特委接到指示信后即于4月上旬在平和游击区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向一五七师再发出呼吁，建议双方派出代表举行谈判。为了表示我军的诚意，这时，我们对粤军在军事上大都采取回避态度，不但不搞正面战斗，而且组织埋伏袭击也不多。
三天后，赖回话，告诉说：“一五七师同意接触。”没几天，一五七师派出一个姓伍的连长，在平和坂仔郭坑村陈天才同志的家乡，与我闽南红三团的代表卢叨同志（当时化名叫王祥）进行首次谈判。据当地老同志回忆，当时还动员了许多群众去旁听，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那时，一五七师也声称他们是抗日的军队。当时我方提出的条件，原则上是以党中央发表的宣言为基础，主要内容有：双方停止敌对军事行动，取消对苏区的污蔑和封锁；红军停止打土豪；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红军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军事上受一五七师指挥，但政治上保持独立，还要求给予民众抗日自由，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原有苏区根据地仍由我们管理，行政上由国民党政府领导。此外，还有实行民主政治，优待抗属等条件，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五七师提出要把红军改编为保安大队，并要我们离开根据地，开到厦门、海澄或石码集中。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协议。敌人仍继续向我进攻。由于在力量对比方面，敌人占着绝对优势，为防止敌人偷袭我们，特委决定分三路后撤。何鸣率特委机关部分人员向大芹山根据地撤退；王胜带两个连向乌山根据地方向转移；何浚、尹林平等同志为一路。何鸣那一路没有按计划行动，在平和白沙宿营时因丧失警惕，被敌包围，何鸣被捕。敌人将何鸣等押至漳州芝山一五七师师部审理。一五七师师长黄涛获悉后，于6月3日由广东专程赶到漳州。在这以前，独立营在诏安的金溪圩与驻诏安的九四〇团二营举行和平谈判。特委发觉后，曾进行劝阻，强调谈判要统一进行，以免条件不一，但独立营政委吴金没有执行。高坑会议之前，特委把吴金调离了独立营。何鸣被捕后，组织上一面指定张敏为特委代理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一面极力设法营救何鸣，宣布何为我方谈判代表，通电抗议一五七师破坏谈判的行径。另外，还派尹林平同志去香港向南委汇报、请示。那时，一五七师对何鸣进行了审讯，据当事者提供：审讯时，何鸣把抗日救国当作头等大事，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和投降卖国的政策。没几天，一五七师即将何鸣等人释放。何鸣在漳州期间，曾单独同黄涛会谈，并带着黄涛提出的条件返回根据地，向特委作了汇报。
同年6月23日，特委在平和的高坑召开了地方区、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就红三团为抗日的需要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问题，发表了《告闽南同胞书》。高坑会议的目的是统一部队的思想，为参加抗日作准备。会议围绕三个问题：（1）国共合作抗日问题；（2）部队集中地点问题；（3）红军游击队改称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与耐心的说服，大家对国共合作抗日、部队改称问题的认识基本上一致了，但对部队集中地点问题，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何鸣认为红军继续留在山沟里游击，不能扩大影响，主张把部队开到城市去。与会的我和王胜、林路、朱曼平、彭德清、符义山等同志，认为事关重大，应请示南委，不同意把部队轻易地撤离根据地，到会的多数同志也不同意何鸣的意见。
彭德清同志说：“据我在边区得到的情报，敌广东军，乘夜间正向我方向进军，来意不善，就是要对付我们的，我们只能在山上集中整训，不能下山。”
何鸣、吴金不听，坚决要红军开下山。大家都不同意。
何鸣便大发脾气，拍案大怒：“不同意，不下山就谈判破裂，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那就打吧！”
何鸣的言行，使大家十分震惊。这时，张敏同志便出来调和，但何鸣丝毫也不让步。最后，还是决定把部队开下山去。
会议期间，何鸣代表特委到漳州继续与一五七师谈判。并于6月26日签订协定，即“六·二六政治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1）红一、红三支队和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一五七师指挥。
（2）特委在不推翻现政权的方针下，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宣传和自由批评之权利。
（3）在一五七师驻防区内共同组织与保证民众爱国运动的自由，如救国宣传组织和排除汉奸浪人，铲除土劣，禁止烟赌等。
（4）停止封锁苏区。
（5）释放被捕的红军人员，红军所捕之土豪也尽行
释放。实施办法：①一五七师所捕之红军人员及参加红军组织之民众未判刑的，与红军所抓之土豪尽数于7月15日前释放。②在漳、潮二属所抓红军及共产党工作人员于8月底以前全部释放。
（6）保留红军原有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编配由其枪支人数来决定，编后师部有派员去巡视、检查、帮助之权利。
（7）红一、三支队及义勇军改编后可先用保安队的名义，直接由一五七师指挥，待闽西南红军改编后，当即编入同一系统。
（8）伙食标准，暂发给长官每日四角，士兵每日二角，待到达指定驻防地后，即按月发清薪饷，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
（9）在未发动抗日战争前，不得调离漳属。
（10）双方均应遵守双方中央所谈的协议，待双方中央政治协定公布后，不合以上各条者得修改之，不够者得补充之。
（11）以上各条由签订之日起，双方应即通知双方之各部队、各党部及政府施行。
从整个政治协定来看，当然它有不足的地方，如同意一五七师“师部有派员巡视、检查、帮助之权利”。但它同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是符合闽南地区发展着的客观形势的，因此，它得到了闽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与支持。应该说，这个政治协定基本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的“清剿”政策的破产，标志着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得到确认，是我党在闽南地区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一大成果。
高坑会议后，部队从高坑开往平和小溪镇进行整编。在平和坂仔圩，特委接到南委的重要指示：部队驻在基点内，不能开到平原去。何鸣声称，谈判是特委同意的，答应部队集中的条件是集体讨论的，南委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他拒绝把部队带回根据地。这时，何鸣强调尽快扩大我党我军抗日的政治影响，但放弃了阶级警惕性，不考虑部队的安全，滋长了右倾麻痹思想。
我们在小溪住了几天，“七·七”事变爆发了。我党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并为此通电全国。一五七师又以此为借口，要我们赶紧到漳浦集中。何鸣对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分析和研究，不听同志们的意见，坚持按照一五七师的要求，把部队开往漳浦县城。特委在关键时刻放弃领导，没有执行南委的指示。南委特派员姚铎，也没有坚持南委的指示，从组织原则上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7月13日，队伍进驻孔庙后，即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抗日方针，动员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这时，朱曼平同志和在漳浦负责白区工作的彭德清同志把从各条渠道得到有关敌人准备对我们实行缴械的情报，及时通知了何鸣。何鸣接到这些重要情报后，不但不立即通知部队，而且，当我和其他同志向他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时，他也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而只是说一切正常，没有什么，竟然将地方同志提供的如此重要的情报隐瞒了。
而敌方在这个时候，却在频繁地进行着阴谋活动。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六·二六”协定签订后，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即赴福州专门会见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商议有关闽南防务事宜，后来到上海转庐山受训，密谋策划后返回闽南。这时，黄涛的顶头上司、广东军总司令余汉谋等潜入漳州，对黄涛面授机密。紧接着，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根据南京的密电，命令一五七师将闽南红军就地缴械。这一切，都表明“漳浦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策划与制造的。
7月15日，彭德清同志又侦悉了敌人一个机枪连部署在漳浦石榴坂，随时准备袭击我们部队的情报，并及时报告了县委。情况十分危急，漳浦县委立即派了一位同志化装进城报告何鸣，并提醒何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敌人，保护部队。何鸣没有引起警惕，他轻信一五七师的谎言，而不相信自己的同志，仍继续对我们封锁消息。
敌人的阴谋按计划实施着，危险一步步逼近我军，我和同志们到漳浦后，心里非常焦虑，忧心如焚，而何鸣依然视若无睹。
7月16日上午，一五七师借集中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要我军到体育场集中。早上，何鸣当着何浚的面，叫我集中部队。我问何：“集中部队干什么？”何浚插话问我：“你不知道部队要集中吗？”我还没有回答，何鸣就代答说：“老卢还不知道，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当时很生气，部队集中干什么也不告诉一下，我怎么听你的去集中部队？我不干！我告诉何鸣，我看地形去。待我回来时，部队已由值日连长符义山同志集合起走了出来。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上午八时许，一五七师的参谋长张光前带10余名护兵“威风凛凛”地走到我们部队前，假惺惺地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要先训练一下，训练用不着枪，你们把枪放下。当时，指战员们一听，感到不对头，都不愿放下枪，也没有谁的命令，几乎所有的同志都立即打开枪机，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一五七师的参谋长见势不妙，就撕掉伪装的面孔，指着周围已埋伏好了的火力，凶狠狠地说：你们考虑，要不要放下武器？不放下，请看。见此情景，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我与王胜等同志想搞武装反击，认为即使有牺牲，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冲出去的同志还可以重整旗鼓，重建武装，但何鸣不允许。他在向一五七师提出抗议之后，就要求部队服从命令，把枪放下，等我党中央来处理。并自己带头把身上的手枪解了下来，往地上一扔，大家也只好悲愤地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这样，红军近千名指战员被敌人一枪不发地全部缴械了，这就是“漳浦事件”。
“漳浦事件”的当天下午，在诏安发生了“月港事件”。新任特委代理书记张敏等12人被捕后于20日在诏安良峰山惨遭敌人杀害，这是闽南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惨重教训。是领导上严重右倾麻痹造成的恶果，成为终生之恨。
在闽南国共合作中，发生的“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使党和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客观上，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一手搞和谈，一手加紧“剿灭”红军游击队的真面目。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与闽粤边共产党及红军游击队签订关于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后，背信弃义，玩弄阴谋，制造非常事件，更表明其所推行的片面抗战、积极“剿共”是反动政策。但从主观上说，主要是何鸣等人，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思想上严重右倾麻痹，组织上削弱甚至破坏党的集体领导，作风上独断独行，个人说了算，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漳浦事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它告诫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绝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否则，一定要犯错误。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同意合作抗日。这时，在我党提出的抗日正确方针的影响下，闽南的漳州，石码、小溪、漳浦、诏安等地，同全国一样，抗日呼声遍及城镇和乡村，救亡运动深入到基层群众。如在诏安，抗敌会为激发民众的抗敌情绪，举行了化装宣传，演出《兄弟从军》的剧目，并组织歌咏队出发宣传；在石码，排演了《芦沟桥烽火》、《汉奸子孙》等剧，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为了停止闽南长期内战，争取国民党一致抗日，特委根据中央和南委的有关指示精神，分析研究了广东军一五七师有参加抗战的可能，便决定将闽粤边独立营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一支队、红三团改称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闽南第三支队。再次向驻漳州的国民党军政当局提出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的要求。在闽南各地抗日高潮的压力之下，一五七师执行的“南方消灭”的反动政策日趋破产。“剿赤”期限临近之时，一五七师变换反革命手法，于1937年春同意举行和平谈判。4月间，何鸣带机关部分人员从云霄来到陈天才同志（当时任山内区委书记）的工作区平和县山内乌龙坑村。一天，溪头保的保长赖光辉送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其中报导了蒋介石已接受我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赖告诉何说，社会上对此反映强烈，一致呼吁国共合作抗日。何听后精神为之大振，同卢叨等同志商量后，即提出请赖替我们牵线，与一五七师接触。赖答应了，提出再叫几个保长一道去。陈天才同志就通知与我们有联系的陈耀秋、陈济亨两个保长同赖一起去找一五七师。
会后，闽粤边特委及时地向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报告了闽粤边的形势及所采取的方针。3月5日，中共南临委向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南临委的指示信告知闽粤边特委，党中央已将“抗日反蒋”口号改为“联蒋抗日”，“以求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的谈判也已着手进行。中共南临委要求闽粤边特委“应加紧一切动员，向国民党军队进行协作谈判”，谈判内容应在“不干涉政治上活动与组织上的存在和发展及宣传鼓动与批评自由三原则下提出：（一）红军和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二）红军和游击队可改变为民族自卫军或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可受粤军指挥；（三）在未得中央红军调动集合命令以前，在原有地区驻守，双方不得侵犯；（四）在对日作战进入友军区域，红军给养能得到保证，红军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务〕，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法律和命令”。
闽粤边特委接到指示信后即于4月上旬在平和游击区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向一五七师再发出呼吁，建议双方派出代表举行谈判。为了表示我军的诚意，这时，我们对粤军在军事上大都采取回避态度，不但不搞正面战斗，而且组织埋伏袭击也不多。
三天后，赖回话，告诉说：“一五七师同意接触。”没几天，一五七师派出一个姓伍的连长，在平和坂仔郭坑村陈天才同志的家乡，与我闽南红三团的代表卢叨同志（当时化名叫王祥）进行首次谈判。据当地老同志回忆，当时还动员了许多群众去旁听，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那时，一五七师也声称他们是抗日的军队。当时我方提出的条件，原则上是以党中央发表的宣言为基础，主要内容有：双方停止敌对军事行动，取消对苏区的污蔑和封锁；红军停止打土豪；国民党释放政治犯，红军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军事上受一五七师指挥，但政治上保持独立，还要求给予民众抗日自由，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原有苏区根据地仍由我们管理，行政上由国民党政府领导。此外，还有实行民主政治，优待抗属等条件，这些都是合情合理的。一五七师提出要把红军改编为保安大队，并要我们离开根据地，开到厦门、海澄或石码集中。双方争执不下，没有达成协议。敌人仍继续向我进攻。由于在力量对比方面，敌人占着绝对优势，为防止敌人偷袭我们，特委决定分三路后撤。何鸣率特委机关部分人员向大芹山根据地撤退；王胜带两个连向乌山根据地方向转移；何浚、尹林平等同志为一路。何鸣那一路没有按计划行动，在平和白沙宿营时因丧失警惕，被敌包围，何鸣被捕。敌人将何鸣等押至漳州芝山一五七师师部审理。一五七师师长黄涛获悉后，于6月3日由广东专程赶到漳州。在这以前，独立营在诏安的金溪圩与驻诏安的九四〇团二营举行和平谈判。特委发觉后，曾进行劝阻，强调谈判要统一进行，以免条件不一，但独立营政委吴金没有执行。高坑会议之前，特委把吴金调离了独立营。何鸣被捕后，组织上一面指定张敏为特委代理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一面极力设法营救何鸣，宣布何为我方谈判代表，通电抗议一五七师破坏谈判的行径。另外，还派尹林平同志去香港向南委汇报、请示。那时，一五七师对何鸣进行了审讯，据当事者提供：审讯时，何鸣把抗日救国当作头等大事，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和投降卖国的政策。没几天，一五七师即将何鸣等人释放。何鸣在漳州期间，曾单独同黄涛会谈，并带着黄涛提出的条件返回根据地，向特委作了汇报。
同年6月23日，特委在平和的高坑召开了地方区、部队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就红三团为抗日的需要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问题，发表了《告闽南同胞书》。高坑会议的目的是统一部队的思想，为参加抗日作准备。会议围绕三个问题：（1）国共合作抗日问题；（2）部队集中地点问题；（3）红军游击队改称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与耐心的说服，大家对国共合作抗日、部队改称问题的认识基本上一致了，但对部队集中地点问题，却成为争论的焦点。何鸣认为红军继续留在山沟里游击，不能扩大影响，主张把部队开到城市去。与会的我和王胜、林路、朱曼平、彭德清、符义山等同志，认为事关重大，应请示南委，不同意把部队轻易地撤离根据地，到会的多数同志也不同意何鸣的意见。
彭德清同志说：“据我在边区得到的情报，敌广东军，乘夜间正向我方向进军，来意不善，就是要对付我们的，我们只能在山上集中整训，不能下山。”
何鸣、吴金不听，坚决要红军开下山。大家都不同意。
何鸣便大发脾气，拍案大怒：“不同意，不下山就谈判破裂，破坏抗日统一战线，那就打吧！”
何鸣的言行，使大家十分震惊。这时，张敏同志便出来调和，但何鸣丝毫也不让步。最后，还是决定把部队开下山去。
会议期间，何鸣代表特委到漳州继续与一五七师谈判。并于6月26日签订协定，即“六·二六政治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1）红一、红三支队和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一五七师指挥。
（2）特委在不推翻现政权的方针下，有独立自主地进行宣传和自由批评之权利。
（3）在一五七师驻防区内共同组织与保证民众爱国运动的自由，如救国宣传组织和排除汉奸浪人，铲除土劣，禁止烟赌等。
（4）停止封锁苏区。
（5）释放被捕的红军人员，红军所捕之土豪也尽行
释放。实施办法：①一五七师所捕之红军人员及参加红军组织之民众未判刑的，与红军所抓之土豪尽数于7月15日前释放。②在漳、潮二属所抓红军及共产党工作人员于8月底以前全部释放。
（6）保留红军原有指挥员及政治工作人员，编配由其枪支人数来决定，编后师部有派员去巡视、检查、帮助之权利。
（7）红一、三支队及义勇军改编后可先用保安队的名义，直接由一五七师指挥，待闽西南红军改编后，当即编入同一系统。
（8）伙食标准，暂发给长官每日四角，士兵每日二角，待到达指定驻防地后，即按月发清薪饷，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
（9）在未发动抗日战争前，不得调离漳属。
（10）双方均应遵守双方中央所谈的协议，待双方中央政治协定公布后，不合以上各条者得修改之，不够者得补充之。
（11）以上各条由签订之日起，双方应即通知双方之各部队、各党部及政府施行。
从整个政治协定来看，当然它有不足的地方，如同意一五七师“师部有派员巡视、检查、帮助之权利”。但它同中央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是符合闽南地区发展着的客观形势的，因此，它得到了闽南各阶层人民的响应与支持。应该说，这个政治协定基本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国民党反动的“清剿”政策的破产，标志着闽南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得到确认，是我党在闽南地区进行国共合作谈判的一大成果。
高坑会议后，部队从高坑开往平和小溪镇进行整编。在平和坂仔圩，特委接到南委的重要指示：部队驻在基点内，不能开到平原去。何鸣声称，谈判是特委同意的，答应部队集中的条件是集体讨论的，南委不了解我们的情况。他拒绝把部队带回根据地。这时，何鸣强调尽快扩大我党我军抗日的政治影响，但放弃了阶级警惕性，不考虑部队的安全，滋长了右倾麻痹思想。
我们在小溪住了几天，“七·七”事变爆发了。我党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抵抗日寇的侵略，并为此通电全国。一五七师又以此为借口，要我们赶紧到漳浦集中。何鸣对复杂的政治形势缺乏分析和研究，不听同志们的意见，坚持按照一五七师的要求，把部队开往漳浦县城。特委在关键时刻放弃领导，没有执行南委的指示。南委特派员姚铎，也没有坚持南委的指示，从组织原则上说，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误。
7月13日，队伍进驻孔庙后，即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抗日方针，动员人民群众踊跃参加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从而，扩大了政治影响。这时，朱曼平同志和在漳浦负责白区工作的彭德清同志把从各条渠道得到有关敌人准备对我们实行缴械的情报，及时通知了何鸣。何鸣接到这些重要情报后，不但不立即通知部队，而且，当我和其他同志向他询问有什么新情况时，他也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而只是说一切正常，没有什么，竟然将地方同志提供的如此重要的情报隐瞒了。
而敌方在这个时候，却在频繁地进行着阴谋活动。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六·二六”协定签订后，一五七师师长黄涛即赴福州专门会见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商议有关闽南防务事宜，后来到上海转庐山受训，密谋策划后返回闽南。这时，黄涛的顶头上司、广东军总司令余汉谋等潜入漳州，对黄涛面授机密。紧接着，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根据南京的密电，命令一五七师将闽南红军就地缴械。这一切，都表明“漳浦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策划与制造的。
7月15日，彭德清同志又侦悉了敌人一个机枪连部署在漳浦石榴坂，随时准备袭击我们部队的情报，并及时报告了县委。情况十分危急，漳浦县委立即派了一位同志化装进城报告何鸣，并提醒何采取有效措施对付敌人，保护部队。何鸣没有引起警惕，他轻信一五七师的谎言，而不相信自己的同志，仍继续对我们封锁消息。
敌人的阴谋按计划实施着，危险一步步逼近我军，我和同志们到漳浦后，心里非常焦虑，忧心如焚，而何鸣依然视若无睹。
7月16日上午，一五七师借集中点名发饷和整训为名，要我军到体育场集中。早上，何鸣当着何浚的面，叫我集中部队。我问何：“集中部队干什么？”何浚插话问我：“你不知道部队要集中吗？”我还没有回答，何鸣就代答说：“老卢还不知道，没来得及告诉他。”我当时很生气，部队集中干什么也不告诉一下，我怎么听你的去集中部队？我不干！我告诉何鸣，我看地形去。待我回来时，部队已由值日连长符义山同志集合起走了出来。当时，我心里很不好受。上午八时许，一五七师的参谋长张光前带10余名护兵“威风凛凛”地走到我们部队前，假惺惺地说：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你们要先训练一下，训练用不着枪，你们把枪放下。当时，指战员们一听，感到不对头，都不愿放下枪，也没有谁的命令，几乎所有的同志都立即打开枪机，准备与敌人决一死战。一五七师的参谋长见势不妙，就撕掉伪装的面孔，指着周围已埋伏好了的火力，凶狠狠地说：你们考虑，要不要放下武器？不放下，请看。见此情景，全体指战员义愤填膺，怒不可遏。我与王胜等同志想搞武装反击，认为即使有牺牲，也不至于全军覆没，冲出去的同志还可以重整旗鼓，重建武装，但何鸣不允许。他在向一五七师提出抗议之后，就要求部队服从命令，把枪放下，等我党中央来处理。并自己带头把身上的手枪解了下来，往地上一扔，大家也只好悲愤地扔下手中的武器。就这样，红军近千名指战员被敌人一枪不发地全部缴械了，这就是“漳浦事件”。
“漳浦事件”的当天下午，在诏安发生了“月港事件”。新任特委代理书记张敏等12人被捕后于20日在诏安良峰山惨遭敌人杀害，这是闽南党所领导的武装斗争史上的一次惨重教训。是领导上严重右倾麻痹造成的恶果，成为终生之恨。
在闽南国共合作中，发生的“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使党和红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客观上，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它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一手搞和谈，一手加紧“剿灭”红军游击队的真面目。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与闽粤边共产党及红军游击队签订关于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后，背信弃义，玩弄阴谋，制造非常事件，更表明其所推行的片面抗战、积极“剿共”是反动政策。但从主观上说，主要是何鸣等人，没有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思想上严重右倾麻痹，组织上削弱甚至破坏党的集体领导，作风上独断独行，个人说了算，从而导致了事件的发生。
“漳浦事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它告诫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坚持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制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同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的一致，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绝不能搞家长制、一言堂，否则，一定要犯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