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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共闽粤边特委的建立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扩大福建和广东两省边区的游击战争，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下辖的漳州中心县委与中共福建省委（苏区）下辖的饶和埔县委，以及中共东江特委下辖的潮澄饶县委合起来，成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同时指定出席五中全会与参加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厦门中心市委代表黄会聪为特委书记。
1934年4月，黄会聪在回厦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后，进入漳州中心县委的游击区域——靖和浦中心区，着手筹建特委工作。靖和浦苏区是闽粤边根据地的主体，当时，漳州县委已在这里建立了南乡、北乡、洋尾溪和龙溪圩四个区委和龙岭、小山城、三坪、山前、沥水五个工委。县委很重视发展基础党组织，每开辟一个游击区，建立一个基点，就在那里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各区都有游击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并以此作后盾，进行分田，建立革命政权。同年3月，靖和浦县委何浚、林路、许其伟等同志到新辖五个区深入发动群众，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分田运动。分田以后建立了靖和浦苏维埃政府。工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林路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年5月1日，中共闽粤边临时特委在靖和浦中心成立，由黄会聪任书记。随后，临时特委在平和县尪仔石山和三坪分别举办了党团骨干训练班，培训区委书记以上干部。黄会聪、何浚和彭德清等先后到训练班讲课。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提高大家的革命信心，同时报告了党中央决定成立闽粤边区特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特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斗争策略和实现任务的具体办法。训练班结束后，由各区区委负责举办党团支部书记训练班，抓紧贯彻落实。这时，形势发展对我们较为有利，训练班办得很成功，很鼓舞人心，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从而，为迎接新的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闽粤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和县邦寮山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闽粤边区特委，黄会聪任书记，委员有何浚、林路、何鸣、余丁仁、谢卓元、许其伟、张华云。特委下辖三个县委：
靖和浦县委，书记何浚，组织林路，宣传邢渊源，委员吴庭坚、朱曼平、潘文川等。
潮澄饶县委，书记陈信胜，组织陈耀潮，宣传陈圆圆，委员张敏、林乌等。
饶和埔县委，书记赖洪祥，组织许其伟，宣传余丁仁，委员张崇、大安、牛眼、和尚等。
同时，于1935年初成立了漳州城工委。书记杨瑞，组织马东涵，宣传李马兜。他们在芗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革命的学生运动、职工运动和文艺运动，有力地配合苏区的游击战争。
同一时期，特委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主要有：闽南红三团，团长张长水，政委何鸣，指战员300多人，编为团部教导队和三个战斗连；潮澄饶红三大队，大队长朱增强，政委贝必赐，指战员200多人；再加上张崇领导的饶和埔中心区游击队数十人，共有武装力量近600人。此外，各县、区还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如赤卫队、模范队等。
闽粤边特委成立后，立即开展各项工作。
在政权方面，以巩固老区、发展新区为中心任务，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特委同时派员到饶和埔区域加强县委的领导，恢复饶和埔革命根据地。
在军事方面，红三团兵分两路：一路向梁山推进，开辟了盘陀、通坑、上坪庄、杜浔、葛后、崎岭、庙埔一带新区；一路向峨嵋、内外东溪、龙山、东坑、乌山挺进，扩大了游击区域，与东江取得了联系。潮澄饶红三大队以浮凤区为中心，向饶和埔方向发展，在诏饶边境打下了许多反动据点，开辟了三饶新区和诏饶边游击走廊，使潮澄饶和饶和埔连成一片。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靖和浦根据地及其周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借此牵制敌人的兵力，以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在经济方面，特委采用集资的办法创办合作社，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合作社的负责人，多数由乡苏维埃主席或其他干部担任，售货员没有固定，由乡政府干部轮流。
同一时期，特委在平和欧寮的楼仔村建立了地下交通总站，负责转送党的秘密文件、重要信件和书报等，并联络、接送特委干部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以及购买重要的军需用品。当时没有电讯设备，斗争环境那么恶劣，交通站成了我党开展革命斗争的生命线。
中共闽粤边特委的成立，促进了闽粤边区游击战争的向前发展。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根本的变化。此后，以靖和浦、饶和埔、潮澄饶，以及云和诏为基础的闽粤边区革命根据地迅速形成。
回顾当时特委所做的政治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首先，在红军游击队中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团员在队伍中的先锋骨干作用，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三团和独立营中党团员的人数占部队比例的30％以上，做到连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绝大多数的党团员都能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自觉地发挥骨干作用。那时，条件虽然十分艰苦，部队经常处于转移或战斗状态中，但我们还是坚持每日上政治课，并不时召开问题研究会，还办了读报班和识字写字班，经常举办文艺晚会，活跃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等。因此，虽然环境恶劣，战士们的精神面貌却很好，打起仗来生龙活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核心领导，没有党团员的骨干作用，我们的游击队会是个什么样子。
其次，坚决纠正错误的肃反政策，及时制止了自相残杀的局面的延续，从内部稳定了队伍。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凤凰山到乌山时期，曾先后有过两次肃反运动，在红军中抓所谓的“AB团”和“社会民主党”，游击队中的一些中队长、排长、班长等或被抓或被杀，一时间在部队里造成了恐慌和混乱。特委觉察到这一情况后，及时进行了纠正，避免了肃反的继续扩大化，使广大干部战士的情绪得以稳定，红军游击队得到巩固。1934年底至1935年春，由于主力红军长征，中央苏区被敌占领，加之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内部肃反扩大化，一些好同志被错杀，致使我们队伍内部的一些动摇分子对前途丧失信心，产生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个别的甚至发展到逃跑或投敌叛变。针对这种情况，特委及时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思想的斗争，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使闽粤边的革命形势继续发展。
第三，坚定而灵活地执行党的建立抗日救亡统一阵线的政策，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闽粤边特委一方面积极派人寻找党中央，一方面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只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就争取到由我党控制的抗日群众组织的公开合法活动。当时，在红军游击队的协助下，地方党组织在各地建立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反日自卫军等；在白区漳州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游行示威；在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及白区建立了抗日义勇军15个中队，并成立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部统一领导之。据1936年10月统计：各县、区、乡三级组织的秘密抗日义勇军达800余人，这不仅大大加强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军事力量，也广泛扩大了我党的抗日爱国政策的影响，为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十分注重宣传工作的作用。在坚持闽粤边的日子里，斗争环境虽然很艰苦，闽粤边特委还是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创办了许多报刊，如《红潮报》、《红潮画报》、《工农报》、《工农画报》、《战斗》以及《抗战情报》等，用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进行思想教育，收效很好。各根据地还临时印刷了许多刊登歌谣的小册子，如潮澄饶地区的《革命潮曲》，闽南的《挑夫十唱》等，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很受群众的欢迎。由于宣传教育工作搞得好，当时，从部队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政治空气非常浓厚、活跃，上下一条心，为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寄托，我们才能信心百倍充满乐观地追随着党将革命坚持到底！
（二）埔尖山大捷
闽粤边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造成敌人惶惶不安，不可终日。于是国民党调遣正规军纠合保安团、地主武装不断窜犯根据地。闽南红三团依靠靖和浦边区人民，在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下，在平和县的三坪埔尖山一带重创了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驻闽南的沈东海部。
1934年11月间，福建省驻闽南保安团沈东海部及其反动武装500多人，象疯狗似地分兵二路袭击我特委机关并破坏秋收。沈部是当时闽南地区最强的一支反动武装。特委接到情报后，立即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大家认为埔尖山地形好，中间地带的高地是控制整块阵地的要冲，我方凭险据守，敌人打不着我们，我们则可以消灭敌人；同时可以在左右两旁埋伏队伍，袭击敌人。尤其是附近的农村，早在红军游击队帮助之下，分了土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因此，张长水团长在会上宣布：这次战斗，我们决定采用“布袋嘴”的打法，“引猪入槽”，在埔尖山伏击围歼敌人。同时决定由我带领第四连负责正面阻击敌人。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为保卫特委机关的安全，流尽最后一滴血。
按原定的军事行动计划，我们和地方游击队抢先占领埔尖山制高点。另有两个连队隐蔽在两旁，准备狠狠打击敌人。那时，沈东海部驻扎在三坪寺院一带。三坪寺院是闽南著名的千年古刹。是唐代名僧义中大师创建的。至今这里还留有许多民间传说，而且富有神话色彩。
此时，我们根据红三团的部署，采取诱敌上山，聚而歼之的战术。我先派一个短枪班运动到三坪寺院附近，突然向敌人射击。沈东海不知是计，立即命令保安团上山追打。当敌人窜进我军预定的包围圈，脚跟还未站稳时，突然红旗展现，军号吹响，这是团部发出的信号。“打！”应着我的喊声，排长也吹响了哨子，战士们立即向敌人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抱头鼠窜。沈东海妄图夺占制高点，便向团匪许愿：凡是参加反冲锋争夺制高点的士兵，奖赏光洋8元；班长奖赏光洋10元；排长奖赏光洋14元。他还亲自督战，组织敌人向我方阵地发动了三次猛攻。战斗整整进行了9个钟头。敌人先后发动了四五次的冲锋，由于我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善战，敌人的猖狂反扑都被我们击退了。激战中，敌人的两挺重机枪缺水，派人到附近山坑取水，结果全部当了俘虏．但敌人还不知道，他们大声叫喊：“赶快把水送来，重机枪没水了。”我得知这一重要情况，马上命令部队全面反击。沈东海被我们打伤了腿，由卫兵扶上了马，经内东溪往文峰仓惶逃命。敌人失去指挥，顿时乱作一团，纷纷丢去手中的枪，如丧家之犬，夺路而逃。我军乘胜追击溃敌，一点也不放松。山谷中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敌人吓得瘫在地上，举手投降。
沈东海部已被我军击溃了，驻文峰保安团队还不知晓。他们由50多人组成的“慰问队”，挑着军衣、军毯、香烟、水果等慰问品，沿三坪方向前进。快到三坪寺院时，保安团队中有人大声喊问：“你们是沈营长的队伍吗？”“是呀，红军被我们消灭了。”于是，他们加快了步伐。当发现我们不象沈东海的队伍，立即把东西丢下，拔腿就跑，我们赶上去，抓了几个来不及跑的敌人。这时，欧寮、横石和三坪的部分群众也赶来帮助我们运送战利品。这一战，我们共打死打伤100多敌人，缴获重机枪2挺、各种枪支100多支和军用品30多担。时值寒冬，山高气寒，指战员们有了冬衣，心里非常高兴。这是闽南红三团创建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另一路敌人亦遭到阻击，他们见沈东海惨败，就脚底抹油，赶快溜走了。埔尖山战斗，我方也付出一定的代价，指战员伤亡8人。
埔尖山大捷，红军游击队军威大震，它为保卫秋收，稳定军民的斗争情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沈东海谈虎色变，再也不敢轻视红三团的力量了。
1934年底，蒋介石集团调遣八十师驻防漳州。此时，国民党河南保安第一支队，粤军邓龙光、李汉魂部以及福建省保安团沈东海部等正集结大量兵力准备“围剿”闽粤边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妄图扑灭正燃起的革命烈火。闽粤边从此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时期。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扩大福建和广东两省边区的游击战争，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厦门中心市委下辖的漳州中心县委与中共福建省委（苏区）下辖的饶和埔县委，以及中共东江特委下辖的潮澄饶县委合起来，成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直属中央领导。同时指定出席五中全会与参加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厦门中心市委代表黄会聪为特委书记。
1934年4月，黄会聪在回厦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后，进入漳州中心县委的游击区域——靖和浦中心区，着手筹建特委工作。靖和浦苏区是闽粤边根据地的主体，当时，漳州县委已在这里建立了南乡、北乡、洋尾溪和龙溪圩四个区委和龙岭、小山城、三坪、山前、沥水五个工委。县委很重视发展基础党组织，每开辟一个游击区，建立一个基点，就在那里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各区都有游击队、赤卫队等群众武装，并以此作后盾，进行分田，建立革命政权。同年3月，靖和浦县委何浚、林路、许其伟等同志到新辖五个区深入发动群众，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分田运动。分田以后建立了靖和浦苏维埃政府。工会、共青团、妇女会、儿童团等各种群众组织也纷纷建立起来。林路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4年5月1日，中共闽粤边临时特委在靖和浦中心成立，由黄会聪任书记。随后，临时特委在平和县尪仔石山和三坪分别举办了党团骨干训练班，培训区委书记以上干部。黄会聪、何浚和彭德清等先后到训练班讲课。他们介绍中国革命战争的形势，提高大家的革命信心，同时报告了党中央决定成立闽粤边区特委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特委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斗争策略和实现任务的具体办法。训练班结束后，由各区区委负责举办党团支部书记训练班，抓紧贯彻落实。这时，形势发展对我们较为有利，训练班办得很成功，很鼓舞人心，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从而，为迎接新的战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闽粤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和县邦寮山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共闽粤边区特委，黄会聪任书记，委员有何浚、林路、何鸣、余丁仁、谢卓元、许其伟、张华云。特委下辖三个县委：
靖和浦县委，书记何浚，组织林路，宣传邢渊源，委员吴庭坚、朱曼平、潘文川等。
潮澄饶县委，书记陈信胜，组织陈耀潮，宣传陈圆圆，委员张敏、林乌等。
饶和埔县委，书记赖洪祥，组织许其伟，宣传余丁仁，委员张崇、大安、牛眼、和尚等。
同时，于1935年初成立了漳州城工委。书记杨瑞，组织马东涵，宣传李马兜。他们在芗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了革命的学生运动、职工运动和文艺运动，有力地配合苏区的游击战争。
同一时期，特委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主要有：闽南红三团，团长张长水，政委何鸣，指战员300多人，编为团部教导队和三个战斗连；潮澄饶红三大队，大队长朱增强，政委贝必赐，指战员200多人；再加上张崇领导的饶和埔中心区游击队数十人，共有武装力量近600人。此外，各县、区还建立地方武装组织，如赤卫队、模范队等。
闽粤边特委成立后，立即开展各项工作。
在政权方面，以巩固老区、发展新区为中心任务，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扩大游击战争。特委同时派员到饶和埔区域加强县委的领导，恢复饶和埔革命根据地。
在军事方面，红三团兵分两路：一路向梁山推进，开辟了盘陀、通坑、上坪庄、杜浔、葛后、崎岭、庙埔一带新区；一路向峨嵋、内外东溪、龙山、东坑、乌山挺进，扩大了游击区域，与东江取得了联系。潮澄饶红三大队以浮凤区为中心，向饶和埔方向发展，在诏饶边境打下了许多反动据点，开辟了三饶新区和诏饶边游击走廊，使潮澄饶和饶和埔连成一片。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在靖和浦根据地及其周围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保卫土地革命成果，巩固和扩大红色区域，借此牵制敌人的兵力，以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在经济方面，特委采用集资的办法创办合作社，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合作社的负责人，多数由乡苏维埃主席或其他干部担任，售货员没有固定，由乡政府干部轮流。
同一时期，特委在平和欧寮的楼仔村建立了地下交通总站，负责转送党的秘密文件、重要信件和书报等，并联络、接送特委干部和红军游击队指战员，以及购买重要的军需用品。当时没有电讯设备，斗争环境那么恶劣，交通站成了我党开展革命斗争的生命线。
中共闽粤边特委的成立，促进了闽粤边区游击战争的向前发展。使这一地区的革命斗争起了根本的变化。此后，以靖和浦、饶和埔、潮澄饶，以及云和诏为基础的闽粤边区革命根据地迅速形成。
回顾当时特委所做的政治工作，主要有以下几项：
首先，在红军游击队中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团员在队伍中的先锋骨干作用，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红三团和独立营中党团员的人数占部队比例的30％以上，做到连有党支部，排有党小组。绝大多数的党团员都能紧密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自觉地发挥骨干作用。那时，条件虽然十分艰苦，部队经常处于转移或战斗状态中，但我们还是坚持每日上政治课，并不时召开问题研究会，还办了读报班和识字写字班，经常举办文艺晚会，活跃战士们的文化生活等。因此，虽然环境恶劣，战士们的精神面貌却很好，打起仗来生龙活虎。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党组织的核心领导，没有党团员的骨干作用，我们的游击队会是个什么样子。
其次，坚决纠正错误的肃反政策，及时制止了自相残杀的局面的延续，从内部稳定了队伍。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在凤凰山到乌山时期，曾先后有过两次肃反运动，在红军中抓所谓的“AB团”和“社会民主党”，游击队中的一些中队长、排长、班长等或被抓或被杀，一时间在部队里造成了恐慌和混乱。特委觉察到这一情况后，及时进行了纠正，避免了肃反的继续扩大化，使广大干部战士的情绪得以稳定，红军游击队得到巩固。1934年底至1935年春，由于主力红军长征，中央苏区被敌占领，加之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内部肃反扩大化，一些好同志被错杀，致使我们队伍内部的一些动摇分子对前途丧失信心，产生悲观失望的右倾情绪，个别的甚至发展到逃跑或投敌叛变。针对这种情况，特委及时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思想的斗争，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使闽粤边的革命形势继续发展。
第三，坚定而灵活地执行党的建立抗日救亡统一阵线的政策，利用一切有利时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的队伍。在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日子里，闽粤边特委一方面积极派人寻找党中央，一方面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灵活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只经过一年左右的努力，就争取到由我党控制的抗日群众组织的公开合法活动。当时，在红军游击队的协助下，地方党组织在各地建立了有广大群众参加的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反日自卫军等；在白区漳州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游行示威；在各游击根据地，游击区及白区建立了抗日义勇军15个中队，并成立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部统一领导之。据1936年10月统计：各县、区、乡三级组织的秘密抗日义勇军达800余人，这不仅大大加强了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军事力量，也广泛扩大了我党的抗日爱国政策的影响，为游击队后来改编为新四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十分注重宣传工作的作用。在坚持闽粤边的日子里，斗争环境虽然很艰苦，闽粤边特委还是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创办了许多报刊，如《红潮报》、《红潮画报》、《工农报》、《工农画报》、《战斗》以及《抗战情报》等，用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党的政治主张，进行思想教育，收效很好。各根据地还临时印刷了许多刊登歌谣的小册子，如潮澄饶地区的《革命潮曲》，闽南的《挑夫十唱》等，既通俗易懂又朗朗上口，很受群众的欢迎。由于宣传教育工作搞得好，当时，从部队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政治空气非常浓厚、活跃，上下一条心，为革命事业而共同奋斗。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寄托，我们才能信心百倍充满乐观地追随着党将革命坚持到底！
（二）埔尖山大捷
闽粤边区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造成敌人惶惶不安，不可终日。于是国民党调遣正规军纠合保安团、地主武装不断窜犯根据地。闽南红三团依靠靖和浦边区人民，在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下，在平和县的三坪埔尖山一带重创了国民党福建省保安团驻闽南的沈东海部。
1934年11月间，福建省驻闽南保安团沈东海部及其反动武装500多人，象疯狗似地分兵二路袭击我特委机关并破坏秋收。沈部是当时闽南地区最强的一支反动武装。特委接到情报后，立即召开军事联席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敌我形势。大家认为埔尖山地形好，中间地带的高地是控制整块阵地的要冲，我方凭险据守，敌人打不着我们，我们则可以消灭敌人；同时可以在左右两旁埋伏队伍，袭击敌人。尤其是附近的农村，早在红军游击队帮助之下，分了土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普遍建立了地方武装。因此，张长水团长在会上宣布：这次战斗，我们决定采用“布袋嘴”的打法，“引猪入槽”，在埔尖山伏击围歼敌人。同时决定由我带领第四连负责正面阻击敌人。大家纷纷表示：决心为保卫特委机关的安全，流尽最后一滴血。
按原定的军事行动计划，我们和地方游击队抢先占领埔尖山制高点。另有两个连队隐蔽在两旁，准备狠狠打击敌人。那时，沈东海部驻扎在三坪寺院一带。三坪寺院是闽南著名的千年古刹。是唐代名僧义中大师创建的。至今这里还留有许多民间传说，而且富有神话色彩。
此时，我们根据红三团的部署，采取诱敌上山，聚而歼之的战术。我先派一个短枪班运动到三坪寺院附近，突然向敌人射击。沈东海不知是计，立即命令保安团上山追打。当敌人窜进我军预定的包围圈，脚跟还未站稳时，突然红旗展现，军号吹响，这是团部发出的信号。“打！”应着我的喊声，排长也吹响了哨子，战士们立即向敌人一齐开火，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抱头鼠窜。沈东海妄图夺占制高点，便向团匪许愿：凡是参加反冲锋争夺制高点的士兵，奖赏光洋8元；班长奖赏光洋10元；排长奖赏光洋14元。他还亲自督战，组织敌人向我方阵地发动了三次猛攻。战斗整整进行了9个钟头。敌人先后发动了四五次的冲锋，由于我指战员不怕牺牲，英勇善战，敌人的猖狂反扑都被我们击退了。激战中，敌人的两挺重机枪缺水，派人到附近山坑取水，结果全部当了俘虏．但敌人还不知道，他们大声叫喊：“赶快把水送来，重机枪没水了。”我得知这一重要情况，马上命令部队全面反击。沈东海被我们打伤了腿，由卫兵扶上了马，经内东溪往文峰仓惶逃命。敌人失去指挥，顿时乱作一团，纷纷丢去手中的枪，如丧家之犬，夺路而逃。我军乘胜追击溃敌，一点也不放松。山谷中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敌人吓得瘫在地上，举手投降。
沈东海部已被我军击溃了，驻文峰保安团队还不知晓。他们由50多人组成的“慰问队”，挑着军衣、军毯、香烟、水果等慰问品，沿三坪方向前进。快到三坪寺院时，保安团队中有人大声喊问：“你们是沈营长的队伍吗？”“是呀，红军被我们消灭了。”于是，他们加快了步伐。当发现我们不象沈东海的队伍，立即把东西丢下，拔腿就跑，我们赶上去，抓了几个来不及跑的敌人。这时，欧寮、横石和三坪的部分群众也赶来帮助我们运送战利品。这一战，我们共打死打伤100多敌人，缴获重机枪2挺、各种枪支100多支和军用品30多担。时值寒冬，山高气寒，指战员们有了冬衣，心里非常高兴。这是闽南红三团创建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另一路敌人亦遭到阻击，他们见沈东海惨败，就脚底抹油，赶快溜走了。埔尖山战斗，我方也付出一定的代价，指战员伤亡8人。
埔尖山大捷，红军游击队军威大震，它为保卫秋收，稳定军民的斗争情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它给国民党反动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从此，沈东海谈虎色变，再也不敢轻视红三团的力量了。
1934年底，蒋介石集团调遣八十师驻防漳州。此时，国民党河南保安第一支队，粤军邓龙光、李汉魂部以及福建省保安团沈东海部等正集结大量兵力准备“围剿”闽粤边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妄图扑灭正燃起的革命烈火。闽粤边从此进入了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难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