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五南苏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闽南和闽粤边区的模范苏区。我和何浚、朱曼平等都在这里工作过．中共闽粤边特委的许多重要会议也在这里举行。
  五南区归平和县管辖，东南与漳浦、云霄接壤，北靠尪仔石山，与靖和浦中心区连成一片。全区包括：茅东、候洋、新寨、前岭、新美、龙心、义路、法华八个乡100多个自然村。该地区多属平原，部分村庄分布在尪仔石山、番山、大帽山的半山腰。自1931年2月起，党在这一地区开始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武装。初时只有11人参加。他们经常配合队伍行动，剪敌人的电线，破坏其交通，贴宣传标语，配合队伍打击土豪，并把打土豪所没收的东西，如衣服、农具等分给贫苦群众，因此群众都很拥护红军游击队的行动，影响也极好。我们到那个村打土豪，随即就在那个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赤卫队。至1933年底，五南区赤卫队发展到400多名，工作地区扩展到茅东、候洋全乡，龙心、新寨、埔坪等乡的大部分自然村。同时，在比较好的基点村建立了七个党支部，发展50多个党员。
  当时的赤卫队武装对地主民团造成很大的威胁。于是，国民党保安团从1934年起，开始配合地主武装，大举进攻五南区，同时实行“封锁”政策。敌人把兵分驻在五南区周围的集镇，不准小商贩挑货到苏区卖，苏区群众下山赶集若被发觉，敌人就抓。此外，每隔两三天，敌人就到苏区抓人、抢东西，苏区群众不能安心生产，群众和红军游击队的供给都发生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五南区群众在党的领导下集资创办了合作社。他们通过群众的亲戚朋友关系，或利用搞贩运的小贩，适当提高物价，让他们到云霄等地运来我们所需的物资，终于排除了敌人封锁所造成的困难。
  那时，赤卫队白天从事生产，晚上出发打土豪。由于敌人的进攻、封锁、追捕，使他们无法生产，经济上发生了困难。我们就动员他们参加脱产的义勇军，仅石门村20多户人家就有十八人参加。这样，我们的队伍也扩大了。
  1934年4月下旬，我在红四连担任连政委，一次，接到了驻平和县的保安团韩柳添部纠集靖和浦民团武装数百人要进攻五南区根据地的情报，我立即带领红四连，配合团部特务排预先埋伏在敌人必经之路。敌人到来时，我立即发出命令：“等敌人靠近了再打！”一会儿，敌人的大部队一过，我即指挥部队截击敌人尾部。敌军如惊弓之鸟，不知所措。我红军游击队乘机消灭了韩匪一部，俘敌30多人，还缴获长短枪近百支、子弹千余发。五南区的人民真好，他们冒着战火，把煮熟的饭菜送到战士们的手里，把水送到阵地，要我们痛歼敌军，打个大胜仗。几天后，靖和浦三县保安团再次纠集武装千余人，分别从南胜、南浦出发，围攻尪仔石山，妄图消灭我红军游击队。我和李克己主任立即带领红四连赶到南胜与五寨之间的坎头地带伏击敌人。由于消息泄露，敌人兵分两路偷袭我们．在遭遇战中，李克己英勇牺牲．我的右腰部负了伤，但仍坚持指挥部队，直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935年上半年，是靖和浦边区最严峻的一个时期，敌人向靖和浦中心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同时实行“移民并村”的政策，把五南区各乡靠山的村庄移到大村里，中心区全部移到平和的文峰、南胜等地，制造横直50里的“无人区”。移民后，敌人又采取连环保、连坐法、筑炮楼、组织守望队等。规定：“资匪不报者杀”、“供匪粮食者杀”、“通报消息者杀”、“济匪、窝匪者杀”等等。另外还有一种全村自新的政策，规定：“自新了不能再勾结红军，否则杀掉”，企图隔绝群众同红军游击队的联系，截断我们的地下交通线和物资供应线。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下村找群众时，就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有的群众远远看见我们就避开了，有的人在我们叫他时，假装没听见就走了，不敢与我们接近。我们只能在山上吃竹笋和野菜，处境十分困难。
  根据斗争的实际需要，中共闽粤边特委决定将靖和浦中心区并入五南区，并派中心区委书记朱曼平同志担任五南区区委书记。他是广东惠阳人。早期在厦门从事革命斗争，打游击和开展地方工作很有经验．我们热情地欢迎他到任。
  这时，国民党第八十师正向靖和浦区发动第二次“清剿”。在军事上，敌人用“清晨看露水，白天看火烟，晚上看火光，岩石看青苔，密林看树丫”等办法追寻我们的行踪。敌人的行动很诡秘，时常伪装撤走。有时上午来下午走，晚上又突然回来，企图以此偷袭我们，还经常派小分队打埋伏。在政治上，敌人采取“全村集体自新”的欺骗手法，威胁红军家属，引诱红军游击队中不坚定分子投降“自新”。并颁布了《十杀令》。敌人每到一处，就大肆烧杀抢，不仅许多人被套上“通匪”罪名惨遭杀害，就是无辜儿童也难于幸免。
  怎么办呢？朱曼平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只有依靠和动员群众起来斗争，才能排除困难，取得胜利。”于是，朱曼平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深入各自然村，以巧妙的方法进行工作，建立地方革命政权，发展下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五南区，朱曼平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6年1月，日本侵略者大举入侵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闽粤边特委决定组织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朱曼平调任总政治部主任。他带领抗日义勇军第三大队在漳浦一带配合闽南红三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并把敌人的守望队、壮丁队变成我们的武装，扩展了革命根据地。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后来升任特委巡视员，兼管漳浦县的工作。
  我们开赴苏皖抗日前线后，闽粤边特委改为漳州中心县委，朱曼平担任县委组织部长。他在漳浦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搞“两面政权”，发动剿匪。许多同志都说：朱曼平同志是“对工作高度负责的领导者”。
  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闽粤边特委决定：“群众可以集体自新，尚未暴露身份的党员也可与群众一起签名，以求得合法生存和便于移民区坚持斗争，但不能个人或几个人单独行动”。这一政策贯彻之后，五南区的群众和游击队又亲近起来了。在移民村发动群众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开始找到几个苏区的群众，便和他们一起抓地主的鱼吃，打土豪，分东西给他们，把革命利益和群众利益结合起来。随着工作的发展，又进一步和守望队取得联系。
  当时，守望队中有许多人原来是赤卫队队员，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他们被迫参加了守望队．我们在恢复工作之初，他们有顾虑，担心红军游击队会找他们的麻烦。我们理解这些人的处境，于是通过他们的亲戚、朋友登门做工作。在解除他们的顾虑之后，又动员他们继续留在守望队里，协助我们开展工作，逐步地把其它守望队员争取过来。同时，我们明确表示：万一他们的身份暴露了，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编为抗日义勇军，配合我们进行游击战争。由于我们认真细致地工作，开创了五南区的新局面。
  我们在掌握了几座炮楼之后，开会就搬进炮楼去开，守望队为会议放哨．以后守望队就用红军的名义去抓土豪、贴标语，平时在家生产，晚上集中行动。在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时，正确解决了红三团和地方党的关系、军队和群众的关系，使红三团的活动和发展地方武装紧密地结合起来。1935年秋，我们在五南区领导的农民反对开公路和没收地主稻尾的斗争，取得了胜利。那时，我们的工作方式很多。有时他们在田里劳作，我们就下田帮忙；有时我们下村开会布置工作，就叫守望队替我们守望，待我们出村后，他们才枪口朝天地乱打枪；有时我们把他们三五人编成一组，利用晚上到敌人住地周围开枪射击，吓得敌人在夜间不敢出来检查，白天又见不到红军的影子。我们派人去集镇买东西，如买鞋、电池等，就说是守望队要用的，避过敌人的检查。这样，表面上看是敌人的守望队，而实际上是我们的“赤卫队”。当时，我们在五南区除敌人住的村庄外，都可以公开活动。仅五寨地区的六座炮楼就有四座是我们所控制的。
  那时，对于豪绅地主，除少数顽固而又民愤大的，根据群众的要求，我们采取镇压外，一般的保长，我们都采取团结、争取。例如新寨乡下溪楼的联保主任及教练官，一贯和我们顽抗，群众恨之入骨，我们集中力量把联保主任消灭了，又镇压了反动大地主林加伸。群众情绪一下就高涨起来了，欢天喜地说：“除了这个大害，实在要干饭拜人客（祝贺之意）”。反动保长听到这一消息，都逃到南胜圩去。可是，南胜乡公所又逼他们回保组织守望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利用保长的亲戚去宣传红军的政策：只要他们愿意回来和红军联系，不反对共产党，保长仍可以继续当，绝对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然后，让他们直接与我们接触。条件是：不得向国民党报告我们的真实情况，而国民党的情况则要向我们汇报，敌军有什么行动要首先通知我们。这些条件当时他们都接受了。有一次，敌军要进攻鸽婆石——我军驻地，保长庄挖即刻派人向我们报告，队伍及时转移了，结果敌人扑了空。我们通过上述的办法，争取了四个保长。因此，五南区的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至1936年冬，五南区参加农会的人数有3000多人，赤卫队扩大到1000多人，建立了21个党支部，发展200多个党员，妇女会、儿童团、慰劳队等组织也相继建立了起来。全区除井仔尾、南胜外，其他都是我们的地区了。
  五南苏区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在艰苦的条件下，积极配合闽南红三团，为坚持和发展游击战争，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保卫和巩固革命政权。五南苏区无愧是我党在苏区工作中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