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第二天，我们来到漳州城区。
  这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和革命传统的城市。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这里发生了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在漳州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使这里的工农革命有了新的发展。1932年4月，毛泽东、聂荣臻、林彪等率领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开创了闽南革命的新局面，建立了闽南革命根据地。此后，“以龙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五县扩大游击战争。”
  我在漳州城区稍作停留后，即随漳州地下联络站交通员一道进入靖和浦苏区。1933年1月1日，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来到了闽南苏区中心区——漳浦县小山城。
  小山城，位于漳浦县西北部，地处南靖、平和、漳浦三县交界，是漳浦县革命的发源地。这里山高林密，地形险要，反动统治力量较弱，群众基础较好，进可攻，退可守，便于与敌人周旋，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好地方。邓子恢、陶铸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留下战斗的足迹。
  我在小山城受到闽南红三团政治部主任李克己的接见。他对我说：“眼下红三团正需要军事干部，你在琼崖参加过武装斗争，组织上决定把你留在团部工作。”“服从组织决定！”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我二话没说，马上允诺下来。接着，李主任向我讲述了闽南红三团的光荣历史。
  闽南红三团是以中央红军为榜样建立起来的，它的前身是闽南工农游击队，这支武装是根据我党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而诞生的。首任支队长王占春，政委李金发，参谋长冯翼飞。开始时他们只有二三十人，主要在漳州南乡、海澄、石码一带组织农会，抗捐抗税，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扩大到漳浦、平和、南靖三县地区，游击队发展到100多人。1932年5月，中央红军攻占漳州期间，这支武装在中央红军的指导和帮助下，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闽南独立第三团（即闽南红三团）。指战员由100多人发展到近千人。
  1932年6月初，中央红军主动撤离漳州后，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驻漳国民党军四十九师师长张贞率其余部由诏安窜回漳州。接着，张贞配合地方反动民团翁必达、陈祥云等，丧心病狂地进攻靖和浦苏区和红军游击队。初期，红三团在漳浦的象牙庄附近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打死打伤很多敌人，并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后来，张贞依仗人多枪好，再次残酷“围剿”，由于红三团新兵多，缺乏实战经验，在突围战斗中，有70多人伤亡，政委王占春不幸身负重伤，几天后牺牲了。队伍移驻车本村，那里四周是高山，石洞很多，便于防守和出击敌人，群众基础好。但队伍庞大，不利于隐蔽。休整期间，张贞调三个团的兵力及地方反动武装共4000多人，残酷“围剿”红军游击队。由于实行了守住车本苏区的错误方针，使部队蒙受重大损失，团长冯翼飞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副团长尹林平也受了伤，转到厦门医治，后回红三团当团长。在车本战斗中，我游击队员伤亡一部分，加上有些人离队，队伍只剩下200-300人。这是红三团建立以来，遭受最严重的损失。时任中共漳州县委书记蔡协民于1932年11月20日在《给厦门中心市委声明书》中对这一惨败作了如下反省：“龙溪和社（车）本两次战争领导的失败，主要由于我对敌情估计不够。龙溪战争中根据侦探报告，我估计敌人是民团不是军队，以致形成攻坚的军事冒险的错误，使红军独立团受到二次的损失。社（车）本战争我估量不会有很多正式军队（估量张贞一团以上，余为民团），和害怕红军冲不出敌人的包围与脱不了敌人的攻击、分散又怕各个击破的危险与保护伤兵采取游击战术的守山策略，企图以两次战败的士气与缺乏战斗经验的新组成的部队，利用地势，以少胜多，打败敌人，恢复红军的勇气与提高根据地群众斗争情绪的幻想，使红军受到大敌围攻的惨败。”
  王占春、冯翼飞的牺牲，是闽南武装斗争的重大损失。闽南人民至今仍缅怀他们的光辉业绩。
  王占春，1905年9月出生于龙海县邹塘村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小爱好习武，练就了一副魁梧硬朗的体格，陶冶出豁达豪爽的性格，富有正义感，是漳州早期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
  1928年3月，为声援平和暴动，牵制敌人，他率领龙溪县南坑等地数百名农民武装，攻打了反动势力雄厚的程溪保安分驻所，乱了敌人的阵脚。程溪暴动后，敌人对他恨之入骨，多次策划，派兵捉拿王占春。王占春却来个针锋相对，主动出击。1929年9月6日，他武装袭击何里庵，一举干掉了九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家伙，使敌人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尔后，王占春参加了威震全国的厦门劫狱行动。
  返回漳州游击区之后，王占春积极配合陶铸同志，扩大工农革命武装，将南、北乡两支游击队整编为闽南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他担任支队长。1932年2月，王占春与邓子恢、李金发利用张贞强派“飞机捐”，在漳浦小山城建立了以小山城为中心的靖和浦革命根据地。
  红军入漳后，王占春担任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其间，他积极配合中央红军完成进漳的“筹款、扩军、抗日宣传”等各项任务。王占春是一位深受漳州人民拥戴的、土生土长的传奇式人物。
  1932年底，漳州中心县委在漳浦县龙岭村召开了总结红三团的战斗经验与教训的军事会议。这是红三团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会上，对龙溪、车本两次战斗，因军事冒险的错误而惨败，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研讨了恢复和扩大小山城苏区和建立闽南新苏区的问题。会上还传达了中共厦门中心市委的指示，以及市委对蔡协民同志的处分决定。我是在会议结束以后，在红三团团部机关听取漳州中心县委书记何鸣的传达报告。那时，我得到了一个启示，即开展游击战争要讲究战略战术。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红三团的斗争策略。
  龙岭军事会议后，红军游击队兵分三路：政委何鸣和何浚带领第五连为一路，到南靖县的程溪、龙虎庵、人家（今属龙海县辖）等地活动；团长尹林平和王却车带领第一连和第六连为一路，在欧寮、车本、老灶、三坪等地活动；我们这一路由李克己和连长余天助带领，进入平和县的五寨、南胜地区活动。我们以尪仔石山为依托开展游击战。首先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作为进村的头等大事。队伍走到那里，就宣传到那里，把标语、传单张贴在墙上和石头上。其次是严明军纪，秋毫无犯。红军游击队不得侵犯群众利益，谁侵犯了，就要受处罚。无论是酷暑、寒冬，我们大都住在树林或山洞里，很少住进民房。第三是打土豪，分粮食。游击队每到一地，就打土豪、开仓济贫。起初，当地群众不敢来拿，我们就利用晚上将衣物、粮食等送到基本群众家里，救济穷苦群众。后来，战士们煮好了饭，也请老乡一起吃，不分彼此。就这样，我们同人民群众逐渐地建立起骨肉般的关系，在那里站住了脚。
  1933年二三月间，驻闽南的十九路军开始对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发动了进攻。经济上，敌人禁止米、烟、盐、肥皂等日用品运进游击区；军事上，组织守望队配合地主武装、地方反动民团进攻我们。并在三坪、龙岭、山城、车本苏区一带以及尪仔石山周围的南靖县龙溪圩，平和县南胜、五寨，漳浦县石榴坂、象牙庄等地驻兵。一旦发现红军游击队，就穷追猛打。那时，我们与敌人周旋，顾不得林密山陡，荆棘横生。手、脚刺破了，衣服扯碎了都不去理会。在山上，红军游击队有时没饭吃，只好靠挖野菜充饥。有的同志因寒流袭击病倒了。这时，小部分游击队员产生了悲观情绪，政治部主任李克己就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提高大家的革命信心。同时，他也认真细致地做了群众工作，得到根据地群众暗地里的帮助和支持。特别是转移到南靖县大坪林山区，我们得到了物质补给，队伍解决了吃饭问题，初步克服了经济的困难。
  队伍在大坪林休整，敌人调来李竞波主力团，配合漳浦、平和、南靖三县的地主武装，共2000——3000人，团团围住大坪山，扬言要把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团部派莫加福、许石飞两人去侦察敌情，发现敌人这一阴谋，情况万分紧急，刻不容缓，决定当夜突围。由莫、许等人找了一个敌人容易混淆不清的地方，突然向一边的敌人发起了攻击．这一打，把敌人全搞乱了。他们以为我们要突围，就象潮水般地攻击而来，那冲锋号吹得嘀哒嘀哒的震天响．在此情况下，我们立即隐蔽起来，敌人双方互相厮杀，伤亡40多人。乘敌人相打这一空隙，我们安全转移了。
  这一时期，闽南红三团根据漳州中心县委指示，在程溪的上坪村开展了内部肃反运动。由于“左”的影响，在运动中采用了逼、供、信的作法，造成了严重失误。那时，红三团副团长王却车（又名奕柱）因被说是“土匪出身，本性难改”，在团部被缴枪以后，他就愤然自杀，致使一些老队员因害怕整肃而离开了红三团。因此，红军游击队战斗力大大削弱了，游击区域缩小了，与当地群众的关系也疏远了。特别是原红三团排长叶火叛变后，进行反革命报复，他带着一伙人窜到龙溪圩杀害了我党、团区委书记和部分外来的干部，使这一地区的工作受到严重破坏。
  1933年下半年，红三团分散进行游击战的同时，也采取了联合军事行动。这时，我在红四连担任排长。经常带着一支20余人的队伍在平和县南胜、五寨一带坚持游击战争，打击地主团防武装，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这一时期，红三团先后打下埔坪、南胜等地，建立了五南区革命根据地；袭击了驻程溪的十九路军，缴获各种枪支40多支和子弹数千发，游击区域扩大到白云，大、小田坑，使靖、和、浦三县边区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1933年11月20日，在我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推动下，十九路军的爱国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联合国民党内的李济琛、第三党等一部分抗日反蒋势力，发动了“福建事变”，公开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驻闽南的十九路军积极响应“闽变”，成立了“龙汀省政府”。并在农村斗争比较发展的地区组织农会，进行计口分田、“废债”等，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为防止国民党内部的连锁反应，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坐镇福建建瓯，指挥国民党三个路军，还动用了海陆空的力量，“围剿”十九路军。为对付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十九路军调集主力固守福州。形势的